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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2.02.008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2)02-0031-05
The Paradigm and Trend of Ethno-informatics ResearchZhao Shenghui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Tibe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Xianyang 712082,China)
〔Abstract〕Ethno-informatics is the domain aims to study basic rule of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nd phenomenon in ethnic minority residence regions of China in digital age,the research paradigm is significant to its development.From the difference of conflicts among interaction of human,information,technology and circumstance,ethno-informatics can be expressed b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paradigm,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information management paradigm,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paradigm and information fusion paradigm.Currently,the research of ethno-informatics situated at the transforming stage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 to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aradigm.In future,the issues such as basic research,unified management of electronic document and archive,the infrastructure of integrated sharing for information resource in minority languages,the process of multimedia information in minority languages,the management standards for multiple languages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ethnic minority residence regions should be emphasised.
〔Key words〕Ethno-informatics;paradigm;information in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是国情的基本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使少数民族群众共享信息化时代的成果,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技术研究,以蒙古文、藏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柯尔克孜文、朝鲜文、壮文、彝文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语言操作系统、字处理软件、办公自动化系统、编辑出版系统、多媒体节目制作系统、网站系统等开始在民族地区得到应用。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催生了一门新兴的学科――民族信息学。
1 建立民族信息学研究范式的必要性
民族信息学(Ethno-informatics)是探索信息化条件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活动和信息现象基本规律的科学领域,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信息化背景下中国民族地区的人、信息、技术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在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构建多语言信息社会共识的达成,社会信息学(Social Informatics)和社群信息学(Community Informatics)在西方国家的兴起[1],中国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进入新阶段而形成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民族信息学的核心理念是“多元一体(Diversity & Integrity)”思想,旨在探索社会信息化背景下保护语言文字多样性、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技术架构和管理模式,为中国各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为数字时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2]的技术实现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少数民族信息活动当中人、信息、技术和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民族信息学必然是一个涉及技术、管理、政治、法律、语言、文化等多领域知识的综合性学科。目前,民族信息学的科学研究刚刚起步,理论体系还不成熟,大多数研究所关注的都是民族信息学当中的微观性问题,研究成果所涉及的领域较为分散,大多数没有触及学科的核心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民族信息学领域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纲领,各类研究的战略一致性难以得到保证。因此,从全局视角研究民族信息学的整体性战略,对于这一学科的构建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实现这一目标,将科学研究当中的“范式”理论引入民族信息学,研究民族信息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范式演进规律,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范式(Paradigm)是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主要是指常规科学发展过程中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循的世界观和行为模式,是一系列假说、准则和方法的总和[3]。从认识论角度看,范式是帮助人们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有效途径,它使事物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类错综复杂的矛盾得以简化,便于人们明确事物的发展方向,把握特定发展阶段的核心矛盾,保障整体上的战略一致性。从实践论角度看,范式是指导人们按照事物发展规律进行社会实践的行动纲领,范式一经提出并被广泛接受,就可以起到指引发展道路,凝聚各类社会资源,推动特定领域社会实践的作用。
