双减政策的利弊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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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联系不断密切的今天，市场经济的局限性也逐渐地显露出来，众多国家都开始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近几年来，中国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均超过预期目标。中央人民银行制定的2008年和2011年货币供应量M2是增长速度为16%，而2009年和2010年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为17%。而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2008年中国M2的增速为17.8%左右，2009年增速高27.7%，2010年M2增速为19.7%左右，2011年的增速为13.6%左右。由此可见，M2在近几年内巨大的偏差说明了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较差。而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大大受限，因此，这样导致了中国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政策是该国对经济进行调控，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减弱显然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着很显著的影响。

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的“不可能三角”的推论，可以认为“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制和资本的完全流动三者不能兼得，一国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而不得放弃另外一个目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随着当今世界经济不断发达，各国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也是大势所趋。由于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有限，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应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且不断完善中国的金融体制，促进汇率水平的市场化进程。

本文基于影响GDP的几个重要因素即物价水平、货币数量、利率水平以及政府财政支出等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行分析。选取了1980―2012年的数据，分别设定出双变量、三变量和四变量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进行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选取

（一）研究方法

结合货币政策对外独立性检验，本文建立了双变量VAR模型，即货币数量对实际GDP，货币数量对物价水平，利率对实际GDP，利率对物价水平；三变量VAR模型，即货币数量、物价水平对实际GDP和物价水平、利率对实际GDP和物价水平；四变量VAR模型，即物价水平、货币数量和利率水平对实际GDP和物价水平。以此来检验货币政策工具是否是货币数量的原因以及利率是否是货币数量的格兰杰检验原因。

（二）数据选择与处理

在模型中，货币数量指标选用的是1980―2012年度的M2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实际利率水平和物价水平数据的来源也是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实际GDP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首先，在国家统计局网站中搜集到用支出法计算的GDP总值和GDP定基指数（1978=100），然后对其进行平减，计算出GDP总值（1980=100）。由于所收集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对所有的四个变量中除了利率以外的变量取对数，货币数量为LNM2，物价水平为LNC1，实际GDP总值为LNG。

二、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用Eviews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选择ADF单位根检验，当显著性水平确定为α=0.05时，得到如下结果（见下页表1）。

从下页表1可知，货币数量、实际GDP、物价水平和利率四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以对其进行建立协整关系。

（二）双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和误差检验

采取Engle和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检验法对双变量模型进行协整关系检验。首先，检验其是否为同阶单整，如果是，则建立回归方程；其次，再检验残差序列t的平稳性。若残差序列不平稳，即存在单位根，t～I（1），则回归方程中变量间的协整关系不存在。若残差序列平稳，即不存在单位根，t～I（0），则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存在。所得到的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中的协整结果可以看出，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为2阶协整，实际GDP和利率为1阶协整。

在下文中，分别建立双变量、三变量和四变量模型，分析GDP、物价水平、货币数量、利率之间的关系，再将政府财政支出作为外生变量加入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有效性进行分析。

1.双变量协整关系检验。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实际GDP和利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其协整方程分别为：

LNC1=0.287659LNM2-2.130295

LNG=-0.018996R+9.981968

LNC1=0.344039LNM2-0.00000437T-2.63694

从协整方程可知，M2与CPI、R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说明政策目标与变量之间的不稳定因素在长期内可抵消。但在CPI与M2的关系式中，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说明在长期内，货币数量对CPI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程度比较小；在利率与GDP的关系式中，利率对GDP影响系数很小，并且为负值，说明在长期内，利率对GDP的影响系数很小。

2.双变量模型协整关系的误差检验。分别检验两个方程残差序列的平稳性，结果如下：

（1）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的关系。根据残差检验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的关系，可以判断出e1不含有趋势项和截距项，所以可对其进行无趋势项和无截距项的单位根检验。在检验的结果中，所显示的t值为-1.9269小于当显著性水平为10%时的t值，P 值为0.0650>α=0.05。由于本文中所选择的数据为1980―2012年的年度数据，数据选取的数量较少，对实际情况的说明有限，所以可将显著性水平变为α=0.1。当显著性水平α=0.1时，应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变量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的协整关系存在。

（2）实际GDP和利率的关系。根据检验结果可以判断出e2不含有趋势项和截距项，所以可对其进行无趋势项和无截距项的单位根检验。

同样，在此检验结果中，显示的P 值为0.0015

3.用格兰杰检验对双变量模型进行因果估计。由于格兰杰检验对滞后期的要求比较明显，因此采用VAR模型中施瓦兹SC准则和AIC准则确定滞后期。在对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实际GDP和利率（R）以及货币数量与实际GDP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得出以下结论：货币数量是物价水平的原因，物价水平不是货币数量的原因；利率（R）是实际GDP的原因，实际GDP不是利率（R）互为因果关系；货币数量与实际GDP无关。

（三）三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和误差检验

1.三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在三变量模型分析中，由于货币数量和利率水平对物价水平和实际GDP之间没有协整关系，所以，在三变量模型中对货币数量与实际GDP、物价水平以及利率（R）与实际GDP、物价水平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分析。

对于三变量模型协整关系的检验，本文采用JJ检验方法。首先，对货币数量与实际GDP、物价水平和财政支出（T）这些变量进行JJ检验。 从检验结果可以得知，三个变量之间有1个协整关系存在，所以货币数量与实际GDP、物价水平和财政支出这些变量之间有协整关系，存在长期变动趋势。其次，对实际GDP、物价水平、利率和财政支出进行JJ检验，得到实际GDP、物价水平、利率和财政支出这些变量之间也具有协整关系，存在长期变动趋势。得到的协整方程为：

LNG=0.692805LNC1-0.155820LNM2+0.0000039T

LNG=-0.0898496LNC1+0.169728R+0.00000139T

在GDP与CPI、M2的关系式中，GDP受物价水平的影响较大，影响系数为0.693，而与M2之间呈现出反比关系，说明市场中货币数量的增加会带来GDP的小幅度下降。在GDP与CPI、R的关系式中，物价水平对GDP的系数为负值，这与事实不相符合，但是其值较小，可能是由于数据选取数量有限，使结果出现一定误差。在两个式子中，财政支出对于GDP的影响都十分小，可以忽略不计。

2.三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的误差检验。对实际GDP对物价水平、货币数量与财政支出的协整关系进行误差检验，得到检验结果为：

ecmt=LNG+0.431391LNC1-0.550192R+0.00000721T-4.554983

ecmt=LNG-0.99692lLNC1-0.029662R+0.00000499T-9.011545

在双变量模型与三变量模型中，利率水平对实际GDP的影响的变动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了利率的政策效应可能为内生的，是受到政策的被动变动。

（四）四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和误差检验

1.四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在上述的实际GDP对物价水平、货币数量与财政支出三变量中加入实际利率，在四变量模型中仍然使用JJ检验方法对四变量模型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得到的检验结果为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存在长期变动趋势，其协整方程为：

LNG=-0.23023LNC1-0.067945LNM2+0.052059R-0.00000328T

从所得到的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实际GDP受到实际物价水平的较为显著，实际物价水平每上升一个单位，实际GDP会下降0.2302个单位；实际GDP水平受到货币数量的影响较小，当货币数量每变动一个单位时，实际GDP变动0.0679个单位，并且与货币数量呈负相关，但是相关程度较小。利率水平与实际GDP相关系数很小，为0.0521，说明利率水平对实际GDP影响不大，同样，国家财政支出对实际GDP影响更小，说明国家财政对实际GDP影响有限，因此，对于财政政策的使用，应权衡利弊。

2.四变量模型协整关系的误差检验。对四变量模型进行误差修正检验，得出以下方程：

ecmt=LNG+0.507785LNC1-0.0579343LNM2-0.004788R+

0.00000704T-4.303320

在四变量中，利率对实际GDP的影响系数很小，影响十分微弱，并且，随着对实际GDP的影响变量增加，利率的影响效果有变小的趋势，说明了利率对实际GDP的影响没有长期的自动稳定关系；在四变量模型中，对其进行误差检验与修正后，物价水平、货币数量、利率水平以及外生的政府财政支出对实际GDP的影响系数很小，影响很弱，中国货币政策具有独立性有限。由分析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开放条件下，仅仅用控制汇率的方法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有效性其作用是有限的，因此要对中国的金融体制创新地进行改革、发展与完善。

三、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总结

本文分别通过对双变量、三变量和四变量模型进行协整关系的估计与检验以及在双变量模型中使用格兰杰检验分析因果原因，并且将政府财政支出作为外生变量加入模型。在双变量模型的格兰杰检验分析结果中可以了解到，实际GDP和利率水平是互为因果关系的，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三变量模型和四变量模型中，本文采取JJ检验。三变量模型中，分别作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对实际GDP、物价水平与利率对实际GDP的模型；在利率与实际GDP关系中加入物价水平的因素后，利率对实际GDP水平由双变量模型中的较弱的正相关变为较强的正相关；而在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对实际GDP模型中，物价水平对实际GDP是正相关，货币数量对实际GDP的影响是负相关，并且GDP受到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极小，这可能是由于财政支出水平具有滞后效应。在四变量模型中，将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对实际GDP的影响中加入利率因素，模型的拟合优度相对于前两个模型更高，模型对实际经济情况的解释程度更好，并且在对四变量模型进行误差修正后，实际GDP与货币数量和利率呈现了正相关的关系，但是相关系数较小，对经济的影响还是不够显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还是有限的。

（二）对策建议

1.政府应当控制中国货币数量，从而保持中国物价水平的稳定。保持国家物价水平的稳定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国家出现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出现，物价水平的稳定有利于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篇2

经历过外汇短缺时代的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和1994年以来外汇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外汇储备迅速增长，2006年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总体规模达到8536.72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一。截止到2012年9月，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到32850.95亿美元。

一、分析我国外汇储备增长之势迅猛的原因

1.自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到2011年年底为止，除

了1998年资本与金融账户存在逆差，17个年头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是形成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系列优惠政策和稳定的国内环境，及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际事务中表现出来的负责任的大国姿态，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中国；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及1994年汇率并轨导致的人民币贬值对出口的刺激，促进了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因此，十几年巨额“双顺差”的积累，为我国外汇储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流。

2.在“双顺差”背景的同时，我国在1994进行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了银行结售汇制度，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这一制度刚开始对增加国家储备，防范金融风险有着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储备规模越来越大，这一制度并没有跟着变化了的国情而革新。与发达国家“藏汇于民”，及黄金储备占国际储备相当大的比率这些情况相比，我国公布“藏汇于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巨大，以致国际投机者看好人民币升值，大量游资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名义上增加了外汇总量，同时也可能使得人民币汇率偏离真实经济所决定的汇率水平，反过来又使人民币汇率产生变动，增大中国金融风险。

3.主要发达国家由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对中国有意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然而这些正是中国现在急需的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讲，购进这种产品也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赚取外汇的主要目的之一。并且这些商品的附加值高，如果这些产品出口被管制，发展中国家必定会有较大比重的外汇闲置。

现阶段，降低外汇储备数额，为巨额外汇寻找“走出去”之路，是我国加强外汇储备管理的重要课题。

二、从我国外汇储备的现状入手，结合国际上管理外汇的经验提出的对策

（一）在保证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的前提下，加快从“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的政策转变的步伐，分摊国家持有外汇的风险，提高储备的经营管理效益

2008年8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实施后，要求经常项目外汇收支应当具有真实、合法的交易基础，取消外汇收入强制调回境内的要求，允许外汇收入按照规定的条件、期限等调回境内或者存放境外。放松或取消结汇制度，有利于增强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持有和使用外汇的自主性和便利性，有利于分散外汇风险，有利于外汇管理机构对资金的有效管理，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这种“藏汇于民”的做法，使国内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贸易区域结构来组合自己的外汇结构，从而缓减央行对外汇储备结构管理的风险，减轻官方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

（二）进一步完善各项吸引外资的政策、法律和法规

例如，不能再把引进外资作为考核地方部门企业政绩的硬指标。目前，新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吸引外资政策方面的优势相对以前降低，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外资转化为本地采购的现象，从而降低外资转化为外汇储备比率，最终有利于提高我国人民币的使用效率和对外开放的水平。

（三）优化储备结构，提高黄金在国际储备中的比率

黄金是一种稀缺资源，具有良好的保值作用，政治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其黄金储备也多，这说明黄金储备仍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然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截至2005年6月，我国有600吨的黄金储备，约占外汇储备的1.4%。2009年4月份，中国通过购买国内黄金，增持外汇储备，截至2012年5月，中国黄金储备为1054.1吨（黄金占外汇储备1.7%），这与债台高筑却拥有8133.5吨黄金储备的美国（黄金占外汇储备75.9%）相比还有一大截距离。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外汇储备大国，黄金储备小国，这种状况和一个发展中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四）完善金融服务市场，加快实施外汇“走出去”战略，增加战略物质储备

第一，要鼓励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加大对目前和今后国内紧缺的战略性资源领域的投资，最好是能够控股，建成战略储备体系。这不仅对于减少顺差和人民币升值压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对我国和资金投入国来说也会是一项“双赢”的合作。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资源，却面临着资金短缺、勘探和开采技术落后等难题，这与我国的情况正好互补，加上中国对外投资是友好且不附带任务政治条件的活动，致力于世界和平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应该是这些国家首选的合作对象。

第二，适当加大进口幅度，着力推进关键技术的引进，培养高级人才。众所周知，如今早已进入以科技和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时代，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中国要实现“弯道超车”，那么为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学习、实验和生活环境，有步骤地把各类专业人才送往国外培训，是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从而根本上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用超额外汇储备投资高科技知识产权比投资于金融产品具有更稳定的收益，且比投资于物质资源具有可持续发展利益。中国的巨额外汇是在牺牲环境、消耗资源、出卖廉价劳动力和应付贸易摩擦等一系列代价之后积累而成。在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下，中国加大进口什么原材料，什么就涨；中国出口什么物美价廉的产品，默默地承受着资源枯竭的威胁和环境污染的迫害，莫须有中又被套上“倾销”的“帽子”。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给中国再一次敲响了警钟，面对减排等一系列环保指标，中国的产业必须经受脱胎换骨的阵痛，要勇敢地从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恶性循环”中跳出来。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必须好好地利用外汇储备，加大对先进科技的引进力度，缩短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周期，为早日实现新型工业化社会积累“知本”。

综合技术水平不仅包括先进技术，还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等。我国的管理人才和高科技人才相对较少，所以可以大量引进发达国家的专门人才。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加上中国高速发展的势头，发达国家实际对中国出口先进技术的金额小的可怜。因此，我们如果完善人才引进制度和工作、生活等方面的配套设施，我觉得先进人才的引进比先进技术的引进难度要小，也更具灵活性。可以对引进的人才按照国际标准用美元支付其薪酬并允许其汇出境外，提高其为我国科技发展服务的积极性。

（五）从根本上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这一困局的结构性改革办法在于，改变“国富民穷”的局面，这包括将国有资产股权分给老百姓、降低各类税率。关于国有资产的民有化改革，可以考虑通过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将国有资产注入其中、然后把基金的股份均分给13亿多人，或者通过直接送股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为中国民间消费提供更多不断增长的财产与收入基础。

国内消费增长之后，出口顺差就会减少，外汇储备的困局也将得到缓和。但消费本身具有刚性，人们收入突然增加，一旦形成消费惯性之后，中国的经济底子是否经得起超前消费？或者由于中国人消费习惯，人们拿到钱后大多投入资本市场，消费市场依然热不起来？所以这就还需要国家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为目标，合理分配这一部分资产。“家电下乡”、住房按揭贷款利息折扣等措施，提升了居民对工业产品、房地产的消费需求，而这些刺激消费的举措才应该是经济救助计划的重点。通过这些政策调整来增加国内消费、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这也会缓解外汇储备的压力。

三、结语

总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间资金流动变得更加频繁，以我国现行外汇规模和实力，对外汇实施积极管理，这对国内外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到时相关利益者在国际上也会针对中国发出更多的声音。因此，为了实现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和人民福利提高这一最终目的，我们改革还是不能拔苗助长。

参 考 文 献

[1]余芳.“我国现阶段外汇储备管理问题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学位年度：2007.网络出版投稿时间：2008-03-19

[2]于泺.“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困境与管理”.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学位年度：2007.网络出版投稿时间：2007-07-20

[3]梁白洁.“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学位年度：2007.网络出版投稿时间：2007-11-23

[4]秦爱红.中国外汇储备过多的对策分析[J].特区经济.2008（10）

[5]曲国明.我国超额外汇储备投资国外高科技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J].金融发展研究.2008（7）

[6]李朝伟.浅析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合理使用[J].世界经济情况.

2009（7）

[7]天勤.尽快调整外汇储备的投资组合[J].国际融资.2009（4）

[8]谢伟杰.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利弊分析及对策[J].企业导报.

2010（12上）

篇3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典藏

【正文】

典藏是文献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与采访、编目成鼎足之势，共同支撑着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直接影响着文献的布局结构及其利用。然而在高校图书馆，典藏历来不被重视，常常是采、编人才济济，流通班子臃肿，而用于典藏的人力资源却捉襟见肘。近年来，随着高校扩并，各高校图书馆在采、编及流通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使典藏显得更加囊中羞涩。总体说来，由于受多种因素制约，当前高校图书馆还远未形成真正规范实用的内部典藏制度。典藏工作已不容再忽视。

几年来笔者一直兼事中、西文典藏。下面结合工作实际谈谈影响高校图书馆典藏的几种主要因素，旨在抛砖引玉、共同进步。

1学校宏观政策及图书馆微观制度的影响

宏观方面，近年来，受“教学、科研中心主义”思想支配，各高校针对图书馆的人事编制都不约而同地逐渐功利化、两极化。一方面，一味追求高学历，不太尊重图书馆依据实际作出的人事请求；另一方面，又把图书馆变成了解决教学、科研人才及有关领导后顾之忧的基地，优先安排其配偶或子女。就目前而言，此两方面可谓平分秋色。但依据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后者会渐渐占上风。这是高校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之一大忌，而受害最大的则是典藏，因为学校宏观政策的盲目性必然导致图书馆微观制度的不合理性，从而最终导致典藏队伍建设的迟滞。

众所周知，典藏区别于采访、编目及流通服务的是，它还涉及文献流通前的批次挪架、分架、清点、交接等。这些都是重、累活。而图书馆的具体规定又不能违背学校人事安排的初衷：稳住人才；解决有关人士的后顾之忧。要想调整各方利益，就只好在岗位安排上细细斟酌。权衡利弊的结果必然是，典藏不能由受照顾的人士去做（其实也不能胜任），因为他们是特权阶层，而高学历者又好像只适合从事采访、编目之类技术含量高的工作（可能专业不对口）。那么，典藏只能由以上两者之外的人员担纲。他们一般都不年轻，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图书馆知识，大多乐于被动地接受工作安排，还往往身兼数职，却又没有明确的职责范围。他们的工作不受重视，使用的基本上都是要淘汰的微机，也很少随同参观学习兄弟馆的先进经验。最为重要的是，与其它岗位比较，他们人数比例极低。许多高校图书馆典藏部都只配备一至两人。有些馆甚至没有专门的典藏人员，而由他人兼事。

2网络环境的影响

2.1“滚动排架”的冲击

网络环境直接催生了数字化图书馆，使过分强调流通管理员因素、适合于封闭服务模式的撒胡椒面式的“混合排架”方式受到了挑战。近几年来，随着数字化图书馆的推行，“滚动排架”模式渐渐深入人心。其表现形式是新文献集中排架，且放在库室较为醒目之处，一般为入口处。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使读者能在进入库室之初就能看到新书刊，通过视觉激发其读书的热情，而根本目的却是为了提高文献的利用率。但这却给图书典藏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因为所谓“滚动排架”只能是相对的，一旦文献信息老化，必然迎来最终的“混合排架”。这就意味着典藏原则不可避免地复杂化、多元化。也就是说必须进行毫无时间规律可言的二次典藏，即流通中的典藏，表现为流通中据实对文献进行合理调配、剔旧、注销，以使馆藏结构合理、布局实用。此时工作量的增加是隐藏在对新书利用率的网络跟踪及利用效果的读者调查中的，这是一个除非亲身体验否则难以感受、表象平静内含暗流、看似容易其实很难，却又往往被决策者忽视的环节。

2.2典藏人力资源的进一步削弱

网络环境实现了书目数据机读化，使典藏从繁琐的手工方式向完全数字化方向发展。书目数据机读化对典藏人员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除应具有原有的图书馆学理论知识、文献标引技能及良好的职业道德外，还应具备相当的微机操作技术、网络知识并熟知本馆的相关管理软件系统；同时过硬的机读目录知识不可或缺；另外，还须具备一定的外语基础。这一切必然要求高校图书馆吸才纳贤充实典藏队伍。但事与愿违，许多高校图书馆的典藏人员都年龄老化，甚至还要分担其它工作，使得典藏越来越不专业化。从这一点来看，当前网络环境下，书目数据机读化实际上削弱了典藏的人力资源。这是典藏之一大忌。

