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法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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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4-0188-02

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能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工作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作为高职院校教师应该具备两个基本素质：第一，良好的专业素质来指导学生专业发展。第二，较高的思想水平来处理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社会关系，其中以师生关系为主。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当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复杂的因素中师生相处融洽已经显得尤为重要。在现阶段，复杂的社会因素对高职院校师生关系产生了影响，从而导致了一些不可回避的情况和问题产生，这些新的问题也会对学生们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尤其是90后、00后学生们。如何给学生们及社会其他工作者做出表率，也可见高等教育法规的重要性。

一、高职院校师生关系的现状及问题

1.正常教育教学活动受到干扰。据网络报道，有高职院校因省里领导来校检查，抽调学生不参加正常教育教学活动，去参与给视察领导看的学校文艺汇演活动，并且每次抽调的学生人数还不少，抽调时也不履行正常离堂手续，在正常教学时间抽走学生，所旷课时从4课时、8课时不等，有的课一周才上一个半天4学时，学生抽走半天那一周的教育教学活动受到了直接干扰。事后学生上交的也不是院系办公室发的带有辅导员印章的正规请教条，而是普通信纸附上某校领导私人签名（无任何印章）。类似这种行为，一是干扰了学生正常参加教育教学活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校园里的不良氛围，直接或间接造成教育教学活动重要性下降，学生会认为正常的教学活动不是那么重要从而导致缺勤、早退、迟到等现象。

2.学生被当作免费劳动力。由于高职院校特别要求校企合作项目的数量与质量，许多高职教师除了本职的教学任务外，其项目合作人、项目秘书的身份也是公认的第二重身份，有时候这种身份在某些高校甚至高过教师本职的教学身份。高职院校本身课程任务量上并不轻松，而校企合作的项目很多时候存在不可控的因素，对于高校教师想兼顾二者有时十分困难；除此以外，也存在着部分高职教师为了个人评职称、评先进需要大量的论文、发明专利、开发项目等作为支撑材料；还有的高职教师为了贪图一时的安乐让学生为其完成教学任务里的环节，例如：课程标准的书面撰写、课堂作业的批改、学生作业的评语等；以上均是会引发学生被当作免费或廉价劳动力的因素，这类师生关系中高职教师与高职学生俨然从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变成了不平等的雇佣关系。这些行为是最易造成高职院校师生关系淡漠化、功利化的。

3.部分高职院校教师对学生收取额外费用影响高职院校风气。由于国家高职院校办学水平参差不齐，引进的教师资质也并非个个都是教育专家，有的高职教师为了提高学生的课堂到勤率或者减少迟到早退现象，会采取迟到一次或早退一次罚款10元，缺课逃课的一次罚款50元的行为，这种行为虽从本意上并非有意向学生收取额外费用但结果却的确变成了罚款。

又或者每逢节日、过年有的教师会特意暗示学生给自己送礼，有些甚至会在特定的节日指定特定的礼品：例如某高职院校老师对自己所带项目参与的学生说中秋节只收某知名品牌的木糖醇口味月饼，买不到这种月饼的学生节日后就不用再参与项目，学生为此想尽各种办法，但供货紧张，仍然有些学生因实在买不到月饼而失去做项目的机会。

有的是教师主动索取，有些则是学生主动在逢年过节时送礼给老师，为自己谋取利益发展不平等竞争。这些行为都阻碍了公平公正的教育教学环境，也对日后学生踏入社会的品德素质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4.对学生个人品行问题和违纪问题没有明确区分导致判断不公。高职院校学生相比本科院校的学生的确在素质上略显弱势：着装打扮、行为举止、对于课堂纪律的遵守程度、自觉性可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有时这些可能引起授课教师的反感，但这不足以让教师为此而不顾违纪行为的具体情况以个人好恶的标准判学生作业不及格，影响学生毕业、就业。也有高职院校教师喜欢在考试的时候出一些跟教学大纲不完全相符的题目，造成学生解体困难，因而导致挂科、留级、毕业就业受到影响等。

二、在高等教育法规的影响下解决高职院校师生关系的策略

1.依照高等教育法规：不得阻碍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在高等教育法规的指导下高校领导、教师是不能阻碍学生参加正常教学活动的，也不能缩短教学时间和内容，更不能随意取消学生接受的正常教育教学活动，前文里校领导的行为阻碍了学生接受正常教育教学活动，这违反了高等教育法规。这种不良行为高职院校可依据高等教育法规处理违规领导、教师。

