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本质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生态文明的本质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一、生态文明观的科学内涵

成都市与我国其他城市一样正处于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中，而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在第十届西博会上指出：“如今，全世界50%以上的新增能源消费……来自中国，中国新增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世界新增排放量的50%。”［1］我国已进入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高速增长阶段，面临着社会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和强大的国际压力，在发展经济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实现节能降耗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任务非常艰巨。［2］为此，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的五大目标之一。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最朴素的文明，也是最高级的文明。”［3］

本文为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成都市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成本控制研究”（项目编号：ST11-09）的研究成果。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种形式，是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上的具体体现，其科学内涵是：以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为主旨，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注重维系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追求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关系协同进化，以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4］

二、生态文明观对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新要求

（一）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目标

1.成都市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成都市确立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明确指出成都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生态市建设工程，是实现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和有效途径，并提出了成都市新型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资源能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社会文明高度发达”。①

2.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作为社会基本组成细胞和对环境污染应负主要责任的企业（目前自然环境所接受的污染物中有80%来自企业［5］），加强环境成本控制，保护生态环境责无旁贷。［2］因此，成都市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资源能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目标，企业就必须将生产经营过程所发生的能源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损耗计入成本，并实施有效控制。可见，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目标是全面核算环境成本，并实现有效控制，以优化协调环境成本与环保效果及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即实现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的最合理化、经济效益最大化和对人类和环境的危害最小化。［6］

（二）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原则

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目标的实现，需要在控制活动中遵循以下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有效控制原则，即企业环境成本控制及其效果必须遵循国家环保法规；二是成本效益原则，即企业环境成本控制不能为实现环境成本控制而控制，而必须兼顾经济利益，甚至必须以提高企业长期的经济效益为出发点，否则，没有任何企业会有效实施环境成本控制。［2］

（三）生态文明观对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新要求

结合前述生态文明观的科学内涵、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目标与原则，可将生态文明观对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新要求概括为：实现企业环境成本的全面、持续、有效控制，即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协调与共赢。

三、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现状分析

（一）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现状

目前，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现状可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取得了国家环保法规体系正逐步完善、社会环保意识正逐渐树立、基本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甚至企业的环境成本控制监管体系、形成了政府主导的企业环境成本控制体制机制、部分社会责任领先者企业实施了有效的环境成本控制、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正逐步改善等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环境成本控制意愿不强、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控制主体缺位、观念落后、控制方法单一、控制范围狭隘、存在“时滞”现象和成本锁入效应、信息披露不充分和社会监管不力等问题。［7］

篇2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080-02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给人类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自然作为人类生存和活动的载体，在人的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资源的无限制和不合理使用以及对环境污染的忽视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生态问题是历史和现实发展的产物，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化生态问题的重要举措。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

马恩所处的时代，生态问题虽然没有突出的表现，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不乏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环境问题的深刻见解。马恩的生态思想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方法论原则。

（一）马恩生态思想的出发点：人与自然的统一

马克思抨击了工业文明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即人与自然“二元分立”的理论，主张以唯物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看待整个世界。认为，从本体论上来讲，自然的存在先于人类，人类源于自然。同时，人存在于自然界中，对自然界有着天然的无法摆脱的依赖性。马克思指出：“人直接的是自然的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1]马克思不仅强调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而且人对于自然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1]383恩格斯所说的“统治”绝不是站在事物的对立面进行统治和支配，而是主张人作为自然的能动的一部分，自觉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来“统治”，这种统治和支配是建立在“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的基础上。

人与自然的统一不仅表现在人是自然的能动的存在物，同时自然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自然首先表现为“感性的”自然界。马克思指出：“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在（狭隘）意义上的人类学的规定，而且是真正本体论的本质（自然）的肯定。”[2]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感性”的自然界意味着自然界在人之外的存在及其对人的效用；而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感性”的自然界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作为“本质的对象……对人的存在”[3]。

的自然观为我们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理论的基础，为人类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自然环境说明了原因。环境伦理学家阿伦・盖尔认为“文明的标志是对世界本质和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深层设定，因此也就是对何为值得人们奋斗的终极目标的深层设定，这种设定充斥着包括实践和制度在内的全部文化领域，并在漫长的时期中被体现并表达这些深层的生命形式所复制。”[4]因此生态文明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设定为人们奋斗的终极目标，并且在社会发展的历程中通过人来不断完成、复制和发展的。

（二）人与自然统一的实现形式：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已经站在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关注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类必须通过劳动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从而满足人类生存繁衍的需要。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5]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实现形式，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征服对象的劳动，而是根据人和自然都必须遵循的规律来“中介、调整和控制”这个物质交换的过程。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都是以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生态环境必然沦为被生产所奴役的对象。恩格斯拒斥这种短视行为指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直接的有益结果。那些只有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先进科学技术的滥用，创造了“繁荣”和“胜利”。恩格斯毫不留情地戳破了这种虚假的“繁荣和胜利”，他警醒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然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1]383

马克思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内在统一、和解的最终方向。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实现生态文明，必须将自然问题的解决付诸实践，将社会问题与自然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二、破除资本主义霸权逻辑，实现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

资本逻辑下的生产方式是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的根源。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异化本质的佐证。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表现为两者相生相协。所谓经济危机，与之相伴的不过就是过度竞争、效率迷恋以及成本削减，而这必然强化对工人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压迫，加大成本外在化的力度，加剧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相伴的日益加大的能源成本、交通拥挤成本，以及高额的地租等都会带来原材料的短缺，最终造成通货膨胀和利润的骤减[7]。西方环境运动积极试图解决经济危机和环境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但他们从未触及资本主义的制度，因而永远也无法摆脱生态危机。有的生态学家呼吁开展一场“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试图从道德层面解决生态危机，建立一种生态伦理。另一些环境学家主张从经济的角度解决生态环境危机，提出经济“非物质化”，实际上就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减少“每单位货币GDP增长对环境的影响”。经济的“非物质化”增长是一幅美丽的经济增长图景，但这种图景始终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不切实际的幻想。科学技术的伟大功绩早就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所证明，部分生态学家企图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环境问题。事实上“杰文斯悖论”早就指明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科学技术，最终都导致了对自然资源需求量的增加。

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环境问题的教训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对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始终以的理论为指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结合我国国情，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一）培养、树立生态文明的意识自觉

人本身并不必然会成为环境的敌人，而人是所在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造成了这种困境。生态文明的建设依赖于我们在理论和实践的自觉。“生态文明”概念首次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表达是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生态文明建设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环境问题的加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建立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首先要求我们要有生态文明的意识自觉，将生态建设纳入经济发展的指标当中去，克服追求经济高效发展的片面性。十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中，形成五位一体的科学发展观，表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对我党以及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提高环境保护意识，树立环境保护观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改变旧的生产目的和方式，满足人的真实需要

社会主义要从传统的现代化建设的模式中走出来，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生产目的和形式都要做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我们实行市场经济，绝不能沿袭资本主义无限制的扩大生产，使得劳动产品最终成为异化的力量来反对劳动者，反对自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确立生产的目的，首先应该要明确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真实需要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虚假的需要”。同时，我们还需要确认自然的尺度，即尽量满足非人类生命物种发展的需要，必须使生产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力”的范围之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以这两个基本目的为前提来发展生产才是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否则就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本质的区别。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话题，需要我党以及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中不断探索正确的道路。的理论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的基石，但是我们不能寄望于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去找一个现成的生态环境伦理规范。的理论具有现实地处理生态问题的能力，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利用这种能力，通过不断地实践创新，摒弃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老路子，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50.

[3]卜祥记.“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探析[J].哲学研究，2012，（4）.

[4]阿伦・盖尔.走向生态文明：生态形成的科学、伦理和政治[J].与现实，2010，（1）：191-202.

