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动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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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动态

篇1

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一)内在的本质关系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内在本质关系,其实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经济的发展不足或是发展不当,常常牺牲环境来弥补,这也是环境问题出现的根源。那么解决环境的根源问题,就必须调解好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高速的发展,也可以让环境得以保护。当前,我国在积极地寻找一种有利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方法,人们都关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那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既要满足当代人发展的基本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的发展需要;既满足自身(包括国家和地区)的需要,又不损害他人(包括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要;既满足人类的需要,又不损害非人类物种的发展所需要。为此,我们要想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就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务必要做到真实有效。

(二)外在的协调关系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外在协调关系,其实就是它们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既存在着一种发展逻辑,又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条件。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体系中,我觉得环境标准也该参与进来,因为环境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提升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国家在实行环境保护政策的过程中,虽然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以及产品的价格,但同时也刺激了经济市场,这也为环保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机遇。处理它们之间的外在关系,就是让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始终都处于一种动态均衡,既顺应了经济的发展,也让环境得以最大限度的保护。

三、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措施

(一)相对制度的构建以及完善

为了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发展,制度的构建以及完善是必不可少的。为此,我们必须要对原有的环境保护制度加以创新,要与市场机制紧密的结合起来,将政府的职能也体现出来。国家可以改变现有的GDP核算体系变成“绿色GDP”,然后将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加入到具体的核算中,从而改变现存GDP对环境保护的影响。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在各方面制度的配合下,才能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二)体升环保人员的专业素质

要提升环保管理人员和负责人的责任意识,才能在根本上进行环境管理,使得环境保护策略更为彻底的执行。目前我国环保体系还不够完善,很多内部人员对其认知还不够全面,仅仅在字面意思上有所涉猎,在之后的环保控制工作中就会流于形式;或者是工作人员不认真,在工作中有所松懈,就会导致环境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反映以及处理。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首先要加强环保人员的环保意识,让他们学习相关知识;其次定期对环保工作人员进行宣传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会形成环保氛围,让他们清楚自己的责任;最后就是环保工作人员态度也应该端正,只有热爱这份工作才能完成的更加出色。

(三)社会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

环境保护是全社会都应该关注以及支持的事情,它不是具体某一个人的,更不是某一类人的。我们要在全社会领域进行环保宣传,强化普通百姓的环保意识,为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同时也营造了环境保护的社会氛围,间接创造了环保经济市场。其次,我们也应该引导企业对环境进行保护,让他们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使他们充分地参与到环保市场中。这样的环保手段不仅可以体现出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可以直接刺激到环保经济市场。

篇2

    Krugman(1987)、GrossmanandHelpman(1991)和Amsden(1989)都使用了“动态比较优势(Dynamiccomparativeadvantage)”这个概念,但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弗农的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也都暗含了比较动态优势的思想,但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我们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解析动态比较优势。

    2.1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构成是动态变化的

    除了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这些传统要素,技术和知识已取代资本的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中,用技术和传统投入两种基本要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经济增长,推算出技术创新导致80%的经济增长。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指出技术(知识)是生产中唯一不遵守收益递减规律的生产要素,一般性技术可以带来规模经济,专业性知识能够提高投资收益,使生产函数收益递增,带来市场不完全竞争〔2〕。可见技术物化在劳动和资本各种组合中,会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或者增强原有的比较优势,不再强调单要素的重要性。二战后的日本,在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都缺乏的情况下,利用技术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紧接着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东南亚四国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这些为以上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撑。新技术的投资、采用、回收技术的完备化,使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良、再造,也可以用人工合成材料代替本国某种稀缺资源,使传统比较优势对资源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背离了现实经济的

    发展。例如塑料、光导纤维、合成橡胶替代传统材料铜、铁、锌,经过对本国劳动力的培训及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劳动力技能和素质的提高,又可克服服务劳动力数量不足的矛盾,传统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就会消失或者被削弱。例如中国的纺织业和陶瓷制业虽然拥有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是由于缺乏工艺技术、人力资本等主要生产要素,致使产品的高加工度受到限制,冲淡了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在生产加工过程中,我国都属于初加工阶段,而附有高附加值深加工过程都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完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拥有比较优势的我国纺织品总产值为551亿美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同一产业,日本和美国的总产值却达到了730亿美元、840亿美元;同期服装业产值,我国为176亿美元,日本为275亿美元,美国为486亿美元。我国该产业进出口大致平衡,根据产业内贸易指数,我国与发达国家进行的是产业内贸易,但是不属于发达国家之间由于追求规模经济而形成的同一产业的横向贸易,而是属于同一产业间的垂直贸易〔3〕。

    2.2要素结构比例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生产经营模式初步形成,大大带动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弥补了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技术和资本等资源缺口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瓶颈效应”,削弱了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劣势,有助于实现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由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另一方面,一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也使本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市场经济下的要素价格及其配置。从表1、表2中的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发展速度的对照和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变化的有关统计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由于内生或外力引起要素丰裕度的动态变化。由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相对落后的中国和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中国分别是美国的3.14倍,日本的16.4倍;印度分别是美国的1.60倍,日本的8.36倍;同时我们看到香港90年代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经过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种差距在最近几年得到缩小,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差别程度随时间是变化的。由表2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资本得到不断积累,出口结构也随着生产要素存量结构的变化而变动,工业制成品在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1980年以来一直有增大的趋势,2002年已经达到了91.23%;制成品内部出口结构中出现了不均衡增长现象,偏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比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劳动密集型和偏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出口比重都呈现下降的趋势。我们由此可以粗略估计,中国在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中,资本得到不断的积累和投资,技术这个关键性的生产要素的应用和开发却是不够的,这很可能与利用外资的效率问题有关系。随着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程序化发展,同一个产业可以分成技术和资本密集度差异的诸多区域,例如,信息产业可以分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核心技术的生产、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区段。同一种产业的价值链中要求不同的比较优势,从而带来一国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比较优势,有两种情况。

    一类为新兴产业中的高科技产品,例如电子产业。这类产品开发创新阶段,需要大量的资本和技术作为后盾,属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随国家和邻近国家对产品的市场需求的增大而走向成熟阶段,技术不断地被模仿和学习,该产品会成为资本相对密集型;当产品的生产技术、工艺、规格都完全标准化,质量和价格成为竞争的核心要素,该产品成为劳动密集型。从要素的可组合性角度来看,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演化过程,跨国公司可以将资本、技术、管理和知识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发挥综合比较优势,这就是跨国公司早期的在华投资战略。

篇3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动态分析 演化类型

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历来就是政府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研究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对明确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与战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方面,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的使用比较广泛。

马力等(2006)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惠俊刚等(2007)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对陕西省十个地级市及杨凌示范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聚类分析。徐新等(2008)运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2007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作了分析。王晔等(2009)运用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甘肃省14个市(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区域划分和评价研究。

已有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主要是静态的评价,侧重于某个年份横截面的发展水平的对比,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特征,缺乏对某段时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变动情况的研究。另外,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全面真实状况。

本文试图以广东省2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比较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不同时段的同类数据源,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时序动态评价方法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综合评价,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类型划分并分析其类型变动情况,以期得到有益的政策启示。基本思路是先选择2000、2007、2009年作断面分析,然后通过3个时间段之间的变化作动态分析。主要数据源自《广东省统计年鉴2001,2008,2010》。

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

指标体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范畴,不仅是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发展状况,而且还表现为该地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应能综合反映该区现有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发展前景。为此,根据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比性、可量化等原则,本文构建出由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和经济外向度四个层次的12项指标构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各地区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

评价模型与程序。本研究选取主成分分析法来评价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主成分分析法是把多个指标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其评价具体过程为:一是构造样本矩阵Xij。其中i代表城市,总数为21个;j为评价指标,总数为12个。二是样本矩阵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后矩阵X’ij。三是求协方差阵Rjk。四是利用雅可比法求解主成分。由Rjk解特征值λj及相应特征向量Ijk并得方差贡献率。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确定主成分数,然后计算第k个成分的载荷Pkj。五是计算各城市不同年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值Vi即。运用主成分分析模型计算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然后计算出各时间段综合评分值的变化,最后结合评价结果及相关背景进行分析。

评价结果与分析

按照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5%以上的要求选取主成分,然后计算每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并将综合评分值进行归一(见表2)。其具体计算过程由统计软件SPSS13.0完成。

(一)综合评估

根据表2结果并结合相关背景材料分析可知:第一,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2000年, 2007年,2009年的评价结果都表现出这一特点。超过8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1个,2009年有2个;超过6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2个,2009年有3个;超过40分的城市2000年有2个 ,2007年有6个,2009年有7个;40分以下的2000年有19个,2007年有15个,2009年有14个。可见,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任务还相当艰巨但前景乐观。第二,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排名靠前的基本上是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得分靠后的城市基本上居于粤东、粤西和粤北。3年的排名尽管有变化,但这一格局没有变。这种差异性还表现在绝对发展水平的差距上,排名第一和最后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于悬殊。

(二)等级划分及变化

为了进一步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类型及其变化,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类型划分并分析了类型变动情况。具体方法过程如下:首先是对各年数据做主成分分析,获得各年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各主成分得分。其次根据主成分分析中得到的主成分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聚类,聚类方法采用Ward最小方差法,距离测度采用Euclidean distance,分别计算并建立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欧氏聚类系数矩阵表(因表格较大,省略)及聚类谱系图(因图幅较大,省略)。第三是根据上述结果归纳总结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类型及异动情况(见表3)。前两步运用SPSS软件由计算机自动得出结果。

根据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优秀类。这类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突出。第二类为良好类。这类地区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明显,潜力和后劲大。第三类为中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居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明显、问题突出。第四类为差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较差,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比较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级类型的变化,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广州、深圳是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且比较稳定的地区,而韶关、梅州、汕尾、阳江、湛江、茂名、肇庆、云浮等在广东省各城市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且多年变化不大,其它城市则处在较大变化之中。

(三)演化类型

为了从动态的角度揭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本文设计了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用某城市某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除全部城市同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值来计算,一般以考察现状年为本底。另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增长强度(Y),用某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某时段综合评分增加值除全部城市同时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增加值来计算。把这两个指标结合起来考虑的目的在于以现状为基础考察其动态变化轨迹。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分别选择本底年和参照年,计算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和增长强度(Y)。以相对强度(X)为横轴、增长强度(Y)为纵轴、(1,1)为原点建立坐标系。根据坐标图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类型。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大小将广东省21个城市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1),第二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

