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管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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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无菌物品污染原因分析

1.1不符合前期处理规范的物品进入无菌间

1.1.1临床科室个别护理人员，因缺乏消毒灭菌专业知识，不熟悉待灭菌物品的质量标准，从而造成包装材料选择不当；包布未严格执行一用一清洗；敷料包、器械包体积超标；包装过紧；器械桶内存放物太多等，都将影响到冷空气的排除和蒸汽的穿透。

1.1.2临床科室未能严格执行消毒技术规范的要求，使用过的器械未进行初步消毒；带有血迹、污渍的器械未经处理；对特殊污染器械不做标记等，这些因素很容易造成严重污染，严重影响灭菌的效果。

1.1.3灭菌物品装载量不正确。物品装载量过多影响了蒸汽的顺利流通，装载量过少造成小装量效应，同样也达不到良好的灭菌效果。

1.1.4灭菌过程中未能提供饱和蒸汽，或气源压力过低、过高，均会影响灭菌效果。

1.2无菌室内无菌物品污染原因

1.2.1环境质量不达标。无菌室内空气、物体表面等细菌数不符合微生物学监测标准，温、湿度超标，主要原因是没有严格按要求清整室内环境卫生，紫外线空气消毒没有按规定照射时间完成。

1.2.2无菌物品储存、发放操作不规范。工作人员执行规章制度不严，未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原则，未洗手、未进行二次换衣、换鞋、戴口罩即进入无菌室；无菌物品存放柜未按规定摆放、消毒；运送无菌物品的下送车及下送篮未按要求消毒擦拭；运送途中送物车密封不严等。

1.2.3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工作人员的无菌观念淡漠，物品出锅时未进行严格的查对；掉落在地上的无菌物品没有视为污染的物品而被发出，潮湿物品包没有及时退还消毒间而被发出。

篇2

前言

土壤重金属污染是指由于人类活动将金属加入到土壤中，致使土壤中重金属明显高于原生含量、并造成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的现象。加之重金属离子难移动性，长期滞留性和不可分解性的特点，对土壤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同时食物通过食物链最终进入人体，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日趋受到重视,国家对污染土壤治理和修复的人力，物力的投入逐年增加，土壤污染物的去除以及修复问题,已成为土壤环境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而生物修复技术是近20年发展起来的一项用于污染土壤治理的新技术,同传统处理技术相比具有明显优势，例如其处理成本低,只为焚烧法的1/2-1/3，处理效果好,生化处理后污染物残留量可达到很低水平;对环境影响小,无二次污染,最终产物CO2、H2O和脂肪酸对人体无害，可以就地处理,避免了集输过程的二次污染,节省了处理费用，因而该技术成为最有发展潜力和市场前景的修复技术。

1.污染土壤生物修复的基本原理和特点

土壤生物修复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土壤中天然的微生物资源或人为投加目的菌株,甚至用构建的特异降解功能菌投加到各污染土壤中,将滞留的污染物快速降解和转化成无害的物质,使土壤恢复其天然功能。由于自然的生物修复过程一般较慢,难于实际应用,因而生物修复技术是工程化在人为促进条件下的生物修复,利用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去除土壤中石油烃类及各种有毒有害的有机污染物，降解过程可以通过改变土壤理化条件(温度、湿度、pH值、通气及营养添加等)来完成,也可接种经特殊驯化与构建的工程微生物提高降解速率。

2.污染土壤生物修复技术的种类

目前,微生物修复技术方法主要有3种:原位修复技术、异位修复技术和原位-异位修复技术。

2.1原位修复技术：

原位修复技术是在不破坏土壤基本结构的情况下的微生物修复技术。有投菌法、生物培养法和生物通气法等,主要用于被有机污染物污染的土壤修复。投菌法是直接向受到污染的土壤中接入外源污染物降解菌,同时投加微生物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通过微生物对污染物的降解和代谢达到去除污染物的目的。生物培养法是定期向土壤中投加过氧化氢和营养物,过氧化氢则在代谢过程中作为电子受体,以满足土壤微生物代谢,将污染物彻底分解为CO2和H2O。生物通气法是一种加压氧化的生物降解方法,它是在污染的土壤上打上几眼深井,安装鼓风机和抽真空机,将空气强行排入土壤中,然后抽出,土壤中的挥发性有机物也随之去除。在通入空气时,加入一定量的氨气,可为土壤中的降解菌提供所需要的氮源,提高微生物的活性,增加去除效率。

2.2异位修复技术：

异位修复处理污染土壤时,需要对污染的土壤进行大范围的扰动,主要技术包括预制床技术、生物反应器技术、厌氧处理和常规的堆肥法。预制床技术是在平台上铺上砂子和石子,再铺上15-30cm厚的污染土壤,加入营养液和水,必要时加入表面活性剂,定期翻动充氧,以满足土壤微生物对氧的需要,处理过程中流出的渗滤液,即时回灌于土层,以彻底清除污染物。生物反应器技术是把污染的土壤移到生物反应器,加水混合成泥浆,调节适宣的pH值,同时加入一定量的营养物质和表面活性剂,底部鼓入空气充氧,满足微生物所需氧气的同时,使微生物与污染物充分接触,加速污染物的降解,降解完成后,过滤脱水这种方法处理效果好、速度快,但仅仅适宜于小范围的污染治理。厌氧处理技术适于高浓度有机污染的土壤处理,但处理条件难于控制。常规堆肥法是传统堆肥和生物治理技术的结合,向土壤中掺入枯枝落叶或粪肥,加入石灰调节pH值,人工充氧,依靠其自然存在的微生物使有机物向稳定的腐殖质转化,是一种有机物高温降解的固相过程。上述方法要想获得高的污染去除效率,关键是菌种的驯化和筛选。由于几乎每一种有机污染物或重金属都能找到多种有益的降解微生物。因此,寻找高效污染物降解菌是生物修复技术研究的热点。

3.影响污染土壤生物修复的主要因子

3.1污染物的性质：

重金属污染物在土壤中常以多种形态贮存,不同的化学形态对植物的有效性不同。某种生物可能对某种单一重金属具有较强的修复作用。此外,重金属污染的方式(单一污染或复合污染)，污染物浓度的高低也是影响修复效果的重要因素。有机污染物的结构不同,其在土壤中的降解差异也较大。

3.2环境因子：

了解和掌握土壤的水分、营养等供给状况,拟订合适的施肥、灌水、通气等管理方案,补充微生物和植物在对污染物修复过程中的养分和水分消耗,可提高生物修复的效率。一般来说土壤盐度、酸碱度和氧化还原条件与重金属化学形态、生物可利用性及生物活性有密切关系,也是影响生物对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效率的重要环境条件。

3.3生物体本身：

微生物的种类和活性直接影响修复的效果。由于微生物的生物体很小,吸收的金属量较少,难以后续处理,限制了利用微生物进行大面积现场修复的应用，

植物体由于生物量大且易于后续处理,利用植物对金属污染位点进行修复成为解决环境中重金属污染问题的一个很有前景的选择。但由于超积累重金属植物一般生长缓慢,且对重金属存在选择作用,不适于多种重金属复合污染土壤的修复。因此,在选择修复技术时,应根据污染物性质、土壤条件、污染程度、预期修复目标、时间限制、成本及修复技术的适用范围等因素加以综合考虑。

4.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生物修复技术作为近20年发展起来的一项用于污染土壤治理的新技术,虽取得很大进步和成功,但处于实验室或模拟实验阶段的研究结果较多,商业性应用还待开发。此外,由于生物修复效果受到如共存的有毒物质(Co-toxicants)(如重金属)对生物降解作用的抑制；电子受体(营养物)释放的物理;物理因子(如低温)引起的低反应速率;污染物的生物不可利用性;污染物被转化成有毒的代谢产物;污染物分布的不均一性;缺乏具有降解污染物生物化学能力的微生物等因素制约。因此,目前经生物修复处理的污染土壤,其污染物含量还不能完全达到指标的浓度要求。

5.应用前景及建议：

随着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土壤生物修复技术研究与应用将不断深入并走向成熟,特别是微生物修复技术、植物生物修复技术和菌根技术的综合运用将为有毒、难降解、有机物污染土壤的修复带来希望。为此,建议今后在生物修复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方面加强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进一步深入研究植物超积累重金属的机理,超积累效率与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价态、形态及环境因素的关系。

(2)加强微生物分解污染物的代谢过程、植物-微生物共存体系的研究以及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对污染物的修复作用与植物种类具有密切关系。

(3)应用现代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技术,使超积累植物的生物学性状(个体大小、生物量、生长速率、生长周期等)进一步改善与提高,培养筛选专一或广谱性的微生物种群(类),并构建高效降解污染物的微生物基因工程菌,提高植物与微生物对污染土壤生物修复的效率。

(4)创造良好的土壤环境,协调土著微生物和外来微生物的关系,使微生物的修复效果达到最佳，并充分发挥生物修复与其他修复技术(如化学修复)的联合修复作用。

(5)尽快建立生物修复过程中污染物的生态化学过程量化数学模型、生态风险及安全评价、监测和管理指标体系。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土壤重金属来源复杂,土壤中重金属不同形态、不同重金属之间及与其它污染物的相互作用产生各种复合污染物的复杂性增加了对土壤重金属治理和修复难度,且重金属对动植物和人体的危害具有长期性、潜在性和不可逆性,同时进一步恶化了土壤条件，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加速发展，所以要更好的防治土壤重金属污染还需要广大科研工作者不懈的努力，研发出更好的效率更高的修复治理技术，同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必须加强企业自身的环保意识，提高企业自我约束能力，始终将防治污染积极治理作为企业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把企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降到最低限度，形成全社会都来重视土壤污染问题的良好环保氛围，逐步改善我们的土壤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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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凯峰,温青,石汕.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J].化学工程师,2002,93(6):52-53.

[4]杨国栋.污染土壤微生物修复技术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

[5]张春桂,许华夏,姜晴楠.污染土壤生物恢复技术[J].生态学杂志,1997,18(4):52-58.

[6]李法云,臧树良,罗义.污染土壤生物修复枝木研究[J].生态学杂志,2003,22(1):35-39.