篇3

[作者简介]陈少克，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商学院教师，经济学硕士，广东　珠海　519085；徐兵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9―0138―03

生态学在对未来社会进行解释和预测的时候，认为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因而，未来社会必将是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将采用生态经济的模式。生态经济模式就是可持续法则对所有人都有制约的经济活动。虽然生态学社会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这样的新型社会，但从目前来看，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生态问题。因而，本文换个角度，试从市民社会概念的框架来分析生态文明，探寻市民社会理念下生态文明的构建。

一、生态文明的本质是和谐

按照一般的界定，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从狭义的角度讲，生态文明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形态。然而，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形态的超越，在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物质文明，将致力于消除经济活动对大自然自身稳定与和谐构成的威胁，逐步形成与生态相协调的生产生活与消费方式；生态文明下的精神文明，更提倡尊重自然、认知自然价值，建立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文化与氛围，从而转移人们对物欲的过分强调与关注；生态文明下的政治文明，尊重利益和需求多元化，注重平衡各种关系，避免由于资源分配不公、人或人群的斗争以及权力的滥用而造成对生态的破坏。因此，与其说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对应的文明形态，不如说，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的超越，是一种建立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在这种理念下，人们的消费行为、生产行为以及社会的分配格局都将沿着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轨迹运行。因而，笔者把生态文明界定为上述广义的生态文明定义。

然而，生态文明的提出本身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种种的不和谐。

第一，从生态理性的角度看。生态理性是和经济理性相对应，而且，一定意义上说，生态理性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传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人们要追求的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产生了劳动异化、资本异化，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覆盖着利益面纱的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消除这一类型的社会公平隐患。按照生态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然而，在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理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环境公平问题如何得以根本解决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而，生态文明本质是和谐，构建生态文明必须从和谐的角度人手，通过各种制度创新或制度重建消除各种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音符。

二、市民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理念

理论界认为，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存在的问题是在社会领域之中，并认为，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将无法有效运行。另有学者更是认为，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进而推动社会领域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最紧迫的时代任务之一。

对于市民社会的理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界定。比如，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等，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主要从私人活动这一角度来界定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概念，“既是一个实体性范畴，又是一个理念性范畴”，“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与其文化特征是互为表里、相互支持的，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过程以及一系列思想和观念的结合体系”。市民社会是解决传统社会结构下矛盾的重要途径，“根本出路在于公共领域挣脱商业化和技术统治论的影响，而获得复生”。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但从总体上看，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市民社会是以对私有财产权利的充分尊重并且加以法律上的严格保护为基础的。这是市民社会特有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第二，维系市民社会的，既不是横向的血缘亲情关系，也不是纵向的行政命令关系，而是在平等自治的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契约关系。第三，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以尊重和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第四，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个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并辅以相应的责任为基础。第五，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社会成员的意见，在公共空间交换彼此意见，并据此以及通过社会运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形成过程。

三、市民社会对生态文明可能的贡献

如果生态学所说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是同一个概念，那么，在生态学者看来，市民社会不可能对生态文明作出贡献。问题是，当我们用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时候，生态文明的贡献者却会由现代公民社会创造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物质利益的协调。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因而，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管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促进并保护人们的物质利益是其存在并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人们在追求的自身的物质利益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与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矛盾。因而，生态文明在物质利益关系上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一个发育充分的市民社会，通过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保障了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为人们创造财富实现自身的物质利益奠定基础；同时，通过产权的界定，确立资源、自然环境的保护边界，通过公共空间与政

府的合理互动，保障公共政策的制定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进而，在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比如，排污收费问题，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只要我们知道污染带来的边际社会成本和企业本身的边际收益，就可以确定排污收费标准，但是，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是因为信息的问题，在确定边际社会成本时出现困难；其次是污染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往往不可能靠政府的简单规制就可以解决。在市民社会框架下，相关利益群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结成合法的团体，这些团体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搜集相关资料，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合理依据，在维护自身利益(比如环保要求，避免环境保护中的不公平等)的同时节约了政府政策制定的成本。

第二，精神和谐的缔造。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缔造精神和谐，市民社会通过其文化领域的作用保证人们认知自然的同时实现人们生活的非物质化。“作为文化生活的领域，市民社会拥有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区别的阐发生活意义的符号体系。”作为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是一种自主、自愿、全面发展的生活领域和关系结构，是人们普遍交往活动的空间，它渗透于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市民社会伦理精神能够促进人的个性的增长、自由的扩大和利益的满足。

弗洛姆认为：“一个人是否精神上健康，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除了满足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以外，还创造了人们的道德生活世界，为人们提供广泛的公共生活空间。人们通过社团的和传媒的沟通不仅满足了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内在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群体的认同，个体也实现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由于市场经济导致了人们心灵秩序的内在紧张，导致浮躁的心态，人格的分裂以及精神家园的丧失，市民社会特有的公共精神能够培育人们的开放意识、交互主体的人格，以及宽容的精神和理性的价值取向。“当市民社会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个合理有效的环境时，同时也就消解了因生产和权力之争给人们造成的压抑和紧张。”在市民社会的生活世界中，人们可以自主地思考、自由地表达、平等地辩论、理性地宣泄，有效地调节人们的情感和心理，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营造人们和谐的心灵和精神秩序，从而实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三，利益平衡的构建。市场的作用导致了利益的分化，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单元。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不同的利益都要有合适的利益表达途径，否则，便会形成政治上的不和谐，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危及生态文明。成熟和健康的市民社会会发展出非暴力的有序结构来进行利益表达，使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进入政治系统，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首先，市民社会是法治社会而不是人治社会，法治是市民社会伦理精神的现实表现。法治强调的是人民，个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与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国家也必须服从法律。马克思曾经断言，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及其社会化，构成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市民社会中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的客观和现实的体现是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在市民社会中，法律及其制度是人的需要及其行为的普遍形式，也是社会秩序的客观的和外在的表现，伦理精神必须透过法律和制度，透过法律和制度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才能获得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合理性。”其次，市民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个体伦理精神和权利伦理精神的充分展开总是以社会的开放性为必要条件，开放性表现为非权威化，非权威化则意味着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一种要求权利和义务对等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它否定一切形式的特权，强调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是一个充满道义关切的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全体成员能够分享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共同的社会责任。

篇4

人类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既具有自然存在的规定性,又因其精神和价值属性而具有超越自然存在的社会规定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文明形态中产生着不同的人性规定和人格模式。现代主体性人格和生态文化人格的建设应当系统分析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格塑型,探寻“爱自然”的人性生成的理论路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分为三大形态,这就是农耕文明时期的“依附型”人格、工业文明时期的物化“单向度”型人格以及生态文明时期基于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格。[4]104具体的人性人格是人类在自身的生存活动中产生的心理积淀、价值取向、性格结构和思维方式,并通过个体外显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表现出来。人性人格的形成和塑造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生产条件和发展状态紧密相关,不同的社会形态更迭造就了不同的人格塑型。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以及重农轻工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传统农耕文明时期逐渐形成了重内在心性修养不重外部创造、重道德教化不重工具理性的封闭保守的依附型人格,并且由于当时人类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自然的恩赐,通过汇聚个体的生命力量组成群体部落才能够体现人“类”的本质属性、摆脱生态困境。传统农耕文明时期强调整体和谐有序与社会等级秩序,在对自然敬畏与依顺的基础上,个体的主体性消融于整体的等级秩序中,生命主体的创造性与理性能动性受压制。高扬理性的工业文明时期,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人类改造自然、抵御野蛮与愚昧的能力得到增强,但形成了物化单向度的人性与人格,人格的自然基础要素遭到忽视。在个人至上、物质至上的理念追求下,人性价值信仰迷失、精神颓废、道德堕落。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过程中,人类充分挖掘自然外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倡导向自然进军,疯狂地掠夺和攫取自然,遗忘了人类生存的价值与意义,迷失了自我,滋生了人类中心主义,或者沦为欲望的奴隶、或者造成人与自然的隔离,从而导致了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能源枯竭等生态困境。因而,人性主体性的彰显应当在超越单纯个人本位的基础上,在精神深层把握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之间的本质联系,发挥人性主体性的能动与协调作用,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就是生态人格的重塑。生态人格源于生态文明时期生态科学的高度发展,它是新时期道德人格发展的一种新的范型。它将生态伦理原则理念与生态道德素养内化为人的内在生态道德良知,彰显人类对待自然的生态道德认知态度、生态道德情感、生态道德信念与生态道德行为。伴随着当今绿色环保运动的兴起以及环保教育活动的贯彻落实,人们的生态意识逐渐开始觉醒,生态伦理逐渐开始作为一门显学渗透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使生态人格的塑造成为可能,“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学所反映的价值观将实现对人的重新塑造”[5]410。因此,生态人格的塑造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对农业“依附型”人格和工业物化单向度型人格的继承与发展;它既克服了农业社会的文化人格对自然与社会的依附性,又肯定了现代文化人格的主体性,主张塑造个体人性的自觉性与自主性。它既克服了现代文化人格的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与利己主义的人格倾向,又在继承传统农业文明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人格特征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人—自然—社会和谐一体的生态理念,将人的主体性、理性与情感、意志、自由等因素看作健康互动、有机联系的复合系统整体,从人与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总体理解人的社会本质与自然本性,为生态自由人格的重塑提供了理论依据。生态人格理念对当今社会人的人格转型和重新塑造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生态道德人格应当在拓展道德关怀范围的基础上把对道德权利的尊重与维护作为衡量人类行为善恶的重要依据,在完善自身生态道德责任意识和道德义务意识的基础上明确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自觉选择和确证人性“是其所是”的“类”的本质规定,实现道德主体从“小我”向“大我”的转向,在自然资源的分配与生存空间的共享方面实现人际和谐、种际和谐、代内和谐与代际和谐,以人地和谐为精神旨归,以生态资源的可持续性为价值目标,从而肩负起拯救人类自身的历史使命。生态道德人性的塑造总是要落实到社会个体身上,因而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和从事生产实践的过程中,社会个体应当遵循生态伦理的基本理念,学会以宽容和理解的心态与自然、社会及他人共荣,推动“爱自然”的人性生成。