3高校合并、扩招的影响

3.1馆藏布局模式的复杂性及多样性

合并前受规模及管理模式的影响，各高校图书馆在馆藏模式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一些规模较大、条件较好的院校原已实行了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开放式图书馆管理模式，文献布局大多采用三线馆藏制，实行以全开架为主体、部分半开架及闭架的借阅制度；而一些规模相对较小、条件较差的高校馆由于受服务对象及经费的限制，多采用二级馆藏制，采用半封闭或全封闭借阅的传统的藏书布局模式。

由于高校合并大多采用大并小、优并劣的模式，因而合并后高校图书馆馆际之间的差异就转化为一馆多校区各分馆之间的差异，从而导致整体馆藏布局的复杂性及多样性。并且，受多种因素制约，学校对各新、老分馆的投入也不尽均衡，使得这种复杂性及多样性进一步加剧。

馆藏布局的复杂多样决定了典藏过程的迂回曲折。不同的文献去向不同，不同的藏所又有不同的借阅状态。对于典藏人员来说，每一批次的文献，即使种类再多，也须每种概读，悟其要旨，做到使其去向合理、状态正确；即使数量再少，也须查、分、调面面俱到，尽量做到复本在分馆间、库室间最优化分配。

文献的交接也会耗去大量的时间。典藏人员不得不奔走在各分馆之间，打捆扛包、监督清点、提供清单，事必躬亲，一样不少。正是在这些人们熟视无睹的“稀松小事”上，典藏人员花费了大量时间，付出了极大的耐心。

3.2读者需求的复杂性及差异性

当代大学生基本上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伴随着改革开放长大，许多富有时代特征的新概念，诸如效益观念、个人利益观念等深深地烙在其脑海中，决定了其图书馆需求共性基础上的复杂的差异性。而扩招、合并又使读者人数急增，使差异性进一步加剧。并且，即使是对于特定的读者个体或读者群体，即使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范围，这种差异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特别是受“以人为本、读者至上”观念的支配，许多高校图书馆纷纷增设名称古怪的库室，以期满足复杂多样的读者需求。对此，典藏人员必须对读者需求倾向的变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目的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调整藏书布局。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首先要综合利用各种手段实时跟踪读者需求的差异，另外，还要认真总结，找出规律。这些都是不能上台面的、不为人知的幕后工作，需有巨大的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心做支撑。

4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4.1学校专业设置的多元化

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要求有与之相配套的各类专业人才。高等学校是培养专门人才最重要的基地，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务于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同时其存在也需依赖经济、社会的发展。为适应其服务目的及生存方式，高等学校必然要使其专业设置多元化，同时还需具备一定的前瞻性。

专业设置的多元化趋势对典藏的硬性要求是毋庸置疑的。典藏人员必须熟悉不断变更着的本校各专业的学科建设与课程设置情况、科研部门的课题及项目情况。为此，必须很好地协调与各教学单位的关系，以便及时掌握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意向，同时也为文献采集人员提供素材，使他们在经费允许的范围内，制定出能满足本校教学和科研需要的采购方针，从而使本馆的文献资源建设向着更完善的方向发展。

由此，不难看出，现时的高校图书馆典藏工作的物理范围已经辐射至整个校园，不能再与若干年前相提并论。其中的任何环节皆不是观之即明，而需仔细琢磨、花大功夫方能做到既不拘束于表象上的面面俱到又能熟门熟路、驾重就轻。而要达此目的，谈何容易。姑且不论大量个人时间及精力的牺牲，单要取得馆外的支持就极不易，甚至于不能，非借助馆行政支持而不能收场。而馆领导往往不屑于此，其原因一般都是不了解实情。

4.2文献采访指导思想的转变

市场经济对图书馆的另一冲击是文献价格不断上扬，从而导致采访观念的根本转变。一般说来，在高校各项基础建设预算中，文献购置费的同比增长率大体都不容乐观。除去占相当比例的电子文献的使用及维护费，纸质书刊的购置费则少之又少了。为使文献的“类”利用率符合既定的要求（尤其是为了达到教学评估对文献种数及其“类”利用率底线的强制性指标），最大限度地发挥有限购置费的作用，高校图书馆最终将曾盛极一时的“保质量、保复本”（二保）的文献采集方针淡出视线，转而投向带有浓厚功利色彩的“保品种、减复本”（一保一减）的采访指导思想。这一转变的必然结果是文献品种杂乱纷呈，文献质量良莠不齐。这势必引起文献典藏微观上的巨大调整。

众所周知，高校图书馆对典藏人员素质有一项不成文的要求，即使馆藏结构合理、布局实用。这一要求源自“二保”方针，也确实在传统典藏中发挥过巨大影响。但在眼下“一保一减”思想的支配下，再要求典藏人员演绎此类要求，实在是勉为其难。对于多校区文献典藏，简直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由此可见，受以上因素不同程度的束缚，高校图书馆的典藏，就像一双沉重的翅膀，难以展翅高翔。要使其与采访、编目等比翼齐飞，首先，学校及图书馆需从思想上加以重视，从根本上转变传统观念，重新确认典藏的地位和作用。其次，需多方入手加强典藏队伍建设。关键是要争取校方的政策支持，不断补充典藏人力资源。同时，要建立健全典藏工作制度，明确典藏人员的职责范围与评价尺度，切忌典藏人员兼职，而应让其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对馆藏的探讨和研究及与相关部门的协调上。

总之，随着高等教育及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图书馆数字化的进一步完善，作为文献走向流通的重要环节之一，典藏不能再被等闲视之，否则高校图书馆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功能就无法彻底实现。

【参考文献】

1梁洁.优化典藏工作，提高图书利用率.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4（15）：107-108

2王丽琴，何琳.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典藏工作模式与素质要求.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4（4）：107-109

3孙玉鹏.多校区图书馆的典藏工作.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2003（3）：74-75

4吴国臣.论院校合并后图书馆典藏部的职能.中华医学图书馆杂志，2001（7）：17

篇4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现象日益凸显，集中体现在美国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以及日益增长的债务，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迅速增长的贸易顺差，以及欧洲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事实上，谈到中国的崛起，不得不提的就是1994年以来中国持续的双顺差现象（除1998年资本项目出现小额逆差外）。尽管双顺差的出现并不是特例，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其背后可能隐藏了特殊的经济问题，这些经济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均有显著影响，因此国内许多学者对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形成原因及治理方案做了相关研究。

杨宗翰等（2006年）运用两时期模型分析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原因。文章将1982年至2005年视为第一期，2005年以后的经常项目顺差则是由于前一时期存在激烈的竞争使得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因此降低的消费指数就使得家庭预期的第二期收入减少，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第二期收入的减少造成持久收入减少，最终导致了经常项目的巨额盈余。对于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成因，文章认为主要是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中国较低的生产成本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导致为保证国际收支平衡应当呈现赤字的资本与金融项目也出现了顺差[1]。

卢锋（2006年）则认为双顺差的直接原因为加工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加工贸易顺差主要导致了经常项目顺差，与此同时加工贸易的大部分是由外资企业承担或参与的，而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又导致了中国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因此双顺差的成因可以集中归结为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不断推动发展的加工贸易。进一步，文章指出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与当代经济全球化时代环境具有深刻联系，而中国在产品内分工兴起的经济浪潮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越来越多地参与特定产品的生产或供应活动[2]。

张少军等（2008年）基于全球价值链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形成，其实是国际经济活动在全球布局的结果，是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协调和治理在空间上分散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货币表现。双顺差的形成有崭新的经济背景和很强的微观基础[3]。

目前已有研究较多集中于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分析或将研究聚焦于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对于两个项目顺差成因之间的相关性鲜有研究，首先对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原因进行定性分析，提出假说；然后对两种顺差的成因进行实证检验，比较两个顺差决定因素的异同；最后提出本文的政策建议。

二、实证分析双顺差的成因

（一）经常项目顺差成因分析

在1985―2010年的26年中，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仅有5年是逆差，这5年分别是1985年、1986年、1987年和1993年，且从1994年起连续16年都是顺差，特别是2004年起，中国对美国经常项目的顺差显著增长，最高时超过4000亿美元，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才有些许下降，2010年又有反弹趋势（如图1）。

图1 1985―2010中国对美国经常项目差额（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外汇管理局

分析经常项目顺差的形成原因，我们可以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入手。

依据支出法计算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知：

Y=C+I+G+(X-M) (1)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C为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I为企业投资和居民投资，G为政府投资，X为出口，M为进口。

由此(1)移向可得经常项目差额CA=X-M=Y-(C+I+G)（2)

出口与汇率和国外需求有关，而进口则与国内消费需求和汇率有关。消费开支等于可支配收入乘以消费率，消费率等于1减储蓄率，因此，经常项目顺差是汇率、可支配收入和储蓄率的函数；可以将(2)式可以改写为CA=CA(ER,IN,SR) (3)

其中E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IN表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SR表示居民储蓄率。将上述三个因素看成解释变量，将经常项目顺差看成被解释变量建立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LogCA=α1+α2logER+α3logIN+α3logSR (4)

从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得到1985-2010年中美经常项目顺差的数据，并从国研网和中经网得到相应年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间接标价法）、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储蓄率的数据，去掉负数后取对数得到相关变量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说明：检验形式(C,T,L)中，C代表常数项，T代表趋势项，其值为0时表示不含有趋势项，L表示滞后阶数。

检验结果表明logCA，logER，logIN，logSR四个变量均具有一阶单整性，故进行协整检验如下。

注：*表示5%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这四个变量之间不具有协整关系的零假设被拒绝，故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同时对模型进行White检验和DW检验，结果如下：

F统计量=1.438528，Prob. F(8,6)=0.3382；DW值=2.095801

显然，模型通过了White检验和DW检验，表明模型中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现象，因此可以进行t检验和F检验，并对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可得：

logCA=1.492430-5.249041logER+3.234079logIN+5.217988logSR (5)

(0.128974) (-3.334029) (8.929311) (2.396569)

R2=0.881332

F检验值=27.23198 P-值(F统计)=0.000022

注：括号中为t检验值，下同

t检验的结果说明三个参数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居民储蓄率对经常项目顺差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这一结果与前文的理论预期相符。F检验的结果说明F检验值1%的显著性检验，即模型整体的显著性很好。

故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经常项目顺差变化率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间接标价法）变化率负相关，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率和居民储蓄率变化率正相关。其他因素不变时，人民币每升值1%，经常项目顺差将降低5.25%；同样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上升1%，经常项目顺差将上升3.23%；居民储蓄率每上升1%，经常项目顺差将上升5.22%。另外，由R2=0.881332可知这三个解释变量对经常项目顺差的解释程度达到88%以上。

（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成因分析

1985年以来，我国对美国资本项目差额总体也是顺差状态，特别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更是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到2010年，资本项目顺差达到了2260亿美元（如图2）。

中国作为新兴的经济体，拥有低廉的要素成本和巨大的潜在市场，吸引了大批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直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使得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这一顺差的持续时间甚至比经常项目还要久。我们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KA=β1+β2・ER+β3・DI (6)

其中KA表示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E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

本文从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得到1985-2010年中美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数据，并从国研网和中经网得到相应年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间接标价法）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对三个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说明：检验形式(C,T,L)中，C代表常数项，T代表趋势项，其值为0时表示不含有趋势项，L表示滞后阶数。

说明KA，ER，DI三个变量均具有一阶单整性，即均为I（1），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统计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这三个变量之间不具有协整关系的零假设被拒绝，因此这三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同时对模型进行White检验和DW检验，结果如下：

F统计值=2.874952，Prob. F(8,6)=0.0444；DW检验值=1.869157

模型通过了DW检验，但没有通过White检验，即模型存在异方差现象，t检验和F检验的有效性将受到影响，故将模型调整为：

KAt=β1+β2・ERt-1+β3・DIt (7)

其中，KAt表示当年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ERt-1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滞后项，即上一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DIt表示当年外商直接投资。

以前述数据为基础，进行White检验和DW检验，得到如下检验结果：

F统计值=2.502010，Prob. F(8,6)=0.0773；DW检验值=2.056263

模型通过了White检验和DW检验，表明模型中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现象，因此上述t检验和F检验的结果均是可信的。故可以将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表示为如下回归方程：

KA=46610.21-128.7409ERt-1+210.5723DI (8)

(1.781487) (-2.599603) (6.631016)

R2=0.747161

F检验值=26.59571 P值(F统计)=0.000004

t检验结果说明两个变量的参数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这一结果与前文的理论预期相符。F检验结果说明F检验值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即解释变量模型的显著性很好。

故本文得出如下结论：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与上一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间接标价法）相关，与外商直接投资正相关。其他因素不变时，上一年人民币每升值1个单位，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将降低1.287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将增加2.1057亿美元。由R2=0.747161可知这两个解释变量对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解释程度达到74.7%以上。

三、两个顺差成因的相关性

在分别实证分析了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成因后，本文将研究构成两个项目顺差的原因之间是否有相关性。观察可以发现，两者的原因中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共同的因素，因此接下来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居民储蓄率之间的相关性。

首先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LogDI=γ1+γ2logIN+γ3logSR (9)

根据表1和表2中1985-2010年的相关数据，得到如下方程：

LogDI=-2.376588+0.782789logIN+0.545646logSR (10)

(1.746216) (-2.557334) (7.003885)

t检验结果表明居民储蓄率没有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即居民储蓄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去掉这一解释变量，同时为了消除异方差和自相关现象，重新建立方程如下：

logDDI=γ1+γ2logDIN (11)

其中DDI表示当年外商直接投资与上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差额，DIN表示当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上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额。以前述数据为基础，得到如下方程：

logDDI=-5.774783+1.420676logDIN (12)

(-3.428923) (5.215231)

R2=0.588732

t检验结果说明DIN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即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环比增长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环比增长率的影响是显著的，两者具有正相关性。当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环比增长率上升1%，外商直接投资环比增长率将上升1.42%。因此本文认为，双顺差的形成不是由于各自相对独立的因素，而是具有较强相关性的因素同时导致了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这两个因素分别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

四、结论及建议

实证研究表明，影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因素具有明显相关性，两者的同时出现有内在的联系，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人民币汇率则是联系两者的纽带。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上升一方面刺激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增加了银行的可借贷资金，为出口行业的发展提供基础，促进了经常项目顺差的形成；另一方面还形成了更大的消费潜能，吸引了外国企业大量在国内投资生产，诱发了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而人民币汇率过去一度处于低值，不仅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国内商品的出口优势，还刺激了外商在国内的投资。

但双顺差对国内外经济有许多不利影响，如双顺差可能造成巨额的外汇储备，同时加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造成美元贬值严重，导致我国外汇储备严重缩水。因此，中央政府应当想办法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提出如下措施。

1.进一步扩大内需，使居民不断增加的可支配收入转变为国内消费，从而降低中国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减少经常项目顺差。

2.合理利用外商大量投资的机会，在引进外资时，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逐渐形成自己的技术开发能力，最终能够独立进行研发生产，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3.完善汇率机制，进一步提高汇率浮动幅度，保持人民币缓慢升值，以缓解双顺差等经济失衡现象。

4.鼓励企业引进适用的技术设备，加大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加大石油和矿产等战略物资的进口；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和旅游及消费增长带动进口[4]。

参考文献

[1] 杨宗翰，赵乐为，苏行.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的两时期模型分析――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ournal of Yunnan Finance & Economics University，第22卷第3期.

[2] 张少军，张少华.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形成的微观机理探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实证分析.当代财经，2008年第9期.

[3] 卢锋.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研究：对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的理论思考.世界经济，2006年第11期.

篇5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限量、提质、安全、增效”原则，严格控制生猪养殖总量和密度。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按照资源化、无害化和减量化要求，推行清洁生产工艺建设和完善污染治理设施，提高规模猪场粪污综合利用水平，强化养殖业污染治理，逐步解决我镇重点流域存在的养殖业污染突出问题，实施依法综合治理，确保全镇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组织机构

为确保工作顺利开展，成立临城镇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组成人员及工作职责如下：

（一）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

工作职责：督促各村抓好宣传活动、调查摸底、登记汇总、制定整治方案、有效制止新建、抢建含（扩建、迁建）生猪养殖场行为、督促挂村工作组及养猪场业主按时间要求拆除禁养区内已建成的猪舍（规模场），指导养殖业主兴建完善治污设施，由各村指定专人按时序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的15日前，将各村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及养殖场污染整治情况、环评情况、新增吸纳地及新建或购置治污设备等情况收集、汇总至镇治污办公室再统一向县委、县府及县治污办公室等有关部门汇报联系。

（二）成立依法治污拆迁工作队，以镇应急分队为基础建成。

整治要求

1、各村加强对已关闭拆除生猪养殖场的日常巡查和监管，严密防范“反弹”和“复养”。对已治理达标的生猪养殖场严防偷排和超标排放行为，一经发现，迅速处理。

2、汀江河沿岸1000m范围内、旧县河沿河500m范围内的养猪场（存栏50头或以上，面积50m2以上一律实行拆除）。

3、无条件治理的养殖场一律实行拆除。

4、禁养区外限期治理不达标的养猪场一律实行。

5、对群众反映强烈，对周边环境确实造成极大危害，又无整改条件的养猪场必须或关闭。

6、对生猪存栏50头以下散养户，必须采用干清粪，经发酵后施于农田，污水采用污水池收集，经发酵后施于农田、菜地、果园、竹林。

7、对汀江河沿岸1000米以外、旧县河500米以外的存栏50头以上规模场必须于2012年底前完成治理任务，直到污染物零排放或达标排放。

8、禁养区外生猪存栏5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必须按每头生猪存栏配足0.05m3的储粪池，0.4m3沼气池和6m2氧化塘，35m2吸纳地的要求，实行种养结合的生态养殖模式，以及经济适用的综合治理技术，有效削减污染物总量。

9、用足、用好上级优惠政策，推进我镇有机肥厂或猪粪收储中心建设，对存栏50头以上的生猪养殖场按存栏量建设0.05m3/头的储粪池（最小容量在10m3以上）一律实施干清粪措施，2012年底前完成。

10、我镇属城乡结合部，一律不允许新建猪场。

时间安排

第一阶段：宣传活动和调查摸底，制定方案阶段（2012年5月1日-5月30日）

各村利用各种形式大力宣传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有关法律法规，推进养殖污染治理工作深入开展，在对全镇猪场核查基础上建立一场一档案，明确猪场的建筑结构和规模，并对猪场的全景及排污口拍照留底存档。制订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明确各阶段的工作目标及措施，对应拆除或治理猪场发出拆除或治理通知书。

第二阶段：整改实施阶段（2012年6月1日-9月30日）

1、强化措施，加大关闭拆除力度。各村（居）各单位根据工作方案，全面推进，分阶段逐步实施，突出整治重点，动员业主自行关闭拆除（关闭标准：隔栏必须全部拆除至30厘米以下，相关设施设备全部清除出场。拆除标准：墙体屋面拆除，隔栏必须拆除至30厘米以下，相关设施设备全部清除出场）或转产养殖其它污染小的家禽及其它产业；并及时把已关闭拆除生猪养殖场的名称、面积、猪舍建筑结构，奖励的资金等以村为单位，在村务公开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并进行拍照备查，接受群众监督。

2、限期治理，达标排放：实施生态养殖，全面推行干清粪和大棚堆肥措施，配足储粪池、沼气池、生化塘、吸纳地面积，安装抽灌设备，将沼液抽至林、果、草地浇灌。做到达标排放或零排放。对应治理的所有生猪养殖场，都要逐场落实猪舍面积，治污设施等情况，并核定其生猪可养数量，对超出核定可养量20%以上又不采取削减措施的生猪养殖场，采取行政处罚及等综合措施。

3、加大粪污处理项目建设力度：在散养户相对集中的行政村如白玉、玉女、上登、六甲等村采取建设大口沼气池、生化塘、化制池等污染物集中处理措施，支持我镇九洲有机肥厂做强做大，以利我镇养殖场粪污能快速彻底消化，并全面转化利用。

第三阶段：整改督查验收阶段（2012年10月1日-2012年12月30日）

定期组织专项巡查、防止污染反弹、巩固综合整治工作成果。镇生猪养殖业污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整治验收组，于2012年10月31日前，将对全镇各村养殖业污染整治情况进行核查验收，并将各村整治核查验收情况进行通报，坚决执行该拆除的坚决拆除，该关闭的关闭，该治理达标的必须到位，不留死角，对发现问题立即组织整改，制订长效管理措施，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工作措施

1、强化领导、精心组织。为强化组织领导，为养殖业污染整治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镇政府把此项工作列入对村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并与各村签订养殖业污染整治责任书，明确各村（居）主干为本村生猪养殖场监管第一责任人，切实把污染治理工作列入当前工作重要议事日程，镇干部全员参加，落实挂村领导亲自抓及各挂村干部与村两委，兽医站包片干部（按防疫包片划分）包养殖场的工作机制，按已经制订工作方案，狠抓落实，并按环保“一岗双责”一律实行责任追究，确保整治工作各项目标与任务全面完成。

2、加大宣传、提高意识。要通过专题动员会及充分利用文精神和政府征地拆迁的政策平台等，在政务公开栏和主要道口张贴养猪业污染治理标语、横幅、宣传治污政策和利弊，营造谁污染、谁治理的良好氛围，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提高群众支持治污意识。