据此,可将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类型分为四种类型(见表4):第一种为快速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基础良好,且目前建设力度很大的城市。处于第一象限。第二种为稳步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实力雄厚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处于第四象限。第三种为潜在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目前虽然存在明显问题,但发展潜力较大。处于第二象限。第四种为缓慢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这类地区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处于第三象限。

参考文献:

1.马力,史锦凤.15个副省级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6(12)

2.惠俊刚,卫海燕,郎玉泉.陕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7(1)

3.徐新,相丽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8(17)

4.王晔,何启明,景履贞.甘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J].经济研究导刊,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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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两会提出要实现财政教育投入占生产总值比例4%的目标,根据目标测算,湖南财政教育经费投入要达到671亿元。同时,湖南还要全面实施《湖南省建设教育强省规划纲要》,那么,如何评估教育投入效率、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动态影响程度如何,均需要进行科学的测度与定量分析,这样才能为湖南省教育投入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

一、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现状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教育作为科技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升。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20世纪50年代,Solow提出了“技术进步要素”论,间接地指出了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Becker重视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建立了以劳动要素分析为中心的人力资本理论[1];Schultz(1961)认为一国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2];后来Arrow的“干中学”理论对其进行了补充规定。Uzawa(1965)提出内生增长模型,教育部门以线性技术生产人力资本,保证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发展。Romer(1986)、Lucas(1988)等通过大量的研究,提出新增长理论,认为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Mankiw(1992)提出“扩展索罗模型”,Barro(1998)提出“扩展新古典模型”,他们均把人力资本作为独立的投入要素引入总量生产函数,清楚地表明通过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可导致产出提高,从而导致经济发展。教育投入的经济增长作用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3]。国内学者关于教育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成果较少。陆根尧、朱省娥(2004)应用菲德模型分为教育部门和非教育部门,教育对非教育部门存在外溢作用,测算得出教育对经济的全部拉动作用系数为1.7493。叶茂林等(2011)利用教育生产函数对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对经济产出的贡献进行了实证计量。颜敏(2010)从教育投入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和路径出发,通过关联性和因果性分析得到教育投入对人均GDP的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陈霞(2010)建立了GDP与高等学校经费投入、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与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得出经费投入增加1%可导致经济增加1.257%[4]。赵树宽等(2011)通过协整分析和方差分析构建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VAR模型,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1%,将引起经济增长增加0.251%,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的正向影响,是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5]。

从以上国内研究可以看出,大多采用全国的数据整体分析中国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有关湖南省教育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文献廖廖无几。另外,有关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大多是静态分析,没有分析动态影响,本文借鉴C-D生产函数,设定时间虚拟变量,选取资本、劳动力和教育投入等生产要素,建立非线性函数模型对湖南教育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进行动态分析。

二、研究设计

1.模型构建。根据C-D生产函数,产量取决于劳动、资本和技术三大生产要素,而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能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相当于使初始劳动力投入量成倍增加,因此可以将劳动投入量细化为初始劳动力L与教育投入E的乘积,但两者的作用是不相等的,设定不同的弹性系数,同时考虑到时间的影响,设定时间虚拟变量,建立湖南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回归模型为:

其中,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D为时间虚拟变量,K为资本投入量,L为劳动投入量,E为教育经费投入量,A代表科技进步,α、β、γ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力和高等教育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λ为时间影响系数,i为虚拟变量个数。

对上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

由于技术进步难以界定和量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越先进,设LnA(t)=A(0)+bt,为了消除其影响,得到一阶差分方程:

2.变量设定及样本数据来源。采用湖南生产总值反映湖南经济发展水平(GDP),以湖南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支出衡量湖南教育经费投入(E);用资本总量表示资本要素投入(K),用从业人员数表示劳动力要素投入(L)。考虑到通货膨胀,需扣除物价上涨因素,GDP、K和E折算为以197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经济指标。根据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改革阶段来设定时间虚拟变量,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完全靠政府拨款阶段(1949-1979年);以财政拨款为主,社会筹集和高等办学机构为辅阶段(1980-1998年);高等教育办学机构自筹和社会筹集等多元化筹资为主,政府拨款为辅阶段(1999-至今),需引入两个虚拟变量。

选取1978-2011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湖南统计年鉴》和《湖南教育经费统计年鉴》[6],数据处理及计算过程均使用Eviews7.2完成。

三、湖南教育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各样本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LnGDP、LnE、LnK和LnL四个变量的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均具有单位根,是非平稳的。但经过二阶差分后,四个变量平稳,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并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因变量能被自变量的线性组合解释,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7]。运用Eviews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8],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湖南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表

由表1可得到湖南经济发展与各投入要素间的动态回归方程为:

从回归模型的结果可以看出,给定显著性水平为0.05,查得其自由度为57(样本量减去解释变量个数再减1)的临界值为2.000,各解释变量的t值均大于临界值,且P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各解释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湖南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资本、劳动力和时间对其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另外,可决系数为0.987,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985,湖南区域经济发展变动的98%可由其影响因素解释,解释度很高。同时,给定的F值(431.19)远远大于其临界值(F0.05(5,57)=2.37),且p值趋于0,模型通过了F检验,这些都说明湖南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资本、劳动力和时间与其经济发展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DW值接近2,方程不存在自相关。从动态回归方程的系数可以得出各变量对经济发展有正向拉动作用,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0.206、0.217和0.648,说明湖南教育经费投入增加1%,经济发展水平将增长0.206%,其贡献低于资本和劳动力。

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数对不含有时间虚拟变量的湖南经济发展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误差平方和为656.507,自由度是N-3,即60。而含有时间因素的动态模型的误差平方和为434.653,其自由度为N-3-虚拟变量个数,即58,构造F统计量:

计算出的F值为14.47,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查F统计量表得F0.05(2,58)=3.14,14.47大于3.14,时间影响通过了F检验,说明添加了时间限制条件后,误差平方和的变化大,考虑湖南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加入时间虚拟变量进行动态分析是必要的。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生产函数,以湖南经济发展为被解释变量,以教育经费投入、资本和劳动力为解释变量建立非线性回归模型,模型利用1978-2011年的数据资料,运用Eviews软件对湖南教育经费投入与经济发展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结论:时间因素对经济发展影响是显著的,设定时间虚拟变量进行动态分析是必要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教育投入每增长1%,将会促进GDP增长0.206,但其作用不是很明显,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以促进湖南教育经费投入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1.加大财政教育投入力度。从实证结论可以看到,财政教育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加大财政教育的投入力度,将会扩大全社会教育投入,积累人力资本,促进自主创新。虽然湖南省高等教育总经费投入每年呈现增长的趋势,但与全国相比,其投入还显得较少。2011年湖南高等教育总经费投入为649.76亿元,只占全国总经费的3.86%。2010年,湖南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3%,还未达到国家所规定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例4%的目标。因此,加大湖南省政府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尤为重要。

2.完善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法制保障。加大教育财政法规政策执行的监督力度,促使各级政府严格按照《教育法》规定,确保各级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达到“三个增长”,保证教育经费持续稳定地增长,努力争取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达到生产总值4%的目标,完善依法多渠道筹措资金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确保“渠开水满”。

3.鼓励推动民办教育发展。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投资到教育领域,无疑是缓解湖南高等教育投入不足的一个良好举措;民办高校办学比较灵活,可以将竞争机制引入教育领域,专业设置也较有针对性,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目前,民办高校中的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在全国排名前十名,实力较为雄厚,主要培养技术人才,如模具制作、车工、电脑程序员等,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高校服务社会的人才缺口,培养了大批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技术工人。因此可以借鉴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的成功经验,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大力发展民办高校。

4.加强产学研结合。促进高等院校等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把理论知识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努力搭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产学研合作的桥梁,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省份的基本要求。因此,大力开展高校、院所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发展高等学校科技企业和企业集团,加大高等学校科技园区或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建设,将科技发明的优势快速地转为效益和经济上的优势;另外,高等学校可以凭借自身在人力、科技、信息、实验设备等多方面的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服务、合作项目以及信息咨询等活动,不断拓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增强资金总量的供给。

参考文献:

[1] Schultz T W.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51(1).

[2] Becker G.Human Capital(2nd ed)[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

[3] 肖小虹.贵州经济增长与教育投入的实证分析[J].财经

问题研究,2010,(8):119.

[4] 陈霞.中国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协调关系分析[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77.

[5] 赵树宽,余海晴,刘战礼.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

系的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1,

(9):11-14.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79-2012年湖南统计年

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7] 阳玉香.教育投入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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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产业聚集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显著特征(刘军等,2011),其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不仅能提高产业竞争力,而且可以有效推进城市化建设。近年来,产业聚集的研究深度开始延展,产业聚集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王传宝,2009;郁文凯、杨金鹏,2008;张婷,2010),同时,物流业的联动发展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李舜萱等,2009;包菊芳,2010;刘丹,2009)。然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速度与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时,就会产生“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张唯实,2009);而经济发展与物流业发展的协调性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物流业若是落后发展将会制约经济发展,物流业若是超前发展则会导致不必要的社会浪费(安增龙等,2007)。所以研究产业聚集、物流业与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从现有研究看,尚未有学者涉及产业聚集、物流与经济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动态作用机理,因此本文的研究也能对相关研究做一定补充。

乌鲁木齐市作为新疆七城市经济圈的龙头,产业和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物流业也有了一定基础。基于此,本文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新疆乌鲁木齐市为例,构建产业聚集-物流业-城市经济发展复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发展评价模型和VAR模型,对1995-2012年间新疆乌鲁木齐市产业聚集、物流业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指标体系及综合评价系统模型构建

(一)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为了测评新疆乌鲁木齐市产业聚集、物流业水平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动态情况,本文通过设定产业聚集程度、物流业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计算各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指数,以每年各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代表其在当年的发展水平,有利于避免以单个指标或某几个指标表征产业聚集、物流业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存在的不足。本文利用CNKI数据库对近年来有关产业聚集与经济发展,产业聚集与城市竞争力,制造业与物流联动,物流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文献进行查询和统计,结合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客观实际,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新疆乌鲁木齐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可以发现一次产业的增加值在城市GDP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呈逐年稳定递减的趋势,而且就城市的产业聚集来说一次产业所起的作用是可以忽略,因此产业聚集子系统的指标在设置上,侧重反映二、三产业的聚集情况;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物流发展水平从物流需求和物流成效以及物流供给能力三方面来设置;经济发展水平不应仅仅以经济增长量来衡量,还应该兼顾贸易、人民生活水平等多个方面。鉴于以上考虑,指标体系最终在一级指标体系下建立三个二级子系统,共计15个三级指标组成,各指标及其权重如表1所示。原始数据来源于1996-2013年各年《乌鲁木齐市统计年鉴》。

