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敬业奉献的事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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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年来频发的环境污染事件、严重的雾霾天气，使得环境保护成为我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之一。随着环保法律法规的完善及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企业无偿使用资源，并将其造成的环境影响推给社会的现象将不复存在。企业必须要对其生产经营所造成的环境影响负责，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是其塑造形象的必然选择，也是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在微观领域的具体体现。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必然会增加企业的支出，环境成本增加，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企业究竟应如何合理承担环境责任呢？本文试图对企业环境责任引发的环境风险进行度量，以期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环境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一、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

（一）环境责任。欧盟委员会指出环境责任是指企业为促进社会环境目标而采取的行动；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恩德勒则认为环境责任是“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消耗较少的自然资源，让环境承受较少的废弃物”。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卢代富则认为，企业环境责任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所肩负的责任。企业环境责任源于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企业环境责任分为强制性环境责任和自主性环境责任两类。

（二）环境收益。实践证明，环境责任与企业价值存在相关关系，承担环境责任有利于企业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与支持，提升企业的价值。笔者认为承担环境责任给企业带来的收益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提升企业形象和商标价值，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与财务绩效；（2）增加公众认可度，提高顾客重复购买率和市场占有率，增加企业收入；（3）节约企业内部成本；（4）获得政府环保补贴；（5）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提高企业绩效，如改善与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关系以降低资本成本，通过提高员工忠诚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以降低生产成本，改善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关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等。

（三）环境成本。笔者根据成本的性质，把成本概念用于环境领域，并与企业的环境管理活动相结合界定出环境成本的概念。环境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而发生或承担的各种费用支出，以及因此而承担的各种损失。环境成本可以分为直接环境成本和间接环境成本。（1）直接环境成本，这些支出能归属到某一个特定的环境责任项目，有着明显的直接成本的性质，例如环境污染预防成本、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成本及环境损失等。（2）间接环境责任成本，是指由于企业自身最优环境责任履行水平低于政府强制性环境责任水平而造成的环境收益的损失。每一个企业都会存在一个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确定的最优的环境责任履行水平，以达到环境收益最大化。但是，当存在法律强制性环境责任时，这种强制性环境责任水平很可能会超过企业自身最优环境责任水平，这也会增加成本支出，降低环境收益，我们认为这种损失也是一种间接环境成本。

（四）环境风险。风险无处不在，但不同学者对风险的认知和界定存在差异。本文基于企业环境责任的角度，把环境风险解释为环境收益小于环境成本所造成损失的大小，即如果企业环境收益小于环境成本，那么就会产生环境风险并在经营过程中不断积累，二者之间的差异就是环境风险的大小。环境风险对企业价值造成损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只有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才会爆发，从而导致企业价值大幅度下降，甚至破产。因而，深化对企业环境风险的认识，在对其合理度量的基础上，有效控制环境风险，是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强制性环境责任、自主性环境责任与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的存在与最优环境责任履行水平及强制性环境责任履行水平是紧密相连的，因此，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个企业的最优环境责任水平。

（一）最优环境责任水平。对于企业来说，笔者认为可以把环境责任看成是一种商品，企业消费这种商品能带来环境收益Y，同时也必须付出一定的价格即直接环境成本C，并且其收益和成本都是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水平x（0C，也就是ax>1/2mx2，可以推导出xC（1），因此2a>m，此时显然Y（1）>C（1）是Y>C的充分条件。

在不存在强制性环境责任的情况下，企业根据环境收益π（x）=Y（x）-C（x）的最大化来选择最优环境责任水平，最优点为dπ/dx=a-mx=0，x0=a/m，如图1所示，在这一点上企业实现了环境收益MN，由于2a>m，因此x0>1/2。也就是说当不存在强制环境责任要求的时候，所有的企业都会选择高于1/2的环境责任水平，并且实现了最大的环境效益。

