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本质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生态文明的本质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一、生态文明观的科学内涵

成都市与我国其他城市一样正处于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中，而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在第十届西博会上指出：“如今，全世界50%以上的新增能源消费……来自中国，中国新增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世界新增排放量的50%。”［1］我国已进入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高速增长阶段，面临着社会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和强大的国际压力，在发展经济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实现节能降耗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任务非常艰巨。［2］为此，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的五大目标之一。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最朴素的文明，也是最高级的文明。”［3］

本文为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成都市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成本控制研究”（项目编号：ST11-09）的研究成果。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种形式，是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上的具体体现，其科学内涵是：以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为主旨，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注重维系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追求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关系协同进化，以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4］

二、生态文明观对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新要求

（一）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目标

1.成都市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成都市确立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明确指出成都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生态市建设工程，是实现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和有效途径，并提出了成都市新型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资源能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社会文明高度发达”。①

2.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作为社会基本组成细胞和对环境污染应负主要责任的企业（目前自然环境所接受的污染物中有80%来自企业［5］），加强环境成本控制，保护生态环境责无旁贷。［2］因此，成都市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资源能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目标，企业就必须将生产经营过程所发生的能源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损耗计入成本，并实施有效控制。可见，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目标是全面核算环境成本，并实现有效控制，以优化协调环境成本与环保效果及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即实现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的最合理化、经济效益最大化和对人类和环境的危害最小化。［6］

（二）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原则

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目标的实现，需要在控制活动中遵循以下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有效控制原则，即企业环境成本控制及其效果必须遵循国家环保法规；二是成本效益原则，即企业环境成本控制不能为实现环境成本控制而控制，而必须兼顾经济利益，甚至必须以提高企业长期的经济效益为出发点，否则，没有任何企业会有效实施环境成本控制。［2］

（三）生态文明观对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新要求

结合前述生态文明观的科学内涵、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目标与原则，可将生态文明观对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新要求概括为：实现企业环境成本的全面、持续、有效控制，即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协调与共赢。

三、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现状分析

（一）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现状

目前，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现状可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取得了国家环保法规体系正逐步完善、社会环保意识正逐渐树立、基本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甚至企业的环境成本控制监管体系、形成了政府主导的企业环境成本控制体制机制、部分社会责任领先者企业实施了有效的环境成本控制、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正逐步改善等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环境成本控制意愿不强、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控制主体缺位、观念落后、控制方法单一、控制范围狭隘、存在“时滞”现象和成本锁入效应、信息披露不充分和社会监管不力等问题。［7］

篇2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080-02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给人类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自然作为人类生存和活动的载体，在人的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资源的无限制和不合理使用以及对环境污染的忽视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生态问题是历史和现实发展的产物，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化生态问题的重要举措。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

马恩所处的时代，生态问题虽然没有突出的表现，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不乏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环境问题的深刻见解。马恩的生态思想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方法论原则。

（一）马恩生态思想的出发点：人与自然的统一

马克思抨击了工业文明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即人与自然“二元分立”的理论，主张以唯物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看待整个世界。认为，从本体论上来讲，自然的存在先于人类，人类源于自然。同时，人存在于自然界中，对自然界有着天然的无法摆脱的依赖性。马克思指出：“人直接的是自然的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1]马克思不仅强调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而且人对于自然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1]383恩格斯所说的“统治”绝不是站在事物的对立面进行统治和支配，而是主张人作为自然的能动的一部分，自觉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来“统治”，这种统治和支配是建立在“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的基础上。

人与自然的统一不仅表现在人是自然的能动的存在物，同时自然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自然首先表现为“感性的”自然界。马克思指出：“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在（狭隘）意义上的人类学的规定，而且是真正本体论的本质（自然）的肯定。”[2]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感性”的自然界意味着自然界在人之外的存在及其对人的效用；而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感性”的自然界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作为“本质的对象……对人的存在”[3]。

的自然观为我们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理论的基础，为人类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自然环境说明了原因。环境伦理学家阿伦・盖尔认为“文明的标志是对世界本质和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深层设定，因此也就是对何为值得人们奋斗的终极目标的深层设定，这种设定充斥着包括实践和制度在内的全部文化领域，并在漫长的时期中被体现并表达这些深层的生命形式所复制。”[4]因此生态文明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设定为人们奋斗的终极目标，并且在社会发展的历程中通过人来不断完成、复制和发展的。