(二)各系统综合发展评价模型

本文运用线性加权法,对产业集聚系统、物流发展水平系统和城市经济发展系统各自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计算,计算公式为:

(1)

在式(1)中,ui为构成系统第i年的综合评价指数,λij为权重系数,m为各系统所包含的指标个数。采用熵值赋权法对指标权重进行客观计算。uij是第i个子系统的第j个指标,为了消除数据数量级和量纲不同所带来的影响,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极差标准化处理。

(三)各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时序分析

根据公式(1)计算新疆乌鲁木齐市产业聚集、物流业以及城市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u1、u2、u3,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新疆乌鲁木齐市产业聚集、物流业和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长期都呈现增长趋势,总体上呈现出相同的时序特征,从而可初步判断三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产业聚集、物流业和城市经济发展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分别选择产业聚集综合评价指数(CJ)、物流发展综合评价指数(WL)、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JJ)来衡量产业聚集程度、物流业水平和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分别取对数以消除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即LNCJ、LNWL、LNJJ。

(二)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如果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则回归分析时存在伪回归现象,所以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这里采用ADF检验法。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三个变量的原序列都是非平稳。经过一阶差分后,其ADF值均小于T统计量的临界值,因此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这三个变量都是I(1)过程。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2.VAR模型。VAR模型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建模方法,它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高铁梅,2005)。建立VAR模型之前先要确定变量的滞后阶数,这里选择Lag Length Greteria检验法。Lag Length Greteria检验结果显示,在5个评价指标中,有4个(*标记)认为应该选VAR(3)模型,而且经验证此时AIC达到-14.6269、SC达到-13.2108均为最小值,因此本文选择VAR模型滞后期为3期,得到相应的VAR(3)模型。在EViews5.0中,得出VAR(3)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各方程检验、整体检验结果,三个回归函数的调整拟合优度分别是0.9906、0.9992、0.9887,说明VAR(3)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

3.协整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法适于检验多变量协整关系,其不仅能够估计和检验多重协整关系,而且还允许对协整关系和调整系数施加约束进行检验。进行协整检验选择的滞后阶数应该等于无约束的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减1,即协整检验的滞后阶数为2(孙亚云等,2011)。对LNCJ、LNWL、LNJJ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将EViews5.0输出的结果整理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无论是迹检验结果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均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即说明1995-2012年间,新疆乌鲁木齐市的产业聚集、物流业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其协整方程为:

LNJJ=2.022LNCJ-2.034LNWL-2.9614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与产业聚集之间存在正向的变动关系,与物流业发展之间存在反向的变动关系。说明1995-2012年间新疆乌鲁木齐市的物流业是滞后发展,符合实际。物流业作为新兴产业,在我国起步较晚,对于西部地区,物流业的发展更是呈现滞后和不成体系的发展现状,滞后的物流业抑制了经济的发展,其发展要依附于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4.脉冲响应函数。鉴于VAR模型的建立不必事先区分自变量与因变量,因此,本文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是用以描述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因为本文重点在于研究产业聚集、物流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因此主要分析产业聚集、物流业和经济发展水平各自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其他两个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2是其他两个变量的冲击引起的产业聚集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可以看出,在本期给物流业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前两期对产业聚集程度无影响,但从第3期开始正向效应显现并逐渐增大,经过一个短期下降后,自第7期开始正向效应呈逐步扩大的趋势。产业聚集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变化响应较缓慢,也存在两期滞后性,但从第3期开始产业聚集程度迅速增长,尽管这种正向效应存在波动性,但是整体上这种正向效应均大于物流变动所产生的正向影响。经对比分析发现,产业聚集程度的变化对物流业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变化的感应均存在短期滞后性,但是物流业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变化均能促进产业聚集水平的提高且长期正向影响明显,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物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图3是其他两个变量的冲击引起的物流业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可以看出在本期给城市经济发展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迅速给物流业带来正向影响,在第2期开始回落,经过两次波动,10期以后正向影响效应呈逐步扩大的态势。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为物流业初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无论是基础设施保障还是资金支持都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基础条件,因此对拉动物流业发展有明显的效果。产业聚集的变动对物流业的变动影响存在较长的滞后性,一直到第3期初,物流业都未发生明显改变,然后在第4期迅速增加到最大值后又开始回落,6、7、8期又稳定在0值,从第8期以后开始增长并在第12期以后稳定在一个不高的正向影响水平上,说明产业聚集对物流的影响存在生命周期性的起伏变化。

图4是其他两个变量的冲击引起的经济发展情况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可以看出在本期不管是给物流业还是给产业聚集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对经济发展都具有正向效应,即对经济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均呈现增长趋势。具体来看,物流业发展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大于产业聚集所带来的推动作用。

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对新疆乌鲁木齐市1995-2012年产业聚集程度、物流业及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的年度数据建立了一个VAR(3)模型。通过对3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主要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产业聚集水平、物流业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其中产业聚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整系数为正,而物流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整系数为负,说明新疆乌鲁木齐市产业聚集的发展会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但是滞后的物流业发展现状在数据上还未呈现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他们之间的反向均衡关系表明城市物流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速度。

2.脉冲响应函数表明物流业对经济发展变化反应灵敏,而产业聚集对物流变化和经济发展变化反应不敏感,均存在2期滞后性,经济发展对产业聚集变动的响应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是可以理解的,经济的发展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能使物流业在当期就得到明显改善,但是物流业和经济的发展不会立刻就吸引产业进驻城市;西部地区为了招商引资,在开始时总会先给企业提供政策或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因此产业的进入并不会迅速对地区经济显现实质的推动作用。虽然物流业滞后发展将会阻碍经济发展,但是长期来看,物流业不论是对产业聚集水平的提高还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均呈现较为积极的正向效应。

(二)建议

实证结果分析表明,新疆乌鲁木齐市的经济发展有效拉动了城市的产业聚集水平及物流业发展水平,但是产业聚集和物流业还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未能凸显出来。因此,未来深化产业聚集水平,推动现代物流业快速稳步发展,促进产业聚集、物流业与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协调联动仍是长期需要努力的方向。

1.把握十九省市对口援疆的机遇,大力引进具有发展潜力又符合环保要求的第二、三产业。在稳定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加大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缓解并解决当地劳动力就业问题,吸纳留住人才,减少 “人才东南飞”,为产业的聚集储备人力资本。

2.政府应加强对物流业发展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有效发挥经济增长对物流发展的拉动作用。即从全局出发,整合物流资源,统筹安排,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发挥和完善物流园区功能,加快物流技术与人才的引进与培育,分步骤、有规划地实现物流产业的集聚和升级,使物流业的支柱作用能得以发挥和加强。

3.物流企业应正视其发展中存在的规模偏小、管理不规范、理念落后、技术落后、人才匮乏等问题,从改变观念出发,引进先进物流技术,引入专业物流人才,提供专业化、规范化物流服务,健全物流企业功能,打造现代化的物流企业,建立现代化物流体系,使物流业能更好地服务于新疆乌鲁木齐市产业聚集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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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商贸流通业对经济发展贡献度评价指标

1.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指标

GDP贡献率。用其衡量商贸流通业对地区GDP的贡献大小,可用流通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表示,分为绝对贡献率和相对贡献率,其计算公式为:

较高,沿海、西南地区呈逐年增长态势,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地区表现出下降趋势。

关键词:商贸流通业;经济发展;贡献率;地区比较

中图分类号:F26文献标识码:A

绝对GDP贡献率=[SX(]流通业增加值[]GDP[SX)]

边际GDP贡献率=[SX(]流通业增加值增量[]GDP增量[SX)]

就业贡献率。用其衡量商贸流通业对地区就业的贡献大小,可用流通业就业人数占地区就业人员总数的比重来表示,分为绝对就业贡献率和相对就业贡献率,其计算公式为:

绝对就业贡献率=[SX(]流通业就业人员数[]就业人员总数[SX)]

相对就业贡献=[SX(]流通业就业人员数增量[]就业人员总数增量[SX)]

纳税贡献率。用其衡量商贸流通业对地区税收的贡献,可用单位流通业GDP的税收额表示,分为绝对纳税贡献率和相对纳税贡献率,其计算公式为:

绝对纳税贡献率=[SX(]流通业税收额[]流通业增加值[SX)]

相对纳税贡献率=[SX(]流通业税收额增量[]流通业增加值增量[SX)]

资本贡献率。用其衡量流通业对区域资本形成的贡献,可用地区资本增加量与流通业增加值增量的比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资本贡献率=[SX(]资本增量[]流通业增加值增量[SX)]

(注:资本增量用流通业各行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农户)表示)。

2.对地区经济结构优化的贡献度指标

产业结构优化系数。用其衡量流通业发展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可用流通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产业结构优化系数=[SX(]流通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SX)]

开放度贡献率。用其衡量流通业对地区开放度的贡献大小,可用流通业进出口总额占地区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地区开放度贡献率=[SX(]流通业进出口额[]进出口总额[SX)]

城市化贡献率。用其衡量流通业对地区城市化的贡献大小,可用流通业吸纳的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城市化贡献率=[SX(]流通业吸纳的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城镇就业总人数[SX)]

(二)数据及变量说明

1.流通业的外延界定。流通业所涉行业较多,学界对流通业的界定尚未形成一致,但普遍认为其范畴应包含商流和物流。本文沿用我国商务部《流通产业改革发展纲要》的基本分类,并参考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分类,将流通产业的范围界定为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三大类,各指标流通业数据即为上述三类产业的归并。

2.研究区域划分。本文采用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提出的经济区域的划分方式,具体为北部沿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福建、海南),东部沿海地区(上海、江苏、浙江),黄河中游地区(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长江中游地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东北地区(黑龙江、辽宁、吉林),西南地区(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鉴于数据不可得原因,本研究未包括港、澳、台地区。除税收数据来源于《中国税务年鉴》之外,本文中其余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和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商贸流通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