2.高等教育法规里明确指出不得把学生当作自己的雇工使用。高职院校教师的确因为高职院校本身的特殊性需要交给学生项目操作的技巧以及通过带着学生做实际项目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只是如果这种行为一旦变味，变成了高职院校教师出于个人私欲利用学生作为个人的雇工为自己谋取利益，那就违反了高等教育法规的规定，这种行为按照高等教育法规的指示应该马上叫停，它会导致严重的高职院校师生关系利益化、冷漠化，高职院校教师从教授知识变成了通过自己的知识来笼络、兜售给学生博取个人利益。高职院校可依据高等教育法规叫停这种行为同时严肃警告此类高职院校教师。

3.高等教育法规规定高职院校教师不能对学生变相收取额外费用。高等教育法规里有明确指出，没有国家或相关部分批准任何人没有收费权、罚款权，前文提到教师为了提高出勤率维护课堂秩序而采取的罚款已经违背了高等教育法规，但这种情况因性质不算过于恶劣可对违规高职教师采取高等教育法规教育，让其明白自己的行为是怎样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然后不再违规操作。但另一例子里的高职院校教师明知违规还暗示、要求学生行贿或者接受默许学生的行贿行为，这类行为性质恶劣，严重败坏了高职院校的学术教育氛围，对学生本身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估量，针对这类教师应该依据高等教育法规对此类教师提出严重批评，予以警告甚至是处分。

4.高等教育法规明确规定高职院校教师应本着公平的态度既严格又不有失公允。高职院校教师在面对学生时因高职院校的学生本身素质存在着种种瑕疵，高职教师面对他们的时候应当更为有耐心并更加公正，不能因为私人喜好而难为学生或者刻意给学生打不及格给学生造成各种困难。高等教育法规规定如果学生违规违纪，高职院校教师应根据具体情况处理，不得在没有原则标准的情形下直接给学生差评、不及格或者开除的处理。在高职院校教师的教学上，高等教育法规规定不能因种种原因考学生课内没有学过的知识，不能偏离教学大纲，不能让学生因此而挂科影响学业。

在高等教育法规的指导下高职院校教师对待学生的违纪行为和自己的教学行为处理会更加公平、规范，不是以私人好恶为标准，而是以国家认定的高等教育法规为标准，更加公平、冷静地处理好高职院校师生关系。

三、结语

高等教育法规对于规范高职院校教师行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高职院校的教师在不断变化的时代面前也许会因种种原因迷失方向，但高等教育法规确实是一条指明的大道，给高职院校的师生关系指出理性、公平的解决方式。高职院校教师应主动接受高等教育法规的教育并按照其规定严格要求自己，让高职院校的师生关系焕然一新，让和谐、互相尊重、学术的师生关系重新回归。当然高等教育法规在现实生活中高职教师能完全依据其处理的理想状况非常少有，这其中一定会有曲折漫长的落实过程，如果高职院校教师秉持严格遵守高等院校法规的信念，相信在将来规范化的行为能唤回良性的高职院校师生关系。

参考文献：

[1]李敏.学生视角下的高职院校师生关系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2.

[2]李学芝.论高职院校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2）：188.

[3]唐业茂.高职院校和谐师生关系研究[J].中国电力教育，2011，（20）：166.

[4]鲍时好，徐生.高职院校师生关系现状调查与思考[J].长春大学学报，2013，（12）：1632-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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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面向生产第一线的高技能应用性人才．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激励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完善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政策法规尤其重要。目前在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面的文章主要涉及合作机制、问题对策、国际比较、高等职业教育法律政策分析等方面，对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政策还没有进行系统分析。

一、当前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国家政策法规

虽然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形式也有多种，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关于企业如何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明确的政策法规出台，现存的政策法规更多的是提出一些指导性原则。

1．政策以鼓励为主。缺少制约性

1991年国发第55号《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提出：要在各级政府的统筹下，发展行业、企事业单位办学和各方面联合办学，要充分发挥企业在培养技术工人方面的优势和力量。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提出：企业应当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有计划地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用的人员实施职业教育。企业可以单独举办或者联合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也可以委托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用的人员实施职业教育。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提出：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举办高等学校。参与和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2．政策有具体化趋势