3、加大投入，明确奖惩。一是按《上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上杭县2010年生猪养殖业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规定的奖励标准，对禁养区范围内本文件下发前还在正常养殖，本文下发后且能按镇政府要求整场拆除的生猪养殖场，对其进行奖励补助：文件下发前因自身原因已关闭拆除或只拆除局部的生猪养殖场不予奖励补助。二是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引导和督促生猪养殖业主加大养猪场治污的投入。三是对购买使用治污设备的养殖场除享受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外，县财凭养殖场的购置发票证明，再给予一次性30%以内的奖励补助，但各级累加补助不超过购机价格，对生猪散养密集区进行粪污集中处理并达标排放的村、组，按新建生化塘（标准为深度0.3-0.4米，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米）一次性给予3元/m2的补助。

4、明确职责，通力协作。将生猪养殖场的拆除监管工作列入包村干部的工作职责，责任到人，包村干部及各行政村村委会负责所在村生猪养殖场拆除巡查、监督，镇治污小组成员单位与县主管单位相协调，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主动支持开展治理工作，畜牧兽医水产站：大力宣传推广养殖治污技术、政策、法规，配合镇村干部摸清各场基本情况，并建立档案，针对性地指导规模场兴建完善各项治理设施。农技站：做好有机肥的生产和使用推广工作，加强农村沼气池建设指导，鼓励和推广农户普及沼气建设及使用。水利部门：加强对水源保护区的监管，对造成水土流失的养殖场依法进行处罚，配合拆除相关设施。村建站：配合相关部门依法拆除不符合规划布局养猪场。供电所：配合县、镇执法队的拆迁工作，对新建猪场一律不准供电，对转供电用户要追究连带责任，并给予断电等强硬措施，对到期不搬迁的养猪场一律采取断电措施。国土分局：凡不能近期搬迁关闭或逾期未能治理达标的猪场，对其未审批占用土地行为依法进行处罚，并配合拆除相关设施。林业站：凡未能按时搬迁、关闭或逾期未能治理达标的养猪场，对其未经审批使用林地行为依法进行处罚，并配合拆除相关设施。

篇6

2008年以来，中国克服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重重挑战，在保证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发展转型，在国际上坚定履行国际义务，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形象。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0120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为10．4％，正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①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2044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6％。②中国经济具有明显的出口外向型特征，“三驾马车”之一的外贸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尤其是中国加入WTO的十年，中国国际贸易发展一日千里，极大地拉动了中国经济体的成长。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12月7日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来，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从4．3％提高到10．4％，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其中货物进口年均增长22％，规模增长了4．9倍；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719亿美元增加到3624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成为世界第三大服务贸易进口国、第四大服务贸易出口国。未来五年中国进口总规模将会达到8万亿美元。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贡献国，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与转型提供了核心动力。然而在如此巨大的成绩和贡献背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充满了艰辛和火药味。严峻的外需形势、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增大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的大背景下，贸易争端的增多与产业冲突的升级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无法回避的挑战和症疾。美国次贷危机的暴风雨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中有意识的实行了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对于迅速发展的中国。很多国家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实施既不合理也不合规的贸易救济措施，藉以实现促进本国相关产业复苏发展的目的。从中国国内经济结构角度看，我国由于劳动力廉价和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制造位置，出口的商品种类同一些国家的利益团体与劳动阶层存在生产同质性和市场竞争性，使得中国产品更易于引发国际贸易争端。①2008－2010年，涉及到中国的贸易争端调查、争端数量及比例急剧上升，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势一触即发。随着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加大，国际贸易争端和产业冲突不断增多的局面将会继续持续，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已然成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首要目标国和最大受害者。

（二）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贸易争端现状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年来，中国遭受国际贸易救济调查超过600起，合计金额389．8亿美元。其中，来自美国的约100起，欧盟发起的有70余起；反倾销调查510起，反补贴调查43起，保障措施106起，特保措施33起；中国已连续16年（1995－2010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5年（2006－2010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②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10年中国出口约占全球总量10％，而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案件数量约占全球案件总数的35％。2010年全球新启动的15项贸易保护政策中，针对中国商品的占10项。在2010年，我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66起，涉案金额71亿美元，纠纷对象既有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也涉及巴西、阿根廷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③争端既有针对我国传统基础产业的，也有涉及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同时，贸易争端不仅体现在对中国产品的限制，也将愈发突出表现在经济发展的战略、政策、体制等宏观问题的碰撞。人民币汇率自主创新、新能源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投资环境、市场准入等都成为贸易争端的新热点。这些现象背后最核心的原因是，各国力图重新振作或建设本国制造业、清洁能源等产业时，发现中国的竞争能力明显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行业和清洁能源行业都是典型的例子。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国内政治博弈的需要使得各国纷纷假借WTO贸易救济措施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WTO争端解决机制“既往不咎”原则使得这样做的经济代价几乎为零，各国自然有恃无恐的挥起贸易救济的大棒。以中美为例，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和商务部（DOC）近年来对来自中国的产品施加越来越多不合理的贸易救济措施。下表是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官网资料，④2008—2011年美国发起的所有贸易救济调查数量以及其中中国涉案数量与百分比：⑤美国ITC调查的矛头明显直指中国，涉及到的产品从低端的制造产品到较为高端的电子产品。可以说这是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病急乱投医”，对中国的产品大面积的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由此可见，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争端形势十分棘手，中国在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同时，烦恼和不公日益增多。

二、金融危机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贸易争端的特点

纵览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所遭遇的贸易争端，明显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动向，贸易争端的频率、强度、内容、手段都发生了升级。

（一）贸易争端数量居高不下，强度逐渐增大

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分别在2004年和2007年突破1万亿美元和2万亿美元。2010年，中国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占世界货物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提高到10．4％和9．1％，连续两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①截止至2011年11月，中国2011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3．3万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6％。其中，出口17240．1亿美元，增长21．1％；进口15856．1亿美元，增长26．4％。②在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中，对新兴市场国家贸易增长强劲，但主要贸易伙伴仍是欧盟、美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③如此巨大的国际贸易量产生大量贸易争端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贸易争端的频率之高、爆发速度之快出乎意料。④从2009年9月到2010年6月，新增加的针对中国的已实施或待实施的歧视性措施增加了231项，达到407项，增长了一倍之多。⑤以欧盟为例，欧盟认为中国在透明度、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准入等领域存在大量问题，亟待解决；⑥在稀土出口贸易等问题上，欧盟也表示极大的关切。欧盟于2011年12月14日最新公布的WTO争端案件回顾中，特别针对美国和中国进行了阐述和介绍。⑦中欧之间的贸易争端数量不断增多，所涉及的产品种类、行业范围以及争端金额也不断升级，这种现状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的贸易冲突与摩擦，成为了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肆虐之地。截止至2011年12月22日，欧盟仍在进行的40项贸易调查中涉及到中国产品的占24项，占60％，远远超出美国等其他贸易伙伴；⑧69个涉及中国的案件中有42项贸易救济措施正在实施。这与美国11个案件、4项措施正在实施有着天壤之别。2010年4月17日，欧盟首次针对来自中国的铜版纸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⑨随后在2011年5月14日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瑏瑠这是欧盟继美国之后在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基础上进行的双反调查，中国面临双反调查的重大挑战。2010年6月30日，欧盟委员会对中国产无线数据卡发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瑏瑡9月16日，欧委会又对该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该案是欧盟首次对中国同一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种调查，涉及中国企业出口额约41亿美元，是迄今中国遭遇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救济调查。①从欧盟、美国同中国的贸易争端调查的现况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同主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之间爆发了大量的贸易争端，数量居高不下，措施强度和涉案金额不断增大，中国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

（二）摩擦领域以传统制造业领域为主，开始涉及部分新兴产业领域

以2010年和2011年美国、欧盟与中国贸易争端涉及到的行业产品为例：2011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涉及光伏电池和光伏组件、钢轮、镀锌钢丝、钢瓶、荧光增白剂以及多层实木复合地板等产品；②2010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涉及铝型材、草甘膦、多层实木复合地板、钻探管、编织电热毯、金属丝网托盘、钢格板、无缝管、无缝精炼铜管及管道、购物袋、钢绞线、石油管材、窄编织带、镁碳砖、磷酸钾盐以及铜版纸等产品。2011年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发起的贸易调查涉及到的产品有：有机涂层钢板、铝箔、柑桔类水果、钢铁紧固件、玻璃纤维、预应力钢绞线、塑料袋、麂皮、铝制散热器、酒石酸、玻璃纤维织物、文件夹金属件、糠醛、钼丝、大豆蛋白、环氨酸钠等产品；2010年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发起的贸易调查涉及到的产品有：醋酸乙烯酯、不锈钢紧固件及零件、钢丝绳及电缆、聚酯薄膜、硅铁、三氯异氰尿酸和塑料袋等产品。显然，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易摩擦仍然集中在制造业领域的工业初级制品和相关原料上，其中钢铁制造业更是明显展现了这种特征。部分附加值较高的新兴领域产品也引发了贸易争端，例如中美在太阳能领域的冲突、欧盟对中国数据卡的调查。2009年4月印度对我国生产的同步数字传输系统（SDH）发起反倾销调查，首次将中印贸易争端涉案产品扩展到高科技产品。但这些仍然只是个案，中国国际贸易争端仍然集中在制造业基础产品上。这种特征是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经济危机后力图“重振制造业”战略的直接结果。加入WTO十年以来，中国已然成为国际制造业生产基地和跨国企业海外建厂的首选地。充足的技术劳动力、稳定的汇率和巨大的潜在市场使得制造业巨头纷纷将低端产业链部分转移到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③虽然美国着重发展金融服务业等虚拟经济产业，但仍然对制造业转移带来的就业机会和科技创新流失充满了警觉。④金融海啸后，发达国家意识到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因此提出了“重返制造业”的再振兴计划，希望通过此举重返全球制造业霸主地位。2010年11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以刺激本国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于2011年6月24日向美国总统奥巴马提交了题为《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业的领先地位》的专题报告。据此奥巴马总统启动了美国“先进制造伙伴”（AdvancedManufac－turingPartnership，AMP）计划。波士顿咨询集团2011年8月的《美国制造：为什么制造业会重返美国》细致分析了美国制造业会再次腾飞的原因，显示出美国对制造业复苏带动整个美国经济重回繁荣的期待。报告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制造业竞争对手，指出从2000—2009年美国因中国丧失了600万制造业就业岗位。⑤报告认为，中美制造业格局当下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劳动力红利的逐渐消失、运输费用的增加，美国正取代中国成为北美制造业的新选择。10年来中国的年均工资涨幅达16％，这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成本差距。报告预测到2015年，北美地区制造产品成本，美国和中国将会基本持平。①虽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现状不会产生根本性变化，但是美国将有更多的机会抢占制造业的高地，尤其是依靠科技创新占领高附加值产品领域。②中国虽然在2010年制造业产值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中国制造业仍然集中在中低端产品，初加工能力过剩、深精加工能力严重不足，高附加值终端产品少、外贸出口以量取胜。甚至印度的制造业也比中国更倾向于技术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越来越多的电子、汽车、医药行业在印度设立制造基地。这是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缺陷和潜在危机，也是中国产品会引发众多国际贸易争端的一大原因。金融危机的寒风中，美国与欧盟势必对中国制造业采取高压政策，③中国如不改变这一深层次问题，贸易争端数量和广度很难缓解。

（三）以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措施为主，技术性、绿色贸易壁垒开始增多

中国目前所遭遇的贸易争端，主要还是反倾销调查、反补贴调查、反规避调查等WTO规则下的传统贸易救济措施。美国和欧盟在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同时，近年来开始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中美也在WTO框架内就该问题提起争端解决案件。在中国的努力下，法律解释支持了中国的主张。但是补贴调查已然进入了高发期。美国商务部近期公布了两项加强贸易救济执法政策公告，一是关于现行反补贴调查中国有企业专向性的认定方法，二是反倾销调查中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替代国价值确定方法。④毋庸置疑，反补贴调查将会继续成为今后贸易争端的一大方面。关税、配额、许可证等传统贸易壁垒逐渐弱化，反倾销措施仍持续存在，而技术性贸易壁垒则快速发展，逐渐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方法，主要涉及到WTO框架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协定）和“实施卫生与动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协定）。发达国家开始以保护本国国民健康或保护环境等为借口制定了众多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产品进口以保护本国产业。这些壁垒涉及到贸易的各个领域和环节：农产品、食品、机电产品、纺织服装、信息产业、家电、化工医药，包括它们的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和制成品，涉及到加工、包装、运输和储存等环节。欧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是这一特征的典型实证。这些技术性贸易壁垒法律合理性更加充分、非法认定更加模糊，难以迅速清除。金融危机之前，欧盟就在诸多指令和条例中制定了纷繁复杂的标准和规则，为技术性贸易壁垒披上合法的外衣。⑤仅在2011年，欧盟就出台了“欧盟reach法规新规”、“新版RoHS指令（2011／65／EU）”、“塑料制品特别措施指令（No284／2011）”⑥，加上“EuP指令实施措施和ErP指令”等之前的法律标准，中国产品出口面临的已然是技术标准的天罗地网。美国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也经常推波助澜，在一些领域引发全球壁垒升级。例如美国制定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复合木制品甲醛标准法案》，都设置了纷繁复杂的技术性壁垒。其他国家也有相应的动作。⑦在绿色壁垒方面，鉴于全球气候变化一议题的持续升温，发达国家除了要求中国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之外，还通过征收碳关税、建立“碳标签”等多种贸易限制措施设定环保要求。例如，欧盟向经欧洲的所有航班征收碳航空税，尤其是在欧洲法院判定美国航空企业败诉、航空碳税合法之后，这一问题的国际争辩更加严峻。①随着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到来，气候变化和国际减排责任引发的绿色贸易壁垒必将愈演愈烈。

（四）摩擦议题从具体产品、产业上升至相关经济制度、体制等层面

诸多发达国家及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受到金融危机严重打击，除了在虚拟经济上一蹶不振之外，传统的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也是步履维艰。很多国家不满足于对中国特定商品的贸易救济措施，而是希望针对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设立某种标准或者原则，一劳永逸的削弱中国产品的海外竞争力，从而达到维持本国经济复苏的目的。贸易争端开始从部分产业升级到对中国相关经济运行机制、发展制度或者体制安排层面的发难。美欧对华实施贸易保护的领域从具体产品日益扩大到中国国内经济政策层面。除了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加大施压力度外，又对中国的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频频发难。欧美在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同时，开始尝试对中国进行反补贴调查，这就将汇率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土地政策都包含进来，远远超出了反倾销原有的影响范围。欧美始终认为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扶持制度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如此迅速的主要助推力，从这方面下手也不足为奇。未来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会更加激烈，直接涉及到国家战略和经济体制的对抗，更多宏观层面的问题会呈现。

（五）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争端开始增多

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国际格局和平衡逐渐发生改变。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外交理念和国际贸易思路已经无法应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内需求了。中国在保持与发达国家稳定经贸合作关系的同时，开始重视同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双边经贸关系，新兴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市场需求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然而，发展中国家除了巨大的市场，还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底端产品的生产能力，这就形成了与中国产品的同质性和竞争性，贸易争端因而产生。诸多发展中国家视中国为强劲的竞争对手，持有对抗心态。②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国内消费疲软，更加依赖于国际贸易。而鉴于中国经济产业已经基本成型，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较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一定优势，双边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顺差的状态，更易引发双边贸易冲突。例如，印度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印度于2008年10月－12月对我国密集发起10起反倾销调查和2起保障措施，涉案金额约11亿美元；2009年印度对我产品启动25起贸易救济调查，平均每月启动2起案件，涉案金额同比增长20倍，其中反倾销10起、反补贴1起、特殊保障措施5起、一般保障措施9起；2010年印度对华启动12起反倾销案件。印度成为金融危机以来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案件最多的世贸组织成员，③涉及钢铁、机电、纺织、食品、轻工、建材、通信和化工等行业，其中钢铁、化工和机电产品是贸易争端最频繁的领域。除印度外，中国同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争端也越来越多。根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TA）的报告，中国是阿根廷贸易保护措施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自2009年9月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以来，阿根廷政府实施了75项措施，其中33项措施直指中国，中国成为受阿贸易保护主义影响的“重灾区”。④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贸易争端局势是前有发达国家“老虎”、后有新兴发展中国家“追兵”，中国国际贸易转型和法律应对局面不容乐观。

三、中国国际贸易争端发展趋势展望及对策分析

（一）中国国际贸易争端的发展趋势

WTO总干事拉米以及WTO诸多报告不断警告贸易保护主义爆发的危险和潜在可能，呼吁世界各国放弃实施进出口限制措施等贸易保护主义行为。①WTO、OECD以及UNCTAD2011年10月联合的关于G20贸易和投资措施的报告指出，一些二十国集团成员宏观经济失衡和持续的增长疲弱使得贸易限制措施实施现状越来越不乐观，对现有经济困难的政治反应更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②但长远来看，单方面限制国际竞争、保护国内产业与就业的行动只会加剧全球经济下滑，使各国在针锋相对的贸易争端中双双受损。展望世界，美国仍然挣扎在次债危机带来的诸多后遗症中，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缓慢；欧盟则深陷债务危机当中，无暇抽身顾及其他，全力维持欧盟的存续；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除巴西等一些国家顺势而上外，很多国家出现经济衰退，但整体状况好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较快。中国目前虽然国内经济紧张因素诸多，经济结构转型问题任重道远，但整体上经济仍呈增长的积极一面。这种背景下，中国国际贸易争端未来发展趋势基本可以明辨：第一，贸易保护主义依然会继续，中国对外贸易争端不可避免，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都有可能保持高位水平。次债危机余波未平，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依然在急剧增加。③各个国家倾向于对某些关键产品和行业同中国产生贸易冲突，案件的解决难度与摩擦压力必然增大。同中国发生贸易争端的国家数量将会继续增多，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蔓延。中国同欧盟、美国以及新兴发展中大国如何解决相关争议对于其他国家是否对中国采取类似的措施有极大的示范效应，中国应当更加谨小慎微。第二，摩擦所涉产品和行业领域的广度将会不断扩展，更多产品及行业领域的潜在贸易冲突将会引发；所涉及到的核心议题除现有的倾销、补贴之外，环境保护、公民健康等WTO例外条款议题将会被更多的讨论，国际投资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国际贸易平衡等问题将风起云涌。第三，摩擦案件的手段将会从反倾销、反补贴等转向更加隐蔽、持久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方面。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逐渐得到承认，反补贴的使用力度不断加大，美国不会轻易放手；④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措施将会以纷繁复杂的合法外表出现。第四，中国国际贸易争端解决过程中的法律因素更加淡化，双边合作、谈判和妥协起到更大的作用。贸易争端会更多的涉及到现有国际法律框架中不明晰、不清楚的议题部分，法律规定更加模糊；并且更多国家采取的措施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这种情况下采用WTODSB机制对中国的实际经济利益并没有帮助。⑤这是一种严峻挑战，但对于经济实力大增的中国也是一种参与国际治理和国际秩序重构的机遇。

（二）中国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策略

在这种特点和发展趋势下，中国一方面要通过外交谈判和法律手段解决摩擦与冲突，冷静应对、合理解决，全力维护我国企业利益；另一方面更要不断反思自己在经济发展和体制安排上存在的问题，利用贸易争端的机会促进国内产业转型。

1．“临危不乱”，以平常心态应对摩擦，反思

本国问题中国经过加入WTO十年以来的发展，进出口量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如此巨大的贸易量，产生一定比例的贸易争端问题是健康的贸易关系的一部分，⑥就比例而言也不过为1％，故而无须大惊小怪。美国和欧盟之间每年在WTO提起的争端解决案件数量巨大、涉及的产品众多、关注的问题敏感，但这并不妨碍欧美双方在经济上的互补合作和政治上的鼎力支持。WTO争端诉讼多，并不代表着双方贸易关系的恶化。①因此，中国首先要将这些贸易争端事件看作法律案件和经济纠纷来进行解决，而不能随意上升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战争。形势再严峻也不过是双方在经济合作交往中的插曲，中国完全可以采取应对、反制、报复等策略进行相应的解决，而不能刻意“上纲上线”，强调对立和紧张。从某种角度看，贸易争端的增多反而说明了争端双方是在法律机制内进行国际贸易交往。②一方面，其他国家对中国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并不是不经任何程序随意施加，即便是某些明显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或歧视性的措施，也是要经过国内的立法和司法等程序才得以施行，中国完全可以通过立法游说、司法诉讼加以制衡。该国国内救济未达到效果时，再通过外交或国际机制进行解决。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实际经济发展状况出发，的确存在某些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容易被认定为违反了WTO规则。根据国际贸易预警组织的统计，金融危机后全球各国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排名中，中国的出口退税措施和进口货物措施分列第1位、第3位。③由此可见，我国实施的某些措施的确存在限制性措施的作用和特征。从以往的WTO争端解决案件中也可以看到，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措施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西方国家指责中国的劳动者权益问题，中国法律不能完全地维护劳动者权益致使中国的产品变相价格低廉，其他国家很有可能以此为借口施加贸易救济措施。中国应该变国际压力为国内动力，适当进行国内政策的调整，不是单单强调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应当是外贸发展给本国国民和国内经济带来的裨益与平衡。在这些方面，中国的改革与转变仍停留在初步。

