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计量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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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6.02.006

〔中图分类号〕G250.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6）02-0032-06

〔Abstract〕Bibliometrics is finding wider and wider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beca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gress.This article explained the impa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methods and contents of bibliometrics.The conclusions were that as being outcomes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vances，scientometrics，informetrics，webometrics and altmetrics inheri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methods and enrich the subject system of bibliometrics，and form their own unique branch characteristics.Bibliometrics in China was also deeply influenc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especially in measuring methods，studying objects，research contents and applications which have followed the international trend.However，theoretical studying was still needed to be improved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remains to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information technology；bibliometrics；scientometrics；informetrics；webometrics；altmetrics

由于人为因素，很多文献难以定量化，特别是文献系统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使得有效信息难以得到足够获取，也就无法揭示文献的宏观规律。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推动了数学计算工具和统计学的应用与发展，依赖数学工具和统计学技术的文献计量学顺势得到更快的发展与应用。因此，信息技术进步是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保障。本研究以信息技术发展脉络为序，对文献计量学在不同时期和技术条件下的发展进行文献梳理和观点总结，以期理清两者的关系，并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

1 文献计量学的提出

1911年，俄国化学家、院士瓦尔金使用引文分析研究化学家对化学的贡献[1]，被认为是文献计量学的开端。1917年文献学家科尔（Cole F.T.）和伊尔斯（Eales N.B.）使用“比较解剖学的历史――对文献的统计分析”，介绍了目前仍在沿用的书目计量技术――对出版物按出版国家和学科进行计量与分类[2]。1923年英国图书馆学家霍姆（Hulme E.W.）在科尔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书目统计学”[3]。1926年美国洛特卡（Lotka A.J.）论述了科学生产率的经验规律，旨在通过对发表论著的统计来探明科技工作者的生产能力及对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贡献[4]，称为“洛特卡定律”。1934年英国著名文献学家布拉德福（Bradford B.C.）率先提出描述文献分散规律的经验定律[5]。1949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齐普夫（Zipf G.K.）提出词频分布定律[6]；1955年，加菲尔德（Gaifield E.）系统提出引文索引和引文技术的概念，以及检索科技文献的方法，打破分类法和主题法在检索中的垄断地位[7]。

直到1969年，英国情报学家阿伦・普里查德（Alan Britchard）才正式提出“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这一术语[8]，标志着文献计量学的正式诞生，开始从学科角度来研究文献计量问题，并将其定义为“把数学和统计学用于图书和其他文字通讯载体的科学”[9]。随着信息技术在文献检索中的应用，以及1963年《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创刊，以及《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和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相继在1973年和1978年出版，为文献计量研究在图书馆和情报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阶段，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文献计量学的大部分工作为人工统计，研究者无法同时处理过多的数据，文献计量学的应用不太普遍。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基本围绕以上几个著名的定律展开，一方面是检验、修正这些经验规律并使之完善和更加具有普遍性（即理论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是将这些规律应用于图书馆、情报机构文献管理的具体工作（即实践发展方向）。为了加速文献计量学的普及进程，1980年，国际文献联合会（FID）设立情报计量学委员会并制定近期计划，1982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会议研究文献计量学的课程设置。

2 现代信息技术是文献计量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文献计量学是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来定量分析一切知识载体的交叉学科。计算机的发展促进了统计方法的普遍有效应用，也使数学计算方法和手段取得突破性进展。实践证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直接推动了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许多有用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成为文献计量学创新的核心动力。信息技术进步对文献计量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献计量学研究基础支撑的变化、研究方法的改进，以及文献计量学科体系的完善上。

2.1 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文献计量研究基础支撑的变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文献计量学已经突破对篇、册、本为单位的文献计量，深入到文献内部知识单元和相关信息上，基础数据和技术支撑越来越丰富和多样：

2.1.1 文献资源建设

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文献载体和传播渠道的多样化。文献资源建设促进了文献信息的收集整理以及文献数据的开发利用。在现代信息技术面前，文献资源的地域分布和院校机构的馆藏多少不是问题的关键，文献数据资源的存取利用与服务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

2.1.2 检索语言与检索系统

文献计量的检索语言从文献分类发展到主题法、引文索引、内容分析等，检索效率和效果的提高得益于计算机技术在机器语言上的应用。从信息技术出发，网络搜索引擎提高了检索的时效性；人工语言与机器语言的结合，提高了查全率和查准率[10]。

2.1.3 软件工具与技术实现

随着计算机性能的不断改进，从数据的收集、整理到统计分析，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分析软件与工具的出现，包括MATLAB、SAS、SPSS、EViews、Incites、JCR、DA等，使得文献计量分析的内容越来越广泛。

2.2 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文献计量研究方法的改进

从最初的资料收集到数据的分析处理，现代信息技术为文献计量研究的每一阶段都提供了研究方法上完善改进的机会：从最初的文献统计扩展到数学模型分析、链接分析、系统分析、矩阵分析、网络分析等。现代信息技术使得文献计量学与计算机科学、系统学、广义信息科学等紧密联系，使得文献计量学向个性化、集成化、模型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其应用也从原来的核心期刊评价、信息收藏管理与利用，扩大到研究科学发展特点、评价学科竞争力、预测学科发展等方面，从而迅速发展成为一门重要的应用学科。

2.3 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文献计量学科体系的完善

在现代信息技术影响下，文献信息呈现多种状态与存在形式，其计量分析的研究领域和途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献计量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发生重心的转移，一些新领域、新分支开始出现：科学文献评价的出现，催生了科学计量学；依托信息测度和信息论，信息计量学应时而生；网络信息资源的即时利用，产生了网络计量学；在线科研环境的出现，促进了替代计量学的出现。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和替代计量学等分支学科的出现，丰富和完善了文献计量学的学科体系（如图1所示）。

3 信息技术催生文献计量学出现众多新分支

由于文献计量学家来自情报学、图书馆学、科学学、社会学、化学、心理学、物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信息技术进步促使“文献”概念不断扩展，国际文献计量分析迅速发展并成为图书情报领域最活跃的分支学科。“引文关系”既是文献、科学，又是情报，对引文关系的计量分析，使得利用相似信息技术的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和情报计量学等成为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近亲，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相近甚至完全重合的地方。作为文献计量学的新发展，它们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等方面各有特色[11]。为此，本研究对信息技术发展催生的文献计量学各分支进行了阐释。

3.1 科学计量学

科学文献的迅速增长，使得研究者对科学进行定量研究，开创了科学计量学。1968年，苏联学者纳利莫夫和穆利钦科首次提出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术语。1978年匈牙利学者布劳温（Braun T.）创办《科学计量学》杂志，主要发表有关科学学、科学交流和科学政策的定量研究成果，探讨科学计量学的各种方法，并为科学计量学研究者提供学术交流平台。2001年温克勒（Vinkler P.）给出基础的科学计量及其学术领域的专业术语[12]。

