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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晋商文化的形成晋商,称雄于亚洲数百年,在世界经济学史上可与意大利商人相媲美。晋商最早出现于古代晋国时期,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发迹于15 世纪末的明初,在 16 世纪 70 年代的明仁宗年间进入鼎盛时期,形成了一个地域性的商帮,到 19 世纪 70 年代清朝光绪年间达到辉煌,贸易做到了欧洲,他们是当时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在国际贸易中也是实力雄厚的商业集团。晋商的商品经营(如绸缎庄、茶庄、颜料庄、布庄等)和货币经营(如票号、账庄、钱庄、当铺等)相互渗透,相得益彰。晋商的兴衰历经了五百多年,在这五百多年的时间里,晋商既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代名词,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对山西商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文化财富。
晋商文化是晋商在特定的发展过程及经营实践中凝结起来的独特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念,它是山西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中将山西黄土文化与塞外文化相融合所创造的经营经验、商行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精神财富的综合。它具有自己的特性和个性,对外是一面旗帜,对内是一种向心力。
晋商之所以称雄于世,就在于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晋商文化贯穿到经营和组织管理之中,使晋商文化成为其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内在灵魂。晋商文化把传统的儒家文化精髓仁、义、礼、智、信渗透到整个晋商的精神世界,成为他们的灵魂,指导晋商经营管理活动。晋商文化可以主要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在道德上,义利诚信。晋商挟信义而经商,不畏艰难,辗转千里,输万货以为人,赢百利而利己,逐渐形成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商业价值观。他们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古代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孔庙、关庙,而很多关庙由山西商人所建。关庙作为祀奉关云长的地方,之所以被山西人百般信崇,均在于信义二字。晋商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宁可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使得各地百姓购买晋商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
(二)在管理上,竞合相融。他们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眼光敏锐,审时度势;积极主动,适机而上;协调关系,增强友谊;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经营,薄利取信。博大宽厚是晋商文化的底蕴所在和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洞察机遇的锐利眼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势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增强友谊,在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方面展现出大家风度。
(三)在思想上,和谐兼容。晋商信奉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在内部,相互信赖与忠诚,体现了择人委任唯贤是举的导向性和激励人、凝聚人、用好人的思想,注重发挥经理、掌柜的潜能和智慧,使经理、掌柜在工作中自我塑造,发挥垂范效应,把自己的行动与票号经营目标有机联系起来;在外部,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相互支持和关照,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经营,薄利取信。晋商精心选择各帮商人自己比较固定的商路和经营地域,各行其道,分区贸易,各帮绝不一哄而上。晋商还互相指定同行为相与,相与间都是经过了解,认为可以与之金钱往来的同行。同是相与,必须尽量互助,即使无利可图,也要善始善终,不中途绝交。
(四)在经营上,勇于创新。勇于创新是晋商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晋商首创人身股分配制度,员工没有资本,可以凭人力资本入股享有人身股,与东家的资本股银股同等分红。人身股从二厘开始,顶二厘的员工只能管点杂事。顶三四厘者可在柜台上应酬买卖,但重大事宜尚难做主。顶到五厘以上者行情一听就明,生意能否成交一语定夺。顶到七八厘者便成了行家里手,或来往于总号、分号之间,盘点货物,核算亏盈;或奔波于天南海北,拍板大宗交易。
顶到九厘者,已是花甲白领,日常营业一概不管,专事重大决断。若决策有误,不仅给商号造成经济损失,也影响到这些元老个人的声誉和利益。这一制度营造出外有压力、内有动力的良好氛围,营造出尊重人性、尊重个性的氛围,充分激发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培养了员工爱票号如家的责任感和归属感。同时这种制度将个人的名利与企业机制结合起来,责权利相统一,使得票号内部各方面的人员都能够恪尽职守,尽心尽力。
因为有了现代商业插画,信息传递的过程不再晦涩,文字也不再抽象,在这个物资富裕的时代,消费者可以很轻松、直观地接受纷繁的商品信息。现代商业插画不拘一格,能按产品及所面对消费者的特点,用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插画来表现。它能够运用在包装设计中,是因其具有以下特点:
(一)在包装设计中插画的目的性和制约性明确。现代商业插画是集艺术与商业于一身的一种图像形式,它的主要功能是承载着有效的宣传产品,具有准确的目的和艺术的约束性,商业插画所做的任何表现形式不再是纯艺术的插画,它是根据特定商品的特点及消费对象而进行设计的,能够恰如其分地迎合消费者的审美情趣。
(二)在包装设计中插画的形象性和直观性。在包装设计中插画的形象性特征,正是在读图时代呈现出巨大的图像优势。真实产品形象化、幽默化表现的插画,在众多的产品包装设计中能将其独特的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在激烈竞争的商品市场中,或夸张或幽默或写实或抽象的插画,直接牵引着消费者的视觉和购买冲动。产品的种类、特点及优于其它产品的独特本质的直观体现,是该产品能在竞争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在包装设计中插画的实用性和通俗性。插画的艺术性是有目共睹的,当应用到包装设计中它的实用性和通俗性就尤为重要,它将最大程度地与文化、民族背景巧妙的融合。根据不同的消费层次决定商业插画的实用和通俗化的认知水平,通过插画将该产品所服务的对象吸引到最大范围,达到设计该商品包装的商业目的。
(四)在包装设计中插画的审美性和趣味性。当今快节奏的生活现状,插画的高雅艺术审美和趣味性把人的精神状态调节到慢拍的文化审美中,把心绪和情绪放慢节拍。正是这具有美感、幽默和趣味性的现代商业插画,成为人们缓解矛盾与舒缓压力的调剂品包装是否受欢迎是判断包装是否成功和插画商业价值所在的重要条件之一,有时一个成功的包装,可能只要消费者的一句简单的惊叹或是一个笑声,就能引发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欲望。这也正是具有商业插画的包装让消费者的情绪出现波澜,用轻松、愉悦、欣喜的心情,欣然接受产品。
(五)在包装设计中插画的创造性和艺术想象。商品艺术插画的丰富多彩,产品独特创意的卓越和艺术想象空间,是体现现代商业插画的灵魂与生命。在这个物资充裕的时代里,包装的创意是否具有卖点,是否能够牵动动消费者的心,是验证这个商业插画和包装是否具有竞争力、是否成功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六)在包装设计中插画的多样化、多元化。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信息更新及传递的速度不断加快,要求插画师拥有更强烈的创新能力及一定的技术水平,寻求出更多的表现形式和不同载体,使现代商业插画继续保持多样化和多元化,以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正是因为现代商业插画拥有这六大特征,从视觉到心理,在包装设计和销售中演绎着的重要角色,它为商品服务的功能,为舒缓社会压力的慢生活,为网络媒体传输的多元优势,必然趋向于取得良好的宣传销售效果。由此,现代商业插画在包装设计中附加值的提升、崇尚慢生活的精神体现网络科技的可行性,就显而易见的彰显在我们面前。
现代商业插画在包装中的运用
不论哪种形式的插画运用在包装上,都是为了实现商品的销售目的,将商业插画运用在包装上,要拥有直观传达产品信息和夸张强化产品的特征、增强商品感染力的效果。由于包装的分类是多样的,传达的产品特点与品味各不相同,而商业插画具备了满足这些要求的条件,给消费者带来丰富的包装视觉感受。
(一)漫画绘本在包装中的运用。漫画绘本,往往都有着深刻的寓意和特定的情节,运用在包装中能够满足特点产品的独特个性。包装上运用了具有一定故事的漫画绘本:台湾绘本作家几米,惊人的创作力和多变的叙事风格,使他的作品富有创造性和艺术想象而风靡全国,他的画充满了都市感,它以精美细腻的画面,配上诗一样的文字,描绘出了都市人的感慨、幻想与梦,因此广受欢迎。他的《向左走,向右走》用在心相印纸巾的包装上恰当地借用了这特点,助推着品牌的宣传诉求,与消费者产生共鸣。
(二)抽象与新锐形式的插画在包装中的运用。可口可乐之所以长盛,其秘诀在于可口可乐公司一直保持着在不同阶段推出新款包装的包装策略,来迎合市场的发展与变化以及消费者的要求。在进入中国的这几十年里,一向以“经典”为主的营销思路也渐渐加入了更多的“激情”成分。因为少了现实中客观形象的繁杂而给人产生一种简洁轻松的感觉。可口可乐包装设计,运用了简洁的流线型加之类似汽水形象的重复的点组合,构成冰爽的画面,体现“要爽有自己”的主题,让人一目了然地了解产品属性并感受到它冰爽的。这一类型的插画侧重于创造性和艺术的联想。这样的包装呈现在消费者眼前,足以让动感、活力的年轻人感染于画面的气氛中。
(三)装饰风格的插画在包装中的运用。装饰性的插画种类多样,这里举出两个不同类型的装饰性商业插画在包装中运用的效果。1.不同的民族都有各自民族特色的装饰纹样、吉祥图案等装饰性造型。各民族装饰风格的差异,体现其独特的文化气息。装饰图案承载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有强烈的民族色彩,运用这类装饰风格的插画于包装中,极具针对性,运用具有对比鲜明的地方特色的装饰图案在其包装上,个性明确、抢眼、特色,因此能够浓烈的体现出纯正的乡土气息,完美地揭示了商品的特性,并带有一定的收藏意义。2.具有欧洲特色的装饰图案,显得高贵奢华优雅,中国传统的装饰图案般质朴、强烈、鲜明。元素运用拼贴、重复、组合等的方法进行完善,进而形成优雅的、有疏密韵律的、有生命感的图形,让整个包装给人产生纯净自然的生态印象,在这种意境中产生信赖感,以成功刺激了消费。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现代产品跟产品之间的实用差距越来越小,且产品种类日新月异,琳琅满目。但是消费者对追求个性、选购独特产品的想法却越来越强烈。为现代商业插画在包装中得以运用提供了条件,表现手法多样的商业插画给包装注入了个性和艺术广阔的想象空间,震撼的视觉感受,满足了消费者对以商品独特性来获得情感满足的要求,从而刺激消费者购买和使用产品。
商业插画在包装设计中运用的趋势
现代商业插画经过了漫长的演变,已经不像传统插图那样,只是将图画切入到文字之中,对其文字进行说明,使其形象,提供一个联想的空间,来加强文字的感染力的形式。现代商业插画已摆脱以往一味的辅助、陪衬的地位,在某些领域中处在了主导地位。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生产商在考虑自己的产品包装时,优先选择了极富个性的原创插画,而运用了现代商业插画的包装在市场上也得到了肯定,受到众多的消费者的欢迎,成为新的宠儿。