（二）强制性环境责任和社会风险。以上分析我们没有考虑政府强制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法律法规的实施，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环境保护法规不断完善，这些法规等强制性因素会对企业环保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企业的环境收益。假设政府部门强制要求所有企业的环境责任履行水平都要达到x1（x1>x0），此时对于那些环境责任水平低于x1的企业而言，由于这种环境责任水平低于社会最低要求，因此环境收益也会随之下降，此时环境收益曲线Y变为图中向下的虚线MA，这时企业环境收益要远远小于环境成本，根据前面的定义，此时会产生间接环境成本。如果不存在强制环境责任，企业可以获得环境收益MN，但此刻却会产生负的环境收益AE，因此强制性环境责任造成的间接环境成本为MN-（-AE）=MN+AE。企业保持较高的强制环境责任水平会造成环境风险产生并不断积累，根据我们的定义，环境风险=环境收益-环境成本=环境收益-直接环境成本-间接环境成本=-AE-（MN+AE）= -（MN+2AE）。因而可以看出，强制性环境责任水平越高，公司的环境风险也越大。

但是，强制性环境责任并不一定会造成环境风险产生。如图2所示，xm为收益与成本曲线的交点，此时收益等于成本，如果强制性环境责任水平x22BD时，会存在环境风险，而当MNx2时，企业就会发生环境风险，并且随着强制水平的提高，环境风险不断积累，当环境风险达到企业无法控制时将会破产。

（三）自主性环境责任与环境收益。假定有两家企业1、2，企业1的环境收益Y1=a1x，环境成本C1（x）=1/2m1x2；企业2的环境收益Y2=a2x，环境成本C2（x）= 1/2m2x2。假定企业2偏好于较高的环境责任水平，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以获得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使得Y2>Y1，C2a1，m2x1，如图3所示，此时企业2的环境收益要大于企业1，企业自主性环境责任水平越高，其获得的环境收益越大。

三、结论及建议

履行环保责任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保障，然而履行环保责任也是存在风险的，如何有效地评价和控制环境风险就成为企业实行风险管理的前提。笔者认为企业都存在一个由环境收益最大化所决定的最优环境责任水平。但是现实中由于政府部门强制性环境责任的存在，往往会导致企业最优环境责任水平低于强制性水平，从而导致环境成本的增加，使得环境收益小于环境成本，引起环境风险并不断积累。但是超越强制性的自主性环境责任会给企业带来更高的环境收益，有利于避免环境风险的发生。为了降低企业环境风险，实施有效的环境风险管理，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政府监管部门：适度的监管。政府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完善法律、规章制度、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奖惩制度等，来对企业环保责任加以引导和监管。尽管强制性环境保护责任法律、规章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企业环境责任缺失问题，但是如果强制性水平要求过高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根据我们的分析，过高的环境责任水平要求可能会导致环境风险发生。因而实施适度的监管标准将有利于降低环境风险，引导企业持续发展。

（二）企业：培育环境责任意识。对于法律规定的强制性环境责任，为了避免环境风险的发生，企业应积极主动地承担环境责任。而对于自主性环境责任，企业应培育环境责任意识，提高承担环境责任的自觉性。将环境责任意识融入企业文化、纳入企业战略管理，积极承担环境责任，提升企业社会形象，改善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资源和支持，从而降低和规避其环境风险。环境收益越高，环境成本越低，企业就越愿意履行，如何有效地增加企业环境收益及降低环境成本是企业管理部门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此外，企业还应积极披露环境责任信息，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获得更多利益相关者的理解和支持。

（三）利益相关者：监督评价作用。企业利益相关者要以社会舆论为导向，呼吁企业自觉履行自主性环境责任。充分发挥媒体、网络、消费者协会、环保组织等社会监督的作用，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全面监督体系，促使企业履行环境责任。X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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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区际产业转移不仅体现了产业发展的要求，而且承载着地区经济发展的使命。很多国家的经济腾飞和产业升级与多轮国际产业转移密不可分。然而，随着产业转移的推进，诸多经济风险在一些产业承接国（地）渐趋暴露。例如，生产技术的低端锁定，贫富差距的增大，承接地沦为环境污染的避难所等。国内学者研究发现，这些经济风险在我国很多产业承接地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有的已造成严重后果。