(一)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

1.GDP贡献。由表1可知三大沿海地区(北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商贸流通业增加值对GDP的绝对贡献最大,各年均值分别达到了1806%、1754%和1716%;黄河中游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紧随其后,商贸流通业对GDP的绝对贡献率年均值分别为1687%、1636%、1561%和1519%;商贸流通业对GDP绝对贡献率最低的是西北地区,仅为1405%,这一结论符合产业发展现实。我国沿海地区为经济发达省份,其商贸流通业也较发达,无论从市场数量还是交易规模上看均高于其他地区,流通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高不足为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西北地区,由于市场发育落后、市场制度不健全,导致流通业对地区GDP的贡献度较低。具体来看,2004-2012年间,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商贸流通业对GDP的绝对贡献度呈上升趋势,南部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各年数据比较平稳、波动不大,其余地区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长江中游地区流通业对GDP的绝对贡献率由2004年的172%下降到2012年的最低141%,平均降幅为64%,西北地区平均降幅达到了57%。这一结果2.就业贡献。由表3和图1可知对当地就业绝对贡献较大的地区依次是南部沿海、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地区,各年平均值分别为1191%、1064%、939%;接下来是黄河中游地区(892%)、东北地区(821%);长江中游、西南和西北地区商贸流通业对就业的绝对贡献较小,分别只有798%、790%和763%。对各地区指标进行动态分析,可以看出三大沿海地区商贸流通业的就业绝对贡献近5年来表现出稳中有增的态势,尤其是南部沿海地区逐年小幅稳定增长;黄河中游、西南、东北地区2008-2012年间表现出先降后升的锯齿型波动,但是振幅不大;长江中游地区表现出小幅下降态势,从2008年的839%下降到2012年的726%;与长江中游地区相反,西北地区则表现出逐年的小幅上升趋势,从2008年的725%上升到2012年的818%。

考察各地区商贸流通业对就业的边际贡献率如图2,由于采用了变量的增量比(一阶差分比),负值表示后期的变量值小于前一期。边际就业贡献的各年平均值表示每新增百人就业中被流通业所吸纳的比例。可以看出与绝对贡献不同,商贸流通业对就业的边际贡献率较高的地区分别是南部沿海地区(1789%)、西北地区(1387%)、北部沿海地区(136%),对就业的边际贡献率较低的地区分别是黄河中游地区(871%)、东部沿海地区(866%)和长江中游地区(402%)。与绝对贡献各地区变化平稳或小幅变动不同,各地区进行动态比较后不难发现边际就业贡献率各区域都表现出较大幅度的起伏波动。除了东部沿海地区每年新增就业人数中流通业吸纳的比例逐年上升外,其余地区各年有增有减、振幅较大。长江中游地区2008年和东北地区2012年的负值表明流通业就业人数较前一年有所减少。此种状况说明每年各地区流通业吸收的新增就业人数不稳定,流通业的就业稳定器作用尚未发挥。

反映出近年来除个别沿海发达省(市)流通业发展高于当地经济平均增长水平外,多数地区流通业发展落后于当地经济平均增长水平(体现为占GDP比重的下降,流通业没有跑赢GDP)。

表2提供了各区域商贸流通业各年对GDP的边际贡献率,总体上依然是北部、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商贸流通业对GDP的边际贡献最大,各年均值分别达到了2003%、1961%、1705%;其次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分别为1653%、1570%;与绝对贡献率不同,黄河中游、西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商贸流通业对GDP的边际贡献率低水平接近,分别为1393%、1324%和1314%。具体来看,2005-2012年间①三大沿海地区表现出类似的变化趋势,即2005-2007年先下降,从2008年开始较大幅度上升,2011年以来有所下降;长江中游、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除在2009年指标数值出现较大程度增长外,其余年份波动不大,并表现出稳中有增态势。黄河中游地区除2009出现异常低指标值外,其余年份较为平稳,2012年有较大增长。2009年多个地区商贸流通业对GDP的边际贡献率均出现了较大的增长②,主要原因很有可能是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时滞效应。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各级政府2008年主动出击,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商贸流通业在此番政策调整中获得了较快发展。

3纳税贡献。表4显示了各地区商贸流通业的纳税贡献率,就宏观税负(绝对贡献)而言,东部沿海地区最高(各年平均2348%),其次是西北地区(各年平均2269%)、北部沿海地区(各年平均1816%)、西南地区(各年平均1797%),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南部沿海和东北地区比较低,分别为139%、1335%、119%和1044%。从变化趋势看(图3),三大沿海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在2008-2012年间变化比较平稳;西北、西南、东北地区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西北地区上升最快,2012年在经济区中西北地区的宏观税负最高,达到了2544%。尽管西北地区经济总量和流通业发展水平在经济区中是最低的,但是流通业所承担的税收负担(平均每百元流通业产出要缴纳2269元税收)却高于其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仅次于东部沿海地区。这可能是由于相比与其他地区多元的所有制形式,西北地区商贸流通业仍然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因而无法享受到税收减免等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优惠政策,从而使得其承担的税负较重。

就边际税负(边际贡献)而言,西北地区最高(平均达到了3234%),接下来依次是西南地区(2174%)、东部沿海地区(2067%)、长江中游地区(1551%)、北部沿海地区(1319%);东北地区、黄河中游、南部沿海地区较低,分别为1285%、1033%和984%。从变化趋势看(图4),西北、西南、南部沿海、东部沿海、黄河中游地区都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变化过程,2010年是一个高峰,此后逐年下降;长江中游地区流通业的边际税负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北部沿海和东北地区前三年逐年上升,2012年开始下降。边际税负表示每新增百元的流通业产出中需要缴纳的税收占比,上述结果表明流通业宏观税负较高的地区边际税负也较高,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比如西北、西南地区)流通业的税收贡献度要高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4资本贡献率。资本贡献率是增加一单位流通业增加值所需要的资本增量,体现了流通业的资本利用效率。从平均水平来看,由表5可以看出东北地区、西北、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对资本的利用率较高,北部、东部、南部沿海地区比较低。从变化趋势看(图5),除南部沿海地区逐年上升外,其余地区各年波动比较大。其中,西北、长江中游呈先升后降的“锯齿状”波动,东部沿海、东北呈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北部沿海、西南地区除个别年份外变化较为平稳,西北地区变动振幅最大,从最低的2005年022到最高的2009年1012。

开放度与城市化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如表7所示),就商贸流通业对城市化的贡献率而言,各地商贸流通业对地区城市化的贡献水平普遍不高,最高的北部沿海地区平均值只有13%,最低的西北地区各年均值只有87%。从具体变化趋势看,除三大沿海地区各年表现出稳中有升趋势外,其他地区都表现为小幅下降态势。就商贸流通业对地区开放度的贡献率而言,北部沿海、东部沿海、黄河中游地区商贸流通业对地区开放的贡献率列前三位,接下来依次是东北地区、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和南部沿海地区,这一结果表明越是开放度高的地区商贸流通业企业的进出动也越频繁(南部沿海是个例外)。值得注意的是西北地区,2012年指标值上升到375%,原始数据显示这一时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流通业的对外进出口额有了大幅上涨,这很可能得益于我国“丝路经济带”建设和向西开放战略的实施。从具体变化趋势看,三大沿海、西南地区呈逐年增长态势,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地区表现出下降趋势,东北地区除2010年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逐渐上升。

三、结论与研究启示

本文运用2004-2012年相关数据,对我国经济区商贸流通业的经济发展贡献度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商贸流通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商贸流通业增长对地区GDP的贡献)越高;经济越欠发达的地区,商贸流通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越低;三大沿海发达地区商贸流通业对GDP的贡献率呈稳中有增态势,而其他地区变化不一。

2.从绝对份额上看,就业贡献率指标显示三大沿海地区商贸流通业的就业贡献最高,且各年变化表现出稳中有增态势,长江中游、西南和西北地区商贸流通业对就业的绝对贡献较小。从边际份额上看,商贸流通业对就业的边际贡献率较高的地区分别是南部沿海地区、西北地区、北部沿海地区,对就业的边际贡献率较低的地区分别是黄河中游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各地区边际就业贡献率都表现出较大幅度的起伏波动。

3.就宏观税负而言,纳税贡献率指标显示最高的是东部沿海地区,西北地区、北部沿海地区、西南地区居于其次,指标数值比较低的是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南部沿海和东北地区。从变化趋势看,三大沿海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变化比较平稳,西北、西南、东北地区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西北地区上升最快。就边际税负而言,西北地区最高,接下来依次是西南地区、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北部沿海地区,该项指标数值比较低的地区有东北地区、南部沿海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

4.资本贡献率指标显示东北地区、西北、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对资本的利用率较高,北部、东部、南部沿海地区比较低。从变化趋势看,除南部沿海地区逐年上升外,其余地区各年波动比较大。

5. 商贸流通业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率各地区相差不大,贡献率较大的分别是黄河中游、东北、北部沿海、长江中游地区,最低的是西北地区。从具体变化趋势看,各地商贸流通业对地区城市化的贡献水平普遍不高,除三大沿海地区各年表现出稳中有升趋势外,其他地区都表现为小幅下降态势,开放度越高的地区流通业对开放度的贡献率也越高。从具体变化趋势看,三大沿海、西南地区呈逐年增长态势,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地区表现出下降趋势,东北地区除2010年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逐渐上升。

本文的研究启示:

1.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是提高其经济贡献度,实现区域协调的重要途径。在理论上,经济越发达、商贸流通业自身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流通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越高,这一逻辑在本文中得到了验证。

2.加大对西北、西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流通业发展的税收扶持力度,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西北、西南等欠发达地区商贸流通业的税收贡献率整体较高,这一局面的形成既与欠发达地区流通业所有制结构有关,也与当前我国的产业空间布局有关。目前,我国产业空间布局呈现出南北分界的特点,沿海地区集中了大部分制造业生产,该地区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流向全国;西北、西南地区等欠发达地区主要供应初级农产品和能源矿产等原材料,所需工业制成品大部分需要购自区外。因此,西北、西南地区流通行业发展较快,相应的各项税收(比如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也增长较快。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增速远低于沿海发达地区,这对未来需求的增长将产生严重制约。所以,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提高对这些地区商贸流通业的扶持力度,适度减免一些税收。

3.商贸流通业对地区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不明显,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需从商贸流通领域实现突破。一是对传统集镇进行升级改造,拓宽农村居民购买商品的渠道;二是充分发挥各类批发市场的作用,加快批发市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城郊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周边增建货物运输站点;三是在城乡结合部构建新型城镇接合点,发展与新型城镇接合点相适宜的商业。

注释:

①变量进行差分后损失一年数据,故从2004年开始。

②原始数据显示山西是一个例外,山西省2009年流通业增加值比2008年减少了1871亿元,从而拉低了黄河中游地区的指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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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202-06

