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动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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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一）内在的本质关系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内在本质关系，其实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经济的发展不足或是发展不当，常常牺牲环境来弥补，这也是环境问题出现的根源。那么解决环境的根源问题，就必须调解好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高速的发展，也可以让环境得以保护。当前，我国在积极地寻找一种有利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方法，人们都关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那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既要满足当代人发展的基本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的发展需要；既满足自身（包括国家和地区）的需要，又不损害他人（包括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要；既满足人类的需要，又不损害非人类物种的发展所需要。为此，我们要想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就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务必要做到真实有效。

（二）外在的协调关系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外在协调关系，其实就是它们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既存在着一种发展逻辑，又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条件。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体系中，我觉得环境标准也该参与进来，因为环境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提升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国家在实行环境保护政策的过程中，虽然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以及产品的价格，但同时也刺激了经济市场，这也为环保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机遇。处理它们之间的外在关系，就是让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始终都处于一种动态均衡，既顺应了经济的发展，也让环境得以最大限度的保护。

三、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措施

（一）相对制度的构建以及完善

为了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发展，制度的构建以及完善是必不可少的。为此，我们必须要对原有的环境保护制度加以创新，要与市场机制紧密的结合起来，将政府的职能也体现出来。国家可以改变现有的GDP核算体系变成“绿色GDP”，然后将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加入到具体的核算中，从而改变现存GDP对环境保护的影响。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在各方面制度的配合下，才能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二）体升环保人员的专业素质

要提升环保管理人员和负责人的责任意识，才能在根本上进行环境管理，使得环境保护策略更为彻底的执行。目前我国环保体系还不够完善，很多内部人员对其认知还不够全面，仅仅在字面意思上有所涉猎，在之后的环保控制工作中就会流于形式；或者是工作人员不认真，在工作中有所松懈，就会导致环境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反映以及处理。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首先要加强环保人员的环保意识，让他们学习相关知识；其次定期对环保工作人员进行宣传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会形成环保氛围，让他们清楚自己的责任；最后就是环保工作人员态度也应该端正，只有热爱这份工作才能完成的更加出色。

（三）社会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

环境保护是全社会都应该关注以及支持的事情，它不是具体某一个人的，更不是某一类人的。我们要在全社会领域进行环保宣传，强化普通百姓的环保意识，为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同时也营造了环境保护的社会氛围，间接创造了环保经济市场。其次，我们也应该引导企业对环境进行保护，让他们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使他们充分地参与到环保市场中。这样的环保手段不仅可以体现出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可以直接刺激到环保经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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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ugman(1987)、GrossmanandHelpman(1991)和Amsden(1989)都使用了“动态比较优势(Dynamiccomparativeadvantage)”这个概念,但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弗农的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也都暗含了比较动态优势的思想,但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我们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解析动态比较优势。

    2.1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构成是动态变化的

    除了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这些传统要素,技术和知识已取代资本的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中,用技术和传统投入两种基本要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经济增长,推算出技术创新导致80%的经济增长。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指出技术(知识)是生产中唯一不遵守收益递减规律的生产要素,一般性技术可以带来规模经济,专业性知识能够提高投资收益,使生产函数收益递增,带来市场不完全竞争〔2〕。可见技术物化在劳动和资本各种组合中,会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或者增强原有的比较优势,不再强调单要素的重要性。二战后的日本,在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都缺乏的情况下,利用技术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紧接着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东南亚四国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这些为以上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撑。新技术的投资、采用、回收技术的完备化,使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良、再造,也可以用人工合成材料代替本国某种稀缺资源,使传统比较优势对资源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背离了现实经济的

    发展。例如塑料、光导纤维、合成橡胶替代传统材料铜、铁、锌,经过对本国劳动力的培训及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劳动力技能和素质的提高,又可克服服务劳动力数量不足的矛盾,传统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就会消失或者被削弱。例如中国的纺织业和陶瓷制业虽然拥有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是由于缺乏工艺技术、人力资本等主要生产要素,致使产品的高加工度受到限制,冲淡了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在生产加工过程中,我国都属于初加工阶段,而附有高附加值深加工过程都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完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拥有比较优势的我国纺织品总产值为551亿美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同一产业,日本和美国的总产值却达到了730亿美元、840亿美元;同期服装业产值,我国为176亿美元,日本为275亿美元,美国为486亿美元。我国该产业进出口大致平衡,根据产业内贸易指数,我国与发达国家进行的是产业内贸易,但是不属于发达国家之间由于追求规模经济而形成的同一产业的横向贸易,而是属于同一产业间的垂直贸易〔3〕。

