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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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2.287 【文献标识码】A

资产证券化概述

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作为华尔街金融大鳄的一种金融创新工具，自诞生以来深受资本市场的喜爱，已然成为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企业的一种全新融资模式。然而，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创新型金融工具，普通投资者很难辨别其中的投资风险，基于消除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原则，信用评级机构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作用便显得尤为突出，甚至是普通投资者进行投资时唯一的可信赖工具，而信用评级机构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却趋向于隐瞒风险、调高评级，以达到运作更多项目、收取更高费用的目的，这也成为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致命缺陷。

有鉴于此，我们甚至可以说资产证券化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能有效加以利用，很可能重蹈2008年次贷危机的覆辙，中国资本市场作为一个全球资本市场的后起之秀，更应格外注意其中暗含的种种风险，以达到趋利避害的金融创新目标。

资产证券化的定义。资产证券化源自美国，因而在探讨其准确定义时有必要追根溯源，还原其本来面貌，经过大量的文献检索，笔者倾向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资产证券化的定义，即“资产证券化”是指将企业（资产出售方）将其所有的流动性较差的存量资产或存在稳定现金流的可预见未来收入整理和包装成为资本市场上更易销售和流通性更强的金融产品的过程。在这一运作过程中，为有效连接交易双方，存量资产会被卖给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中文多翻译为特殊目的载体），然后由SPV或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证券以获得资金，实现存量资产提前获得现金资产的目的。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体制、法律制度以及资本市场交易规则等方面的差异较大，在资产证券化本土化过程中，我们应该持审慎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资产证券化的分类。资产证券化因其交易结构的灵活性、资产配置的复杂性而显得神秘莫测，但究其本质，基础资产是资产证券化的起点，抓住了资产证券化背后的基础资产，便握住了资产证券化的命脉。依据基础资产的不同，可以将资产证券化产品分为四类：一是实体资产证券化，主要指实体资产和无形资产经过一系列处理成为标准化金融产品上市流通的过程；二是现金资产证券化，主要指将现金投资证券产品后，从而将现金转化为证券的过程；三是证券资产证券化，就是将证券投资基金、认股权证等金融衍生工具发行上市流通的过程；四是信贷资产证券化，主要指银行等金融机构将缺乏流动性的信贷资产重组打包成标准化产品，发行证券流通的过程。第四种模式也是目前国内最流行的资产证券化模式。

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分析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资产证券化可以实现将流动性较差但是可以在未来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定的交易模式设计，对基础资产中的风险和收益等基本要素进行划界、分离与整合，从而将其转化为资本市场上可以自由流通的证券性资产的过程。资产证券化有别于以往的表外融资、结构性融资和资产信用融资等传统融资方式，究其本质，是通过一系列逻辑严密的设计实现将流动性不足、但具有稳定可预期的现金流的债券性资产转化为具有充分流动性、并经过有效风险隔离措施的资产分离与重组过程。

资产证券化的交易流程。主要包括五个步骤，各步骤涉及的交易内容和法律结构各不相同。（如图1所示）

第一步：发起人（sponsor）作为资产证券化的起点，会将应收账款出售给SPV（即特殊目的载体），当然这里的出售必须是“真实出售”，因为只有真实出售才能有效防范证券持有人对发起人的追索权，并且发起人如果经营不善破产时，对应收账款亦无要求权，从而达到风险隔离的效果。

第二步：SPV将购买的应收账款等基础资产进行分离、打包、重组，并以此为基础发行可以支持特定期限和收益的可在资本市场自由流通的标准化证券产品。仔细分析这一过程，我们可以发现SPV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有效控制基础资产，SPV可能由发起人实际所有或者间接控制，为了防止其自愿性破产，可以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与此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债权人迫使SPV的非自愿性破产；还可以通过限制SPV的业务范围等有效手段防控可能存在的风险。

第三步：通过多渠道进行信用增级。具体的增级措施主要有：使用银行信用证或者通过保险公司购买商业保险，使得资产证券化后的证券在发生违约风险时，普通投资者可以获得相应程度的补偿，整体而言，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风险。当然，在增级过程中，为资产证券化产品进行增级的相关金融机构的信用等级不能低于需要进行增信的证券产品本身的安全等级，否则，达不到增级的效果；理论上，也可以通过发起人的超额担保来进行信用增级，但超额担保会额外增加发起人的财务成本，降低资产证券化的整体竞争力，所以在实践中并不会被广泛运用。除此之外，还可以将资产证券化产品分为优先和次级两部分，在出现风险时，由次级证券先承担损失，当然为了补偿其损失，次级证券的利率会高于优先证券，以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均可以在资本市场上买到对应的金融产品，正因如此，优先/次级结构增级方式很受市场欢迎。