2．“反求诸己”，不断深化国内改革，以国内经济的发展带动国际贸易的平衡

第一个方面，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模式的角度看中国国际贸易争端问题。中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或者贸易壁垒的产生，一些是因为具体产品的质量等因素，更多的则是由于中国与该国整体贸易状况的大背景引起的。也就是说，之所以美国等很多国家针对中国不断发难，基本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持中国与该国的国际贸易平衡，保护本国相应行业的生存。④所有的对中国政策和体制的挑战无一不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努力将发展国际贸易、扩大外汇储备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虽然至今中国外汇储备已经攀升至世界第一，无须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但这种发展思想带来的惯性仍然在继续。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如此重要的时刻，中国是否需要反思：中国是否应当改变这种底端产品出口的模式，改而追求高附加值的产品和产业的发展？答案毫无疑问，中国有必要、有能力进行制造业升级和对外贸易转型。当然，这个问题的深入阐述需要涉及到更多领域的内容，但这种思路给我们面对贸易争端之后的反思提供了新路径。第二个方面，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角度看中国国际贸易争端问题。WTO、OECD及UNCTAD2011年10月联合的关于G20贸易和投资措施的报告对G20各国的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措施做出统计，⑤中国、美国、欧盟的情况如下表：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上，2009—2011年成为贸易救济措施的爆发阶段，尤其美国、欧盟，平均每年分别发起贸易救济措施23件、29件。但是在“其他措施”上，中国存在大量措施阻碍或抑制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正常进行和自由往来，平均数量分别是美国和欧盟的4倍、12倍。从这一点即可看出，中国之所以遭受到如此多的国际贸易争端，自身市场经济建设的不足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尤其是法律制度建设，同西方国家和WTO规则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差距。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发现，中国在面对国际贸易争端之时，应适当反思国内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不断调整改革的方向和进度。国际贸易的平衡稳定需要一个均衡健康的国内市场经济。

3．“礼尚往来”，利用国内法和WTO法律规则进行抗衡

篇7

中图分类号：F840.65 文献标识码：A

距离2005年在上海、浙江、吉林等地相继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到现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已经在我国保险行业经历了8年左右的探索阶段。与当初的设想相比，我国政策性农险在经历了一系列配套的法规出台、费率调整、经营规范、风险管控经验积累和不断改进的同时，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比如费率厘定的合理性、两核的双背离性、风险分散方式的单一性等等，特别地，在农业风险准备金制度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够规范的地方，随着政策性农险业务范围和数量的不断扩张，而逐渐显示出其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和隐患。

本文从现有制度存在的问题出发，以协调政策性农业保险涉及的多方利益为原则，结合我国现阶段保险行业的实际情况，分析可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并指出了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现有准备金制度分析

（一）存在的问题。

我国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准备金计提的规范不够完整。除了在2008年财政部金融司下发的《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下文中简称）、2009 年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保险公司提取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下文中简称）以及2011年保监会下发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问题解答第12号：变额年金、农业保险、季度报告预测信息》（下文中简称）中，涉及了关于巨灾风险准备金计提释放和财务处理的大致操作规范，并未对其他如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做出特别规定，这对于风险规模和特征都较为特殊的农业保险来说，又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在这些仅有的政策当中，对巨灾准备金计提释放的具体操作方式规范的亦不够清晰，且与财政部会计司下发的新会计准则中不允许计提未发生巨灾准备金的要求有所不符。

另外，对于巨灾准备的报表列示处理也未给出明确规定。其实在2009年的《通知》和2011年的《规则》中，已经通过解释其预期负债的本质和偿付能力资本（权益）的形式，对其会计报表处理做出暗示，但终究并为给出实务操作中的具体规则，导致各公司根据不同的理解进行了几年各异的列示方式：如，安信农业由于具有跨年农险业务，便将其列入“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其他各涉农公司，基本会单独开设权益类账户“巨灾风险准备金”，其中阳光农业又分别开设了“大灾风险准备金”和“巨灾风险准备金”两个权益类账户。

其次，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应该从哪个层面进行提取和释放，也未给出明确规定。当一家涉农财产险公司在多个不同地区开展种植险业务，试图在空间上分散风险的同时，由于不同地区“丰歉”状况往往不相关，当各个业务地区的巨灾准备金在总公司层面汇总，而又在某个地区业务恶化时得以释放，就此便引发了地方财政的变相转移支付问题。而就考核业务质量以及利润指标来说，在业务涉及地区层面提取和释放才比较合理（如安华农业），这样也避免了转移支付，但也失去了使风险在空间上分散的机会。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公司财务管理之间的矛盾没能在某种制度中得以制衡。

再次，从政策性农险的“准共同用品”特性和政府主导经营的角度考虑，政府和公司职能定位在相关规范中没有得到明确体现。而得以体现的途径，便是通过规范巨灾准备金的计提规则与具体指标，使得政府达到控制农险公司对财政支持利用的目的—而现有规定中并没有给出这样一套统一严格的标准。2009年的《通知》仅给出了“不超过补贴种植业险种当年保费收入25%”和“以丰补歉”这两个大的指导性原则，而农险所涉及的各方，均在关注各自的利益—投资人希望通过操纵准备金控制利润规模以防止过高农险利润率，导致向国家相关部门发出需要降低费率的信号；地方政府则希望控制利润以减少地方财政流入公司可分配利润；而公司管理层则更希望尽量提高利润率，因而导致了公司背离现有规范本身引导财政支出专款专用的初衷，使得在实务中无法达到配合政府优化社会福利、保护农民利益和维持财政稳定的合作共赢之目的。

（二）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和结果。

不完整的准备金制度容易导致各公司无章可循地散乱操作，从总体上看，巨灾准备金的提取规则时常变动，可能会直接导致准备金不足，由于公司对政府最后的灾害救济具有依赖性，间接使得公司不具备谨慎提取准备金的动机，在调整提取规则时容易根据自身愿景进行操作，从而引发道德风险，久而久之也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造成市场的整体混乱和风险管控的恶化；另外，由于计提方法不当，容易导致重复提取和释放操作——这些都会反过来影响政府预算的稳健性——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政府的过渡财政支出也会对商业保险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农业保险的创新与发展。

如果将上节提到的隐患一一细化来看，也会进一步导致诸多问题。首先，对于未到期准备金提取规范的缺位，当承保不存在跨年问题的农险业务时，即便每月末的未到期不会对年末利润产生影响，但当公司按照通常财产险的提取方法，采用直线法评估未到期准备金，考虑到农业灾害“头轻脚重”的特点，便会导致前几个月已赚的高估、赔付率的低估和IBNR的高估（赔付率法评估下），反之后几个月已赚的低估、赔付率的高估和IBNR的低估，从而影响精算评估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不利于公司进行业务考核和相关决策的制定；同时，对于准备金投资方式决策的影响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严重情况时还可能带来流动性风险从而影响到公司的偿付能力评估。

对于承保险种涉及跨年情况的公司，在年末提取未到期准备金时，会由于采用直线法而造成准备金不足，进一步影响前后两年的年末利润确认，同样会对赔付率、IBNR等精算评估量的评估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若通过考察会计年度口径的综合赔付率和利润率，作为判断“丰歉”的标准，则会受到：（1）前后年度农险保费规模波动的影响（会计年口径赔付率为前后保单年口径赔付率的保费加权平均值）；（2）年末未到期准备金评估方法（风险分布）的影响。容易造成利润标准的误评估以及巨灾准备的误提，轻者在前后两年进行重复提取和释放的无谓操作，重者由于误判误提导致巨灾准备不足，甚至更多财政补贴的低效投入。

对于报表列示问题，若一律计入未到期负债，则巨灾准备便会在来年随未到期准备一起转回并确认为已赚保费，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巨灾准备的本来作用——“以丰补歉”，这显然是不够合理的；另外，对于同性质业务，在不同公司计入报表的不同账户下，也会对监管和审查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关于释放和提取层面的设定，由于涉及的各业务地区地方财政也对保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贴（除中央财政补贴以外），在注入和调用总公司层面巨灾准备金时，各“地方”财政部门不希望当地的财政支出在同一公司不同地区之间进行变相的转移支付，但农险风险又需要在地域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散——在不明确的规范下，按总公司层面提取巨灾准备的公司，会出现在对分公司分摊准备金时的不公平现象，同时容易促使各地区业务线滋生对总公司准备金的依赖，以及消极提取巨灾准备的道德风险；而按分公司层面提取的公司，又面临农业灾害在某一特定地区由于得不到有效的空间分散而高度聚集爆发的风险。总之，这个权衡利弊的工作由于没有明确在现行规定中，而在各个公司实务操作中便会造成各种失衡的结果。

对于提取比例与具体规则方面不明确的问题，首先会导致各公司根据自身业务风险特点和管理层愿景，对巨灾准备金计提进行了不同的“灵活处理”，如安华农业，将“丰歉”的分水岭定义在综合赔付率60%-65%，并在调整后以70%的综合赔付率为阈值，控制提取与释放的范围——这也隐含了管理层对农险业务大致预留了15%-20%的利润率水平——当然，各公司都有自行设定利润水平的动机，从而将这一规范漏洞带来的隐患暴露无遗—其他几家主要经营农险的公司，如安信农业，经过计算其2010年、2011年度的巨灾准备提取比例仅为10%和1%左右；而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则实行大灾准备金制度，每个保单年按保费收入的10%提取大灾准备金，当综合赔付率超过120%时，超过部分动用大灾准备金来弥补。

二、探索条适合我国农业保险准备金制度完善的道路

（一）关于未到期准备金和巨灾风险准备金制度的探讨。

1、政府、公司与监管三者的职能定位问题。

政府在对待“准公共用品”时的强大筹资能力和强制力手段，可以通过税收、宏观调控的方式，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初始资金积累、有效需求刺激、再保险与资本补偿等主要方面起到巨大作用，也决定了政府在整个农险体系中，至少在目前来看，无可替代的主导位置，其资源的主要提供者角色也使其理应成为利益的分配和控制方。

政府与经营政策性农险的直保公司的定位关系，可以体现在农险运作模式当中。当前我国各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要试验模式，可以归纳为五种：一是政府主导下的农业保险专业公司“大农险”经营模式，以上海安信、吉林安华、安徽国元模式为代表；二是相互保险模式，以黑龙江阳光保险模式为代表：三是政精推动的商业保险公司共保体经营模式，主要以浙江省为代表；四是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分散经营模式，主要以北京为代表；五是政府委托商业保险公司代办、超赔共保经营模式，主要以江苏淮安、苏州为代表。

尽管政策性农业保险近两年发展很快，但在已经建立相关保险制度的地区仍然缺乏长效机制，特别是地方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缺乏保障机制，中央的财政扶持手段和力度仍然是一个未知数，补贴的范围和补贴的项目还没有确定。

但从本质上看，以上各种模式又都存在一些共同特征：政府与直保公司存在一定主导推动和经营的关系，同时，商业保险公司开展相关业务的资金会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无论以保费补贴或者税费减免等形式，而在遇到超过偿付能力范围以外的赔付情况时，也要依赖政府充当最后再保人和贷款人的角色。

另一方面，从国外经验上看，政府通常会设立专门机构或承担无限风险责任，以体现在农业等巨灾保险中的发起人，和为了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而提供和运作准公共用品的主导者作用，例如，国外许多国家的巨灾保险体系中，政府都会通过设立财政支持的非盈利官方机构，运作巨灾保险，并提供最后的再保险与财政救助，如新西兰的地震巨灾保险（国家地震委员会）、日本的地震巨灾保险（国家地震再保险公司）、美国的洪水巨灾保险（全国洪水保障计划机构）、法国的自然灾害保险（中央信托再保险公司）。在这些巨灾保险的经营过程中，商业保险公司通常只是以被授权经营的方式加入到承保理赔过程中，充当机构的角色。而上至业务范围、费率厘定、保险条款，下至税费补贴、两核规范、基金运作、风险管控以及再保机制确立，均由非盈利机构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进行，甚至对投保人的需求刺激、风险意识宣传等工作，也由这类中央机构直接主导，而在这一过程中，商业保险公司则更注重做好人的运营维护工作，代收保费、理赔。

政府与公司的博弈中，监管方（保监会、财政部）则以中间协调者的身份出现。如何让公司能得到合理利润（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支出）刺激的同时，又不损害政府财政支出有效合理用于及时控制巨灾损失的目的如果用这种定位；是否应该顺理成章的将政府放在农业巨灾的“最后贷款人”和“最后再保人”的角色定位上，也成为了监管和规则的制定者应该明确的问题。

对于政府的职能可以阐释为，一方面通过保费补贴政策，刺激有效农业保险需求；另一方面，通过税费补贴优惠政策，以及再保险补贴政策，刺激有效农业保险供给；那么一切补贴和税费优惠政策将不再是看起来的样子，巨灾准备的计提对于商业保险公司而言，也就成了政府作为委托人对于经营农险业务的公司进行利润刺激和约束的有效手段。

巨灾准备金到底应该记为负债还是权益？在讨论和明确了政府职能的定位问题后，这个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在形式上，其属于权益类资本，列示于权益类账户是合理的，且不属于未来可预见的现金流出；在实质上，其又属于或有负债，应当从当期保费中提取出来成为本年利润的减项，且由于没有被计为当期收益，应当在计提所得税前予以扣除；准备金用于抵御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巨灾赔付，这同时也是政府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防范和降低巨灾损失的主要目的之一，同时反映了其负债本质，也给免除所得税政策提供了合理依据，而这种“负债实质”和“权益形式”相背离的模式，也正体现了政府作为农险引导者，通过这种税收补贴方式对直保公司行为进行了规范和激励。

同时，政府对于其他保险税费的优惠，则可以认为是财政税收在一定程度上的“专款专用”—政府用税收补贴农险保费，这笔款项的主要用途就是抵御农业灾害损失，则对农险业务的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可能支出（税费）进行减免也是无可厚非的。

总而言之，商业保险公司在经营农险业务过程中主要充当了“政府农业基金托管+承保理赔运营保障”的角色，可以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接受的保费补贴和税费优惠都是作为委托人角色的政府所付出的必要成本，而作为人的商业保险公司实际获得的主要激励还是最终的承保利润—即可以作为巨灾准备计提和释放的指标变量。

2、农业保险准备金制度所发挥的职能作用。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农险保险的准备金制度已不单单是一个公司简单的财务问题或者偿付能力问题，它关系到政府、公司、农民保户三方的利益风险共享和社会福利优化问题。准备金提取是否合理，如何判断怎样才算是合理，首先要从其在调节三方关系、保证利益共享和优化中所承担的职能作用角度出发分析。

从政府角度考虑，希望前一年末的财政支出（保费）剩余（-未到期-未决-费用）尽量小，即尽量将剩余保费提取为巨灾准备，以达到将保险公司作为“巨灾基金管理人+农险承保理赔机构”角色之目的；同时，保险公司作为人，也以赚取经营管理手续费（约占保费比例5%-10%）和承保利润，为其经营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指标。

另外，从公司角度考虑，尤其是股东投资人角度，希望前一年末保费剩余尽量大，即尽量少提取巨灾准备或者未到期准备金，以增加年末可分配利润——但无形中将政府巨灾基金利润化，同时削弱了农险财政补贴的防灾作用。

“以丰补歉”是对准备金制度的必要性最为直观的阐释，但这在政策性农险中就显得不够明确和具体：如果承接以上分析，直保公司以机构身份自居，将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在扣除了理赔和应得的手续费（综合费用）之后，理应全部留存为巨灾准备以达到政府转移分散农业巨灾风险之目的，这同时也是国内不少经营政策性农险公司的现有做法。与此同时，财政部又出台了相关提取规定，设置了25%的提取比例上限，当然这一规定也不无道理；但怎样才能更加明确和具体化“丰歉”这一标准，怎样的提取和释放规则才能既保证财政支出的合理高效利用，又同时兼顾对农险机构的适当激励和约束，以达到鼓励商业公司积极开展农业保险，刺激有效投保需求，适当扩大业务范围，并且保证运营核赔的较高质量——这一切需要考虑进来的因素，就更好地体现了准备金制度在权衡之中的重要性，也具体的阐释了准备金制度的确立原则和其所应该发挥的作用。

（二）相关政策完善以及其他改进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对政策性农险的准备金制度还没有从普通意义上的财产保险别区分开来对待，亟待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首先，针对农业风险“头轻脚重”的特点，应该根据统计数据合理给出一定精算分析和风险分布，即便只是简单的离散分布方式，这样做对于直保公司的财务稳定性以及对今后的精算评估工作将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对于涉及跨年业务的险种，应及时调整对于其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取方法。对于南北方地区种植业周期特点的差异，考察未到期提取方法的影响：对于非跨年业务 只能列入单独权益科目，但在核算利润时视为支出类项目，对赔付率的核算无影响；对于跨年业务，无论是出于农险业务“头轻脚重”、“厚尾”等特点，还是出于政府财政专款专用的目的，从商业公司受政府委托经营政策性农险业务角度出发，新业务保费在首年末不确认为收入这一点都是无可厚非的。

国元公司在计提未到期和未决后，全额计提为巨灾准备；缺点是未到期提取方法直接影响巨灾准备金提取和释放额度，若提取方法不当容易造成前后年度无谓的提取和释放操作，即使提取方法得当，若根据保单年口径计算赔付率和利润率，提前确认巨灾准备会影响保单年度已赚从而影响这一计算的结果，不利于判断“丰歉”从而合理进行巨灾准备的提取和释放。安信公司在巨灾准备计入未到期年末一并提取；缺点是新业务保费收入在首年末就确认了一部分为利润，对巨灾准备的计提标准判断造成影响，同时由于对未到期提取方法的可操纵性较强，对于政府对政策性农险保险公司利润的控制也造成了不利影响。

另外，日本政府设计的地震巨灾保险与农业保险在巨灾准备金方面有相通的地方：该险种不考虑赢利，公司以业务方式经营巨灾保险，且对于风险准备金的提取，保险公司在保费收入中扣除所支付的保险金和经营费用后全部提存。这样一来，新业务在首年将不确认任何利润，而一律在保单年末一切赔付费用支出发生后再进行利润的确认，并通过提取和释放巨灾准备的形式加以控制利润规模，以达到激励约束人并最大化政府财政支出使用效率、专款专用的“一箭双雕”之目的。

建议可以综合以上经验，在规定中将年末全部剩余保费以未到期形式进行确认，并参考日本的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做法，将保单年末提取巨灾准备金的标准设为一个利润率指标值，这一指标的计算应当以保单年为统一口径，通过计算保单年综合赔付率和综合费用率得出；这样做可以更合理的考察每个保单年度新承保的业务的赔付和经营情况， 而且巨灾准备本身就应当基于同一保单年保单的赔付情况之上进行提取或释放，即所要考察的“丰歉”情况就是根据某一保单年保单的赔付率“好坏”而定的；同时，在税前扣除，会影响利润，提取标准便会受到各个公司目标的影响—应将控制利润（激励）的主动权从人手里夺回到委托人手中，以提取巨灾准备金为手段，以利润为指标，激励并约束人经营行为。

对于巨灾准备金提取比例和具体规则的规范方面：这一具体提取比例，是否应该按不同地区分别划定；对于提取规则，是否应该按照一个预订利润率或者综合成本率而浮动设定，而非如现行规则般进行固定设定，这些都需要体现在具体规范当中。

同时需要注意，量化利润率指标时，要考察公司商业再保、政府再保后的实际赔付率水平（如赔付率扣除赔付率超赔比例后），在制定相关巨灾准备提取政策时，因地制宜，在考虑各地方政府实际财政补贴再保险政策和各公司商业再保险具体计划后，再按照5%的利润率水平控制准备金提取量。

对于偏政府主导、直保公司自主经营的模式（如“大农险”模式、共同体模式、相互保险模式等），可以设定一个适合的“丰歉”范围（如赔付率水平在60%-80%之间，以超过80%为歉年，以不足60%为丰年，以提取调整后的赔付率水平在70%，即利润率控制在20%左右为标准），达到平衡各年财务稳定性并适当给予公司利润刺激之目的。

对于偏政府主导、直保公司受托的模式，具体政策可以为以下形式：默认综合费用水平均值为10%，剩余则作为利润分配（相当于，商业保险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人角色，并以赚取经营管理手续费为其中一个主要激励），不足则补齐；财政补贴80%，农户自理20%；赔付率水平按照“丰、歉”水平分为：

“丰年”：原则上，利润指标以20%为上限（20%自留保费为农户投入，80%由政府财政投入，不应确认为公司利润）即45%以下水平时，一律确认20%利润，提取比例由25%升至70%；45%-60%为一个过渡层，为激励公司改善业务质量，积极经营运作，将25%设为提取上限，超过部分一律确认为利润，即利润指标由20%下滑至5%；