学界对地区经济风险的研究始于对经济稳定的关注，尤其在经济下滑或大幅波动时期防控经济风险的直接目标是维护经济稳定和安全。随着经济一体化加快，地区间竞争日趋激烈。保持地区的长期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地区经济风险研究的主要任务，从而地区经济风险的定义演变为影响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学者们进一步指出，以地区可持续发展为判断标准的经济风险研究应包括地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影响各方面内容，并且其关注的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从地区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任何经济活动对地区的影响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由地区所有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决定的。纵观国内外现有关于产业转移的研究，大部分学者依然停留在企业决策与政府干预的互动上。他们认为，在市场完善的环境中企业是产业转移的主体，而政府负责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并且在市场不完善情况下政府在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时发挥着主导作用。这种观点一直以来忽视了社会公众主体的参与作用。其实，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社会公众不仅是生产要素的提供者，而且是整体过程的监督者以及最终效果的评价者。他们往往是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各种形式主动参与社会生产并影响着产业转移的效果和地区发展的走势，因此，忽视社会公众独立的判断和行为来分析产业转移的地区影响是不全面的。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分析区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地可持续发展影响时将社会公众参与行为变量纳入研究框架，分析承接地的企业、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三类利益相关主体行为对承接地经济风险的影响机理。

二、利益相关主体行为与产业承接地经济风险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产业承接地经济风险的主要表现

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包括经济的可持续、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由此，地区经济风险应包括经济领域风险、社会领域风险和环境领域风险。在本文中，我们基于重要性原则考察了产业承接地经济风险的主要表现。

对经济相对落后的承接地而言，承接产业首先寻求的是经济跨越式发展。无论是经济增长理论家丹尼森（E.F.Denison）从因素分析寻求经济增长对策的研究，还是库兹涅茨（Kuznets）对现代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再到钱纳里（Chenery）对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都提出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优化是经济增长的两个最为关键因素，其中，经济结构优化往往具体化为产业升级。因此，承接地经济领域风险主要表现为技术进步风险和产业升级风险。地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社会选择理论认为，社会形态进化的主要标志是社会福利或生活质量的提高。Clark与Islam提出社会―生态―经济（SEE）综合评价体系来全面衡量社会福利，其中，社会领域的首要指标是就业水平和收入分配。借鉴这一研究成果，我们在承接地社会领域风险方面重点考察就业风险和收入差距风险。在生态环境领域中，环境污染风险是产业承接地区所面临的非常重要的可持续发展风险。

（二）在产业承接过程中利益相关主体行为对地区经济风险的影响

区际产业转移无疑给承接地提供了有利的发展契机，而承接地是否能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各领域的全面持续发展？这取决于产业承接融合能力。承接地的产业承接融合能力是凝聚吸引转移产业、准确甄选合适产业，并与当地产业融合发展以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地区各领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承接地的产业承接融合能力与当地企业的承接合作行为、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以及社会公众的参与行为有关，影响着产业承接过程中的地区经济风险。

1.技术进步风险。转入产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是承接地实现技术进步的关键。很多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转入产业有利于承接地劳动生产率差距缩小，从而表明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产业转入凭借比较优势从当地企业手中占有市场份额，而当地企业在固定费用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因市场份额缩小而造成整体成本上升并且致使生产率下降，因此，技术溢出效应并不存在。由于研究选取的国家或地区数据不同，其经济、政治与社会因素存在差异，技术溢出效应程度也不一样。承接地企业技术吸收和研究开发能力对产业转移的溢出效应具有直接关系。当地企业技术基础越强，越有利于技术溢出。政府的创新激励政策也是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因为新技术的溢出会减少企业的创新投资，而政府有必要通过直接或间接创新激励政策来刺激企业进行创新投资。企业行为和政府政策离不开入力资本的技术进步效应，社会人力资本的总体存量水平是推动地区生产率水平提高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主要是因为各种渠道和采取各种方式的人力资本投入会导致技术的非自愿扩散。

2.产业升级风险。产业在转移到另一地区后会通过前向、后向联系带动相关产业的需求并产生结构优化效应。正是因为产业承接的推动，才使得亚洲一些国家由初级产品生产国转变为现代经济国，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而胡红梅担忧外来产业会对本地主导产业体系发展产生挤压和控制，从而威胁本地主导的产业结构。另外，产业转出地为了保护核心竞争力竭力阻止技术外溢，导致承接地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