科学计量学主要用于学术期刊影响研究、学科或机构的论文与引文分析、国家和地区研究与发展状况计量及科技政策研究、各种定律与分布的揭示等，以及对新数据库建构和数据处理方法的创新、新描述性和解释性模型建立、科研绩效评估等方面[13]。一般来说，它与文献计量学的方法非常相似，有时完全一致，但在研究对象和目的上仍有所区别。文献计量学把图书、期刊等视为正规的有形文献，主要目的是定量分析图书馆等藏书和文献服务活动，增进科学文献、科学情报和科学交流的影响力；科学计量学则分析科学情报（信息）产生、传播和利用的量的规律性，以更好地理解科学研究（作为一项社会活动）的机制[14]。科学计量学不仅可用于学科评价，也可用于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评价研究[15]。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Internet和Intranet上的超文本链接和应用链接产生了知识地图，突破了以往只是对地理分布的知识地图界限的描述，逐渐演化为知识图谱。知识图谱理论与方法是近年来科学计量学最前沿，将应用数学、图形学、信息可视化技术及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理论方法与传统科学计量学引文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用可视化图谱形象展示科学学科的结构与发展。因此，科学知识图谱是在信息技术推动下，新近发展出来的科学计量学新领域。主要用途是学术共同体及其网络研究，学科领域发展研究，研究课题的衍生、渗透与扩散，作者、机构、出版物与期刊等之间的关系等[16]。

3.2 信息计量学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信息论研究出现了回归为信息的量和质、语法和语义、传输和使用相统一的变化趋势，不仅克服了申农信息论（即狭义信息论）的局限，而且推动广义信息论的形成与发展，这为信息计量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详尽的计量方法。信息计量学最早由德国学者昂托・纳克（Otto Nacke）在1979年提出，他呼吁将数学方法用于测度信息现象，提出信息计量学是与信息科学有关的信息测度科学，并不断宣传术语Informetrics。同时，信息科学家说服国际文献联合会设立“信息计量学委员会”，拟定一个长期的信息计量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计划。1988年布鲁克斯提出用信息计量学（Informetrics）代替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原因是文献计量学仅拘泥于“数目的计量”，已不适用于现代电子化载体文献的计量。我国最初在1981年将Informetrics译为情报计量学，1992年才将其改译为“信息计量学”。

信息计量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信息计量学”主要探讨以广义信息论为基础的广义信息的计量问题，“狭义信息计量学”主要研究情报信息或文献情报的计量问题，即应用数学、统计学等定量方法来分析和处理信息过程中的矛盾，从定量角度分析和研究信息的动态特性并找出内在规模[17]。但目前对信息计量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狭义信息计量学”，还带有较浓厚的基于文献情报的文献计量学色彩。在未来的发展中，信息计量学将更加依赖现代计算技术和更深层次的数学分析，探索信息的本质以及信息计量的基本模式、方法技术、模拟验证等方面[18]。

3.3 网络计量学

随着计算机与信息科学技术如数据挖掘、信息可视化、Web2.0、云计算等发展，网络学术信息传播体系得到快速发展与完善，国内外学术期刊和专著以网络为媒介的信息传递已经成为信息交流的重要形式，使得文献计量学的测度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又发生了巨大变化。1997年阿尔明（Almind T.C.）和英沃森（Ingwersen P.）描述了一系列进行Web信息分析的方法和参数，以丹麦和其他北欧国家为案例，提出信息计量方法完全可用于万维网，只不过将万维网看作引文网络，传统引文由Web页面取代，首次使用“Webometrics”并将其定义为包括所有使用信息计量和其他计量方法对网络通信有关问题的研究[19]。1998年英沃森（Ingwersen P.）提出将期刊影响因子用于网页评价，为文献计量学的经典概念和研究方法成功用于网络信息分析开创了新的研究思路[20]。2004年本杰伯恩（Bjrneborn L.）和英沃森（Ingwersen P.）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网络计量学概念体系，标志着网络计量学开始进入发展的成熟阶段[21]。2004年，《美国信息科学技术学会学报》专门出版网络计量学专刊，2005年，《信息科学技术年评》出版了“Webometrics”专题。英国、比利时、加拿大、新西兰、荷兰等国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推动了网络计量学的发展[22]。

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计量学是信息计量学在网络上应用的一门学科，信息计量学构成了网络计量学的学科基础。网络计量学研究的理论问题主要是网络信息分布的集中与离散规律、著者规律、词频规律、增长和老化规律、引证规律、多媒体信息规律，以及这些规律的理论解释和数学模型研究等。其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网上信息本身，还包括网上文献、文献信息及其相关特征信息，以及网络结构单元的信息计量问题，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网络计量学已经引起了足够重视，且与文献计量学传统领域的联系很强，未来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23]。

3.4 替代计量学

随着学术出版数量和方式的增加，发现和选择最相关资源的难度越来越大。基于文献计量学的传统同行评议和引文检索，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研究者的需要。利用社会媒体、追踪学术产出的在线科研环境，促进替代计量学的产生。2010年，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堂山分校图书情报博士生普里姆（Priem J.）首次在Twitter上使用Altmetrics，随后在网站上发表宣言[24]，正式提出“Altmetrics”术语。2011年起不仅召开研讨会，而且在社交网站上建立讨论组和发表博文，充分讨论替代计量学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以及论文层面计量、科研成果计量、科研发现计量等相关研究内容。2013年，皮沃瓦（Piwowar H.）认为替代计量学会给科研影响力带来全新的变化[25]，Elsevier等机构也对替代计量学表示公开支持。到目前为止，不仅理论上对众多指标进行了有效性及关系分析，而且对Mendeley、PLOS、Peer Evaluation、CiteULike、Twitter等网站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开发了ImpactFactory、TotalImpact、Altmetrics等应用平台用于搜集和分析网上各大社交网站和开放存取平台的数据，提供替代计量学指标。

替代计量学研究处在良好的开放存取和开放科学的大环境中，通过建立“研究对象”、“科学发现”等新的计量单元，采用复用率、解答问题程度、使用频率、CoRank-LinkCount、基于点击流数据知识图谱等新型计量指标，充分利用Twitter等在线科研交流网站来收集数据和分析，为替代计量提供坚实的数据源和基础，因此，替代计量的数据并不缺乏。但是，要从政策、过程、技术整体来控制数据质量仍有很大的难度。同时，尽管替代计量学有着很好的前景，仍然会受到学者遵循小数定律和注意力空间限制规律的影响，增加同行评议的复杂性[26]。替代计量的研究和发展框架已初步形成，随着新一代学者在网络环境下的成长，在线科研交流将超越线下科研交流成为主体，替代计量学的地位将日益凸显，在图书馆文献服务中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强大[27]。