“过渡层”：60%-85%为一个过渡层，利润指标为5% 但提取比例由25%下滑至0% 认为公司经营有方，不进行利润负激励，而减少提取比例；

“歉年”：85%-90%为一个过渡层，利润指标由5%下滑至0%，认为公司农险业务进入赔付率预警范围，给予一定利润负激励；超过90%的赔付率时，在扣除商业和政府再保险免赔额度后，释放一部分巨灾准备，将调整后赔付水平（（实际赔付-再保险免赔-巨灾准备金释放）/自留保费收入）恢复至90%，即将利润指标控制在0%水平，以达到“以丰补歉”之目的。若巨灾准备不足，则或通过其他途径（如政府贷款、财政补贴）补充，或由公司的自留盈余补足（后者则有违公司“人”的角色定位，有自负盈亏的嫌疑）。

总而言之，合理的考虑直保公司的利益共享，并通过政策有效约束其希望通过准备金提取操纵利润的动机，才是目前看来最有效的制度趋势。

在明确规定巨灾准备金提取层面时，需要兼顾风险在空间上的分散与由此带来的不合理性转移支付。统一的进行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级管理核算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可以通过建立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除了能够依托中央财政，在农业保险业务开展发面，进行制度协定、费率核算、业务规划，同时在农业保险风险管控方面，进行巨灾保障基金管理、政府进行农业巨灾再保险供给、政府补偿性贷款申请、各经营政策性农险的商业保险公司的准入和管理，并给予其一定的财政补贴和税费优惠之外，还可以充分高效利用中央财政支出，将各涉农保险公司的部分巨灾准备金作为中央财政补贴统一进行管理、保值增值和进行全国范围的调配，以避免地方财政由于跨地区业务而造成变相转移支付的情况，同时达到尽量将农业巨灾风险分散化之目的；同时，对于不同地区业务，可以将地方财政补贴和农户保费收入部分，按分公司或地区分别进行准备金提取和释放操作，以做到避免转移支付，达到因地制宜之目的。

最后，对于准备金的投资方式问题，笔者建议考虑为巨灾准备金设立单独投资账户 做好资产负债管理，以激励公司管理层合理提取未到期以改善投资状况；日本地震巨灾保险的做法是：为了保证地震风险准备金的安全和具有很好的流动性，使地震发生后能够对灾民提供赔偿，地震风险准备金只能以政府债券的形式加以运用。

可以再相关政策中规定单独设立提取账户，不得充入其他责任准备金账户，并对该账户投资方式加以控制，以达到提高流动性和更好进行赔付之目的；同时，对不同准备金账户投资方式分别加以控制和监管，也反过来激励了公司对准备金提取的方法和总量进行更合理的安排，以达到优化资本结构和投资收益之目的。

三、结论及展望

我国是一个农业巨灾风险大国，作为风险分散机制中重要的一环，政策性农业保险准备金制度缺位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财务规范问题，其背后的隐患可能会触及政府、公司和监管三方的博弈，以及整个农业社会的福利优化问题，甚至波及一国政府财政支出的稳健性。

在本文的讨论当中仍然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如考察利润指标时，默认的5%是否可以认为是个足够“合理”的权衡标准？如何衡量这个“合理”性？后线费用10%的假设又是否合理？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果能够进一步研究政府与承保公司的委托关系，并从激励机制角度和优化社会总福利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资金筹集、经营运转和利益分配问题，本文会是一个不错的抛砖引玉的出发点。

另外，对于农业风险分散机制问题，能否借鉴“江苏模式”，将准备金制度设计，从单一时间维度分散（即通过统计多年平均赔付水平制定费率，用强大的资本金作后盾保证财务在长期一段时间内的总体持平），扩展到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进行：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补贴形成的农险巨灾准备，针对公司农险业务涉及某地区受灾后的释放，应尽量避免公司在该地区业务留存的准备金不足、而在其他地区准备金还未释放的情况；尽可能调动全公司的资源，可以以贷款的模式先避免某地区业务恶化，又不至于导致各地方财政支出的不公平转移。

进一步讲，二维的风险分散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利用不同险种的出险在时间上的分散性，可以考虑承保不同季节和生长周期的农作物（如，跨区域共保体、跨省份互相再保），以对冲风险，或者说将公司总体风险的波动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类似这样的可以实现农业承保风险有效控制的方式还有很多，这些都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精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庹国柱，王德宝.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中国农业保险发展报告，2011.

[2]中国保监会：全国农业保险工作会议资料，2012.

[3]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公开信息披露：http：//.

篇8

TheImpactandCountermeasuresofU.S.financialcrisisonthedevelopmentofChinesecapitalmarket

Abstract:WiththeU.S.financialcrisisimpactonglobalfinancialmarketsintensified,Chinesecapitalmarketisalsofacedwithseverechallengesandtests,inexternalfinancialinvestment,stockmarket,housingmarket,aswellas"hotmoney"outflowsaresubjecttogreaterinfluenceandimpact.Thereisanurgentneedtofullylearnthelessonsofthefinancialcrisis,theimpactofChinesecapitalmarketcountermeasuresproposedinordertoachievethehealthofcapitalmarkets,stabilit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Inthispaper,throughin-depthanalysisofChinesecapitalmarketintheUnitedStatesunderthefinancialcrisisinthestatusquo,fromthemulti-angleanalysisofthecapitalmarketintheU.S.financialcrisisimpact,andthesehavebeenfortheeffectofacertaintheoreticalandpracticalapplicationofthevalueoftheresponse.

Keywords:Financialcrisis;sub-loancrisis;thecapitalmarket;Countermeasures

一、前言

由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发展成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2007年8月至今席卷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美国金融风波愈演愈烈,不仅演变成金融危机,而且正向全面的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发展,其未来趋势和可能的后果值得高度关注。为了汲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和积极有效地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急需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以及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并提出保护我国资本市场的相应对策。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起因

美国的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房贷次级债危机。美国房贷次级债是美国金融界前些年曾经大力推荐的金融创新产品。所谓金融创新产品,主要是指各类金融公司超越传统的商业金融业务范围或传统的借贷条件限制,为投资者或消费者提供的新型金融产品。它包括零首付房贷,零首付车贷,透支信用卡,房贷次级债以及其它名目众多的金融投资理财产品。就其设计理念来说,这些新型金融产品,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便捷、更安全、更有效的投资渠道,可以为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提供更适合、更合算、更充分的信贷服务。因此,这些新型金融产品的问世,自然受到了美国许多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欢迎,也引起了不少国外投资者的兴趣。美国的房贷次级债是美国金融界为了促进美国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把自己的业务做大,向购房者提供的几乎没有任何约束条件的、因而存在还债高风险的购房信贷。房贷次级债市场的繁荣,不仅为有关银行、而且也为美国房地产开放商、美国房贷次级债市场玩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此外,它也带来某种社会效益。它破例帮助了美国的许多低收入家庭实现了拥有自己的住房的梦想,缓和了社会矛盾,提升了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然而，房贷次级债市场的繁荣,不仅不能长期掩盖其风险,而且会把其局部性的风险演化升级为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当购房者不能按期支付房贷的本息即所谓断供现象不断发生、达到一定数值的时候,房贷次级债所蕴藏的风险就会立即显现出来。

随着其风险的进一步显现,就引起了有关投资者对自己持有的房贷次级债进行恐慌性抛售,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由于心理恐慌和信用缺失的传导,次贷危机开始向全面信贷危机演变。2008年10月初美联储宣称信贷危机恶化,主要表现在:一是信贷大幅萎缩。2008年第二季度,家庭和金融业借款仅增长1.3%和6.6%,低于近10年两位数的增速。二是企业短期融资困难。商业票据市场规模从2007年夏天的2.2万亿美元萎缩到1.6万亿美元。三是贷款和债券价格急跌,企业融资成本剧增。2008年9月投资级债券价格下跌7%,垃圾债券跌幅创20年纪录。四是商业银行大量卷入。截至2008年6月底,列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有问题名单”的银行数高达117家。至此,由次贷问题开始,经过整个金融链条的不断扩散和升级,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美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

随着华尔街五大投行中两家破产、一家被接管、两家改制,美国金融风波愈演愈烈,并波及全球,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一些金融机构相继出现债务危机,2008年10月6日,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股市“黑色星期一”,美国股市三大股指狂泻不已,道指跌破万点大关,德国、法国、俄罗斯、中国等世界主要股市纷纷出现巨幅下挫,俄罗斯股市跌幅超过2位数。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又进一步蔓延为世界金融危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金融中心同时也是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美国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市场是对一个对全世界开放的市场,具有巨大吸引力。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不仅给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金融界带来程度不同、但总量巨大的直接投资损失,而且给这些国家的金融界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信任危机。这两个方面的相互激荡,推动着美国的金融危机向全世界蔓延。

三、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

尽管由于资本市场的封闭,中国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要远远小于OECD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但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在欧美发达经济体普遍衰退、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很难独善其身。从目前情况看,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比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更加严峻,一方面,美金融危机向全球实体经济扩散,各国均受其害,中国经济面临改革开放30年来最严峻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调整正处在关键时刻,国际金融动荡带来的风险又要关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对外金融投资蒙受了一定的损失

首先,雷曼等美金融机构破产将使我国金融业持有的美金融资产遭受直接损失。截至2008年9月20日,已有7家中资银行披露持有雷曼债券或有对雷曼的贷款,涉及雷曼的债券和贷款总额约为7.2164亿美元。但从已公布的情况看,中资金融机构与雷曼相关的风险敞口占其总资产的比重较小,对其资产质量影响不大,风险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其次,受雷曼破产影响,国内首只QDII基金———华安基金旗下的“华安国际配置”保本责任人正是雷曼兄弟国际公司,因此,该基金可能面临清盘。

（二）可能诱发我国股市、房市动荡

目前美国次贷危机有演化为金融危机的可能,国际金融市场正面临持续的动荡和全面的风险重估,从而可能对我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传染性风险。从国际金融动荡向国内股市和房市的传染途径上看,主要有市场心理和资金两个渠道。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重估可能影响国内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心理预期,引发我国股市和房市的风险重估。另一方面,尽管2008年年初以来,我国股票市场持续下跌,股市的泡沫风险已经基本释放。但在国际金融动荡的影响下,国内脆弱的投资者信心还可能受到打击,而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收紧也可能导致股市中的“热钱”抽逃,股市可能出现过度下跌。股市过度调整不仅减弱了部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股市财富效应丧失也将压制消费,由于“中国的中产阶级几乎在股市中被一网打尽”,股市调整的财富“负效应”将前所未有地显现,以中产阶级为消费主体的几乎所有新的消费热点必将随之降温。虽然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对中国证券市场产生了巨大压力，投资者信心受到严重打击，股票市场剧烈动荡。但是多位专家仍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将稳健发展，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在于中国经济将会保持长期平稳增长。我国的经济增长是由工业化、城镇化所推动的。工业化刚刚进入中期阶段，完成工业化还需要很长的路需要走，而城镇化才是初级阶段，按照世界指标来计算，还有相当的距离。另外，我国的国际化进程才刚刚开始，经济危机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还有相当长的时间。

与股市已经完成深幅调整相比,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才刚刚开始,泡沫风险尚未得到释放,如果美国房价下跌和次贷危机深化影响到国内居民的购房预期,前期进入我国房市的“热钱”也获利回流,则房地产价格泡沫可能会加速破裂,对我国金融平稳运行造成较大冲击。近日,由于身陷次贷危机,雷曼宣布转让其拥有的上海福海商厦股权。AIG、摩根士丹利、高盛等也在挂牌销售其在上海的物业,筹资救急。外资机构在华投资房地产多被视为房地产市场的风向标,如果越来越多的海外机构投资者、外资企业等为了弥补总部损失而大举出售在华资产,把资金调回母国,则我国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硬着陆”风险。

（三）美减息将使美元进一步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

美国金融市场动荡,严重打击投资和消费信心,美国经济受财政刺激刚呈现出的增长势头被全面破坏,未来美国经济将继续疲弱走势,经济下滑风险加大。为稳定经济和金融局势,美联储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预期增加,从而打击美元汇价。如果美元持续贬值,相应会造成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人民币升值会导致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减小,而从美国进口到我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就会相对增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的出口增长将放缓,而进口增长会加速,总体效果是减少我国的净出口,减少我国的总需求,这样会对价格上涨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即美元成为避难货币后,导致美元走强,周边货币和欧元大幅贬值,将导致我国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打击我国出口竞争力。近日欧元跌势已明显加剧,2008年10月21日欧元对美元跌至1.3051,创下了20个月的新低,英镑对美元更是创下五年新低1.6653。

（四）“热钱”流出的可能性增大,投机需求减少

本轮全国的房地产热有相当部分是由“热钱”流入引起的,尤其对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来说更是如此。次贷危机新风暴将使世界许多经济体出现流动性不足,需要大量资金回流“救市”,客观上增大了国内“热钱”流出的可能性。另外,从趋势来看,人民币不再单边大幅升值,“热钱”流向也因此发生改变。大量“热钱”一旦撤离,再加上贸易顺差减少,国内流动性也会从“过剩”变为“不足”,导致投机需求大大减少。2008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9056亿美元,同比增长32.92%。2008年1—9月国家外汇储备增加3773亿美元,同比多增100亿美元。2008年9月份外汇储备增加214亿美元,同比少增36亿美元。从外汇储备的当月增加和外贸顺差的差值看,近期人民币波段性贬值导致企业的结汇意愿明显减弱,这又反过来减缓了人民币的重估压力。同时,2008年9月份加剧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西方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根据外汇储备减去外贸顺差及FDI的数值的经典“热钱”计算公式,可以观测到最近一段时间国际热钱的流向在悄然改变,即热钱出现“逆转”迹象,从中国本土向海外转移。

四、中国资本市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对策

（一）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内外需紧缩双碰头,为化解这一难题,建议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行“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的政策组合。

1.积极财政政策

通过减少税费降低企业和居民负担,增加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积极性;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帮助其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减轻生存压力、渡过难关;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和相关税制改革,以支持企业技术设备的更新改造;全面清理服务业不合理的税费政策,促进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加快发展和升级;加快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尽快启动一批见效快、社会效益好的公共建设工程,以迅速弥补短期最终需求的不足,为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2.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适度放松货币供应,灵活微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取消信贷额度管理,重点加强对信贷结构的引导。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转变到保增长、保就业上,既要化解热钱流入和流动性过剩压力,更要高度重视全球信贷紧缩和通货紧缩向国内传递的可能性。

（二)在维稳基础上审慎推进创新

在金融危机肆虐之下，我国资本市场将维稳摆在突出位置，并通过创新改革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今年以来，钢材期货上市，早籼稻期货交易获批，创业板管理暂行办法出台，氯乙烯期货上市稳步推进，发行制度改革呼之欲出……一系列市场创新步伐明显加快。通过创新促进发展。因为没有创新，市场就没有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资本市场发展为经济服务，就需要一定的市场规模，尤其是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只有通过创新才能促进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发展。资本市场创新需要进一步健全市场功能。创新从广义来讲是包括各个方面的创新，包括品种和工具，也包括服务，我们现在市场功能非常单一或者说非常欠缺，只有通过我们的创新，市场功能才会进一步健全，市场功能健全以后，市场才会有吸引力。资本市场创新能够提高市场的竞争力。我们现在谈竞争已经不是谈我们在境内市场的竞争力，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国际竞争。中国加入WTO以后，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非常快，资本市场也在不断地推进开放的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来市场的竞争力不是关起门来说自己的竞争力，而是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如果你不创新，市场竞争力就没有办法提高。目前全球资本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跨国的兼并、收购，包括交易所之间的竞争都非常激烈，实际上是大家都想控制资本市场的资源，不仅包括上市公司资源，也包括投资人的资源等，实际上比的就是竞争力和影响力。只有通过创新才能提高竞争力，才能使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在全球资本市场的竞争中不断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事务,推动世界经济协调机制建设

从最新形势看,世界经济发生硬着陆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和衰退的风险显著上升。短期内的关键是,如何加强国际经济金融协调和各国的有效应对。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积极参与当前的全球经济金融事务,既是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安全的需要,更是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空前机遇。为此,必须加快研究制定我国参与全球经济金融协调的行动方案和立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推动美国等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二是与各国一道致力于推动全球重大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三是积极推动加快改革现有国际经济金融协调机制,防范全球金融风险的扩散和传递;四是积极推动新一轮多边谈判,抵制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五是在全面权衡利弊前提下有选择地参与全球救市行动,在姿态上可以积极一点,但行动上要十分慎重,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承担超过我国实力的责任,看准了关键时候才出手。

（四）防范国际金融传递性风险,努力维护金融稳定

全球金融风暴从多层面向我国金融体系的传递性风险,使我国维护金融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为此,必须把维护金融稳定放在2009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一方面,要正视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保持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前提下,稳健推进金融改革开放的进程,合理提高金融国际化水平,以主动化解自身逐步累积的压力和风险;另一方面,更应加强金融监管,增强金融政策的预见性,及时化解外部金融冲击和传染。一是稳定房地产市场,防范房市“硬着陆”带来的金融风险;二是稳定资本市场,积极防范全球金融风暴的传染性风险引起我国证券股票市场的过度调整;三是适时调整金融政策导向,防止信贷紧缩和信心风险的进一步上升,切实加强对金融体系安全性、流动性监管,及时实施应急预案;四是密切关注国际货币汇率的变化态势,努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改变单边升值预期,防范过度升值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带来的打击和风险,迫不得已时还必须适时改革现行汇率制度、调整一揽子货币的权重,稳定人民币汇率,以更好地控制国际金融风险的传递。

（五）坚持严格监管与持续监管的原则

1.加强资本流动的监管

一方面要防止资金的大规模撤出，对于黑市外汇交易和地下钱庄等资金流通的地下渠道进行打击，另一方面要防止外部资金为了寻求避风港躲进中国，这也是金融风险集聚的重要途径。目前看，对于海外房地产投资基金在中国的抄底行为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不能让他们轻易投资于国内的房地产项目，尤其是不能让他们低价收购房地产项目。否则等到他们获利撤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要遭受真正的冲击，而且还会卷走我们巨额的房地产利润。所以可以对国内遇到困难的房地产开发商设置一些独特的金融工具，既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也可以让一些国内投资基金、保险公司等分享一些房地产开发利润。

2.加强监管机构间的合作，减少部门风险

尽管我们实行分业经营与分业管理，但在实践中，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间的混业经营已在某些领域有所发展，金融业务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也初见端倪，对市场的监管会出现监管过度、监管不足或监管空缺等多种情况，在没有集中统一的综合监管机构，而市场风险又时时存在交叉扩散的情况下，特别需要建立各监管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与沟通协调机制，以集各监管部门的监管资源与优势，共同应对风险隐患。

3.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消除产生金融风险的制度根源

基础制度的健全完善是防范市场风险的根本，当前市场监管的重点应集中于解决好股权分置改革的后续问题；改革发行监管制度，为注册制度的实施创造条件；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规范与完善；规范证券投资基金行为等。通过市场制度的改进与完善，逐步形成具有投资价值和以市场投资为主的资本市场。

4.稳步有序地推进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将对现有国际金融格局、金融体系、金融组织等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与冲击。在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情势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审慎推进国际化进程，宁稳勿快。严格审核评估拟设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与合资证券公司的外方资产财务状况与经营管理能力；严格审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质，继续实行严格的投资额度限制，防止外资对资本市场的冲击；鼓励国内规范经营，具有相当竞争实力，有较强投资管理能力与较丰富投资管理经验的合格境内投资者进行一定的海外业务尝试与拓展。通过以上有进有退，松紧结合的市场监管，在尽可能阻断国际金融风险向我国资本市场蔓延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推进国内企业、金融机构的海外购并重组，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整体竞争力。

（六）完善外贸外资政策

当前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内外需关系。控制经济下行风险,应对外部冲击,必须要启动和扩大内需。但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事实说明,中短期内扩大内需难以迅速填补外需缺口,而且外需下滑短期内还会加剧内需回落,加大经济下行风险。因此,扩大内需不是不要外需。当前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在大力扩大内需,重点是消费需求的同时,也要大力化解出口面临的压力,竭力防止出口过快下滑,减少损失。为此,必须尽快统一思想认识,改变“减顺差”导向下形成的认识和政策惯性,迅速出台一揽子应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的外贸外资政策:一是完善出口退税政策,除了少数例外产品之外,尽快恢复按法定税率退税;二是取消对加工贸易的限制,全面优化加工贸易的监管环境;三是全面评估和合理调整近年来各部门出台的涉及限制出口的政策措施,改善政府公共服务,大力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强大通关建设,降低行政成本;四是尽快出台支持出口企业开拓新市场、开发新产品的扶持政策特别是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五是尽快加大政策性出口信贷和信用保险的力度,帮助出口企业缓解外汇风险和融资困难;六是稳定利用外资政策,及时出台新的鼓励外资导向性政策,允许外资从国内贷款用于资本金投资,稳定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和采购的信心。

五、结束语

由次贷危机导致的世界金融危机让国内市场受到一定冲击，不能因为资本市场有风险而丧失信心，美国市场的金融产品高度复杂，近年来泛滥，而中国资本市场仍处于“新兴加转轨”的初级阶段，金融产品发展尚处早期，国民经济对于资本市场提供的服务还有巨大的需求。因此，不能因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危机而停止发展的步伐，否则将使错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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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货币空间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