（二）人与自然统一的实现形式：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已经站在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关注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类必须通过劳动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从而满足人类生存繁衍的需要。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5]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实现形式，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征服对象的劳动，而是根据人和自然都必须遵循的规律来“中介、调整和控制”这个物质交换的过程。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都是以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生态环境必然沦为被生产所奴役的对象。恩格斯拒斥这种短视行为指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直接的有益结果。那些只有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先进科学技术的滥用，创造了“繁荣”和“胜利”。恩格斯毫不留情地戳破了这种虚假的“繁荣和胜利”，他警醒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然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1]383

马克思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内在统一、和解的最终方向。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实现生态文明，必须将自然问题的解决付诸实践，将社会问题与自然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二、破除资本主义霸权逻辑，实现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

资本逻辑下的生产方式是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的根源。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异化本质的佐证。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表现为两者相生相协。所谓经济危机，与之相伴的不过就是过度竞争、效率迷恋以及成本削减，而这必然强化对工人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压迫，加大成本外在化的力度，加剧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相伴的日益加大的能源成本、交通拥挤成本，以及高额的地租等都会带来原材料的短缺，最终造成通货膨胀和利润的骤减[7]。西方环境运动积极试图解决经济危机和环境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但他们从未触及资本主义的制度，因而永远也无法摆脱生态危机。有的生态学家呼吁开展一场“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试图从道德层面解决生态危机，建立一种生态伦理。另一些环境学家主张从经济的角度解决生态环境危机，提出经济“非物质化”，实际上就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减少“每单位货币GDP增长对环境的影响”。经济的“非物质化”增长是一幅美丽的经济增长图景，但这种图景始终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不切实际的幻想。科学技术的伟大功绩早就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所证明，部分生态学家企图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环境问题。事实上“杰文斯悖论”早就指明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科学技术，最终都导致了对自然资源需求量的增加。

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环境问题的教训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对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始终以的理论为指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结合我国国情，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一）培养、树立生态文明的意识自觉

人本身并不必然会成为环境的敌人，而人是所在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造成了这种困境。生态文明的建设依赖于我们在理论和实践的自觉。“生态文明”概念首次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表达是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生态文明建设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环境问题的加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建立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首先要求我们要有生态文明的意识自觉，将生态建设纳入经济发展的指标当中去，克服追求经济高效发展的片面性。十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中，形成五位一体的科学发展观，表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对我党以及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提高环境保护意识，树立环境保护观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改变旧的生产目的和方式，满足人的真实需要

社会主义要从传统的现代化建设的模式中走出来，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生产目的和形式都要做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我们实行市场经济，绝不能沿袭资本主义无限制的扩大生产，使得劳动产品最终成为异化的力量来反对劳动者，反对自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确立生产的目的，首先应该要明确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真实需要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虚假的需要”。同时，我们还需要确认自然的尺度，即尽量满足非人类生命物种发展的需要，必须使生产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力”的范围之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以这两个基本目的为前提来发展生产才是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否则就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本质的区别。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话题，需要我党以及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中不断探索正确的道路。的理论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的基石，但是我们不能寄望于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去找一个现成的生态环境伦理规范。的理论具有现实地处理生态问题的能力，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利用这种能力，通过不断地实践创新，摒弃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老路子，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50.

[3]卜祥记.“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探析[J].哲学研究，2012，（4）.

[4]阿伦・盖尔.走向生态文明：生态形成的科学、伦理和政治[J].与现实，2010，（1）：191-202.

篇3

[作者简介]陈少克，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商学院教师，经济学硕士，广东　珠海　519085；徐兵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9―0138―03

生态学在对未来社会进行解释和预测的时候，认为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因而，未来社会必将是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将采用生态经济的模式。生态经济模式就是可持续法则对所有人都有制约的经济活动。虽然生态学社会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这样的新型社会，但从目前来看，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生态问题。因而，本文换个角度，试从市民社会概念的框架来分析生态文明，探寻市民社会理念下生态文明的构建。

一、生态文明的本质是和谐

按照一般的界定，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从狭义的角度讲，生态文明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形态。然而，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形态的超越，在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物质文明，将致力于消除经济活动对大自然自身稳定与和谐构成的威胁，逐步形成与生态相协调的生产生活与消费方式；生态文明下的精神文明，更提倡尊重自然、认知自然价值，建立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文化与氛围，从而转移人们对物欲的过分强调与关注；生态文明下的政治文明，尊重利益和需求多元化，注重平衡各种关系，避免由于资源分配不公、人或人群的斗争以及权力的滥用而造成对生态的破坏。因此，与其说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对应的文明形态，不如说，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的超越，是一种建立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在这种理念下，人们的消费行为、生产行为以及社会的分配格局都将沿着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轨迹运行。因而，笔者把生态文明界定为上述广义的生态文明定义。