[7]滕应,黄昌勇.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微生物生态效应及修复研究进展[J].土壤与环境,2002,11(1):85-89.

篇3

（一）西澳大利亚

政府在区域综合治理的执行中做出了一些关键决定。首先，执行需要通过对现有机构的各种政策和行动加以协调才能展开。其次，需要建立一个小型秘书处来推进所期望的协调。第三，应该建立优先权。西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体制安排不需要过于复杂，最好利用现有能力安排出更多的管理人员，因此不需要建立新的立法和行政机构。这种协调机制就产生了综合流域管理协调小组，后来由一个称为流域管理办公室的小型秘书处为该小组服务，并且也建立了由具有技术专长的人员组成的技术顾问小组，以便与社区流域小组沟通交流并行工作。

（二）法国

多方参与是法国的环境污染跨域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法国强调多方参与，以增强管理的民主化、科学性与透明度。各级流域机构中除了中央及地方代表外，还吸纳用水者、相关专家等作为其组成成员，如《水法》规定：“应当由国家代表建立一个地方水委员会，以便起草、修正和监督水开发和管理规划的执行。此外，在地方政府的职责问题上，规定:“在每个流域，流域委员会总部所在地的地方行政首长应当指导和协调在该地区国家水资源调度和管理方面的政策，以便促进该地区相关部门和地区对中央权利下放后工作的连贯性和协调统一。”

二、实现区域综合治理联动解决环境危机

（一）草拟京津冀环境行政立法，有法可依

现如今，市场经济日益发展，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环境法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发生了显著的变革,传统的环境行政法律关系在主体、客体、内容方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以环境行政法律关系为基础的环境行政责任制度也随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和完善。我们本着三方联动的理念共同解决环境恶化，提升经济效益。大力加强环保团队的联动建设，引进三方高端技术人才，深入实地考察，开发新型清洁能源，加大执法力度，打击某些偷排企业，揭发“捉迷藏”把戏，做到有法可依。

（二）建立京津冀环境行政协调工作机制

法国环境法典规定：“为履行其职责，生活质量部长，必要时，可以求助于其他部长领导下的部门和机构。”环境行政协助是我国环境行政权一体化的要求。随着环境法的日益完善和发展，纳入环境法的管理对象越来越庞杂，环境管理部门的分工越来越精巧、细密，职能越来越独立，但环境要素是一体的，不可能把它们截然分开，这就需要环境管理部门在环境管理过程中，更加体现一体化的要求，行政体制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是一个分工协作的大系统。行政体系内部给机构实体只是一种分工协作的关系，而非对立关系，各机构的总体目标、总体利益是一致的。必须依法建立行政协助关系，并保证行政协助的方便性、目的性、灵活性。

篇4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的物资生产能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与此同时，环境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工业化过程中，造纸、电力、冶金等重污染行业将继续发展，控制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难度加大；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大量的垃圾与污水不能得到安全处置，地表植被受到破坏；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化肥农药的使用和养殖业的发展将使耕地污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防治任务更为艰巨，威胁农产品安全；在社会消费转型中，电子电器废物、机动车尾气、有害建筑材料和室内装饰不当等各类新污染呈迅速上升趋势；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长期存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粉尘治理任务非常艰巨；转基因产品、新化学物质等新技术、新产品将对环境和健康带来更多潜在风险。

环境污染可以说已经渗透到我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其巨大的危害性，涉及范围的广泛性，社会效应的轰动性而备受关注。如何有效防治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及在发生群体性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况下如何获得法律的及时和合理的救济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案例一

沱江发源于四川盆地北部的九顶山，是长江左岸流域全部在四川境内的一级支流，沱江流域也是四川省内惟一的“非封闭型”流域。沱江流经的著名的城市，有果都金堂，重地简阳，名镇资阳，古府资中，甜城内江，酒市泸州等。今年2月下旬到3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骤然降临在流经四川省中南部的沱江。由于排放污水导致下游两岸近百万群众生活饮用水中断26天，鱼类大量死亡，大批企业被迫停产，直接经济损失2亿多元，间接经济损失5亿多元，恢复沱江的生态系统至少需要5年。

案例二

TISSO工厂从1908年起在日本水俣市生产乙醛，流程中产生的甲基汞化合物排入大海，在鱼类体内形成高浓度积累。人食用了被污染的鱼类，产生神经系统疾病--感觉和运动发生严重障碍的水俣病，最后全身痉挛而死亡。1953年开始出现这类患者，至1991年3月底，被确认为水俣病的达2248人（其中死亡1004人）。当地法院于1973年3月做出了确认TISSO工厂的责任并令其赔偿损失的判决。至1993年底，TISSO累积支付的赔偿金额为908亿日元，并且每年仍需支付30多亿日元。

以上两个案例都是在国内外引起过巨大影响的群体性环境污染事件。沱江污染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国务院、四川省委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木喜引咎辞职，5名企业负责人及环保部门干部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虽然有关责任人员受到了应有的刑事和行政处罚，但是在此事件中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相关人员和遭受身体损害群众的民事责任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这种恶性污染给人民群众造成的重大损失又应该由谁来主张赔偿？这就需要环保公益维权。为此，笔者认为国家应建立环保公益诉讼制度。

所谓环保公益诉讼制度，是指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社会(环境)公共利益，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讼。我国现行的环境诉讼法律规定中，惟有直接受害人才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最后被归于民事法律管辖范畴。在我国从事环保公益诉讼既没有法律上的保障，更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持。这也从客观上助长了“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的不断滋生。为此，笔者呼吁国家尽快着手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形成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责并举”的环境违法制裁机制，以便更有效地保障公众的环境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就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而言，群体性环境污染的法律救济还存在着诸多的缺陷：

1.就环境侵害的排除方式而言，我国现有的法律缺乏中间性的调整形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要么排除侵害，完全停止加害人的活动；要么维持侵害状态，使受害人完全承担环境侵害的不利后果。这种思考模式和侵害排除的规定，无法充分实现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均衡，具有显失公平性，在环境侵权救济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在现实生活中，法院往往受“经济发展优先”观念的影响，偏向于保护产业活动和经济利益，实质上是对侵害排除请求权的重大限制乃至否认，于受害人极为不利。

于是，“中间排除侵害”、“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性赔偿”即“代替性排除侵害的损害赔偿”等更具灵活性的理论和制度应运而生，从而在环境侵害排除中可以更好地兼顾产业利益和保护社会公众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两个方面的需要。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在这方面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制度，值得我国学习借鉴。同时，为了更好的发挥公众在环保中的作用，我国有必要支持公益性环保组织的发展，依法为包括环保组织在内的社会公众提供参与环境保护的机会，保障其权利的正当行使。

2.在环境的损害赔偿方面，一般情况下，环境侵权损害的范围广泛、赔偿数额巨大甚至近乎天文数字，从而导致受害人一时难以从加害人那里得到赔偿，同时对于加害人而言，他也因为赔偿金额巨大而导致难以维持自身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更有甚者因不能负担而破产或关闭。

这既不利于受害人尽早得到补偿，也不利于加害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环境侵权是社会权益害，其原因事实又具有社会有用性和公益性，某些重大危险性公害事件（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美国三里岛核污染、印度博帕尔毒气外溢）受害地区广阔、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这些情况都使环境侵权救济不再是致害人与受害人个别人之间的问题，而成为社会性问题，需要建立社会化赔偿制度。损害赔偿社会化，是把环境侵权发生的损害的补偿功能而把惩罚或制裁作用减至最低。

目前，实现这一机制的形式各国有所不同，如日本是根据《公害健康补偿法》建立补偿基金，对公害健康受害者实行补偿；美国、法国、荷兰等过则以建立各类环境（生态）补偿基金的形式，实行对受害人的补偿。还有部分国家充分利用保险的功能，实行环境侵权救济的保险制度，如责任保险或社会保险等。我国在这方面仍是空白。

3.在确定责任原则方面：由于在群体性环境污染诉讼中被告往往是地区的经济纳税大户，基于某些原因，政府授权部门往往怠于行使其责任，或者干脆作为影子被告，因此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是极不平等的。

为保证裁判的正义性和保护社会国家公众利益，需要在诉讼的举证责任方面，做出某些特别的规则原则。首先，应该采取严格责任原则。作为举证存在困难的原告，往往不能证明损害的发生。甚至于会因被告告之谓商业秘密在不得顺利取证。处于弱势地位的诉讼人，唯有把举证责任归于被告，使正义天平重新平衡，才是解决之道。其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问是否损害发生，均应承担责任。尤其是在公众知情权的制度建立方面，对于怠于行使公开信息的被告，追究其怠于责任。最后，还应提出引进创新原则，一是权衡各方利益原则。在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公众团体利益相互冲突的时候权衡各方利益，认真考虑，现在和未来的利益，争取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二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合同法上面，关于缔约人有期待权的利益保护。因此，我认为，公众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赖，由此产生赋予政府的权利。故此，政府部门怠于其责，对于公众造成损害，尤其是环保部门对于环境损害的视而不见，公众有权依据信赖利益，予以诉讼。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就建立健全环保公益诉讼制度提出下列具体的建议：

——在环保法中进一步明确有关主体对侵犯公益的行为提讼的权利。因为诉讼权是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环境公益的诉讼权利应当得到环境基本法的肯定。

——用法律形式赋予一切单位和个人以诉讼权。不论国家机关，还是公民个人或其他组织均为公益诉讼的主体。因为根据我国环保法第6条的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环境公益诉讼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律均有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要求出现纠纷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提讼，否则将丧失胜诉的权利，但在民法通则的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这一规定是出于保护国家利益所需，而公益诉讼同样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救济渠道，也应当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使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在任何时候均能受到法律追究。