1、“货币空间价值”的内涵

通过对当前普遍使用的货币时间价值定义的考察，我们认为，“货币空间价值”就投资来说，实质上就是利润，也可以说是利息。在给出“货币空间价值”的严格定义以前，有必要对现实的时间价值概念作深入的剖析。

当前，国内外关于货币时间价值的定义学术界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1）货币时间价值[3]是指货币经历一定时间的投资和再投资所增加的价值，也称为资金的时间价值。从量的规定性来看，货币的时间价值是没有风险和没有通货膨胀条件下的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

（2）时间价值[4]是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其相对数即时间价值率是指扣除风险报酬和通货膨胀贴水后的平均资金利润率或平均报酬率；其绝对数即时间价值额是资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带来的真实增值额，即一定数额的资金与时间价值率的乘积。

（3）货币的时间价值[5]是指今天的1元钱的价值大于未来的1元钱的价值，其中有三个必须考虑的要素：一是通货膨胀影响的采购能力；二是未来资金收回的不确定因素；三是资金投资的机会成本。

对以上三种观点进行分析，有以下三个共同点：（1）时间价值都排除了通货膨胀与风险的影响；（2）时间价值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投资的回报，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3）时间价值是一个平均的资金利润率或平均的资金报酬率。因此，投资报酬率的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其中：K  ——投资报酬率

K* ——纯利率（时间价值率）

IP ——通货膨胀贴水

DRP——违约风险报酬率

LRP——流动性风险报酬率

MRP——到期风险报酬率

RP ——风险报酬率

K*是无通货膨胀、无风险情况下的平均投资报酬率，从财务管理学的角度看，就是货币的“时间价值率”。它表现为由于时间的变化而产生的价值增值额，排除了一切与时间无关的因素。但是，该投资收益率的内涵与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超出“时间”范围而追求“空间”的价值利益的活动是不相符的。即在平均的剩余资金利润率中还应包括公司改变经营领域所带来的“空间价值”，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平均资金利润率不仅包括时间价值收益、通货膨胀的贴水和风险收益，还应该包括“空间价值”收益。

综上所述，“货币空间价值”应该是指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由于经营领域的变化（包括产品领域和地域领域两个方面）而实现的资金价值增值，从量的规定性上看，其相对数是扣除时间价值、风险报酬和通货膨胀贴水后的平均资金利润率或平均报酬率；其绝对数即空间价值额是资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带来的真实增值额，即一定数额的资金与空间价值率的乘积。

对于此定义，给予以下四点说明：

（1）经营领域的变化，指产品领域和地区领域的变化。即“空间”包括“产品空间”和“地区空间”两大方面。产品领域的变化是指公司经营过程中，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出现了多样化经营，如跨行业经营的集团公司的业务扩张；地区领域的变化是指公司的经营突破了现有地区范围的限制，出现了诸如跨市县、跨省份、跨国界的经营，如跨国公司出现的跨国经营等活动。领域变化的基准是企业的初始业务与初始地域。

（2）时间价值是“纯时间价值”的概念，指公司从建立时起的“稳定经营”（即不改变产品领域和地区领域的持续经营）中所获取的“时间价值”，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其收益中就包含了“空间价值”的因素。

（3）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对本定义没有影响，因为领域限制的减少并不能否认客观存在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体化的加强更能体现出“空间价值”理论研究的价值性和紧迫性。

（4）本定义没有使用“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的概念，因为，时间价值表现的是一种投资收益，不一定是整个社会的投资回报的平均，完全可能是某个行业、某个领域的平均回报。

2、“货币空间价值”的外延

 “货币空间价值”的外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1）公司拟介入的产品领域的平均资金利润率高于现有产品领域的资金利润率的部分，如不同行业的收益率的差额。

（2）公司拟介入的地区领域的平均资金利润率高于现有地区领域的资金利润率的部分，如不同国家的投资收益率的差额。

（3）“双跨”公司，即既跨产品领域又跨地区领域的公司的“空间价值”应包括以上两个方面的差额之和。

其中，“差额”指排除了通货膨胀、时间价值、风险报酬等因素影响后的差额。因为对于特定的领域，这些因素的值可能不一致，在确定差额值时需进一步进行排除，其余值即是领域变化带来的“空间价值”。

（二）分部报告准则中关于“分部”的内容

企业会计制度和分部报告准则要求企业分别按业务分部和地区分部编制分部报表。对于业务分部，我国习惯划分为不同的行业。准则定义“业务分部是指企业内可区分的组成部分，该组成部分提供单项产品或劳务，或一组相关的产品或劳务，并且承担着不同于其他业务分部所承担的风险和回报。”业务分部应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自行确定、判断。而行业的划分通常是按照国家政策进行的，如工业、农业、商业等，二者不是同一个概念，二者的区别与利弊见“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分部报告（征求意见稿）”的分析。

对于地区分部，准则定义“地区分部是指企业内可区分的组成部分，该组成部分在一个特定的经济环境内提品或劳务，并且承担着不同于在其他经济环境中经营的组成部分所承担的风险和回报。”

（三）分部报告与空间价值计量的关联性

“货币空间价值”是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由于经营领域的变化而实现的资金价值增值，领域的变化包括产品领域和地域领域两个方面，这两个领域的内涵与分别报告准则中所界定的两个分部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准则认为企业提供分部报告是为了帮助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好地理解企业的经营业绩，评估其风险和报酬，以及从整体上对企业的经营情况作出更准确的判断。但此处并没有点出分部报告所包含的实质内容，即企业不同经营领域存在收益率差别，提供分部报告就在于让信息使用人弄清楚企业的“领域”价值的差别，并分析这些差别对企业未来经营状况的影响，做出合理的决策。正是在这一点上，为货币空间价值的计量提供了支持，在没有一般的货币空间价值计量方法之前，完全可以借助于企业的分部报告提供的数据，再结合数学、经济学的理论，计算分析企业的货币空间价值。货币空间价值之所以长期被忽视，主要原因就在于“空间价值”的计量非常困难[6]，关键是缺乏数据支持。因此，分部报告准则的相关内容为空间价值的计量提供了数据基础，在没有得出一般概念的空间价值计量方法之前，完全可以借助于企业的分部财务报告计算企业投资的空间价值，并以此作为企业投资分析的重要数据，这就是二者的关联所在。

二、货币空间价值的计量

我们认为，企业的投资利润率主要包含四个部分。

其中：K  ——投资报酬率

K* ——“时间价值率”(纯时间价值率)

FP ——“空间价值率”

IP ——通货膨胀贴水

RP ——风险报酬率

计量分析以企业的地区分部为例，符号说明如下：

fpij:空间价值率，FPij：空间价值额，ki：投资利润率（资产收益率），t：企业经营的时间， ：分部m第t年的投资额， ：分部m第t年的营业利润

（一）单一年份空间价值的计算

地区分部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表1

分部

项目

分部1

分部2

……

分部n

营业利润

 

资产总额

 

 

计算各分部的资产收益率，得下表：

表2

分部

项目

分部1

分部2

……

分部n

资产收益率

 

资产收益率 ，m≤n。收益率的计算本文推荐使用资产收益率指标，而不用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各分部的资产代表了企业在本分部的投资份额，资产收益率指标能够表明企业投入的资产究竟能够带来多大的收益或价值增值，分部报告提供的根本也在于让信息使用人分清企业各分部的盈利能力，评估其风险和报酬，以及从整体上对企业的经营情况作出更准确的判断，因此，采用此指标比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更合适。另外，对于利润的选择存在“营业利润”、“税前利润”和“净利润”三个指标，注册会计师考试中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准备中也没有明确的界定，但笔者认为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宜采用净利润指标，此时 即为资产净利率。

计算各分部间资产收益率的差异，假设分部1为企业的基准分部即初始地域，并依次以分部2，分部3，……，分部n-1为基准分部。计算过程如下矩阵：

      ………………………………………（矩阵1）

本计算矩阵有以下几个特性：

（1）矩阵左下部为空，属于上三角矩阵，笔者认为本矩阵考察的核心是企业经营地域的改变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因此a-b与b-a没有实质上的差异，因此在考虑了分部1为基准分部向延生分部2的投资后，就不再考虑分部2为基准时向分部1的投资，二者之间只存在符号差异；

（2）矩阵的大小为(n-1)×(n-1)矩阵，而非(n-1)×1矩阵，尽管对于整个企业来说，初始分部只有一个，但是其他的分部也可以作为投资的主体进行投资，对于其他分部来说，它就是初始分部；

（3）本矩阵的实质内容。矩阵值的构成是企业各地区分部资产收益率的差额（ ），这个差额剔除了包含时间、风险、投资额等在内的所有与企业地域无关的因素，即“空间”因素是矩阵中唯一留下的因素，因此，本矩阵反映的实质内容就是企业经营地域改变所获得的“空间价值”。因此，称矩阵1为“空间价值矩阵”（单一年份），其结构是二维的。

（二）多年份空间价值的计量

如上分析，二维空间价值矩阵反映的仅是单一年份的空间价值情况，如按照此方法计算，各年份均有一份类似的矩阵表，把它们从下到上的叠放就形成了三维立体“空间价值矩阵立体图”，如下图：

图1  空间价值矩阵立体图

此时，各自年份t的空间价值矩阵为：

     ………………………………………（矩阵2）

此矩阵我们称为空间价值一般矩阵，其特性与矩阵1相同。

一般矩阵的得出并不能用于企业投资决策问题，因为各年份空间价值的差异使得企业无法选择合适的空间价值率，因此，在运用于企业决策前，必须归纳出企业的空间价值通用矩阵，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笔者在此采用了线性回归的方法，将三维结构的空间价值一般矩阵压缩为二维结构的空间价值矩阵表。从空间价值矩阵立体图上可以看出，对于具体分部来说，各年份的空间价值组成了一（n×1）矩阵，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一个n维向量，记为：

 

其中，分部m满足2≤m≤n，w为分部m对其他分部的投资，如矩阵1的第二列第一分部对第三分部投资和第二分部对第三分部投资，范围满足1≤w≤m-1。

将该向量的各个分量 组成数组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得出如下回归方程：

其中 为决策时的设定值。

这样，n维向量就压缩成了1维向量，将各分部的1维向量放在一起就重新组成一个二维结构的矩阵，如下：

       ………………………………（矩阵3）

 以上矩阵实质上是各分部回归方程的集合，我们称之为“空间价值方程阵”或“空间价值矩阵表”。由于此表的结构是二维的，并且是回归矩阵，也就是在没有得出普遍适用的空间价值计量模型之前各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计算出的空间价值一般矩阵表，就像现在所通用的“复利终值系数表”等表一样，并具有类似的功能。

（三）货币空间价值一般计量模型

以上的空间价值方程阵尽管可以用于企业的决策，但是隐含着一个假设条件：各个分部的投资是独立的，即分部1对分部2投资，分部1对分部3投资，但不存在分部1通过分部2对分部3投资的三重甚至多重关系。事实是，由于企业业务发展的连续性，企业总是存在相对独立的初始分部，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向下发展（如下图2所示），这种情况的出现促使我们必须研究企业一般化的空间价值计量模型。

为便于计算，将“矩阵3”变为如下形式：

＝

………………………………………（矩阵4）

企业分部中无论是业务分部还是企业的地区分部都存在业务的关联性问题，对于业务分部来说，业务之间存在差异性，业务越类似，业务间的关联性越好，分部的发展也越容易；对于地区分部来说，越接近初始分部，相关限制越少的分部发展更容易。因此，企业分部的发展通常是渐进式的逐步线性发展，这就形成了分部发展的链条关系，即 的发展形式。为了计算这种发展模式的投资收益总额，我们需要作如下假设。

假设1：企业业务分部的发展存在严格的先后顺序，即分部1至分部2至分部3的形式，不存在分部1至3的发展模式。

在此假设条件下，将“矩阵4”的分部空间价值作如下的变换处理，重新组合成如下的新矩阵5。

………………………………………（矩阵5）

按照企业业务间的关联性对矩阵5的各个行向量进行排序处理，得到如下的矩阵6。

………………………………………（矩阵6）

很明显向量 是基本向量，其他向量均为向量 的部分内容。因此以下的模型推导以向量 为基准，其他的向量采用相同的方法。

设分部1对分部2的投资额为 ，分部2对分部3的投资额为 ，分部3对分部4的投资额为 ，以此类推。分部的设立即使满足绝对的连续性，但可能存在其他企业对某个分部的投资，因此作如下假设。

假设2：各分部间的投资关系为全资关系，即100%的控股投资关系。

由于分部发展的绝对连续性，因此分部1的投资总价值可以计算如下：

………………………………………（公式1）

公式1也就是一般空间价值的计量模型。若假设：

且

则有：  

………………………………………（公式3）

上式两边同乘（1+r）得到：

…………………………………（公式4）

公式4减公式3，得到：

 ………………………………………………………（公式5）

变形得到：

 ………………………………………………………（公式6）

所代表的经济含义是初始分部投资I后，经过逐步关联的m－1个分部投资得到的包括空间价值的最终价值，因此，称 为“空间价值系数”（单个空间价值率有 个）。也许你已发现这个系数与“后付年金（年金存在n个）终值系数” 十分相似，实际上，二者之间仅差一个分部的投资额I。在公式1右边加入 ，即公式3的右边加入I，则计算出的“空间价值系数”刚好为 ，加入的 表示分部1对自身投资的投资额，从理论上讲初始分部对其自身的投资空间价值应等于0，即投资后的价值未变。

不谋而合的是，东北财经大学的乔世震教授曾经提出过“资产价值补偿系数”，他以土地估价为例，“通过确定最差空间的资产价值，按照空间价值补偿系数推算非最差空间的资产价值”（空间分块为 个）的方法，计算出“资产价值补偿系数”[7]为 。这个系数与本文的“空间价值系数”十分类似，从空间上看，二者之间恰好差两个空间的距离，即初始分部和最终分部（排序后的最后一个分部），最终分部的含义与初始分部的含义相同。因此，“空间价值系数”、“后付年金终值系数”和“资产价值补偿系数”从空间上看分别相差一个空间的距离。如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资产价值补偿系数”是特定条件下“空间价值系数”的变异特例，“特定条件”是指分部间的投资额相等且分部间的空间价值率相等，“变异”是指二者之间的空间个数差异。

（四）突破假设条件的空间价值计量模型

以上的一般计量模型存在两个假设条件。对于假设条件1要求各分部必须连续，不存在分部1对分部3的投资关系，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但这个条件是可以突破的，一般计量模型完全适用于如下的分部发展模式：

此时，可以把分部3当作分部2处理，同理，把分部4当作分部3处理。因此，假设条件1突破的情况下，一般计量模型仍然成立。

对于假设条件2要求是100%的投资关系，但通常不是这样，为此需要加入投资比例的成分。假设各分部间的控股比例为 （ ），将公式1变成如下形式：

…………………（公式7）

如此我们就得到了一般空间价值计量模型：

三、研究结论

通过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货币空间价值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而且可以计量。在当前分部财务报告的支持下，我们可以借助于分部财务报告提供的分部数据，计算企业跨行业领域和地区领域的空间价值，并把它运用到企业以后的决策中，尤其是投资分析、筹资分析等。

2.货币空间价值的一般计量模型是： 。其特例形式是： 。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投资额与领域投资收益率的差别上，后者各分部间的收益率与投资额都是相等的，这种情况只是一个特例，近似于时间价值的年金形式。

四、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借助于分布财务报告提出了货币空间价值的一般计量模型，但这个模型还是一个初始的形式，许多的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

1.关于空间价值率的正负问题。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没有涉及空间价值率的符号问题，实际上，在模型的得出过程中，我们默认了其符号为正值。这种处理方法与当前财务管理中关于时间价值计量模型的处理方法是一致的。但我们认为，无论是空间价值还是时间价值都存在负值的可能。就时间价值而言，在通货严重紧缩时期，通货膨胀贴水是一个负值，当它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是整个利率为负值，这种情况在时间价值的计量模型中没有给予考虑，在已出版的财务管理刊物中我们所见到的时间价值都是正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就空间价值而言，由于各分部的收益差距很大，在出现巨额亏损时，空间价值率必然是负值，如中国联通2002年度的分部报告显示其CDMA业务出现1.03亿元的巨额亏损[8]，其空间价值率为 ，其绝对值还小于1，如大于1，则 就出现负值，此时就会出现一般计量模型的某项为负值，它对整个模型的影响是什么？有多大？如何消除？都需要深入的研究。

2.空间价值方程阵的求取问题。本文采用的是简便的直线回归方法，这种方法虽然简便，但不符合经济事实，很明显，回归方法的选取将对空间价值方程阵的数值有重大的影响，从而影响空间价值计量模型的精度。

3.空间价值计量模型的系统分析与应用问题。本文仅从理论上提出了空间价值的一般计量模型，但是这个模型还有待深入研究，尤其是模型的系统性上，这不是一两篇学术论文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理论界与实务界借助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进行专题研究，从而得出更为系统化的空间价值计量模型，本文提出的计量模型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另外，空间价值模型不是孤立的，它必须与财务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才能存在。因而必须将其融入财务管理的价值分析中，如投资分析、筹资分析、营运资金管理、收益分配等相关内容中去，本文作者正尝试进行空间价值的系统研究并把它融入财务管理价值分析中，这个工作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更多研究者的努力。

 

参考文献

唐现杰，陈平.2003.论货币空间价值.理财者.2，8～10

荆新，王化成，刘俊彦.1998.财务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乔世震.2000.财务管理专题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 唐现杰，哈尔滨商业大学会计学院院长，主要从事财务管理的教学研究工作；黄娟，陈平，哈尔滨商业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

[2] 唐现杰、陈平：“论货币空间价值”，理财者，2003年第2期

[3] 中国·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财务成本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4] 荆新、王化成、刘俊彦：《财务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

[5] Robert C. Higgins: Analysis for Financial Management (Fifth Edition) McGraw Hill出版公司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影印本1998年8月版

篇10

从工业产值方面进行考察，1996年，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为27289亿元，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3％，其中国有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为1728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5％，占我国全部大型企业总产值的69％，国有中型企业的总产值为5227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3％，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产值的54％，国有小型企业的总产值为477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6％，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产值的16。7％。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为8742亿元，占我国全部工业企业创造增加值的48％，其中国有大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76％，国有中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57。8％，国有小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17。6％。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创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职工工资、社会福利、资本积累和上缴利税等，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比重，明显超过其创造的产值比重，不仅体现了国有企业对全社会的巨大贡献，而且也体现了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相比之下，我国集体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国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0％和28％，股份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2％和％5。2％，外商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9。49％和8。5％，港澳台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业的创造增加值比重，与产值比重大体持平之外，集体、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显低于其产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进行比较分析。1995年，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大型企业的比重为73％，三资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11％，集体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为8。2％，其中乡镇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3。3％；国有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中型企业的比重为66％，三资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7。8％，集体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21％，其中乡镇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8。5％；国有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1％和69％，中型企业分别占20％和16％，小型企业分别占18％和14％；三资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27％和32％，中型企业分别占9。6％和8。7％，小型企业分别占63％和58％；集体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2和6。3％，中型企业分别占13。6％和12。7％，小型企业分别占80％和81％；乡镇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4。6％和4。8％，中型企业分别占10。4％和9。9％，小型企业分别占85％和85％。从上述数据中可看出，国有企业的生产集中程度和规模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体现了国有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集体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较低，主要因大批乡镇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较小，城镇集体企业的平均规模高于乡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则介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②

二、“二元”分化趋势及负面影响

尽管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但是，其规模经济水平和生产集中程度，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英、美等国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一般呈现企业规模大型化和生产集中化的趋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趋向分散化的态势。这种趋势的形成有许多的经济原因，其中包括乡镇、私人、三资企业的迅猛增长，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从93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所占的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的趋势加剧，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均面临严重困难，其它各类企业的亏损面也呈扩大趋势，私人、乡镇、三资企业集中进入的产业，多属于所需投资较少和企业规模较小的领域，特别是生产过剩的轻纺、家电制造行业，从而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负效应，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状况不断恶化，职工下岗大幅度增长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债权和政府税源遭受重大损失，等等。因此，对于企业的规模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种种影响，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来龙去脉以及治理对策。