2002年国发l6号《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企业要和职业学校加强合作，实行多种形式联合办学，开展“订单”培训，并积极为职业学校提供兼职教师、实习场所和设备，也可在职业学校建立研究开发机构和实验中心。学投要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到企事业单位进行专业实践和考察，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广泛吸引和鼓励企事业单位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到职业学校担任专、兼职教师。提高具有相关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教师的比例。2005年国发35号《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依靠行业企业发展职业教育。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密切结合。企业可以联合举办职业院校，也可以与职业院校合作办学。2006年教高16号《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引导建立企业接收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实习的制度，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

3．税收、教育经费问题在近些年的政策中凸显

2005年国发35号《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企业有责任接受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对支付实习学生报酬的企业。给予相应税收优惠。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61107号《关于企业支付学生实习报酬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指出：凡与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签订三年以上合作协议的企业，支付学生实习期报酬，准予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指出：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对劳动者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企业因接受学生实习而从国家或学校取得的补贴收入，应并人企业的应税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国税发[2007]42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支付实习生报酬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通知：各地税务机关应加强实习生报酬税前扣除的监督管理，对企业故意弄虚作假骗取实习生报酬税前扣除的，税务机关除责令其纠正外，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二、国内企业参与高职人才培养政策法规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历年来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政策分析来看，这些政策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同时，我国的政策体系还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策性文件较多

目前。企业参与高职人才培养方面大多是政策性文件，法律法规性文件较少，而且政策多出自教育管理部门，由企业管理部门出台的较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享有更充分的自主权，没有强有力的政府支持。这些政策很多只是流于形式。

2．缺乏可操作性法规

我国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立法起步较晚。政府相关文件中倡导性政策和宏观指导性意见较多，具体责任义务和措施较少，企业是以获得最大利益为目的，如果没有明确的措施，很多企业就可以钻空子。虽然我国现在高度重视企业参与人才的培养工作，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试点、试验，但还没有建立权威、完整的指导准则和手册。

3．缺少对企业的激励机制

对于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国家尚未形成对企业有效的激励机制。对企业的利益考虑不足，保护不够。特别是在税收问题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机制，不能使企业获得利益，参与人才培养被看作是一种义务，就会使企业缺乏积极性，最终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

4．缺乏监督政策落实的机构

当前关于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政策不少，但国家没有建立专门的协调机构来负责设计、监督、考核和推行这项工作。很多项目难于获得有关主管部门的充分协调。微观的运行制度不够成熟和完善，在与现行制度发生矛盾时，显得无能为力。因此，这些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协调各方利益，使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处于良性发展状态。

三、国外相关情况

在技术革命的浪潮下，欧美国家对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工作非常重视，政府制定了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的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比较规范，这对我国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战后，美国提高了对企业参与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视程度，颁布了一系列关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法律。其中有《高等教育法》(1965)和《高等教育法修正案)(1968)对学校和企业的合作教育立法，加强对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的资助；1990年《伯金斯职业教育法案》鼓励工商企业和教育机构间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共同拟订培训项目和课程表。1994年《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规定企业负责延伸的学习活动，如提供合作学习课程，向高中学生提供实习职位，提供实地工作指导，学校和企业必须一同工作以创造合作关系，建立就业和学校之间的沟通。2006年《卡尔·伯金斯生涯与技术改进法》把职业教育延伸到了工作阶段．支持在学校、学位授予机构、劳动力市场和企业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为个人的发展提供接受再教育的机会，使其在一生中获得保持美国竞争力所必需的知识和机会。

德国的“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在世界上已经得到认可，其中的“一元”就是企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政策法规，在德国非常规范。德国的职业教育就是通过立法确定下来的，其职业教育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拥有坚实的法律保障。国家从法律、法规、执法监督等方面，确立了有关各方的行为，形成了一个各级政府、部门依法各司其职、紧密合作的管理和监督体制。德国除了《职业教育法》外，还有《青年劳动保护法》和《职业教育促进法》等一系列的相关法律以及370多种国家承认的培训职业的培训条例。这对规范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德国和美国都非常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的立法工作，用法律来保护和规范高等职业教育的健康稳步发展。为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奠定了法制基础。下面是德国和美国在促进和规范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面的特点：