篇5

2优化物资管理工作流程

一个合理有效的供应链管理会为天然气公司带来非常大的利益，如何使供应链得到优化也是物资管理工作最重要的方面。分散的采购模式会增加成本，所以对于采购方式上的选择，天然气集团需要的主要原材料也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可以通过集中采购的方式，将各个部门的需求进行汇总，因为需要采购的原材料比较多，不仅会得到数量上的优惠还会得到价格上的优惠，企业的库存量也会相对的减少，并且会使采购的原材料规格统一。招标采购的方式，招标方可以根据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情况和价格，选择最佳投标书，供应商在价格和质量上公平竞争，使公司在采购中获得最适合企业的产品。达到对企业的采购成本的控制，为企业管理实现利益最大化。对于进口天然气工程专用设备及原材料可以选择，可以采用集中采购与招标采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采购，在设计招标书时，要尽可能详细合理，招标流程要科学，对于招标人员的分工也要明确规范，在供应商的数量可以适当的增加，对于设备的选择也可以增大范围。对于国内的天然气设备及材料的采购，对于一些专用的PE管材及管件，专用法兰和防腐带等等，这些需求量比较大，供应要及时，可以有公司统一采购，然后根据各单位的需求情况进行调拨。也可以采用招标的方式，将价格压低，并且可以采购到质量和规格都统一的材料，使材料设备的售后要得到保障。

篇6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实际上是上古巫文化化出的符号、周初时期占筮验词集锦和战国末年理性诠释的统合。作为《易传》的十篇释文已经完全脱离卜筮，建立起一套以阴阳为纲阐释变化的理论体系。汉兴，《周易》作为官学传习和研究的对象，被尊称为“五经”之首；汉易已经纳入阴阳五行学说，隋唐时期易学即以其理性向科学领域渗透；进而逐渐形成以符号系统与以阴阳为纲纪相结合的范畴体系和理论结构。

易学对宇宙的基本观点是：阴阳相涵相因、流变会通，构成一个合谐互补的有机整体。

张立文教授在《王船山易学思想略论》〔1-191〕中指出：船山的本体哲学，统体会通于和合。所谓和合者，就是“阴阳未分，二气合一，氤氲太和之真体”。《易传》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作者认定道器是虚实范畴，虚与实的主要差异在于隐与显。“形而上者是隐也”，隐不是无，而是潜在，是形而下所以存在的根据。“形而下者是显也”，指有形质的东西，“即形之成乎物而可见可循者也”。即此可知，显指可见可循的事物和现象，隐指寓于“器”而起作用的现象背后更本质的东西；而隐又不是虚无，“道不虚生，则凡道皆实也”。从而推定道乃实存之体，得出道器交与为体、相涵相因、流变会通的两系统结构论。

道和器的关系究竟如何？就逻辑上讲，“形上者乃形之所自生”，因为凡器皆有形，由“形”逻辑上得出对应于“形下”必然存在着“形上”。就二者的主从关系讲，“当其未形而隐然有不可喻之天则，天以之化”，依此概括二者的关系为：道是器存在的依据；道通过器而表现自己，一切显性的运动变化之因皆源之于道。再就孰先孰后的角度讲，是“理不先而气不后”，二者既不存在先后、本末之别，也就从根本上排除了天理、神创的观念。

张教授立足于人文（兼及自然）阐述问题，认为“王船山道器、气关系，充分体现和贯彻了《周易》和合人文的精神”，本文专门讨论自然而不涉及人文。依据形上学本体哲学，自然界的物理客体应该分两类，即“形之已成乎物”和“未形”，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形下之“显”和形上之“隐”。

小结：易学自然观是两系统结构论。从静态角度讲，“万物（包括宇宙自身）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从动态角度讲，“阴变阳，阳变阴，其变无穷”。所谓的易，就是讲阴阳变化之理的学问，即“易以道阴阳”。

二、两种物理学理论

物理学作为一门学术的名称，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著作延续下来的，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探讨自然的秩序和原理的“自然学”，亚氏又称其为自然哲学。大约到18世纪中叶，由于学科内容的分化，自然史和化学从物理学中独立出来，18世纪后半叶法国讨论过留下的物理学意味着什么，结果是把物理学分为一般物理学和特殊物理学。前者指牛顿力学或由《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导出的以数学描述质点运动的传统，后者包括声、光、电、磁等广泛领域。通常都把这种划分说成是数学科学传统和实验物理学的分离。

1829年，泊松把当时法国物理学的思想倾向归为两类：物理力学和解析力学。他把前者的特征描述为“它的唯一的原理是把一切还原为分子运动，而这些分子是把力的效果从一点传到另一点并保持这些力之平衡作用的核心”，即期望用天体运动的牛顿平方反比定律数学格式，精密地描述宇宙一切现象，称牛顿范式；而后者则强调现象的解析格式，轻视对物理原因进行讨论，称非牛顿范式。1840年以后，牛顿范式的地位被非牛顿范式所取代；与之同时，拉格朗日原理被泊松和哈密顿予以发展，使力学成为完全分析的形式，并且以能量取代力的概念体系。本应该由之意识到“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力学现象，实际上运动总是结合着热和电磁的变化，它们也规定运动”〔2-9〕，从而结束牛顿的“力学神话”，可惜的是西方哲学没有能够为物理学提供合适的自然观，以后的物理学就在迷茫中走了许多弯路。对两种范式的本质差异，一般都视为用几何法还是用解析法的数学问题。

19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实验物理学的成熟，出现了实验物理学和理论物理学之区分；物理学的理论又分原理理论和构造理论两类。前者是先使用分析法在经验中发现自然过程的普遍特征（即原理），然后给出各种过程必须满足的数学形式的判据，比如牛顿力学；后者又叫“假说—演绎”法，即先确立“想象的原理”（即“假说”），然后采用反证法通过由原理导出的结论对原理进行证明，给出的内容与经验所显示的现象吻合得愈多愈一致，特别是能够从假说来预言现象并得到证实，这种构造理论就愈成功。依据这种分类方法，一般都承认17世纪牛顿的《原理》和惠更斯的《论光》就分别代表了原理理论和构造理论。对这两种理论划分的依据主要在于思维方式，即前者采用分析法而后者采用综合法。

三、两类物理客体

牛顿的《原理》和惠更斯的《论光》，从近代物理学奠基开始，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分别传承为两种体系，即牛顿范式——原理理论，惠更斯范式——构造理论，其本质差异不在思维方式和数学形式之不同，也不在是采用数学方法还是实验方法之别，而在于研究的客体分属于根本不同的两类。

以质量对物体进行计量，并假定质量都集中在一个质点，以相互传递力的作用描述运动，是牛顿范式的核心观念；非牛顿范式研究的光、热、电、磁等现象，都不能以质量进行计量，最终认识到了这种现象都与“能量”直接相关，并且以能量取代了力学概念体系。

而今首当其冲应该明确的是物理学根本就不直觉研究“物质”，正象无法品尝水果一样，因为二者都是抽象的类概念。物理学只研究质量、能量、电量、时间和空间之间的关系，两种理论的适用范围不同，前者是关于质量系统的理论，后者则适用于能量系统。以往不适当地把能量说成是物质运动的形式（如“能即运动”）〔3-526〕，是产生混乱的肇端。现代物理学已经确认物理客体分两类：宇观上有分立的天球和连续辐射，微观上分粒子和场，粒子物理学分费米子和玻色子，理论物理学称其为物质粒子和相互作用；物理学理论也分用质量计量和时空描述、用能量计量和位形描述两个系统。“我们首先把宇宙的物质内容分成两个部分：“物质”即诸如夸克、电子和缪介子等粒子，以及“相互作用”诸如引力和电磁力等等”〔4-38〕。当代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居然会说出如此不合逻辑的荒唐话，不难看出“物质”这个误用概念带来的混乱是何等严重。

物理客体不能用“物质”这个概念进行抽象和概括，而应该分为质量和能量两个系统，二者的本质差异有3：1、分立和连续；2、有无静质量；3、量传递时物理客体仅只振动而不发生运动方向的位移。确认能量系统存在的依据有5：1、德西特从广义相对论场方程得出没有物质的宇宙时空解；2、无限的（负能电子）海的发现；3、爱因斯坦说：“依据广义相对论没有以太的空间是不可思议的”；4、3K微波背景辐射证明“空间”不空；5、粒子物理学的实验发现，绝大多数粒子为瞬息亿变的动态网络。

“全〖ZZ(〗空间〖ZZ)〗充满着相互作用着的各种不同的场”〔2-387〕，这种分布着某种物理量的空间，不同于经典物理学中作为参量的空间。“场从数学上表述了能量局域性概念”，“是一个具有无穷多自由度的动力系统”〔2-353〕。即此可知，一切自然现象虽表现为质量系统单元个体的运动和变化，动变之因却源于能量系统的作用；而能量系统本身不通过作用于质量系统的效应也根本就无法观测。物理学早已将物理客体分为弥散态粒子和凝聚态物体，3K微波辐射发现之后，就应该从分类学的角度再增添一种连续态网络；进而将弥散态粒子分为质量子和能量子，如此一来，物理世界图象就会变得非常清晰。

物理客体分物体、粒子、网络三类，分别用质量、电量（或荷质比）、能量计量；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属于质量系统（从天球到原子乃至质子、电子），能量系统则是一切运动变化的动力之源；所有的共振态、复合态粒子均属于能量系统的动态网络，只有那些稳定的能量子才有现实意义；不同能量子的有序组合构成信息（从质量系统讲，传递信息必须有载体，而对能量系统，信息和载体则合而为一，于此无暇展开讨论），可以用于操作质量系统的变化和存储一切自然现象。

小结：物理客体分两个系统三种态。质量系统和能量系统确实属于“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状态；作为两系统“中介”的弥散态，是演绎世间万象的“大舞台”；何以产生质量和电量，是现实世界存在的最根本机制。

四、时间和空间

无论哲学还是物理学，时间和空间都是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同时又是亘古至今争论最多直到今天还没有取得共识的两个概念。16世纪之前，基本上没有留下多少值得关注的重要论点；牛顿为了创立完整的力学体系，不得不提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时空构架。他认为物质是在绝对空间中运动，时间不跟任何物质对象相关、自身等速地在那里流；时间和空间各自独立互不相关。亦即是说时间和空间仅只是描述运动的参量。

现代物理学的发现则是：“广义相对论用空时结构的几何性质来表示引力场”〔2-328〕，场不但“是某种物理量的空间分布”，还是“一个具有无穷多自由度的动力系统”〔2-353〕。很显然，时空结构应该被理解为改变物体或带电粒子运动状态的作用量。