篇5

然而，生态文明的提出本身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种种的不和谐。

第一，从生态理性的角度看。生态理性是和经济理性相对应，而且，一定意义上说，生态理性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传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人们要追求的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产生了劳动异化、资本异化，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覆盖着利益面纱的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消除这一类型的社会公平隐患。按照生态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然而，在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理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环境公平问题如何得以根本解决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而，生态文明本质是和谐，构建生态文明必须从和谐的角度人手，通过各种制度创新或制度重建消除各种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音符。

二、市民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理念

理论界认为，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存在的问题是在社会领域之中，并认为，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将无法有效运行。另有学者更是认为，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进而推动社会领域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最紧迫的时代任务之一。

对于市民社会的理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界定。比如，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等，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主要从私人活动这一角度来界定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概念，“既是一个实体性范畴，又是一个理念性范畴”，“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与其文化特征是互为表里、相互支持的，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过程以及一系列思想和观念的结合体系”。市民社会是解决传统社会结构下矛盾的重要途径，“根本出路在于公共领域挣脱商业化和技术统治论的影响，而获得复生”。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但从总体上看，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市民社会是以对私有财产权利的充分尊重并且加以法律上的严格保护为基础的。这是市民社会特有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第二，维系市民社会的，既不是横向的血缘亲情关系，也不是纵向的行政命令关系，而是在平等自治的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契约关系。第三，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以尊重和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第四，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个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并辅以相应的责任为基础。第五，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社会成员的意见，在公共空间交换彼此意见，并据此以及通过社会运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形成过程。

三、市民社会对生态文明可能的贡献

如果生态学所说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是同一个概念，那么，在生态学者看来，市民社会不可能对生态文明作出贡献。问题是，当我们用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时候，生态文明的贡献者却会由现代公民社会创造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物质利益的协调。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因而，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管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促进并保护人们的物质利益是其存在并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人们在追求的自身的物质利益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与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矛盾。因而，生态文明在物质利益关系上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一个发育充分的市民社会，通过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保障了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为人们创造财富实现自身的物质利益奠定基础；同时，通过产权的界定，确立资源、自然环境的保护边界，通过公共空间与政府的合理互动，保障公共政策的制定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进而，在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比如，排污收费问题，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只要我们知道污染带来的边际社会成本和企业本身的边际收益，就可以确定排污收费标准，但是，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是因为信息的问题，在确定边际社会成本时出现困难；其次是污染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往往不可能靠政府的简单规制就可以解决。在市民社会框架下，相关利益群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结成合法的团体，这些团体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搜集相关资料，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合理依据，在维护自身利益(比如环保要求，避免环境保护中的不公平等)的同时节约了政府政策制定的成本。

第二，精神和谐的缔造。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缔造精神和谐，市民社会通过其文化领域的作用保证人们认知自然的同时实现人们生活的非物质化。“作为文化生活的领域，市民社会拥有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区别的阐发生活意义的符号体系。”作为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是一种自主、自愿、全面发展的生活领域和关系结构，是人们普遍交往活动的空间，它渗透于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市民社会伦理精神能够促进人的个性的增长、自由的扩大和利益的满足。

弗洛姆认为：“一个人是否精神上健康，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除了满足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以外，还创造了人们的道德生活世界，为人们提供广泛的公共生活空间。人们通过社团的和传媒的沟通不仅满足了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内在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群体的认同，个体也实现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由于市场经济导致了人们心灵秩序的内在紧张，导致浮躁的心态，人格的分裂以及精神家园的丧失，市民社会特有的公共精神能够培育人们的开放意识、交互主体的人格，以及宽容的精神和理性的价值取向。“当市民社会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个合理有效的环境时，同时也就消解了因生产和权力之争给人们造成的压抑和紧张。”在市民社会的生活世界中，人们可以自主地思考、自由地表达、平等地辩论、理性地宣泄，有效地调节人们的情感和心理，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营造人们和谐的心灵和精神秩序，从而实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三，利益平衡的构建。市场的作用导致了利益的分化，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单元。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不同的利益都要有合适的利益表达途径，否则，便会形成政治上的不和谐，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危及生态文明。成熟和健康的市民社会会发展出非暴力的有序结构来进行利益表达，使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进入政治系统，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首先，市民社会是法治社会而不是人治社会，法治是市民社会伦理精神的现实表现。法治强调的是人民，个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与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国家也必须服从法律。马克思曾经断言，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及其社会化，构成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市民社会中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的客观和现实的体现是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在市民社会中，法律及其制度是人的需要及其行为的普遍形式，也是社会秩序的客观的和外在的表现，伦理精神必须透过法律和制度，透过法律和制度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才能获得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合理性。”其次，市民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个体伦理精神和权利伦理精神的充分展开总是以社会的开放性为必要条件，开放性表现为非权威化，非权威化则意味着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一种要求权利和义务对等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它否定一切形式的特权，强调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是一个充满道义关切的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全体成员能够分享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共同的社会责任。

四、结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需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是一种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建构过程，是协调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是以生态环境优化与发展为目的、促进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生态文明的构建过程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体性的重新认识过程，也是逐步推进人类全面发展的过程。因此，构建生态文明新社会不应单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手，不应仅仅从生态学的角度思考，而应从整个社会结构和人类发展的角度思考才可以看到生态文明的和谐本质。市民社会与广义的生态文明有着紧密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民社会理念为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生态文明这样的高级文明形态提供了思路。建设生态文明新社会需要社会结构的调整，即从构建市民社会人手，构造和谐社会。

篇6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生产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创造了思想和道德，还创造了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可见，生产劳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人类文明的基始性前提。然而，生产劳动虽然创造了文明，但并非任何生产劳动都能创造生态文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异化生成了反自然的工业文明。从这一意义上讲，生产劳动只有生态化，并在生态劳动的基础上才能生成生态文明。因此，研究生态劳动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从学界关于劳动和生态文明论题的研究现状来看，以劳动作为生态文明的根基并对劳动的生态性展开研究的尚不多见。现代社会，人们普遍将劳动理解为生产物质财富、获取无限利润的手段。在这一劳动观念的支配下，人类拼命地征服自然、压榨自然，大量掠夺自然资源来从事生产，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实现劳动的生态转向，从现代性劳动转向生态劳动，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需要。生态劳动是对劳动概念的新解读，这一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从纯粹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征服型劳动向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相统一的养育型劳动的转变。本文试对生态劳动概念何以提出，什么是生态劳动以及生态劳动的特征进行初步的阐述。