4 信息技术进步与中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

中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相对较晚，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介绍国外文献计量学的论文。1964年，《综合科技动态・第二分册?"情报工作》的两篇文章翻译介绍了美国的“科学引文索引”[28-29]，这是国内最早介绍文献计量学研究[30]。1979年，沈中和再次介绍了“科学引文索引”，大力提倡使用的种种好处[31]；赵红州提出科学家最佳年龄定律和科学劳动智力常数，其著作《科学能力学引论》为我国科学计量学的杰出代表作品[32]。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介绍性和应用性论文，如刘植惠1980年撰文向国人介绍了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对象（即社会实践中不断产生和利用的各种文献）和具体应用（即估测某一学科或知识领域的发展动向及其前景；探索文献资料的增长率；确定核心期刊等）[33]；王崇德将文献计量与情报预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34]。1983年胡昌平和邱均平对科技文献的分析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35]，并以化学文献为例进行了分析与推断[36]。邱均平对文献计量学的理论方法及应用、发展过程及术语界定[37]给出了自己的认识，并编辑了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教材《文献计量学》。

同时，为推动学科建设发展，《情报科学》和《情报学刊》在1980年创刊，1982年《情报学报》问世，1983年以专门介绍国外情报科学动态的《国外情报科学》编辑出版，带动了国内文献计量学的发展。总之，这一时期主要是相关专家学者向国内介绍文献计量学的相关知识和学科内容，论文数量比较少（1979-1989年有关文献计量学研究的文章仅有547篇），研究基础相当薄弱，缺乏自主性系统研究和综合性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紧跟国外研究前沿与发展趋势，开始了相关基础理论的研究。王崇德等人在《情报理论与实践》上连续发文，对文献计量学的演变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邱均平等人对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的发展进行了介绍[38]。1995年梁立明的《科学计量学――指标・模型・应用》，1999年庞景安的《科学计量研究方法论》、罗式胜的《科学技术指标与评价方法――科学计量学应用》和娄策群的《社会科学评价的文献计量理论与方法》，以及2000年蒋国华的《科研指标与指标》是科学计量学的重要理论研究成果。1999年，徐久龄等最早向国内介绍网络计量学[39]，2000年邱均平对网络计量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同时，对分析方法和应用领域的研究越来越侧重，邱均平等2008年对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进行了探讨[40]，2013年蒋颖对人文社科领域的文献计量学发展进行了解读[41]。

随着信息技术主要是计算机利用及其广泛普及，我国自主开发的计算机应用系统及软硬件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计算机辅助的文献计量分析发展加速，文献计量学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学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着重进行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软件的设计与开发，特别是大批数据库数字化的研究与出版，也为文献信息的自动化统计和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和条件。目前在国内的应用与发展，主要是期刊评价、数据库的建设等。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一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在1992年启动编制，是期刊定量评价在国内全面推进的重要标志，全面拉开国内大规模期刊定量统计与评价工作的序幕。此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推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出版“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推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清华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出版“中国引文数据库”等等。期刊评价是信息“膨胀”的结果和必然，随着文献计量学的发展，期刊评价更加具有国际化、信息化、网络化和自动化等特点[42]。另一重要方向是将文献计量学指标用于评价科学生产率，评价科技人才、成果质量、科研机构乃至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与影响力等，使得决策者能够进行有效的定量管理和分析[43]。

伴随着数据挖掘、可视化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内文献计量学学者更加重视可视化研究与应用。陈定权、李运景等人对可视化技术与工具进行介绍[44-45]，周萍等人利用国外软件和国内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使用可视化方法揭示深层内容[46]。科学知识图谱是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与结构关系的图形，大连理工大学对知识图谱与可视化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并出版《科学计量学知识图谱》、《科学学知识图谱》、《管理学知识图谱》、《隐性知识计量与管理》和《专利计量与专利制度》等专著。CiteSpace、Pajek等免费开放的可视化软件的广泛应用，使得文献计量分析应用越来越普遍。在高校，为了定量衡量学校教师、学生和科研人员的学术成果影响，机构知识库也在不断改进计量方法，借助替代计量学等指标进行更广范围的影响力评价。

从对1991-2000年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论文（共2 069篇）分析来看，研究论文主要是文献或引文的统计与分析等应用领域，对于基础理论、经典定律的讨论相对较少。尽管文献计量学研究出现了新领域，如网络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等，但大量研究是对已有理论、方法的检验或简单套用，创新较少[47]。从2001-2014年的期刊论文来看，使用“篇名”或“关键词”检索出含有“文献计量”或“计量分析”的论文共1 713篇，发文量较上世纪90年代有所减少。但其新的研究领域，如科学计量学、网络计量学、信息计量学、替代计量学的文章则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

5 结 语

随着计算机与网络等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文献统计逐渐摒弃枯燥、繁琐、低效的人工统计方法，开始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文献计量学得以快速发展，并在信息服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和替代计量学是在特定信息环境和技术条件下，由文献计量学逐步演进而来，它们继承了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丰富了文献计量学的学科体系，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分支学科特征。

在网络信息技术环境下，我国的文献计量学发展在短短50年时间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文献计量学的测度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应用范围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理论研究仍有待深化，对网络环境下的计量分析有待加强。可以预见，信息化和网络化是文献计量学未来发展的新趋势。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全球视野下的学术合作与资源共享，必将推动我国文献计量学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崇德.文献计量学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8.

[2]Cole F.J.and Eales N.B..The history of comparative anatomy.Part I-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J].Science Progress，1917，11（44）：578-596.

[3]Glenn R.Wittig.Statistical bibliography――A historical footnote[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1978，24（3）：240-241.

[4]Lotka A.J..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productivity[J].Journal of the Washington Academy of Science，1926，16（12）：317-323.

[5]Bradford S.C..Sources of information on specific subjects[J].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1985，10（4）：176-180.

[6]Zipf G.K..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al of least effort――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Ecology[M].Cambridge，Mass：Addisson Wesley，1949.

[7]Garfield E..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A new dimension in documentation through association of ideas[J].Science，1955，122（3159）：108-111.

[8]Pritchard A.Statistical bibliography or bibliometrics？[J].Documentation，1969，25（4）：348-349.

[9]罗式胜.文献计量学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

[10]李伟超.信息技术对情报学的影响与推动[J].情报科学，2007，25（2）：208-232.

[11]刘廷元.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的联系与区别[J].图书与情报，1994，（1）：19-24.