技术进步是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和动力承接地企业生产规模越大、学习能力越强，技术溢出效应就越明显并且越促进地区产业升级。同时，政府的倡议和支持对促进产业升级和产业集群的发展至关重要。我国中西部地区以政府财政收入为基础，通过税收、用地、融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以增强产业吸引能力，推动地区产业升级。地区产业升级的实现也取决于社会人力资本的积累，赖俊平等在通过对韩国发展的研究发现工资上涨迫使产业升级。在淘汰了落后企业和技术之后，工人的人力资本积累也在干中学得到了提高，进而促进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过渡。

3.就业风险。产业转移往往是增加产业承接地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途径，同时，低劳动力成本也是劳动力资源富裕的地区吸引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从20世纪60年代起，世界各国政府就把吸收国外直接投资作为减少本国失业率的重要政策；而竺彩华和胡再勇研究发现，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移入会对本土同行企业产生市场挤出效应，同时因为外资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低，最终将导致当地失业率上升。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的就业效应可分为直接创造效应、关联效应、质量提高效应和挤出效应。承接地企业技术条件基础越好，并且单位产出的工资占比越低，其吸引转入产业的能力就越强，也越有利于在当地产生就业直接创造效应并实现生产的规模效应。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支持提供就业咨询、职业培训、供需信息等服务的行为，不但能为就业直接创造效应，而且有助于就业关联效应的发挥。可见，政府财政支持能力和力度越大，越有利于降低社会的就业风险。此外，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知识更新能力就越强，这种就业挤出会越容易、越快速地得到补偿，而就业风险将随之下降。

4.收入差距风险。Chen和Gopinath认为，产业转移能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工资水平，但也迫使高、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拉大，从而导致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甚至难以实现共同富裕；而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数据表明，产业转移并没有对承接地的工资差距产生影响。企业在承接转移产业后要想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必须对企业进行改造。如果企业采取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会导致人力劳动被由技术转化的生产力所替代，从而造成一部分人员的暂时性失业并降低相关部门行业的工资收入。这符合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求。而转入企业有着较高的生产力水平，致使转入企业支付3.4%的溢价，因而企业的承接合作行为会促使承接地的收入差距扩大。地方政府依靠财政投入推出的失业保障、再就业培训等政策措施有利于缓解这种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另外，由于承接地的收入差距源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社会劳动力整体素质越高，就越能满足转入产业对高劳动生产率的要求，有利于缩小承接地的收入差距。

5.环境污染风险。发达地区环境规制普遍高于发展中地区，承接地的污染避难所假说由此提出。污染产业是否一定会从高环境管制水平地区向环境标准低的地区转移？虽然Walter和Ugelow在理论上给予肯定，但实证研究依然处于验证阶段。曾贤刚运用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关联研究后发现，此假说成立的证据不足；而仇方道等利用2000―2010年江苏省13个省辖市数据，在探讨该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转移特征及作用机制后发现，江苏省已成为国际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承接地，并且苏北地区正在成为苏南地区的“污染避难所”。

一般而言，有关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开支是为了满足社会公众利益的要求，而从市场经济主体企业的角度来看，过多的环境投资往往给其经济效益带来负面影响。因此，环境成本不会主动地被纳入生产成本中，这导致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尤其在产业转移低梯度地区环境外部性内在化程度更低。地方政府是直接的环境规制主体，政府规制能力越强，越能有效限制污染产业的承接。社会公众以监督和评价等参与方式能有力地推动环境保护工作。万建香、梅国平研究甚至发现，以群众环境来信来访为衡量指标的社会资本促进环境保护的绩效弹性远远大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物质资本。可见，公众参与有利于促进地区的环境保护。

三、产业承接地利益相关主体行为对地区经济风险影响的实证

（一）研究样本概况

中国区际产业转移不仅有东中西间的梯度转移，而且还存在“中心-”式的临近转移，这在东部地区尤为突出。为使样本具有代表性，我们于2014年3～7月调查了东、中、西部具有典型产业承接特征的县域地区（涉及江苏、安徽、江西、河北、湖南、河南、陕西、甘肃8个省份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域内的3～7个承接合作企业（涉及电子通信、化工、食品加工、纺织、有色金属等转移产业），共获得有效样本产业承接地区数据42个。承接合作企业213家的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