引言

萍乡市位于湘赣交界处,与沪杭铁路、湘黔铁路、贵昆铁路连成一线,319、320国道和沪瑞高速贯穿南北东西。截至2010年,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8.13%、63.31%、28.6%。在2002―2010年时间段,第一、三产业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而第二产业比重则逐年上升。与此同时,煤炭资源近乎枯竭,已探明的煤炭储量只能支撑煤炭工业十年的生产,城市转型刻不容缓。随着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中原经济区、太原城市群、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等一批中部区域经济开始崛起,以城市群发展为依托,“增长极”“点―轴”“网络”开发并存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途径,增强城市的集聚化效用形成增长极,强化两点之间的城市联系,以交通干线或经济带的点―轴带动模式,依托城市群辐射作用的网络经济发展模式是中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方法,也是实现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重要方向。与此同时2006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12条和15条中明确指示“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和“支持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政策意见。国家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指出“优化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江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二章“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第二节“提升中心城市辐射能力”同时明确指出“萍乡:全面对接长株潭城市群,打造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示范区”。城市与城市、城市群对接需建立在两者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关系基础之上,萍乡市在与长株潭城市群对接时,在江西省内又处在怎样的一个经济角色。在此背景下,作者通过比较分析省内城市和长株潭城市对萍乡市经济影响,综合得出萍乡经济发展方向。

一、文献综述

1880年,英国人口统计学家雷文茨坦(E.G.Ravenstein)率先将万有引力模型引入到社会经济领域进行人口分析,使得引力模型在与经济领域问题分析研究结合上日益紧密。1929年莱利(Reliy W.J.)通过引力模型分析得到一个城市的零售市场大小与城市人口规模和两地之间距离的关系,此后,康弗斯(Converse P.D.)提出的断裂点概念在莱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空间相互作用理论。1942年GKZipf首次将万有引力定律引入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分析,极大地提高了城市空间的模型研究方法。1950法国经济学家(Francois Perroux)提出增长极理论,经J.B.boudeville将其引入到区域经济理论之中,并在经济学家弗里德曼(John.Frishman)、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赫希曼(A.O.hischman)等的研究上不同程度的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使区域增长极理论成为区域开发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在这基础之上,波兰经济学家萨伦巴和马利士又提出了著名“点―轴”理论,以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T.Hagerstrand)为代表的空间扩散理论也成为20世纪50年代研究城市空间经济学的重要成就。90年代以来,以姚士谋、顾朝林等为代表的国内一批经济学者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理论和分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朱英明、苗长虹等也在城市产业聚集模型和计量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2]。本文主要通过引力模型和地缘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城市与城市或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量和经济联系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一)城际空间联系

城市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之间多向或双向的资金流、物流、技术信息流、人力流动等多种因素的流动方向,它是城市聚集或辐射所产生的作用。它的强度与城市的发达程度成正比,城市发展水平越高,外部效应就强,城市流强度就越大。并且,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城市流强度呈逐渐减弱趋势。在城市流的基础上,城际空间联系综合考虑了两城市之间的城市发展水平和空间距离,在测量区域之间经济影响程度大小方面可操作性强。在指标选取上,选取了制造业、建筑业、交通仓储业、金融房产业、行政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商贸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租赁商业服务业)、科教文卫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七大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Rab=G [3] (1)

式中:Fa为a城市流强度,Fb为b城市流强度,D2ab为ab之间的空间距离,G为两城市之间的介质系数,为了便于计算取值为1。Rab表示ab两城市之间的城际空间联系。

Fi=Ni×Ei [4] (2)

式中:Ni为i城市的功能效率,Ei为i城市的外部功能。

Ni= (3)

式中:GDPi为i城市的生产总值,Gi为i城市的从业人员总数。

Ei=Eij

Eij=Gij-Gi×(Gj/Gm) (4)

式中:Eij表示i城市j部门的外向功能,Gij表示i城市j部门从业人员数,Gj表示j部门全国从业人员总数,Gm表示全国从业人员总数。

Lqij= (5)

式中:Lqij为i城市j部门的从业人员区位熵,若Lqij

D2

ab= [5] (6)

式中:Ki表示运输方式的权重,Ci表示运输方式的货币成本,Ti表示运输方式的时间成本(Ti=,d为两地之间的距离,s为运输方式的平均速度)。

(二)引力模型

在缺少资金流、技术信息流等数据情况下,修正的引力模型不仅在分析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以及城市规模的辐射效应有着显著作用,在研究城市空间结构和产业规模方面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克鲁格曼指数作为衡量影响城市间经济联系的产业结构因素,弥补了引力模型在测算城市间经济联系关联性上的不足,通过分析区域内产业结构的差异,进而衡量产业分工的专业化程度,借助此来研究城市间产业经济联系大小,Kij越大则产业差异性越大,经济联系强度就越强;反之,Kij越小则产业差异化越低,经济联系度就弱。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反映的是城市之间相互作用力的大小,但无法反映城市在外部经济联系中所接受经济辐射的强度,为此,通过经济隶属度就能够完整地测度出一个城市在整个对外经济联系中的权重大小,更加直观的分析城市经济联系。计算公式如下:

rij=Fij/ Fij [6] (7)

式中:rij表示经济隶属度,是ij之间的联系强度与i对外联系总和的比重。

Fij=Kij [7] (8)

式中:Fij为ij两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量,S、P、G分别表示城市建成区面积、人口数量、GDP,Kij为克鲁格曼指数。

Kij=

- (9)

式中:t表示产业部门,git、gjt分别表示ij城市t产业部门的从业人数,gi、gj分别表示ij城市所有产业部门的从业人数。

(三)欧氏距离

欧氏距离是地缘经济关系的重要测度法,它是一种测量不同区域间经济相似性或差异性的计量方法。各个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量、城市流强度虽然能够知道城市之间的具体经济联系,但却不能知道城市之间具体的经济关系。因为经济联系并不能代表他们之间所有的经济关系。根据地缘经济学分析,城市之间可能存在着竞争关系,也可能是互补关系,还可能是无明显关系。所以进一步引入欧氏距离来测量萍乡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经济作用关系。地缘关系的类型有两种:竞争关系和互补关系。在经济联系量的基础上分析他们之间的经济作用关系才能真正准确地描述出它们之间的经济相关性。

地区之间的竞争性与互补性表现在资源可流动动性大小上,资金、劳动力、生产资料等一般都是从效率低的地区流向效率高的地区。所以作者选取X、Y、Z、W四个综合性指标。

X=某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该地区GDP

Y=某地区职工工资总额/该地区GDP

Z=该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该地区GDP

W=某地区第一产业总值/该地区第二产业总产值

式中:X表示资本使用效率的高低,X越大则表示资金转化率越小,使用效率低下,X越小则表示资金转化率越高,资金使用效率高,资金不足;Y表示的是劳动效率,是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总和指标;Z表示的是社会消费水平指数,Z越大则说明该地区消费水平越高,有更大的对外消费水平,它是消费质量和消费水平的综合指数;W表示资源的流动能力,W越大表示农产品丰富,可以流入到别的地区,需要进口工业产品,W越小则工业产品流出,流进农业产品。

ZXi=[Xi-E(Xi)] /S(Xi) [8] (10)

式中:Xi为i地区的X指数,E(Xi)为Xi的平均值,S(Xi)为Xi的标准差,ZXi为Xi的标准化处理指标。ZYi、ZZi、ZWi同理可得。

EDi= (11)

式中:EDi为欧氏距离,表示i城市与a城市的综合欧氏距离值,ZXi表示i城市标准化的Xi指标,ZXa表示a城市标准化的Xa指标,同理ZYa、ZZa、ZWa。

EDXi=|ZXi-ZXa|

EDYi=|ZYi-ZYa|

EDZi=|ZZi-ZZa|

EDWi=|ZWi-ZWa| (12)

式中:EDXi、EDYi、EDZi、EDWi分别表示i城市与a城市的X、Y、Z、W四项标准化处理指标的欧氏距离。

得出距离值之后,为了便于比较需要再将其标准化,公式如下:

ZEDi=[EDi-E(EDi)] /S(EDi)

ZEDXi=[EDXi-E(EDXi)] /S(EDXi)

ZEDYi=[EDYi-E(EDYi)] /S(EDYi)

ZEDZi=[EDZi-E(EDZi)] /S(EDZi)

ZEDWi=[EDWi-E(EDWi)] /S(EDWi) (13)

所有数据标准化计算结果,通过SPSS19.0软件得出。

(四)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本研究中的地区从业人员、地区生产总值、年末总人口、城市区建成面积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9]、《中国统计年鉴》(2011)[10]全国从业人员、GDP原始数据来源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11]。

三、模型的检验

(一)城际空间联系

(二)引力模型

定义将rij≥0.1视为一级联系、rij≥0.05视为二级联系、0.01≤rij

(三)欧氏距离

计算公式中平均值、标准差、以及量化数据由SPSS19.0软件计算得出,相关数据整理(见表4)。

定义在ZEDi

四、城市空间结构模型分析

首先从城市流强度来看,萍乡的城市流强度Fi值为12.5、依次长沙为299、南昌172、新余39.5、株洲33.6、湘潭30、岳阳24.5、常德10.8、衡阳6.4、益阳4.9、抚州2.3、鹰潭1.2,其余全部为1以下(赣州市0.0791、宜春市0.4445、吉安市0.1923、娄底市0.8799)。明显,江西省内城市流强度在总体值和极值上都较长株潭低,城市经济辐射作用较弱。基于城市流分析城际空间联系上,萍乡―长沙Rab为最高的130.8,接下来依次是萍乡―株洲34.6、萍乡―湘潭21.3、萍乡―新余20.3、萍乡―南昌仅有17.3、萍乡―岳阳2.6、萍乡―衡阳1.1,剩余Rab值全部小于1,城市空间经济联系偏弱。从数据中可以得到,南昌市虽然在城市流强度上并不弱,但与萍乡市的空间距离较大,所以辐射效用有限;反观长沙市,不仅城市流强度占绝对优势,而且空间距离也小,所以城际联系就强。在空间距离矩阵上,萍乡―赣州距离高达584,而且江西省内城市空间距离普遍较大,城市分布较为松散,聚集程度低;靠近萍乡的长株潭空间距离较小,城市分布密集,城市聚集程度高,辐射效用大。