    2.2要素结构比例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生产经营模式初步形成,大大带动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弥补了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技术和资本等资源缺口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瓶颈效应”,削弱了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劣势,有助于实现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由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另一方面,一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也使本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市场经济下的要素价格及其配置。从表1、表2中的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发展速度的对照和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变化的有关统计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由于内生或外力引起要素丰裕度的动态变化。由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相对落后的中国和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中国分别是美国的3.14倍,日本的16.4倍;印度分别是美国的1.60倍,日本的8.36倍;同时我们看到香港90年代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经过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种差距在最近几年得到缩小,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差别程度随时间是变化的。由表2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资本得到不断积累,出口结构也随着生产要素存量结构的变化而变动,工业制成品在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1980年以来一直有增大的趋势,2002年已经达到了91.23%;制成品内部出口结构中出现了不均衡增长现象,偏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比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劳动密集型和偏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出口比重都呈现下降的趋势。我们由此可以粗略估计,中国在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中,资本得到不断的积累和投资,技术这个关键性的生产要素的应用和开发却是不够的,这很可能与利用外资的效率问题有关系。随着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程序化发展,同一个产业可以分成技术和资本密集度差异的诸多区域,例如,信息产业可以分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核心技术的生产、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区段。同一种产业的价值链中要求不同的比较优势,从而带来一国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比较优势,有两种情况。

    一类为新兴产业中的高科技产品,例如电子产业。这类产品开发创新阶段,需要大量的资本和技术作为后盾,属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随国家和邻近国家对产品的市场需求的增大而走向成熟阶段,技术不断地被模仿和学习,该产品会成为资本相对密集型;当产品的生产技术、工艺、规格都完全标准化,质量和价格成为竞争的核心要素,该产品成为劳动密集型。从要素的可组合性角度来看,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演化过程,跨国公司可以将资本、技术、管理和知识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发挥综合比较优势,这就是跨国公司早期的在华投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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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动态分析 演化类型

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历来就是政府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研究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对明确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与战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方面，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的使用比较广泛。

马力等（2006）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惠俊刚等（2007）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对陕西省十个地级市及杨凌示范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聚类分析。徐新等（2008）运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2007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作了分析。王晔等（2009）运用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甘肃省14个市（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区域划分和评价研究。

已有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主要是静态的评价，侧重于某个年份横截面的发展水平的对比，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特征，缺乏对某段时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变动情况的研究。另外，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全面真实状况。

本文试图以广东省2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比较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不同时段的同类数据源，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时序动态评价方法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综合评价，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类型划分并分析其类型变动情况，以期得到有益的政策启示。基本思路是先选择2000、2007、2009年作断面分析，然后通过3个时间段之间的变化作动态分析。主要数据源自《广东省统计年鉴2001，2008，2010》。

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

指标体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范畴，不仅是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发展状况，而且还表现为该地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应能综合反映该区现有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发展前景。为此，根据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比性、可量化等原则，本文构建出由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和经济外向度四个层次的12项指标构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各地区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

评价模型与程序。本研究选取主成分分析法来评价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主成分分析法是把多个指标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其评价具体过程为：一是构造样本矩阵Xij。其中i代表城市，总数为21个；j为评价指标，总数为12个。二是样本矩阵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后矩阵X’ij。三是求协方差阵Rjk。四是利用雅可比法求解主成分。由Rjk解特征值λj及相应特征向量Ijk并得方差贡献率。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确定主成分数，然后计算第k个成分的载荷Pkj。五是计算各城市不同年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值Vi即。运用主成分分析模型计算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然后计算出各时间段综合评分值的变化，最后结合评价结果及相关背景进行分析。

评价结果与分析

按照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5%以上的要求选取主成分，然后计算每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并将综合评分值进行归一（见表2）。其具体计算过程由统计软件SPSS13.0完成。

（一）综合评估

根据表2结果并结合相关背景材料分析可知：第一，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2000年， 2007年，2009年的评价结果都表现出这一特点。超过8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1个，2009年有2个；超过6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2个，2009年有3个；超过40分的城市2000年有2个 ，2007年有6个，2009年有7个；40分以下的2000年有19个，2007年有15个，2009年有14个。可见，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任务还相当艰巨但前景乐观。第二，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排名靠前的基本上是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得分靠后的城市基本上居于粤东、粤西和粤北。3年的排名尽管有变化，但这一格局没有变。这种差异性还表现在绝对发展水平的差距上，排名第一和最后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于悬殊。

（二）等级划分及变化

为了进一步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类型及其变化，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类型划分并分析了类型变动情况。具体方法过程如下：首先是对各年数据做主成分分析，获得各年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各主成分得分。其次根据主成分分析中得到的主成分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聚类，聚类方法采用Ward最小方差法，距离测度采用Euclidean distance，分别计算并建立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欧氏聚类系数矩阵表（因表格较大，省略）及聚类谱系图（因图幅较大，省略）。第三是根据上述结果归纳总结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类型及异动情况（见表3）。前两步运用SPSS软件由计算机自动得出结果。