一、现代性劳动的反生态性

现代性劳动是资本逻辑控制和引导下人类征服自然、满足私欲的工具和手段，具有反生态性。现代性劳动的反生态性表现为劳动目的、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的反生态性。

第一，现代性劳动目的的反生态性。任何劳动都是具有一定目的性的活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1]208在马克思这里，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的劳动是有目的的，人在劳动之前首先要预定劳动的目的，而动物的活动只是一种本能。

在不同时期，人们对劳动的目的性设定有不同的理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了劳动的外在目的性思想，认为人类创制（劳动）的目的在于制作产品，产品比劳动本身更值得欲求；到了黑格尔这里，劳动成为人的本质的确证；而阿伦特在《人的塑造》中，提出了劳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持人的生命存在，所体现的是生命目的；韦伯则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了劳动的神性目的，认为人类劳动是响应神的召唤，劳动是人为了成为上帝的选民而向上帝显现荣耀的活动。今天，劳动成为人类满足自己生产和生活需要的手段，且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成为现代性劳动的首要目标。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劳动已经发生了异化，工人为了谋生而劳动，为了维持自己动物式的生存而劳动，“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2]。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为劳动者的桎梏和锁链，对工人来说，劳动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

现代性劳动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为目的，这蕴涵了人类赋予自己向大自然无尽索取的价值合理性和道德正当性的可能。进入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现代性劳动目的反生态性进一步突显。资本最重要的价值特征是能增殖，资本逻辑的最核心要义就是资本的不断增殖和疯狂扩张，增殖、再增殖，赚钱、再赚钱，不知疲倦，永不停息。资产阶级为了实现资本的增殖、获取利润而投入大量的资本，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工人的物质生活也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工人的劳动仍然是不自由的，仍然是异化劳动，只不过这种异化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贫穷的异化走向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富裕的异化。工人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基本物质需要而劳动，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假需求而劳动。由资本逻辑所支配的社会是一个对金钱和物质财富充满欲望和追求的社会。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劳动成为人们赚钱和发财致富的手段。以资本的增殖作为劳动的目的，是不合乎生态的，甚至是反生态的。在反生态劳动目的指引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和掠夺，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耗竭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现代工业文明成为破坏自然的文明。

第二，现代性劳动过程的反生态性。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207-208人类从自然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信息和能量，通过劳动获取的产品来养育人类，同时将人们在生产过程和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排向自然，最终能为自然界所接受，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发生了异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发生了断裂，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城乡之间的对立，农村的农业人口不断下降到最低限量，而大城市的工业人口不断增长，“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3]。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工业劳动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断裂，是一种非循环的、线性的劳动。现代工业劳动所带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所发生的断裂意味着，人从自然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在经过人类的劳动活动之后排放给自然的物质却成为大自然的异己存在物，不仅不能重回自然、护育自然，反而成为污染自然、破坏自然的废弃物。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发生中断，自然自身变得越来越脆弱，人类能够从自然中所获取的可以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资源越来越少，资源的短缺和枯竭迫在眉睫。可见，现代性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发生断裂的过程，是破坏自然环境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反生态的。

第三，现代性劳动结果的反生态性。现代性劳动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共荣关系，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支持、相互养育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由原初的和谐统一走向了对立与分裂，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近代工业社会劳动异化所造成的后果进行了揭示和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大工业和农业”时就指出，19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在利用土地的过程中就已经造成了对土地的严重破坏，“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1]579-580。这里，马克思主要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土地资源滥用和土壤肥力丧失问题，除此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对现代性劳动所导致的森林资源破坏、气候变化、空气污染、废弃物污染、人居环境污染、煤矿资源耗竭、疾病、人口过剩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这些论述散见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自然辩证法》等著述中。

进入现代工业文明时期，劳动的生态异化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在资本主义社会，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成为现代人崇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大量生产，即指大批量、大规模、高效率、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或工业劳动，大量生产意味着人类要从自然界提取并耗费数量惊人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稀有金属等自然资源，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不易为自然所分解、还原和吸收的消费品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则表明大量的消费品在被人们快速地消费之后被投向自然，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大量生产，加剧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浪费和破坏程度。人类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弃物排向自然之后，有些能在短期内被自然吸收和还原，但更多的是不易降解的废弃物，还有很多排放物是反生态、污染环境的。比如，目前最为人们关注的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为排放温室气体，其中80%要归因于化石燃料。[4]消费由生产引起，因消费所导致的物质变换的断裂也应该归咎于现代工业劳动。启蒙以来，人的主体性地位不断提升，上帝不复存在，人取代了上帝而成为万物的主宰。人是地球的主人，自然万物为人类而存在，人类可以任意地盘剥自然。在这样一种狂妄的现代性观念的支配下，为自然立法、以自然的主人自居成为现代人的普遍心态；向自然进军，按照人类的意志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成为现代人的主要生活。在现代性劳动中，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给自然界，实现自然向人的生成。但现代人的狂妄自大却使他们没有能够将自然界的本质纳入人的自我意识，现代人认为借助现代科技人定胜天，自然规律或是生态规律可以无视甚至违背，由此，人性的东西虽然进入了自然，但自然的本性却未能进入人性，人尚未将自然的本性纳入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人类还没有真正认识自然的本性，没有以自然界的本质规定性来丰富自己的人性，其后果是人类将自己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肆无忌惮地压榨和奴役自然，最终在为人类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的同时，污染和破坏了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现代工业劳动虽然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丰裕的物质生活，却也给自然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现代性劳动目的、过程和结果的反生态性表明，现代社会的人们对劳动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要使人类社会得到可持续发展，我们的劳动概念应该发生生态转向，从现代性劳动转向生态劳动。

二、生态劳动的内涵

生态劳动是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良性物质变换的基础上实现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本质统一的活动。

①对马克思的Stoffwechsel这一概念，学界有不同的译法，有的译为“新陈代谢”，如福斯特、陈学明等；有的译为“物质代谢”，如岩佐茂、韩立新等；有的译为“物质变换”；有的译为“物质交换”，这几种译法有时可以互换，有时表意略有差异，不宜随意更换。本文使用“物质变换”这一译法。文中在引用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论述时，无论是译为“新陈代谢”、“物质代谢”、“物质交换”还是“物质变换”的，一律尊重原作者的意思，不作改动。生态劳动的本质内涵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物质变换”（德语是Stoffwechsel）①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一个重要概念。学者们从不同的维度对马克思的这一概念进行解读，日本学者岩佐茂从生产生活和消费生活两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消费生活中，人通过劳动获得自然物，把自然物作为对人有使用价值的东西，通过消费把它作为废弃物排给自然；生产过程中，自然物在作为对人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而被获得的同时，当它构不成生产资料时，将作为废弃物返回自然。[5]韩立新则分别从生态学意义和社会意义来理解“物质代谢”这一概念。在生态学意义上，物质代谢指人和其他生物一样，要维持自己的生命活动必须与外部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代谢，即人通过“吃”、“喝”以及“呼吸”等生命行为将外部物质同化进体内，再将体内废物异化给外界，与外部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在社会性意义上，物质代谢指以由人类劳动所中介的人类社会、人类生活与自然之间的交流、代谢，是由人类劳动所中介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循环。[6]施密特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在本质方面的相互渗透和循环。当前人们对“物质变换”的理解和阐释虽然各有侧重，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已经意识到物质变换这一概念的生态价值，有的甚至明确提出物质变换是一个具有生态学意义的范畴。