1．相关的法律相互配套，形成了规范技能人才培养的法律体系

比如，美国《高等教育法)(1965)和《高等教育法修正案》(1968)对学校和企业的合作教育立法。加强对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的资助；1990年《伯金斯职业教育法案》鼓励工商企业和教育机构间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共同拟订培训项目和课程表。美国颁布的关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法规和法案超过了150个。德国除了《职业教育法》外，还有《青年劳动保护法》和《职业教育促进法》等一系列的相关法律以及370多种国家承认的培训职业的培训条例。

2．法律规范既有原则性的规定。也有操作性很强的细化的规定．便于贯彻执行

比如，德国的《职业教育法》中就有培训合同不能有哪些内容。学徒的津贴以什么形式支付等细节的规定。确保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得到保障。

3．不断根据新的情况。对已有的法律进行修订或制定作为补充的法律

比如，美国1963年通过了《职业教育法》，而后又制定了(1968年职业教育法修正案》、(1976年职业教育法修正案》等。

4．严格对职业教育法的监督管理

德国的《职业训练条例》和《职业培训规章》都明文规定违反职业培训条例就是违法．可“判处关押”或“处以不超过一万马克的罚金”。

四、结合我国的情况，构建激励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政策环境

企业作为独立经济组织。其根本目的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培养人才只是企业实现利益的手段，而企业参与人才培养需要有一定的人财物力的投入，这会增加企业负担和成本，极大地影响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因此，构建有利于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政策环境非常重要。通过对美国、德国相关政策法规的分析，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在制定政策法规时，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促进企业参与人才的培养。

1．要制定具体适用的法律法规

从立法层面，建议完善《职业教育法》，或者制定关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新的法律。指导职业学校与企业的合作，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政府、学校、企业在合作教育中的责任和义务。其中要对企业在参与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性质做出明确规定，使之细化、具体化，加强执法监督力度，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问责制度。把是否参与职业教育纳人企业领导考核内容。对拒不履行职业教育责任的企业，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2．政府、企业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财政管理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建立职业教育的长效投资机制，积极组织行业、企业、社会等各方面建立专项基金制度，制定合理的资金管理和使用政策，按照教育机构参加工学结合人数增加政府补贴标准，出台有利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税收减免、财政资助等政策，加大培训经费提取的力度，让企业积极地深度参与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使“学校教育”和“企业教育”真正糅合起来。

3．完善职业资格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

职业资格是从事某种职业所应具有最低程度的知识、技能和相关素质的要求。以职业资格制度为基础，可以促进企业与高职院校的紧密结合。因为企业、行业是制定职业资格标准的主体。行业的用人标准直接可以通过资格标准向职业院校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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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会均等与平等对等：“包容”中求“宽容”

“机会均等”思想是“社会公平”理念在教育界的反映。它与反对歧视的平等对等原则是包容的。按时间和内容划分，学生的机会均等，包括入学机会的均等、接收教育的机会均等、学习成功的机会均等以及毕业时间和就业机会均等。这种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因一些差别因素(如民族、种族、性别、年龄、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而转移的。我国宪法第46条、教育法第9条和第36条第1款皆做了授权性规定或禁止性规定。

这种兼容的机会均等和非歧视原则不仅体现在入学环节上，还应体现在学校教育管理、学生学业成功的每一个环节。学校应保障具有不同民族、种族、性别、年龄、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背景因素的学生在入学、学习、就业等方面平等权利的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受教育者之间也应反对基于以上差别因素的歧视。

值得一提的，世界上许多著名高校几乎皆在其不歧视宣言中加进了“性倾向”这一很可能受到歧视的因素，反对基于“性倾向”上的歧视，拓宽了弱势群体受保护的范围。世界医学界、心理学界已认可了性倾向的多元化。我国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此问题的认识，尽管有分歧，也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鉴于我国伦理道德文化的独特性以及公众的认识接收程度尚不高，建议国家和高校对这一弱势群体的保护应循序渐进的展开。国家教育法规禁止歧视条款中，对有可能受到歧视因素的列举是开放的，地方政府和个别高校在分歧未弥合之前做些扩展性的解释和政策，若与国家法规不相抵触。应该是许可的。这也许是一种过于前卫的想法，但高校在国家尚未有明确说法之前，应谨慎从事，本着科学、合理、善意、宽容的原则，妥善处理因性倾向差异而导致的争议和事端，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悲剧。

