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散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贾平凹的散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中图分类号:G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2-0176-01

贾平凹的散文被学者和评论家排在了优秀之列,并且有多篇被选进中学课本。本文就结合其散文,从取材、手法、语言、地域特色等方面入手,来谈谈其散文所表现出的艺术特色。

一、取材自由广泛

贾平凹的散文取材自由广泛。他的散文似乎不拘一格,丑汉、退伍军人、屠夫、石头、树木等统统走进了贾平凹的散文。从反映的内容和笔调去看,大致可以分四类:一是人物篇。一般以粗线条勾画人物为主,如《我的老师》塑造了一个纯真、正义、极富爱心的儿童孙涵泊形象,《米脂婆姨记》则描写了一个对爱情充满憧憬的农村少女形象。二是世相篇。这类散文常常评说人生,针砭时弊,如《病人》借一个病人的口道出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玩牌》则将麻将桌上的众生相刻画得淋漓尽致。三是游记篇。《游寺耳记》给读者展现了一幅“野开花落,云雾忽聚忽散”的山间图画。《入川小记》描绘了四川的山光水色、物产人情,让读者想身临其境去领略一番。四是风情篇。通过描摹地方风俗,记述地方风物,把个人的主观情感融入自然景观之中,与大自然构成一种和谐的关系。如《五味巷》通过巷中景、巷中事、巷中人、巷中风俗,展现了古风很浓的长安小巷,这里的人们重人情、讲信用,知足乐观。《静虚村记》则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画卷,“静虚村”是一个偏离市区的地方,显得既原始又古朴,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浸染。

二、小说化写法

贾平凹一直倡导散文写作小说化。他在《散文就是散文――自我告诫之二》中说:“小说家可以以散文的笔调去写小说,为什么你不可以以小说的笔法写散文?”散文与小说的不同点在于重视抒情,而不刻意追求情节的曲折和完整。情节是小说的基本要素之一,在小说中担负着表现人物性格的重任,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

贾平凹的不少散文在结构上带有明显的小说色彩――情节化。如他的散文《摸鱼捉鳖的人》,开头先写这个“摸鱼捉鳖的人”的相貌丑“眼睛小小的,甚至给人一种错觉:那不是先天生的,是生后他的父母用指甲抠成的”,再写他的捉鳖的动作和言行,这一切都看是平淡无奇,但文中一个细节始终吸引着读者的眼球,就是这个“摸鱼捉鳖的人”每天都向河里扔一个酒瓶。在结尾,读者方知道,这个丑人每天向河里扔的是一封求爱信,目的是希望能被游客或者村民看到。求爱信写道:“我能养活你的,我不会打你,你来我们村落户也成,我也可以招过门去,生下孩子姓你的姓也行。我等着你的信。”这篇散文讲究情节的完整和曲折,悬念的设置,这应该算是贾平凹散文写作小说化的一个代表。

贾平凹散文的小说化倾向还体现在典型化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对人物性格进行高度集中、概括和提炼,让读者感到文中的人物面熟,就在自己的身边。这样的写法,让他的散文有了许多类似小说的元素。以《闲人》为例,文中所刻画的“闲人”形象,既带有鲁迅小说中“阿Q”之类的性格特征,但又不完全相同,而是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生活有的人物形象:“闲人”潇洒自在,能吃能喝,勇武有力,敢 “为朋友两肋插刀”;“闲人”三教九流,无所不交,没有贵贱老幼之分;“闲人”目无领导、权威,敢与嘲笑一切,甚至把名人签名的纸拿去让别人上厕所用;“闲人”买书“从不读完一本”,然“无所不知”。以简略的笔法,勾画了社会转型期一类人的形象,这类人集社会百态、人间百态于一身,性格特征十分典型。

三、语言简朴、幽默

贾平凹十分重视语言的锤炼。贾平凹的散文语言,不以华丽见长,简朴是他的重要特色。他的散文中,很多处运用了质朴的语言。如 “原来月亮是长了腿,爬着那竹帘格儿,先是一个白道儿,再是半圆,渐渐那爬得高了”此处用了一个“长了腿”和“爬”字,形象地描写了月亮变化的悄无声息,情境优美,语言平实。