现在的问题是，物质变换是一个具有生态意义的范畴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以物质变换为核心内容的劳动也就具有了生态意义，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劳动的生态意义也就很值得怀疑。要讨论这个问题，涉及对“生态”一词的理解。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在《一般生态学》一书中首次界定了“生态学”这一概念。他认为生态学是“一门关于活着的有机物与外部世界，它们的栖息地、习性、能量和寄生者等的关系的学科”[7]。根据这一界定，生态是一种关系，一种关于有机体和一切生存环境的相互关系。可见，“生态”首先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它描述了生物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在生态学研究中，人们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模型，不同的生态学模型描述了生物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不同的关系。有机模型（organic model）是最早指导生态学的模型之一，按照这一模型，个体物种与其环境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体，在一个有机体中，生物体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犹如器官和躯体的关系，相互依赖，不可分割。20世纪初，有机模型的局限性逐渐为生态学家所认识，群落模型取代了有机模型，“根据群落模型，大自然被看做是社区或社会，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就像公民与社区的关系或个人与其家庭的关系”[8]192。而能量模型则把生态性总体理解为一个能量系统或能量循环，在能量模型中，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系统中所有的成分同样重要。“对生态学家而言，感兴趣的能量循环就是支持生命的循环，它是生命循环的一部分。”[8]194

无论是有机模型、群落模型还是能量模型，对论证物质变换是一个具有生态意义的范畴都非常管用。物质变换是人类从自然界提取养料，在满足人类生产和生活需要基础上再向自然排放的过程。如果生态系统确实是一个有机体，人与自然万物都是有机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物质变换就是促进有机体新陈代谢的过程，没有劳动，没有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就不复存在，作为生态系统的这一活的有机体的内部器官就要衰竭，因此，物质变换对维持地球有机体生命的存在非常重要。群落模型和能量模型同样也能证明物质变换具有生态意义。在群落模型中，由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组成的食物链维持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一旦食物链发生了断裂，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就会被打破。在劳动中实现物质变换，意味着人类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经过生产和消费，满足了人类自身的需要后排向自然的废弃物能为自然界所分解和吸收，这也构成了一个食物链，保证了生态系统内部的循环得以顺畅进行。如果物质变换发生了断裂，人类生产了、消费了，但分解者却无法分解人类的排放物，这样，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发生了中断，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也必然发生中断。在能量模型中，物质变换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过程，促进了生态系统内部的能量交换，维系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在以上三种代表性的模型中，物质变换对维系生态系统的平衡都是至关重要的。

对物质变换，可根据其产生的效果，将之区分为良性和恶性。良性的物质变换是指人类从自然界提取养料，在满足人类生产和生活需要基础上再向自然排放，其排放物必须有益于环境、最低限度不污染环境，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转换和循环的过程，良性的物质变换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平衡。如摩肖莱特在《生命的循环》一书中指出：“人的排泄物培育植物，植物使空气变成坚实的构成要素并养育动物。肉食动物靠草食动物生活，自己成为肥料又使植物界新的生命的胚芽得到发展。这个物质交换名之为物质变换。”[9]这里所说的物质变换就是一种良性的物质变换，“良性”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有益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一种正向性变换。当我们说物质变换具有生态意义，其实质是指良性的物质变换具有生态性。而恶性的物质变换是指人与自然之间虽然也发生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物质也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但这种转变和交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破坏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如地震、海啸等。物质变换既是人影响并改变外在自然的过程，也是外在自然影响和改变人自身的过程，它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良性的物质变换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养育，这与生态的本质是内在契合的。由此，良性的物质变换成为一个具有生态意义的范畴。

以物质变换作为劳动的本质规定，劳动就不再仅仅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单向的利用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双向养育关系。这意味着，劳动既是一个经济学范畴，也是一个哲学人类学范畴，还是一个生态学范畴。为了区别于以往的单向的征服型劳动，我把这种具有生态意义的劳动称为生态劳动。

三、生态劳动的特征

与以往的劳动相比，生态劳动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下面试从劳动的目的、过程和结果的维度来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从劳动的目的性来看，生态劳动以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为劳动目的。非生态劳动则以自然对人类的单向养育为劳动目的。劳动是人的劳动，人是具有目的性的存在，人的主观需要、目的和意图产生于劳动并在劳动中得以呈现，追问劳动的目的性，就是追问人类为什么要改造自然。根据前文的分析，现代人普遍把征服和改造自然从而满足人类自身的物质需要作为现代性劳动的目的。波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就概括出了现代社会的这一基本理念，他认为，将自然演绎为物，将劳动单一化为产品的生产活动，属于西方启蒙的道德哲学的本质之一。“产品的最终有用性在于满足需要；自然的最终有用性在于劳动对它的改造。自然的功能是由劳动建构的，与此相应，主体的功能是围绕着需要建构的，从属于使用价值的人类学领域。这种使用价值被启蒙理性所描述，并以某种抽象的、线性的、不可逆的终极性规定着整个文明（这种文明把自身强加到其他文明身上）。随后，这种特定的模式延伸到了个人和社会实践的全部领域。”[10]满足人的需要成为现代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劳动最主要的目的，在这一目的的支配下，人类只顾向大自然索取，而遗忘了对大自然的回馈和护育。生态劳动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养育的劳动目的。我们说过，人类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目的，既是从自然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以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也是将人类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处理得能为自然所分解和吸收后排向自然从而实现护育自然的过程。也就是说，生态劳动既是人类为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活动，也是人类为维系和促进自然环境的美丽、稳定与和谐而进行的活动；生态劳动既是为人的，也是为自然的；生态劳动的目的性特征在于实现自然养育人类和人类护育自然的统一，这一特征将生态劳动与其他劳动区别开来。

第二，从劳动的过程来看，生态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循环发展和协同进化过程，非生态劳动则是非循环的、线性活动过程。资本主义工业劳动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表明，现代性劳动不属于生态劳动。自然不是资源库，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自然也不是垃圾场，能容污纳垢、化腐朽为神奇。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以及自然环境对人类所排放废弃物的分解、还原和吸收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从自然界提取所需物质、信息和能量实现护育自身的同时，也需为自然提供物质、信息和能量，促进自然的持续繁茂和生生不息。生态劳动的过程正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的循环过程，它是地球整个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一个内在环节和组成部分，内生于自然生态系统，合乎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要求，促进了自然的自我生成、自我更新、自我发展，最终实现了自然的自我平衡和不断进化。生态劳动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来维持和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同时，在自然生态系统保持平衡的基础上又“叠加”了生物的进化和演进，由此，物质变换成为敦促人与自然关系正向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在物质变换的基础上，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保持稳态与平衡，同时，人与自然又在相互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的基础上不断向前进化，在平衡中实现整个生态系统的进化，在进化中保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自然趋于稳态，但又从不长期保持一种稳态，而是在平衡之上叠加了进化的演变，就好像在一定节奏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旋律。”[11]在平衡和进化之间，人类历史呈现出一种螺旋式的上升，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协同进化关系。生态劳动的过程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循环发展和协同进化，这一特征将生态劳动与非生态劳动区别开来。

第三，从劳动的结果来看，生态劳动所生成的文明形态是生态文明。劳动的本质在于创造，主要表现为对文明的创造。从人类历史上劳动与文明的关系来看，劳动创造文明，有什么样的劳动就创造什么样的文明，如渔猎劳动创造了渔猎文化，农业劳动创造了农业文明，工业劳动创造了工业文明，按照这样的逻辑，生态劳动所创造的应该是生态文明。生态劳动创造生态文明，人类整个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大厦都是建立在生态劳动的基础之上：从生态文明的内在方面来看，在生态劳动的基础上生成了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的生态人性；从生态文明的外在方面来看，生态劳动实现了生态人性的对象化过程，从而创造出生态器物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精神文明；从生态文明的价值目标来看，生态劳动实现了对自然环境的正义；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来看，生态劳动确立了生态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对自然的利用和保护来看，生态劳动以“合乎生态的”、“合乎人性的”以及“生产者联合起来的方式”实现了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统一。

以上我们从生态劳动的目的、过程和结果讨论了生态劳动的特征，这些特性根源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最终都指向了生态劳动的生态本性，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特性。因此，从根本上说，生态劳动最终所要表达的是一种生态伦理精神，即人与自然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伦理精神。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4.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18-919.

[4]WILLIAM BLYTH,NICOLAS LEFEVRE. Energy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policy interactions:an assessment framework, IEA information paper [M].Paris: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04:14.

[5]岩佐茂.环境的思想[M].韩立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10.

[6]刘大椿，岩佐茂.环境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29.