第四步：进行外部信用评级。由于资产证券化产品进行了复杂的包装重组，普通投资者不具备识别相关风险的能力，很难就证券产品的优劣作出判断，为了帮助投资者识别其中的风险，这项工作就需要交给专业的外部评级机构进行，例如：美国的标准普尔、穆迪等知名信用评级公司会根据资产证券化产品风险的大小进行信用评级，主要级别从AAA到C九个等级，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选择不同等级的证券产品。

第五步：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销售和售后服务。SPV所具备的独特结构和业务范围决定了其不可能独立承担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重组与发售工作，必须引进外部成熟的中介机构来完成这一工作，投资银行便承担了资产证券化流程中的融资顾问和证券承销职能，使得整个流程顺利运转起来。普通投资者购买该金融产品后，可以获得稳定的现金流回报，稳定的可预期的现金流来源于基础资产即应收账款，然而普通投资者不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和条件去监管这一运营流程，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专业机构来进行这些业务操作，这些专业机构就是服务人（servicer），而资本市场上的通行做法是服务人由发起人担任，不得不指出，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因缺乏内在激励机制服务人可能对资产池采取消极放任态度，而普通投资者限于各种各样的外部因素也无力对这一过程进行有效监督，此时受托管理人（trustee）便应运而生了。受托管理人作为普通投资者的利益代表，主要负责监督资产池的运营情况和服务人是否尽职尽责，同时，受托管理人也代为管理服务人交付的本金和利息。

正是通过上述五个操作步骤，一个完整的资产证券化运作流程便清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分析资产证券化流程时，要善于抓住SPV这一承上启下的枢纽，仔细领悟其在整个运作流程中的功能及效用，其次，还要抓住风险隔离制度，只有充分理解上述两个核心节点才能充分理解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机理，在后文法律风险分析阶段，笔者仍会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风险隔离制度。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能否将基础资产通过一系列包装重组后在资本市场上自由流通，取决于基础资产的优劣。基础资产优良，加之信用增级，可以有效增强证券化产品的质量；反之，基础资产较差，则无论通过何种措施，都难以达到预想目的。因而，为了保证和实现基础资产的信用，防范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金额风险，需要在制度上对相关风险进行隔离，从而防患于未然。

更进一步分析，资产证券化风险主要来自基础资产和相关运营主体的破产风险，正因如此，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风险隔离制度经常被直接称为破产隔离制度。从广义上讲，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防止任何参与主体的破产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有效支付所造成的冲击都属于风险隔离机制；从狭义上讲，对于资产证券化产品，即将产生现金流的资产与发起人及其他相关主体产生的任何财务风险进行隔离，确保基础资产产生的稳定可预期现金流可以按照预先结构设计向投资者进行偿付相关证券权益，实现资产信用融资。

为了有效实施风险隔离制度，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会通过两个关键步骤实现这一目标：一是在交易结构中设立SPV（即特殊目的载体），二是实现资产的真实出售。上述两项措施可以有效将基础资产和其他资产的风险隔离开来，从而提高营运资本的安全性。

正式破产隔离制度的有效运行，近年来大量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得以大卖，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风险隔离制度具有以下好处：一方面，资产隔离制度设计的初衷及时隔离参与主体的破产风险和基础资产的自身风险对投资人投资权益造成的伤害，为了有效实施这一制度，会引入外部评级机构，对相关风险进行分析、调研，并向公众投资者进行披露，这些措施有效降低了整体运营成本。

另一方面，风险隔离制度有效实施后，资产证券化运营过程中的相关法律设计可使相关参与主体彻底远离其设立目的以外因素的干扰，达到自主运营、独立续存、延续设立该法律主体的目的。换句话说，这使得基础财产脱离发起人所有，成为独立财产，具有独立人格，不受原发起人破产风险的影响和支配。

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风险分析

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对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仔细观察资产证券化的交易流程图，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必不可以缺少的一环是引入外部独立律所对交易风险进行评价，主要以出具法律函件及法律意见书等形式进行。而法律的不确定性以及法律意见书中的格式条款、模糊概念却实实在在地成为资产证券化中的不稳定因素。事实上，法律风险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一直存在、相伴始终的重要风险。申言之，我国的资产证券化是建立在财产信托相关法律基础上的，目前相关法律法规中还缺乏对资产证券化内容具体而明确的法律规定。进一步讲，没有完善的法律规制体系，就很难界定交易参与方的权利义务边界，降低交易风险更是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撑。

举一例以明之，我国合同法规定，债权人转让债务时要及时通知债务人，在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的通知时债权转让才对债务人生效，即对债务人采取“通知到达生效主义”，依据该条法律，我们可以推知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债权转让亦要通知每一位债务人，然而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数额庞大，涉及的债务人众多，逐一通知不光会带来繁琐的操作难题，亦会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很难实际予以运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会成为压垮资产证券化的最后一粒石子。因而确立以公告或者登记通知债务人的法律有效便成为主流选择，这一模式既方便操作，也可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