[12]Vinkler P..An attempt for defining some basic categories of scientometrics and classifying the indicators of evaluative scientometrics[J].Scientometrics，2001，50（3）：539-544.

[13]刘国栋，罗长坤，吴培红.科学计量学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2005，18（3）：137-140.

[14]Braun T.et al.Scientometric Indicators[M].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1985：4-6.

[15]Jochen Glser，Grit Laudel.Integrating scientometric indicators into sociological studies：method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roblems[J].Scientometrics，2001，52（3）：411-434.

[16]侯海燕.基于知识图谱的科学计量学进展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17]邱均平.信息计量学（一）[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0，23（1）：75-80.

[18]郭强，刘俊友.信息计量学导论[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5-7.

[19]Almind T.C.，Ingwersen P..Informetrics analyses on the world wide web：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webometrics[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1997，53（4）：404-426.

[20]Ingwersen P..The calculation of web impact[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1998，54（2）：236-243.

[21]Bjrneborn L.，Ingwersen P..Toward a basic framework for webometric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4，55（14）：1216-1227.

[22]邱均平.网络计量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4-13.

[23]蒋颖.1995-2004年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共词分析[J].情报学报，2006，25（4）：504-512.

[24]Priem J.，Taraborelli D.，Groth P.，Neylon C..Altmetrics：A manifesto[EB/OL].http：∥/manifesto，2010-10-26.

[25]Piwowar H..Altmetrics： Value all research products[J].Nature，2013，493（1）：159.

[26]邱均平，余厚强.替代计量学的提出过程与研究进展[J].图书情报工作，2013，57（19）：5-12.

[27]余厚强，邱均平.论替代计量学在图书馆文献服务中的应用[J].情报杂志，2014，33（9）：163-167.

[28]Garfield E.科学引文索引[J].王恩光，译.综合科技动态・情报工作，1964，（5）：8-13.

[29]Kpbijioba H.B..美国出版的《科学引文索引》[J].张琪玉，译.综合科技动态・情报工作，1964，（5）：14-15.

[30]梁国强.国内文献计量学综述[J].科学文献信息管理，2013，（4）：58-60.

[31]沈中和.新颖的《科学引文索引》[J].自然杂志，1979，2（5）：322-323.

[32]赵红州.科学能力学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33]刘植惠.文献的定量分析研究[J].情报科学，1980，（4）：7-13.

[34]王崇德.计量文献与预测情报[J].情报科学，1980，（3）：43-45.

[35]胡昌平，邱均平.科技文献分析研究初探[J].情报学刊，1983，（4）：104.

[36]邱均平，胡昌平.化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及其趋势[J].图书情报知识，1983，（4）：28-32.

[37]邱均平.关于“文献计量学”术语及其定义[J].图书情报知识，1985，（3）：22-25.

[38]邱均平.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的发展[J].情报理论与实践，1999，22（3）：217-219.

[39]徐久龄，刘春茂，刘亚轩.网络计量学的研究：情报学进展（第三卷）[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99：78-107.

[40]邱均平，王曰芬，等.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1-69.

[41]蒋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献计量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20.

[42]林树文，曾润平.期刊评价的产生与我国期刊评价的发展[J].情报探索，2013，（5）：43-47.

[43]曹学艳，胡文静.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J].图书情报工作，2004，48（2）：106-111.

[44]陈定权.同引分析与可视化技术[J].情报科学，2005，23（4）：53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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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来源

由于CSSCI数据库最早回溯到1998年，因此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中下载1998－2012年间《江苏高教》刊载的所有论文，共计4404篇。本文中的相关数据，除表3中的高频被引论文来自CNKI数据库以外，其余均是根据这4404篇文献统计而来。

2．计量软件

本文所用的是由美国费城德雷克塞尔大学的陈超美博士开发的基于JAVA平台的知识图谱工具软件CiteSpace，此软件是适用于动态、多元、分时的复杂网络分析的信息可视化软件［1］。由于语言编码的不同，CiteSpace在处理中文数据时存在一些障碍，因此先通过自编计算机程序将中文数据库中下载的文献格式转换为CiteSpace软件识别的ISI文本格式，再运用CiteSpace对关键词共现、作者合作、机构合作、文献共被引等情况进行分析。

3．载文总量

从载文量来看，1998－2012年期间《江苏高教》的载文总量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98－2006年期间的载文量呈稳定上升态势，由1998年的187篇增长到2006年的365篇；2006年至2012年该刊载文量处于数量较多且相对稳定的状态，总量在350篇左右，其中2008年的载文量最高，达379篇，这说明该刊吸引了大量学者提供优质稿源。

二、关键词共现与研究热点及趋势

关键词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通过对高频关键词的分析，可以很清晰的了解和判断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CiteSpace软件对《江苏高教》刊载的所有论文进行了共现统计。据统计，1998－2012年期间共有10537个关键词，其中出现20次以上的有80个，出现50次以上的有17个。不重复的关键词数量庞大，说明该刊关注的问题和领域分布较为广泛；然而统计出现了几十个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又说明该刊对若干话题的成果进行了集中呈现，也可以理解为该刊关注的热点主题。