本文在构建利益相关主体行为与地区经济风险之间的模型时是以县域产业承接地作为研究单位。我们在将企业层面测量所得的各项指标汇总到县域层次并计算出各县级地区各项指标的平均值后进行实证数据处理分析。

（二）模型设定及指标归一化处理

1.模型设定。初始模型的设定如图1所示。在模型中，外生变量为产业承接地各利益相关主体行为，包括企业合作行为（EB）、地方政府干预行为（GB）和社会公众参与行为（PB）。这三类利益主体行为需要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实施条件。我们从动力、能力、资源基础和机会四个维度来考察三类利益相关主体行为的强度。内生变量为产业承接地经济风险，包括直接性经济风险（GR）和扩散性经济风险（WR）。直接性经济风险是经济领域的地区经济风险，本文从技术进步风险和产业升级风险两方面考察；扩散性经济风险是社会领域和环境领域的地区经济风险，我们从就业风险、收入差距风险和环境污染风险三方面考察。另外，考虑到地区发展中经济领域和社会与环境领域的关联性，直接性经济风险和扩散性经济风险也可能存在互动关系。初始模型的SEM路径图见图1，图1中各变量的相关设定及性质见表2。

2.测量指标归一化处理。由于利益相关主体行为和地区经济风险各测量指标的单位和数量级不同，评价结果准确性将被影响。为了尽可能反映实际情况，我们在拟合前对测量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归一化处理公式如下：

本文通过结构方程分析软件AMOS17.02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初始模型进行拟合，得到修正指数为24.65。Joreskog与Sorbom认为，当修正指数大于7.88时有必要对初始模型进行修正。首先根据拟合结果GBGB3、EBEB4、WRWR2、GBGB1、WRER、PBPB4、EBEB1的系数不显著，本文按照系数为零概率的大小依次将这5个路径分别剔除后再拟合，模型所有估计的系数都通过了检验；然后运用修正指数逐步增列变量误差间的共变关系依次增列了e6与e11、e11与e14、e18与e19三个共变关系，最终得到修正模型。其非标准化估计值和标准化估计值分别见图2、图3。此时，修正指数小于6.00，表明修正模型不需要进一步修正。

（四）参数检验

从表3可以看出，除GBWR的路径系数在0.1水平上显著外，其余的系数均在O.05水平上显著。

（五）模型评价

修正模型的评价包括两方面：一是模型整体适配度评价；二是模型内在结构适配度评价。模型内在结构适配度评价分为测量模型评价和结构模型评价。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除PGFI值为0.32且没有达到大于0.50的标准外，其他指标均符合要求，模型整体适配度较好。内部结构适配度检验结果表明：（1）测量模型中的因素负荷量均显著表示测量模型能很好地反映其所要测量的潜变量；（2）除企业合作行为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小于0.6外，其余潜变量都通过了检验，表明潜变量的组合信度良好。从总体上看，模型通过了绝大部分检验项目，整体适配度和内在结构适配度都较好，表明利益相关主体行为对各类地区经济风险的影响效应显著。

（六）结构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见表7）及讨论

1.产业承接地三大利益相关主体行为强度与直接性经济风险均呈反比关系。增强三大利益相关主体行为均有助于促进地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降低地区直接性经济风险。其中社会公众参与行为的影响作用最大，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48且动机、能力和资源基础是关键性影响因素。产业转移能提高社会公众收入水平，激发劳动者参与动力，而社会公众的文化素质水平和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其参与产业承接的意识和能力，从而有利于技术水平提升和产业升级。企业的合作行为影响也很大，对地区直接性经济风险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4，并且企业能力和资源基础是关键性的影响因素。企业技术能力越强，资源基础越丰富，越有利于产业的顺利承接和技术外溢。承接地政府对产业承接的引导与干预有助于降低地区直接性经济风险，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2，并且政府能力和机会是关键性影响因素。在招商引资大战中政府财政收入越充足，越利于发挥地区政策优势。同时，吸收省外资金能力越强，越能增强转入产业的示范效应，产业集聚有利于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地区产业升级。