他的散文,还善于用幽默的语言去展现真实的生活,让读者在笑声中去体会散文的美。如《秦腔》中的一段描写“一个说:狗年快完了,你还叫啥哩?一个说:猪年还没到,你便拱开了!”让读者在轻松而平淡的语言中感受到他特有的幽默。再如“一孩子在家做作业,解释‘孔子曰……而已’,遂去问爹:‘而已是什么?’爹下棋输了,一挥手说:‘你娘的脚!’孩子就在作业本上写:‘孔子曰……你娘的脚!’”这段幽默的语言,把一个输棋农民描写的活灵活现。

四、地域特色明显

贾平凹扎根于生他养他的商州大地,吸取现实生活和历史文化的养分,尤其是大量方言土语的运用,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他的散文《秦腔》则是典型代表。如“最可贵的是那老辈的秦腔迷,他们没有力气挤在台下,也没有好眼力看清演员,却一溜一排地蹲在戏台两侧的墙根,吸着草烟,慢慢将唱腔品赏”写出了村民对秦腔的钟爱。“吹,拉,弹,奏,翻,打,念,唱”勾勒出秦腔的特点,而“广漠旷远的八百里秦川,只有这秦腔,也只能有这秦腔,八百里秦川的劳作农民只有也只能有这秦腔使他们喜怒哀乐”,则点出了秦腔是劳苦农民的精神食粮。

有人说贾平凹的散文像小说,他的散文舒畅自然,柔美质朴,是真正的美文。

参考文献:

[1]范培松.贾平凹散文选集[J].百花文艺出版社,004.

[2]王玉强.时文选粹――秦腔[M].南方出版社,2007.

[3]洪宗礼.语文教师教学用书[J].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篇2

“大散文”如果是一面旗子，应该说是著名作家贾平凹首先举起来的，1992年9月“大散文月刊”——《美文》创刊时，贾平凹作为主编曾旗帜鲜明、笼而统之地喊出了一句口号：大散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大散文”观可以说是呼应声最高的散文理论与实践的倡导口号，尽管这种理念问世以来遭到不少的批驳与质疑[1]，但它还是得到了创作界和评论界的普遍认同和肯定，国内许多杂志相继开办“大散文专栏”，对散文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2年10月，在《美文》的创刊辞之中，贾平凹率先提出了“大散文”理念，这种“大散文”观的提出，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贾平凹在具体、深入地考察了当时散文创作的发展状况后，指出散文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上都逊色太多，仅限于花花草草，借景喻情、喻理，或一人一事的个人抒怀，很狭窄，有种打不开的感觉。他之所以提出“大散文”概念，事实上是在倡导一种风气，一种关注现实社会的大境界，也在于拓宽散文创作的路子，将散文还原到生活中。如果“不了解这个大背景，如果仅从‘大散文’三个字字面上来看，就难以理解我们的用心；”[2]“提出这个观点它是有背景的，1992年我们办这份杂志（指《美文》杂志）时，散文界是沉寂的，充斥在文坛上的散文一部分是老人们的回忆文章，一部分是那些很琐碎很甜腻很矫揉造作的文章，我们的想法是一方面要鼓呼散文的内涵要有时代性，要有生活实感，境界要大，另一方面鼓呼开拓散文题材的路子”[3]；他还进一步指出“现代汉语散文在建构它的规范的时候，出现了最大的危机是散文不接触现实，制造技巧，而粉墨登场的就以真善美作了脸谱，以致使散文长时期沦为平庸和浮华。我们在反对琐碎、甜腻、精巧、俗气、虚假、无聊的散文倾向时，应该寻着这一切现象的根源”[4]。可以说，“大散文”就是贾平凹及其同仁们为补偏救弊所开出的独特处方。他们力图“还原到散文的本来面目”，“复归生活实感和人之性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鼓呼更多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5]。

此后，贾平凹一直高调宣扬这一观点，他曾在多种场合屡屡谈及创办《美文》杂志的动念及对“大散文”的理解：

“我们的目的就是倡导散文的真情实感的恢复，呼唤一种大的气象，使散文生动起来，为真正繁荣我国散文创作做出我们的一份努力。”[6]

“‘大散文’概念提出的时候，我们的粗略想法是：①张扬散文的清正之气。写大的境界，追求雄沉，追求博大感情；②拓宽写作范围，让社会生活进来，让历史进来。继承古典散文大而化之的传统，吸收域外散文的哲理和思辩；③发动和扩大写作队伍，视散文是一切文章，以不专写散文的人和不从事写作的人来写，以野莽生动力，来冲击散文的篱笆，影响其日渐靡弱之风”。[7]

