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0 06: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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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开展全面深化改革“回头看”工作的通知》要求,局党组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召开会议,认真梳理本单位承担的各项改革任务,扎实开展全面深化改革“回头看”工作。
一、重点改革任务
按照中央、省、州、市级改革试点和《xx市重大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xx-20xx)》明确的改革任务,市财政局承担的改革任务主要为:一是与市公安局共同承担中央、省、州、市级改革试点“跨省异地缴纳交通违法罚款试点改革工作”(x项);二是与市发改局等有关部门承担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扶贫开发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六个方面的改革工作(x个大项、x个小项)。
二、工作推进情况
自改革工作开展以来,局党组高度重视,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攻坚克难,突破重点,切实解决改革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全力谋求改革实效,各项改革工作有序推进。目前,完成中央、省、州和市级改革试点x项,完成xx市重大改革举措实施规划改革任务xx项。
三、主要工作措施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对xx市财政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明确分管领导和与专职工作人员;二是结合《xx市重大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xx-20xx)》,认真梳理工作要点,分解工作任务,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确保各项工作有人抓,抓好、抓实,抓出成效;三是按照工作要求,及时上报改革台帐、信息、工作推进情况;四是突出工作重点,加强协调沟通,收集整理工作中的难点、亮点和存在的问题,抓好经验总结、自查整改工作。
四、取得的成效
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激发了发展动力活力,“三去一降一补”取得阶段性成效。
二是民主法治领域改革稳步推进,民主政治继续完善。
三是社会体制改革促使人民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统筹推进了社会保障领域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推进社会保障城乡统筹、有序衔接。
四是扶贫开发改革围绕实现脱贫攻坚目标,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机制创新,全面建立健全脱贫攻坚领导责任制,为实现脱贫提供了坚强保障。
五是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初步建立起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基础性制度框架,系统推进了河湖保护和生态环境整体治理工作。
六是文化体制改革纵深推进,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进一步释放,提升了文化管理效能,巩固壮大了宣传思想文化阵地。
五、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高层领导之于“制播分离”
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国电视业提出制播分离这一准概念,央视、北京电视台先后成立了电视剧制作中心,实现了电视台内部部分节目的制播分离。1999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在上海召开“全国广播影视系统内部管理座谈会”,对除了新闻类节目外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的分离进行了讨论。2002年党的“十六大”做出了文化体制改革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决策。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会议召开后,广电总局选择了浙江广电等一批广电机构作为体制改革和产业发展试点。2005年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分开,为各级广电媒体自下而上进行的“制播分离”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基础。2006年1月召开的全国广播影视局长会议上,副部长、广电总局局长王太华指出:“要根据广播电视的特点,积极探索制播分离改革。除新闻类、社会访谈类等节目外,其他如文艺、体育、科技类节目等可逐步实行制播分离,引入市场机制,实行节目的市场招标采购,以丰富节目资源,提高节目质量,降低制作成本。要根据有关政策法规,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推进经营性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2008年1月21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李长春同志谈到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时也提到:“积极推进电台、电视台‘制播分离’和党报发行体制改革……”2008年1月27日召开的全国广播影视局长会议上,王太华局长又强调:“今年,要重点抓好制播分离改革试点,努力降低节目制作成本,不断提高节目质量,带动电台、电视台机制创新。”