民族信息学研究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迫切需要以“范式”的形式从战略层面上建立学科发展的整体框架,民族信息学研究范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明确学科发展的脉络,构建学科发展的路线图,指引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引导研究人员根据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特殊矛盾提出科学问题,拓展研究人员研究思路,提升研究人员在学术研究领域的想象力;第三,整合来自技术、政治、管理、法律、文化等领域学者的力量,使跨学科研究能够围绕共同的理论内核进行,保障具有不同背景的研究者所做的研究具有战略一致性。总而言之,民族信息学研究范式在整个学科建设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学科初建阶段必须高度重视并予以解决的问题。
2012年2月第32卷第2期民族信息学的研究范式与发展方向探析Feb.,2012Vol.32 No.22 民族信息学研究的五大范式
民族信息学是民族学与信息学的交叉学科,同时涉及民族学问题和信息学问题,但是两者参与到新学科当中的方式有所不同:民族学决定学科的研究范畴、主要矛盾和信息需求;信息学决定学科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民族学决定了学科问题研究的必要性,信息学决定了解决学科问题的可行性,虽然也可以认为民族信息学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但从本质上说,民族信息学是信息学的分支学科。因此,民族信息学研究范式的构建主要以其呈现出的信息学特征进行划分,按照信息学发展阶段建立不同的范式。从不同发展阶段人、信息、技术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所面临核心矛盾的不同,民族信息学可以划分为以下五大范式:
2.1 信息交流范式ICP(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Paradigm)民族信息学研究的“信息交流范式”是指重点关注传统社会环境下民族地区人口信息交流活动的研究模式。尽管民族信息学研究的重点是信息化环境下的少数民族人口的信息活动,但是信息社会本身是脱胎于传统社会的,是在传统社会的基础上发展和孕育而来的,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全游离于传统社会的理想化信息社会。因此,民族信息学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信息活动的基本规律,此后才能重点关注信息化条件下的特殊规律。
信息交流范式是整个民族信息学研究的根基,关注民族地区传统社会当中,人、信息和环境的互动关系,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从信息学基本要素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3种类型的主题:
2.1.1 民族地区信息主体研究
主要研究作为信息主体的民族地区人口的基本情况,例如我国民族地区的地理分布,各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特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种类和人口规模等信息。信息主体研究的重点是少数民族人口,由于目前我国民族地区大多数是多民族交错杂居和国家整体性信息共享需求的存在,与少数民族信息活动相关的汉族人口也是研究的范畴,例如国家民族事务管理相关机构、民族类高等学校、语言文字管理机构当中对少数民族语言信息需求的相关人群也应该纳入研究的范畴。
2.1.2 民族地区信息研究
主要研究传统社会环境下民族地区信息的存在形式和发展概况,例如少数民族传统语言的种类、分布和发展概况,少数民族传统文字的种类、分布和发展概况,少数民族古籍、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等信息资源的存在情况。信息研究的重点是采用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作为记录符号的信息,考虑到多民族之间交互以及少数民族人口与汉族人口信息交互的需要,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信息资源的状况也在研究的范畴。
2.1.3 民族地区信息环境研究
信息环境主要研究与少数民族信息活动各个环节相关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国家颁布的相关技术标准、管理规范等,以及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系统应用相关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程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内容。
2.1.4 民族地区信息活动研究
主要研究信息在民族地区信息活动的概况和基本规律,主要研究民族地区人口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信息交互的情况,例如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传播信息的场合、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播信息的场合、制度,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双语教育问题、民族地区新闻传播机构的信息传播、少数民族人口跨语言信息交互、跨境少数民族的信息交流等问题。
民族信息学的信息交流范式涉及民族学、语言学、政治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其关注的焦点是信息交流问题,可以引用其它相关学科普遍接受的理论和结论,对与之相关的其它学科的知识在细节上不做深究。民族信息学的信息交流范式为民族信息学构建了基础性的框架,是民族信息学最基本的范式,其它研究范式都是以信息交流范式为基础而构建的。
2.2 信息处理范式IPP(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
民族信息学的“信息处理范式”是指重点关注民族地区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为民族地区业务活动提供信息技术支持的研究模式。“信息处理范式”是在“信息交流范式”的基础上考虑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引入,旨在为在民族地区信息活动当中采用信息技术提供解决的方案。
“信息处理范式”重点关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计算机处理问题,例如各少数民族语种语言文字信息编码标准的制定问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计算机输入问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处理软件的开发问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档排版系统开发问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影视作品编辑系统开发问题、少数民族文字的计算机识别问题、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识别问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移动通信设备的开发问题等。此外,由于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共存,同时需要考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信息编码问题、字处理软件系统开发和各类应用系统开发问题。