引力模型分析中,人口聚集化程度和城市建成区面积两个相对因素在南昌和长沙之间并不存在很大差距(分别为212万人、242万人;202平方公里、272平方公里 ),两城市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专门化生产与萍乡市差异化程度kij(克鲁格曼指数)也基本相同为0.09,GDP总量上南昌(市辖区)1 501亿元,长沙(市辖区)2 628亿元。其次,长沙周边城市形成了以长沙市为中心,湘潭市和株洲市为辅助,周边城市为网络的发展模式,城市群结构较为完整,聚集效应显著。南昌市以自身为中心,以“点―轴”带动模式为主,周边城市围绕南昌为集聚中心的效用不大,各周边城市之间联系不强。萍乡―长沙的经济联系量Fij185、萍乡―株洲57、萍乡―宜春51、萍乡―湘潭39、萍乡―南昌31、萍乡―新余23……。在经济隶属度上,萍乡对长沙的隶属度40%、对南昌隶属度只有7%。萍乡对以娄底、湘潭、株洲、萍乡、宜春、新余、南昌、鹰潭连接为轴的浙赣线的经济隶属度为44%,总体上萍乡对江西省内经济隶属度27.1%、对长株潭经济隶属度高达66%。

通过欧氏距离,萍乡―湘潭ZEDXi、ZEDYi、ZEDZi、ZEDWi分别为-0.057503、-0.9056、-0.88816、-0.38857,除了wi为一般竞争关系以外全部为强竞争关系,而且ZEDi>-1.0,总体上还是为强竞争关系。省内城市中只有宜春与萍乡经济联系存在互补关系。总体上萍乡与湘潭呈强竞争关系,与南昌、新余呈一般竞争关系,与长沙、株洲呈不明显关系,与宜春、常德、岳阳呈强互补关系。但从资本流动ZEDXi、劳动力流动ZEDYi、消费流动ZEDZi、产品要素流动ZEDWi几方面分析。萍乡与常德、岳阳的资本流动互补性强;与宜春、衡阳的劳动力流动性强;与宜春和长沙的消费流动上有很强的互补性;与宜春、益阳在产品和生产要素流动上互补性强。

结论和建议

综合以上三种分析方法,城市间经济联系不仅关系到城市自身的经济实力,包括产业结构规模、人口集聚程度、城市面积等要素;还关系到城市间的空间距离,这种空间距离具体表现在时间、运输成本、城市之间的交通通达综合指数上;更重要的是城市之间物资的流动、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上。所以萍乡市的发展应结合内外,在考虑城市间辐射效用的同时,注重城市间的经济互补性,形成以“浙赣线”为重点发展带加强与“长沙、岳阳、常德等几个城市轴点联系”,周边形成以“益阳、吉安、等为圆圈的发展区域”,外延辐射以“鹰潭、赣州、衡阳”为临界点的整体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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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国家统计局.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10]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11] 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Dynamic Spac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Between Gravity Model and Geo-economic Urban Economic

XIE Yao

篇8

一、引言

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早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经济的发展常常产生环境问题,反过来,环境破坏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经济的不断发展给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否无可避免,不同的学者或学派有着不同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第一次提出有关环境库兹列茨曲线的假设,并且说明了这个曲线是倒U型,此后该理论在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上得到了广泛运用,作为其定量分析的理论基础。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以及发达工业化国家或者地区的实践来看,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污染水平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当达到一定程度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下降,这就是环境库兹列茨曲线所阐述的两个区域和一个转折点。应瑞瑶(2006)提出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不一定总是倒U型关系,不同的地区和时间段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从国内学者研究的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比较多,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已经处于后期,所以库兹涅茨曲线出现了倒U型,快要达到拐点,生态环境开始有所改善。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还没有起飞,有的地方似乎还没有形成库兹涅茨曲线。对这些这些地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发现有三种类型:倒U型、N型或者U型。

本文研究的是贵州省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贵州是我国西南地区资源富集、经济落后的典型区域,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同时又是环境脆弱的典型代表。具有资源富集、经济落后和生态脆弱三重特性,使得贵州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更加复杂。

二、贵州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

贵州省资源丰富,尤其是水能资源,排名全国第六,实际水资源含有量高达1900万千瓦左右;煤炭资源也十分丰富,在西部十二省中居第五,每年产煤量达到2500亿吨左右;同时矿产资源也是十分丰富,尤其吕土矿资源,居全国第二。全省GDP从2000年的1030亿元上升到2015年的10502.56亿元,15年间GDP就增长了近十倍,但是由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尽合理,带来生态环境的破环,反过来又制约经济发展,贵州还是全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2013年贵州的废水排放量达到2.29亿吨,与2000年比年均增长216%;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8198.05万吨,相比2000年,年均增长1142%;工业SO2排放量77.86万吨,相比2000年,年均增长513%。

1.模型的建立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常见的模型有二次、三次函数曲线和对数曲线三种。本文选取三次函数作为贵州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其计量模型如下:

Et=A0+A1yt+A2yt2+A3yt3+а (1)

其中,Et表示用环境指标来衡量的环境压力;yt表示t时刻用GDP或者人均GDP表示的经济产出;а表示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以外的其他因素,比如:技术水平、经济结构、制度因素等其他变量。如表所示,使用Eviews7.2和excel软件,从2000年-2013年贵州统计年鉴获取人均GDP、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相关数据(其中人均GDP是以1978为基期的数据)和(1)式进行回归拟合分析。

通过表可以看出,环境指标与人均GDP存在相关关系,所以,将工业三废同人均GDP进行计量模型分析十分有意义。

2.模型的分析

由上面模型的建立以及回归可以得出工业三废与人均GDP的拟合曲线如图1,有这些回归分析和趋势图可以看出,贵州省人均GDP与工业三废之间的拟合比较好,四条曲线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具有一定解释意义。

由图1(a)分析可知,贵州省工业废水与人均GDP的回归曲线为先正U型和后倒U型。从2000年的2007年人均GDP由481.8元涨到897.6元,而这个期间的工业废水排放量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呈现下降的趋势,2007年至2011年人均GDP缓慢波动式上升,而2012年(人均GDP为2011元)的工业废水排放量虽然比2011年有所增长但是回归曲线已呈现下降趋势。客观的说明了,贵州省所做的大量的环境防止工作有一定的成效。如近几年贵州实行生态文明建设,非常注重环境的保护。与此同时,加大环保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对水质进行监测、采用高科技手段动态监控。由回归曲线的明显转折,已经看到曲线的转折点,初步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要保持并巩固已有的成果,以期更进一步地协调发展。

由图1(b)可以看出,贵州省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GDP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倒N型”。SO2的排放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当人均GDP继续增加时,SO2的排放随之上升,至1526.1元第二转折点后,随人均GDP增长,SO2又出现下降趋势;这与范金等对我国二氧化硫与人均GDP的关系呈倒U型不同,与沈满洪等对浙江二氧化硫与人均GDP的关系呈正N型的研究矛盾,但与李达等人研究一致,不过第二转折点低于李达等的研究结果18788元。本文认为这一现象与技术效应有一定关系,为实施“西电东送”,贵州省兴建了一批火力发电厂,它们的投入使用,会增加SO2的排量。2007年贵州电网进行了工业改革,开展了节能发电,通过关停小火电,降低煤耗以及脱硫在线监测等技术,减少能源消耗同时也降低了污染物排放,这一技术的实施促使了SO2排量的降低。由图1(c)可以看出,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的左侧部分,表明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不断增加,但是由图1(d)可以看出,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是不断在下降的,说明贵州省的在处理废弃物方面做到了位,收到很好的效果。

三、贵州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互动建议

从经济发展经历的不同阶段来看,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变化的。然而,当仔细研究时,不难发现,它们之间还是存在很多相通之处的,它们受到很多相同因素的制约。比方说,法律法规约束、社会公众意识、能源消费结构等多种因素。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存在着内在的互动。环境问题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条件,经济发展的状况影响污染物的排放量和排放种类,而污染物的排放状况有影响着经济发展的后动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环境污染状况会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可以通过图2来反应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

贵州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工业化前期,其以消耗资源和能源品的产业特点,在发展经济的进程中难免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贵州作为典型的资源富集型省份,而且地处西部,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因此,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十分复杂。一方面,作为西部生态脆弱的落后地区,生态保护形势很严峻,政府治污投入不足。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产业结构主要以工业为主,能源结构主要是以煤、矿石为主,然而矿石能源的开发产生的环境的问题不能忽视。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目标还任务艰巨。对于以上问题,在此提出以下几个建议:

第一,在发展能源、矿产资源、军工等重工业,同时,加快发展循环经济,通过推动科技创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旅游业、物流业等服务业的发展。

第三,进一步健全环保法规及标准体系,加大环境政策干预力度,加强污染源监控,特别是对高污染的乡镇企业及自然资源开发项目的环境管理,加大对环境改善的投入,引进更高的降低环境污染技术,加快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城市污染治理投资体制,并根据各个区域内的污染物承受能力,协调分担治理污染的责任。

四、总结

本文以贵州2000年-2013年的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及产生量作为环境污染程度的评价指标,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通过对贵州人均GDP与环境污染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分别建立工业三废与人均GDP的库兹涅茨曲线模型。这些模型反应了环境污染指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明贵州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的排放量目前已有所下降,甚至SO2的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呈现“倒N型”,但是不能忽视生态环境的治理工作,因为相对于发达的地区,贵州省环境保护技术研发、引进投入还相当不足,与发达地区相比还较大的差距。而且,贵州的经济落后,工业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还需要开发资源、推进工业化,所以环保工作更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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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时序立体数据表 全局主成分分析 雷达图

在重庆市“一圈两翼”发展战略中,三峡库区被称为“渝东北翼”,它包括11个区县,幅员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41.1%;2007年末常住人口847.01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30.01%(重庆统计年鉴2008),由于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三峡库区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偏小,农业人口多,投入产出偏低,贫困人口集中,是重庆市经济发展的“短板”, 因此分析研究三峡库区区域经济的动态发展状况,对破解发展失衡,搞好城乡统筹,协调区域发展,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张婕、苏维词,2009;冯维波、彭丽,2009)。本文应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和雷达图分析方法对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动态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

变量、样本的选取及研究方法

(一)变量的选取

根据三峡库区的实际和特点,本文选取12个指标作为变量来刻画,它们是:X1:地区生产总值(亿元);X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X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X4: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5:地方财政收入(万元);X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X7: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元);X8: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张);X9: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个);X10: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X11:城镇经济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元);X12:人口城镇化率。

(二)样本的选取

变量确定后,选取2003年、2005年、2007年三峡库区所包括的万州区、梁平县、城口县、丰都县、垫江县、忠县、开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共11个区县的12个指标值的动态数据为样本(重庆统计年鉴2008、2006、2004),构成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动态发展的时序立体数据表。