从上面这个简单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法律风险是隐藏在资产证券化交易链条中的巨大潜在风险，并具有沿着链条进行链式传播，不断放大的趋势。因而投资者在进行资产证券化金融产品投资时，要格外关注上述法律风险，对不懂的地方，要详细阅读第三方律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了解产品的基础特性、责任范围、赔偿标准等核心问题，从而降低自己的交易风险。尤其是风险隔离制度中的法律风险尤为值得关注。

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内涵。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资产证券化可以有效将流动性低甚至缺乏流动性的资产通过一系列结构设计分离和重组生成可以自由流通的标准化金融产品，这一过程中重要的环节包括：一是建立基础资产池；二是设立SPV（即特殊目的载体）；三是实现资产真实出售；四是债务分层。笔者在这里想强调资产证券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个法律过程，从法律角度分析，“资产证券化实质上就是将现有或未来必定发生的金钱债权转化为证券形式的一种融资方式。”这一定义明确了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内涵（当然资产证券化不仅包括债权，还包括物权、股权，不过国内最流行的是债权资产证券化），其实资产证券化包括了债权转让和权利证券化这两个基本过程，是两者交织的一个综合过程，资产证券化产品是最终的成果，呈现在每一位普通投资者面前，最终实现了将民法上的债权、物权、股权等流动性差的权利状态激活，将这些权利与自由流通的金融债券结合，化无形的权利于有形的凭证，既实现了融资目的，又为普通投资者创造了新的投资渠道。

资产证券化蕴含的法律风险。完备的法律制度是资产证券化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诸多环节均需得到法律的有力支持，大到SPV结构、破产隔离制度，小到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方方面面均离不开法律的支撑。然而我国证券方面的立法却存在大量的功课要补，一方面法律本身的“滞后性”特征加剧这一现象，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结构新颖，且常变常新，立法者亦缺乏信心将立法过程跟上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步伐，甚至主动“裹足不前”，这些因素无疑加剧了资产证券化的野蛮生长。诚如，资本市场追求利益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在法律层面上，我们要具有前瞻意识，主动预防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

具体而言，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存在以下几点法律风险：一是在普通投资者持有证券化产品期间，相关法律法规修改甚至出现废除等现象，造成投资者不必要的损失；二是法律意见书本身蕴含的不确定性风险，例如其中的格式条款、模糊条款等；三是资产证券化融资所依赖的法律意见书的撤回将会对债券持有人的权利产生威胁。资产证券化所依据的法律发生变化将会给新兴资本市场主体带来巨大的危害，我国在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产品。因而，加强风险防范意识、趋利避害，将是每一位金融从业者和学者常思常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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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担 各取所需

资产证券化就是把一组缺乏流动性的资产按照某种共同的特质集合成一个资产池，通过结构性重组，将其转变为对未来的现金流有稳定预期的资产组合，在进行信用增级和资产评级后，将其收益权转换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从而实现融资的过程。

不良资产证券化包括：不良资产的收购、分析调查和评估定价、产品的设计（即交易结构的选择）、营销及事后交易治理。其中，交易结构是不良资产证券化技术的核心。设计有效的交易结构，可以吸引利益各方共同参与，使各方能够相互支持、相互牵制，犹如组成一台精密机器的每个部件，实现风险分担，各取所需的目的。

交易结构的设计是一个动态过程，模式不是唯一的。商用房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MBS)结构，适用于有较为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担保证券结构(CDO)，适用于无抵押贷款和债券的证券化；清算信托结构(LT)则适合无现金流而又需要变现处置的不良资产。因此，不同的交易结构设计在技术上的相互渗透，有利于更好解决证券现金流和不良资产现金流之间的不对称性。

在具体实践中，这些基本交易结构必须根据具体的资产类型、证券评级和市场环境等因素，进行相应调整和修改，从而构造出符合投资者风险―收益需求的证券。

解构与重建

资产证券化是以资产池中的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收益流作为支撑，只有当产生的现金流是可以预期的，由该资产支撑的证券价值才能被确定，评级机构也只有通过对现金流量的确定性分析后，才可以进行信用评级。

在项目筹备阶段，首先需要对资产进行分类，也就是筛选，把能够在未来产生稳定现金流量、符合证券化要求的资产，按照标准挑选出来。例如，可以将债务企业进行有效分类：第一类是事实上已处于破产状态的企业；第二类是发展前景良好，有能力于近期还本付息的企业；第三类是有较好发展前景，但因债务负担过重影响财务状况的企业。显然，第一类企业的唯一途径是破产清算，尽可能挽回损失；第二类企业可以给予必要的支持和监督，力求实现资产价值的最大化；第三类企业的债务才应该是资产池的主体部分。

选择确定目标资产后，需要对资产的现值进行合理估算，根据历史数据和债务人的具体情况，将各类资产合理搭配组合，并对其未来产生的现金流和归还期限做出预测，据此确定资产处理底价，然后按照账面价值的一定折扣汇集组合，形成资产池。