王太华局长对“制播分离”的表述是极贴切并具分寸感的。一是廓清了“制播分离”的界限。“除新闻类、社会访谈类等节目外”的节目,其中既有文艺、体育等经营性娱乐类节目,也包括针对最大多数公众利益而制作的公益性节目,如大众教育、科普、外宣类节目。二是指出了“制播分离”的目的。主要针对各级电视台存在的内部制播系统封闭、自给自足、自制自播的生产方式所导致的节目制作专业化水平低、节目选择性差、效率低、成本高等问题,目的在于“丰富节目资源,提高节目质量,降低制作成本”。三是明确了制播分离的方式和方向。节目制作要按照传媒市场规律、规则来运作,适应市场和受众的需要。“实行节目的市场招标采购”,不仅是指节目的外购,也指联合制作、委托制作等方式。而“逐步推进经营性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则是未来广电体制改革、广电媒体实行事企分开、分类改革的方向。
地方台之于“制播分离”
一些地方广电部门或电视台的工作安排或工作要点中常常提到“制播分离”,将其作为一项改革措施加以强调,通常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曰说;二曰做。
从“说”的方面看。地方台及当地广电部门领导的工作报告和文件中关于“制播分离”的文字表述都是原则性的、指导性的,基本上都出不了广电总局划定的“圈儿”。有的地方台领导思路比较清晰,对王太华局长的讲话理解比较准确,往往还稍作发挥,通常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有效地发挥电视台内部节目制作资源的潜力和制作能力;二是针对内部节目制作能力不足的实际,对部分经营性节目制作实行统一市场招标采购;三是对所有的经营性节目制作像电视剧那样逐步实现市场化、社会化运作。
从“做”的方面看。地方台实际运作与文件中“说”的不一样,尽管台内可能也有一套书面文本专门回应上面的广电部门,但做起来往往是另一回事。有的地方台成立了新闻中心、节目制作中心、节目招标采购中心、广告经营中心等几大中心,同时又以专业化内容播出为核心实行频道制分营。频道作为一个播出平台和运作单元,只能按照电视传媒的运行规律、常规法则及惯性运作,自己能够做的节目当然自己做,不能做的就到社会上去买,或与社会制作公司合作。关键就是要解决节目制作或节目源问题,“播出”其实并不存在问题。因此,“制播分离”从频道实际运营层面几乎可以等同于“节目制作方式”,不是“制作”与“播出”两个单独环节的问题,也不是二者的关系问题。
当然,在现有体制的框架下,的确存在台内频道各自为战的种种利益冲突,那么也只能靠台领导进行协调和“仲裁”。有时为了平衡各方利益关系、维持整体运转,也难免要玩些“和稀泥”的平衡术。而各级广电部门的工作安排和文件中“更有效地整合、配置、电视台内外部的节目制作资源,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之类的表述,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更上一层楼”的目标和要求,同时也是一个难点,因为这要涉及更深层次的整个宏观体制和微观机制问题,非某一级广电媒体而能单独为之。
传媒学者之于制播分离
近年来传媒学者对“制播分离”的专门研究不多,大多是研究广电体制改革和电视媒体运营机制改革时有所涉及,又一带而过。《2007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蓝皮书中将“制播分离”作为一个体制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代表一部分主流媒介学者对“制播分离”的观点。统观当下媒介学者关于“制播体制”改革的论述有以下几个特点:
主体角色模糊而不确定。从这些探讨“制播分离”或“制播体制”改革的文章中,往往很难明晰地判断出论者的主体角色及其立场,是身处局内的广电官员、电视媒体高管,还是站在局外的观察家?批评者抑或是某个频道总监,还是独立制片人?给人的感觉是这些论者是上述角色的“复合体”,或者说是在这些“角色”之间跳来跳去,不断地转换身份、变换角度,忽而领导视野、忽而传媒高管眼光、忽而业内人士口吻、忽而局外旁观论调。在探讨问题时往往偏重于图解和诠释高层领导的只言片语,试图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寻求理想化与现实性的某种折中或兼容,而在学理论述方面但求书面逻辑的合理性和文本意义的完美,沦为夸夸其谈、不疼不痒的坐而论道。
“小题大做”,叠床架屋。《2007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蓝皮书中说:“所谓制播合一,是指电视节目的策划、投资、制作、审查、播出等各个环节由电视台内部的节目部门统筹完成的运作体制。所谓制播分离,是指电视台通过某种交换机制从外部的制作机构获得电视节目的运作体制,电视台和节目制作结构之间是一种契约或合作关系。”(见该书241页)还将“制播分离”作了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制播分离包括委托制作、合作制作和市场交易三种方式,而狭义的制播分离仅指节目交易这种方式。”(见该书246页)很明显这里的“制播分离”几乎可以作为“节目制作方式”的同义语,并非探讨“制作”与“播出”两个单独环节的问题,也不是二者的关系问题。“制播分离”提出之初,各级电视台网台还未分开,频道制运营也尚未实行,而且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有同义反复的“制作手段多元化、社会化”等更加谨慎的提法,因此,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和频道制时代的到来,“制播分离”这一提法早已有些“落伍”了。