2.产业承接地三大利益相关主体行为对地区扩散性经济风险的影响作用出现了分化。社会公众参与行为强度与扩散性经济风险呈反比关系，而企业合作行为强度和政府干预行为强度与扩散性经济风险均呈正比关系。企业的合作行为对地区扩散性经济风险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2，说明企业行为对增加地区扩散性经济风险的影响巨大，其关键影响因素是地区就业水平和环境污染水平。企业合作行为越强，所在地区经济水平往往越高且就业越充分，产业承接越容易给当地带来就业挤出效应和结构性失业。此外，当前以资源消耗型产业为主的产业转移给地区带来了新增的环境压力。承接地政府对产业转入的干预行为会增加地区扩散性经济风险，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O.26。政府干预的能力往往与地区经济水平呈正比，因而能力越强，承接产业的就业挤出和结构性失业越明显。另外，环境规制并没有与地区经济水平成正比，政府干预基本体现在承接产业的竞争力上，由此以资源消耗为主的产业承接将加大地区的环境污染风险。而社会公众参与行为有利于降低地区扩散性经济风险，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9。社会公众的积极性越高、能力越强，越有利于产生就业关联创造效应。另外，公众的素质和能力越强，社会组织化程度越高，人们对社会的治理意识和能力也越强，也越有利于对生存环境进行监督和保护。

3.产业承接地的直接性经济风险与扩散性经济风险呈正相关。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5说明承接地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不仅有助于地区就业水平提高，而且有助于产业承接地区的环境改善。这一结论进一步验证了成艾华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污染排放量在持续增加，但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贡献，污染排放的增长幅度已出现明显减缓的势头。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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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企业的运作核心，企业财务风险控制成为人们逐渐关注的焦点。同时企业为了能够获取在市场中的优势竞争能力，财务风险的控制成为重要的保障条件。通过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和均衡市场分析，企业财务风险将从收益和价格，以及价值三个方面着手进行分析与决策管理，从而对企业财务风险起到有效控制。

一、企业财务风险

企业财务风险主要是在财务活动中，由于被某种无法预料或控制的因素影响，造成企业财务状况不能被确定，使其出现巨大损失。其风险可能是投资和筹资造成的危险，也可能是收益分配和外汇等造成的风险，这些都是无法被预料的。一般情况下，企业风险的形成有财务和经营风险两种。要想有针对性的对企业风险进行控制，就必须对企业财务风险所具有的客观性和全面性、不确定性和共存性，以及激励性等特点进行了解。随着现代企业逐渐扩大自身的组织规模，企业投资行为因此延伸到投资领域的范围中，这样一来，企业资产定价的理论渗入到了现代财务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

二、现代财务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风险控制问题

1、投资决策中企业风险控制问题

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马科维茨先后两次分别提出：资产组合与有效分化两方面问题，并在不确定的条件以预期收益和组合方差间的均衡问题，讨论了金融资产选择的现代财务经济学理论，也是现代资产组合管理理论。从企业经营的本质方面来说，现代资产的组合就是以多元化经营方式将企业总体风险进行分散，在确定企业风险资产组合的有效边界与可行域后，再根据投资者有效边界和无差异曲线切入点的确定，决定最佳风险资产组合。在以往的经济学理论中，如果企业投资资产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的因素，那么企业在高度财务风险的情况下，必然要求获得相应高额回报，这与现代财务经济学理论存在一定差距。在现代财务经济学理论中，任何投资风险的收益不能局限于某一资产，而是针对整个资产组合来分析的，只要企业投资收益相关系数小于1，那么企业可以采取多元化经营的方式将企业风险分散，以达到对风险控制的效果。企业风险控制问题在投资决策中主要是由投资者根据需求以资产配比的手段，均衡收益准线风险偏好与风险投资预期效用，确定组合预期收益方差与风险间比值，选择不同风险程度提前降低风险。