在证券化的过程中，对资产未来现金流的威胁主要来自债务人的违约风险。为了尽可能减少风险，加大未来现金流的可预期性，资产池中的资产数量与原始债务人的数量应该足够多，债务人在地区上的分布应较广，单个债务人的债务在资产池中占据的份额不能过大，以此分散来自债务人的违约风险，避免个别债务人的违约行为给证券偿付造成严重影响。

此外，尽管资产池中的资产是经过筛选的，但其潜在的违约风险仍然比较大，因而不能依赖于贷款合同中约定的还款时间表，而应仔细考察原始债务人的信用意识和偿债能力，特别是要考察合同项下抵押物处置变现后可以获得的现金流。

实现价值重组

资产证券化是一种具有期权定价性质的融资方式，其交易结构设计的核心问题就是根据不良资产现金流的特点构建与其相匹配的交易结构，为投资者的投资选择提供可能。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不良资产证券化如同切割，把一篮子坏苹果中好的一部分切出来卖给外部投资者，部分可能会坏的留在发起人或其他信用增强者手中，明显已坏掉的部分则丢弃掉，因此，不良资产证券化并不是要把坏资产变成好资产。

具体来说，一般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分为债权和股权，公司的资产首先要付给债权投资者，付完后如果公司还有剩余资产，股东们才能分得剩余收益，否则就要承担损失。既然人们能接受公司将未来收益分拆成债权和股权，就一定能接受将不良资产分拆重新组合成新的证券产品。

一方面如何保证证券本息得到支付，另一方面如何处理、平衡阶段性多余现金流或现金流不足，提高证券现金流的稳定性，是设计不良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

根据标准普尔的观点，不良资产证券化不适合采用按比例在各级证券之间分配的方法，必须采取按优先序列支付的结构（即：收益分层的结构易结构设计）。在这种交易结构设计中，不同的投资者购买不同层次的收益权。购买次级证券的投资者们在承担了更大风险的同时也为该证券提供了相当的“信用增强”。在实践中，这种广泛采用的分层交易结构独立于信用评级体系，为证券提供了有效的信用增级。

按照损失依次注销低级证券的做法不适用于不良资产证券化在阶段性损失后，又出现盈余的现象。为了满足平稳支付证券本息的要求，不良资产证券化必须采取信用增强和流动性增强安排、现金流缓冲和分配技术，达到资产现金流与证券现金流的相互匹配。

相互匹配机制

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现金流问题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延期支付危机；第二种就是提前偿付风险，有钱就提前还掉了。结构化产品既不希望延期，也没有必要提前偿付。证券偿付所需的资金完全来源于基础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从来都不对基础资产提出单向现金流要求，在提出的同时必须通过有效的交易结构安排，解决支付问题。

资产证券化对基础资产的信用质量和现金流要求的不断放松，使得在理论上和技术上可以针对任何资产构造相应的交易结构，建立动态的现金流入和流出匹配机制，从而完成证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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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基础资产；合格标准；风险隔离

一、背景

2014年11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及配套的《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指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指引》”）《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尽职调查工作指引》（以下简称“《尽职调查指引》”）。譹上述规定与中国证监会当年2月取消资产证券化业务行政许可的监管转型方式相对应，明确了对资产证券化业务实行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简称“基金业协会”）事后备案与基础资产负面清单管理方式。2014年12月24日，根据中国证监会上述规定的要求，基金业协会基于承担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事后备案及对基础资产负面清单的管理工作等要求，制定了《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备案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备案管理办法》”、《资产证券化业务基础资产负面清单指引》（以下简称“《负面清单指引》”）、《资产证券化业务风险控制指引》等规则与文件。由此，资产证券化业务拉开了备案制的大幕。根据《信息披露指引》的规定，律师事务所作为资产支持计划的服务机构，在计划管理人发行产品时，应聘请律师事务所发表专业意见，并披露包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在内的文件。因此，律师事务所就专项计划发表专业意见，是资产证券化项目不可或缺的环节。应收款资产证券化项目，在各种类型的资产支持计划中，属于交易结构、法律关系等方面较为简单的产品。从基金业协会公示信息来看，2015年1月至6月已备案的64项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中，约有15项计划属于以企业应收款或小贷资产为基础资产的资产证券化项目。譻本文拟针对应收款资产证券化项目涉及的若干问题法律展开探讨。