1.executive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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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anufacturing/operations/log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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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从麻木和困顿状态中苏醒,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竭力寻找适合自我个性和思想表达的媒材时,其实也是作品的表现力、想象力和感染力拓展与提炼的过程。为了把探索和创新向更深远方向推进,艺术家在确立、完善和发展材料语言中总会遭遇各种困扰:虽然理论上认为只要有利于艺术观念的个性表达,一切材料都可以使用,无论是尊贵无比的黄金还是遭人遗弃的垃圾。但在实际创作中,一旦面对无限自由又漫无目标的材料海洋,他们往往茫然无措。因此,创作中材料的甄选需要结合本人的经历、个性、观念,选择时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是从材料的感受出发:艺术创作的原始动力本身就是爱好使然,当艺术家的创作思绪尚未明确,恰在此时对某种材料的性能比较偏好和熟悉,莫不如从它入手,虽然纯真本我的创作状态是艺术家的崇高境界,但由个人爱好出发也是作品取得良好效果的前提条件。
二是从艺术形式出发:让材料回到艺术的基础形式与语言元素中,借此突破、丰富、拓展和超越固有的思维局限和传统绘画技法,提高不同材料特性与画面形式结构及色彩结构相互关系的重新认识和处理控制力。
三是从艺术观念出发:艺术家根据要表达的艺术观念进行特定选材,并赋予它新的形式和内涵,达到与精神实质的融合。也就是说,最理想的效果是媒材语境和观念“合理”融为一体,达到臻于完美,如同“材料自己来说话”一般,由此获得对不同材料特性所具有的某种文化意味及精神性的思考与表达。有时,为了作品的形式表现与艺术思想表达,艺术家还会主动放弃传统技法,根据创作需要独创材料的使用方法。尚扬就是这样一位善于运用材料作画的艺术家。在《大肖像》系列中,被临摹在画布上的蒙娜丽莎与印有“品质保证”、“福”、“恭喜发财”、“北京特产”的透明食品包装袋混在一起。《深呼吸》系列则充分释放不同材料的独特性能,如油彩、报纸、彩色喷罐漆、丙烯、石膏等,使它成为医疗教学挂图式的肺部风景。艺术在当代越发多样化、综合化和个性化,“艺术走向综合”已被大众认同,媒介技法风格更是不拘一格。有时,一些互为矛盾的物件碰撞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材料情感,使艺术精神得到提升。例如艺术家克莱因的“火画”作品,为了把火焰灿烂的燃烧过程固定在画面上,他选择了耐烧材料“石棉”作画底,又在其上喷涂颜色,经火烧后形成蔚为壮观的火画。在我看来,综合材料绘画创作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搭建起艺术感受与视觉表现之间的桥梁。
综合绘画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文化归属
当下,综合材料的运用已不仅仅是绘画技术的问题,它蕴涵的更多意义是“艺术观念”的突破。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很多艺术家应用各种材料冲破保守、狭隘和封闭局面,成功穿越传统绘画的樊篱,从侧面推动中国艺术形式与观念不断更新。视觉焦点从“审美”移至“审视”与“反思”,更让我们感受到国内当代艺术创作的多元性和人文价值。国内著名艺术家周长江曾在《解读材料》一书中提到:“材料与表现既是物质材料创造性应用,同时也是人文精神的表现,精神穿透材料,材料才具有生命。”如今社会热点诸如“意识形态”、“生存状况”、“伦理与社会”等充斥着当代艺术家们的视野,如何做到“精神穿透材料”,建立传统与当代文化互动和谐的环境,呼唤心灵的文化阅读,如何反思图像时代的肤浅与失度,重建文化的尊严与深度,这些带有普遍社会意义和文化性质的元素是当前艺术表现中极为重要的精神载体。
艺术家应该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本质有所领悟,有所感思。只有处于准确的感悟状态,才能从纷繁的世界中寻觅出独特的创作题材及表达方式,用最真诚的图式展现内心世界。在王怀庆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的文化价值取向:“木结构”与“黑白”这两个基本因素构成了作品母题,如《大音有声》、《余音》、《羽化》,“黑”中渗透着东方文化的韧性,这不仅是绘画的颜色,更代表了一种精神。他将西方现代构成元素引入到东方古典人文风格的话语方式中,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水墨的画面格局,使我们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感。王怀庆把这种符号和认同感转化为独特艺术语言,传达一种深蕴的文化气息,睿智地实现了传统、国际、当下三种文化的综合。
20世纪末至今,我国许多艺术家在探索既符合创作者内心体验又富有原始能量的材料,以扩大具有象征意味的精神性和文化空间,透出对当下某些社会现象的深刻思考。艺术家张洹曾在一场新闻会上介绍自己的作品时说:“让艺术家讲自己的作品是没有道理的,作品出来就不用再过多解释了,当代艺术的价值就是要提出问题,无论是生活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还是文化的问题,这样艺术才有价值。”综合材料艺术作为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
张洹利用拆迁后遗留的上海老青砖创作的作品《创世纪》裸地告诫众生,那些承载着文化意味和历史印记的青砖堆是人类在高速建设城市后所付出的代价———对旧事物的摧毁。皈依佛教的他摒弃单纯的东西方当代艺术表现方式,保留了中国传统元素,从各大寺庙收集代表“宗教”、“尘俗”、“人类的虔诚”和“神的虚无”的香灰进行雕塑和香灰画创作,他又将这一创作行为变成影像呈现给观众,使“香灰”这种媒材极致地扩展自身的艺术力量。香灰作品《大运河》和《水库》令我们联想到国家转型为工业经济型社会后,随之带来的问题却是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破坏。《香灰佛》与《香灰耶稣》直指中西方信仰的异同,意义含蓄且耐人寻味。从国内到纽约,再回到国内,从早年的行为艺术到今日的香灰作品,张洹十多年的艺术经历融会着西方的文化和中国的内涵,体现着具有批判性及中国文化内涵与人文关怀的艺术表达。
文化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自1992年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年会被提出,并将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别,文化景观的保护实践仅有二十余年。作为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别,其文化内涵、保护理念与实践工作仍在探索之中。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2008年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将文化景观与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运河和文化线路列为“特殊的遗产类型”,建议以特殊的指导原则帮助上述遗产类型的评估。这表明,文化景观和其他两类遗产与以往的文化遗产具有相对特殊性,其研究方法、评估体系与保护策略都具有特殊性。因此对于文化景观的认定与评价就有其独特之处:
1. 在物质上,文化景观涵盖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两个领域,但又不同于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也不同于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文化景观作为一种在特定背景和具体自然基础上,人类生活、生产活动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景观形态,是人类与自然共同创造的。因此我们在审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相关文化景观后,不难发现它们都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相关特征。但不同的是,文化景观遗产更加强调景观的历史识别性(historical identity)和它保持一种可延续的记忆属性。也就是说,文化景观的价值更多倾向于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记忆。不同的文化景观,可能记载了某一地区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土地利用方式和生存形态。
2. 在非物质方面,文化景观更重视物质景观与非物质文化形态之间的融合。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文化景观可能与当地居民的活态传统(living tradition)具有直接联系。因此,文化景观的构成通常包括物质与非物质两大要素,两者不仅精密联系、相互作用,并且非物质常常发挥重要影响,这种非物质的影响往往决定了景观的物质形态。
二、郧西县上津古镇文化景观概况
上津古镇地处鄂西北边陲,位于湖北省郧西县城西北70公里,与陕西省漫川镇接壤,南临江汉流域,北枕秦岭山脉。古城坐落于汉江支流金钱河下游东岸,素有“朝秦暮楚”之称,历来为交通、政治、文化、商贸、军事之要地。上津镇是湖北省现存最完整的县级古城,于2007年被国家文物局、住建部评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13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名录。
1. 物质文化景观遗存
(1)南北交汇的自然景观
上津镇位于秦岭山脉与大巴山脉交汇之处,四周群山环绕,金钱河绕城而过,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其中以长堤柳岸、嵩山仰面、三山叠翠等“上津八景”最具代表。
长堤柳岸为八景之首,最具上津特色,是上津最能够凸显中国古典美学特征的人造自然景观之一。长堤柳岸位于上津古城外约300米的金钱河畔,景观主体是长约500米、宽6米的金钱河古堤。古堤是古城昔日防敌、今日防洪一大屏障。堤外河床宽大防止河水侵蚀大堤,故而在堤外河床之上遍植垂柳,久而久之便形成一道柳丝曼舞的独特风景线。如逢春雨纷纷,堤畔柳丝如烟,飘渺朦胧。清代诗人王霖曾赋诗赞美道: “青青堤上柳,飘忽自成春;欲作三眠势,应来九烈神。波平分鸭黛,浪咸起鱼鳞;若向江中渡,风流自有人。”
除了长提柳岸之外,上津镇还有嵩山仰面、伍峪青幔、天桥古洞等独特的自然景观。这些景观与上津人长期生活在一起,融入了上津人的日常生活,上津人也按照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感受甚至改造这些自然景观。
(2)“南船北马”的漕运商埠城镇人文景观
除了独特的自然景观,上津古镇还遗留有大量人文景观。其中,因商而起的城镇聚落景观,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文景观之一。
上津古镇位于金钱河畔,金钱河自北向南巡城而过。因水而聚,是中国古典规划原理中最为重要的选址要求。水利万物,靠近水源,能够解决日常生活用水、农业生产用水等实际需求。另外,堪舆学认为,水为财富的象征,滨水而居能够带来财富。的确,在南船北马的封建时代,水确实能够带来财富。作为古代最为重要的物流通道,漕运决定了古代中国的经济命脉。因此,中国古代城镇大多规划建造于大江大湖之畔。上津古镇也不例外,金钱河为上津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作为一个因商而兴的古代交通枢纽型城市,上津至今保留有数量丰富、立体多元的商业聚落景观。
①古城墙
早在北魏时期,上津就作为县治所在地得以营造。作为湖北省仅存的县级古城,上津保留有完整的古代城墙、城门。
现存上津古城墙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正德年至嘉庆三年进行了大规模修造,后又于清顺治七年进行修整。古城周长1236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墙高约7米,呈梯形,为夯土墙包青砖砌成。四方各有一个城门,分别叫做接秦、达楚、通汉、连郧,西南一角还有为方便百姓劳作而开的角门。
②商号、货栈旧址