“‘大散文’这个词，是我们的共识，也是办刊的宗旨。……‘大散文’一词的提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或要标新立异，它是有背景的。……‘大散文’是一种思维，一个观念，不能简单说成这样写就是大散文，那样写了就是小散文，或别的不大不小的散文。”[8]

“纯以字面上看，‘大散文’这个词似乎不通，但矫枉过正，主要是强烈地表现我们的追求和倡导。具体来讲，一是强调散文的真情，有其生活实感，有史感，有美感。二是强调扩大，或许也是恢复题材面，不能把散文理解为那些咏物抒情式的，要大而化之。”[9]

“‘大散文’讲究的是散文的境界和题材的拓宽，它并不是提倡散文要写大题材，要大篇幅”[10]。

综观贾平凹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对“大散文”的阐述，我们可以大体上看出其“大散文观”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简而言之，他的“大散文观”包含有三个认知向度：其一是要求散文的题材、内容要大，即散文的内容要从狭小的个人情怀中走出来，要关乎时代、社会；其二是主张散文的审美境界要“大”，美学风格上要追求“大境界”、“大气象”；其三是主张散文的文体形式可以“泛化”，也就是贾平凹所说的“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11]。

这种观念曾在散文界引起不小的轰动，也引发了当代散文观的第三次大争论。有赞同者认为，要繁荣散文创作，首先需要的是包容，需要兼容和宽容。散文不能搞成吟花弄月和小摆设之类的东西，而要张扬民族精神，要有黄钟大吕的气概，要关照人情世态，要表现人格精神，而“‘大散文’观念的提出，有助于开拓散文的疆域，有助于开拓作家的眼界”[12]（王愚）；也有学者认为“‘大散文’的提出，是贾平凹对散文对文学以及整个文坛的一种感受。作家提口号，向来不考虑理论上是否规范，他只是对散文创作的萎靡之气感到不满，因而提倡大境界、大气象、大格局、大气魄的散文。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散文’的提法是成立的”[13]（李星）。还有人认为“大散文”这一观念在两个方面有着积极意义，即一是让作家有大视野、大气度、襟。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家本人，只要大起来，作品自然就大；二是在散文领域中不过细切割，有弹性，才有利于散文写作[14]（畅广元）。更有批评家认为“大散文”的提出“是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人们渴望改革散文的美学要求”，“是当代散文创作的一个目标，是呼唤散文大家的一种现代性的诉求”，它“对于推动中国的散文创作和理论建设，具有不可抹煞的积极意义”。并且认为这种“大散文”在本质上、在内在精神上，“主要是指一种观念形态，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由博大的人文情怀和人格智慧孕育出来的大气魄、大格局和大境界。正由于具备了这样的‘内质’，所以‘大散文’拒绝内容上的琐碎平庸，它在思想指向上呈现出文化反思性、现实批判性和思考深刻性的特征；在艺术形式上追求自由优美而不唯美，扬雄沉厚实之声而抑甜腻靡弱之风”，正因“大散文”的倡扬和创作实践，所以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才如此红火，才如此扬眉吐气地成为超越小说诗歌和戏剧的“时代文体”[15]。作家刘成章、叶广岑等人也认为“大散文”这一观念是顺应社会生活发展的，如果坚持下去会对散文的变革产生极大影响。

而对“大散文”观的批评往往只抓住其“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这一点，认为贾平凹的“大散文”观其实并无多少新意，我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认识散文的。比如，多年来致力于散文文体问题研究，力主规范、辨析和净化散文文体，令散文真正“弃类成体”的著名散文理论家刘锡庆教授就认为，“散文就是‘一切文章’，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命题，这样的散文观念实际上又回到了古代。古典散文就是这样。这等于主张题材、范围的‘大’，而不是精神气度的‘大’、深度的‘大’。所以，‘大散文’成了什么人、什么题材都可以写，题材面大了，写作的人的面也非常广了。他希望各行各业的人都来写散文，甚至连个体户、企业家的就职演说等各种形式，均可称为散文，一时间，散文领域变得海阔天空。这是不合适的。”[16]这种观点也代表了为数不少的评论家及读者的意见。