依据质能两系统结构论看待，即使在牛顿力学体系中，时空结构也是作用量而不是描述运动的参量。比如牛顿力学的第一号自然力——重力G=mg，如果没有g作用于m，物体就不会自由下落，很显然g是使m自由下落的作用量。如果用电磁作用相类比，g可以被称为引力场强，其作用效应跟电场作用于电量没什么两样。自从发现了动量和能量守恒之后，牛顿力学方程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足以说明牛顿力学非常片面，能够沟通三个领域最基本的物理量只有动量和动能，根本就不需要力这个概念。

时间和空间究竟指什么？答曰：二者分别是对能量系统单元个体持续性和广延性的计量，恰如用质量计量物体、用电量计量带电粒子那样。

“空间一时间未必是一种可以认为离开物理实在的实际客体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物理客体不是在空间之中，而是这些客体有着空间的广延性”〔5-112〕。爱因斯坦如果对中国古典哲学稍有理解，就会再说一句：这些客体还有着时间的持续性。这种“物理实在的实际客体”即指能量系统而言。

能量系统虽是连续态，探究其具体作用时却需要量子化。假定其最小单元为h，由ε＝hν＝h/T可知，只要测出周期T，即可以知道具体的能量值，同理测出波长即可知动量。故而可以说时间和空间是对能量系统两种属性的计量。

董光璧教授猜想对于不同的相互作用，应该“各有其时空结构”，是有道理的。用于电动力学的时空结构已经非常成功，“对于电磁相互作用，相对论提供的时空结构和量子论提供的能量结构，既在逻辑上自洽又与经验相符”〔2-429〕；而对于质量，发挥作用的时空结构有ι2t-2和ιt-1两种，对行星的运行则有R3/T2＝K。

小结：时空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用于计量能量系统属性的概念构架。对于物体或带电粒子，不同的时空结构作用于质量和电量可得能量和动量；对于能量系统，只需要用T和λ对基本单元个体计量，即是能量和动量。

五、两种运动

讨论过物理学不应该使用“物质”这个哲学范畴，明确了物理客体分质量、能量两个系统，确立了质量、电量、能量和时空是基本的物理量，并且弄清了时（T）空（λ）可以直接作为计量能量和动量的基本量，不同时空结构又分别是驱动质量或电量的基本作用量之后，还应该讨论一下运动形式问题。

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提出自然运动和强迫运动区分之必要，物理学界至今都没有认真对待。所谓自然运动，应该是不受人的干预，不准附加任何人为条件的运动，比如自由落体、自组织系统的变化和行星运转等（下文称绝对运动）；所谓的强迫运动当指人为增添了特设条件的运动，比如将物体抬高、摆钟和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许多运动。

牛顿力学除自由落体之外，几乎都有附加条件，将运动定义为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的位移，运动的基点建立在物体对物体的作用（即力）之上，并将物体看作一个质点等，基本上都属于质量系统的相对运动。现代物理学发现的因果关系被破坏，基本上都产生于对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的作用机制之混淆。

“一个钟所处的引力势越低（深），它走得越慢，而那里发出的光在引力势较高处去接收就会发生红移”〔5-92〕，亦即是说原子钟在那里发出的光频率较小，周期变大。如果是摆钟，依据T＝2πL/g，由于g变大，周期就必然变小。两种钟的结果居然完全相反，基于什么原因呢？这就恰好能够说明相对运动和绝对运动的作用机制不同，显示的结果就必然会适得其反。由于原子钟的频率直接决定于能量子的频率，属于绝对运动；而摆钟的周期则由作用量g与弹性势的平衡决定，属于相对运动，g变大时相对而言等于固定不变的弹性势变小，故而钟的周期亦随之变小。“量子理论和每一种合理的真实世界观念都冲突”〔6-127〕；“量子力学改变了古典物理学的因果观和实在论”〔2-328〕。这些观念产生于发现了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效果迥异，感到困惑的原因是没有树立起时间和空间“不再是事件在其中发生的被动的背景”，“相反的，它们现在成为动力学的量”〔4-53〕，根源在于没有突破“物质”一元论的樊篱。

问起广义相对论场方程的意义，通常的回答是：“物质和能量要使时空向其自身弯曲”〔4-60〕，反过来弯曲时空的曲率又决定着物体运动的路径。这种表述本来存在一个因果互易的逻辑循环，只需要将误用概念“物质”去掉，就变成了非常明晰的单因（能量）决定单果（质量运动路径）的关系。再如“势函数V表示质量系统对空间任意点的引力作用”〔2-361〕，实质上则是势函数表示任意时空点对质量的趋动作用。作用和被作用的因果关系弄颠倒的原因，许多都出在用相对运动的观念去解释绝对运动；产生这种观念的根源又非常久远和牢固，先是哲学上把物质说成第一性，继而近代科学一开始就决定只研究属于第一性的质量和重量，外加担心宗教神学找麻烦，所有物理学理论就都必须把物质或质量说成是运动变化的起因。依据两系统结构论，动因仅来源于能量系统。

宇观上的星体都是绝对运动，很早很早之前就受到许多哲人的关注，他们的不少观点由于跟相对运动的理论不合，都受到了冷遇。欧拉认为“一切物理过程都是以太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结果”〔2-180〕，欧多克斯认为“日、月和行星分别固定在想象的匀速转动的天球上，星体本身不动，它们随着天球运动”〔2-51〕，笛卡尔的观点更明确：“宇宙空间充满媒质的旋涡运动，天体被媒质的旋涡推动”〔2-145〕；最直观形象的描述莫过于那个阴阳互动的太极图，那是华夏先民无数代人仰观俯察智慧的结晶。天空中所有星系或星系团无不都是一个涡旋，其中不少涡旋的中心根本就找不到质量（被称为质量丢失的暗物质）。很显然这些涡旋都是能量积累形成的畸变时空，那些特定的R3/2＝K的不同旋线上，都可能会有星体在做自然运动，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引力作为向心力，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去找切线力的源。

易学中虽说没有“自组织”这个词，王船山却早就讲清了自组织的作用机制。“阳变阴合，乘机而为动静”，“二气之动，交感而生，凝滞而成物我之万象”，如果将质量子和能量子类比为阴阳，这种说法还满有道理的。

小结：运动有相对和绝对之别。因果关系被破坏的原因大都生之于用相对运动的理论去解释绝对运动，根源在于物质一元论不能作为物理学的哲学基础。

六、唯物宇宙观

科学思想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各地都是沿着自己的传统在发展；从16世纪开始，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掠夺，希腊传统的科学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如今所说的近代科学，主要指希腊科学传统的扩展，其间也不乏阿拉伯、中国和印度等地科学成果的积累。物理学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跟古希腊哲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古希腊哲学的自然观主张人与自然分离。

在古希腊文化传统中，从公元1世纪基督教创立开始，就出现了理性和信仰、哲学和神学的纷争，科学思想的发展亦被打上深深的烙印。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知识服从信仰”成为教会的基本准则之一，于是就有人提出“学问来源于经验”与之抗衡。

基督教创立不太久，某些护教派发现那些愚昧贫乏的教义抵抗不住古希腊、罗马文化，特别是哲学，就开始从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寻找为教义辩护的依据，从而发展出貌似科学的神学，进而宣布真正的哲学和真正的宗教是同一的和信仰先于理性的原则。中世纪的欧洲几乎一切学术都在宗教神学的桎梏之下，自然科学也不例外，布鲁诺被活活烧死，伽利略遭受终生监禁，都因为他们的理论对神学不利。

唯物主义宇宙观针对信仰先于理性提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自然科学总算找到了哲学基础。由于近代科学确定只研究属于第一性的质量和重量，而不研究与感觉有关的第二性，即把意识范畴留给宗教，总算争得了一席之地。当我们立足于现代科学的成果和困惑，去反思物理学发展的历史时发现，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视为全部、特别是近代哲学重大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哲学，根本就不能作为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为了从神学桎梏下挣脱出来，选择第一性、第二性之分的哲学虽说必要，终归总逃不掉为临时应付而“举债”付出更高的代价。

物质和意识对立，对立的双方是自然和人，这是古希腊自然与人分离自然观的延续。这种哲学适用的范围应该是人天系统，即探讨的中心课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物理学则属于纯客观地探讨自然界的秩序和原理的学问，亦即是说它只研究物质和物质之间的联系、相互作用和运动变化规律等问题，丝毫不涉及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内容。故而我们认为，唯物主义宇宙观虽说使物理学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不能做为物理学的哲学基础。

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探讨其运动变化的规律，就不应该将所有的物理客体用“物质”一个概念概括。因为变化只能发生在至少两种客体之间，如MN和NM；而MM则是永远无法观测的。

“科学史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寻找历史来龙去脉的做法有误入歧途的危险，转而采取从原来的境况中重新阐释科学思想”〔7-2〕，不少人发现了《周易》中保留着自然学的原初形式，可以为科学发展提供有益的哲学启迪。本人沿着这条进路摸索多年，学习探寻的心得是，物理学只有依据两系统结构论的自然观，才可以讨论变与不变。

易以道阴阳；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变阳，阳变阴，其变无穷；阳变阴合，乘机而为动静；二气之动，交感而生，凝滞而成物我之万象——仅依据上述五句富涵哲理的格言，对物质、时间、空间、运动和因果关系等重要概念做一些简要的剖析，就可以理出一条新的思路。如果依据两系统结构论，对物理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一次新的整合与梳理，极有可能会将物理学带出当前的困境。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师长、同仁指正。

参考书目：

1、朱伯昆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三辑，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2、董光璧等著《世界物理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英)霍金著《霍金讲演录》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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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管理制度体系构建要在制度设立的程序、内容、技术上具有科学性。要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的保障机制，加强调查研究，避免因制度设立的主体多元化造成的制度上的重复与矛盾，使各项制度之间协调一致、相得益彰，实现制度的科学化、统一化。

1.2发展的原则

创建环境管理制度体系要坚持创新和发展的观点，实现管理制度与时俱进。管理制度要立足当前，谋划长远，使环境管理制度体系符合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具有时代特征。它要求环境管理制度体系既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又要符合我国中长期发展的未来状况，具有前瞻性和预期性的功能。