作为重要的商贸中转城市,上津古城保存多处商号、货栈旧址。这些商业遗存主要分布在古城四街和五街,临街分布。上津古镇现存的商号货栈均为典型的鄂西北合院民居,前店后宿。外墙为生砖砌筑,外抹混合谷壳、桔梗的生土。封火墙较矮,粗壮敦实。上覆黑瓦。
③商业会馆旧址
由于发达的商品经济,上津地区商帮云集,这些商帮在上津建立多所商业会馆,规模较大的有武昌馆、山陕馆等。其中现存最完整的是位于古城外西南角的山陕会馆。
(3)中西交织的宗教建筑遗产
①天主教堂
上津古城天主教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位于古城中心位置,毗邻上津县旧址。整体布局为四合院式。主要建筑有门房、礼拜教堂、主教公寓等。
上津镇是鄂西北地区天主教较早进入的乡镇之一。自上津天主教堂开堂以来,共有22位神父坐堂传教。其中,17位外籍神父,外籍神父中多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其中有五人病逝于上津。
在“”期间,上津天主教堂受到严重破坏。现存教堂建筑主体为1984年李新富神父筹资按原样重建,呈哥特风格。其中教堂石质大门为清末原物,门框上书“耶稣圣心,上天之门”,门框石质细腻,书法隽秀,可以遥想教堂原貌。
上津天主教堂最为显著的艺术特征体现在其整体布局上。上津天主教堂在修造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当地民众的文化心理,布局上采用鄂西北合院民居形制,呈典型四合院。其中,门房和两侧配房均使用鄂西北民居建造形制,白墙黑瓦。
②佛爷洞
佛爷洞坐落于金钱河西岸,始建于唐贞观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隋唐时期,由于上津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上津古城一时间商贾云集,成为鄂西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随着商业活动的兴起,宗教活动也日益兴盛。故而在上津古镇周围大兴土木,建筑庙宇,佛爷洞就是其中之一。
佛爷洞为金钱河西岸山崖之上的一处天然岩洞,整个建筑充分利用岩洞,在洞外加以建筑,形成佛爷洞主体结构。历史上,佛爷洞屡毁屡建。建国前,佛爷洞仅存僧舍一间,时期,佛爷洞遭受灭顶之灾,所有房舍、佛像全部被毁。现存佛爷洞建筑为2004重建,砖瓦结构。主要建筑有:山门、大雄宝殿、观音殿、城隍殿、土地龛。主要供奉释迦摩尼佛、观音大士、城隍、土地、猪大王,具有民间多神崇拜特征。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
(1)刺绣工艺
上津古镇传统刺绣工艺蕴含着独特的审美价值。无论在造型、色彩、工艺还是图案纹样上都高度凝结着上津人不竭的智慧结晶。上津刺绣的图形纹样,风格朴实而寓意深长,配色用线匠心独具,既忠实于自然又富于想象。绣工制作针法多变,精巧高超。传统刺绣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与地方特色,刺绣的主题和内容大多为鸳鸯、狮、虎、花卉等寄托着劳动人民美好希望的图案。刺绣作品图案没有定式,大都通过创作者自己的主观想象进行手工制作,而这些作品也有着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共同特征――在用色上尤为大胆和跳脱常理,也不失为是创作者情感的特殊表达方式。刺绣体现了深刻的社会内涵,各种吉祥的纹样是许多普通的艺术创作者对生活的感悟,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这也是刺绣艺术作为文化载体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开发价值。
(2)竹编艺术
上津镇竹编农具整体造型呈口大粗制的特点,主要器形有菜筐、箩筐、竹篮等。菜篮是上津最为常见的竹筐样式,主要呈现上宽下窄的形态,筐口一般呈椭圆的形状,且纵向直径较长,较为粗糙简陋,主要用于蔬菜存放。上津菜篮主要有斜背式和挑担式,因上津地处山地,多水路,为方便行走,大多数竹篮有肩带可斜跨。有的菜篮口沿低,沿边有双耳,用宽粗竹篾十字交叉固定,用麻绳钳制两耳交汇处,用扁担前后挑,既实用又省力。箩筐的容积大,多以竹和藤两种材料混合编织,口型接近正圆,器型的腹部向外鼓,近似于水缸造型。竹篮的竹篮口为椭圆形,有的接近长方形,类似船状,款式主要有手提式。
(3)闹火龙
“闹火龙”是上津古镇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亦是当地居民迎庆新年最为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每年正月十二的晚上由镇上居民自发组织舞龙团队,穿梭于古镇的每一条主要干道,火龙所到之处,家家户户热闹非凡,用烟花对冲火龙,游行结束后火龙基本烧完只剩骨架。上津古镇新年“闹火龙”的传统体现在“闹”字,这是因为上津古镇自古以来因水而生,因码头而兴,有金钱河环绕,新年舞龙意在祈求河神、龙王庇佑,为镇上居民祈福。上津古镇“闹火龙”气势恢宏,舞龙队伍繁复庞大,所耗人工、材料、工艺十分复杂,逐渐由单纯的祈福活动演化成集民间工艺、民间美术和民俗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文化需要传播,任何一项文化遗产不只是文化的承载之物,更是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灵魂。只有宣传才能培养和吸引人们对文化遗产的兴趣,才能将文化市场的消费观念建立起来。更进一步说,只有深入理解文化,培养文化消费观念,使人们为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买单,才能使社会走向一个消费文化之路。因此,只有培养人们认识文化、理解文化、延续文化的意识才能让人们学会消费文化,从而化解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我们说商品是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商品的创新设计能够更好地宣传与发扬传统文化。任何一个商品的开发应该基于当地的民俗特色,融入其精神内涵,从而增加商品的文化附加价值,继而对商品进行设计创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结合,这对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上津古镇将商铺作为开发传统文化的载体,上津有着约一里长的明清古街,是连通古城内外的一条古老街道。两旁民居为四合院结构,和谐而温馨。四合院内古色古香,飞檐斗拱,一进数重。然而,这样古色古香的民居却缺少了旅游观光的气息。商铺的开发是以当地土特产招牌吸引观光者,从而重现明清时期的繁华景象,这样既能全面地展现上津以及我国的历史古建筑风貌,同时也能吸引更多旅游者的眼光。依据上津土特产及待挖掘的文化旅游纪念品做出的实地调查,在建筑风格上,对古镇整体外观及展示区,保留其原有风貌,同时将破坏部分进行修缮与复原,展示区和品尝区与整体的古建筑风貌相协调,给人以古朴、自然之感,真实生动地再现明清时期的场景。在材料和制作工艺上,也进行优化,店铺内部可以采用手绘的方式装饰具有上津特色的符号或图案,这种物化的形式可以成为当地民俗、地域文化传播的载体,也可以成为上津文化的代表。同时,根据上津古镇的特色,将店铺内商品包装设计风格统一,如豆豉、地瓜粉等土特产的包装以仿古防油纸作为材料,环保简洁。以细麻绳简单密封,古朴自然。在设计样式上,以“舌尖上的上津”字样配以地方特色浓郁的食物缩影,将古镇美食与中国传统美食融合,既凸显地方特色,又富有新意。酒的包装设计,以古朴设计风格为主,外部处理为精细的肌理效果,给人一种简约而不简单之美感。香醇的柿子酒、甘蔗酒、苞谷酒,令人陶醉,包装上简单的密封绳与古镇的古朴自然之气质不谋而合。而在酒的销售与储藏容器上选择了陶坛,陶坛的特殊结构能使空气中的氧进入其中,促使酒完全氧化反应,而且,陶坛含有多种金属离子,可以去杂增香,使酒的口味更加醇厚。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何使上津古镇这朵奇葩走出大山、走向世界是应着重思考的课题,做好上津古镇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展示与商业旅游的结合是上津古镇向外推介的重点。在保护上津古镇原生态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让游客参与其中,以旅游消费带动文化发展。把上津古城规划定位为以生活居住和文化商业为其主要职能,以传统商业服务和文化旅游为主导产业的古镇。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静态保护”和“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人类行为活动的动态性和传承性,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形式。这样一种以过程和活动为对象的客体可以从静态的保护及活态的传承两个方面进行,从而实现其保护与发展。“静态保护”主要以影像、录音的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科技载体为物化形式,转化为一种可见的和可再生资源,即通过科技产品的形式来表现和再现的过程。此技术是以生活化复原手法,将群众的创作情境与自身情境相融合,身临其境地感受创作中所散发出来的文化底蕴,以达到共鸣效果。可复制性是变相地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本,这样不仅能保持文化的传播功能,缓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的状态。同时,让受众了解和认识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信息,形成一种平民化、大众化传播方式,有利于其保护和传承。
例如,通过利用计算机制图、人机交互、多媒体等数字技术手段将上津火龙工艺制作过程真实再现,通过视觉的展现和观众的交互,最终实现了解上津火龙工艺的目的,创造“上津火龙民俗博物馆”文化机构,全面展示火龙历史、制作工艺,并针对火龙灯会的表演进行数字化设计与创新,将其引进课堂,通过数字化技术交流互动,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遗产,达到推广和普及的目的,这为传承“非遗”打下坚实的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关键是保护传承人。上津古镇的“非遗”是存在于各民族之中的“活”的文化,绝不能脱离项目和传承人这个传承主体而独立存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的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要以‘活态传承’的方式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四项主要计划之一的“活着的人类财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着极高造诣的一类人)”目的是鼓励各成员国给予他们官方承认,创造有利于“非遗”传承工作的环境,积极改善传承主体的工作生活条件,提高保护传承人的积极性,将其所掌握的知识与记忆传承后人,使得后继有人。建立“上津非遗传习所”等文化教育机构,这样可以给上津人民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场所,同时也为鄂西北地区建设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基地,为“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打造一个社会实验基地,树立借鉴文化遗产资源改造环境、脱贫致富的样板。设立地方民俗传承中心、地方戏曲表演教育传承中心和地方乡土文化教育中心等文化机构,可以突出上津古城在全国历史人文版图上的特色,将上津古城打造成为一个出秦入楚的“休闲旅游古驿站”。
五、结论
文化景观类文化遗产作为近年新型遗产类型,已被广泛认知。由于其本身的特点,使其在保护工作上也具有与一般文化遗产不同的特点,其特殊性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上则更为突出。概括而言,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工作,应做到如下三点:
1. 尊重自然,整体协调。生产性保护的核心,是对文化遗产开展全面保护工作。因此,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应在全面保护其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环境的前提下,突出其景观特色,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居民生活水平,适度发展文化旅游、文化展示,土特产品开发。