二、应收款资产证券化项目概述

1.何为“企业应收款资产证券化”在全球债务融资市场上，资产证券化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常规业务，其概念是：机构将其拥有的可形成未来现金流的资产出售给另一个专门成立的公司，然后由后者发行证券。《管理规定》第二条对何为“资产证券化业务”进行说明，“资产证券化业务，是指以基础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为偿付支持，通过结构化等方式进行信用增级，在此基础上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业务活动。”也就是企业将流动性较差但预计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企业资产，通过精巧的结构安排，将组合资产的预期现金流收益权转换成可出售和流通、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券或收（受）益凭证型证券，即资产支持证券（ABS）。企业应收款资产证券化项目，则是以持有应收款债权的企业作为原始权益人，以原始权益人享有合法权利的应收款作为基础资产，将该基础资产出售给计划管理人，计划管理人以发行证券的方式，实现证券市场融资。当然，该交易结构中还涉及监管银行、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服务机构及多重法律主体和法律关系。

2.企业应收款资产证券化的通常交易结构通常来说，企业应收款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操作模式为：认购人与计划管理人订立《订购协议》，委托计划管理人管理专项资产，计划管理人设立资产支持证券专项计划；计划管理人与持有应收款债权的原始权益人订立《基础资产买卖协议》，计划管理人运用专项计划资金向原始权益人购买基础资产，原始权益人以债权转让方式实现提前回收应收款，计划管理人从而取得应收款的债权；原始权益人与计划管理人订立《服务协议》，原始权益人作为资产服务机构，负责基础资产及回收的管理服务；监管银行与计划管理人、资产服务机构订立《监管协议》，在基础资产回收款产生现金后，确保现金流划入约定的专项计划监管账户或计划账户内；计划管理人按计划说明书的要求，在约定的分配日或专项计划到期日，按约将基础资产收益分配给专项计划的证券持有人。下图所示即为通常模式下的应收款资产支持计划的交易结构。

三、基础资产的合格标准

《合同法》第79条关于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的规定，是基础资产转让的法律基础，即除根据合同性质、当事人约定和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外，合同权利义务可以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从上述交易结构来看，企业应收款资产专项计划中最重要环节之一是如何确定纳入专项计划的“基础资产”。对于基础资产在交易结构中的重要性，基金业协会颁布的《尽职调查指引》《信息披露指引》的规定可显见：《尽职调查指引》以专节明确了“基础资产的尽职调查”的范围，包括了对基础资产的法律权属、转让的合法性、运营情况或现金流历史记录等譾；《信息披露指引》则对律师就专项计划发表的专业意见中应当涉及的内容中，指明应包括对“基础资产的真实性、合法性、权利归属及其负担情况；基础资产转让行为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

1.一次性购买基础资产在简单交易结构下的应收款资产证券化项目中，一般可采取计划管理人向原始权益人一次性购买应收款的模式，也就是双方仅针对已发生的应收款债权订立《基础资产转让协议》，在合议确定转让价格后，原始权益人向计划管理人一次性出售应收款债权。此后，双方根据《合同法》第80条的规定，就债权转让事项依法履行通知债务人的程序，并达到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的目的。此种交易结构下的基础资产，通常在交易前，计划管理人需对应收款债权的情况进行分析，这些分析包括预期稳定的现金流、现金流量记录、持续时间、同质性、分散化、规模、期限等各个方面。讀同时计划管理人一般也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原始权益人与基础资产进行核查、审计，结合律师的专业意见后，计划管理人将明确基础资产的范围与条件，如：基础资产应当是原始权益人真实、合法、有效拥有的；未设定任何第三方权利；未发生逾期或违约的情形等等。由于这些基础资产在转让前已发生，且由原始权益人如实披露，且经中介机构确认，在《基础资产转让协议》或其附件中对该基础资产明细内容也予约定，所以在一次性购买基础资产时，基础资产合格标准的约定事项通常不会存在太多设计或障碍。但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计划管理人向原始权益人一次性购买了基础资产并支付了对价、通知债务人，表面上来看，双方已经完成了基础资产转让的交易手续，但计划管理人为确保基础资产回收款的安全性，通常会在《基础资产转让协议》中要求设定不良基础资产与不合格基础资产，并将不合格基础资产纳入原始权益人赎回的范围。此时“，合格标准”将构成赎回约定的基础。因此，采取一次性购买交易结构虽看似简易，但对原始权益人并非产生一劳永逸的后果，“合格标准”的界定，将对原始权益人在专项计划执行期间是否承担赎回责任构成质的要素。

2.循环购买基础资产除一次性购买基础资产的交易结构外，目前已备案的企业应收款资产支持证券计划中，大量采取了“循环购买”的模式。循环购买基础资产，是在专项计划存续期间，计划管理人用前期基础资产回收款，向原始权益人滚动购买符合合格标准的基础资产，而这些基础资产通常是首次购买后新发生的企业应收款。在循环购买模式下，由于后续购买的基础资产发生在《基础资产转让协议》订立之后，因此在协议中界定“合格标准”、确定哪些基础资产可纳入后续购买范围，相较一次性购买交易结构更为敏感和重要。就企业应收款的循环购买来看，一般以圈定应收款债务人的范围、单笔后续发生应收款的余额作为基础标准。如以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计划管理人、以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浙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为原始权益人的“阿里巴巴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中，以借款人在专项计划项下的贷款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且该借款人在原始权益人支付结算平台上未发生不良贷款记录作为“基础资产合格标准”之一。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计划管理人、以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原始权益人的“五矿发展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中，则以销售合同中买受人不应为政府或事业单位、基础资产分布于单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占比不超过20%、单个买受人占比不超过15%作为“基础资产合格标准”之一。当然，在循环购买模式下，将不符合格标准的基础资产列入原始权益人承担赎回责任的范围的操作方式，与一次性购买模式下的处理，无太多差异。