1.3个性原则

构建环境管理制度体系要从我国实际出发。由于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自然条件、经济科技水平不同，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特点也不相同，因而其环境管理制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管理制度体系，避免生搬硬套国外的经验做法。

1.4效益原则

通过构建环境管理制度体系，促进我国环境管理水平，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环境管理制度体系的构建，从始至终都要体现效益的原则，要坚持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通过环境管理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步扭转我国环境状况不断恶化的局面，切实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2我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监督管理制度的理论依据

2.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各项制度的产生，都来自于我国环境管理实践，又服务于我国环境管理实践。环境管理制度应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加以改进，使其具有中国的特色，为我国的环境保护服务。

2.2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各项制度的组成系统符合我国国情，是为实现我国的环境保护总体目标服务，是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方针、政策和法规的具体体现，适应了我国底子薄、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等实际情况。

2.3全局和整体效益最优理论

各项制度的基本功能是把定性管理、工作目标与环境质量目标、点源单项治理与区域综合整治、宣传教育与法制约束、工作协调关系与环境管理责任等多方面的环境制约关系，通过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技术的和教育的综合手段加以科学地划分和组合，它符合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本规律，是环境的普遍规律与我国环境管理实践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它也符合控制论等科学理论，是现代管理科学理论在环境管理工作上的运用。

3我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监督管理制度的现实基础

3.1我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监督管理制度的法律依据

（1）“三同时”制度；（2）排污收费制度；（3）限期治理制度；（4）排污申报登记制度；（5）设备和工艺限期淘汰制度；（6）环境管理现场检查制度；（7）污染事故报告和应急处理制度；（8）排污许可证制度；（9）行政处罚基本制度；（10）行政复议制度；（11）民事赔偿责任制度；（12）污染物集中控制制度。

3.2我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监督管理的行政制度

（1）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2）环境监察稽查制度；（3）环境污染、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制度；（4）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5）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6）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制度；（7）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8）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3.3我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监督管理的标准依据

防治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的行为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环境保护规划的制定、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实施都需要以一些量化的指标为依据。环境标准就体现了这种技术性要求，是评价环境质量和环境保护工作的法定依据，也是环境法制建设的基础。我国的环境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部制定，并与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强制性的环境标准应视同为技术法规，具有法律强制效力。推荐性的环境标准作为国家环境经济政策的指导，鼓励引导有条件的企业按照相关标准实施。纵观我国环境标准的制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从低标准到严要求的一个过程，对控制污染保护环境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现行的体系中包括水环境标准、大气环境标准等。水环境标准：水环境质量标准；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相关检测规范、方法标准（水）。大气环境标准：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大气固定源污染物排放标准；相关检测规范、方法标准（大气）。固废污染控制环境标准：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危险废物鉴别方法标准；固废其他标准。移动源排放标准：汽车污染排放标准；摩托车排放标准；农用车排放标准；机动船舶排放标准；其他相关标准。环境噪声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环境噪声监测标准；环境噪声基础标准。土壤环境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土壤相关标准。放射性与电磁辐射环境标准：放射性环境标准；电磁辐射标准；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其他环境标准：生态保护标准；环境基础标准；建设项目监督管理标准；清洁生产标准；环境标志产品标准；环境工程技术规范；环保产品标准；循环经济生态工业标准；其他环境标准。

篇8

环境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基本条件。在我国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环境资源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和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

人类不仅是环境的产物，而且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需条件。主要表现在，环境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环境能够吸纳生产和生活所排出的废料（废气、废水、废渣）等；环境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提供空间场所，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发展的好与坏，快与慢是与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人在环境面前也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使之更加适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自从工业革命以后，人类为了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大量消耗环境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得现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提到当下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环境污染问题不改善和解决，就会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环境污染的现状

所谓的环境污染，在经济学家看来，是指环境的变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有害和不合需要的因素。现今的环境污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气污染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大气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物质消费的迅速增长，使大量的废物进入大气，远远超过了大气自然的扩散能力，从而使空气质量不断下降，严重影响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温室效应”的出现，使得南北极的冰川加速融化，海平面上升，威胁沿海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而且类似于印度洋海啸、沙尘暴、局部地区异常干旱缺雨等不正常的天气现象会更加频繁地发生。

（二）土地污染

目前，我国20％的耕地遭受污染，每年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相当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1％。土地污染的危害不亚于水污染和大气污染，但人们却远不像关注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那样关注土地污染。土地污染最直接的危害是不利于植物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乃至绝收，严重污染的土地可能寸草不生。土地污染的罪魁祸首是来自工矿业废水的灌溉。我国每年由于污染水、污染农用地造成的损失达90亿元。不科学的开采和利用重金属、开办造纸厂、重化工厂等高污染企业，在短时期内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甚至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但是长期以来，这类企业严重污染了当地环境。大片土地寸草不生，不得不荒芜，迫使当地百姓背井离乡。

（三）草原退化

由于草原的过度放牧，导致草原退化严重。我国90%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其中严重退化草原近1.8亿公顷。草原退化的标志之一是产草量的下降。据调查，全国各类草原的牧草产量普遍比20世纪50～60年代下降30%～50%。全国退化草原的面积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度扩张，天然草原面积每年减少约65～70万公顷。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方主要草原分布区产草量平均下降幅度为17.6%，下降幅度最大的荒漠草原达40%左右，典型草原的下降幅度在20%左右。草原退化的标志之二是牧草质量上的变化，可食性牧草减少，毒草和杂草增加，使牧场的使用价值下降。草原退化，植被疏落，导致气候恶化，许多地方的大风日数和沙暴次数逐渐增加。气候的恶化又促进了草原的退化和沙化过程。我国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重的国家之一。我国北方地区沙漠化面积已近18万平方公里，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20年间，因沙漠化已丧失了3.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四）水体污染

上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近海总体未受到污染，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海洋污染、江河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到上世纪末，已有20万平方公里的近海岸和近海海域受到污染。

2005年，我国有317亿吨的污水排入大海，其中有50%没有经过任何处理。我国的环渤海领域每年吸收的工业排污量高达57亿吨，另外还有每年200万吨固体垃圾。重金属含量已经超出正常标准的2000倍，在排污口附近方圆几海里已经没有鱼类生存。据海洋专家测算，即使现在停止向渤海排污染物，恐怕需要至少200年的时间才能让渤海彻底恢复清洁。同样长江和黄河的污染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西部大开发，各地政府积极发展重化工企业，使得黄河上游污染极其严重，到了下游黄河水已经变成劣五类水质，无法饮用。由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的省份治理工业带来的污染，使得重污染企业纷纷转向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污染也随之侵入到长江中上游。现在，长江和黄河的污染已经是全流域的污染。

用经济手段治理环境污染的措施

从经济学角度上讲，环境污染问题是外部负效应的典型表现。所谓的外部负效应，也称为外部成本、外部不经济，是指对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者所带来的在未来价格中得以反映的成本费用，或是说，是指某一产品的社会成本大于生产者私人成本的现象。

（一）押金——退款制

这是欧盟国家处理各种有毒垃圾（如硫酸瓶、铅酸电池等）的有效办法。按照这种制度规定，在制造商向零售商出售油漆时，要收取押金作为一种税，零售商将他们用过的油漆桶送到回收站后，就可以把押金收回。同样，回收站就可以从管理机构那里把押金收回。这种办法同样适用于电池生产企业，如果能有效地执行这一办法，将会大大减少土地污染问题。

（二）庇古税和庇古补贴

用征税或罚款的办法来解决外部负效应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来的，也被称为“庇古税”。“庇古税”主张的是，对产生外部负效应的企业或个人，课征相当于它所造成的外部边际成本的税收，外部成本便成了当事企业或个人的内部成本，即实现外部负效应的内在化，从而迫使其考虑该成本，达到纠正外部负效应的目的。另一种手段就是对污染的企业征收排污费，即向污染物排放者根据排放量征收一定的费用。污染企业面对这些收费，一方面将缩减产量，另一方面也可以采取措施控制污染。

对于污染性的企业，政府除了对其征收税收和排污费之外，还可以向企业提出补贴，鼓励其扩大投入采取消除污染的措施，改进生产工艺，从而达到纠正负外部性的目的。原则上补贴额应该等于污染治理的边际社会收益。如果企业每减少一单位的污染物排放量，既可得到一份补贴，那么对企业来说，当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大于补贴时，他会选择放弃补贴而继续排污；而当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小于补贴时，他将选择接受补贴而减少排污。

庇古税和庇古补贴在解决环境污染方面是一种应用最广泛、最典型的方法。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污染者付费原则，OECD国家普遍实行了征收环境税的政策，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方面，征收排污费以及产品税等。比如，对于汽车燃料，依据有铅和无铅，几乎所有的OECD国家开征了有差别的税收。在日本，还对下水道排污量的多少进行征税，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OECD国家开始绿化其税制体系，比如，开征新的生态税，实行对环境有害的产品全面征税的政策。与前面的办法相比，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更加偏爱庇古税和庇古补贴，但是他们也存在较大的缺陷，要消除外部负效应，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其征税和补贴数额应该等于该企业造成的外部成本或收益。然而，在实际中，很难衡量和掌握各企业的外部成本或收益，而且也很难避免政府寻租的出现。

排污权交易许可证制度

排污权交易许可证制度是科斯定理在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的实际应用。科斯定理是美国经济学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提出的。科斯定理认为，只要明确界定并切实保护产权，随后产生的市场（产权）交易就能自然消除和解决外部性问题，使经济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可能实现污染的零排放，所以排污权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利用环境资源的问题。政府如何规定和限制排污权的大小以及如何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分配这种权利，成为问题的关键。其实，政府在可接受的排污总量的限度内，将排污许可证分发给污染制造者，并允许排污量较低的企业将剩余的配额进行出售，也允许超标排放的企业从其他企业那里购买排放量。这一方法不仅没有超出规定的排污总量，而且在企业间实现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促进个人或企业改进控污技术，从而降低控污费用，最终达到减少污染改善环境的目的。利用市场机制，使得排污权交易许可证在企业之间实现最优配置，也会大大减少政府部门寻租的现象出现，最后实现双赢。