“信息处理范式”的核心问题是使主要语种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一样可以在计算机上进行处理,重点关注的是技术问题而非管理问题,目的在于提高事务处理效率和信息传播的速度,没有充分意识到少数民族语言信息交流的深层次的信息需求,对于信息辅助完成事务处理以后的管理和开发也交流较少。
2.3 信息管理范式IMP(Information Management Paradigm)民族信息学的“信息管理范式”是指围绕民族地区的信息管理活动,重点关注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信息收集、整理、保存、开发、服务等活动的研究模式。“信息管理范式”与“信息处理范式”都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但是其关注的重点问题存在较大的区别,“信息处理范式”的目标是通过信息技术提高业务活动的效率,“信息管理范式”的目标则是通过信息技术整合和开发社会信息资源。
“信息管理范式”主要研究民族地区信息资源的管理和开发问题,例如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古籍的收集整理和数字化加工,民族地区电子文件管理和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数字化加工、民族地区数字图书馆建设、少数民族语言互联网信息资源的采集与保存体系、民族地区文化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民族地区信息资源跨地区共享体系建设、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长期保存问题等。
同时,“信息管理范式”与“信息处理范式”具有紧密的联系,“信息处理”是“信息管理”源头,只有信息技术在民族地区的广泛使用,才会产生大量的数字信息,信息管理才会有工作的对象;“信息管理”又会反过来为“信息处理”提供支持,通过信息资源的管理和开发更大限度的发挥信息资源的社会价值。“信息处理”与“信息管理”相互配合,共同构成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的基础架构,推动民族地区整体上向信息社会迈进。
2.4 信息理解范式IUP(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Paradigm)民族信息学的“信息理解范式”是指围绕民族地区多语种信息资源的理解问题,重点关注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打破语言差异带来的信息沟通障碍,实现多民族跨语言信息理解和交互的研究模式。“信息理解范式”是在“信息处理范式”和“信息管理范式”的基础上构建的,旨在满足民族地区信息交流当中的深层次需求,也是民族信息学研究需要重点攻克的问题。“信息理解范式”存在两种表现形式:第一是基于用户理解的“信息理解范式”;第二是基于机器理解的“信息理解范式”。
基于用户理解的“信息理解范式”主要研究应用计算语言学理论,构建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核心的少数民族语言多语种信息资源共享体系。例如少数民族语言语料库的建设问题、多语种少数民族语言语料库的跨地域共享问题、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的双语著录问题、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跨语种信息检索问题、基于语料库的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机器翻译问题、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中间语言的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跨语种信息交互问题等等。“信息理解范式”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国家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共享基础设施平台,为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的理解提供支持。
基于机器理解的“信息理解范式”主要应用语义信息处理技术,使民族地区所产生的信息资源的内容具备被计算机所识别和理解的能力,也就是让计算机部分地具有像人脑一样理解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或者进行多语种信息转换的能力。基于机器理解的“信息理解范式”主要研究的是民族地区语义网络所要关注的知识库构建、信息资源语义标注、语义理解的算法规则等等。
基于用户理解的“信息理解范式”体现了民族信息学的核心理念,即在保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多元性的同时,通过信息技术的介入实现多元信息的一体化共享,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而也是民族信息学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基于机器理解的“信息理解范式”要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是未来信息技术发展的大势所趋,鉴于其技术实现的难度较大,民族信息学研究可以在借鉴相关学科在机器理解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2.5 信息融合范式IFP(Information Fusion Paradigm)
民族信息学的“信息融合范式”是指重点关注泛在信息环境下,民族地区人口跨地域、跨语言、跨媒体、跨平台的“无缝信息交流”和“无障碍沟通”等问题的研究模式。“信息融合范式”代表了民族信息学研究的最高理想,它是随着人类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信息、技术和环境无缝集成而产生的一个高度智能化的社会形态,在这个社会形态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多样性得到很好的保护,各类人群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可以非常便捷地以熟悉的方式、熟悉的语言和文字进行无障碍沟通。“信息融合范式”的实现要受到人类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也要受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这无疑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民族信息学“信息融合范式”之前的各个范式所代表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是为其实现提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积累,都是对“信息融合范式”各类必备条件的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当各方面的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最终过渡到更高的发展阶段。