根据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优秀类。这类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突出。第二类为良好类。这类地区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明显，潜力和后劲大。第三类为中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居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明显、问题突出。第四类为差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较差，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比较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级类型的变化，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广州、深圳是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且比较稳定的地区，而韶关、梅州、汕尾、阳江、湛江、茂名、肇庆、云浮等在广东省各城市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且多年变化不大，其它城市则处在较大变化之中。

（三）演化类型

为了从动态的角度揭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本文设计了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用某城市某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除全部城市同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值来计算，一般以考察现状年为本底。另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增长强度（Y），用某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某时段综合评分增加值除全部城市同时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增加值来计算。把这两个指标结合起来考虑的目的在于以现状为基础考察其动态变化轨迹。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分别选择本底年和参照年，计算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和增长强度（Y）。以相对强度（X）为横轴、增长强度（Y）为纵轴、（1，1）为原点建立坐标系。根据坐标图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类型。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大小将广东省21个城市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1），第二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

据此，可将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类型分为四种类型（见表4）：第一种为快速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基础良好，且目前建设力度很大的城市。处于第一象限。第二种为稳步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实力雄厚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处于第四象限。第三种为潜在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目前虽然存在明显问题，但发展潜力较大。处于第二象限。第四种为缓慢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这类地区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处于第三象限。

参考文献：

1.马力，史锦凤.15个副省级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6（12）

2.惠俊刚，卫海燕，郎玉泉.陕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7（1）

3.徐新，相丽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8（17）

4.王晔，何启明，景履贞.甘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J].经济研究导刊，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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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两会提出要实现财政教育投入占生产总值比例4%的目标，根据目标测算，湖南财政教育经费投入要达到671亿元。同时，湖南还要全面实施《湖南省建设教育强省规划纲要》，那么，如何评估教育投入效率、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动态影响程度如何，均需要进行科学的测度与定量分析，这样才能为湖南省教育投入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

一、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现状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教育作为科技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升。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20世纪50年代，Solow提出了“技术进步要素”论，间接地指出了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Becker重视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建立了以劳动要素分析为中心的人力资本理论[1]；Schultz（1961）认为一国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2]；后来Arrow的“干中学”理论对其进行了补充规定。Uzawa（1965）提出内生增长模型，教育部门以线性技术生产人力资本，保证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发展。Romer（1986）、Lucas（1988）等通过大量的研究，提出新增长理论，认为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Mankiw（1992）提出“扩展索罗模型”，Barro（1998）提出“扩展新古典模型”，他们均把人力资本作为独立的投入要素引入总量生产函数，清楚地表明通过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可导致产出提高，从而导致经济发展。教育投入的经济增长作用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3]。国内学者关于教育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成果较少。陆根尧、朱省娥（2004）应用菲德模型分为教育部门和非教育部门，教育对非教育部门存在外溢作用，测算得出教育对经济的全部拉动作用系数为1.7493。叶茂林等（2011）利用教育生产函数对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对经济产出的贡献进行了实证计量。颜敏（2010）从教育投入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和路径出发，通过关联性和因果性分析得到教育投入对人均GDP的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陈霞（2010）建立了GDP与高等学校经费投入、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与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得出经费投入增加1%可导致经济增加1.257%[4]。赵树宽等（2011）通过协整分析和方差分析构建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VAR模型，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1%，将引起经济增长增加0.251%，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的正向影响，是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5]。

从以上国内研究可以看出，大多采用全国的数据整体分析中国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有关湖南省教育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文献廖廖无几。另外，有关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大多是静态分析，没有分析动态影响，本文借鉴C-D生产函数，设定时间虚拟变量，选取资本、劳动力和教育投入等生产要素，建立非线性函数模型对湖南教育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进行动态分析。

二、研究设计

1.模型构建。根据C-D生产函数，产量取决于劳动、资本和技术三大生产要素，而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能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相当于使初始劳动力投入量成倍增加，因此可以将劳动投入量细化为初始劳动力L与教育投入E的乘积，但两者的作用是不相等的，设定不同的弹性系数，同时考虑到时间的影响，设定时间虚拟变量，建立湖南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回归模型为：

其中，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D为时间虚拟变量，K为资本投入量，L为劳动投入量，E为教育经费投入量，A代表科技进步，α、β、γ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力和高等教育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λ为时间影响系数，i为虚拟变量个数。

对上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

由于技术进步难以界定和量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越先进，设LnA（t）=A（0）+bt，为了消除其影响，得到一阶差分方程：