1．高频关键词揭示的研究热点

表1表明，“高等教育”（619）是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其次，“高校”（468）、“大学生”（335）、“高等学校”（210）三个关键词的出现频率也相对较高，这些频率较高的关键词主要反映的是该期刊所属学科，充分表明《江苏高教》所刊载论文的研究内容具有很强的聚焦性，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刊物的学科专业特色十分明显。除此之外，“素质教育”、“教育改革”、“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关键词出现频率也较高，这主要说明了在这一阶段该刊关注的具体热点问题。总体来看，这些高频关键词可以聚为五类：教育教学改革、教育质量、人才培养、高等职业教育和高校管理。（1）教育教学改革。教育教学改革这一聚类中包括了“教学改革”、“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学科建设”、“科学发展观”、“管理体制”等关键词，包含了教育改革的内容、方式、理念等一系列研究的科学论文。高校应该以科学发展观和终身教育理念为指导，着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2］。1998年以来，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大，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大众化不仅是教育规模的变化，也引起了体制、制度、机制、理念、教学等各个方面的变革。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在我国出现不过百年左右，百年中各个历史阶段都有明显的“变革”特征，尤其是近十几年高等教育大改革、大发展的特征更加明显，改革发展期往往也是问题凸显期。从词频和聚类来看，《江苏高教》对于教育教学改革问题给以了高度关注。（2）教育教学质量。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和永恒追求，有质量的高等教育才是我们恒久的目标［3］。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质量问题随着数量的膨胀而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4］。近年来高等教育质量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同时也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1999年扩招后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的到来，学生数量迅速增长以及社会对教育服务质量的诉求，引发了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普遍关注。学者对教育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质量指标、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评估、教学质量、高等教育保障等几方面。（3）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原生，始终都是大学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人才培养这一聚类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包括“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德育、“道德教育”、”“创业教育”、“创新能力”、“创新”、“研究生教育”等，这表明创新人才的培养与高校德育问题是高校人才培养中的研究热点。对于高校德育问题，有些学者对传统德育模式下的德育实效提出了质疑。其实，这些德育模式及其表现出来的弊端归根到底就是在德育过程中忽视作为道德主体———人的存在［5］。人才培养主题当中“研究生”这一关键词独立显示出来，说明研究生教育具有自己的特点、规律、问题与目标，这一阶段学界对研究生教育也给予了专门关注。进入人才培养主题聚类的关键词还有“教师”和“高校教师”，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任何忽略教师队伍建设、不能对教师进行有效激励与导向的制度与政策都将被证明是愚蠢的。（4）高校管理。高校管理这一聚类中包括“管理体制”、“教学管理”、“教育管理”、“校园文化”、“大学文化”等关键词。体制改革属于保障性改革，体制改革要通过教学、科研改革才有现实意义［6］。其次，教学管理在高校管理中居于中心地位，因为教学是高校的中心工作。最后，文化建设在高校管理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迫切需要新的文化模式来适应这些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的需要［7］。“文化比制度更根本，文化孕育制度，文化养育制度。”［8］（5）高职教育专题。据统计，1998－2012年间《江苏高教》中出现的高频关键词包括“高职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其出现频次分别为45次和41次，这说明，高等职业教育是《江苏高教》和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以潘懋元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高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及应采取的措施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同时，也有学者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十多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论文的数量、主题和作者队伍等情况进行了分析［9］。

2．突现关键词揭示的研究趋势

突现度较高的关键词往往是反映时代特征的关键词，这些主题脱颖而出也显示了该刊与时俱进的特点。在统计的《江苏高教》近年突现关键词中，“高职院校”的突现度高达11．31，“高职教育”的突现度达5．30，突现度均较高，这表明高等职业教育也是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趋势之一。着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不仅是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同时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并且，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定位、办学方针、办学模式、评价指标等方面现在仍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学者对高职教育的质量提出了质疑。所以，高职教育成为我国学界的研究热点和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科技创新问题，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更重要的是培养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学者主要对创新人才的相关概念界定、政府以及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支持措施、培养模式与方法等角度进行研究”［10］，这对于制定科学有效的创新人才培养方案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与此同时，与创新人才培养密切相关是高校对创业教育的日益重视。创业教育之所以引起社会和高校的普遍关注与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息息相关，开展创业教育不仅可以扩展大学生的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同时对实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促进生产力的转换以及实现大学生的自身价值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高等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这是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科学命题，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项任务之一，此后关于和谐校园建设的研究也应运而生，其内容主要涉及和谐校园的基本内涵、建设的关键要素、如何建设以及建设和谐大学的意义等方面。

篇3

中图分类号：G250.252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1-4942（2014）01-0131-06

苹果是世界性果品，由于其生态适应性强、果品营养价值高、耐贮性好及供应周期长，许多国家都将其列为主要消费果品而大力推荐[1]。美国、中国、印度、波兰、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德国、土耳其和意大利等国家广泛栽培苹果，其产业是这些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近几十年来，科研人员对苹果果实品质[2，3]、营养物质代谢[4，5]、呈色机理[6～8]、核心种质构建[9，10]、遗传结构和遗传多样性[11，12]、基因表达和生物信息学[13～15]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已成为国内外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

文献计量学基于文献事实，能客观定量地反映学科的整体布局，揭示新理论发展的方向，已被广泛用于诸多领域[16]，如化学学科[17]、数学学科[18]和PM2.5[19]等的分析。但目前利用文献计量学分析世界苹果研究状况的相关报道尚未见到。WebofScience数据库共包括9000多种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经过同行专家评审的高质量期刊，收录的文献能够反映科学前沿的发展动态，已成为世界公认的自然科学领域最为重要的评价工具。因此，为了解世界苹果的研究动态，利用WebofScience数据库对2001年以来的苹果文献进行了分析，从科研文献产出的角度揭示了苹果研究领域的发展态势，以期把握苹果科学研究的整体发展状况，为国内外苹果科研工作者和决策者提供参考，促进苹果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1数据来源及方法

本研究采用WebofScience数据库作为分析数据源，基于SCI-EXPANDED数据库，以“apple”为关键词。选择出版年为2001～2012年的数据作为分析资料，于2013年1月进行检索。对检索出的文献用WebofScience自带的引证报告进行分析，部分数据项用Excel进行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世界苹果文献总体概况及趋势分析

WebofScience引文数据库中收录的2001～2012年有关苹果研究的相关文献共17699篇，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会议摘要、会议记录、综述、社论、通讯、新闻、图书等，其中研究论文为主要类型，有15857篇，占发文总量的89.593%（表1），说明学术论文是苹果研究文献的主要发表形式。

2.2世界苹果文献产出概况

2001～2012年苹果研究发文量居世界前20名的国家如表2所示。发文量最多的是美国，其发文量（4578篇）分别是中国（1384篇）和西班牙（1173篇）发文量的3.3倍和3.9倍。美国、中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发文量位居世界前五位，发文量均在1000篇以上。

近十年来，各国非常重视苹果产业的发展。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表2）表明，中国的苹果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其种植面积约是印度（第二位）的8倍，总产量约是美国（第二位）的6倍，远远超过其它国家。美国苹果的种植面积居世界第四位，但总产量位于第二位。波兰和土耳其苹果种植面积分别位居世界第三和第五位，土耳其、波兰和意大利苹果的总产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三、第四和第五位。单产位于世界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瑞士、新西兰、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其丰产栽培的模式值得借鉴。

3结论与讨论

利用WebofScience数据库对各学科研究产出进行科学计量分析和比较，有助于从一个侧面了解国内外相关机构的学科布局、整体科研实力和学科优势[20]。对2001～2012期间WebofScience数据库中发表的苹果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表明，苹果研究文献以学术论文为主要发表形式；发文量逐年增加，2011年最高，约是2001年的2倍。在国家分布方面，美国、中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论文产出水平遥遥领先。近年来，中国的苹果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居世界第一，研究论文数量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位居世界第二，可见，中国对苹果的产业和科研越来越重视，科研水平逐渐提升，论文的产出量大幅度增加。