2. 元素继承和产业设计。生产性保护的特点在于将生产寓于保护当中,以活态保护替代静态留存。因此,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活态利用过程中,应对当地文化遗产进行甄选、提炼,概括出最具代表性的核心元素,并将其与现代设计产业相结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生产链条。
3. 概念推广、综合利用。在乡土文化景观的保护工作中,应结合具体的规划和发展定位,综合利用文化资源与自然景观资源,做到“因地制宜,扎根乡土,开发资源,综合利用”的乡土文化景观遗产发展模式。以自然景观为表现,乡土文化为内涵,发展成极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展示区,体现遗产地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传统文化。
(作者单位:湖北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周益民、张昕:《文化遗产研究文集》,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8年版。
[2] 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8-0112-02
旅蒙晋商是清代至民国初年持有官方发放的票照来往于内地与蒙古草原经商贸易的山西商人。旅蒙商始于清康熙西征噶尔丹时期,他们利用地理优势,捷足先登,兼为清军运粮与贩茶于一身,成功地进入蒙古草原。旅蒙晋商以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经营管理,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经营理念,勇于开拓,勤劳节俭,称雄商界数百年。
旅蒙晋商的成功得益于他们勤奋敬业、诚实守信、以义制利、团结互助等为人称道的晋商精神,本文就旅蒙晋商为人称道的孝思想进行剖析,以期为现代社会提供有益借鉴。
1 善事父母
孝最基本的伦理意义就是善事父母,它是一种内在精神上的对父母的爱。这种爱是基于血缘亲情关系上形成的,是在对父母的自然亲情的推动下做出的。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这句民谣反映出旅蒙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回家盖房置地孝敬父母、供养子女的传统观念。由于旅蒙晋商在外获得财富,首要目标就是回乡买房置地,供养父母、子女,所以,善事父母往往体现在深宅大院中。在明清山西大院里,有许多设计精巧的砖雕、石雕、木雕,它们既体现了主人的审美情趣,又表达了对长辈、对家族的祝福之情。这些承载中国传统孝文化的艺术作品,以意、形、音的方式,暗喻吉祥富贵,五福捧寿(福寿安康)、麒麟送子(贵子临门)、五子登科(光宗耀祖)、猫蝶闹春(取耄耋之谐音)。善事父母最基本、最通常的责任就是赡养父母。孝是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来体现的,对父母的爱,不仅仅是内心的情感信念,更是行为意志的体现。
孝不仅包含爱,也有敬的意思。“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曾子认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因此,善事父母不仅仅指父母吃好、穿好,更重要的是要顺从父母的意志,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孝。孟子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章句上》)说的就是这层意思。在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旅蒙晋商家庭中,长辈拥有至高的地位,晚辈必须顺从长辈的意志。
2 尊祖祭宗
在古代,宗庙祭祀往往寄托着孝这一伦理道德观念。“夫祀,所以昭孝也。”(《国语・用语上》)肖群忠认为,尊祖祀宗的伦理精神在于:“报本返始、慎终追远、继志述事”。旅蒙晋商在致富后,将经营财富用于建祠堂、修会馆、义庄、置祠户、族田、叙族谱、开办书院、义学等,以此来光宗耀祖。在清代,捐输官位非常普遍,有经济实力的旅蒙晋商通过捐输使其由普通的商人一跃而成为具有功名的仕宦之家,从从六品到正二品比比皆是。他们捐官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为商业发展铺平道路,更体现了光宗耀祖的世俗追求,满足了商人的孝道思想,实现了尊祖祭宗的精神寄托。
“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中庸》)继承先祖遗志,完成父兄未尽的事业,称之为追孝。孝即肖,也就是像。就是要效仿先祖、父兄创业维艰,积极进取,努力不懈的刚健精神。它要求子孙继续前进,而不仅仅是崇拜祖先所留给后人的恩泽,在其余荫之下祈福纳祥。旅蒙晋商在这种观念下,一代代生生不息,前赴后继,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孝道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寄托了中国人的追求抱负,它通过强调继承先人之志,表现出旅蒙晋商所特有的那种为家庭、为民族乃至为国家负责,为子孙后代造福的精神。
3 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章句上》)生儿育女是在延续天地生生之德,只有生命的延续才能继承先人之志,一切理想抱负才有实现的可能。因此,在古代,孝作为保障人口延续的一种道德约束,它要求每个社会成员要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生儿育女是义不容辞的义务,否则就会受到社会歧视和舆论的谴责。
旅蒙晋商由于严格的号规和经商的需要,常年在外很少回家。新婚之后便匆匆离家外出的比比皆是,更有甚者自幼学习经商,十年都不曾回家娶妻生子。于是,有很多父母劝儿子回家延续香火的信件,或续嗣文约或卖子文约。这是一封母亲写给外出经商的儿子的信,希望儿子早日回家娶妻生子,延续香火。“自你外出生理,不觉数载光阴,……室内幼妇,子女无一,比孝有三,无后为大,有子有孙,时刻忧心,银钱自有命定,非人所能强为。倘若客中稍暇,即可急速旋里,家中居住一年半载,再出外生意未迟。”这封信言辞诚恳,无不表现出对生儿育女的焦虑与期盼。在处理生儿育女与事业这对矛盾时,旅蒙晋商通常很理性。年少时,往往以事业为重,待到一定年纪又果断舍弃经商,回家延续香火。
“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这句话是说,身体是父母给的,是祖先生命的延续,不能轻易的损伤,这就是孝道最基本的要求。作为首要的孝,它既体现了对生命的珍视,又表现出对祖先生命的延续。
4 孝的政治延伸――竭诚尽忠
古人经常将忠孝连用,曾子将孝思想全面深化,使其具有普遍的意义,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全部和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准则,进而成为封建统治的基础,并使之成为一种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政治观的统一体。曾子将孝与忠君联系起来,他说:“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忠君已经是孝的一部分,不忠君就是不孝,忠是孝的一部分。就这样,孝就不仅仅是子女对父母的孝敬,还包括社会中人们对君主的忠诚。“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固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孝经・士章》)
人们常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矣”。(《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旅蒙晋商中的许多人却选择将巨额财富作为自己优秀道德表现得物质基础,在富足之后主动让渡个人财富积极回报社会,他们中不乏对国家竭诚敬忠的优秀商人。作为清初皇商之一的范家,曾数次为清朝运送军粮。“康熙年间,清军数次出征西北,每次都是几万人或几十万人,加上路途遥远,粮草运输一直是个大问题。范家出于对国家的忠诚,主动提出为朝廷运送军粮。由于他们一直就在塞外经商,熟悉沙漠荒途运输的情况,结合自己的经验,经过详细核算,深思熟虑之后,自愿以前几次出征三分之一的运费低价运送军粮。范家远途运粮,风险很大,曾遭受过重大损失。一次前线失利,范家运送的13万石谷米落入敌手,雍正皇帝得知实情后,准其据实报销,但他们却辞谢了皇帝的恩典,再拿出144万两白银补运损失的军粮,全力支持朝廷。”范家为朝廷运粮,历尽艰辛,却不图回报,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
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使臣如犬马,则臣事君如国人;君之使臣如土贱,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章句下》)在清朝初期,旅蒙晋商受朝廷的恩惠,享有随军贸易的权利,在获得利润之后,始终热心公益,关心国家社稷。他们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尽心章句上》)的价值追求的驱使下,常常为国家,为社会无私奉献,甚至做出自我牺牲。
5 结语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就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这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佳话。“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父母还在的时候,不要出远门,如果要出远门,也要有一定的去处,以使父母放心,并使父母能够找的到,也好有个归期。旅蒙晋商抛弃了传统道德中的愚孝愚忠等消极观念,采用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投身于商界,不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努力践行孝道,对我们当代人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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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是明清时期以经商著称的山西商人。据有关记载,明代中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 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 永济) 三处。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货币资本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及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晋商所创造的辉煌业绩,不仅对当时的中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而且对现代的中国也有很多启示。
当然,在这些辉煌业绩的背后,留给后人更有价值的莫过于晋商的创业精神,正是这些精神的激励,曾经的晋商才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就。本文拟在剖析晋商精神的基础上,探讨这些精神对现代商法理念的启示。
一、“公平正义”的精神。
“公平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伦理价值,它要求在全社会中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社会的权利和义务,合理地分配社会的利益。在晋商文化中,“公平”的维护得益于对“正义”的追求,而对“正义”的追求则体现为对“信义”的维护。以“信义”著称的晋商,坚持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原则。他们认为,追求功利的行为不能妄为,必须接受一种为人们公认的社会行为准则的规范和制约,这就是“义”。“义”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与人们的具体利益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价值观。按照现代法律来讲,它其实就是法律所追求的“正义”。晋商一直秉承“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的经营理念。晋商把“义薄云天”、“信义昭著”的关羽作为他们最敬仰的神而加以供奉。晋商所规定的“商戒”、“商德”正是一种“仁中取利、义中取财”的精神。[1]这些“商戒”、“商德”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当时的市场秩序,使人们在较为公平的环境下实现正常的交易。