综上所述,“信息交流范式”、“信息处理范式”、“信息管理范式”、“信息理解范式”和“信息融合范式”是在分析民族信息学研究整体规律的基础上,对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特殊性矛盾进行理论概括而得出的结论,梳理出了这一领域发展的大致脉络。任何事物发展都是复杂的,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各个范式的区分并非是完全清晰的,可能存在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情况,需要结合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的实践,有针对性地提出并解决具体的科学问题,逐步推动民族信息学的发展。
3 民族信息学的发展方向
五大范式为民族信息学的发展提供了完整的战略参考体系,是民族信息学当前研究的定位更加清晰,也为民族信息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1 民族信息学研究的现状与定位
我国民族地区大都处于边疆地带,气候和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对滞后,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的数量相对较少,共享程度较低,有关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和实践虽然已经起步,却还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研究范式视角来看,蒙古文、藏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柯尔克孜文、朝鲜文、壮文、彝文等使用人口较多,影响力较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标准都已经颁布,相关的字处理系统和各类应用软件已经开始应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阶段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对于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的管理问题已经得到学者的关注。此外,由于从信息学视角研究少数民族信息活动的成果相对较少,“信息交流范式”所涉及很多内容的研究目前还非常缺乏,“信息理解范式”当中的机器翻译问题也有部分学者在着手研究,但整体上也是局限于小规模研究。因而,我国的民族信息学研究目前整体上处在由“信息处理范式”向“信息管理范式”的转型阶段;作为民族信息学研究的根基,“信息交流范式”的研究还非常薄弱;“信息理解范式”的研究已经开始,但是其中的全局性、基础性的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民族信息学未来的研究工作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3.2 民族信息学的发展方向展望
结合民族信息学的研究范式和当前的定位,以下领域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
3.2.1 民族信息学的基础问题研究
按照民族信息学的“信息交流范式”所涉及的范围,加大对民族信息学领域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力度,重点是收集和分析总结我国民族地区信息资源的语言分布和数量分布,梳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文字和少数民族信息活动之间的关系,探索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少数民族人口信息活动的影响,研究少数民族内部、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口之间信息交流的基本规律等;
3.2.2 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文档一体化管理
少数民族语言数字信息的数量相对较少,又是国家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证据,应当按照电子文件管理的要求进行文档一体化管理,在业务系统中嵌入电子文件管理需求。其中,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的管理需求需要同时兼顾一般性电子文件管理的各类需求和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管理的集成共享等需求。民族地区业务信息系统文档一体化管理的推进,将对促进民族地区信息管理的规范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3.2.3 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集成共享的基础设施平台
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跨语种信息共享涉及多个省区、多个政府部门,按照统一领导、分层负责的模式进行管理具有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可以从国家层面上建立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的分布式共享体系,为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的跨语种共享提供统一的技术支撑;
3.2.4 少数民族语言多媒体信息处理与共享
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包括文本、视频、音频等多种媒体形式,少数民族语言多媒体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和跨媒体信息检索等领域目前还有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
3.2.5 民族地区多语种信息服务的管理规范
针对民族地区网站和各类信息服务系统的多语言信息服务问题,制定相应的管理规范和业务标准,促进多语言信息服务的规范化,保障多语言信息服务的质量。
4 研究结论
民族信息学(Ethno-informatics)是探索信息化条件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活动和信息现象基本规律的科学领域,研究范式的在学科建设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人、信息、技术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所面临核心矛盾的不同,民族信息学可以划分为“信息交流范式”、“信息处理范式”、“信息管理范式”、“信息理解范式”和“信息融合范式”。目前,我国的民族信息学研究整体上处于由“信息处理范式”向“信息管理范式”的转型阶段,未来需要重点关注学科的基础性问题、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文档一体化管理、少数民族语言信息资源集成共享的基础设施平台、少数民族语言多媒体信息处理与共享、民族地区多语种信息服务的管理规范等问题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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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国秋,吕斌.经济信息学的研究范式及方法体系[J].情报科学,2005,(1):22-25.