按苹果发文量遴选出的前20名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美国、中国和西班牙等，属于美国的研究机构最多，占到45%。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服务中心、康奈尔大学、加拿大农业和农产品研究所、华盛顿州大学和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发文量位居世界前五位。前20名研究机构中有12所是高等院校，可见，高校是苹果科研的领导者。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和浙江大学在苹果方面的研究位于世界前20位，这说明，我国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苹果研究机构数量较少，赶不上美国。我国科研人员应把握好苹果研究的热点与重点，利用自身丰富的种质资源和产业优势，使在苹果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

苹果研究方面的核心作者大部分来自美国、德国、瑞士和斯洛文尼亚，有7位来自美国。匿名作者发表文章数量最多，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的Nicolai教授排名第二，主要从事苹果采后技术方面的研究[21～23]。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程来亮教授排名第三，主要从事苹果光合作用[24]、碳氮代谢[25]和逆境生理[26]等方面的研究。

世界上四分之一以上苹果方面的文章刊登在美国、英国和荷兰承办的期刊。美国的《HortScience》、《JournalofAgriculturalandFoodChemistry》、《Phytopathology》，荷兰的《PostharvestBiologyandTechnology》和英国的《JournalofFoodEngineering》5种期刊载文量居世界前5位，是苹果相关研究投稿的理想期刊。

农业和食品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是目前苹果研究的重点领域，发文量占总文献的一半以上。营养保健涉及的学科多，但发文量较少。苹果果实富含类黄酮等抗氧化性物质，对肺癌[27]、心血管疾病[28]和糖尿病[29]等有显著地抑制作用，营养保健功能较强，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BarrioBH.Theappleworld2003-presentsituationanddevelopmentsforproducesandconsumers[J].CompactFruitTree，2003，36（1）：15-18.

[2]HeckeK，HerbingerK，VeberiR，etal.Sugar-，acid-andphenolcontentsinapplecultivarsfromorganicandintegratedfruitcultivation[J].EuropeanJournalofClinicalNutrition，2006，60：1136-1140.

[3]韩明三，刘学才，王芝云，等.套袋和不套袋对红富士苹果品质和安全的影响[J].山东农业科学，2010，4：43-45.

[4]王金花，刘飞，付春霞，等.缺锌胁迫对苹果砧木幼苗形态及其锌积累的影响[J].园艺学报，2012，39（4）：613-620.

[5]苏秀伟，魏绍冲，姜远茂，等.酸性土壤条件下硅对苹果果实品质和植株锰含量的影响[J].山东农业科学，2011，6：59-61.

[6]MohamedAA，AntondeJager.Formationofflavonoids，especiallyanthocyaninandchlorogenicacidin‘Jonagold’appleskin：Influencesofgrowthregulatorsandfruitmaturity[J].Sci.Hort.，2002，93：257-266.

[7]王延玲，张艳敏，冯守千，等.新疆红肉苹果果皮果肉呈色差异机理[J].中国农业科学，2012，45（13）：2771-2778.

[8]刘金，魏景立，刘美艳，等.早熟苹果花青苷积累与其相关酶活性及乙烯生成之间的关系[J].园艺学报，2012，39（7）：1235-1242.

[9]张春雨，陈学森，张艳敏，等.采用分子标记构建新疆野苹果核心种质的方法[J].中国农业科学，2009，42（2）：597-604.

[10]刘遵春，刘大亮，崔美，等.整合农艺性状和分子标记数据构建新疆野苹果核心种质[J].园艺学报，2012，39（6）：1045-1054.

[11]GharghaniA，ZamaniZ，TalaieA，etal.GeneticidentityandrelationshipofIranianapple（Malus×domesticaBorkh.）cultivarsandlandraces，wildMalusspeciesandrepresentativeoldapplecultivarsbasedonsimplesequencerepeat（SSR）markeranalysis[J].Genet.Resour.CropEvol.，2009，56：829-842.

[12]张春雨，陈学森，林群，等.新疆野苹果群体遗传结构和遗传多样性的SRAP分析[J].园艺学报，2009，36（1）：7-14.

[13]刘美艳，魏景利，刘金，等.‘泰山早霞’苹果采后1-甲基环丙烯处理对其软化及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J].园艺学报，2012，39（5）：845-852.

[14]罗华，胡大刚，张连忠，等.苹果MdGLRs家族基因生物信息学鉴定和表达分析[J].园艺学报，2012，39（3）：425-435.

[15]宋杨，张艳敏，刘金，等.GA含量与其合成酶基因在‘长富2号’苹果及其短枝型芽变品种之间的比较分析[J].中国农业科学，2012，45（13）：2668-2675.

[16]MehoLI，YangK.ImpactofdatasourcesoncitationcountsandrankingofLISfaculty：Webofscienceversusscopusandgooglescholar[J].J.Amer.Soc.Infor.Sci.Technol.，2007，58（13）：2105-2125.

[17]AkvarezEC，AnegonFDM.ChemistryinSpain：BibiliometricanalysisthroughScopus[J].ChemistryToday，2009，27（6）：61-64.

[18]BehrensH，LukschP.Mathematics1868-2008：Abibliometricanalysis[J].Scientometrics，2011，86：179-194.

[19]李兆林.基于WebofScience引证数据分析我国科研人员关于PM2.5的研究状况[J].编辑学报，2012，24（Sup1）：99-102.

[20]李晓，陈春燕，郑家奎，等.基于文献计量学的超级稻研究动态[J].中国农业科学，2009，42（12）：4197-4208.

[21]RudnitskayaA，KirsanovD，LeginA，etal.Analysisofapplesvarieties—comparisonofelectronictonguewithdifferentanalyticaltechniques[J].SensorsandActuatorsB，2006，116：23-28.

[22]NicolaiBM，TheronKI，LammertynJ.KernelPLSregressiononwavelettransformedNIRspectraforpredictionofsugarcontentofapple[J].ChemometricsandIntelligentLaboratorySystems，2007，85（2）：243-252.

[23]DefraeyeaT，LehmannV，GrosscD，etal.ApplicationofMRIfortissuecharacterisationof‘Braeburn’apple[J].PostharvestBiologyandTechnology，2013，75：96-105.

[24]ChenLS，LiPM，ChengLL.Effectsofhightemperaturecoupledwithhighlightonthebalancebetweenphotooxidationandphotoprotectioninthesun-exposedpeelofapple[J].Planta，2008，228：745-756.

[25]ZhangYZ，LiPM，ChengLL.Developmentalchangesofcarbohydrates，organicacids，aminoacids，andphenoliccompoundsin‘Honeycrisp’appleflesh[J].FoodChemistry，2010，123：1013-1018.

[26]LiYH，ZhangYZ，FengFJ，etal.OverexpressionofaMalusvacuolarNa+/H+antiportergene（MdNHX1）inapplerootstockM.26anditsinfluenceonsalttolerance[J].PlantCellTissOrganCult.，2010，102：337-345.