3.哪些应收款不宜作为基础资产作为债权性的基础资产，交易行为真实与合法、预期回收能予以确定、债权能实现真实转让，是纳入交易的基础资产基本要求。但对于《负面清单指引》中列入的基础资产，应明确排除，与企业应收款相关的负面清单基础资产主要涉及债务人的主体身份，如以地方政府为直接为间接债务人的基础资产、以地方融资平台为债务人的基础资产，均列入负面清单。在中国证监会对资产证券化进行负面清单管理的条件上，与此类基础资产相关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将不予备案。

四、风险隔离

资产证券化在法律上的另一项核心要点是风险控制问题，如何设计足够的风险隔离手段，使投资者的风险被限定在产品范围内，而不受原始权益人自身资信情况的影响，是产品能否吸引足够投资者的前提之一，也是监管机构关注的要点，更是该产品能否在形式多样的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资产证券化产品中的风险隔离，是指计划管理人在代表专项计划投资人向原始权益人购买基础资产后，如发生原始权益人破产清算情形时，该基础资产不能归于其破产财产。对于资产支持证券产品的投资者来说，将投资风险最小化，是投资者的最初级目标。根据《信息披露指引》的要求，无论是计划管理人出具的资产支持证券的计划说明书、还是律师事务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中，均应对风险隔离的效果予以说明。

1.真实出售真实出售是实现风险隔离的最重要手段，只有真实出售才能保证计划管理人代表投资人取得的基础资产完全实现了转移，而这种转移意味着原始权益人的债权人无权对该基础资产进行追索，也无权要求宣告该交易无效或要求撤销、变更该交易行为。在资产证券化已成熟的美国市场，判断“真实出售”的基本标准包括了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风险与受益权均转移给计划管理人、基础资产的转移是不可撤销的、交易价格合理等等。讁对于我国“真实出售”的判断，应结合《合同法》第三章“合同的效力”的规定，事实上与上述标准并无太大不同，若《基础资产转让协议》不涉及《合同法》第52条、第54条等规定的无效、可变更或撤销的情形，基础资产本身是计划管理人向原始权益人真实购买、且支付了合理对价，应确认基础资产具备了“真实出售”。

2.破产财产如上所述，判断风险隔离有效性的另一项重要标准是，如果原始权益人发生破产清算的情形时，该资产是否会列入破产财产。该事项则应结合《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予以核查，即原始权益人是否涉及该法第31条、第32条、第33条规定的可撤销行为，如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价格进行交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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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看待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是伴随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业务不断创新、逐步完善而出现的一种金融创新产品，对商业银行改善资产流动性、分散风险以及提高资本充足率极为有利。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现阶段有着特别的意义：能缓解中国商业银行因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严重错配而导致的较大流动患，改善银行的收入来源，提高盈利能力，是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的一个现实选择。

从理论上来分析，资产证券化是对银行债权进行结构变换的金融技术，资产证券化过程可以将各种风险重新组合，将风险出让给那些能够并愿意接受风险的投资主体，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其中，资产证券化主要转移的是信用风险，但对于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早偿风险等也能够通过适当设计得到转移。

因此，目前有的理论和银行就简单认为，银行只要实施了资产证券化，就能将资产转移出资产负债表，分散风险，从而通过减少风险加权资产而提高资本充足率。但是，从国外资产证券化的实践和监管经验来看，资产证券化与分散风险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

从资产证券化的实践来看，由于资产证券化的具体操作不同，在许多交易结构中，作为发起机构的银行并不一定必然实现风险的转移，而是既可能完全转移风险，也可能将风险部分或全部保留在银行。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资产虽然在“法律”和“会计”意义上已经实现了真实出售，但就其“经济实质”而言，发起银行仍然保留了相当数量的风险。为此，各国监管当局开始关注证券化业务中的风险，对资产证券化业务实施资本监管，而且监管者不是简单地以法律意见或会计处理结果为依据，而是对整个交易的风险特征进行分析并做出判断的。1992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了一份指导性文件《资产转移与资产证券化》，第一次系统性地提出了资产证券化的监管问题；2004年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下简称《新协议》)中，又系统地提出了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监管资本计提要求，同时，对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问题做出了特别规定。可见，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资本监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新协议》中具有特殊和相对独立的地位，是最复杂和难度最大的内容之一。