本来是一个在电视台内部人力、资金、技术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丰富节目源、保证节目播出供给的制作方式问题,也是一个通过市场化、社会化方式更有效地整合、配置内外部节目制作资源的问题,却偏偏要上升到“体制”的高度来探讨。在数字化时代和经济、科技、文化一体化的今天,居然还有人抱住“制播分离”的老概念不放,试图赋予其新涵义,实在有些旧瓶装新酒、将错就错的意味。
纸上谈兵,无法操作。依照一些传媒学者的观点,在现行频道制框架内实行“制播体制”改革,途径无非有二:一是将台内所有频道现有的制作队伍整体改编为台属节目制作公司,将频道仅仅作为一个播出机构;二是将所有的非时政新闻类节目实行外包,委托制作或者到市场上去招标认购。这似乎是两个极端,而接下来的难题是――如何协调频道与台内节目制作公司的关系?又如何保证台内各频道专业化节目的整体风格、定位方面的同一,并有效规避“导向风险”?更重要的是电视台内部是否有一个健全而完整的各类型节目的价格、成本核算、交易结算体系和运作体系?当频道仅仅成为一个播出机构,而且还要更多地承担节目审查管理职责时,实际上频道运营已经行政职能化了,弄不好又要回到原来“节目中心制”的老路上去。
频道总监之于“制播分离”
当今国内电视传媒已进入频道制运营时代,节目栏目化的运营模式下,栏目是最基本的节目运作主体,目前一些电视台实行的独立制片人制,本身就是“制播分离”的一种具体形式。其实频道自身运营中,“道长”们才不会在“制”与“播”分不分离上去较什么真儿,他们非常明白,制作与播出是他们的两大核心资源,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制播分离”的玄奥概念对“道长”们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不管怎样,几乎其他所有的人都在“说”,而只有他们真正在“做”。对于他们来说,“制”与“播”的关系不成其为问题,而多数地方台对下属频道采取的“节目+广告额”、广告创收年年加码的考评模式,早已使“道长”们的压力到了极限,就像某位地面频道总监说的那样:“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想到今天又欠了台长几万元钱。”
“道长”们面对的困惑是一个更加宏观又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他们中间的佼佼者,早已跨越了传媒学者在“制播体制”、“制播分离”问题上自设的“迷局”,像一条鱼那样地悠游于这个极不规范、不平衡的广电传媒市场并融入整个社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琢磨出一套与现有(处于改革中的)体制模式合榫、匹配的“干法儿”,惯于在政策与对策之间玩一种博弈的游戏。
我局把学习贯彻十精神与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实现我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结合起来,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依循“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思路,以全县基层公共文化为重点,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推动文化建设、文化服务、文化惠民向乡镇和农村倾斜、向群众倾斜,不断提升全县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加强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加大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力度,加强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着力推出一批深受苗乡人民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切实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扎实推进我县文广新工作全面发展。
二、公益文化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1、加大文化惠民工作力度,全面推进“两馆一站”的免费开放工作。认真贯彻落实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的要求,一是努力提高图书馆的硬件建设,全面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顺利实现全国公共图书馆第五次评估定级。改善电子阅览室设施,充分发挥“信息资源共享”的作用,全面开放图书馆外借窗口,免费开放少儿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和成人阅览室,开展图书服务周、宣传月活动,组织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向读者提供优质的服务。苗族自治县图书馆网站正在筹建中,网站整体为标题型框架,设有:苗族自治县图书馆概况、农家书屋、文化共享、数字读物、视频点播、活动展览、文化馆、乡镇文化站、文广新局九个导航栏目。首页采用最尖端的网页动画制作软件FLASH及FIREWORKS。二是依托文化馆资源,免费开放舞蹈室、美术室、摄影室、音乐声乐室、老年活动室。三是各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建设基本完成,检查验收工作稳步开展,积极与对口部门衔接,落实免费开放的设施设备和资金。