美国是这一制度的最早实践者。1979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开始试点实行一项新的政策——“气泡（Bubble）政策”。即把一个工厂当作一个气泡，只要该气泡向外界排出的污染物总量符合政府按环境要求计算的排污量，并保持不变，不危害周围的大气质量，则允许气泡内各排污源的自行调整。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清洁空气法》修正案，推出二氧化硫排污交易政策。该项政策实施的第四个年头，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二氧化硫排放消减量大大超过预定目标，许可证市场的价格远远低于预期水平，充分体现了排污权交易政策保护环境质量，降低交易费用的巨大优势。超级秘书网

我国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的试点工作开始于1988年。首先考虑控制的是水污染物。1988年3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1988年6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确定在上海、北京、天津、沈阳等18个城市进行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试点工作。1989年9月，在河南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水污染防治工作会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1990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开始选择试行排放大气污染物许可证制度的城市。1993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又在6个城市开始了大气排污交易政策的试点工作。到1996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普遍实行了排放水污染物许可证制度，共向42412个企业发放了41720个排污许可证。从1991年开始，包头、开远、柳州、太原、平顶山和贵阳等城市尝试大气污染物的排污权交易。在满足大气环境质量的前提下，通过排污许可证的买卖，运用市场刺激手段，鼓励企业采用低费用、少污染的措施，并促使污染源的合理布局。

总之，环境污染问题是外部负效应的典型表现。我国应该结合国情，总结和借鉴外国治理环境污染的宝贵经验，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有步骤、有措施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陶文达.发展经济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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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污染产业；产业转移；污染天堂；污染避难所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区域间产业转移在当前以及今后中国经济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角色，是中国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提升产业水平和优化产业结构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对于我国污染产业转移的动因与特点进行分析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走上良性互动的轨道。

一、国内外污染产业转移理论评述

（一）国外研究评述

污染产业转移的现象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国外学者才开始系统地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研究。

Walter和Ugelow最早提出了“污染天堂假说”，该假说也称“污染避难所假说”或“产业区位重置假说”。该假说认为由于不同地区存在环境规制力度的差异，污染密集型企业倾向于向环境规制力度较弱的地区转移，进而使得后者的环境受到污染，成为“污染天堂”。Mani和Wheeler利用1960-1995年OECD国家相关数据，为产业转移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并发现经济发达国家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使得污染产业向环境规制力度较弱的发展中国家转移。

然而，对于环境规制力度的差异是否会影响污染产业转移，学者们意见不一。与之前的学者持相反观点的有如：Duerksen通过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会引入诸如石化、造纸和化工等重污染型企业，以优化其产业结构，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Eliste通过建立利益集团游说政府的模型论证了环境规制导致的生产成本的升高可以由生产补贴来弥补。因此，环境规制力度并不会影响污染产业的转移。

在相同的外部条件下，环境规制力度的差异显然是会影响污染产业的转移，但现实中，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地区或许会有其他的因素对冲掉环境规制的力度，从而使污染企业仍然存在于那些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地区。因此，对于环境规制力度差异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分析应综合其他因素来判断。

（二）国内研究评述

由于国内相对于污染产业转移的动因研究起步较晚，但是仍有不少学者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各种驱动力因素研究做了总结，相关观点总结如下：

张孝锋基于两区域总效用最大化的模型研究了自给自足、区域专业分工和产业空心化三种分工模式，研究发现在特定条件下产业区域转移提高了两区域的总效用。陈刚等人研究发现区域间产业竞争优势的此消彼长是衰退产业进行转移的根本原因，在此过程中，经济发达地区的衰退产业是主体。李小建研究了区域基础、国家政策、发展战略等后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由东至西是从高到低的，存在明显的梯度性。在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一些传统产业将转移至中西部地区。

二、我国区域污染产业转移理论评述

国内大部分污染产业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倾向于向环境规制力度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承载能力低下，污染产业的大量转入势必会进一步恶化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

傅帅雄、张可云认为目前，中西部大多数省份仍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发展经济的愿望强烈，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比，对前者的需求更为迫切，从而导致其环境规制力度及环境规制的主动性相对较弱，使得中西部地区成为东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避高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

魏玮，毕超采用2004年到2008年中西部地区18个省（市）已经发生了显著区际转移的产业中新建企业数据，检验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产业转移中的企业区位决策。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转移中新建企业的区位决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规避东部地区相对严格的环境规制，是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动因之一。

豆建民、沈艳兵利用我国中部六个省份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入情况，实证检验了污染产业转入的同时相应的污染转移情况。研究发现，2004年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的现象日趋显著，污染密集型行业向中部地区的转入，造成了工业三废出现向中部转移的趋势。

由于国家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欠发达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会选择捷径式发展，即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从而忽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最终成为“污染天堂”。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从根本上改变观念，切实落实好环境保护政策，提高破坏环境的成本，使政府、企业及居民自觉形成环境保护的意识。

三、总结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对较成熟且覆盖面较广。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和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的实施，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特别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在当前成为了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现有文献为污染产业的转移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也为中国的污染产业转移提供了思路。但是，相关的理论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

（1）从国际的角度研究国家层面的污染产业转移较多，对于区域的污染产业转移，如中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污染产业的研究相对较少。在东部沿海向内陆转移污染产业的过程中，污染企业由于成本效益的驱使会大量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强烈的发展愿望会降低环境标准而承接大量的污染企业。但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在没有强有力的环境规制力度和污染控制能力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地破坏。

（2）对于影响污染产业转移过程中经济因素研究较多，其他因素考虑较少。污染产业的转移不能单纯地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讲，其影响力和范围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因此，在研究污染产业的转移时，应当从其对社会和环境影响的角度，将制度改革、行为决策、企业文化、社会风俗、环境保护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

（3）现有的研究中，对于单一污染产业的转移关注较多，而从不同污染产业之间的关联性研究较少，且将污染产业作为整体产业结构的一部分进行的研究还不深入。如何实现污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污染产业所在地和承接地环境不受影响以及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是研究污染产业转移的重点。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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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以高消耗、低产出、高污染的生产方式为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农业生产中不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农膜，再加上农村生活污水、垃圾等共同作用造成的农业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农业大省的四川省，更是受其影响显著。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念具体体现的农业循环经济，把传统粗放式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资源循环发展，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农村社会发展意义重大［1］。

一、循环经济的基本内涵。

“循环经济”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是指在人、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的系统内，在资源投入、生产、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农业资源消耗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按照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实现农业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2］。农业循环经济是循环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人类为摆脱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的困境，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产物。

二、四川农业环境污染的现状和特点。

1.农药使用量大，对环境长期危害严重。近年来四川省农药施用的递增速度很快，全省年平均用药量8300吨（含量为100%），其中有机磷等高毒农药比重大，杀虫剂中70%是有机磷杀虫剂。违禁用药、滥用农药等现象普遍存在，造成环境污染严重，农产品农残超标，进而造成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由于农残经淋溶、溶解、沉淀，也加剧了对水体及土壤的污染［3～4］。

2.为提高农作物产量，盲目大量施用化肥。化肥被视为仅次于农药的污染源，其危害程度与农药相当。四川省化肥施用量多年居全国前列，其中以氮肥为主，达117.8万吨，而化肥利用率仅为30%。在化肥施用过程中，盲目加大施肥量，造成化肥利用率低、浪费严重。长期大量施用化肥容易造成水体污染和生活用水的短缺，并因饮用被污染水而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大量的氮肥经淋溶、挥发等途径流失到水体、土壤中，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和土壤板结、土质恶化、土壤酸化等问题；化肥中的氮元素等进入大气后，温室气体增加，导致温度升高［5］。

3.农用塑料薄膜广泛地用于农业生产。每年有百万吨的废弃农用塑料薄膜进入农田生态系统，且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现有塑料薄膜主要成分是高分子化合物，在自然条件下这些高聚物难以分解，长期留存土壤中会影响土壤的透气性，阻碍水肥的运移，影响农作物生长发育，导致农作物减产。

4.农产品重金属元素含量超标严重。农业生产所造成的重金属污染主要来源于化肥、农药、灌溉用水和养殖业的各类添加剂；居民的生活垃圾也是重金属污染物的重要来源；城市上空浮尘随着雨雪等自然降水沉降到农田中，也可以加重土壤重金属的污染。重金属污染能够对农作物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轻者影响生长导致减产、品质下降，严重的会导致绝产；土壤重金属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并在体内蓄积到一定程度，会抑制生物酶的活性，引起疾病，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6］。

5.四川畜禽养殖对环境的影响相当严重。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规模化养鸡厂、养鸭棚、养猪场和养牛场等迅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危害也日益严重。集约化畜禽养殖业污染是农业环境质量恶化的重要因素，四川省年出栏8817万头猪、2140万只羊、1147万头牛。据估算，禽畜的粪便已达24.85亿吨，且相当一部分没有回田。畜禽粪便直接排放既造成资源浪费，又严重污染环境，对人们生产、生活和健康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5，7～8］。

6.秸秆露天焚烧危害严重。由于处置方法不当，农作物秸秆对社会生活和生产的许多方面产生了负面作用。秸秆焚烧下的高温使得土壤中有益虫体（如蚯蚓）与微生物无法存活，严重影响土壤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每到夏收季节，浓烟滚滚，不仅带来了环境污染，也造成了事故多发，对高速公路、铁路的交通安全及民航航班的起降安全等构成极大威胁。

由此可见，目前四川农业资源的不断减少以及日益严重的农业生态环境，说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改变现有的农业发展模式，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促进四川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和最有效途径。

三、解决四川省农业环境污染的对策和措施。

1.加强政府引导和推动。把农业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放在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实行农业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目标责任制；各级政府要建立专门的办事机构负责发展循环农业的组织协调工作，并建立与环境保护监督相配套的管理机制；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县级环保、农业部门处于农村环保、农业发展工作的关键位置，应明确工作重点，协调好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在国家有关发展循环经济的法规、政策出台的同时，紧密结合四川的实际情况，把发展循环农业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尽快制定配套的法规、政策和具体的实施细则。

2.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宣传教育，普及农业生态循环知识，在全省形成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良好氛围。各级政府结合实际、建立健全提高农民循环经济和环境意识的长效机制，切实提高农民群众的科学发展观意识；循环农业的最终实施者和受益者是广大农民，所以，还要引导农民接受循环经济理念，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节约农业资源、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良好氛围。