[4]孙凤美.基于ISO10646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排版技术研究[J].科技与出版杂志,2007,(3).
[5]赵生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的信息编码标准研究[J].云南档案,2011,(9):25-27.
1引言
宁夏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煤炭井工开采过程中,矿井巷道地坪需要大量的混凝土,为了节省煤矿开采成本,解决煤矸石堆积带来的问题,通过对煤矸石混凝土进行力学试验研究其用作煤矿巷道地坪铺筑材料的可能性。
3煤矸石混凝土的力学分析
3.1混凝土标准
我国通常将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混凝土棱柱体强度和混凝土抗拉强度来评价混凝土。我国常将28d抗压强度小于50MPa的混凝土称为普通混凝土,将50MPa至99MPa的称为高强混凝土,将100MPa及其以上的称为超高强混凝土。
3.2配合比试配及调整
对计算过后的初步配合比进行调试,在不改变水灰比的前提下,对单位体积的水泥浆用量进行调整,使混凝土的和易性及坍落度符号指标,得出最终混凝土配合比。如表1:
表1:煤矸石混凝土试验配合比
型号 水灰比 沙率(%) 单位体积骨料用量() 坍落度(mm) 立方体轴心抗压强度(28d)
水 水泥 沙 粗骨料 减水剂
C30 0.45 0.42 176.4 392.0 766.6 1014.6 3.92 160 37.6
C40 0.4 0.35 229 572.5 590.3 1101.1 5.73 185 46.1
3.3试验
3.3.1抗压试验
混凝土抗压强度通过极限载荷计算得到,计算公式如下:
表2:平均抗压强度数据表
编号 极限载
荷F(kN) 受载面积
(mm2) 抗压强度(MPa) 平均抗压强度(MPa)
1 1053.2 22500 46.8
46.7
2 1078.3 22500 47.9
3 1024.6 22500 45.5
通过试验发现,加载破坏煤矸石混凝土试块,破坏断面主要为煤矸石界面,没有发现煤矸石被劈开的情况,这表明煤矸石混凝土的破坏形态基本上与普通强度的天然混凝土接近,因此,煤矸石混凝土与普通混凝土破坏形态相差无几。
经过试验测定,测得1,2,3号C40混凝土立方抗压强度分别为46.8,47.9,45.5MPa,平均值为46.7MPa,与按要求配制的C40的普通混凝土强度差不多。其中,由于在制作试块当中可能存在不太标准的操作,这些可能导致一定的试验误差。但是,试验基本上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煤矸石混凝土的强度与普通混凝土的强度状态差不多。
3.3.2抗折强度试验
试验步骤:
(1)取出试块将表面擦干净。
(2)装置试件,使成型时的侧面为承压面,安装偏差要低于1毫米。
(3)施加均匀连续载荷。试验试块为C40的混凝土试验,因此,取每秒钟0.05~0.08MPa,直到试件接近破坏时,立即停止调整试验机的油门,直到试件破坏。根据试验得出数据如表3:
表3:抗折强度试验数据记录
组号 破坏载荷(kN) 抗折强度(MPa) 平均抗折强度(MPa) 理论抗折强度(MPa)
1 40.51 5.40
5.11
4.30
2 35.73 4.76
3 38.86 5.18
煤矸石混凝土试件为150mm×150mm×550mm棱柱体,跨度450mm,采用4分点加载,并按照《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GB/T50081-2001)进行试验。煤矸石混凝土的抗折强度按下面公式计算:
3.3.3抗拉强度试验
根据弹性理论,按下式计算劈裂抗拉强度:
对煤矸石混凝土试块进行劈裂抗拉强度试验,整理试验数据得出实验结果,见下表4。
表4 劈裂抗拉强度试验表
试验代号 养护时间(d) 破坏载荷(kN) 破坏载荷平均值(kN) 劈裂强度()
1 2 3
1 28 110.3 114.8 116.5 113.9 3.22
2 28 100.7 110.2 109.2 106.7 3.02
3 28 97.8 101.7 108.7 102.7 2.91
通过试验观察,在加载初期,煤矸石混凝土试块的表面没有裂纹出现,但是随着载荷的持续加大,试块内的应力不断增加,试块逐渐开始出现裂纹,最先出现裂纹的地方为试块中央,随着载荷的持续加大过程,裂纹开始向垫条附件发展,直至最终试块被劈开。
通过试验发现,煤矸石混凝土劈裂抗拉强度比普通混凝土抗拉强度低,但是下降的幅度不是太大,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4试验结论
由于地坪混凝土主要以受压为主,对混凝土去其它性能要求不高,从抗压强度角度试验证明,煤矸石可以作为混凝土的骨料用于次要巷道地坪混凝土。另外,对于主要巷道地坪混凝土骨料能不能用煤矸石替代,需要解决耐久性问题,因为煤矸石的遇水容易崩解,若在长期水环境下,没矸石发生崩解,那么煤矸石混凝土整体强度会急剧下降,所以,煤矸石的水理性质是下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宋洋,赵禹,祝百茹. 煤矸石轻集料混凝土性能试验研究[J]. 非金属矿. 2014(01)