此外，从美国的有关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破产概率高的银行和财务状况欠佳的银行，它们并未在大肆地进行证券化；债权转让一般与银行的风险无关，同流动性风险的关系不明确。

所以，我国商业银行在试图开展资产证券化之前，应该对证券化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风险有正确的认识，并对风险有防范准备。

全面认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

资产证券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领域最具活力的金融创新之一，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资产证券化的成功实施需要有由法律环境、会计环境、监管环境、税收环境和内部服务体系等构成的强大的金融体系和强大的投资者需求作为支撑。同时，资产证券化业务涉及发起机构、特定目的机构、受托机构、服务机构、评级机构、信用增级提供机构、投资者等多个交易主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金融市场和不同的法律体系下演变出了多种交易结构和形式。所以，证券化交易的复杂性、多样性、变化性决定了其具有的风险性，而且有的风险具有隐蔽性，使银行难以对其中的风险进行充分识别和有效控制。

目前，由于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金融体系不够健全，机构的投资者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从国开行发行的ABS产品和建行发行的MBS产品的交易结构来看，属于传统型的资产证券化类型。一般而言，银行在资产证券化中可能担任发起人、承销商、服务商、信用增级机构、投资人等角色中的一个或多个角色，并获得相应的收益，同时承担不同程度的风险。总体来看，我国商业银行参与资产证券化活动将可能面临以下风险：

信用风险

作为发起人的银行，在资产证券化的整个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两方面的信用风险。一方面，在传统型的资产证券化中，一般采用高级、次级的证券结构，有次级证券承担可能的损失而优先保证对高级证券的支付，而次级证券一般由银行自己保留，作为整个资产池的信用提升。因此，银行在证券化中所面临的主要信用风险是，由于证券化不够审慎或信贷资产不符合有关会计准则，造成未能真正出售资产而面临由于资产质量不佳而遭受部分或全部损失的风险。这是直接的信用风险。在建行发行的MBS产品中，有占发行总额的3%的次级证券由建行自己持有。

另一方面，即使发起银行真实有效地转移了资产，但当资产池的资产出现问题，造成信用等级下降或不能产生现金流时，虽然从法律上讲银行已经事先声明不承担资产的任何损失，但银行仍然可能面临着提升资产的信用水平或重新回购证券的道义压力。因为，在完成证券的发行后，发起银行并不完全退出，还在其中承当服务商的职能，形成了发起银行（出售商）与投资者的联系，承受一定的信用风险，并在道义上给发起银行带来了压力，促使银行为保护自己的声誉而进行某些证券化的安排。此外，对于某些类型的证券化产品，银行的监管方面也会提出要求，如新巴塞尔协议中有条款规定，许多循环零售风险暴露的证券化中，若证券化资产的质量下降，证券化必须收回或银行必须增加资本。

此外，银行作为第三方银行为证券化安排提供的信用强化应属于表外风险，一般被视为直接的信用替代品。同样，当没有第三方提供信用强化时，流动性支持的安排实际上等于提供了信用强化，应该视为证券的有效担保，与第三方银行所提供的信用强化情况同样对待。

资本监管的风险

资产证券化业务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从美国金融市场兴起，1992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就资产证券化出具了《资产转移与资产证券化》的文件，第一次系统性地提出了资产证券化的监管问题，但没有提出具体的监管资本计算方法。随着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大规模发展，各国监管当局开始关注证券化业务中的风险，90年代后期，一些监管当局，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陆续根据证券化业务中所保留的风险，提出了监管资本要求。经过多年修改和完善，2004年的《新协议》对资产证券化业务提出了统一的资本计提标准和监管框架，对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风险进行系统的、较为全面的监管，不仅适用于传统型证券化交易，还覆盖了合成型的资产证券化。

《新协议》主要强调根据交易的“经济实质”，而不仅仅是“法律形式”来判断资产证券化是否实现了风险的有效转移，保留了多少风险，是否为所保留的风险计提了相应的监管资本；是否对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实施了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是否对因担当多种角色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采取了相应的控制措施。根据《新协议》，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支持证券（ABS）、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信用提升、提供流动性、利率互换或货币互换、信用衍生工具、准备金账户等，并提供了在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这两种不同信用风险评价方法下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

在符合审慎监管原则和国际通行做法的前提下，基于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状况，2005年11月我国了《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监管办法》），对资产证券化业务提出了相应的监管资本要求，对金融机构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明确了法律责任。

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是指由于法律不确定和法律变化所可能产生的风险。在资产证券化中，法律意见书公开了证券化的风险来源，但它自身也可能在交易期内成为风险的来源。当法律的不确定和法律变化时，可能造成资产证券化中某些契约、协议或证券的无效，对证券的发行和持有都产生一定的影响，可能产生某种损失，将严重影响发起人的声誉。此外，发起银行在证券化的信息披露过程中，可能会因为遗漏或错误，或出于某种目的，没有披露有关证券的真实信息而误导投资者，从而可能引起投资者向发起银行提出欺诈的诉讼。