解放前，我国的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很慢，难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期间，我国利用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规模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许多行业的生产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八十年代，我国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政策，乡镇、个体和外资企业迅速增长，工业的规模结构开始呈现小型化趋势。我国大中型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1971年的51％，逐渐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认为上述趋势不符合西方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应该采取组建大企业集团等措施加以纠正。实际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上述规模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工业化早期，私人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而生产分散，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工业化历程，企业规模和生产集中才达到很高的程度。我国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业，有利于利用规模经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社会资源利用过于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展经济，因此，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八十年代，我国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的同时，各类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仍不断扩大，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也迅速增长，从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96倍，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29倍；化工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26倍，机械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2。34倍，建材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46倍，纺织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结构规模的小型化，并未对国有企业的发展造成太大影响，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80至1988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134％，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102％，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172％，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133％，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95％，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69％。八十年代，政府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10％。1991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56％，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158％，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220％。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并未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是因为尽管规模结构出现了“二元”分化，仍然较好协调了各类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进方式，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的同时，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计划调节，因此，国民经济始终保持了均衡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89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87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2％，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当然，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主要是乡镇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增长过快，仅乡办企业就从77年的13万家，迅猛增长到87年的24万家，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集中进入盈利高的制造行业，导致了这些行业出现了市场过度竞争。例如，87年以前纺织行业的经济效益很好，86年行业资金利税率为22％，超过了20。4％的工业平均利税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为19％，略低于20。5的工业平均资金利税率，90年代在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情况下，各地仍在不断创办新的纺织企业，尽管许多中小企业利用淘汰的落后设备，仍能利用税收优惠和地方保护主义生存，最终导致了纺织行业全行业的严重亏损。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变化趋势，具有更为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这一时期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变迁，同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91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4。8％，1995年迅猛增长到了15％，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91年的不足5％增长为95年的13。2％，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1991年的56％，下降为1995年的32％，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91年的33％增长为95年的35％。1995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为568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数量的78％，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数量分别占19％和1。2％，但是，国有企业的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32倍，相当于集体企业的12倍，集体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1倍。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92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④

90年代，随着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80年代初，由于“”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20％，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为9％，88年为10％，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82年亏损率仅为7％，85年为4％，88年为8％。198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891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81亿元。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665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167亿元，下降幅度达到20％，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639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157亿元，上升幅度达到32％。1996，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412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25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38％，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790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151亿元，上升幅度达到23％，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378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137亿元。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已不是80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1988年下降了64％，亏损总额却比88年上升了9。7倍，亏损面比88年上升了358％，亏损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1998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112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总额为339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尽管从国有企业创造的净产值率和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但是，倘若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持续下去，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将面临大规模破产的生存威胁。⑤

为何80年代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没有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而90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关键问题是“二元”结构的实质内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变化。80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政府扶植，同时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80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工业企业的“二元”规模结构，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92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总结80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80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从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3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5倍，政府难以对私营和外商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也难以协调各类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关系，私营、外商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进入80年代末市场接近饱和的加工行业，特别是纺织、轻工、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现象，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均陷入疲软，工业规模结构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许多人认为私营、外资企业的产权明晰而且效率高，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确实比以前显著恶化，但是，其单位产值创造的增加值和利税总额，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外资企业，如根据95年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集体工业企业150％，超过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160％。

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60％至70％，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80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政府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政府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的国有企业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业陷入亏损，有25％的私有化企业实际已经破产，80％以上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的行为，还有相当多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从来不纳税，97年企业上缴税收不到财政预算一半，俄政府因税源萎缩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军队发工资也需依靠举借高利息外债，正成为酝酿一场新的金融风暴的发源地。当前，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国有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即将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负面影响，包括导致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的恶化，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和政府调控困难，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国家税收减少和银行贷款坏帐增长，等等。

三、协调“二元”结构关系有效改善经济效益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业改制、破产兼产、产权重组等等，在推动企业走向市场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并未缓解，而且效益滑坡趋势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战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关系经济命脉的大中型企业，同时对数量众多的小型企业放开经营，实行多种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组、出售、承包等等。“抓大放小”改革已经实施了多年，促进了许多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竞争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无论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小型企业，经济效益依然持续下降，98年实现利润甚至出现了大幅度滑坡。许多人认为对国有小企业放开经营，就能像乡镇、三资企业一样具有竞争活力，实际上乡镇、三资企业的相对竞争活力，也来自国有企业为保证经济协调发展所作的贡献，包括服从了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上缴大量财政税收和承担各种社会义务等等，当前我国面临着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需求萎缩，“二元”结构加剧了比例失调和生产过剩，这种情况下不应简单强调依靠市场调节，放开经营和推向市场并不能搞活国有企业，反而可能导致企业效益和社会失业进一步恶化。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复杂的分工合作关系，大型企业需要依靠众多中小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国有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远远超过其它类型企业，这样有利于协调利益关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单纯抓少数大企业不利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倘若国有小企业因销路不畅而被迫转产或出售，经济扩张时期大中型企业会失去合作伙伴，因无法组织配套生产丧失市场或被迫重新建厂。一些地方出现了大中型企业被政府管的“过死”，而小型企业却过于“放任自流”的倾向。八十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一直良好，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数量多并非是困难原因，政府的适当监督和计划协调有利于企业经营，关键是明确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协调不同规模国有企业的分工关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随着市场变化和企业经验积累逐渐调整，防止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或“放任自流”。

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实行股份制改造，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加快技术改造，促进转换经营机制和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扩大了企业利用规模经济的水平，但是，这种改革形式要求企业具有良好效益，否则难以吸收广泛来源的社会资金，许多地方纷纷对困难企业进行“包装上市”，这种办法欺骗了股民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也进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资产负债率，但是，这种改革形式的适用范围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资一般仅适合效益良好的企业，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显改善国有企业困难，一些企业甚至还要求退出改革试点。许多国有小型企业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筹集资金和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体操作办法往往很不规范，甚至以剥夺劳动权利来威胁强迫职工入股，有些企业通过筹集资金暂时缓解了经营困难，但是，后来因经营不善或市场疲软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职工的长期积蓄也因此遭受了损失。近年来各地虽然采取了上述多种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恶化，于是各地纷纷出现了严重的“破产逃债”现象，甚至廉价拍卖或直接赠送盈利的国有企业。企业破产虽然有“优胜劣汰”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会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市场疲软时会引起强烈的反应，加剧社会失业困难和市场需求萎缩，甚至引起连锁破产风潮和银行信用危机。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连年出现了进一步滑坡，1996年国有企业的实现利润为412亿元，不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亏损额为790亿元，不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1996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分别比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幅度更为令人惊讶，实现利润本身竟变成了负112亿元，比较97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额为399亿元，比较97年同期增长了40％，均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形势。实际上，国有企业的困难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也不限于国有企业，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现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和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沪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经营业绩都普遍明显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都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沿海某些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受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市场萎缩的冲击，甚至出现了60％至80％的大面积亏损，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维护商誉不敢声张。倘若我们继续将国有企业困难归罪于所有制原因，认为放开经营或企业改制就能够解决问题，很可能因判断失误耽误采取政策措施，及时化解国有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导致企业效益加速恶化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爆发金融危机的覆辙。

倘若我们未能及时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对策，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继续持续下去，各地继续推行“破产逃债”和“廉价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将进一步下降，导致生产过剩和市场萎缩不断继续恶化，企业亏损和社会失业的状况将更趋严重，甚至形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

1）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和市场需求萎缩，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均出现生产过剩，全国的产品库存积压高达三万亿元，各类企业亏损和职工下岗状况更趋严重，职工下岗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40％，许多地方私营、三资企业也大面积亏损。

2）我国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随着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导致银行坏帐猛增，贷款总额中大约20％成为了呆账，银行为避免坏帐被迫缩小贷款规模，进一步加重了企业资金困难和亏损状况，一旦银行因坏帐积累出现了信用危机，广大人民和各类企业的存款都会遭受损失，股票市场也会因经济形势恶化出现崩溃，甚至导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之中。

3）我国国有企业单位产值上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私营、外资企业的两、三倍，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长期持续下去，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税收的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少出现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国的工商税收下降了2％，国有企业效益长期滑坡将会触发财政危机，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失去工资保证，甚至导致事业单位的大批职工被迫下岗。

4）倘若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国有企业，私营、外资企业崛起形成的“二元”规模结构，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类似于我国解放前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情形，私营企业的规模水平远低于国有企业，更加难以同西方大跨国公司的进行竞争，外国资本控制国内盈利高的正规产业部门，私人资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规产业部门，分散在市场夹缝中小规模生产低档的产品，社会财富集中于跨国公司和少数富人，两极分化导致人民贫困和社会购买力低下。社会经济“二元”分化趋势发展下去，还会诱发政治多元化和社会动荡，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薄弱难以维护国家，西方跨国公司也曾屡屡干涉别国内政，国内外敌对势力可能趁机制造国家分裂，从而形成对国家和的威胁。

倘若我们不能及时地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制止国有企业纷纷破产或被廉价出售，防止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趋势，很可能给广大人民造成巨大社会灾难，甚至重演我国解放前和拉美国家的悲剧。我国解放前工业发展缓慢，外国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业行业，民族私营企业规模小难以抵抗外国竞争，许多次在外国竞争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如抗战胜利后美国向我国大举倾销过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营企业有60％破产。拉美国家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外资企业打垮了民族工业并垄断了当地市场，西方诱迫推行的非国有化变成了非民族化，外资企业采取不适用技术雇佣人数很少，出现了少量外企高级雇员构成的富裕阶层，以及广大人民构成的社会贫困阶层，贫富悬殊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而且严重阻碍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外资控制了当地的主要产业和银行体系，本国政府甚至丧失了制订经济政策的。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并不仅仅是所有制或微观经营的原因。93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泡沫经济、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紧缩环境。93年盲目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消耗了大量资源，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积压了数千亿元的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总值不过数万亿元，流动资产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经济的损失仿佛“人体失血几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包括企业严重亏损和三角债拖欠危机。美国29年股票泡沫破灭之后，引起了企业破产风潮和社会失业危机，我国由于国有企业以社会责任为重，不轻易广泛采取解雇、破产的办法，大大缓解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也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西方国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一般采取经济扩张政策，适当降低税赋、放松银根和扩大财政开支。我国93年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效制止了盲目的开发区热，防止了泡沫经济继续膨胀的危害，但是，此后没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产部门，以补充其泡沫经济期间的资源损失。我国国有企业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重，大大延缓和推迟了泡沫经济的连锁反应，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紧缩银行信贷和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企业销售不旺、资金周转困难，提高税赋消弱了企业的“造血”机制，当前国有企业已无力继续支撑下去了，被迫大规模破产倒闭和大批解雇职工，各地普遍采取破产逃债和廉价拍卖国企的办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如银行和众多企业因无法收回债务受到重创，必然导致社会市场需求进一步急剧萎缩，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加速恶化，企业收入和社会财产分配向少数私人倾斜，职工工资和国家税收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加重社会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加快经济恶性循环的过程。倘若上述趋势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缓的泡沫经济连锁反应可能重新出现爆发，社会失业甚至可能出现急剧蔓延的态势。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因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市场疲软和失业增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暂缓推行易于引起宏观经济恶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破产清算、出售拍卖等等，否则可能导致市场需求萎缩和社会失业增加，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和“二元”结构分化，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继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经验，以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营责任制创新为主，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的改革则应采取稳妥方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需要长期渐进进行，防止急于下放资产处置权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避免产权结构的过快多元化导致经营秩序混乱，纠正监督松弛造成“权力失控”和“责任虚置”。俄罗斯的产权改革未能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经营混乱和“责任虚置”问题，98年俄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竟然高达70%，我们应充分吸取俄罗斯企业产权改革失败的教训。

我们还应重新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有自发调节供求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数百年来，一般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也难以避免市场调节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机造成物资、土地价格猛涨，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占压资金数千亿元，投机涨价还误导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92年出现的“经济泡沫”问题不大，这种观点低估了泡沫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全部亏损额为五百多亿元，而92-93年泡沫经济两年中就造成了数千亿元的损失，比较国有企业十年的全部亏损还要高出十倍以上，这正是为什么国有企业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来却陷入严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许多善于经营的著名国有和民营企业纷纷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举投资和兼并扩张。由此可见，我们绝不可以低估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弊端，其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远远超过计划经济的失误，西方数百年来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就是明证。西方国家因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的经济萧条，必然导致资源浪费和破坏社会生产力，如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仅仅一年中，韩国有70％的私人小企业陷入破产，大量闲置的企业售价猛跌为原来的几分之一。我国93年因泡沫经济过热被迫进行调整后，国有企业具有的各种社会稳定功能，大大延缓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但是，倘若我们忽视国有企业的社会稳定功能，强迫其推行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剧社会经济结构“二元”分化的趋势，延缓的泡沫经济后遗症连锁反应可能重新爆发，甚至引起企业银行连锁破产和社会失业危机。近年来，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如破产兼并、减员增效、出售拍卖等等，但是，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仍不断恶化，大批企业职工下岗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弊端的严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经济后遗症的有效宏观调控对策。

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各种紧迫经济矛盾，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自发调节，原因是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普遍存在过剩，企业和银行采取单纯追求盈利的行为，将会导致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美国29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私有企业面对严重的生产过剩，采取了削减工人和工资成本的办法，商业银行则缩小信贷规模以避免坏债危机，垄断资本趁机对中小企业实行破产兼并，结果导致了社会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企业开工不足和亏损状况也更趋严重，出现了严重的企业银行连锁破产风潮，大大加深和延长了经济衰退。当前，我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政策，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矫正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严重比例失调，利用大量过剩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及大量的企业闲置设备和人力资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环保等方面建设，尽快促进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我国贯彻扩大基建投资启动经济的战略，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采取有利于矫正经济失衡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尽管社会基础建设获得的投资收益较低，私营、乡镇和外商企业一般不愿意进入，但是，政府通过计划调节和国有企业的积极配合，能够重新启动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资源，帮助矫正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通过产业间联系和乘数效应刺激工业生产，企业开工不足和职工下岗状况将明显缓解，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需求将大幅度增长，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效益都将显著提高，政府税收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明显改善。我国今后设计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坚持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注重协调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才能防止国民经济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扰。关于政府调节和国有企业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受西方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西方国际经济组织从维护垄断资本利益出发，大肆宣传“科斯产权理论”以贬低国有企业，诱迫前和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导致这些国家民族工业陷入了严重困境，但是，事实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萧条中，政府曾对濒临破产的私有企业实行国有化，保护了社会生产力并且缓解了经济萧条，二战后西方国家迫于冷战的压力，推行了政府干预和国有化的政策，出现了经济平稳发展的“黄金时代”，相对缓解了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贫富差距。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右翼推行的放弃政府干预和私有化政策，导致了工业衰退和严重的社会失业，政府税收减少和社会保障制度濒临瓦解，我们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垄断媒介的宣传，追随垄断资本诱迫推行的灾难性“私有化潮流”。

我国还应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会经济“二元”分化的趋势，包括扶植国有、集体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良好协作的关系，加强政府对城乡集体企业的监督和指导，防止许多行业的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状况，协调国有、集体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对私营、外资企业采取鼓励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等等。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是，必须有众多国有中小企业进行配合，否则大中型企业难以集中力量，发展专业化生产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加强社会基础建设，需要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之间密切分工合作，对于国有中小企业不应采取“放任自流”的办法，必须坚决刹住各地廉价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的风潮，许多国有中小企业是地方经济的支柱，采取廉价卖光国有中小企业的错误作法，地方政府将失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经济基础。对于陷入严重困难的国有大中小型企业，也不应简单采取破产清算或出售拍卖政策，而应提供特殊的破产整顿保护政策，包括减免税收和暂停支付债务负担，恢复行之有效的扭亏增盈承包优惠政策，以促使企业恢复经营秩序和偿债能力，帮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难的企业，防止政府税源和银行债权的重大损失，保护社会生产力和广大职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发展经济的主张，难以搞活国民经济和解决社会失业，因为，这些企业集中在过度竞争的非关键性行业，难以产生启动国民经济的广泛辐射作用，在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全部吸纳完毕前，不会舍弃自身利益雇佣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

我国的城镇、农村集体工业企业，不应该将暂时的经营困难归于公有产权，也不应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应该继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经验，继续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加强职工监督和参与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导并承担社会义务，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乡镇集体企业应协调同国有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接受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指导，避免出现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尖锐矛盾，集中力量发展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项目，纠正许多行业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状况。我国应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包括餐饮、服务、小型商业等等，还应鼓励私营经济生产拾遗补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进入生产过剩的消费品行业，以免加重国有、集体工业企业的经营困难，还应限制其进入市场潜力大的高盈利行业，以保证国家财政和社会事业的经费来源，以及财政税收的比重不会下降；特别应严格禁止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以及逃避交纳税收或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还应限制其进入容易产生负外部效应的行业，如破坏矿产资源或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我国应对利用外商投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继承以前“有保护渐进开放”的成功经验，吸取92年盲目竞争引近外资的教训。我们应该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纠正引进外资多多益善的惯性思维，辩证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资的利弊得失。我们既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如引进资金技术和促进产值增长，也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负面效应，如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程度，相应的税收、就业和增长潜力等损失。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和高额利润，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产过程，仅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原件组装，并且通过转移价格等各种手段逃避税收，因此，为我国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和税收较少，难以通过产业间联系广泛地促进经济增长，一旦通过挤占国内市场冲垮了国有企业，我国将丧失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甚至还会触发社会失业和财政金融的危机。我们应该吸取东南亚过度依赖外资的教训，正视跨国公司控制国内市场的战略企图。我们应该根据不同行业和产品的情况，设计相应的利用外商投资的控制配额限制，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和股权比例限制，以及国内销售和出口的比例额度，既要适度利用引进资金和竞争的正效应，也要限制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例如，对于产品成熟但市场接近饱和的行业，较多限制外商投资的数额和股权比例，保证国内企业充分收回长期投资的效益，防止出现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的状况；对于拥有广泛产业联系的战略性行业，应该确保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导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引进外资应以合资形式和国内控股为主，规定重要产品的零部件的国产化水平，适度利用引进竞争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严格防止跨国公司冲击和控制国内市场；对于国内暂时无法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为鼓励外商投资容许成立独资企业，但应考虑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额，以为国内企业保留充分的开拓市场空间。

总而言之，我们在鼓励各种类型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同时，仍必须坚持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纠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强调发展私营、外资企业，一方面轻视公有制企业甚至搞私有化的错误倾向，正如同志论述我国现阶段的改革任务时，强调不能只讲“初级阶段”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国有、集体企业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是贯彻政府制定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注释：

①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

②数据引自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

篇11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3）02-0033-09

江苏是我国“经济大省”，也是“高教大省”，还是“高职大省”。世纪之交以来，省委、省政府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形成了高等职业教育要素快速集聚，以“职业技术学院”为主要办学形式的一大批“高校新生代”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使高等教育走入寻常百姓家，被称之为“江苏高等教育新现象”，高等职业教育在实现“大众化”乃至“普及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江苏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200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跨入“大众化”门槛；200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3.5%，进入“后大众化”阶段；201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预计到“十二五”期间末201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完全可以达到50%以上，有望基本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

进入“十二五”，江苏高等职业教育面临一系列新形势、新情况、新特点：事业发展与产业发展相适应，办学条件与办学规模相适应，双师结构师资队伍基本形成，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优质教育资源不断丰富，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社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扩大。特别是经济转型升级，必然要求各类高等教育转型提升和协调发展；高教适龄人群趋减，既为高等教育提高质量和调整结构提供了有利契机，也对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带来机遇与挑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给高等职业教育赋予新任务；“高教大省”向“高教强省”跨越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新途径；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对高等职业教育提出新要求［1］。

一、 现状与分析

（一） 江苏经济发展转型升级需要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支撑

当前，江苏正处于以创新驱动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尤其要重视结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振兴规划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要求，加快江苏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效农业、物联网、沿海开发、文化产业和民生科技等重点领域紧缺人才的培养，建立与现代产业体系相对接，与职业岗位相配套，与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为此，应当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的优势，提高质量，强化内涵，优化结构，凸显特色，为江苏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高端技能型应用人才的支撑，重点要在提升6个“度”上下工夫，即：提升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提升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的契合度，提升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吻合度，提升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依存度，提升个体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认同度，提升人民群众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满意度，进一步满足“两个更高”的需求（满足江苏区域先导产业和高新企业对“更高”素质高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满足各类人员接受“更高”层次优质高等职业教育的需求）。建设具有江苏风格、江苏气派、江苏特点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是“十二五”时期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心任务，也是江苏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重要亮点，这是由高等职业教育历史使命和时代定位决定的：以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高职强省”和“人才强省”为目标，推进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优化高等职业教育布局结构，提高高职人才培养质量，创新高职院校特色发展，增强高职服务社会能力，使得江苏高等教育真正“接地气”，也使得江苏职业教育真正“有底气”，从而使得江苏高等职业教育真正“更牛气”。

（二） 江苏高等教育体系需要加强政策的调控引导

江苏现有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82所，占普通高校总数128所的64％；高职在校生超过70万，占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总数166万的42％。尽管高等职业教育已经占据“半壁江山”，但是结构层次布局亟待调整：一方面高等教育结构“残缺不全”，虽有普通高等教育（学士、硕士、博士）和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两大类型，但技术本科及其以上层次（专业学士、技术硕士、技术博士）教育缺失；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体系“链条断裂”，虽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却事实上造成了高职是到专科层次为止的“终结教育”，这种结构性矛盾成为制约江苏高等职业教育健康协调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紧紧围绕“专科与本科学历学制衔接”这个重点，探索了联合培养模式（普职之间“专升本”）、分段培养模式（跨类之间“专升本”）以及自考一体化模式（自考分段“专转本”或“独立本科段”）等，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限于“学制”和“招生”等制度体系层面和政策法规层面的制约，在高等职业教育“层次”和“类型”的整体拓展和转型提升上还远远不能适应江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迫切需要，不能适应社会对技术应用型本科人才的时代呼唤，不能适应构建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为此，江苏高等职业教育在“前无古人”的道路上摸索前行，实践中需要政府把握全局并从政策高度加以引领。只有确立高等职业教育的“体系意识”，才能从观念和制度上突破高等职业教育仅限于专科层次结构的限制，着眼于高职延伸模式（体系内部“专升本”），在整个国民教育系统内建立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平行的“双轨制”，这样就可以牵住各项改革的“牛鼻子”——攻坚克难、系统集成，着力解决江苏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三） 江苏高考生源危机需要重视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