[7]STAUFFER R.Haeckel, Darwin ,and ecology[J].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1957(32): 138―144.

[8]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M].林官民,杨爱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篇7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全球化挑战是总体性而非局部性的。全球社会主义国家或政党一方面面临着许多内部难题，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合作应对机制远未形成。这不仅需要各国社会主义在基本理论上做出创新性回应。而且还应就这种回应达成共识而不是分歧。

一、生态社会主义

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生态运动产生了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其中的核心。

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生态。生态属于政治生态学，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它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一，自然是客观自然与历史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存在地位，认为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必将走向与自然的和谐。第二，人是自然存在属性与社会存在属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的社会存在属性与积极顺应自然才能实现。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在此思想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形成如下观点：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加快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发达国家由于自己的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可持续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贸易义务、教育、债务削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关键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环境的问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公平。

篇8

以前，人们对文明的认识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上来揭示社会进步的本质特征，文明建设时间的目标和尺度是人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程度，是人自身的机体及心性的发展完善程度。生态文明则是指人类社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改善人地关系、进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

人不是独立于自然的人，人是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体。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向自然界寻求物质与能量交换的过程。“在全部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从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去获取的方法，这样人类就可以得到足够的资源来维持生存――食物、衣服、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质材料”【1】。因此，人类的生活、生产不可避免地形成对自然的干预，反过来又会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并内在于广泛的社会关系之中。人类文明必定涵盖了物质、政治、精神以及生态等诸种要素，生态文明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揭示社会进步的本质特征，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构成文明的整体形态。

生态文明是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批判和反思。西方工业文明推崇经济理性，推行以无限追求利润为目的生产方式，不但包含对自身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掠夺，而且将其资源需求，废弃需求、市场消费需求转嫁到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掠夺上；不但把劳动者当成机器，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变成为金钱关系，甚至不顾一切地采取武力等手段，去实现其对自然的占有和控制以及将人作为工具来奴役的目的。近世纪来，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开始重视本国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却把高污染、高耗能的工业生产转移到不发达国家，仍然想方设法去占用他人的资源和要素，从而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题。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益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2】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自然界是一个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有机体。大自然是万物赖以生存的基础，马克思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可见，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人本身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当然不能独立于自然而存在，也不能把人类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因为“人与自然的整体性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因素。”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在本质上揭示自然界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不断被人化的实质，在实践基础上，使人与自然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长久以来，以西方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文明，更多的是采取孤立、静止的观点来发展经济。那些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做法，换来的只是经济的短暂繁荣。特别进入新世纪以来，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等一道道难题，开始摆在我们面前。人们开始反思恩格斯的认识：“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这句经典名言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也适用于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

生态文明的出现，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启示。因为它首先承认客观世界是普遍联系，矛盾发展的统一体。我们只有利用系统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观察生态问题，解决生态问题，才能最终实现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思想。人们可以并且能够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实践去探索、认识并掌握客观规律。不仅如此。人一旦掌握客观规律后，就能够运用客观规律，去能动的改造世界，以满足人自身需要。《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们认为：“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愈是接近地球这种活动的能力限度，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就变得更加明显和不能解决”；“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费方面按照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5】他们对人类未来发展开出的药房是“零增长”。

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也反映了的真理观。列宁说：“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承认客观真理；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都是一回事”【6】。人的认识就其形式来说是主观的，就其内容来说则是客观的。生态文明建设这是认识基于客观实际，尊重自然本身的发展规律，摒弃以前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上提出的。告诉我们，真理具有相对性和具体性，真理一旦脱离了具体时空，就有可能走向反面。正如人们所说，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

生态文明建设还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提出了“人与天一”的命题，用“天意”来协调人伦的关系，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人伦秩序。孟子提出“尽心知性指天”的命题，认为人性与天道是相通的，人心是能感通的主体，人们只要尽量发挥，扩展自己的本心，就能知性，而人们的心性又为天所赋予，所以知性也就能知天。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合而为一”。“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7】道家哲学关于人是自然界即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人应当师法自然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万物一体”的宇宙整体观。

面对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带来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指导。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思考，有利于人们形成正确的自然观、生产观和发展观。

参考文献：

[1]克莱夫・庞廷．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版第4卷第385页．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版第4卷第383页．

篇9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2）03010307

一、生态文明内涵的再思考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第一次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国内对有关生态文明研究可谓风生水起、众说纷纭、百家争鸣。其中对“生态文明”的内涵的界定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要准确把握“生态文明”的内涵，首先必须准确理解“生态”的涵义，以生态的不同阐释为座架来把握生态文明的深层意蕴。所谓“生态”，原意是指自然界的生物有机体之间以及生物与周围外部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存在状态。随着“生态”一词所关涉的范畴的不断被延伸和扩大，生态也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生态仅指自然界诸系统之间交错复杂的关系，是把外在于人的“环境”涵泳于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之中的一种对“环境”概念的修正。从这个层次上产生的文明，突出强调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并列或者说是构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基础与前提的现实文明形态之一。这种只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文明，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并以不同的面貌呈现于社会历时态中。古代社会的生态文明主要表现为社会与水环境的和谐统一；近代社会的生态文明表现为社会与动植物的和谐统一；现代社会的生态文明则主要表现为社会与整个自然界的全面和谐与统一。[1]

广义的“生态”超越了生态的一般层面，不仅指向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涵盖了人与社会、人与生命本体的关系，包括文化价值、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方面构成的相互关系。因此，广义的“生态”实质上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文生态三重生态的深度融合，即人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包括构成其系统中的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存在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作为人类迄今最高级、最新型的一种文明形态，是指人类在遵循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相互间和谐发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所取得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也是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生命本体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2]这也是经过近几年的学术探讨，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一个概念。

篇10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030-02

人类社会对于生态文明的追崇既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又离不开现实问题的推动。现代工业文明追崇的工具理性主义和消费主义加剧了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生态破坏、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接踵而来。人类在解构工业文明范式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文明发展的新思路，即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

一

文明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通过自身的劳动与实践所体现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提高，是与野蛮相对的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人类在几百万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先后经历了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而文明时代又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如今正逐步进入生态文明。原始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自然生存环境的恶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人对自然的绝对依赖，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混沌不分的状态。进入农业文明时期以后，随着铁器的运用，人类逐步摆脱对自然的一种完全依赖，逐步获得了相对独立生存的状态。但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并没有将自己看作是一种与自然界完全独立的存在，而是认为自己与自然息息相关，“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还是主导思想[1]。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与科技的进步标志着人类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工业文明带给人类过去任何时代都无法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机器制造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的主体性张扬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无处不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尖锐的二元对立。自然仿佛成为人类满足私欲的资源库和垃圾场。环境破坏、资源枯竭、水土流失与土地荒漠化、全球气候升温等生态危机集中显现，自然界开始了对人类的惩罚和报复。

为了缓解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在解构工业文明范式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文明发展的新思路，即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所谓生态文明，即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发展和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2]。更是人类基于自身实践与反思，对未来生存发展的现实选择。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悠久的民族之一，缔造了五千年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其中不乏早期的生态启蒙思想。无论是先秦时期儒家所倡导的“畏天命”、“知天命”、“制天命”，还是到后来宋学家王阳明主张的“万物一体之仁”、“天人合一”、敬畏自然、感恩自然的传统生态伦理观都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因此，生态文明的提出是顺应现代社会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生态本性的理性回归，也是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某种批判和反思；它重新确立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发展关系，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建立了生态伦理实践的有效路径，推动了新时期我国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战略目标的提出。传统的生态掠夺式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已不在为世人所接受，人类已经开始迈向了一个崭新的文明时代。

二

生态文明是当今世界潮流，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理论的深刻内涵要求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进程中平衡和处理好生态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探索和建立既具有普遍指导性又考虑到区域特殊性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正确把握住生态文明的内在发展性与和谐性的本质特征应是今后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关注的议题。