2、定价决策中企业财务风险控制的问题

现代财务经济学在资产定价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资产定价与套利定价模型的投资风险理论。通过单项的资产风险衡量指标系数，在各企业投资决策分析中被广泛应用，以收益变动反映资产风险。在资产定价模型中风险存在无法分散和多元化经营分散的风险。前者对企业风险控制只能通过消极的风险回避方式来避免企业风险对财务造成损失；而后者则可以通过多元化经营的方式对企业风险进行分散来避免企业风险造成财务损失。在套利定价模型中，资产风险的因素以预期收益变动作为定价基础，将现时价格和预期日后的收益进行定量，这种模型对企业风险的测度更为精准。同时，在两种模型定价的基础上，现代财务经济学还将运用现代的期权定价从其它角度对企业资产定价体系进行了模型构建，使企业风险与资产价格间的数量关系得到了量化，并从长远的发展来说，使企业投资者能够依照风险偏好制定最优化的风险管理方式。

3、融资决策中企业财务风险控制的问题

融资决策中的企业财务风险控制问题主要是进行符合现代企业的资本结构。在进行决策的确定前，不但要对企业外部宏观环境进行思考，还要对资本市场约束进行思考。从而选择合理最佳的融资方式成为企业主要财务依据和资本结构的约束。在现代财务经济学视角下，企业的经济基础是产权制度，企业融资安排是财务风险的控制。围绕企业债权与股权融资相互替代和无法替代两方面来说，在现代企业净现金流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对企业资金来源的合理配置，达到对企业财务风险的控制。

三、企业风险控制和改善的策略

首先，加强我国政府的支持和构建健全的财务风险预警体系。虽然我国在推动企业发展的时候，设立了一些政策与法规，但是依然无法满足现代企业发展的步伐。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对贷款方式的改善来解决企业融资者的资金问题。同时，由于企业经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财务方面的不确定性，使企业财务风险存在潜伏期，因此，针对该风险可以构建财务风险预警体系，严格控制企业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避免企业在财务上出现严重损失。

其次，完善财务决策体系，根据企业实际财务状况制定信用政策，并加强对财务的管理，使资金回收率获得提高。由于我国企业财务在决策方面存在某些主观或经验方面的决策失误现象，造成企业风险的存在，因此，为了能够降低企业风险，企业可以在做完充分的市场调查以后进行综合分析，判定企业财务决策是否与现展相联系，是否能够在企业固定资产的前提下提高其盈利水平。

最后，　加强企业风险观念和制定风险控制制度。树立正确的企业风险观念，坚持均衡预期收益与风险原则和科学预测各种因素对企业财务带来的不确定性，以确保企业财务决策的科学性，并采取各种防范和控制策略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同时，在建立健全的企业风险控制制度前提下，还要不断加强企业人员对风险的认识和分析，以及防范能力，促使企业财务风险控制的动力获得提高。

总而言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所面临的财务决策都将存在着风险，企业任何一项财务的决策都将决定着企业风险和收益期望。在现代财务经济学的视角下，财务经济学理论为企业做出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指导。从收益和价格，以及价值三个方面构建企业风险控制分析框架，在提高企业风险控制能力和水平的基础上，同时还确保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本报记者　李敏；专家热议：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挑战与机遇[N]；亚太经济时报；2010年

[2]　贺冬娥；浅析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与控制[J]；硅谷；2009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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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企业的运作核心，企业财务风险控制成为人们逐渐关注的焦点。同时企业为了能够获取在市场中的优势竞争能力，财务风险的控制成为重要的保障条件。通过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和均衡市场分析，企业财务风险将从收益和价格，以及价值三个方面着手进行分析与决策管理，从而对企业财务风险起到有效控制。

一、企业财务风险

企业财务风险主要是在财务活动中，由于被某种无法预料或控制的因素影响，造成企业财务状况不能被确定，使其出现巨大损失。其风险可能是投资和筹资造成的危险，也可能是收益分配和外汇等造成的风险，这些都是无法被预料的。一般情况下，企业风险的形成有财务和经营风险两种。要想有针对性地对企业风险进行控制，就必须对企业财务风险所具有的客观性和全面性、不确定性和共存性，以及激励性等特点进行了解。随着现代企业逐渐扩大自身的组织规模，企业投资行为因此延伸到投资领域的范围中，这样一来，企业资产定价的理论渗入了现代财务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