(三)研究方法

对已构成的时序立体数据表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统一的主成分子空间,该子空间保证了系统分析的统一性、整体性和可比性,进而对整个系统进行比较和评估,解决了采用横截面数据,不能动态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弥补了采用单一统计指标分析问题,无法全面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整体状况的缺陷。这种分析方法就是全局主成分分析,然后用雷达图的方法对区域经济动态发展水平给以更直观、更清楚的刻画。

实证分析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各变量之间具有可比性。

(一)全局主成分分析

对上述时序立体数据表进行主成分分析,把多个指标转换成较少的几个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得到统一的主成分公因子,提取立体表的绝大部分信息,从而对样本进行分析、评价。

1.多重共线性检验。调用SPSS的“Data Reduction”中的“Factor”过程进行主成分分析(张文彤,2002),计算出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并对是否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进行KMO检验和巴列特球度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数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见表1。

2.主成分分析。以方差累计贡献率大于80%为原则提取主成分,在SPSS软件中计算结果为提取前三个主成

分Z1,Z2,Z3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7.65%,分析过程从略;其中Z1贡献率是66.04%,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总量水平;Z2贡献率是11.72%,是从人均经济占有量方面来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Z3贡献率是9.90%,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科技卫生因子;这样用三个主成分就能反映原始变量的87.65。

由SPSS软件计算所得的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构成三个主成分的计算公式,计算得各区县的主成分得分(略),它们从三个方面综合反映了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动态发展水平,但是单独使用某个主成分,并不能对各区县经济动态发展水平做出综合评价,因此本文以Z1,Z2,Z3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加权求和构成衡量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得分函数:

Y=0.6604Z1+0.1172Z2+0.0990Z3并计算Y值,如表2所示。

从表2看到:2003、2005、2007年综合得分排在前3名的是:万州区、开县和垫江县,其中万州区领先优势明显,各项指标也排在前列,2007年地区生产总值在190亿元以上,是三峡库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忠县的名次发生了位次变化,由2003年的第8名到2005年的第7名再上升到2007年的第4名,这是由于该县从承接“一圈”,传递“两翼”,建设三峡库区生态经济核心产业带出发,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机制创新等方面积极与“一圈”全方位对接,借“一圈”发展之势,实施工业强县,实现了全县经济社会在三峡库区率先加快发展。 相反2007年综合得分排第7名的云阳,在2003年和2005年都排在第3名,是由于这几年别的区县抓住机遇得到快速的发展,使得原来基础较好的云阳落后了。

城口县、巫山县、巫溪县综合得分排在最后,这几个县都属于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农业经济成分较大,综合经济实力弱,工业经济比较落后,对GDP贡献较小。

(二)雷达图分析

1.绘制综合得分雷达图。在综合得分值的基础上,绘制综合得分雷达图。其步骤如下:首先作一个圆,并把圆周分为11等分;其次,连结圆心和各分点得到11条辐射状的半径,即为11个区县的坐标轴。然后,将各区县2007年的综合得分值映射到相应坐标轴上,再把坐标轴上对应的点依次连接起来,得到11边形,即为平面表示的11维雷达图(见图1)(付、方德英,2007)。它清楚地反映出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动态发展的“姿态”。

2.雷达图分析。从雷达图1看到,闭环上点的位置越靠外,则该区县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靠内,则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这样雷达图清晰地给出了各个区县在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对比中的相对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在图1中,万州区相应点的位置最靠外,表明该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它在三峡库区的中心地位突出,其综合得分值遥遥领先,与其它区县形成较大的落差;其次是开县、垫江县、忠县、梁平县,它们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是与本区域的万州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加快发展缩小差距,以形成三峡库区协调发展的城市群;最靠内的是巫溪县、巫山县两个县,其经济发展落后,需要高度关注,加以积极的帮扶,使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

结论

第一,三峡库区区域经济近年来得到了稳步发展,特别是万州区、忠县等区县发展更快,他们在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为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了“助推”的作用。

第二,在加快三峡库区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发展的统筹性,要加快开县、垫江县、忠县、梁平县的发展,缩小与万州区及主城各区的差距,逐步形成三峡库区协调发展的城市群;并且把三峡库区的发展与“一圈”建设统筹协调起来,通过优先发展“一圈”,增强对三峡库区的反哺能力,并加强对三峡库区优势产业发展的扶持,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

第三,在加快三峡库区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依据三峡库区的自身特色,充分发挥长江水道大通道优势,增强要素聚散能力,发展通道经济,发展壮大现代绿色农业、生态旅游业、盐气化工、新型材料等支柱产业,形成长江上游特色经济走廊、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

这样在重庆市“一圈”“火车头”的带动下,三峡库区的经济发展实现“提速提档”、“做特做优”,尽快达到我国中西部地区平均发展水平,实现重庆市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婕,苏维词.基于产业集群的万州区产业专型研究[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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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疆区域经济的划分

本文在充分考虑各经济区在地域分布上的差异性和经济上的相似性的基础上,参考学术界通行的做法,将新疆区域经济划分为五大类。即:天山北坡经济区:包括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北疆西北部经济区:包括伊犁地区、博尔塔拉自治州、阿勒泰地区和塔城地区。东疆经济区:包括吐鲁番地区和哈密地区。南疆东北部地区:包括巴音郭楞自治州和阿克苏地区。南疆西南经济区:包括克孜勒苏自治州、喀什地区和和田地区。以上述五大经济区域作为分析主体,本文从地理空间和时间变化的角度,对五大区域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动态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试图找出制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各个因素,为进一步协调新疆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二、研究方法概述

区域经济差异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研究,其特点是样本数据量大且评价指标多。因此,以往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界定和评价,多采用横断面数据,而非时间序列数据,因此难以动态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而时序立体数据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能够为动态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一种高效科学的量化工具。时序立体数据表是一系列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平面数据表序列,且所有数据表有完全同名的样本点和完全同名的变量指标,它与平面数据表显著不同之处是它有张按时间顺序排放的数据表序列。但是如果对每张数据表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则不同的数据表有完全不同的主超平面,无法保证系统分析的统一性、整体性和可比性。因此对这种立体数据表进行主成分分析,必须寻求一个对所有数据表来说是统一的简化子空间,从而可将每张数据表在其上的投影得到近似表达,这样就可得到统一的主成分公共因子,并能迅速提取立体表的重要信息,对样本进行评价分析。

三、新疆五大经济区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

1.指标选取与数据表的构建

本文以新疆五大经济区为样本点,即:天山北坡、北疆西北、东疆区域、南疆东北、南疆西南等五大区域。选取反映这些区域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15个指标为变量, 它们是:X1土地面积(平方公里);X2 GDP(万元);X3第三产业(万元);X4 财政收入(万元);X5财政支出(万元);X6总人口(万人); X7非农人口比重(% );X8 人口自然增长率( ‰);X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元);X10工业总产值(万元);X11社会销售品零售额(万元);X12普通中学招生数(人);X13出口商品依存度(=外贸出口总额/GDP);X14职工平均收入(元);X15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人)。采用2000年到2004年的最新数据资料构成一个(5×15)×5维的立体数据表。

借助统计软件SPSS10.0中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附表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得到前三个特征值及累计贡献率,其中第一因子的贡献率为64.34%,第二因子的贡献率为22.43%,由第一因子与第二因子构成的第一主超平面的累积贡献率为86.77%,损失信息仅为13.23%。数据结果显示:第一主成分与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财政收入、非农人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呈强正相关,而与土地面积、人口自然增长率等呈强负相关。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非农人口、第三产业的发展常常被作为是体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村劳动力往城市就业的转移。作为各区域消费水平的指标,在同等水平比较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可以认为是体现区域生活状况的指标。同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等指标的大小也直接反映着一个经济区域经济生活状况。参照国际大城市的发展经验,越发达地区人口素质越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越低,这里第一主成分与人口自然增长率负相关正好符合此规律。综合以上分析,第一主轴主要反映了城市化水平的高低,第二主成分则与地区总人口、普通中学在校生数等呈强相关关系,基本反映了人口规模及人口基本素质方面的信息。

2.各经济区综合经济实力的比较分析

根据五大经济区的原始数据可得各经济区域的各年份的因子得分,以此为基础,以各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系数(权重),加权求和得到一个衡量各经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模型:

F =0.6434Z1 +0.2243Z2

模型显示,在从2000年到2004年的这5个年份中,天山北坡经济区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且优势明显,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也最高。作为亚欧大陆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山北坡经济区内的石油化工业、钢铁、建材、轻纺、商贸、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旅游、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等均处于较发达的水平。以2004年为例,该区域的GDP占全疆GDP的49.3%,而其第三产业的总产值更占全疆第三产业总产值的54.3%,因此其综合经济实力是其它区域所无法比拟的。而经济实力较差的东疆区域经济,在5个年份中,其位次始终没有发生变化,一直保持着第5的位置,这一点可从其第二因子得分过低看出,而第二因子所反映的主要是人口规模及人口基本素质方面的信息,而该区域5个年份的第二因子均为负值且绝对值又偏大,因此直接影响着其综合得分。这说明人口问题是影响该区域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其它三个经济区北疆西北、南疆东北、南疆西南在这5个年份中名次互有差异,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南疆东北区,区内两个地州:巴州和阿克苏地区,其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0.821、0.603,仅次于昌吉州的0.861及克拉玛依市的0.701。到2003年时其综合实力已超过全疆平均水平,到2004年时这种趋势更为明显。

四、结束语

本文的动态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由于新疆域内差异,受地理、历史、资源环境、基础条件及人为等因素影响,区内南疆与北疆,核心发达地区与次发达地区、边远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经济发展极不均衡(也给分析方法中的指标的选择和主成分因子的解释带来一定的困难)。天山北坡区的总量规模远远大于其他四个区域,尤其是工业总产值(四个区域的合计数甚至还不到天山北坡区的一半);南疆东北区的总量经济规模已经接近五个区的平均水平,上升势头比较明显;东疆区域、南疆西南区和北疆西北区的总量经济规模及实力都明显偏小。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把新疆放在全国的背景下来考察,其经济总量及实力仍较弱。所以尽管天山北坡区的总量经济规模高出全疆平均水平很多,但从全国来看,这一区域的总体实力及规模仍然不大。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吴一丁,毛克贞.新疆区域经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52-58.