2009年，江苏高中毕业生为54万人；2010年，为52.7万人；2011年，为49.97万人；2012年，为47.4万。再则，2000年出生的人口不到1990年出生人口的一半，这批人口将于2015至2018年间初、高中毕业，“生源荒”将越来越严重。这些年来，高等职业教育生存和发展空间常常受到挤压，高职院校的填报率、录取率、报到率都不是很高，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在总体上仍然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考生非本科不上”、“能上本科不上高职”，这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使得一些办学较好、颇有特色的高职院校“感受到阵阵寒意”，开始出现生存危机，苏北及苏中地区尤为明显。为突破“重围”，2011年江苏率先在26所高职院校（其中公办3所）试水“注册招生”；2012年新增11所院校，现全省共有37所高职院校（其中14所公办）参加“注册入学”招生试点。尽管在经历了一年的探索后有了新的实践基础和社会感悟，“良药”乎？“毒药”乎？孰是孰非，还是争论不休，在具体操作和实际效果上依然毁誉交加、利弊参半，是一把地地道道的“双刃剑”：作为高职招生录取的新模式，经“双向选择”后，虽比传统录取率有所提高，但分数一降再降，门槛越来越低，为了减少生源缺口，甚至不同程度地采取了零投档、降分补录备档、计划空余等方法，这意味着大学“门槛”似乎降至最低，放宽了生源质量，削弱了“高等性”，加之“注册招生”专业不得转入统招专业学习且时间安排在高招录取的最后阶段，人为造成录取等差，致使部分有效生源大量流失，成了末尾的“收容队”和差生的“集中营”，由此陷入了“政府重视、社会轻视、家长藐视、学生歧视”的怪圈，反而加剧了高职吸引力不足，发展内驱力不强，社会认可度不高的局面。

二、 先试与先行

（一）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确立试点项目

江苏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祥地，经过多年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试办“技术应用本科”的时机和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特别是在江苏经济社会步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举办技术应用本科专业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强烈的百姓呼声和成功的国外案例。为此，江苏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地启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率先在全国探索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专业学位教育衔接贯通的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2年5月《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2年现代职教体系建设试点项目的通知》要求：在“江苏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和“地方政府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综合改革国家试点城市”（无锡、常州、苏州、南通）范围内试点，以学制衔接为根本，以课程衔接为核心，以招考制度改革为支撑，试点各类项目71个，以期取得成效并逐步推广。其中正式确定了2个“高职与普通本科联合培养项目”和12个“高职与普通本科分段培养项目”，这是江苏为加快培养高级技术技能应用型人才推出的新举措，意味着高职院校也可以招收并培养本科生，在此基础上，完全可以逐步过渡发展到独立、完整的高职本科“四年一贯制”教育。

1. “高职与普通本科联合培养”（“3+1”）。由首批两所国家示范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联合培养：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与南京工程学院自动化和机械电子工程两个专业；无锡职业技术学院与江苏大学物联网技术应用和数控技术应用两个专业，并专门成立了“江苏大学无锡机电学院”。在江苏省本科院校招生计划本二批次录取中，招生代码单独设置，学生4年学业在高职院校完成，由对口试点的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针对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急需的专业，联合制定专业理论知识课程和技能训练实践课程教学计划，高职院校负责教学和学生日常管理，本科院校负责教学质量监控、毕业资格审查并颁发本科文凭，培养具有本科层次的技术应用型人才。该项目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试点和创新，也是江苏与教育部共建“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试点项目之一，既适应了地方产业发展对高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也顺应了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既对现有本科教育模式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增强高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培养了既具备技能又具备技术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2. “高职与普通本科分段培养”（“3+2”）。由7所本科院校参与，对接11所国家示范（骨干）院校和个别省级示范院校，试点1—2个专业，都是各高职院校的优势专业。坚持整体设计，分工合作，明确各自的职责权益。每个阶段有相对独立的教学计划，两个阶段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有序衔接。首先在高职院校学习3年，取得毕业文凭及相应职业资格证书后，经过考核，进入对口的本科院校学习两年，可获本科学历学位，其文凭比“本三”更有市场认可度，2012年高考报名十分火爆和录取分数高开高走已有力地证明了对考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在本科学习期间，由本科院校与对口试点的高职院校统筹制定对口专业理论知识课程和技能训练课程衔接贯通教学体系，系统化培养本科层次的高级技术技能应用人才。该项目改变学科型教学模式，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将高职院校重视实践教学和岗位能力锻炼的优势与本科院校重视理论功底和打好学科基础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其中本科段招生实际上具有定向“专转本”的性质，在试点基础上可逐步纳入“专转本”范畴统筹管理，其“专转本”选拔方式由对口试点的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共同确定。

（二） 根据现代产业发展的要求强化内涵建设

为适应全球制造业向“长三角”大规模转移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系统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支撑区域产业竞争力的重任，尤其是江苏正在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和“世界白领办公室”，技术密集型企业开始占主导地位，在“江苏制造”向“江苏创造”的转型发展中高等职业教育的特殊地位和突出作用日益凸显。

1. 实施教学质量提升工程建设。2012年3月，《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实施江苏省“十二五”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的意见》强调：通过实施“教学质量提升工程”，引导高校主动适应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优化专业结构，加强内涵建设，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打造一批引领改革和服务江苏产业优化发展的重点专业；促进高校加强课程、教材建设，形成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精品课程资源共享课和视频公开课程，满足高校教学和社会人员终身学习需求；支持在校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训练，构建一批开放共享的实践创新平台；健全多层次、常态化的教育教学质量监督保障制度，构建江苏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2. 开展重点专业（群）建设。2012年5月，《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开展“十二五”高等学校重点专业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围绕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有计划、有重点地在全省高职院校中建设200个左右专业群，充分发挥重点专业的示范效应，积极探索有效的专业建设机制，形成服务方向明确、社会效益明显、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人才培养结构，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综合竞争实力。高职院校重点专业群是指高职院校围绕某一技术领域或服务领域，依据自身独特的办学优势与服务面向，以学校优势或特色专业为核心，按行业基础、技术基础相同或相近原则，充分融合相关专业而形成的专业集合，并代表着院校的专业发展方向和重点，主要包括：人才培养体系建设、课程体系建设、实训体系建设、信息化教学资源体系建设、“双师”团队建设、专业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等。2012年8月省教育厅公布确定了“十二五”期间立项建设的江苏省高职高专重点专业（群）202个。

3. 加强示范实训基地建设。2012年5月，《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的通知》提出：在坚持服务产业发展、扶优扶特，坚持“政、行、企、校”共同建设，坚持“产学研用”结合，坚持硬、软件建设同步推进，坚持资源共享、示范辐射的原则下，2012年至2015年，遴选建设110个省级高等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和国家级高等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培育点，重点支持建设综合型实训基地和区域开放共享型实训基地，加强高职院校基础能力建设，推动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促进优质资源整合、优化与共享，深化“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2012年8月省教育厅遴选确定了2012年度省级高等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点60个。

（三） 根据人才全面发展的要求拓展学习空间

知识经济时代，高端技能型、高级技术型和工程型人才将逐步成为社会劳动力竞争的主体，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增长比例大幅度增长，对技能型人才的岗位要求也逐渐高延，高职学生提高学历层次的愿望显得愈加强烈［2］。对此，江苏采取一系列措施创新学习制度，构建人才培养的“立交桥”，畅通高职学生发展渠道，形成了柔性、有序、开放、多元的体系。

1. 扩大高职自主招生试点。高职自主招生是采用“知识+技能”的多元考核办法，由试点院校自主决定考什么、怎么考、录取谁，考生不用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2011年，江苏15所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试行自主招生5 122人，在招生院校数和招生规模上均居全国榜首。据统计，共有2.7万多人报名，报名人数是计划数的6.7倍，部分院校的招生计划数与报考人数之比甚至超过1∶10；从实际录取情况看，较前期安排计划数增加了1 060人。

2. 完善“专转本”招考政策。选拔优秀高职（专科）生转入本科学习（“专转本”）实际上是高职学生的“第二个高考”，是目前高职学生进入本科院校的唯一途径。江苏进一步调整“专转本”招生对象和考试时间，2014年起，只从高职三年级应届毕业生中选拔，保证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和人才培养过程的完整，避免高职教育成为普通本科的“预科教育”，有利于专科教育与本科教育的最佳衔接；改革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实行全省统一考试和学校加试的办法，在统一考试录取资格线划定后，接收院校根据需要进行相应的专业课知识水平测试，扩大学校招生自，有利于加强学生专业基础和技术应用能力、实践能力的考核；拓展“专转本”办学主体，2013年起，适当安排部分应用型公办本科院校接收“专转本”学生，而非像现在这样只能进入民办本科高校学习，这对正处于生源下滑阶段的高职院校来说是个机遇。

3. 畅通“专升本”继续教育渠道。高职专科毕业生通过成人高考的方式“专升本”，获取成人教育本科学历。江苏高职院校注重沟通高职教育与继续教育，设立了高水平本科院校成人教育校外学习中心、函授站、教学点以及远程函授点，为高职学生继续学习提供多种选择机会。

4. 组织“专接本”自学考试。“专接本”是高职学生在基本完成专科阶段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参加全日制自学考试本科教育的途径，获取本科文凭。江苏高职院校广泛组织开展在籍学生接读自考本科，推动应用型本科课程进入高职院校。

三、 思考与建议

（一） 推进招生改革，确定本科生和专科生的合理比例

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稳定规模，保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相对稳定，高等教育规模增量主要用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及扩大民办教育和合作办学”的要求，针对不同类型人才培养的需求和生源逐步减少的趋势，及时调整江苏招生计划的合理分配比例，各类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数宜采用“总体等比例减少，适度扩大高职规模”的原则，满足培养数量充足、规模合理、结构优化的高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高职院校招录工作长期以来一直被排在高考“本三”批次之后，成为传统高等教育的“边缘群体”，即使是一些办学质量较好的高职院校，也会出现“学生报考不情愿，学校招生不理想”的困惑。应该看到，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关键区别不在于分数的高低，而在于“职业性”；不在于层次的高低，而在于“应用性”，高考分数的好坏与其职业技能的强弱并非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江苏高职院校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大多是由国家级、省级重点中专院校升格或合并升格或由成人高校改建而成，创办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有着长期举办职业教育的传统和经验，区域优势和行业优势较为明显。应充分考虑公办高职院校的办学实力和竞争优势，在划定江苏“本三”批次与“高职（专科）”批次省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时，差距不宜拉开过大（实际上在正式录取时公办高职院校平行志愿投档线大多接近或超过“本三”批次省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以便给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留有充分空间，让广大考生真正能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和相台上自主选择或上“本三”或上“高职（专科）”，或接受普通高等教育或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切实保障考生应有的合法权益。

1. “本一”高校。可酌情减少乃至取消“本三”计划数。通过增加研究生计划数，减少本科生计划数，保证有足够的优质教学资源用于着力提高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水平上。

2. “本二”高校。可保持相对稳定的招生规模。通过调整学科、专业、类型、层次和区域布局结构，巩固本科教学基础地位，适应国家和江苏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接受多样化高等教育的需求。

3. “本三”院校。可适当压缩高中毕业起点本科生计划数。按照教育部“独立办学”的规定，根据办学条件确定办学规模，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发展道路，加大实验实训投入。此外，还可逐步增加专科毕业起点“专转本”计划数。

4. 高职院校。可增加中职起点的对口单招计划数。通过制定完善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方案，促进中高职教育过程的有机衔接。此外，新增的普通招生计划指标优先向苏中、苏北地区院校和艰苦行业的专业倾斜。

5. 五年制高职院校。可适当压缩招生计划数。通过严格的专业审批，只举办适合五年一贯制教学的专业。

（二） 调整院校政策，实现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

2012年4月16日，《中国教育报》“全国各省份教育发展水平比较分析”表明：提升教育机会水平、教育投入水平、教育质量水平和教育公平水平，取得社会公众满意的教育成果，是教育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江苏“教育公平”指数在全国31个省份中排列倒数第六，属于“相对薄弱型的省份”，显然，江苏已被列入了“非均衡发展类型的省份”。教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经济社会提供人力支撑，更重要的使命还在于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使社会成员更有尊严地学习和生活。因此，提高教育公平并不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或“硬实力”），而是取决于文化价值的吸引力和合理的教育政策与执行力度，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软实力”。要通过科学规划，及时调整相关政策，统筹区域高等教育资源，促进江苏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尤其要使区域内各类高等教育规模上相互适应，结构上科学合理，质量上堪称一流，效益上日益增长，进一步完善高等职业教育类型、层次、结构和布局，加快形成服务需求、开放融合、有机衔接、多元立交的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框架，确保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的有效实现。

1. 转制高水平大学的独立学院。北大、清华、中国科大、中国人大等国内著名大学，几乎都没有举办与其地位不相匹配的独立学院。江苏高水平大学要实现有1—2所高校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的目标，就要防止优质教育资源新的浪费，已办有独立学院的要按照“五个独立”的要求加快转设为民办高校或逐步脱钩撤回，确保顶尖人才质量的培养。

2. 改革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禁止本科院校的继续教育学院（成教院）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搞全日制本、专科学历教育，以免挤占母体学校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抢夺高职院校的有效生源；进一步放宽外省户籍限制，允许高中毕业多年的社会劳动者不分地域和户籍自主报考成人教育专业；严格限制非高等教育机构设立成人本科教育点，把一部分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招生计划优先投放到高职院校，同时加强对承担成人本科教育的高职院校（教学点）的检查评估。

3. 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支持高职院校参与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和规则的研究与制定，积极引进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着力推介一批中外合作高水平大学的项目，改变江苏高职院校只能与境外同层次院校合作办学的规定，允许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经申报审批可以与境外本科院校合作办学，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合作“升本直通车”［3］。

4. 扶持民办高等职业教育。陕西省现有8所民办本科院校，而江苏只有1所民办本科院校（三江学院），加上近期由独立学院转设的无锡太湖学院，迄今才两所，规模小、数量少、差距大、影响弱。要切实把民办高职教育发展纳入江苏教育事业发展总体规划，确保民办高职院校与公办高职院校拥有同等法律地位；“欲升本科勿弃民办”，大力支持民办高职“升本”，加强民办高校合理分类指导，进一步扩大民办高职院校办学自，包括扩大招生自和扩大收费自；认真贯彻教育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畅通民办高职院校融资渠道，从根本上健全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民办学校自律和社会监督机制。

5. 提升五年制高职教育。江苏率先举办五年制高职教育是个创举，在经历了快速发展后，必须控制规模，规范教学管理，严格专业审批，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和提升办学水平，为中高职“无缝衔接”积累经验，提供示范。为了科学严谨，避免混淆，准确定位，统一称谓，今后，凡初中毕业起点的“五年制高职教育”一律改称“长学制职业教育”，统筹协调中职教育、五年制高职教育、普通高中后高职教育以及中职后高职教育的发展。

（三） 创新发展方式，完善高等职业教育“层次”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跨越发展、改革创新、形成特色的同时，围绕着“要不要建立与普通高等教育既沟通又并行的独立体系”一直争论不断。其焦点在于：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还是一种教育层次？高等职业教育是否属于高等教育的低层次，只能是专科层次？我国要不要像国外那样发展技术本科及以上层次的高职？技术本科的任务主要由谁来承担？现有高职院校能不能与现有本科院校共同承担技术本科的任务？其实，构建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实质上就是要突出职业教育的现代性、系统性、开放性特点，按照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打破高等职业教育仅仅停留于专科层次的结构限制，增设本科层次和研究生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形成一个有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等多层次构成的完整体系，要通过制度和体制创新，让信誉好、有实力的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经过遴选和评估，主要承担发展技术本科的任务。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完善高端技能型人才通过应用本科教育对口培养的制度，积极探索高端技能型人才专业硕士培养制度”；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拓宽高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进入本科学校应用性专业继续学习的渠道。鼓励高等职业学校与行业背景突出的本科学校合作探索高端技能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专业硕士培养制度”；特别是教育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首次强调：“完善高等职业教育层次，建立高级技术技能人才和专家级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制度”。这些提法和要求与以前相比都有重大突破，强调了“大高职”特征，提高了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促进了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与现代产业体系相适应。说到底，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应该由专科层次、本科层次、研究生层次（技术硕士、技术博士）所构成，而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纵向贯通”、“横向等值”、“多向转换”的最终“聚焦”，都集中体现在能否率先探索创设技术应用本科及以上层次的教育制度上。

1. “守望”与“晋级”并重。高等职业教育坚持以专科层次为主的发展方针是不可动摇和改变的，这是高等职业教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大部分高职院校必须“安于本位”、“守土有责”，变同质化发展为差异化竞争，立足于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发达的江苏和高级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旺盛的地区，试行职业教育“分级制”，着力开创技术本科及以上层次的学制形式，通过高中起点，以“普职融合”多种途径培养技术应用型本科人才，进一步完善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

2. 探索“一校多制”。改革创新高等职业学校制度，解放思想，颠覆传统，破除“专科层次的高校不得设置本科专业”（即低层次学校不能举办高层次学历教育）的限制，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科技大学”的办学模式，在江苏高职院校中积极探索“一校多制”，允许一校之中有多种学制或不同学历层次的专业共存、共享、共用教学资源，进一步对高职院校的办学主体颁发学业证书资质、学历学位资格的认定等相关政策作出刚性规定。

3. 设立“专业学士”。在江苏15所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设的基础上，通过省内同类专业竞争优势的比较，遴选“强、特、精、优、需”专业，把探索设立“专业学士”制度作为建设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突破口，并为逐步过渡到学校整体“升本”打下坚实基础，这也是建设“高教强省”应有的率先之举［4］。

4. 创建“技术大学”。在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本科建制）和常州高职教育示范园区（常州科教城）的基础上，正式创建1—2所高水平的技术本科大学，开创我国独立设置的“高职本科”院校之先河。

5. 成立“开放大学”。在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江苏广播电视大学）的基础上，成立“江苏开放大学”，尤其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与开放学位教育的深度融合方面做出更大努力。

6. 试行“专业升本”。在江苏20所省级示范高职院校建设的基础上，试行校内个别优势“专业升本”或普遍推广与本科院校联合培养技术本科人才的项目（“3+1”），加快培养江苏紧缺的本科层次高级技术技能人才。

四、 未来与展望

同志在2011年和2012年全国“两会”上，关于江苏工作“两个率先”和“六个注重”以及强调在“六个方面迈出新步伐”的重要指示，对江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2012年7月，总理同志在江苏调研时强调，江苏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省份之一，希望江苏继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建设成为我国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和“火车头”。今天，江苏发展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生动缩影，“两个率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江苏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中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江苏高等职业教育在历经32年的长足发展后表现出高度自觉，可用20个字来概括：“首吃螃蟹”，“应运而生”，“适需发展”，“披荆斩棘”，“渐入佳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江苏高职院校的办学者、管理者和教学者在梳理过去、厘清现状、展望未来中进一步凝聚共识，走向卓越，创造辉煌。江苏高等职业教育有理由、有条件、有能力、有责任不断率先发展，用更加开阔的视野，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先导作用，前瞻性地规划技术应用本科及以上层次延伸的问题，从“概念先行”真正转向“问题解决”，在制度上寻求个案的重大突破，促使地方层面的经验和做法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和制度，闯出一条又好又快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江苏之路”，进一步彰显“苏派理念”，“苏派风格”，“苏派路径”和“苏派模式”，奋发有为地力争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高职特区”。2012年重点推进中高职的统筹与衔接；2015年初步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2018年（全国是2020年）率先建成世界水准、中国特色、江苏特点的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1］ 鲁 昕.在现代职教体系建设国家专项规划编制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20726］.http：//61.164.87.131/web/articleview.aspx？id=20111121110118656&cata_id=N002.

［2］ 马树超，范 唯，郭 扬.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若干政策思考［EB/OL］.［20120726］.http：//121.192.32.131/web/articleview.aspx？id=20111202110531554&cata_id=N007.

［3］ 顾坤华，赵惠莉.现代职教体系：推进高职教育向技术应用本科及以上层次延伸——以江苏省为个案［J］.职业技术教育，2012（7）：1520.

［4］ 顾坤华，赵惠莉.江苏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思考与对策——六议江苏“高职强省”［J］.江苏社会科学，2011（1）：7-12.

Construction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Coordinated Social Development： Seven Issues Concerning the Ways of Strengthening Jiangsu with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GU Kun-hua， ZHAO Hui-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