二、现代财务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风险控制问题

1.投资决策中企业风险控制问题。

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马科维茨先后两次分别提出：资产组合与有效分化两方面问题，并在不确定的条件以预期收益和组合方差间的均衡问题，讨论了金融资产选择的现代财务经济学理论，也是现代资产组合管理理论。从企业经营的本质方面来说，现代资产的组合就是以多元化经营方式将企业总体风险进行分散，在确定企业风险资产组合的有效边界与可行域后，再根据投资者有效边界和无差异曲线切入点的确定，决定最佳风险资产组合。在以往的经济学理论中，如果企业投资资产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的因素，那么企业在高度财务风险的情况下，必然要求获得相应高额回报，这与现代财务经济学理论存在一定差距。在现代财务经济学理论中，任何投资风险的收益不能局限于某一资产，而是针对整个资产组合来分析的，只要企业投资收益相关系数小于1，那么企业可以采取多元化经营的方式将企业风险分散，以达到对风险控制的效果。企业风险控制问题在投资决策中主要是由投资者根据需求以资产配比的手段，均衡收益准线风险偏好与风险投资预期效用，确定组合预期收益方差与风险间比值，选择不同风险程度提前降低风险。

2.定价决策中企业财务风险控制的问题。

现代财务经济学在资产定价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资产定价与套利定价模型的投资风险理论。通过单项的资产风险衡量指标系数，在各企业投资决策分析中被广泛应用，以收益变动反映资产风险。在资产定价模型中风险存在无法分散和多元化经营分散的风险。前者对企业风险控制只能通过消极的风险回避方式来避免企业风险对财务造成损失；而后者则可以通过多元化经营的方式对企业风险进行分散来避免企业风险造成财务损失。在套利定价模型中，资产风险的因素以预期收益变动作为定价基础，将现时价格和预期日后的收益进行定量，这种模型对企业风险的测度更为精准。同时，在两种模型定价的基础上，现代财务经济学还将运用现代的期权定价从其他角度对企业资产定价体系进行了模型构建，使企业风险与资产价格间的数量关系得到了量化，并从长远的发展来说，使企业投资者能够依照风险偏好制定最优化的风险管理方式。

3.融资决策中企业财务风险控制的问题。

融资决策中的企业财务风险控制问题主要是进行符合现代企业的资本结构。在进行决策的确定前，不但要对企业外部宏观环境进行思考，还要对资本市场约束进行思考。从而选择合理最佳的融资方式成为企业主要财务依据和资本结构的约束。在现代财务经济学视角下，企业的经济基础是产权制度，企业融资安排是财务风险的控制。围绕企业债权与股权融资相互替代和无法替代两方面来说，在现代企业净现金流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对企业资金来源的合理配置，达到对企业财务风险的控制。

三、企业风险控制和改善的策略

首先，加强我国政府的支持和构建健全的财务风险预警体系。虽然我国在推动企业发展的时候，设立了一些政策与法规，但是依然无法满足现代企业发展的步伐。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对贷款方式的改善来解决企业融资者的资金问题。同时，由于企业经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财务方面的不确定性，使企业财务风险存在潜伏期，因此，针对该风险可以构建财务风险预警体系，严格控制企业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避免企业在财务上出现严重损失。

其次，完善财务决策体系，根据企业实际财务状况制定信用政策，并加强对财务的管理，使资金回收率获得提高。由于我国企业财务在决策方面存在某些主观或经验方面的决策失误现象，造成企业风险的存在，因此，为了能够降低企业风险，企业可以在做完充分的市场调查以后进行综合分析，判定企业财务决策是否与现展相联系，是否能够在企业固定资产的前提下提高其盈利水平。

最后，加强企业风险观念和制定风险控制制度。树立正确的企业风险观念，坚持均衡预期收益与风险原则和科学预测各种因素对企业财务带来的不确定性，以确保企业财务决策的科学性，并采取各种防范和控制策略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同时，在建立健全的企业风险控制制度前提下，还要不断加强企业人员对风险的认识和分析，以及防范能力，促使企业财务风险控制的动力获得提高。

总而言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所面临的财务决策都将存在着风险，企业任何一项财务的决策都将决定着企业风险和收益期望。在现代财务经济学的视角下，财务经济学理论为企业做出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指导，从收益和价格，以及价值三个方面构建企业风险控制分析框架，在提高企业风险控制能力和水平的基础上，还确保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敏.专家热议.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挑战与机遇[N].亚太经济时报，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