但通过对贾平凹的《美文·发刊辞》、《〈美文〉三年》、《读稿人语》等文章的解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大散文”观念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当时流行于市面上的那些仅限于花花草草、借景抒情的抒情散文的。也就是说，尽管贾平凹对“大散文”的具体内涵并没有进行具体的规范，显得有点笼而统之（对此，贾平凹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就曾明确地指出“口号的提出主要得看它提出的原因和内核，而不在口号本身的严密性。”[17]）但他以一个主编的胆识和智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那种具有大境界、拥有丰富思想、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大散文”的鼓与呼，无疑是当代散文写作突破原有模式、求新求变的催化剂。客观地说，“大散文”观确实鼓励了更多的人拿起笔来书写“美文”，这无疑有利于增加散文作品的数量，也有利于散文表现多层面的生活空间，使散文不再拘泥于狭小的天地和陈旧的格套里，从而失去更旺盛的生命力。这无疑是贾平凹及其同仁们所倡导的“大散文”观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注释：

[1]其中较有反响的理论文章主要有刘锡庆的《当代散文：发展轨迹、分“体”考察和作家特色——兼评“当代文学史”有关散文的表述》（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6期）、《当代散文：更新观念，净化文体》（载《散文百家》1993年第11期）、《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载《美文》1994年第11-12期）、《当代人的“情感史”和“心灵史”——当代散文答客问之一》（载《湖南文学》1995年7-8期合刊）、《当代散文的理论建设——在北京作协召开的“散文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载《报刊之友》1995年第6期）、《弃“类”成“体”是散文发展的当务之急》（载《文学世界》1996年第4期）、《世纪之交：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寻求中国现代化的心灵轨迹——20世纪汉语散文风雨历程之回顾》（见张炯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秋冬卷》，民族出版社2004年10月版）、《当代散文创作发展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及《散文：五十年的沉浮与成就》（见《刘锡庆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等一系列论文，另外，于祎的《贾平凹“大散文”观的理论误区与现实意义——再看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散文论争》（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一文也很有见地。

[2]贾平凹：《〈美文〉三年——在编辑部会上的讲话》，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8页。

[3]贾平凹：《中国散文的九个问题》，载《新闻周刊》2002年第14期，第26页。

[4]贾平凹：《〈美文〉四年编辑部午餐桌上的谈话》，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2-13页。

[5]贾平凹：《〈美文〉发刊辞》，载《美文》1992年创刊号，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4-5页。

[6]贾平凹：《雪窗答问——与海外人士谈大散文》，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4页。

[7]贾平凹：《走向大散文》，载《中华读书报》1994年8月10日，第5版。

[8]贾平凹：《〈美文〉三年——在编辑部会上的讲话》，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7-8页。

[9]贾平凹：《雪窗答问——与海外人士谈大散文》，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4-15页。

[10]贾平凹：《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载《美文》2002年第7期，第8页。

[11]贾平凹：《〈美文〉发刊次辞》，载《美文》1992年创刊号，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

[12]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73页。

[13]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74页。

[14]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75页。

[15]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26-28页。

篇3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5-0057-01

被誉为“鬼才”“怪才”的贾平凹，是当代文坛极具影响力的多产作家，在国内外享誉盛名，而这一切殊荣则是他的故乡商州赋予的。商州的自然风貌、民俗风情、神话传说等均化成血肉，凝聚在其作品之中，使其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散发出浓郁的商州气息，吸引人们一遍遍去观赏和阅读。

一、根植于商州的寻根之旅

贾平凹的创作事业真正发迹于20世纪80年代的商州寻根小说时期，那时的作品大抵被归为乡土或寻根文学，而他也借此名噪一时，成为当代文坛的新宠。

继之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思潮不断，加之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意识流等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中国文艺界呈现出一片繁闹景象。但那时，人们并未形成自觉自知的状态，而是陷入到一种无序的情景中。于是有人提出：在借鉴外来文化的同时，也需关注本民族与本土文化，在传统审美文化中寻求文化认同。这种文化寻根的需求顺势引发了寻根文学的产生与兴起。

1985年4月韩少功在《作家》上发表了《文学的根》，认为“文学的根应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随后，阿城、郑万隆等众多作家纷起响应，发文支持。同时，在1983年曾发表《商州初录》的贾平凹因其文学创作中鲜明的“寻根”特征，自然被划归为“寻根”文学的思潮当中。其实严格来说，贾平凹起初并没有参与这场文学思潮的策划与运作，但其文学创作却无意中暗合着“寻根”文学的理论目标，与之相呼应，在客观上推动其发展。可见，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一个人自诞生起，他所面临的风俗民情便塑造着他的经验和行为，最终化成影响其一生的习惯与信仰。商州，作为他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故乡，是他接触这个世界所经历的第一道法门，是其生活与创作的源泉所在。商州之于贾平凹，如同湘西之于沈从文，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是他们所熟知的，因此闭上眼就能如数家珍似的娓娓道来。于是乎，便有了四下商州的经历。每当遇到挫折，亦或是文思被阻时，他就会回到故乡来寻求安慰与灵感，对商州的山川河流、婚娶丧嫁、庆生送终、饮食起用、巫蛊文化等做一番详细考察，从而获得丰富而深刻的印象体验。