3.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促进农业资源的合理开发、节约使用。认真落实节约资源能源的基本国策，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以农业循环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节约优先，抓好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和资源综合利用，倡导农业节约型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在农业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物产生和消费等环节，逐步建立农业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体系。

（1）通过“企业+基地+农户”或农民专业协会、农业合作社等组织形式将农民集中管理，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种、养、加”一条龙生产。由于四川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少，农业规模小，只有通过农村合作组织对资源进行相对集中处理，才可能既保证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又保证农户的经济利益有所增加，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2）农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模式是将生物产业作为子系统引入到整个农业生产系统中，延伸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寻求农林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途径。

（3）由农业部门组织实施，建设完成农作物病虫综合防治示范园，推广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提倡生物防治病虫害。同时加强农膜使用的环境安全管理，积极开发农膜回收利用技术和可降解生产技术，严格控制农膜的生产和使用。

（4）总结各种生态园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和模式特点，充分考虑四川农业的特点，建立适合四川发展、具有四川特色的农业生态园区。

4.加大对农业循环经济的技术开发力度，加强科技成果的推广和转化。大力开发废弃物资源化和清洁生产技术等绿色技术体系，例如绿色耕种技术、节水灌溉技术、配方施肥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农林牧品种遗传改良技术、“绿色”化肥、农业生产技术及其他现代高科技农用技术等［9］，鼓励各类科研和开发机构从事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5.加强农村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提升人居环境档次。切实加强四川村庄规划工作，安排资金支持编制村庄规划和开展村庄环境治理试点，依法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积极实施乡村绿化、亮化、美化、净化工程，搞好农村污水和垃圾处理，加快分散式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环境卫生，促进村容整洁。

参考文献

［1］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陈梅虹。循环经济刍议［J］。现代农业科技，2008，（9）：232-233.

［3］余谋昌。自然价值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4］曾建平，彭立威。环境正义：发展中国家的视点［J］。哲学动态，2004，（6）：27-30.

［5］李秀艳。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在中国的转型［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4）：101-104.

［6］韩立新。环境伦理对自由主义的挑战［A］。清华哲学年鉴（2003）［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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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前言

全球的气候和温室效应发生的变化已经严重地影响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发展低碳经济是各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应对方式，而提高碳足迹效率是重要的环节。贵州岩溶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其碳效率动态变化如何，如何提高碳效率，减少其环境压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该项研究从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碳足迹产值的历史过程分析研究，把握岩溶地区碳足迹效率的变化规律，提出提高碳效率的对策，对贵州岩溶地区可持续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1.理论基础简述

1.1 生态足迹理论模型

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 简称EF) 分析法是加拿大生物经济学家William Rees 和其博士生Wackernagel 于1992 年提出的一种用以衡量可持续发展的生物物理方法[1]。生态足迹是衡量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对生态系统所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指标项目管理论文，它是人类对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的占用量。生态足迹的定义为“生产人们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消纳这些人所产生的所有废物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的总面积”[2]。生态足迹的单位是“全球性公顷”。一个单位的“全球性公顷”相当于1hm2具有全球平均产量的生产力空间[3]。也就是说，生态足迹主要用于计算在一定区域一定人口与经济规模条件下， 维持资源消费和废物消纳所必须的生物生产面积。生态足迹可以分为资源生态足迹和能源生态足迹两部分，前者指生产所消费资源而需要的生物生产土地的面积，包括耕地足迹、林地足迹、水域足迹、建筑用地足迹；后者指吸纳所产生的废弃物需要的生物生产土地的面积。生态足迹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评价自然资源消耗的方法[4]。

1.2 碳足迹与碳足迹效率

碳足迹的概念来源生态足迹；但是，对于“碳足迹”的准确定义目前还没有统一，各国学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认识[5]。Global Footprint Network（2007）碳足迹是生态足迹的一部分，可看作化石能源的生态足迹[6]。由此可见，碳足迹指的是生态足迹中的化石能源足迹；Grub & Ellis（2007）指出，碳足迹是指化石燃料燃烧时所释放的CO2总量；另外，有的学者指出，碳足迹是排放的CO2以及其他温室气体转化的CO2 等价物。自2001 年以来，国外一些学者陆续以生态足迹的方法对碳足迹进行研究，但国内对能源消费的专门研究还不多见[4]。总体来说，国外仍处于起步阶段，而国内的碳足迹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5]。而关于化石能源足迹方面国内已有少数学者的研究。但是对西南岩溶地区的碳足迹研究还是空白。由于用能是二氧化碳最主要的排放源[7]，本研究以生态足迹中的化石能源生态足迹作为碳足迹加以研究。

就碳足迹，也就是能源足迹而言，采用世界上单位化石燃料生产土地面积的平均发热量为标准，将当地能源消费所消耗的热量折算成一定的化石燃料土地面积[8]。也就是将化石能源消费转化为吸收其燃烧后释放出来的温室气体所需的森林面积[9]。具体来说，是将各类能源的消费实物量转化为标煤量，再将各类能源的标煤量转化为相应的热量，再通过热量与CO2吸收率的比值计算出各类能源消费所占用的足迹。所以，用于CO2的林地面积，乘以均衡因子，就可以得到CO2用地生态足迹（碳足迹）。区域能源（碳足迹）生态足迹具体计算公式：

EF =ΣrjAj =Σrj ( Pj+Ij-Ej )(2)( j =1 ，2 ，3 ，4 ，5 ，6)

式中: EF为区域能源生态足迹(hm2 ) ; rj为均衡因子; Aj为各类土地的生态足迹。

人均能源生态足迹为:ef = EF/ N (3)

式中: ef 为人均能源生态足迹( hm2/人) ; N为总人口数[9] ； Pj为第j项消费项目的总生产量；Ij、Ej为第i项消费项目的进口和出口量。

由于贸易的影响项目管理论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足迹可以跨越地区界限，所以需要进行贸易调整。贸易调整是考虑贸易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而对当前的消费额进行调整，出口为负值，进口为正值。能源的贸易调整计算采用的计算方法如下:

Ni=Mi×(Hi/Gi)×Wi

式中，Wi为中国第i种商品贸易的净价值量，Hi、Gi为中国该类商品的净贸易的实物量和价值量，Mi为该类商品的能源密度，Ni为第i种商品的能源携带量[10]。

根据世界银行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统计， 目前生态足迹效率的计算方法， 主要有生态足迹产值与生态足迹强度。能源生态足迹产值(Value of Energy footprint ， VEF) 体现单位能源生态足迹产生的经济价值， 定义为人均GDP 与人均能源生态足迹的比值。通过VEF 分析， 可将某一国家(区域) 经济与能源、生态环境发展定量化处理， 探索其能源效益与发展趋势。当VEF 较高时， 对分析区域的意义为: 经济发展较良好; 单位土地面积产值较高;单位能源生态足迹创造的经济价值较高等[9]。所以，碳足迹产值(Value of carbon footprint ， VEF)计算公式：VCF=GDP/EF=gdp/cf

式中，VCF 为碳足迹产值；GDP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cf为人均碳足迹。

1.3 数据处理与说明

运用贵州省的历年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县份的统计年鉴等。根据历年的统计资料计算煤、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焦碳等几种能源的足迹，计算时将能源消耗转化为化石能源土地面积。本研究采用Wack-ernagel 等所确定的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的全球平均土地产出率: 55GJ / hm2 、71GJ / hm2 、93GJ /hm2 、l000GJ / hm2 。

2.贵州岩溶地区碳生态足迹产值的动态变化分析

贵州岩溶地区碳足迹产值计算结果见表1，由表1看，贵州岩溶地区1978-2009年的碳足迹产值呈逐年递增趋势（图1），由1978年的0.1008万元GDP/ hm2上升到2009年的0.2434万元GDP/hm2，净增加0.1326万元GDP/ hm2，年平均净增加0.0041万元GDP/hm2。进一步分析认为，贵州岩溶地区1978-2009年的碳足迹产值可分为3个演化阶段（图1）：1978-1987年为第一阶段，碳足迹产值从0.1008万元GDP/hm2增加到0.1296元GDP/hm2，平均每年增加0.0009万元GDP/hm2，属效率平缓增长阶段；1988-2002年为第二阶段，碳足迹产值从0.1585万元GDP/hm2到0.4786万元GDP/hm2，平均每年增加0.010万元GDP/hm2，是第一阶段增长量的11倍，属碳足迹产值的过渡阶段；2005-2009年为第三阶段，碳足迹产值从0.4332万元GDP/hm2增加到0.845万元GDP/hm2项目管理论文，年平均增长约0.0129元GDP/hm2，是第二阶段增长量的1.3倍，第三阶段属于碳足迹产值的快速增长阶段。

上述的研究结果， 它说明贵州岩溶地区碳效率逐年提高，充分表明了32年间贵州岩溶地区能源的利用向着高效利用的方向发展，逐步由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经济发展；也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表1 贵州岩溶地区碳足迹产值的动态变化(单位: 万元GDP/hm2)

Tab.1 Dynamic change of value of carbon footprint in GuiZhou karst area

年份

碳足迹产值

年份

碳足迹产值

1978

0.1008

1995

0.2736

1979

0.1016

1996

0.3305

1980

0.1039

1997

0.3293

1981

0.1097

1998

0.3251

1982

0.1167

1999

0.3533

1983

0.1201

2000

0.3922

1984

0.128

2001

0.414

1985

0.1295

2002

0.4562

1986

0.1299

2003

0.4152

1987

0.1296

2004

0.4283

1988

0.1585

2005

0.4786

1989

0.1506

2006

0.4332

1990

0.1607

2007

0.6017

1991

0.1595

2008

0.7281

1992

0.1736

2009

0.8457

1993

0.2213

1994

0.2434

平均值

0.2888

Fig.1 Dynamic change of value of carbon footprint in GuiZhou ksrst area

3．贵州岩溶地区与全国的碳足迹产值的比较分析

将贵州岩溶地区的碳足迹产值与全国的进行动态比较研究，其中全国的碳足迹产值主要来邹艳芬[9]的研究成果， 其余的通过相关计算得出。1978-2009年，贵州岩溶地区碳足迹产值一直低于全国（见图2），多年平均碳足迹产值为0.2888万元GDP/hm2，年平均增长率为23%，而全国多年平均碳足迹产值为0.6947万元GDP/hm2，年平均增长率为56%。可见，贵州岩溶地区多年平均的碳足迹产值只有全国的2/5，增长比较缓慢。与全国差距在1978-2006年之间逐年加大，差距从1978的0.0012万元GDP/hm2上升到2006年的1.1368万元GDP/hm2，年平均增加量0.0355万元GDP/hm2，2006年达峰值后，差距呈现减少趋势，到2009年降为1.0743万元/hm2 。可见，贵州岩溶地区碳足迹效率比较低，提高比较缓慢。