然而，生态文明的提出本身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种种的不和谐。

第一，从生态理性的角度看。生态理性是和经济理性相对应，而且，一定意义上说，生态理性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传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人们要追求的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产生了劳动异化、资本异化，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覆盖着利益面纱的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消除这一类型的社会公平隐患。按照生态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然而，在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理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环境公平问题如何得以根本解决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而，生态文明本质是和谐，构建生态文明必须从和谐的角度人手，通过各种制度创新或制度重建消除各种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音符。

二、市民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理念

理论界认为，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存在的问题是在社会领域之中，并认为，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将无法有效运行。另有学者更是认为，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进而推动社会领域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最紧迫的时代任务之一。

对于市民社会的理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界定。比如，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等，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主要从私人活动这一角度来界定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概念，“既是一个实体性范畴，又是一个理念性范畴”，“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与其文化特征是互为表里、相互支持的，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过程以及一系列思想和观念的结合体系”。市民社会是解决传统社会结构下矛盾的重要途径，“根本出路在于公共领域挣脱商业化和技术统治论的影响，而获得复生”。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但从总体上看，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市民社会是以对私有财产权利的充分尊重并且加以法律上的严格保护为基础的。这是市民社会特有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第二，维系市民社会的，既不是横向的血缘亲情关系，也不是纵向的行政命令关系，而是在平等自治的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契约关系。第三，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以尊重和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第四，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个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并辅以相应的责任为基础。第五，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社会成员的意见，在公共空间交换彼此意见，并据此以及通过社会运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形成过程。

三、市民社会对生态文明可能的贡献

如果生态学所说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是同一个概念，那么，在生态学者看来，市民社会不可能对生态文明作出贡献。问题是，当我们用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时候，生态文明的贡献者却会由现代公民社会创造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物质利益的协调。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因而，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管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促进并保护人们的物质利益是其存在并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人们在追求的自身的物质利益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与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矛盾。因而，生态文明在物质利益关系上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一个发育充分的市民社会，通过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保障了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为人们创造财富实现自身的物质利益奠定基础；同时，通过产权的界定，确立资源、自然环境的保护边界，通过公共空间与政

府的合理互动，保障公共政策的制定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进而，在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比如，排污收费问题，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只要我们知道污染带来的边际社会成本和企业本身的边际收益，就可以确定排污收费标准，但是，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是因为信息的问题，在确定边际社会成本时出现困难；其次是污染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往往不可能靠政府的简单规制就可以解决。在市民社会框架下，相关利益群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结成合法的团体，这些团体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搜集相关资料，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合理依据，在维护自身利益(比如环保要求，避免环境保护中的不公平等)的同时节约了政府政策制定的成本。

第二，精神和谐的缔造。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缔造精神和谐，市民社会通过其文化领域的作用保证人们认知自然的同时实现人们生活的非物质化。“作为文化生活的领域，市民社会拥有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区别的阐发生活意义的符号体系。”作为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是一种自主、自愿、全面发展的生活领域和关系结构，是人们普遍交往活动的空间，它渗透于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市民社会伦理精神能够促进人的个性的增长、自由的扩大和利益的满足。

弗洛姆认为：“一个人是否精神上健康，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除了满足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以外，还创造了人们的道德生活世界，为人们提供广泛的公共生活空间。人们通过社团的和传媒的沟通不仅满足了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内在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群体的认同，个体也实现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由于市场经济导致了人们心灵秩序的内在紧张，导致浮躁的心态，人格的分裂以及精神家园的丧失，市民社会特有的公共精神能够培育人们的开放意识、交互主体的人格，以及宽容的精神和理性的价值取向。“当市民社会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个合理有效的环境时，同时也就消解了因生产和权力之争给人们造成的压抑和紧张。”在市民社会的生活世界中，人们可以自主地思考、自由地表达、平等地辩论、理性地宣泄，有效地调节人们的情感和心理，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营造人们和谐的心灵和精神秩序，从而实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三，利益平衡的构建。市场的作用导致了利益的分化，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单元。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不同的利益都要有合适的利益表达途径，否则，便会形成政治上的不和谐，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危及生态文明。成熟和健康的市民社会会发展出非暴力的有序结构来进行利益表达，使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进入政治系统，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首先，市民社会是法治社会而不是人治社会，法治是市民社会伦理精神的现实表现。法治强调的是人民，个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与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国家也必须服从法律。马克思曾经断言，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及其社会化，构成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市民社会中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的客观和现实的体现是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在市民社会中，法律及其制度是人的需要及其行为的普遍形式，也是社会秩序的客观的和外在的表现，伦理精神必须透过法律和制度，透过法律和制度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才能获得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合理性。”其次，市民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个体伦理精神和权利伦理精神的充分展开总是以社会的开放性为必要条件，开放性表现为非权威化，非权威化则意味着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一种要求权利和义务对等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它否定一切形式的特权，强调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是一个充满道义关切的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全体成员能够分享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共同的社会责任。