2.变量设定及样本数据来源。采用湖南生产总值反映湖南经济发展水平（GDP），以湖南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支出衡量湖南教育经费投入（E）；用资本总量表示资本要素投入（K），用从业人员数表示劳动力要素投入（L）。考虑到通货膨胀，需扣除物价上涨因素，GDP、K和E折算为以197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经济指标。根据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改革阶段来设定时间虚拟变量，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完全靠政府拨款阶段（1949-1979年）；以财政拨款为主，社会筹集和高等办学机构为辅阶段（1980-1998年）；高等教育办学机构自筹和社会筹集等多元化筹资为主，政府拨款为辅阶段（1999-至今），需引入两个虚拟变量。

选取1978-2011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湖南统计年鉴》和《湖南教育经费统计年鉴》[6]，数据处理及计算过程均使用Eviews7.2完成。

三、湖南教育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各样本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LnGDP、LnE、LnK和LnL四个变量的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均具有单位根，是非平稳的。但经过二阶差分后，四个变量平稳，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并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因变量能被自变量的线性组合解释，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7]。运用Eviews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8]，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湖南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表

由表1可得到湖南经济发展与各投入要素间的动态回归方程为：

从回归模型的结果可以看出，给定显著性水平为0.05，查得其自由度为57（样本量减去解释变量个数再减1）的临界值为2.000，各解释变量的t值均大于临界值，且P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各解释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湖南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资本、劳动力和时间对其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另外，可决系数为0.987，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985，湖南区域经济发展变动的98%可由其影响因素解释，解释度很高。同时，给定的F值（431.19）远远大于其临界值（F0.05（5，57）=2.37），且p值趋于0，模型通过了F检验，这些都说明湖南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资本、劳动力和时间与其经济发展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DW值接近2，方程不存在自相关。从动态回归方程的系数可以得出各变量对经济发展有正向拉动作用，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0.206、0.217和0.648，说明湖南教育经费投入增加1%，经济发展水平将增长0.206%，其贡献低于资本和劳动力。

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数对不含有时间虚拟变量的湖南经济发展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误差平方和为656.507，自由度是N-3，即60。而含有时间因素的动态模型的误差平方和为434.653，其自由度为N-3-虚拟变量个数，即58，构造F统计量：

计算出的F值为14.47，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查F统计量表得F0.05（2，58）=3.14，14.47大于3.14，时间影响通过了F检验，说明添加了时间限制条件后，误差平方和的变化大，考虑湖南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加入时间虚拟变量进行动态分析是必要的。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生产函数，以湖南经济发展为被解释变量，以教育经费投入、资本和劳动力为解释变量建立非线性回归模型，模型利用1978-2011年的数据资料，运用Eviews软件对湖南教育经费投入与经济发展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结论：时间因素对经济发展影响是显著的，设定时间虚拟变量进行动态分析是必要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教育投入每增长1%，将会促进GDP增长0.206，但其作用不是很明显，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以促进湖南教育经费投入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1.加大财政教育投入力度。从实证结论可以看到，财政教育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加大财政教育的投入力度，将会扩大全社会教育投入，积累人力资本，促进自主创新。虽然湖南省高等教育总经费投入每年呈现增长的趋势，但与全国相比，其投入还显得较少。2011年湖南高等教育总经费投入为649.76亿元，只占全国总经费的3.86%。2010年，湖南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3%，还未达到国家所规定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例4%的目标。因此，加大湖南省政府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尤为重要。

2.完善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法制保障。加大教育财政法规政策执行的监督力度，促使各级政府严格按照《教育法》规定，确保各级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达到“三个增长”，保证教育经费持续稳定地增长，努力争取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达到生产总值4%的目标，完善依法多渠道筹措资金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确保“渠开水满”。

3.鼓励推动民办教育发展。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投资到教育领域，无疑是缓解湖南高等教育投入不足的一个良好举措；民办高校办学比较灵活，可以将竞争机制引入教育领域，专业设置也较有针对性，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目前，民办高校中的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在全国排名前十名，实力较为雄厚，主要培养技术人才，如模具制作、车工、电脑程序员等，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高校服务社会的人才缺口，培养了大批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技术工人。因此可以借鉴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的成功经验，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大力发展民办高校。

4.加强产学研结合。促进高等院校等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把理论知识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努力搭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产学研合作的桥梁，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省份的基本要求。因此，大力开展高校、院所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发展高等学校科技企业和企业集团，加大高等学校科技园区或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建设，将科技发明的优势快速地转为效益和经济上的优势；另外，高等学校可以凭借自身在人力、科技、信息、实验设备等多方面的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服务、合作项目以及信息咨询等活动，不断拓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增强资金总量的供给。

参考文献：

[1] Schultz T W.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51（1）.

[2] Becker G.Human Capital（2nd ed）[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

[3] 肖小虹.贵州经济增长与教育投入的实证分析[J].财经

问题研究，2010，（8）：119.

[4] 陈霞.中国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协调关系分析[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77.

[5] 赵树宽，余海晴，刘战礼.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

系的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1，

（9）：11-14.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79-2012年湖南统计年

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7] 阳玉香.教育投入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率的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