2005年，管理层为了推进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展，在制度创新和法规完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但还是没有出台系统的、全面的证券化专门法规，现行《公司法》、《合同法》、《信托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都对证券化“设置”诸多阻碍。同时，与发展衍生金融工具相配套的会计等方面的法规准则也不健全，相关的财务判断与会计处理缺乏合理的依据。此外，也没用针对证券化过程制定专门的税收政策，使得证券化的成本大大提高。

操作风险

银行作为服务商，所承担的风险主要是操作性的，与银团贷款中银行所面临的风险相似。在资产证券化的交易过程中，服务商可能会因为人员操作或设备等问题导致服务中断或对投资者的延迟支付，可能会引起整个信用等级的下降。此外，由于服务商可能与资产池的密切联系，可能会因某些因素而承担一定的信用风险，比如弥补发行损失，在收到债务人现金流之前有向投资者支付的责任，弥补延迟支付等。

中介机构选择的风险

资产证券化的成功运作离不开信托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的参与，依赖这些中介机构提供各种协议、无保留意见或证明文件，以便证券能够顺利发行并成功交易。如果发起银行选择不当的中介机构，一旦该中介机构披露信息不完整、不能履行其相关责任和义务，将可能对整个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造成影响，降低证券的信用，影响发起银行的声誉。

经济风险

对于发起银行来说，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信贷资产的选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非任何资产都适宜证券化，应该选择具有一定信用水平、稳定现金流、同质并具备长期、详实的信用历史记录的资产，以免造成资产池收益水平较低或评估费用较高，否则将使融资成本较高，甚至超过资产池的收益，形成经济风险，也就失去了证券化的意义。在国开行发行的ABS产品中，前期准备工作少，交易结构简单，发行费用、中介费用不高，扣除所有费用外，估计该产品能够获得1%～2%的收益空间；而在建行发行的MBS产品中，前期准备工作比较多，建行聘请了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作为整个项目的财务顾问，聘请国际结构融资法律顾问以及国外的评级机构，交易结构中增加了一个交易管理机构和联合簿记管理人，因此，项目的前期费用和中介费用较高，扣除所有费用后，估计整体项目收益空间不是很大。

金融工程风险

金融工程风险是指组成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和管理结构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在交易结构的设计中，可能会造成一种不能按其本意保护参与者的偶然性结构，如不充分的、模糊的第一损失保护以及第一损失保护的解除等，或没有预测到提前偿还的风险，造成现金流的安排错失，由此可能会造成投资者的损失而导致发起银行的风险暴露或信誉下降。在证券化管理过程中，由于管理结构不当，参与人管理协议的失败，交易设备的故障，均有可能造成整个交易的中断，产生许多不确定的影响。

其他风险包括诸如利率或汇率的变化，给作为发起银行带来发行损失或风险暴露的风险；同时，也会给作为第三方投资人的银行带来投资损失的可能，加上还承担资产池的信用风险，投资证券的银行承担了证券化的经济风险。

防范资产证券化的风险

资产证券化是资本市场中最富有创意的创新，是作为一种风险转移和融资手段而产生的，通过一系列的结构安排向资本市场发行证券，银行将集中于自己的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各种风险进行再分配，将风险向条件不同、具有更高风险承担能力的投资转移。但在证券化过程中，由于受到市场、法律、会计制度、金融监管以及交易结构等方面的限制，风险将仍然在银行和投资者之间共同承担。因此，对于银行参与资产证券化过程所面临的以上各种风险是不能完全被消除的，但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范和减少风险。在我国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度仍需完善的情况下，建议拟开展资产证券化的我国商业银行采取以下措施防范风险：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研究国外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原理和有关核心技术，借鉴国外金融创新经验，并结合试点银行的产品案例，熟悉国内有关法律法规。2005年以来，监管部门陆续出台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资产支持证券交易操作规则》、《监管办法》等一系列有关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有关法律法规，涉及参与主体的监管、产品的信息披露、有关会计处理、证券交易等内容，是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重要依据。

建立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内部相关制度。对于国内的商业银行来说，一方面需要根据《监管办法》的有关规定，提前将市场准入资格的有关文件准备好，一旦扩大资产证券化试点或放开准入资格，就能及时向监管部门申报，获得市场准入资格。另一方面需要制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业务流程、会计核算制度、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确保业务正常开展。

建立一支勇于创新的专业团队。资产证券化作为一项新的投融资品种，完成资产证券化的产品既需要熟知金融工程的专业人员，也需要法律、会计方面的有关专家，还需要专业的销售人员等方面的人才共同配合才能完成。必要时，可以学习建行，聘请国外有经验的银行或投资银行作为技术顾问。因此，需要培养和储备一支包括产品设计和产品培训、业务流程管理、风险管理、产品销售等方面的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