（一）坚持生态文明的内在发展性与和谐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根本

与传统工业文明立足于主―客二分的二元论哲学的机械世界观范式相比，生态文明立足于生态哲学的整体世界观、有机论世界观。生态哲学的自然观和价值观主张人、自然都是生态系统内的主体，都具有各自的价值，是一种平等的、和谐的关系，同时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生态文明的产业生产模式遵循的是“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循环反复利用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通过科技的提升、循环利用能力的挖掘，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生态文明这种内在的和谐性与发展性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以同志为代表的第四代中央集体，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实事求是、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战略理念，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明了出路、创造了动力。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生态的保护相协调，要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彻底摒弃传统的、以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的发展方式，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在本质上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是一致的。

（二）建立全面科学的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制度是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

生态文明建设的健康有序开展离不开体制制度的不断建立。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有效契合不仅关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成败，也关乎着生态文明理论不断完善与创新发展的实现。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首先要制定出全面合理的保障制度和保障体系，并逐步形成“多位一体”的生态建设管理模式。政府在发挥导向作用的同时，要有效地利用市场、社会、媒体、学界、企业、公众等要素的参与。政策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建立完善和贯彻执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要积极发挥市场经济的导向作用，支持和引导绿色产业、低碳经济的发展；鼓励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团体和NGO组织；媒体要努力配合生态建设政策要求，既要宣传好政策的相关内容，更要秉持社会责任感和媒体道德要求，倡导健康文明消费方式；加大人才培养、研发先进科学技术、增强理论实践创新需要学界发挥其巨大的优势，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技术、理念和人才支持；企业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改变生产方式、减少污染排放等措施可以大大降低生态环境的破坏压力；促进公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建设既是实现公民民利的体现，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政府不仅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氛围，更要为公众参与提供良好的参与途径和保障。政府可尝试建立生态环境建设的专项管理资金，积极协调与各参与要素之间的关系，统筹兼顾、权责明晰，逐步完善适合地区实际的生态管理模式。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的有机融合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路径

继党的十七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战略短短五年时间，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创新性地融入到“四位一体”建设当中，形成了包含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五位一体”发展战略。要明确指出的是，生态建设的提出并不仅仅是单纯地与其他“四个建设”的某种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要将生态建设深刻融入和全面贯彻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中，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和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生态建设融入和贯穿到经济建设中，要求我们建立以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生态经济体系。要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培育和鼓励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现代服务业，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倡导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建设融入和贯穿到政治建设中，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障社会公平公正，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扩大社会主义政治民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努力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积极发扬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美化人民居住环境，使人与自然关系更加和谐。生态建设与社会建设的有机融合要求我们要重视和关注民生，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公平；要努力建立一个政府廉洁、百姓安居乐业、生态环境良好的社会大环境。文化建设与生态建设的融合要求我们积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教育，营造生态保护社会氛围，牢固树立社会文明观念，大力发展生态文化事业，鼓励和支持生态理论、生态科技的研究、创新，不断提高社会的生态意识、生态价值观念、生态思维和生态创造力，使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3]。

三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永续相处的生态文明是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新篇章、新任务，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协作和努力。生态文明建设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我们在坚持把握上述“三个原则”的基础之上，更要深刻地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生态恢复和环境治理，更是涉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应该在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在反思现代工业文明模式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的矛盾基础上，以生态学规律为基础，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从物质、制度和精神观念三个层面进行改善，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全面提升人的生活品质的同时，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处，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篇11

中图分类号：G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6）29-0057-02

1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是建立在对生态文明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的。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态文明作出不同的理解。马克思认为，“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规定。

因此，这种关系以一种感性的形式、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明属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属人的存在。因而，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因此，生态文明内在地包含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人与人关系的文明。

俞可平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也表征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步状态。

而严耕、杨志华则更具体地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在反思现代工业文明模式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对立的矛盾基础上，以生态学规律为基础，以生态价值为指导，从物质、制度和精神观念三个层面进行改善，以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市场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一种新型的人类根本生存方式或样法，是在新条件下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文明；

在起源上，生态文明是人类在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下本质力量的再次觉醒；在内涵上，生态文明呈现为人类一种新的根本生存方式；在过程上，生态文明表现为对给定的现代工业文明模式的超越；在结果上，生态文明表现为人类在一种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所创造的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一切事物的总和”。

生态文明并不是一种已经达成的状态，而是人类在反思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乃至生态危机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理想。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当今各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其他社会主体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人类努力实现生态文明的过程，其实质在于“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摆正人与人的关系。

2 生态文明建设的工具性价值

2.1 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处置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渊源。汉代董仲舒明确提出了天与人“合而为一”。他说：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宋代的程朱学派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哲学。

对于“天人合一”的解释为人来自于天地，人与天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这种古老而朴素的和谐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赋予了更多的时代韵味。从哲学的角度看，和谐同样具备事物本质的对立统一和差异中协调的特征。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就是和谐，和谐概念的涵义非常宽泛，它将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经济和社会视为一个系统。

也就是说人、自然、社会三者是统一的。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会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过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

和谐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不是由笔者主观臆造的，而是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中逐步显现出来的。

价值关系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重要的具有某种有用性和积极意义的功能效应关系。主要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价值现象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以人作为价值的主体，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所以应该从人类自身的命运前途、人类社会发展和完善的视角解读价值。

而人与自然和谐作为价值是一种状态，不是抽象的，而是很实际的，它既将人作为价值对象来对待，又考虑用价值范畴来衡量和评价作为客体的自然，而不是单向度地看待价值范畴和忽视价值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和谐不仅指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将自然生态的思想扩展到人与人的关系上，人的社会就是一种生态社会，人与社会及其人与人的和谐就是一种扩展的生态和谐；而将自然生态的思想扩展到人自身的关系，社会中的个人就是一种人格生态，人自身的和谐也是一种扩展的生态和谐。于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自我身心的和谐的三态整体和谐就是生态文明建设所最追求的。和谐可以使人类真正有幸福感和安全感，使社会和自然都可以持续健康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创造的和谐是为了提高人的幸福指数，让更多的人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共同起栖居于地球这个人类共有的家园，共同分享社会资源，共同体验广泛的交往和沟通所带来的乐趣，并且拥有丰富而健康的精神生活。

进一步推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及其人自身的和谐共存共荣，满足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各种需求，人类自身发展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还有生态环境的健康循环协调发展。这也是实践关于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和谐协调发展理论的生动体现。

2.2 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价值：高效

传统工业文明下的经济增长方式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和损害，长此以往会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但国家和社会不谋求发展，很难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和民族发展问题。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坚定不移地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紧紧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时代的主旋律。

通过生态文明建设而后可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迅速转变，推进环境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城市发展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可持续经济发展。这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价值所在，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实践。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自然资源和自然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服务是为全民所平等享有的，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完全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仅要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力求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共同可持续发展和存在。

2.3 生态文明的伦理价值：平等

2.3.1 人与自然的平等

生态系统中的所有存在物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内在价值。它们一直在不断循环着生存、繁衍和实现自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我的权利和价值。

如果把整个生态系统视为“大我”，那么每个个体存在就是“小我”，每个“小我”在实现自身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同时不能损害“大我”和其他“小我”。所有的“小我”都拥有生存、发展和繁荣的平等的权利，也拥有内在价值平等的权利，这种平等是彻底的平等，是生态伦理中心主义的平等。时间证明了人类认识的狭溢和偏颇。

随着生态文明意识的逐渐确立，人们允颊确认识到自身在生态系统“大我”中的位置，认识了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中其他所有存在物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中其他所有存在物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中其他所有存在物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这个“大我”，所有生命也依靠自然这个“大我”。

因此人们要尊重自然界和其他生命的价值和平等发展权利，承认人的行为对自然界和其他生命负有伦理道德义务，只有这种伦理道德义务延伸到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人类才能真正与自然融为一体，共同和谐发展。改造和征服自然，必须以尊重自然，遵守自然规律为前提。人类只有在与自然和谐发展中才能真正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2.3.2 人与人的平等

人与人是一种社会关系，但也可以从政治生态的意义上进行解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个人的公平、“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

首先个人的公平是相对于政府而言的，指的是公民对自身所处生态环境状况的知情权和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权，公民有权要求良好生态环境的权利。

其次是“代内公平”是一种横向的比较，强调同一时间跨度代内的所有人，不论国籍、种族、性别、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差异等，在消费生态资源，利用自然环境和谋求自身发展上的机会和权利是相同的，公平的。由于生态资源所能提供的物质和能量是有限的，所以答每个国家在开发和利用自己某地区的生态资源的同时还要考虑别国和其他地区的长远需求，不能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和权利谋求自身的发展。

最后是“代际公平”，这是一种纵向的比较，涉及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关联。是指当代人要合理使用自然生态资源，严格控制环境污染，留给后代人良好健康的生存空间和维持自身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体现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贫益和谋求发展上的权利是均等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2.