篇4

Meta-analysis of Psychotherapy Outcome Studies in China. Shi Jiaping, Shao Yibing, Zhang Yingping, et al. Lishui Teachers' College, Lishui 323000,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therapy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Methods 103 outcome studies about psychotherapy conducted in China between 1990 and June of 2003 were examined and recorded in the study. Then the meta-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in analyzing the effect size of each study. Results The overall mean effect of psychotherapy is positive; effect size comparisons based on outcome variable is significant on published year, psychotherapy methods, psychotherapy environment, subject sex, non-adaptive behavior and statistic method, but not in psychotherapy tropism or experiment design. Conclusion Effectiveness of psychotherapy in China is moderate. Many study features can influence it.

【Key words】 The effect of psychotherapy; Effect size; Meta-analysis

1 引 言

在国内，心理治疗的整体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的评估历来是心理治疗研究的难点问题。回顾以往的研究，对心理治疗效果的评定往往是一种主观推测(Eysenck，1965；Luborsky，Singer，Lubirsky，1975)，而且由于不同研究结果之间难以比较，不同评论者的结果也常有很大的出入(Cooper & Rosenthal，1980)。因此，传统的文献回顾无法提供心理治疗效果的大小评估，也就无法探究心理治疗的有效性。

为了弥补传统评定方法的不足，让不同研究结果能以同一量尺单位被量化，Smith和Class(1977)率先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mate-analysis)的方法来系统评量心理治疗的效果。文献计量学分析是有别于传统的叙述性文献评论方式的一种计量化文献整理和评论方式。其基本原理[1]在于：随机分配到治疗和控制组的个案症状分数是呈正态分布的，如果治疗有效，治疗组个案的改善将比控制组个案的改善来得好，测量这个有效性的指标就是效果量(effect size；ES)。效果量主要是评定治疗组和控制组症状分数之间分布的距离，并以标准差作为测量单位。对效果量大小的解释，Cohen(1988)[2]依据效果量的大小将其分为3个标准(见附图)。如附图所示，当效果量的数值为正时，说明治疗是有益的；数值为0时，治疗是没有效果的；若效果量数值为负，则表示治疗是有害的。每一个效果量都有其相应的百分位数，说明在治疗后，治疗组的疗效平均数相对于未接受治疗的控制组的百分位数。例如0.90的效果量意味着治疗组平均数比82%未接受治疗的控制组来得好。Cohen按照效果量大小的分类，将0.20左右的效果量定义为“小”的效果，0.50的效果量定义为“中”的效果，0.80的效果量定义为“大”的效果。从1970年开始，文献计量学分析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教育学、行为学以及医学等领域的干预性研究效果的评估，甚至被认为是一种总体评估某一研究领域成效的有效工具(Suan，et al，1998)[3]。因此，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的技术、使用效果量作为分析的单元来评估国内心理治疗的效果，并以此探讨影响国内心理治疗效果的特征变项。

在本研究中，为了行文的方便，特将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统称为心理治疗。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对国内自1990至2003年6月有关心理治疗效果的研究做一量化回顾。本研究的文献，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天宇全文数据库以及各种其他线上检索资料库收集。收集的文献，符合以下几个标准的纳入研究样本：①文献是有实证证据探讨治疗的效果，而非回顾、讨论或个案研究；②研究设计中至少包含两个组别，即接受治疗组和控制组；③研究报告所提供的资料必须足够计算效果量。研究若存在以下几种情况则不纳入分析：①研究的目的着重在药物效果的比较，虽然混合了心理治疗的成分，但非其主要的研究目标；②排除单一受试或单组实验设计的研究。按照上述的接受标准和排除标准进行筛选，共有103篇研究作为分析心理治疗效果的样本，时间跨度从1990至2003年共14年。

2.2 方法 首先是对文献重要变项的登录。本研究采用Smith与Glass(1977)[4]和Glass et al.(1981)[5]发展出来的变项登录种类和格式为蓝本，经过一定的修订，确定本研究登录的特征变项有：①发表日期：研究报告或论文的发表日期；②治疗的方式：个别治疗、团体治疗和混合治疗(包含个别和团体治疗)；③治疗场所：医院(住院)、学校、家庭；④个案的男性比率：男性比率大于50%或小于50%；⑤治疗取向：非行为治疗取向和行为治疗取向；⑥选择的被试是否有不适应行为：本研究将具有适应性问题、情感性问题、焦虑性问题、行为与冲动控制问题、人格问题、精神分裂及兼有生理与心理问题的个案归为具有不适应行为组，若个案是属于单纯的身体疾患或残障，或是学校的正常学生及家庭中正常的人员，则归为不具有不适应组；⑦效果量主要统计来源：平均数和标准差、F值、次数或百分比、卡方值；⑧实验设计类型：实验组控制组前后测设计、实验组控制组后测设计。其次，计算效果量。若研究结果是采用F值、卡方值或者次数和百分比进行计算，则采用相应的公式转换进行计算(Miller & Berman，1983[6]；Johnson，1989[7]；Rosenthal，1991b[8])。最后，运用SPSS 10.0对这些效果量进行统计分析。

3 结 果

3.1 对心理治疗效果的整体分析 对心理治疗效果的整体分析显示，共有132个效果量被纳入分析，加权的合并平均效果量是0.45，标准差为0.26，t=19.61**，(P＜0.01，下同)。总体来说，国内的心理治疗有正面的效果，且疗效达到中等程度。

3.2 对研究变项的分析

3.2.1 发表日期 根据效果量分布，找到所有效果量的中数，将所有的效果量以2001年2月为界分为两组，2001年2月前(不包括2001年2月)为A组(n=66，ES=0.42±0.27)，2001年2月以后(包括2001年2月)为B组(n=65，ES=0.52±0.25)，对这两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t=2.28*(P＜0.05，下同)，差异显著。由此说明，国内心理治疗效果在不同发表年代有显著差异，2001年2月之后发表的研究报告及论文的效果优于2001年2月之前发表的研究报告及论文的效果。

3.2.2 治疗方式 根据不同治疗方式，将研究样本分为3组，A组为个别治疗组，(n=37，ES=0.52±0.25)， B组为团体治疗组，(n=51，ES=0.35±0.28)，C组为混合治疗组，(n=37，ES=0.51±0.23)，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5.73**，不同治疗方式的治疗效果达到极其显著性差异。进行多重比较，结果显示，个别治疗的效果比团体治疗的效果好；混合治疗的效果比团体治疗的效果好。