2、积极开展为民办实事项目工作,确保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工程落实到实处。今年我局的为民办实事项目一共为两项,即:覆盖户数13461户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和90个“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工程,截止到5月底,已累计完成“村村通”安装4194户,完成全年任务的31%。预计到6月底能完成全年任务的50%以上。90个“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任务已分解到各农家书屋,只要上级配置的出版物一到位,马上就能补充更新到位。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场次全年任务3117场,3月至5月23日止完成放映场次602场,完成全年任务的19%。争取在6月底完成总任务的50%。确保全年放映任务的足额完成。
3、立足本土,结合实际,创新人才培训机制,形成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办大文化格局。坚持“专兼结合”,加强对业余文化队伍和骨干的培养,通过发展壮大业余文化队伍,带动和影响更多群众参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建立分级培训机制,县里培训乡镇文化骨干,乡镇培训村文化专干,通过乡、村广泛开展文艺汇演和培训,创作出一大批高质量的节目选送县进行全县性的比赛,再从获奖的节目中挑选优秀节目送到市参加比赛。形成村、乡、县三级联动的架势,拉动全县百花齐放的群众文化生活。文化馆结合我县实际情况,联合县老年大学联合举办声乐培训班2期。协同乡镇综合文化站组织开展了各门类的艺术培训班6期,为我县农村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文艺骨干。通过开展多种方式的培训,为我县培养了各类文化艺术人才,为繁荣群众文化储备后备力量,收到了良好效果。
4、以非遗文化为重点,扎实推进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实施,加强宣传引导,4月至5月份深入开展我县国家级非遗项目的自查工作,完善我县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保护项目“吊龙”的各项保护措施,建立非遗展览示范窗口。准备迎接省、市非遗中心的审核。与此同时积极向相关部门为省级项目争取保护资金,积极筹备“杨家将故事”、“油茶习俗”国家级项目和市级项目“庆鼓堂”、“苗绣”的申报工作。
5、文物普查、保护、修缮工作不断加强,苗文的保护工作有新进展。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关于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的要求,在我县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国有单位开展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现已完成我县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准备工作。按照市人民政府要求,完成我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基础信息进行收集任务。为进一步落实省市文物局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巡查的精神,切实抓好文物保护工作,落实安全责任制,文物局筹集2万元专项经费,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圣庙水电线路全面进行改造,消除了安全隐患。大力加强考古发掘工作,对古苗文摩崖石刻群进行更深层次的调研,多次实地考察,与文保小组成员及当地村民座谈,确定保护条列,深入了解其历史背景,掌握第一手资料,积极与省文物局衔接,为下半年省文物考古所进驻古苗文遗址考古发掘打好基础。
三、社会文化活动异彩纷呈
以“欢乐潇湘,魅力”为主题,积极推进基层文化建设,不断丰富和活跃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
1、广场文化活动经久不息,民间文艺团体发展欣欣向荣。以儒林广场为中心的广场文化活动,夜夜有内容,周周有主题,“魅力,欢乐苗乡”主题活动不断。“福龙名都杯”歌手大赛的成功举办,扩大了影响,发现了人才,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2、积极筹备“欢乐潇湘”和“两节”等群众文化活动,打造独具魅力的文化品牌。3月26日市“欢乐潇湘”活动动员会后,我县主要领导十分重视,召开了县委常委会专门研究部署,县人民政府安排专项经费20万元,我县以“欢乐潇湘,魅力”为主题,以服务社会,引导风尚为宗旨,结合“两节”的举办,深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白毛坪、茅坪等乡镇先后举办了文艺汇演和广场舞选拔赛,我县从社会各界选调优秀文艺人才组建演出队伍,现已紧锣密鼓地进入文艺创作和节目排练阶段。届时将为我县承办“第二届中国大桂林旅游湘桂原生态风情节暨第十六届山歌节”。奉献一台精彩纷呈的文艺大餐。
四、文化市场管理规范有序
1、规范文化市场管理,完成年度审核工作。文化体制改革后,为规范文化市场管理,促进广大文化经营单位守法经营,我局依法对全县各类文化经营单位2012年全年的经营活动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查,对年度审查合格的67家经营单位,建立了管理台帐,并将经营单位基本信息录入全国文化市场基础信息系统,为加强文化市场监管打下了基础。
2、开展扫黄打非专项行动,严查政治性非法出版物,保护知识产权。在3月份,制定了我县扫黄打非专项行动方案,从2013年3月至10月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查堵政治性有害出版物等专项行动。对各种非法出版物露头便打,杜绝传播。3月上旬我局联合教育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对全县51所学校进行了春季中小学教材发行专项整治行动,规范了中小学教材发行渠道和途径。4月份与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了学校周边秩序整治。为保护知识产权,根据国务院、省、市使用软件正版化工作要求,于5月3日至14日对全县64家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进行了软件正版化自查整改工作,全面了解全县1275台办公用计算机的软件安装和使用状况,为全面推行软件正版化奠定了基础。