晋商的“公平正义”精神与现代商法理念中的“公平交易原则”其实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现代商法将交易公平视为生命之一。交易公平有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之分。现代商法不仅注重维护交易的形式公平,而且注重维护交易的实质公平,如反欺诈、反垄断、反倾销、反不正当竞争等。
二、“以和为贵”的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一直作为儒家法哲学最高的标准,并作为法律的最高价值理想,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晋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人和”精神的继承,是其历经数百年昌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日常的经济交往中,晋商在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往往以“和谐”作为他们行动的准则。“东伙共而商之”,晋商中东、伙同舟共济,财东善待掌柜、伙计,大施恩惠,泽及乡里,而掌柜伙计则能知恩图报,忠心事主,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亲和力,以至出现奋不顾身的事例,体现了企业内部“和为贵”的精神。在处理“和谐”与“竞争”这对法哲学中的矛盾时,由于受儒家传统“和谐”观念的驱动,晋商往往看重“和谐”而排斥“竞争”。表现为,在经营活动中,他们十分重视发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晋商经常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用会馆、关圣以及商会等形式增强相互之间的了解,通过讲信义、讲团结、讲帮靠来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交往中的不和协因素。[2]这种“以和为贵”的经营策略是晋商在商界和金融界保持数百年繁荣昌盛的法宝。
我们认为,虽然现代市场经济强调竞争的重要性,但前提必须是合法有序的竞争。当前,在市场经济多元化的趋势下,一些市场经济主体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出现价值与道德的沦丧,并相互展开恶性竞争,这势必阻碍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因此,在现代商法理念的完善中,我们应该引入晋商“以和为贵”的商业精神,提供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氛围。重塑经济主体的法价值,培育其法信仰,注重权利互惠,即双方主体以和平的方式通过交换来实现互相的利益,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3]。
三、“注重德治”的精神。
在先秦诸子中,儒家一再倡导“仁”的思想。所谓“仁”
就是爱人,就是推己及人的同情心。这种“仁”的思想推广到政治上就是“为政以德”的思想。虽然儒家提倡的“德治”
在当时的社会很难实践,但其中的思想还是给统治者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借鉴。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晋商,与众不同的提出一种“儒贾相通”观,一向被民众视为儒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晋商“以德为邻”,在其经营商业的过程中无不体现出注重德治的精神,“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中,由于法制观念的缺乏或淡薄,道德无疑具有规范的性质,甚至可以说,道德几乎成为古代中国法律的化身。[4]道德规范对于整个社会的秩序规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至于人们很难截然划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不仅道德上的要求与法律的精神实质相契合,触犯法律的行为必然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且有悖道德的行为也被视为是非法的,甚至是犯罪行为。晋商最主要的经营理念就是诚信和义利,这源于儒家“仁者爱人”的传统。晋商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的号规规定要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他们认为义和利是相互促进的,通过建立和传播优秀的商业文化和道德,可以达到最大的和最持久的利润。
晋商的这种“德治”精神对现代商法理念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诚实信用。现代商法有一整套严格的法律制度,规定哪些行为符合行业规则,哪些行为有背行业规则,正式在这些制度的约束下,我国现代商业才能得以兴盛。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在强制性规则制定的同时,若能充分吸收晋商所倡导的“德治”精神,在行使私法上的权利、履行私法上的义务时能恪守信用、诚实为之,则在市场交易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可能会更好。现代商法的基本精神主要来自西方,我们在引进现代商法新理念的同时也要敢于吸收来自传统的一些精华。
四、“严守秩序”的精神。
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的“礼”是一种差别性的规则体系。道德仁义,非礼不成; 教训正俗,非礼不备; 分争辩讼,非礼不决;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宦学事师,非礼不亲; 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可见,“礼法”作为一种伦理秩序体系,它建立在宗法结构基础上,具有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特点。周礼强调“亲亲、尊尊”的原则,并要求人们践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的原则,要求下级臣民必须服从上级统治者,决不能犯上作乱。从本质上讲,“礼法”所体现的就是以宗法家族为本位的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族、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模式。在这种礼治秩序下,个人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社会性的存在物。社会个体的思想、感情、态度、行为与个性,都被置于家族纲常名教的规范体系之中。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古代的“礼法”实际上说的就是一种对秩序的维护。“礼”讲的就是秩序的问题。这种对“礼”的遵从和维护实际上就是对秩序的维护。秩序是法的基本价值之一,它的存在是一切活动的前提基础。秩序的观念寻求的是一种宏观的顺畅和有序性,要求法律调整的对象规整划一,良好秩序的形成有赖于法的指引与规范。晋商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特别重视对秩序的维护,他们所制定的一整套店规制度实际上就是重视秩序的体现,这些店规制度为晋商的经营活动营造了良好的秩序氛围。晋商在票号的业务管理过程中,资金由总号统一调配,分号按总号授权分工负责。账目有严格的审核制度。票号放款有具体而又严格的限制,不许囤积货物,不能随意贿赂官吏,经营态度要好,不能慢待客户。晋商在员工的管理方面,也有一套严格的方法。量才录用、规范管理制度。比如每个伙友进票号必须有举荐人,一旦有差错举荐人要负连带责任。同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比如伙友三年不能请假、不准浪费、不能吸食鸦片、严禁赌博等。对于以上号规,如有违规者,不论身份职务有多高,一律严加处罚。对财东的行为也有严格限制,如不能在号内食宿、借钱和指使号内人员为其办事,也不能保荐学徒或干涉号内用人事宜,东家不能用票号名义在外活动等,这一规定从制度上保证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彻底分离。此外,晋商还建立了一套较为严格的监督制度,以维护市场秩序和商民利益,凡此种种。
上述晋商对秩序重视的做法,对现代商法理念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在商法的基本原则中,应强化商事主体原则,体现为对商事主体的严格法律规定上。具体包括三项内容:
商事主体的类型法定、商事主体内容法定、商事主体强制登记。同时,“严守秩序”的精神对提高行业协会的自治权以及规范市场经济的秩序方面等都有所启发。
五、“效率优先”的精神。
众所周知,“效率”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晋商在经营的实践中就非常重视效率。“效率”实际上就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价值极大化”或“以价值极大化的方式配置和使用资源”。我们知道,人是理性的动物,人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总是努力使自己的满足得以最大化,而一种理性的法律制度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人的这种本性,促进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最有效配置。可见,在利益的分配中,若能实现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就表明法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5]晋商先进的经营机制保证了商号运营的高效率。这种具有强大动力和约束力的商业经营机制把责、义、利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商号内部各级员工彼此信任度较高,家族式企业的特殊关系减少了群体内成员之间交际和沟通的成本,提高了企业的运转效率。同时,商号内部成员优良的个人素质也是保证商号高效运转的一个关键。据资料记载,晋商对于人员的素质要求非常严格,狠抓业务能力的培养,努力使自己的职员练到嘴稳手勤。由于职员的个人素质高,晋商也由此建立了良好的商业形象,赢得了广泛赞誉,并极大地激发了整体效率的提高。此外,晋商灵活的经营方式也是其提高效率的一个制胜法宝。
晋商很注重捕捉商机,在制定经营决策时往往能做到知于前、行于先,出奇制胜、左右逢源,使自己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及时了解各地市场行情、需求变化以及营业状况后,他们能够适时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这大大提高了商业运转的效率。
晋商的这种“效率优先”的精神对现代商法理念有较大的影响。现代商法也讲效率优先,但主要体现为交易的简便性和迅捷性。若将晋商“效率优先”的精神与现代商法中所涉及的效率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取长补短,这必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现代商法制度体系。
晋商精神引领了晋商的经商谋略,打造了晋商的经营之道,是中国商业史上的骄傲。作为曾经盛极一时的晋商留给后人太多有价值的精神财富,怎样汲取这些财富为我国现代商法的发展与进步服务,这将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所做的探讨只能算是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 赵肖筠。 晋商文化之法价值探微[J]。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4) : 110.