[DOI]10.13939/j.cnki.zgsc.2020.22.191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创新和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国内外高校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合作培养模式对于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参与意识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有很好的促进作用[1]。为此,文章以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生人才培养为例,探索和研究民族学研究生人才培养创新模式,进而提高研究生培养的质量。
1吉首大学民族学基本概况
吉首大学民族学学科创建于1982年,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成为吉首大学的龙头学科,催生和提高了与“民族学”相关的边缘交叉学科的发展,如生态人类学、环境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民族舞蹈学、民族建筑学、民族设计艺术学、历史民族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等分支学科或学科研究方向,形成吉首大学学科研究的特色与优势。
吉首大学民族学学科为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仅有的两个文科优势重点学科之一)。学科已经形成民族学、生态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与民族地区生态扶贫等稳定的研究方向。尤其是生态民族学方向已经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生态环境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挂靠单位,获得了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的博士人才培养项目——生态扶贫博士点。该学科目前拥有国家民委重点研究基地——生态民族学研究基地;湖南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武陵山区生态文化研究中心;湖南省唯一的文科重点实验室——武陵山区生态文化与居民健康营造和研究中心;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陵山区扶贫开发研究中心;以及湖南省首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民族学研究基地等。该学科还在国内中西部民族地区建立了25个田野工作基地,保障了该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研究。
目前,吉首大学民族学学科团队有研究人员32人,有正高职称者14人,副高职称者9人,讲师9人;有博士学位者17人,在读博士5人,硕士学位者12人;该团队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人,湖南省学科带头人4人,国家级学会会长、副会长3人。
学科以多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交叉、整合为创新源泉,形成了“文化制衡理论”和“终端验证”的研究方法。目前正在朝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总体目标奋进,并以此为契机造就出国内一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湘军”。
2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
合作的意识和能力是现代人才特别是研究生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如何在研究生教育中强化其合作意识与能力是当代教育应探讨的问题之一。[2]近年来,为强化研究生人才培养,吉首大学民族学不断探索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培养理念。在我国,传统研究生培养模式多重视课堂教学,认为教学就应该在教室里传授知识,给学生布置好阅读任务,教师备好课,教师教好,学生学好,就可以了。这样就导致在教学上只重视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以及师生之间在课堂的和谐交流就可以了,就可以确保教学的质量了。遗憾的是,这种传统理念长期主宰了我国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
为改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提高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吉首大学民族学不断创新培养模式,提出了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三位一体”模式,即课堂教学、专家讲座和田野实践的校地合作培养模式。
2.1课堂教学