Fig.2 Comparison of value corban footprintbetween GuiZhou karst area with that in China

4．提高贵州岩溶地区碳足迹效率的对策

根据上述研究表明：在研究时段，贵州岩溶地区的碳生态效率呈递增趋势；但是，与全国相比，一直低于全国项目管理论文，并且差距比较大。如果继续保持此势头，与全国的差距还将继续拉大。然而，贵州岩溶地区本身的生态环境就十分脆弱，而碳足迹效率较低，严重地制约贵州岩溶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提高贵州岩溶地区的碳生态效率？特别提出如下对策。

4.1建立节能型的社会经济消费体系和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

从研究结果表明，贵州岩溶地区碳足迹产值比较低。贵州岩溶地区除了生产性能源消费外，生活性能源消费2005年占总消耗能源的15.6%[11]。生活排放碳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所以，提高贵州碳足迹效率，必须从社会和经济系统的各方面进行，需要建立有完善的生活和产业节能、节约资源型、低碳型和低污染型等环境友好型的消费体系，促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活生态化。同时，必须有制度的保证，所以，建立一套完善的强有力的管理体系。

4．2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改变资源型和高能耗的经济发展模式，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

贵州长期以来，资源密集型和高能耗型工业一直是我省的支柱产业，2003 年度我省电力、燃气等生产和供应、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采矿业所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占到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约62 %[12]。由于高能耗的产业比重大，到2005年生产性能源消耗占总消耗的84%，能源消费仍以工业为主， 工业能源消费占比达到67.7 %[11]。所以，应该积极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改变资源型和高能耗的经济发展模式，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向高效益和低碳的产业方向发展。

4．3积极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水电等的比例，发展新型的低碳能源

贵州能源消费品主要为原煤、电力和天然气，2005年分别占49.60 %、35.30 %、1.20 %[11]，而电力主要来自火力发电。然而项目管理论文，贵州水能资源总蕴藏量1874.5万KW，居于全国第六位。可开发水能资源1324.95万千瓦，居全国第七位[13]。按单位面积占有量计， 拥有106KW/平方千米， 是我国平均水平的1.5倍， 居第三位。贵州水能可开发量1683万KW， 占全国可开发总量的4.4%[11]。目前开发程度不高，开发潜力很大，应该充分挖掘自身的水力资源潜力，发展水电。所以，应该调整能源结构，积极开发水能、太阳能、风能、地热等资源开发和利用，降低不可再生能源(煤炭、原油等)比重，加大水电等的比例份额。

4．4 采用新的节能技术和低碳产品，并且加强碳回收

积极开发引进和推广低碳产品，在工业企业内部推行清洁生产。例如用能耗低、污染轻、经济效益高的先进工艺设备替代高能耗、重污染、经济效益低的工艺设备。加强低碳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改进企业的生产工艺，用“绿色”生产工艺重组，最终达到治根。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加大污染物的回收利用。同时，在接纳吸收东部地区所转移来的企业时，应该把环境利益放在首位，保证低碳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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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东景、李培英，基于生态足迹和人文发展指数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以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利用为例[J]，中国软科学，2006（5）：96-102.

[3]温晓霞、魏俊、杨改河，陕西省生态足迹动态评价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10）：55-59.

[4]李智，鞠美庭，刘伟，邵超峰，中国1996年～2005年能源生态足迹与效率动态测度与分析，资源科学，2007，29（6）：54-60。

[5]王微，林剑艺，崔胜辉，吝涛，碳足迹分析方法研究综述[J]，环境科学与技术，2010，33（7）：71-78.

[6]GFN. Eco logical Footprint Glossary [R].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Oakland，CA，USA，2007.

[8]李来龙，福建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举措[J]，能源与环境，2010（2）：23-24.

[9]王亭娜，董平，陆玉麒，南京市生态足迹实证分析[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2006(3):12-14.

[10]邹艳芬，中国能源生态足迹效率估计[J]，中国矿业，2009，18（8）：57-64.

[11]赵先贵，高利峰，马彩虹等，中国生态足迹的动态研究[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7(1):149-152.

篇12

 

能源是指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焦炭煤气、热力、成品油、液化石油气、生物质能和其他直接或者通过加工、转换而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它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能源的需求也迅速增长，能源已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然而，我国能源发展依然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必须进行合理的节能。所谓节能，是指加强用能管理，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以及环境和社会可以承受的措施，减少从能源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中的损失和浪费，更加有效合理地利用能源。

1.建筑节能降耗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所谓建筑节能，就是在满足居住舒适性要求的前提下，在建筑中使用隔热保温的新型墙体材料和高能效比的采暖空调设备，达到节约能源、减少能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之目的。

能源是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能耗约占社会总能耗的1/3成本管理论文，而且我国建筑能耗的总量逐年上升，在能源总消费量中所占的比例已从上世纪70 年代末的10%，上升到近年的27.45%。而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建筑能耗一般占全国总能耗的33%左右。以此推断，国家建设部科技司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我国建筑耗能比重最终还将上升至35％左右。如此庞大的比重，建筑耗能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软肋，这加大了我国能源压力，制约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国民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行建筑节能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我国建筑用能浪费极其严重，而且建筑能耗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我国能源生产可能增长的速度，如果听任这种高耗能建筑持续发展下去，国家的能源生产势必难以长期支撑此种浪费型需求，从而不得不被迫组织大规模的旧房节能改造，这将要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在建筑中积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就能够大大缓解国家能源紧缺状况，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因此，建筑节能是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国家节能规划目标、减排温室气体的重要措施，符合全球发展趋势。

建筑节能是缓解我国能源紧缺矛盾、改善人民生活工作条件、减轻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最直接、最廉价的措施，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效益成本法

效益成本法是由中国矿业大学经贸学院财会科研组朱学义教授提出，并于 1993年4月25日发表在《成本与价格资料》上（1994年获得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此后天津财经学院会计系瞿文莹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李定安分别编著研究生教材《高级成本会计学》和《成本管理研究》，瞿文莹教授在《高级成本会计学》第十五章第三节中做了介绍，李定安先生在《成本管理研究》第七章第五节对此进行专门介绍。

综上所述，所谓效益成本法，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来确定成本是否发生、发生范围、额度及其分配趋向的一种现代成本计算方法。

2.1效益成本法的效益分类

（1）按耗费产生效益的期间可分为当期效益、滞后效益（包括投资性滞后效益和决策性滞后效益）、延期效益三种。

（2）按耗费产生效益的行为层次可分为决策效益、挖潜效益和投资效益三种。如下图所示：

决策效益

节约效益成本管理论文，如节水、节电、节料、节费、节资等

降损效益，如降低废品损失、盘亏毁损等

成本性经济效益 挖潜效益 质量效益，如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收入等

扩展效益，如增加生产、扩大销售等

投资效益

（3）按耗费产生效益的单位可分为内部单位效益和全厂综合效益两种。

（4）按耗费产生效益的对象可分为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两种。

2.2效益成本法的内容

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1）分析产品生产过程中各种耗费对企业内部可计量的直接经济效益的关系，确定各种效益成本。（2）确定耗费效益系数控制支出；同时确定效益奖励率提高效益。所谓耗费效益系数，是指每元耗费可取得多少可计量的经济效益，常用成本效益分析、专家调查、历史数据测定等方法确定，一般应用于决策效益成本和投资效益成本两方面。（3）采用经济效益剖析法确定立项核算的效益成本。所谓经济效益剖析法，是指利用实际核算资料剖析经济效益关系中的各项因素，并通过实际调研，揭示其中最薄弱、最有潜力的项目作为主攻方向的一种方法。（4）确定效益成本的支出方式。有两种支出方式：①全额挂钩支出，即全部耗费都从所创效益额中支付。②单项奖励支出，即对承包单位或承包人按项进行专门奖励，正常耗费仍按现行办法进行。（5）设置专门账户汇集各种效益成本，然后按现行会计制度规定的支出途径进行结转。

2.3效益成本法的主要特征

（1）耗费同效益挂钩。即从耗费上计算效益；从效益上反省耗费，效益奖励反过来又列作追加的工资费用。

（2）成本核算对象既不是产品，又不是责任单位（责任人），而是立项的成本性效益。这是区别于传统成本法和责任成本法最主要的特征。

（3）核算具有阶段性。虽然该方法也按现行成本计算期进行费用的归集与结转，但核算项目上的更替和时间上的断续已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4）核算方法具有辅。一方面它在现行成本计算方法的基础上补充使用；另一方面它又借助于管理会计中决策成本等方法。因而核算有帐内、帐外之分。

（5）核算对象领域管理目标相统一。效益成本法从单项效益的核算入手，最终是要提高企业的综合经济效益，这同企业管理的分目标和总目标一致。因此，该方法的应用过程也是经济效益的提高过程。

3.效益成本法在建筑节能降耗中的应用

3.1科目和账簿的设置

为了集中反映建筑节能降耗所需的费用同效益的关系，效益成本法在现行核算的基础上还要在资金占用类增设“效益成本”一级科目。该科目借方反映创造建筑节能降耗效益耗费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直接费用以及计提的效益成本奖，贷方反映结转的效益成本，月终一般不留余额。该科目按效益成本的种类进行明细分类核算，其明细账采用多栏式成本管理论文，格式如下：

效益成本明细账

账户：挖潜效益成本

 

年

凭 证

摘 要

借 方

贷方转出

月

日

字

号

节约效益成本（效益额：元）

降损效益成本（效益额：元）

质量效益成本（效益额：元）

扩展效益成本（效益额：元）

合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