[2] 王星。 晋商精神的法理价值分析[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12,( 3) : 110.
谁为你买单
本书通过对最重要却最易被忽视的买单关系――老板与员工的关系进行梳理,一方面促使员工理性认识企业,工作和老板,重视买单人,抱持感恩心态,对得起被买单的价格;另一方面提出一系列如何卓越工作的实用理念,帮助员工正确提高自己被买单的价格。
阳光心态
阳光心态是积极,知足、感恩、达观的一种心智模式。作者应用现实生活中的大量案例,和读者分享了有关阳光心态的一些主要思想。具备阳光心态可以使人深刻而不浮躁,谦和而不张扬自信而又亲和,帮助读者缔造自我内心和谐,家庭和谐以及团队和谐。
忠义的资本
晋商在自己的会馆,借助供奉关帝,将诚信上升为患义,实在是巧妙地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成资源,构建了自己的免疫系统。晋商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的中国第一商帮,是因为它具有制度创新的大智慧,而不是仅仅靠个人的商业奇才,商战中的机巧智谋之类。
作者简介:
张亚勤,博士,现任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主席,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负责微软公司在亚太地区的研发,技术战略和业务。
张亚勤是通信和软件领域世界级的科学家。他于1999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担任首席科学家,在2000-2004年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2004年晋升微软公司资深副总裁,回到微软总部掌管微软全球移动及嵌入式产品windows Mobile以及windows CE平台。他是领导微软进入PC之外市场的核心领军人物。1997年,年仅31岁的张亚勤博士被授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称号,成为该协会100年历史上获得这一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他拥有60项美国专利,发表了500多篇学术论文和专著。张亚勤是很多高科技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参与过多种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是全球20所大学的校董或名誉教授。他是美国杰出华人组织“百人会”的成员积极推动中美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交流。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张亚勤博士近年来在IT研发,产业趋向及企业管理等方面的心得与思考,展现了他对创新的理解及对时下中国乃至全球IT产业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的独到分析。不仅如此,作者还不吝与读者分享他在人生路上的点滴感悟,一颗赤诚的中国心跃然于字里行间。相信每位读者都会从中受益匪浅。
评论:
张亚勤领会了勤奋和承诺的真正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任何成功都离不开辛勤的工作,他的成就对大家无疑也是一种巨大鼓舞。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由张亚勤博士带领的微软中国研发团队所做的工作是令人惊奇的。
社火活动最源于先民对土地神和火神崇拜。古代把土神和祭土神的地方和祭礼过程叫做社。自古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人们对于土地能长出养活人的庄稼五谷这一现象产生恐惧进而感激以至于顶礼膜拜的时候,便产生了社火活动的原始形式――社祭。顾颉刚先生认为社为土地之神,上至天子下到普通百姓都以社神为信仰,每当秋去冬来的时候,先民们便备好丰富的祭品,杀猪宰羊祭祀社神和祖先。在这个时候,劳作一年的人们进入农闲,于是他们便头戴花翎,花脸纹饰,载歌载舞以示庆祝,这就是最初的社火。《辞源》说社火为:“节日迎神赛会所扮演的杂戏、杂耍”。社火一词始于宋代,宋朝人范成大解释:“民间锣鼓,谓之社火”。社祭活动中出现了“琴瑟击鼓”的场面,社祭的场所已经突破了统治阶层所设置的梗桔,而成为民众聚会的一个场所,祭祀己经成为一个民众性的节日,社神由过去的周王的保护神变为各诸侯国以至每个家庭和民户的保护神,社祭已不再是单纯的对于神的祈祷而成为了一种民间娱乐活动,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社火舞蹈。
1.当地文化和贾村社火舞蹈的关系
1.1贾村民俗文化介绍
贾村民间流传着“每年一小赛,十年一大赛”的传统。贾村还保存着自明代相传的《周乐星图》赛社礼乐用本,该本依照宋元旧规,按宋徽宗“大晟”礼乐规制,记录着由“四十大曲”而来的队舞队戏以及宋元杂剧。直至清末民初,贾村赛社历代相承,各届赛社均由当地“乐户”承应伎乐,演出队戏、院本、杂剧。在活动中,乐户穿戴的服饰样式特殊,头戴七折八扣小帽,箍以额翼(又称花抿),上插雉尾,象征翼星崇拜;身穿前短后长的“龙褂”,从前面看似马褂,从后面看又像长袍,或穿有领无袖的“开氅”。赛社乐户的传承多为家传口授,平顺西社村王家至今仍有乐户的后人执业吹打,1985年山西省文化厅对此项活动进行录像时,王家献出遗存的杂剧抄本,并由第四代传人王福运口授了院本《土地堂》,对赛社文化遗存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也有学者在考察中搜集了一些文字和实物资料,并对当地乐户做过深入的调查,对于贾村民俗文化向外界的展示与传播意义重大。
2.作用
2.1贾村社火舞蹈对当地文化推进作用
2.1.1申报“非遗”对贾村社火舞蹈的影响
200年潞城贾村社火文化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中国社火文化“活化石”;随后引发了当地政府官员、学者、当地赛社活动组织者和当地村民们更进一步的关注。由于当地政府对当地文化的重,所以在元宵佳节都会举办民俗文化活动而贾村社火舞蹈活动往往是这个活动的重头戏。以前是村民自己集资推向市场,申报后由政府跟企业赞助,而村民自己集资推向市场,申报后由政府跟企业赞助,而村民也会以这样方式得到报酬。无论社会怎样变化,在这些庙宇中祭祀只有在封建社会才会有官方参与,从封建社会结束后,几乎祭祀没有官方的参与和授意。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及其对人们思想的松绑,1996年后,每年正常进行社火活动。我认为重要原因也在于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大家也开始对社火舞蹈进一步了解,“官方”也开始参与研究。
在当地政府大力挖掘传统民俗文化中,他们还高度重视特色民俗对旅游业和民众教育的促进作用。加强了当地名胜古迹保护,并且投巨资打造一些具有当地特色民俗文化的旅游项目,促进了当地人民的收入。2009年,潞城市被评定为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并且这几年当地政府通过不懈的努力正积极准备申报中国“迎神赛社”文化之都,打造中国孝道文化之乡。
民俗的发生发展过程,总是受到当地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文化水平制约的。它既要以民族物质文化状况及思想认识水平为基础,又充分表现着其物质文化的文明程度,特别是思想认识的发展程度。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历史上以农耕经济为主,只是到了明清时期,晋商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时票号钱庄遍布各地,大有成为金融霸主之势。他们为山西带来经济的富足的同时也将各地文化引入山西。在晋商的推动下,山西人的物质文化水平与思想认识水平都有相应的提高,而这种先知先觉的思想觉悟又深深的影响着社火舞蹈的传播与发展,它为社火舞蹈适度的创新和观赏性的提高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
2.1.2“非遗”后,由于贾村社火舞蹈的出现,带动了其他民俗文化的繁荣
潞城市每年都会在元宵节当地举办具有当地民俗文化艺术展演活动,每个乡镇都会有自己当地的文化活动,在2013年的活动时,刚开始由100多名潞城市退休老干部组成的表演方队最先入场,也拉开了历时3个小时文艺活动的序幕。接下来店上镇的百狮闹春表演队,翟店镇的民间社火表演队,微子镇的群龙迎春方阵,合室乡的旱船表演队,潞华办事处民俗仿古旗队和具有传统民俗的经典剧目――社火《水漫金山寺》等等,都使得当地文化在推进,而这些文化在推进的同时也出现了问题。
记得曾经看过一些材料中有这么讲,一个具有特色的文化的传承不是说它有多久的历史有浓厚的影响力,但是它要保持生命力,就得必须注入新鲜血液,如果一味的拘泥于前人的成果,很容易阻碍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这种说法以前我一直觉得都有理,可是现在不得不思考,究竟怎样才是文化的传承。无论人们主观是否愿意,流传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会随之改变的,这个改变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而转移的!