五、存在的不足
1、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滞后,制约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因为旧城改造,原总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文化局、文化馆大楼被拆除,文广新局机关一直在外租用简陋的场地办公,办公设施落后。文化馆租用白云洞的场地进行办公和实施免费开放,无符合现代演出各专业需要的设备。图书馆是馆舍陈旧,设备跟不上发展需要,藏书更新太少。文物局办公场地狭小,馆藏文物的库房简陋,“文保”安全设施设备不齐全。
2、局机关人员配置不到位,无法确保工作正常运转。2012年文化体制改革后,在原文化局、广电局、新闻出版局的基础上组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内设五个股室,核定人员编制10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人员一直未能到位,现局机关仅有局长1人,副局长2人,工会主席1人,从二级机构及乡镇文化站借调4人(其中有两人已借调6年)。而文广新局的行政事务又相当广泛,责任重大,因人手少,造成工作被动。
3、文化队伍参差不齐,专业人才结构不合理。我县文化队伍主要存在“年龄偏大、专业人才缺、离退休人员多”等现象。整个文化系统基本是“60后为主,70后补充,80后少数”。专业人才缺乏,急需人才难以引进,文化工作效果不佳。去年文化体制改革,原电影公司、广电31名离退休人员分流至文广新系统,导致文广新系统离退休人员增至66人,是在岗人员的1.5倍,负担沉重。
4、财力的支持力度还须增强。经费不足已是多年来困扰我县文化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文化建设总投入有限,全县民族文化事业经费的“蛋糕”太小,分配不均衡。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经费,安排不足,难以发挥作用。二是干部职工工资待遇与我县同等事业单位还存在差距。三是业务经费投入有限,要求县政府加大对文化事业的财政投入。
5、文化体制不顺,管理乏力。文化体制改革后,打破了原来的工作运行模式,文广新局与电视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之间的工作关系紧张,三者之间缺乏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有时还需县政府出面协调才能解决问题,文广新局无法行使“三定”方案所明确的工作职责和行政范围。同时乡镇文化站“四权”下放后,削弱了文化行政部门的垂直管理作用,对基层文化工作推进乏力,大部分乡镇文化专干的主要工作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乡镇计生、国土、综治等方面工作去了,造成基层文化管理不到位。
六、下半年工作要点
1继续抓好群众文化生活,搞好社区和机关群众文化活动。积极参加“欢乐潇湘”、“全省广场舞大赛”活动,协助县政府办好“第二届中国大桂林旅游湘桂原生态风情节暨第十六届山歌节”。
2、全力做好文化馆、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免费开放和培训工作,建成苗族自治县图书馆网站并投入使用,完成送戏下乡和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任务。
3、举办全县文化经营单位从业人员法制培训,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确保文化市场稳定繁荣。
“文化产业园区(基地)是文化企业孵化壮大的重要平台,是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强力引擎。建设园区(基地)能够迅速在一定区域内聚集多个门类和数量的文化企业,通过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分工,降低生产成本,促进优势互补,延伸产业链条,实现规模效应,提高质量效率,推动产业迅速做大做强。”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省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广智说。
因地制宜 凸显特色建园
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突破口在哪里? 2012年全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大会提出:各地在谋划和实施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的过程中,要注重依托各地特色优势文化资源,依托区域中心集镇,依托景区景点,依托现有开发区和产业园区,做到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借力发展。利用旅游搞园区,旅游区最好搞文化园区,利用工业园搞文化园,实现基础设施共享。
作为“十大文化产业园”之一,黔西南民族文化产业园的建设尤其突出文化内涵和当地特色。
黔西南州的历史文化、地域民族文化为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黔西南民族文化产业园选址于国家级风景区马岭河峡谷至兴义市城区之间的峡谷大道两侧,占地约159亩,预计投资6亿元。