3.2.3 治疗场所 根据不同治疗场所，样本分为3组：A组的治疗场所为医院(n=54，ES=0.57±0.21)，B组的治疗场所为学校(n=43，ES=0.31±0.31)，C组的治疗场所为家庭(n=29，ES=0.42±0.42)，对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治疗场所的疗效差异显著，F=6.80**。进行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国内心理治疗效果在医院的效果比在学校和家庭的效果好；在学校的效果与在家庭的效果没有显著差别。

3.2.4 男性比率 根据研究样本男性比率的不同分组，A组的男性比率大于50%(n=37，ES=0.43±0.28)，B组的男性比率小于50%(n=42，ES=0.51±0.26)，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t=-1.37*，结果显示：A、B组的平均效果量差异显著，且男性比率小的B组效果比男性比率大的A组效果好。

3.2.5 治疗取向 根据治疗取向的不同，可以将研究样本分为A组行为治疗取向(n=27，ES=0.50±0.28)和B组非行为治疗取向(n=28，ES=0.53±0.25)，对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A组与B组平均效果量无显著差异(t=-0.48)。

3.2.6 个案具有的不适应 根据个案是否具有不适应行为，将样本分为A组有不适应(n=55，ES=0.53±0.24)和B组无不适应(n=73，ES=0.38±0.26)，对两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A、B组的平均效果量差异显著(t=3.36**)，当个案有不适应时的治疗效果比个案没有不适应时的治疗效果好。

3.2.7 效果量统计来源 根据效果量主要统计来源，分A组效果量来自平均数与标准差(n=87，ES=0.49±0.25)，B组效果量来源于F值(n=12，ES=0.22±0.17)，C组效果量来源于次数与百分比(n=23，ES=0.47±0.25)，D组效果量来源于卡方值(n=10，ES=0.26±0.27)。对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效果量统计源其治疗效果存在显著性差异(F=24.03**)。通过事后比较，表明研究样本的效果量来源于平均数和标准差、次数或百分比的平均效果量高于来源于F值和卡方值的平均效果值。

3.2.8 实验设计类型 根据不同实验设计类型，分A组实验组控制组前后测设计(n=73，ES=0.47±0.26)和B组实验组和控制组后测设计(n=58，ES=0.42±0.26)，对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t=0.86，说明国内心理治疗与咨询辅导效果在实验控制组前后测设计与实验组控制组后测设计并无显著性差异。

4 讨 论

对心理治疗效果的整体分析表明，国内心理治疗效果量的平均值为0.45，具有大约中等程度的疗效，证实了近十几年来我国心理治疗效果的实质意义。同时，在对心理治疗效果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国内心理治疗效果在不同的发表年代上也存在显著性差异，即2001年2月以后发表的研究报告或论文所报告的治疗效果的效果量高于2001年2月以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心理问题的日益重视，心理治疗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治疗效果也越来越明显。这对广大从事心理治疗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而言不啻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本研究对研究变项的分析中发现，心理治疗的效果在不同的治疗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即在个别治疗、团体治疗和混合治疗中存在显著性差异，个别治疗和混合治疗的效果比团体治疗好。然而，Julie Reeker等人（1997）对遭受待儿童的团体治疗的文献计量学分析结果表明，团体治疗的效果量达0.79，即团体治疗能达到中上的效果[9]。团体治疗与个别治疗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团体治疗更加要考虑到团体动力的因素。考察国内外关于团体治疗效果的差异，一方面不同的治疗团体的疗效可能有所不同，因而会限制团体治疗的整体疗效；另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团体治疗的人际互动性和团体动力的特征造成的，即团体治疗在规划和实际操作中可能比个别治疗考虑的因素更多，操作更加复杂，因此限制了其总体的疗效。

此外，治疗中所采取的矫正性的还是发展性的取向是影响心理治疗效果在不同场所和个案是否具有不适应行为两个研究变项上有所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个案在医院中的治疗效果比在学校和家庭中好，而且具有不适应行为的个案的治疗效果也比没有不适应行为的个案的效果好。对文献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其根本的原因可能在于基于矫正性的治疗效果比发展性的治疗效果更能被测量。在医院中，个案往往带有一定的不适应，而且心理治疗医生在个案的认知中可能更加权威；而在学校或家庭中，个案的问题比较轻微，而且不一定带有不适应行为，更多的是一些发展性的治疗。这些都可能导致了医院和学校及家庭中治疗效果以及个案本身特征带来的治疗效果的不同。因此，我们不能凭此就抹煞了学校和家庭中心理治疗的作用。

心理治疗的效果是否存在个案性别上的差异？本研究在对研究个案性别的差异上显示，男性比率大于50%的研究结果中心理治疗的效果低于男性比率小于50%的心理治疗的效果。我们可以推论出女性在接受心理治疗时的效果可能高于男性，而这可能是与女性的求助意识较男性更为强烈有关。

同时，研究表明不同的治疗取向和实验设计对心理治疗的效果没有显著影响。我们在许多文献研究中可以发现，治疗取向是心理治疗中一个重要的变项。然而我们采用行为主义取向和非行为主义取向的划分来评定治疗取向对心理治疗效果的影响时却没有显示出显著性差异。因此，我们推论以行为主义取向来考察不同取向对心理治疗的效果可能不是很合适。Bruce 等人（2002）针对认知疗法和非认知疗法的研究结果显示，认知疗法与行为疗法具有相似的效果，但是认知疗法的效果优于其他疗法[10]。因此，有关心理治疗取向对心理治疗效果的影响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证明。

从上面的讨论中，研究者认为国内心理治疗的效果还是值得肯定的。虽然矫治性的心理治疗效果较发展性的心理治疗效果更为明显，但是在学校环境中，发展性的心理治疗的趋向还是不可阻挡的。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如对于影响心理治疗效果因素中治疗者特征的因素由于受限于原始研究样本的叙述说明不够，而未能列入研究变项范围。这也是本研究最大的限制，以期以后的研究能完善之。

5 参考文献

［1］Andews G, Harvey R. Does psychotherapy benefit neurotic patients: A re-analysis of Smith, Glass & Miller data.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1981,38:1203-1208

［2］Cohen J.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 NJ: Lawrence Erlbaum, 1988

［3］Suan M. Prout, H. Thompson Prout. A meta-analysis of school-based studies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An update.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1998,36(2):121-136

［4］Smith ML, GV. Meta-analysis of psychotherapy outcome stud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1977,32:752-760

［5］Glass GV, McGaw B, Smith ML. Meta-analysis in social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1981

［6］Miller RC, Berman JS. The efficacy of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ies: A quantitative review of research evid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3,94:39-53

［7］Johnson BT. DSTAT: Software for the meta-analysis review of research literatures.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9

［8］Rosenthal R. Meta-analysis: A review. Psychosomatic Medicine, 1991,53:247-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