2.1.3(三)“非遗”后,让当地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我们应该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本来就存在着各种问题和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例如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对物质、精神文化的需要和传统生存方式、优越的城市化生活与农村生活的贫困单调等,以西方文化为基因的都市文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使中国仅存的传统民间文化和艺术受到侵蚀。同时,这样的状况使民间艺术的生存、保护、继承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人们保护民间社火这种民间文艺,除了发挥政府和文化部门的职能、研究保护措施、加大投资力度外,更应注重对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弘扬和倡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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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商帮经济的发展繁荣
我国商帮历史悠久,曾经出现过一些著名的商帮,如晋商、徽商、甬商、鲁商、潮商等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商帮经济又开始出现并日益繁荣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新型商帮文化。如浙商著名的“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勤奋吃苦精神;徽商多儒商,诚信仁义;晋商俭约自律、诚信不欺;上海商人精明、谨慎;苏商主张实业为主,商贸为副,强调信誉为本,精细作业;温州商人喜欢外出经营找市场,做生意先从小处入手,善于推销;鲁商务实、精明、忠心、谨慎;豫商出自商业发源地,热情、忠厚、诚信;闽商眼界开阔,富于冒险进取;粤商市场敏感性强、接纳和包容性强、讲求实效和稳健、注重实干和苦干等等。
2006年5月,首届中国商帮峰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浙商大会、徽商大会、闽商大会、潮商大会、豫商大会等各大商会组织的大会接连召开,逐渐赢得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从而获得显著的社会影响力及社会地位。学者们也开始探索各自地域人文因素对于商人品格的形成和企业发展的影响。当今商帮呈现出一个新特点,即不局限于原有的地域而遍布天下,其发展对于其发源的地域经济所产生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在学术领域也日益受到重视。
商帮经济的反哺现象
当今,许多商人在异地发展起来后,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回报家乡。据调查显示,浙江省在外从事商贸流通业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的产品70%以上产自浙江,估计年营业额在2500-3000亿元,约占省内相关产业产出的30%,而原料、货源出自浙江或产品返销浙江的比例也相当高。同时,浙商“反哺”浙江的形式也日趋多样化。
在中原,也树起了豫商的大旗,河南省有关政府部门专门成立了豫商联合会,与海内外各地豫商联系紧密,每年定期在河南各地市轮流召开豫商大会,加强各地市和省内外豫商的联系,以各种优惠政策和高效的办事作风吸引海内外豫商集聚中原,参会人数逐届增多,签约项目数量大幅增加。
商帮经济对地方经济的反哺机理分析
伴随外地商帮反哺现象的增多,反映出纯粹地域概念的“xx经济”正在向基于网络的“xx人经济”转化,这种变化反映出新的商业价值观对狭隘的地域概念的突破,营造出新的开放动力机制。地域概念是静态的、稳定的,而“人”是动态的、发展的,众多的本土籍商人走出去参与外部经济循环,其流动性带来了本地商业文化和思维模式的异地复制,获得了成功后又通过反哺而创造更为广泛的商业网络,促进本土经济的发展。
从古至今,“乡情”都是永远割舍不掉的情结。首先,本土商人走出家门,艰苦创业,在思想上带着文化的烙印,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其聪明才智,展示家乡的形象,并可带出去一批创业者,为更多的家乡人就业提供机会。根据浙江省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的调查统计,目前浙江在外省(区、市)创业人员约400万人,创办各类企业9万余家,累计投资额5320多亿元,年营业收入超过1万亿元。即浙商每年在省外创造的财富,已经相当于浙江省2005年全年的GDP。其次,本土商人走出去,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土产品的输出,一方面可以把外地的信息、技术、管理经验传递回家乡,促进本地企业的进步与升级,甚至直接成为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最后,本土商人走出去可以作为重要的联系平台,为本土政府进行招商引资和更多本土企业到外地投资发展牵线搭桥。因此,“xx人经济”的发展,对于本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政府发展商帮经济的对策建议
当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合作共赢已成为竞争的新趋势,联盟成为新的战略价值取向。由上述分析可知,“xx经济”的立足点在地域,而“xx人经济”的立足点在“人”,“xx人经济”突破了传统地域经济所依靠的个人关系网络资本的封闭性,这会实现商帮经济与本土经济的双赢。因此,政府应本着发展“xx人经济”的开放新思维,鼓励资金、技术、人才大胆“走出去”,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更要“引进来”,引入更多的资本、项目和合作的商机,以人的发展促进地域的发展。
政府发展商帮经济的主要方式是一方面鼓励省内的企业走出去,创造效益,塑造品牌。一方面通过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及优良投资环境的构建,促使已经外迁的企业通过回迁、开办子公司、项目输入等方式回报家乡,具体对策如下:
第一,建立企业家数据库。政府应搜集省内外本籍商界人士的具体情况,包括企业的产品和市场情况、所属行业类别、企业家的创业历程等,分析其所属产业结构及特点,建立数据库,为资金、项目、产业链的资源整合奠定信息基础。
第二,促进省内的企业走出去。支持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到省外乃至国外进行投资、贸易和其他经济合作,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创造效益。帮助其解决融资、人才、技术、信息、管理等发展障碍,加大推介和宣传力度,强力塑造商业品牌。尤其是对具有本省特色的产业集群进行品牌塑造,树立形象。
参考文献:
1山西旅游资源的劣势
山西旅游资源最大的劣势在于旅游资源中自然资源的相对薄弱。山西地处内陆,远离海岸,缺乏沿海省市温暖湿润的良好气候条件,夏季炎热,冬季漫长寒冷,一年之中适宜旅游的时间不多,这是地理环境给山西旅游资源造成的先天不足。目前,山西旅游资源的主体部分是人文资源,我省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居全国第一位,古代寺观、古代石窟、明清民居、古战场、古代名人遗迹是山西最主要的参观景点。山西最近几年推出的三大旅游品牌:晋北佛教古建筑文化游、晋中晋商大院文化游、晋南黄河根祖文化游都以人文资源为核心。与此相比较,山西的自然旅游资源数量少、名气小,远远不及人文旅游资源的情况。较著名的自然景区只有芦芽山、太行大峡谷、蟒河等几处,而且它们在省外的知名度远远低于平遥古城、云冈石窟,五台山寺庙群等景区。经过几年的集中宣传,山西旅游业已经打响了“文化牌”,使外界对山西旅游区的文化内涵有了初步了解。但与此同时,也使人们对山西旅游区产生了一些误解,以为到山西旅游就像是古人“游学”一样,山西就是一个看文物的地方,没有什么自然风光可看。山西人文旅游资源数量很大,但其中许多文物对普通游客吸引力不大,这也是山西旅游资源的一大劣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是山西人引以为荣的一句话,而实际上对大量的游客而言,五千年的历史有些太遥远了,反而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山西数量众多的古建筑、古壁画、雕塑等都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但对它们的欣赏也需要一定的艺术修养和专业知识。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可面对这些静态的文物,外行连点热闹也看不上。山西旧石器文化遗址数量居全国第一,新石器、夏代以后的著名遗址也很多,但它们多数埋于地下,在地表几乎什么都看不出来,普通旅游者对它们兴趣都不大。山西的戏曲文物十分丰富,但其中的碑碣、壁画、墓葬中的砖雕等一般都形体较小,不太引人注意,而现存的古戏台多为独立存在,作为旅游景点吸引力也不强。山西的长城总长度很长,跨越的年代也久,但大部分长城都损毁严重,缺乏景观价值,作为旅游资源来开发很难有什么效果。山西的各类旅游资源的区域分布分散,不利于集中参观。山西较为知名的景点主要有晋祠、五台山、壶口瀑布、云冈石窟、平遥古城、皇城相府等。它们散布于全省各地,很多景区都距离省内中心城市较远,相互之间也距离遥远,难以组织旅游线路贯穿起来。壶口瀑布、五台山等景区交通状况还不太好,众多中小景区的分布更为分散,并且交通、服务设施都不够完善。可入性差,“旅多游少”成了在山西省旅游的过程中常见的现象。游客经过长时间的旅途劳累后并不能见到太多的参观内容,这就会使游客觉得付出多而收获少,降低景区的吸引力。山西旅游资源的总量很大,但种类少,相似性强,雷同现象较为突出。山西的景点中大量的是寺观、祠庙、民居之类,尽管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中有许多国宝级文物,但游客们参观多了之后也会感到乏味。晋中的晋商大院依靠群体优势建立了较高的知名度,但就个体来说却发展不平衡,游客不可能在一次旅游中参观多个大院,一些知名度较高、交通便利的大院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而另有一些大院已陷入经营困境之中。大量雷同景点的开发、宣传分散了财力与智力,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旅游精品的产生。超级秘书网
2应对措施
面对山西旅游资源存在的这些劣势,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应对措施:2.1加强对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宣传由于山西拥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在过去的开发与宣传工作中,我们过多地关注了人文资源,对自然资源较为忽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人文资源都适合于大众旅游,有些人文资源的勉强开发不仅难于收到很好的经济效益,还可能导致对文物的破坏。另一方面,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生态旅游正在兴起,成为目前最受欢迎的旅游项目,对自然资源的开发需要进一步加强。山西自然旅游资源的薄弱只是相对人文资源而言的,实际上,山西并不缺乏灵山秀水,只是缺乏很好的开发罢了,芦芽山、庞泉沟、蟒河、历山等自然保护区风景秀丽,各具特色;太行大峡谷、太行水乡等景区都有已初具规模;省内各地可开发的自然景观仍然很多。除开发之外,还要加强对自然景观的宣传工作,“黑煤”、“黄土”是人们对山西传统的看法,我们要力图改变这一负面形象,在省内外塑造“绿色山西”的新形象。2.2加强旅游资源开发的科学性与针对性在对各类旅游资源的开发中,我们必须合理规划,有效利用资源。山西众多的景区都采用了垒起围墙收门票的简单方式,对景区进行低层次的浅表性开发,靠资源吃饭,是典型的低水平运作;一些景区是盲目乐观、盲目开发,未进行科学的市场预测就开始一厢情愿地大量投资,很可能得不偿失;一些急于求成的开发者则不惜对文物、自然环境的破坏,进行破坏性开发。以上几种情况都是对资源与资金的极大浪费。面对丰富的资源,我们应该本着保护第一的原则,遵循经济规律,对那些景观效果好,知名度较高、开发难度小的资源进行科学的市场预测,确立自己的客源目标,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开发与宣传。对一些暂时不适宜开发的旅游资源,我们要作为潜在资源加以保护。一哄而上,遍地开花的开发,必然会使当地的旅游失去重点并导致景点间过分激烈的竞争,不利于旅游业的整体发展。2.3加强交通建设和旅游线路的组织山西的铁路交通较为发达,高速公路建设居全国前列,航空相对滞后,而制约旅游业发展的关键是中心城市与旅游景点之间的公路交通。因此,建设高等级旅游专线公路是改善山西旅游交通的主要任务。在公路建设的同时,公交系统要及时开通通往景区的公共交通线路,以方便游客的出行。在旅游线路的组织上,我们要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改变目前以市(地)、县各自为战,独立组织旅游线路的状况,整合旅游资源,更为科学地组织省内旅游线路。同时,要把山西各景区融入整个华北、乃至北中国的大视野之中,把它们当作北方文化、北国风光的一个部分,积极与外省的景区、旅行社合作,使处于山西省边界附近的云冈石窟、壶口瀑布、太行大峡谷、蟒河等景区能与周边的内蒙古、陕西、河北、河南等省区的景区组成新的旅游线路,吸纳更多的客源。2.4加强多品种的旅游产品开发山西旅游资源的劣势之所以会较大地影响山西旅游业的发展,这与山西旅游产品的单一性密切相关。长期以来,观光旅游几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乎是山西唯一的旅游产品,生态旅游还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开拓思路、开发新的旅游产品是应对山西旅游资源劣势的重要对策之一。除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外,随着人们旅游意识的增强,旅游将日趋日常化、郊野化,短线旅游将成为发展的主流。在这种背景下,发展省内游、假日消闲游大有市场,消闲旅游能够为知名度不太高而自然风貌保持较好的景区提供较稳定的本地客源。面对山西漫长的冬季,条件适宜的景区可以开发冬季观光旅游及滑雪、滑冰等体育旅游产品。倚托长城、古关隘等景观可以开发古战场旅游;倚托黄崖洞、大寨、西沟等景区可以开发红色历史旅游;倚托汾酒厂、老陈醋厂、煤矿等可以开发工业旅游。此外,探险旅游、考古旅游、会展旅游等产品都可以积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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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悠久文化,犹如一脉涓涓细流滋养着华夏民族,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营养剂,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如何在恢宏的中国历史文化画卷中,找寻时展的契合点,将是我们不懈努力的目标。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企业的兴衰成败事关国家建设的成败,而纵观历史,虽然中国历朝历代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也不高,但在中国历史上,晋商、徽商、闽商一系列商帮却留下了他们的印迹,这些商人团体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支撑他们的精神力量源泉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文化具有传承性,作为新时代的企业又能从传统历史文化中学习什么对企业发展有意的东西呢? 笔者通过个案分析中国优秀历史文化对农业银行企业文化的影响,以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提供一个思考角度。