毋庸置疑,课堂教学是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中的主要环节。针对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吉首大学民族学除了高度重视课程设置之外,还特别重视课堂教学的创新手段和模式。按照传统教学方式,一门课程基本由一位教师授课,并完成这门课程所有的教学任务。这样的教学模式固然能很好地保持师生之间的沟通,还能确保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和讨论。然而,每一门课程的内容设置是多样化的,而且有的涉及多学科的知识。即使不是跨学科知识,但也是民族学学科中多方面理论知识。具体到高校任课教师,又都往往是研究某一领域或某一方向的人员,都不是全能型的教师。即使任课教师能做到认真备课,都无法保证这门课程的每一章节和知识点达到高质量的教学效果。在讲授一些不擅长研究的章节或知识点,可能出现了一些应付教学的行为,难于让学生实现跨学科或跨领域知识的理解和把握。
有学者提出,合作教学理论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富有创意的教学理论。[3]吉首大学民族学针对研究生教学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采取了多教师合作授课的模式,即一门课程由两到三位相关研究领域的教师承担授课任务,其中教学大纲、教学任务、考试考查内容由教师们统一制定。吉首大学民族学这种合作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有效解决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以笔者主讲的“生态扶贫与经济发展”课程为例,课程内容涉及民族学、经济学甚至是生态学的相关内容。实施多位教师合作教学,就能够扬长避短,在授课过程中,发挥教师的专业优势,从而有效保证了研究生课堂教学的质量。
2.2專家讲座
校地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对于专业学位教学是一种有益的教学模式,对学生与教师都有好处。[4]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凸显民族学专业人才培养特色,在实行多位教师合作教学的同时,吉首大学民族学还定期邀请校外专家学者来校讲座。邀请的校外专家学者不局限于民族学学科,还包括其他学科的著名专家学者。例如,在2019年,吉首大学民族学就先后邀请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的专家学者来校进行讲座,学术讲座达到了30余次。校外专家学者的讲座,提高了研究生的理论知识和学术视野。
另外,吉首大学民族学还邀请校内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讲座。在讲座中,专家学者与聆听讲座的学生围绕民族学的研究前言、研究观点、理论学派等进行了互动和交流,提高了学生们的专业知识和学术兴趣。
此外,吉首大学民族学还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和座谈会,给研究生们更多的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通过与外校研究生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有利于研究生看到个人的学术优势与不足,进而激发个人提高学术能力的动力。
2.3田野实践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吉首大学民族学遵循“从田野中来,到田野中去”的学科理念。基于民族学的学科性质,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生人才培养重视田野调查,重视田野实践的作用。为了有效推动田野实践,吉首大学民族学从2001年开始,先后在西南地区建立了25个田野实践基地。
为确保田野实践的质量,在研究生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吉首大学民族学要求研究生必须参加田野实践,并把田野实践视为一门课程,计入学分。对于没有进行田野实践或田野时间不够的研究生不予毕业。培养方案规定研究生在田野点的时间不少于60天。为强化研究生田野实践质量,吉首大学民族学长期聘请田野基地的村民精英作為田野指导专家。这些村民精英包括村党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村委会成员、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以及乡村种养能手等。这些人熟悉乡村并具有一定的教育经历,长期生活在乡村,熟悉乡村的情况,而且对乡村发展与乡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还具有一定的想法。聘请乡村精英作为田野指导专家,能够很好地指导学生进行田野调查。在乡村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研究生一到田野点就可以很好地开展田野工作。