二、商州之自然景观

贾平凹的故乡商州位于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处。那里群山环抱，丹江水交错纵横，是一个自然的山水之地。

首先，站于远处，粗略观之，入目而视的便是山与水的纵深交合。贾平凹说那里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陡峻的山崖灰蒙混沌，蜿蜒着向天边延伸出去，而相伴而生的溪流自然顺着山势一泻而下，腾起阵阵水雾，像是被云雾环绕的人间仙境，却又显出一丝神秘感来，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贾平凹便是受这种灵秀神秘、兼之混沌茫然的自然风光的濡染，形成诡异灵动、空灵旷达的个性特征。

随后，深入其中，细细探看，便会发现“那里还有山洼、有人家，白云村头停驻，山鸡家鸭同群。屋后扶疏青竹，门前妖妖山桃，再是木桩篱笆、青磨石碾，拾级而下，便有溪有流，遇石翻雪浪，无石抖绿绸……”，无论山石明月、清泉小溪，还是山村屯落、袅袅炊烟，但凡故乡的事物都变为他笔下饱含灵韵、充满温情诗意的独特风景。例如民俗散文中描写极尽细致的自然风光，又如以商州为原型的小说风景都营造出一副美丽富饶、人杰地灵的情境，展现出商州独特的自然之美。

三、商州之人文景观

山川不同，风俗不同。商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自然风光使得此处孕育出兼备南北两种风情的独属于商州的山地文化。自古商州身处中国传统文化的腹地，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文化底蕴深厚，既受到三秦文化的影响，讲究周礼，又感染了由川鄂一带传至陕西的楚巫文化，信奉鬼神，兼有北方之粗犷，南国之灵秀两种神韵。陕南作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叉地带，其文学自然展现出灵秀与质朴并举的特点，而贾平凹的作品更是将此种地域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将诡谲、神秘、灵动、超然、旷达、浪漫的楚辞文化与温厚、典雅、淳朴、达观的中原文化交汇融合在一起。

篇4

在学校里，他因为矮小与孱弱在上体育课时争不到篮球，“所以，便孤独了，喜欢躲开人，到一个幽静的地方坐。愈是躲人，愈不被人重视；愈不被人重视，愈是躲人；恶性循环，如此而已”。甚至，已成名的贾平凹在1987年回忆15年前进入西北大学时的情形仍说：“这是一个十分孱弱的生命，梦幻般的机遇并没有使他发狂，巨大的忧郁和孤独，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睁眼看世界。”此时的他仍对自己体力的孱弱非常敏感，在他的意识里，孱弱似乎已成为一种生理上的缺陷。

也因为病，贾平凹观察事物和人物的角度变得有些失常。以肝病之体验，醒悟到社会上人人皆病。别人之病虽不在身体，却在精神，在相互之间的关系隔膜；由玩牌悟到不是人玩牌，实则是牌在玩人；从对弈的文化记录又指出其不是比较技艺之高下而是斗智斗心。这些“病人的视角”于生活可能有些偏激，纯属个人之见，但于艺术却未必不能算一个独特的视角。在长篇《废都》的结尾，贾平凹把庄之蝶的下场设计为中风而不是猝死，这实际上就为后来的《白夜》留下一个很好的视角，所谓“病而不死”的角度。田珍颖说：“也许你是顺乎‘天地早有了的’安排了庄之蝶的命运，而我却觉得，这是你嚼透了庄之蝶们的心迹，嚼出了味道，于是也写出了味道——让他中风的味道，让他病而不死的味道。如果庄之蝶还会出现在你今后的哪篇小说中，他将是何种现象呢？你会让他怎样地中风却活着，活着却中风？我想，恐怕他会变成你新作品中的一个角度——奇特的角度，你将通过他的双眼，静静地、冷峻地看着繁华喧闹的人生，沉默却犀利地剖开眼前每一个人的五脏六腑。”