二、学生合法权益与学校自由裁量权：“平衡”中见“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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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先导，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所以教育领域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国现已有大量的调整教育活动的法律法规出台，而且关于教育的立法活动还在不断进行。但是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涉及教育权，教育活动的纠纷频仍，诸如涉及侵犯受教育权、残疾儿童的入学权、教师的惩戒权等等问题的案件不断出现，但是从诉讼立案到判决都遇到了难题，从程序到实体都遇到了适用法律上的障碍。有的案件如齐玉苓告陈晓琪侵犯其受教育权案最终按侵犯姓名权进行判决；有的援引了行政法的法律规定；有的是作为民事关系进行了解决，各地方法院在处理同类问题时依然存在大量观点上的不统一，这些法律适用活动仍然没有被最终明确。究其原因是当前社会处于迅速发展和剧烈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对教育领域不断渗透，教育主体多元，教育关系错综复杂，来自于社会的各种矛盾与教育领域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矛盾与纠纷丛生。

另外，从法律的价值上讲，教育的法律控制的实现，不单是在于在立法上制定了多少倡导和维护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秩序的教育法律、法规，关键在于使这些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秩序在教育管理中得到全面的实现。教育法律适用过程是实现教育法律价值的过程，法律适用的概率越高，表明法律价值的实现程度越高，即法律价值化程度越高。

所以，通过对教育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准确、及时、正确地实现教育法律法规的适用，实现教育领域的法治的要求已经非常紧迫，这种要求已经深刻触及了制度和法律的层面。

二、不同的观点

2O世纪60年代，日本法学界对教育法的地位提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教育行政法规学”和“教育制度独立自法说。”这一理论启发了我国教育法学研究者对我国教育法地位的讨论，探索，引发了1993年至今仍未衰退的学术争鸣，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

(一)完全独立说

主张是以特有的教育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有特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基本原则并有相应的处理方式。

(二)隶属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教育法隶属于行政法，是行政法律部门的一个分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不具备构成部门法的条件。因为“教育法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管理，或者统称为国家调控教育的原则，这种调控在我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行政行为实现的，因此，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可以界说为调整教育行政关系的法规的总称。”

(三)相对独立说

认为教育法应脱离行政法，与文化法、科学技术法、体育法、文物保护法、卫生法等共同组成文教科技法，教育法是其中一个分支。从尊重人才，重视文教科技等因素来考虑，亟须加强这方面的法律，这一部门法中包括：教育法、科学法、版权法、专利法、发明奖励法、新闻法、出版法、文艺法、广播电视法、文物保护法。

(四)发展说

认为目前教育法的调整对象仍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调整方法也属于行政法范围，但教育法同时调节着具有纵向隶属特征的行政法律关系和具有横向平等性质的教育民事法律关系。随着教育法的继续深入发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继续完善、教育法应当独立。由于教育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独立性，这就为教育法归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打下基础。

以上的不同学说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要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明确教育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使教育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适用，必须分析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和现实上解决问题。

三、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

“教育关系”属于行政关系，民事关系，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关系呢?调整这些关系的教育法律法规的性质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程序法呢?只有对这些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关系进行科学地考察，才能明确“教育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哪个部分。这是教育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与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教育法的分类、体系构成等直接相关，而且对教育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学校作为法人组织(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中小学不具有法人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和方方面面发生着联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对一些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解析。

(一)我国教育与政府的关系

在我国政府《教育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这说明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行政管理、行政干预和施加行政影响，学校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两者之间是行政关系。

随着大量社会力量介入教育领域，大量的私立学校纷纷建立，而私立学校的办学自的来源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民事权利，权利的特点是“法不禁止便自由。”但是这种权利的运用方向是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利益冲突集中的领域，不同的人对教育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试图通过教育实现不同的目的，因此决定了这部分领域而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因为教育是有时效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掌控，因为政府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办学者，所以政府必须有限介入，进行宏观调控，对民间办学权利明确界限但同时给予保护，《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有限调控，在这个范围内形成的就是行政关系，在此范围之外形成的社会关系，应该定位为民事关系。