[2]黄薇,李维平.北京区域经济状况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3,2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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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N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3)01(b)-00-01

要满足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对无线通信技术服务内容和服务水平的要求,就必须综合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建设一体化的无线通信技术服务网络,整体规划无线通信技术服务项目,提高无线通信技术技术含量、服务水平和竞争实力。从我国的社会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无线通信技术具有以下发展特点。

1 各种通信技术相互补充与融合

由于不同的无线通信技术在其适用领域、覆盖范围、技术水平、传输速率等方面具有很大差异,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又具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将各种无线通信技术进行有机结合,形成优势互补的一体化无线通信网络,可以有效增强无线通信技术的服务范围和服务质量,为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更大的便利。比如:

(1)将3G技术与WLAN技术、UWB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技术上的补充,可有效解决漫游、覆盖面,以及数据传输速度等方面的问题,提高工作效率。

在当今社会,移动通信技术和无线技术都在不断革新和发展,二者的应用范围和应用市场也在不断扩大,在三网融合的发展背景下,3G技术与WLAN技术、UWB技术也都在不断地结合,产生新的技术项目。各种技术手段之间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促进新技术、新产品的形成,扩展了无线通信技术的服务内容,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市场。

(2)3G无线通信技术不断成熟

目前的公共移动通信网络正在逐渐使用3G技术,3G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将成为无线通信技术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3G技术在无线通信技术中的应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引动无线通信的用户也在不断增多,我国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在3G技术与无线通信技术结合方面的成功经验,为我国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做出贡献。

(3)不断与宽带无线接入技术结合

将无线通信技术与宽带无线技术相结合,将有效扩大无线通信技术的覆盖范围,提高无线通信技术等信息传输速度,即使实现资源共享。目前,宽带无线接入技术主要应用在固定环境中的高速接入,开发商应根据宽带无线接入技术的技术特点和应用范围来将其与无线通信技术相结合,实现无线通信技术与移动通信网络的功能互补,进行资源整合,减少资源的无效利用和浪费,建立一种新的技术手段,更好的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服务。

(4)无线通信技术与网络NGN融合

在未来的NGN技术领域,固定网络将会向信息化、高宽带化的信息通信方向转变,在这种发展背景之下,无线通信技术的各种传输手段将会被广泛应用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这些领域技术的扩展都将成为NGN技术的发展内容,通过系统化的技术整合,形成固定无线通信技术的一体化建设,综合发挥各种无线通信技术的作用。但是这种发展趋势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在技术的研究上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这就需要开发商不断投入资金、人力、物力和技术支持,不断研究和探索。

所以,无线通信技术的经销商和开发商要充分利用各种传输技术的优点,综合使用,推进无线通信技术一体化网络的建设,扩大无线通信技术的网络覆盖面,进行市场预测与具体细分,增加业务内容,满足更多用户的需求。

2 市场更加广阔

因为无线通信技术与其他信息技术的不断融合产生了各种新技术,必然增加无线通信技术的服务内容,这些增加的服务内容可以有效满足用户的不同需要,从而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市场,扩大了无线通信技术的生产产业链,是无线通信技术向着产业化、商业化方向发展,对于促进国民经济,提高国家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3 会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

根据市场的走向和用户的需求,无线通信技术要从实际出发,提高技术水平,建立符合发展规律的规划,构建合理的技术布局,更好的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用户的多样化需求。为了完成这一目标的实现,政府要对无线通信技术产业给与必要的支持,这种支持除了相关政策的设置,更多的体现在频谱资源的配备上,这种资源的充分提供将会为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为了加快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科技水平提升,政府会向无线通信技术经销商和开发商提供更多的无线频率资源,帮助相关企业建立适合其发展的商业策略和市场规划,组织无线通信网络,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和利用。同时,政府还要发挥自己的市场调控职能,加强对无线通信技术市场的宏观调控,有效促进无线通信技术市场健康良性的

发展。

总之,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我们要把握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不断促进其与各种先进技术的融合与应用,满足更多用户的需求,促进无线通信技术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武.无线通信技术发展前景探索[J].科学大众,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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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3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01-0028-01

今年,是毕节试验区建设二十五周年,为深入贯彻落实试验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根据地委、行署提出的“深化三大主题,推动科学发展”解放思想大讨论要求,结合我县在贫困地区开展产业扶贫的实际,我们对岚头镇实施的种草养牛生态畜牧业科技扶贫项目进行了专题调研。

岚头镇种草养牛生态畜牧业科技扶贫项目始于2007年,当年投入财政扶贫资金100万元,涉及猫山和十月两个一类村,实施项目2个,扶持150户农户,建设内容为购基础能繁母牛、建圈、建青贮窖、种草、建品改点(兽医室)、技术培训等。经过县扶贫、畜牧、岚头镇等部门单位的密切配合,完成购牛356头,建圈4093平方米,建青贮窖1252立方米,种草521.4亩,新建品改点(兽医室)2个,培训养殖农户510人次,直接受益84户。2008年又投入100万元产业化种草养牛科技扶贫项目到该镇的新寨、云盘两个一类村,计划购基础母牛330头,建圈110间1650平方米,种草990亩,购兽药110份、疫苗993份,建品改点1个。项目全部建成后,可以带动安底、沙土等周边乡镇的发展,增加贫困农户收入。

通过调研,我们认识到,产业扶贫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环节多,任务重,难度大。产业扶贫工作是摆在全县各级各部门面前的首要任务。贵州省从2005年起,在开发扶贫政策上出台了“整村推进、劳动力转移培训、产业化扶贫‘三项重点工作’”新措施,把产业扶贫列入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金沙县自新阶段扶贫开发以来,积极探索产业扶贫发展之路,认真贯彻毕节试验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全县各级各部门通力合作,形成了“大扶贫”的格局。目前,已经成形和即将成规模的扶贫产业有:双低优质油菜、优质烤烟、优质杂交水稻、脱毒马铃薯、优质辣椒、有机茶叶、有机高梁、果蔬、优质肉牛等,这些产业已经初具规模,为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产业大多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品牌效应差,种类繁杂,除油菜、烟草产业外,没有能占领高端市场的产业。如何把产业扶贫开发放到开发扶贫的重要位置,培育支柱性特色产业,做到基地、龙头、科技、市场四位一体产业化经营开发,加快产业开发的整体步伐是扶贫开发的重中之重,为此,在实施产业扶贫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统筹规划,规模开发,形成区域性的产业格局

各地在产业扶贫工作中,要以规划为前提,研究制定贫困地区产业开发规划是搞好新阶段产业开发的基础性工作。要以乡为单元,以村组为基础制定规划,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大范围的产业开发。从我县产业扶贫的现状来看,以清池和岚头镇为例,2004年在清池镇普安村实施整村推进后,葡萄已经逐步成为该村的支柱产业,随后县加大了扶持力度,把清池有机茶叶作为该镇的主导产业加以扶持,以普安为支点,向中普、大坡、金枝等村辐射,并延伸到石场乡鹿崽楼等村,到2010年,要建成万亩优质茶园。岚头镇自2003年探索优质肉牛养殖成功后,2007年、2008年获省产业化财政资金先后在猫山、十月、新寨、云盘四个一类村实施种草养牛项目,以期带动安底、沙土等周边乡镇发展,使区域性产业开发更加集中规范。

二、加强服务,形成产业发育的良好机制

贫困地区发展主导产业的最大制约因素是,生产的分散性和零碎性,难以形成规模、难以形成特色,启动资金缺乏,信息闭塞,科技应用于生产的能力弱,等等。但是,只要我们采取好的组织办法,运用好的工作机制,积极走向市场。首先,形成规模相对较大的经济联合体,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壮大。这就需要大兴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加大农村合作组织的扶持,以木孔乡辣椒产业协会、岩孔镇板桥村葡萄协会、全县种烟乡村各烟草协会为起点,带动其他产业规范化步入市场,探索农产品中介组织的良性运行之路。其次,从长远来看,要在机制上真正形成相对稳定、滚动发展、利益分享的经济联合体。这样,贫困户才能分享到走向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好处。

三、加强资金筹措改变资金投入方式,保证产业开发的投入

现阶段,在贫困地区建立本地区的主导产业的重要条件是创建过程中的资金筹措和资金的使用。在贫困地区进行筹措资金时要建立多元化的资金主体。大力引导集体、企业、个人进行扶贫开发的投资。由各个地区的发展可以看出扶贫资金必须强调集中使用、集中投向、集中管理。一是今后财政资金除了救济性质和基础性投入以外,一般投入生产性的扶贫资金“贷款贴息”方式注入,围绕当地主导产业开发,政府可以依法选择和组建承担扶贫产业开发职能的公司或中心,以及专门为贫困群众。二是规范贷款投向,调整贴息政策。财政扶贫资金的贴息贷款要以产业扶持为主,适当兼顾基础性投入,加大贷款额度,扩大贷款对象面,以贫困农户为主,适当照顾大户,用大户发展带动一方产业发展。三是提高固定贴息利率,把现在的到户贷款固定贴息年利率5%和项目贷款固定贴息年利率3%调整到10%和6%。四是适当延长贴息期限。从现在的1年延长到3年,给贷款的贫困户和企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四、重视科技投入,提高扶贫产业开发的质量和效益

现阶段,实施扶贫产业的开发和发展时。要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把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动力。不断加大在科技上的投入,使新时期的扶贫产业的发展,真正的做到依靠科技。因此,在实践中,必须紧紧围绕产业开发推广应用科学技术。

五、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努力为产业扶贫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观念不更新,思想不解放,进行产业扶贫就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现阶段,在发达的地区人们具有非常先进的思想观念,但是在贫困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却非常的落后。所以必须要进行思想的解放,转变贫困地区人们的旧观念,使人们形成新的观念。这对贫困地区的快速发展,还有脱贫致富有重要的作用。要在本地区形成发展为主题、结构调整为主线、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的产业发展的新局面。促进新时期扶贫工作的思路、方式的创新。使产业扶贫工作科学合理的开展。

现阶段,各个相关部门要注重产业扶贫的建设,要不断的加强领导,进行合理化的组织,掌握其发展变化的实际规律,务求收到切实的效果。不断实现扶贫产业由扶人、扶村到扶产业的转变。在扶贫工作中实现单调的资金、上项目逐渐转变为具体的主意、思路。还有促进扶贫工作的发展使定点扶逐渐发展成为动态扶、整体扶。这样的跨越才能逐渐实现脱贫,使贫困人口充分发挥其脱贫主体作用,使扶贫的整体效应充分的发挥。逐步实现贫困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还有贫困地区社会的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1] 袁泽泓,王庆,马燕. 创新草地生态化技术赫章生态畜牧“一枝独秀”[J]. 当代贵州,2008,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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