[2] 邹广文.全球化进程中的哲学主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3，（6）.

[3] 俞可平.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J].与现实，2005，（4）：4―5.

[4] 严耕，杨志华.生态文明的理论与系统建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166―167.

篇12

从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的实践活动看，高等教育一方面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群体活动，是维持人类社会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是具体教育情景中的教育教学活动，区别于个体的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活动，是通过参与教育教学活动提升其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根据价值的主体和客体属性，高等教育价值也具有主体和客体属性，高等教育活动的主体与客体是以教育价值为纽带的。一方面，教育活动客体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属性;另一方面教育活动主体认识了客体的价值属性，产生了与客体结合的教育活动，只有主体和客体相结合才形成价值关系，由此延伸出高等教育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两种既对立又关联的价值。高等教育价值的主体主要分为国家(政府)、社会和个人，高等教育的客体受主体多元性的影响，也具有多样性的因素，主要包括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和高校组织成员等。多元的价值主体和多样的价值客体都有各自的需要和属性，导致和决定了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在现实中，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不能整齐划分、齐头并进的，反而存在众多的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高等教育价值在现实中的抉择关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要求在生态文明视阈下高等教育价值在参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在立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和未来人类持续生存发展的可能的基础上，必须以生态为主导价值取向，在促进生态文明发展的同时，引领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生态文明视阈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理性审视

生态文明的兴起和发展对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高等教育作为推进生态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积极回应生态文明的诉求，使其价值取向符合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受历史各种因素影响，我国传统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在生态文明进程中发生了一定的偏差，并阻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当前，我们需要对传统价值观背景下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进行理性审视和反思。

(一)生态文明对高等教育价值的诉求

文明和教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定时期的文明对处在这个时期的教育有特定的要求，教育的发展水平是文明发展程度、性质和水平的重要体现。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类改造自身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在教育过程中蕴含的人类自身与自然及社会的关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关联性。人类当前遭遇的生态危机，究其根源是工业文明时代人类长期坚持以人类中心主义、科技理性及其工具主义为价值取向而引起的，这种取向从某种程度上与当时教育所倡导的价值取向有着直接和本源的关系。生态文明是应对和解决人类社会得以长久持续发展问题而诞生的唯一的文明范式，是克服工业文明危机的历史必然选择。生态文明建设呼唤高等教育价值的变革，使高等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等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属性相吻合。但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在生态危机面前的偏差，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状况下，人类不仅要坚持生态文明发展的道路，而且还要对传统价值取向背景下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进行审视和反思，使高等教育回归其本真价值。

(二)生态文明视阈下高等教育价值的审视

当代教育的危机归根结底是教育价值取向的危机。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其教育政策演变的角度看，从至今，我国高等教育的取向先后经历了政治中心的价值取向，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并立的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社会价值与知识价值共存的价值取向等三个阶段。由于教育是在历史范围内的一种活动，其价值取向受限当时的历史条件，为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服务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当前人类已经进入以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文化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也是竞争性与合作性、人文性与科学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国际性相统一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要求高等教育必须与世界发展同步，与人类发展规律相一致，而我国高等教育价值的取向与生态文明的要求出现了一些偏差。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科学、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与自然的关系日渐远离。高等教育在追求科技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过程中导致了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出现了教育的工具价值对内在价值的僭越，现实价值对理想价值的放逐的现象，从而使人们远离了自然，远离了对生命的敬畏，远离了内在的自我精神。首先，在人与自然方面，高等教育的“科技取向”、“成功取向”、“经济取向”等表现出对自然规律的忽视，从而导致了人们环保意识的缺失，致使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失衡。其次，在人与社会方面，受传统教育价值取向的影响和国情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更多强调以国家利益和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本位价值取向。高等教育的这种价值取向偏重于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科技价值和功利价值，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误解为一种自然资源并进行不合理的开发，不仅制造了外部自然环境的生态危机，而且制造了作为主体的人自身的危机。最后，在人与人方面，高等教育价值语境下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受到极大的挑战，从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价值取向的失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偏差直接导致了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代替了教育的内在价值和人文关怀，进而使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失衡，人与社会关系的价值失序，人与人关系的价值异化。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偏差也阻碍了生态文明建设，日益严峻的生态现状要求人类不仅承认人的价值，也要承认生命和自然界的价值。相应地，人类需要对传统价值观背景下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进行理性审视和反思。

三、生态取向是高等教育价值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应然使命

所谓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高等教育是人类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一种活动，有其自身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不同的文明形态具有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在生态文明成为人类发展必然选择的一种文明道路的趋势下，高等教育价值必须重新思考其传统取向，改变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价值取向的偏差，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价值取向的根本标准和最终目的，坚持以生态价值为核心价值取向，实现高等教育价值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并在促进高等教育内部系统科学发展的同时，充分发挥其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

(一)高等教育价值生态取向的合规律性

合规律性是指现实的人认识到了自然规律或社会历史规律，使自己的行动自觉遵循和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自觉按照规律办事，它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自觉能动性。要想使人类的活动合乎规律，首先要认识和把握并自觉遵守规律。合规律性属于理性认知的范畴，其重点考察的是手段、工具以及方法是否合理的问题。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规律，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近现代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而选择的一种符合了合规律性的新范式。要想实现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合目的性，必须首先做到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合规律性，认清和理解高等教育价值的属性、本质等内在规律，才能使高等教育的活动结果具有合目的性。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合规律性，包含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与真理的双重尺度。高等教育价值是一种超越社会本位和个体本位论的教育价值。它以现代人学为基础，不仅强调以人为本位，而且重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性。不仅强调人作为万物之灵长的神圣性，而且注重人作为自然和社会一部分的节制性，遵循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高等教育的生态价值取向体现了通过人才培养实现对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尊重与关怀，彰显了高等教育向生态文明归依的价值追求。此种价值追求的应然状态是人与自身以及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在当前不断突出的生态危机以及高等教育在现实困境面前，高等教育的合规律性则要求我们开展的实践活动必须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将教育置于客观规律的发展中来寻找教育的原本价值。

(二)高等教育价值生态取向的合目的性

合目的性是指人由于认识和把握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实践中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把理想客体变成现实。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能自发地实现，需要通过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才能实现。离开了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历史，当然也就谈不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高等教育从其本质上讲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系统活动，其必须而且一定要有一定的目的来凝聚社会系统的力量。高等教育的合目的性促使我们要在教育的过程中，满足不同群体的人的需要，属于价值论的范围，其重点关注的是动机和目的是否正当、是否合理的问题。合目的性是高等教育根本的价值追求所在，对于教育生态价值取向的实现来说，培养人的生态人格，实现对人价值观的重新塑造，是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最终目的。“生态人格”符合了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可持续发展内在生态精神诉求，是以尊重生命和生态价值为特征的并根植于人类心灵深处的人格特质。当前，高等教育需要把个体发展理性、获取知识、强化人对自然的改造力量为重点的目标转变为个体对自然生态真正地关怀与热爱，培养人形成符合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生态人格。生态人格的教育的终极目标不仅要把人从一个自然人转变为一个社会人，更重要的是把人培养成一个能与自身、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具有完整生态人格的人。生态人格最终形成是以主体养成正确的生态道德意识和情操及树立科学的价值取向为标志的。要想实现生态人格的顺利健康成长，就必须要处理好个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的是一个人生态人格的发展或者是社会的进步均不能够以牺牲他人与生态的利益为代价，最重要的是要促使人能够改变自身的主体性立场，把自身的利益与社会和自然生态统一起来，放弃和转变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