笔者调查发现,由于部分研究生来自外地,不懂少数民族语言或汉语方言,而且还具有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恐惧症,以至于在田野点无法顺利地开展田野工作,甚至在田野点待不到两三天就匆匆地回到学校,无法完成田野实践的要求。聘请了乡村指导教师以后,改变了研究生田野工作的盲目性,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田野实践的效率和质量。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有效帮助研究生消除田野恐惧症。在乡村指导教师的指导和带领下,研究生进入田野点后,能够很快地融入田野点的生活,也容易与村民打成一片,为田野调查奠定了扎实的感情基础。二是有效帮助研究生解决研究问题。以往的田野调查,由于缺少本土指导教师的指导,研究生只有通过外人来联系田野点。到达田野点后,由于人生地不熟,往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去熟悉研究对象,导致难以开展田野工作。另外,即使通过熟人介绍,但由于没有工作上的责任和义务,做事也难以尽心尽力。乡村指导教师就不一样,他们能够带着一种责任和义务,尽心尽力地帮助研究生完成每一个田野环节,特别是能有效地帮助研究生解决研究问题。三是有效弥补田野中的不足。在田野实践中,乡村指导教师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组织研究生进行田野实践,向研究生介绍田野点的基本情况,帮助研究生一进入田野就能掌握田野点的情况。此外,乡村指导教师还可以给研究生实地解答田野中遇到的众多问题,特别是一些在参与观察中无法获得的信息。与此同时,乡村指导教师还负责研究生田野调查的效果鉴定,研究生的田野实践分数主要由乡村指导教师打分。这样就可以确保研究生田野调查的质量,也提升了田野实践的应用能力。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各大高校中普遍存在着公平问题。教育公平就是要确保我国的每位公民都能享受到教育的权利[11。所以,对于高校的辅导员来说,在教育及管理过程中,遵循公平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当前学校内的学生年龄较小,生活阅历不够,人生观与价值观还不够成熟,因此,需要教师与辅导员在平时的学习中给予引导,为学生创建平等的学习环境,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二、创建公平、和谐的校园环境
(一)对“道德性”公平的追求
在讨论教育公平问题时,通常重视的是“教育政策上的公平”,就是确保我国的每位公民都具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并且能在可能的情况下接受不同的教育。但实际上,对于很多人来说,教育权利上的公平不仅表现为求学的需求,同时也表现为享受适合身心发展的教育需求ra。少数民族学生能否享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接受适应自身发展、满足自身需求的教育,都取决于教育者能否在教育及管理工作中追求“道德性”公平。“道德性”公平指的是教师在教育中能够贯彻公平原则,平等地对待每位学生。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少数民族学生可能会在性格及行为上存在差异,所以,需要辅导员针对学生的性格及行为差异,明确可塑方向。另外,在日常的教育与管理中,不能盲目追求公平而导致平均主义。
另外,由于少数民族学生在生活、饮食、语言等方面的不同,不能很好地融于集体中,从而导致少数民族学生只和自己民族的同学聚集。因此,学校更应强化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管理力度。教师及辅导员应当为其创造平等的学习环境,提供与普通学生相同的教学资源,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不懂之处,应予以充分地帮助与讲解,并鼓励其他学生多与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沟通与交流,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集体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可以为少数民族学生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使少数民族学生获得平等的权利。如果少数民族的学生与其他学生一样犯错,教师及辅导员不能因为是少数民族的学生,就采取厚此薄彼的原则进行处罚,这样不公平的待遇会导致其他学生产生逆反心理,不利于集体的团结。
(二)“权益性”公平的确定
学生的权益,既包括国家教育法规定的受教育权,也包括宪法规定的每位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在日常的教育与管理工作中,辅导员应确保少数民族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为少数民族学生谋取更多的公平,尊重学生权益。另外,对于少数民族学生要做好相关的管理。因为少数民族学生在人际交往上具有一定的压力,可能在心理上也有很多负担,所以教师及辅导员应多与他们进行沟通,减少他们的心理障碍[3]。而且,在面对生活、饮食习惯与普通学生不同的少数民族学生时,辅导员可以建议学校设立面向全校所有学生开放,并具有民族特色的食堂窗口,这样少数民族学生就能和普通学生一起去食堂吃饭,不仅有效增进了同学之间的情感交流,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集体凝聚力,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