园区整体风貌必须凸显黔西南州少数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这是黔西南州委、州政府对黔西南民族文化产业园的总体规划思路。根据规划,园区功能布局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展示、民族歌舞文化体验、民族体育竞技表演、民族餐饮文化街区、文化旅游商品开发与销售等功能区域。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屋、街道、环境绿化设计等,充分吸收和借鉴布依族、苗族等当地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元素,为当地特色文化搭建传承、展示的空间场所。
据介绍,目前园区一期、二期已经建成投入使用,入驻各类企业100余家。2014年实现收入3000万元。
“文化产业园区、基地项目不同于其他项目,不认真研究依托的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打造独具魅力的文化品牌,就将沦为一般的商业项目、失去核心竞争力、失去文化特有魅力。”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何力指出,文化产业园的规划谋划是“龙头”,这个观念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文化产业园区只有依托当地优势,才能为地方发展带来更加优质的综合效益。
分类推进 找准定位运营
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建成后,如何运营管理,成为贵州文化产业建设必须面临的问题。省“十大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共21个项目,根据主导内容划分,主要有孵化创意型、文化旅游型和物流会展型三类。
不同的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由于其依托资源、功能定位、优势属性等各不相同,因此在运营管理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
漫步在多彩贵州城“1958文化创意园”,红砖墙的旧厂房、被涂鸦的老机器、灰暗的烟囱与现代时尚的表演融为一体,园内主打的“1958梦幻之旅”大型文化演出,是吸引观众的一大亮点。
“1958文化创意园”通过文化元素重组和时尚符号嫁接,将贵州文化、休闲、创想、生活等荟萃一堂,把艺术工作室、休闲吧、主题餐饮等集聚起来,以文化、创意为主题,体现和展示贵州近代文化,激发游客对贵州文化的归宿和热情。
产业配套越完善,专业化分工越发达,园区的规模效应和整体竞争力就越强。多彩贵州城、贵阳数字内容产业园、黔西南民族文化产业园、毕节大方古彝文化产业园等孵化创意类园区(基地),应在产业配套、文化服务平台搭建上下功夫,让集聚企业产生“1+1>2”的效果。
民族文化特色浓郁、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文化旅游景点遍布是贵州文化产业发展的特色和优势,如何让文化旅游型的园区(基地)做出特色、做足内容、强化游客体验?
“为什么我们的青岩古镇白天游人如织,一到晚上却留不住游客,而人家丽江的客栈晚上却能留住客人?原因就是人家根据游客的需求在晚上也为游客设计了游乐项目,把客人留下来了。”何力说,只有针对市场需求设计好文化产品,在旅游的“吃住行游娱购”各个环节注入文化元素,提升游客的精神追求,才能更好地实现文化产业园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对于贵阳会展基地、遵义会展基地、家有购物集团电子商务文化产业基地等物流会展型的园区基地,要围绕核心业态,完善配套好相关产业。物流型园区则要围绕购物这个核心业态,抓住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大好机遇,做好线上和线下的结合。
走进贵州广电家有购物集团电子商务文化产业基地,投入使用的一期仓储物流区内整齐摆放着待派送商品。物流传输带边的工作人员正在打包已被客户订购的产品。
家有购物集团副总裁王金燕说,根据规划,家有购物将整合自身平台、信息、技术、物流等多方资源重点发展跨境电子贸易,与贵阳综合保税区共同搭建跨境贸易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企业从传统电商向新型电子商务的转型升级。
产业集聚 提升文化品质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国名列前茅、传统村落数量全国第二、文化旅游景点众多、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贵州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资源大省。如何把这些量多质优的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凸显文化品质,为全省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更大效益?
2014年,贵州GDP增速达到10.8%,而2011至2013年,贵州文化产业平均增速达到25%,2013年增加值达到209.72亿元,文化产业不仅为国民经济提供智力支持,还成为直接动力。
随着各个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的建设推进招商运营,文化产业集聚的效益逐步显现。
繁星点点,灯光迷离,苗寨的夜晚静谧而安详。在侗寨的廊桥下,在醉人的歌声中,悠远绵长的民族特色故事大幕缓缓拉开……这是黔东南大型民族歌舞剧《银秀》中的情景。《银秀》以独具创意的呈现形式,将传统与现代元素有机结合,文化与旅游“嫁接”得恰到好处。孕育其逐步成熟的“母体”,是贵州省十大文化产业园区(基地)之一的贵州(凯里)民族民间工艺品交易基地。
贵州(凯里)民族民间工艺品交易基地,总投资12亿元,占地面积578亩。基地建设规划定位清晰明确:通过以苗侗建筑为平台、苗侗民族文化为“灵魂”的成功创意嫁接,把基地打造成为集商业、居住和文化旅游为一体的文化旅游综合体、苗侗风情体验基地、贵州民族民间工艺品加工展示基地、贵州省微型企业孵化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