篇4

人类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既具有自然存在的规定性,又因其精神和价值属性而具有超越自然存在的社会规定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文明形态中产生着不同的人性规定和人格模式。现代主体性人格和生态文化人格的建设应当系统分析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格塑型,探寻“爱自然”的人性生成的理论路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分为三大形态,这就是农耕文明时期的“依附型”人格、工业文明时期的物化“单向度”型人格以及生态文明时期基于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格。[4]104具体的人性人格是人类在自身的生存活动中产生的心理积淀、价值取向、性格结构和思维方式,并通过个体外显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表现出来。人性人格的形成和塑造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生产条件和发展状态紧密相关,不同的社会形态更迭造就了不同的人格塑型。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以及重农轻工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传统农耕文明时期逐渐形成了重内在心性修养不重外部创造、重道德教化不重工具理性的封闭保守的依附型人格,并且由于当时人类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自然的恩赐,通过汇聚个体的生命力量组成群体部落才能够体现人“类”的本质属性、摆脱生态困境。传统农耕文明时期强调整体和谐有序与社会等级秩序,在对自然敬畏与依顺的基础上,个体的主体性消融于整体的等级秩序中,生命主体的创造性与理性能动性受压制。高扬理性的工业文明时期,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人类改造自然、抵御野蛮与愚昧的能力得到增强,但形成了物化单向度的人性与人格,人格的自然基础要素遭到忽视。在个人至上、物质至上的理念追求下,人性价值信仰迷失、精神颓废、道德堕落。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过程中,人类充分挖掘自然外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倡导向自然进军,疯狂地掠夺和攫取自然,遗忘了人类生存的价值与意义,迷失了自我,滋生了人类中心主义,或者沦为欲望的奴隶、或者造成人与自然的隔离,从而导致了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能源枯竭等生态困境。因而,人性主体性的彰显应当在超越单纯个人本位的基础上,在精神深层把握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之间的本质联系,发挥人性主体性的能动与协调作用,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就是生态人格的重塑。生态人格源于生态文明时期生态科学的高度发展,它是新时期道德人格发展的一种新的范型。它将生态伦理原则理念与生态道德素养内化为人的内在生态道德良知,彰显人类对待自然的生态道德认知态度、生态道德情感、生态道德信念与生态道德行为。伴随着当今绿色环保运动的兴起以及环保教育活动的贯彻落实,人们的生态意识逐渐开始觉醒,生态伦理逐渐开始作为一门显学渗透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使生态人格的塑造成为可能,“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学所反映的价值观将实现对人的重新塑造”[5]410。因此,生态人格的塑造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对农业“依附型”人格和工业物化单向度型人格的继承与发展;它既克服了农业社会的文化人格对自然与社会的依附性,又肯定了现代文化人格的主体性,主张塑造个体人性的自觉性与自主性。它既克服了现代文化人格的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与利己主义的人格倾向,又在继承传统农业文明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人格特征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人—自然—社会和谐一体的生态理念,将人的主体性、理性与情感、意志、自由等因素看作健康互动、有机联系的复合系统整体,从人与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总体理解人的社会本质与自然本性,为生态自由人格的重塑提供了理论依据。生态人格理念对当今社会人的人格转型和重新塑造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生态道德人格应当在拓展道德关怀范围的基础上把对道德权利的尊重与维护作为衡量人类行为善恶的重要依据,在完善自身生态道德责任意识和道德义务意识的基础上明确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自觉选择和确证人性“是其所是”的“类”的本质规定,实现道德主体从“小我”向“大我”的转向,在自然资源的分配与生存空间的共享方面实现人际和谐、种际和谐、代内和谐与代际和谐,以人地和谐为精神旨归,以生态资源的可持续性为价值目标,从而肩负起拯救人类自身的历史使命。生态道德人性的塑造总是要落实到社会个体身上,因而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和从事生产实践的过程中,社会个体应当遵循生态伦理的基本理念,学会以宽容和理解的心态与自然、社会及他人共荣,推动“爱自然”的人性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