但是，政府在对学校的管理中关于学校的自主办学权的内容必须要研究，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民主化的不断演进，学校需要更多的办学自，实现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权力的分化是必然的要求。

(二)学校与学生、教师的关系

教育法律法规的功能简言之就是能够实现“依法管理”和“依法维权”。

《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以下权力：“……2．招收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3．对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4．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5．对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所以，从教育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学校是经《教育法》授权，行使国家权力，学校在行使这些权力时，与学生和教师之间形成的是行政关系，学校是行政主体，学生和教师是行政相对人。作为学生，在校期间要接受学校的管理，虽然在学理上有从不同角度形成的不同的认识，如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论，教育法上的教育契约关系等等。但是学校出于教育目的，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设立校规，对学生进行管理，甚至惩戒，尤其是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在总体上应该被认为是行政行为；而涉及到学生在校内所使用的硬件设备，包括教学设施、伙食、住宿等完全可以根据合同进行约定，如果发生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就可以解决。但是私立学校还是有其特殊性，学生入校时需要和学生的监护人签定相关的合同，不仅对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服务标准进行约定，同时对管理的内容也进行约定，所以体现出了特殊性，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了一定的交叉，如果出现了纠纷，根据法学理论，我国一般是公权优先，可以按照行政关系界定，但大部分关系是作为民事关系界定的。随着社会力量办学规模的逐步壮大，对这部分领域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相关规定是非常迫切的。

在学校内部，学校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权责分配和学校工作的特陛所决定的管理关系。

《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都规定了教师聘任制，双方作为平等主体签定聘任合同，但是基于我国教师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中教师聘任制度和教师的资格制度、职务制度密切相关，而高等学校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对本校教师以及拟聘本校的教师实施资格认定，代替履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在教师职务评审中，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此，无论是在教师资格认证还是教师职务评审过程中，高等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教育行政关系，中小学教师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作为管理者，与教师形成了不对等的管理和被管理的法律关系；而作为聘任人，学校和受聘教师问形成的是平等主体问的法律关系，在这双重身份下，学校很难主动放弃行政职权；而且长期以来，教师和学校形成的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如人事关系、住房、子女就学等等，使教师在聘任过程中更加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公办学校和教师的关系主要还是行政关系，是内部行政关系。但在私立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是合同关系。

(三)学校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关系

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它所处的内外环境构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学校和企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团体、个人之间，既有互相协作、又存在着复杂的财产所有和流转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学校是以独立的民事主体的资格参与其中的。最突出地反映在所有权关系、邻里权关系和合同关系上。这些都是明确的民事关系，完全可以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进行活动，不过由于我国还大量存在机关办学的情况，所以学校在产权的界定、变更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学校合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政府机关的财产权和学校的财产权无法区分，无法实现产权明晰。所以，进一步明确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实现政府的角色转化和权力分化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四、结论

综前所述，教育法律关系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纵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另一类是横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自然可以由行政法和民事法律进行调整，而不是单纯的讨论教育法，所以，本文作者认为，不应当把“教育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教育法”的外延应当包括“教育行政法律”和“教育民事法律”两部分。由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调整方法不具有独特性，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就可以解决，如果按持“完全独立”说的学者所论，“教育法”作为一个单独法律部门，就会出现法律部门间的交叉，给立法和执法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和我们划分法律部门的初衷相违背。而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新法律部门，而是实现公权利和私权利的边界的界定，明确政府、市场主体、办学者和参与学习者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并提供权利的有效救济途径和权力的恰当的实施方式。:

同时对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认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以上观点是基于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相对有可行性的方案。如果从理论上仔细分析，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是不是行政法，如果是，学校当然是行政被授权主体，反之就面临立论被全面的危险。

(二)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定位需要进一步确认

作为行政管理者必须和办学者、出资者的身份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高等教育建设中，减少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校工作，而可以采取规划、审批新建高等学校、制定标准、评估和监督等手段对学校建设进行调控。从未来发展来看，教育领域的法治化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密切的联系。

(三)确认学校的法人地位，保护学校的法权利

虽然对学校的法律地位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学校作为法人不管是从《民法通则》，还是《教育法》的规定上看都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现实中学校的财产权、人格权受侵犯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行政办学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和学校的法人权利间的冲突是经常存在的。

(四)继续深化教师资格认定及相关职称等认定的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