1 中国优秀历史文化对现代企业的启示
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积淀着极其丰厚的文化资源。新形势下的企业,要探索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 就不能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扬弃,不能用割断历史的方式去建立所谓的企业文化,要充分领会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中国的企业文化在与国际交流中最有生命力的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那部分。要想发展、繁荣中国的企业文化,需要我们把好的传统继承下来,并在实践的过程中创新,实现文化的对接和超越。”[1] 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儒家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儒家学者提出的仁义礼智信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有三层含义:仁者,仁义也,指与人相处时,能做到融洽和谐,互相关照;仁者,易也,指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做事为人为己;仁者,爱人也,指要关爱他人,儒家仁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对于现代企业的启示意义在于,在企业发展中重视人的价值,构建和谐的用人环境,使员工能够感受到企业的关爱和尊重。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义以尊贤为核心,儒家在强调义的同时,也关注利,但对利的获取提供了限定,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家的义利观对于现代企业的启迪在于,一方面企业在选拔人才时要将品德放在第一位,以贤、能作为人才衡量标准。另一方面,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要诚信、合法经营。礼,可理解为礼节、礼仪,既可指待人接物的规矩,也可指社会组织的规范,具体到企业就是要建立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只要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才能促进企业的有序运作,将个体的行为加以约束,使其有章可循,对企业内部可以实现公平公正,对企业外部可以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智,是非之心,智也,意指一个人能够明辨是非,理清事物的来龙去脉,而要想做到此,必须具备很高的知识素养,儒家智的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就是要让企业重视员工知识水平的提升,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力度,使员工树立终身学习的目标,以发挥知识生产力的作用。信可取信任、诚信之义,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它可以降低人际交往的成本,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培育员工之间的信任,也要培育员工对企业的信任,只有培养起信任,才能够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对企业的忠诚,此外诚信是企业做强做大的不二法宝。在中国历史文化思想中,仅次于儒家的是道家思想,道家认为自然界万物处于经常的运动变化中,其运行有特定的道,即规律可循,要顺乎自然,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运用到企业建设中,就是企业要根据自身的特点,遵循企业发展的普遍规律,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也即将个性与共性统一于企业建设中。此外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曾经有过重要影响的法家,他们主张“合群”的思想,荀子在《荀子·富国论》中指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2]。由此在现代企业中要培养员工的团队合作精神。法家的其他代表人物先后提出了势、法、术的思想,势就是权力、权威;法,指法律、法制;术,指办事、用人的方法和艺术,这些丰富的治理国家的对策放到企业中同样适用,企业领导要树立权威,企业要制定法律法规,在用人方面要讲究方法。法家还把历史看作变化的过程,企业也要审时度势,不能墨守陈规。总之,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深入探讨其价值,大到国家、小到企业都大有裨益。作为金融企业的农业银行要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属于农业银行自己的企业
文化。
2 农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管窥
经济学家曾经指出“对于一个企业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点非常重要,一流企业的发展和创新靠的是先进文化;二流企业依托产品的营销;三流企业则只盯着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这就告诉企业管理者要转变思路,将企业文化建设放在首位。近年来,农业银行已经开始关注和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 但在构建完整的企业文化体系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对企业文化建设不够重视,一方面企业工作重心倾斜于经营指标的完成,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视度不够;另一方面,片面理解企业文化,错误的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休闲娱乐和文艺消费,以节庆活动来替代企业文化建设。第二,缺少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企业文化建设需要遵循科学的理念,与企业发展的总体战略相吻合,然而农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理念模糊,目标定位欠准确,致使员工所认同的核心价值观游移不定,难以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向心力。第三,管理过程中个别领导存在作风,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意志实施管理,脱离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导致企业人心涣散、人才外流现象曾出不群,给企业发展带来隐患和风险。第四,企业文化共识有待形成。企业文化塑造的是企业自身形象,只有对外形成统一的企业文化共识,企业才有团结奋进的动力,然而企业对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制度认识不足,使有效的企业文化体系滞后于企业发展[3]。总之,企业必须正视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包含许多具有启示性的文化建设因子,企业应大力挖掘这一文化资源服务企业文化建设。
3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引领农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路和策略
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重要部分,更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21世纪,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的竞争。企业文化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基石和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如何利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建设农业银行企业文化:第一,以诚信构筑农业银行企业员工的核心价值观。晋商主要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而票号就是古代的银行业,晋商之所以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他们的成功源自于晋商所构筑起的以诚信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农业银行作为服务三农的重要商业媒介,必须以诚信作为员工的核心价值观,保证农业资金高效、有序的流向农村经济建设。第二,以人为本作为农业银行企业管理的宗旨。以人为本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因子,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强调创造一个自我学习、自我激励的企业环境。农业银行企业要做到以人为本:首先,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指出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实现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关键都在人,所以企业要重视人的作用。其次,企业用人制度要充分考虑到员工的个性习惯,承认员工个人需求,尊重员工个人价值和尊严,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将个体的利益与企业的长远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因为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自己的利益有关,只有满足个体的差异化需求,才能调动员工积极性。最后,农业银行企业要培养一种亲密和信任的企业氛围。信任是沟通的桥梁,也是员工通力合作的资本,只有建立起员工亲密、信任的关系,才能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农业银行企业作为服务性企业,员工的对外形象对企业发展至观重要,而员工的形象地塑造来自于他们对企业的认同度,而认同度是构筑于员工对企业的感受之上的。第三,进取、敬业、群体的农业银行企业精神。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农业银行企业要具备强烈的开拓精神,要有敢为天下先的雄心壮志,成为引领中国金融业健康发展的翘楚。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主张人在一生中要始终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农业银行作为企业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本着回馈社会的高度信念,真正成为同行业敬业的楷模。在荀子思想中,群是很重要的概念,他指出人们要生活得好些,有必要合作互助,正所谓“一则多利,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由此可见群体的重要性,农业银行企业要在不断扩充业务的征程中发扬群体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商战中发展壮大,独领。第四,制定严格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并强化制度的落实。在儒家学说中,礼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概念,它指礼节、礼仪,又指社会行为准则,在这种意义上,礼的功能就是调节,使无序的社会变得井然有序,“礼”在农业银行企业的延伸中就是科学、规范、严格的企业管理制度,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企业的正常运转,职工的合法利益离不开完善的管理制度,农业银行企业在在其发展过程中要根据企业自身特点,以激励员工为宗旨,建立高效的企业管理制度,并采取各种措施使其内化于员工的思想认识,进而指导员工行为实践,外化于企业外部形象,全方位提升农业银行企业服务水平。第五,因势利导,顺应外部环境变化适时调整企业文化。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提倡 “穷则变、变则通”,而中国历史中的儒、道、释三家不断交流、碰撞,汇聚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中的变通对农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也有很大启示,就是企业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充分吸取中、西方先进的企业文化理念为我所用,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在信息瞬息万变的时代中站稳脚跟。第六,农业银行企业要传承其发展历程中所累积的文化资源,让农业银行发展的厚重历史积淀成为指引其深入发展的指路明灯。企业文化决定了企业发展理念、价值观念、人文精神的群体心理认同[4], 这种在共识形态下的文化渗透能够提高企业员工主动为企业着想,敢于承担责任, 勇于接受困难和挑战的积极性,并对自身存在的不足加以修正。总之,员工们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企业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时时处处维护企业声誉和形象,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合力,这就是企业文化的魅力所在。
综上所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为农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大量可资利用的积极文化因子,充分利用这些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农行企业文化,一定会推动企业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商业文化论文集[C].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