这个角度后来出现在废都的续篇《白夜》中，这就是祝一鹤的中风。的确，通过一个曾经有权有势的人忽然失势丢权的突发事件，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可自然显示。以往求他办事的人，得到好处的人现在一个个再不登门，而真正照顾他的却是那些最下层的普通人，在他们身上仍然保留着中华民族有恩必报的美德。特别是在这篇小说中他以病态的眼光看出了全社会的种种病症。夜郎的梦游症和多疑症，祝一鹤的痴呆，虞白的贫血，宽哥的牛皮癣。连天也在生病，那雪花正如宽哥的牛皮癣，不是在脱皮？“真是怪事，白姐这回犯病，什么都觉得丑着好。说这桌子腿儿太细应该做一件憨憨笨笨的？”“什么都丑着好”的审美观点实际上早己渗透在贾平凹的所有观念以及日常生活中。如他收藏的石头，他的家具就连他给作品起的名字也都要憨憨的。另外，他把农村人的孤陋寡闻、自卑等也作为一种优点大加赞美：这一切无不体现了“病人的心态”。

他在作品中勇敢地坦露内心痛苦，又用轻松诙谐的笔调抒写出用痛苦咀嚼出来的人生别一种滋味，作家也会有难言的痛苦，特别是精神上的痛苦往往使人抑郁忧戚，苦闷悲愤。贾平凹经历了数年不愈的疾病的折磨。这种病简直如毒蛇似恶魔，使人谈病色变，把患者抛入孤独的深渊。于是他写了《人病》一文。人一旦患了此病，便“立即像当年的四类分子一样遭到歧视（一句不经意的自嘲，带着对历史的难忘和批判）”。尽管患病使作家原本复杂的生活一下子清静起来，“但是，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禁无限地孤独和寂寞”。“唯有父亲和母亲、妻子和女儿亲近我，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家籍。为了家人的健康，作家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把生活圈子缩小到最狭小的范围”。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心在悄悄滴泪，当他们用滚开的热水烫泡我的衣物，用高压锅蒸熏我的餐具，我似乎觉得那烫泡的、蒸熏的是我的灵魂。我成了一个废人了，一个可怕的魔鬼了。作家把自己焦虑、恐惧、失望的心情向读者暴露无疑，一种渴望关爱和救助的心声发于衷肠。然而使作家痛苦不堪的更为残酷的事实是骤变的人情！朋友和熟人的冷遇，使他自怨自艾又愤遗不已，这愤怒中包含了对社会冷暖的真切感受和强烈讽刺。在病院——“这个监狱似的天地里”，作家很快获得了新的生活，获得了在特殊环境中的一种人生体验：“我们失却了社会上所谓人的意义。我们却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我们有了宝贵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理解了宽容和体谅，体会了太阳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说老实话，这里的档案袋只有我们的病史而没有政史，所以这里没有猜忌，没有兴灾乐祸，没有勾心斗角，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势力和背弃。”带着讥讽和斥责歌颂了病院生活之后，作家又不无幽默地道出对疾病实质的独特发现：“或许，人是由肉体和灵魂两方结合的，病便是灵魂与天与地与大自然的契合出了问题，灵魂已不能领导了肉体所（下转第11页）

（上接第9页）

致，一切都明白了吧，生出难受的病来。原来是灵魂与天地自然在作微调哩！”从作家身上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被痛苦久久地困扰，四顾无助之时，就必须从自身的信念中寻找解脱的途径，求得真正的“精神胜利法”，作《说生病》一文中，贾平凹又深有感触地慨叹道：“生病到了这个份上，真是人生难得生病，西施那么美，林妹妹那么好，全是生病生出了境界。若活着没生个病，多贫穷而缺憾，佛不在西天和经卷，佛不在深山寺庙里，佛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生病只要不死，就要生出个现实的活佛是你的。”看似无奈中的自嘲其实是以唯物主义观点强调了人的主体意识——拯救生命，把握命运。这是作家对“孤独的个体”的存在体验，是对处于困境中的自我审视的思想升华。

贾平凹渴望精神的乐土，可对于现实，作家也无能为力，只能把宣泄体验渗透在不同风格的作品中，表面上看来是如此颓废、消极的情绪里。深藏在它的反面，是对生命的渴求和关注、对生活的执著。他永远都是一个具有旺盛生命意识和强烈进取精神的人。或许，他已经开始自己精神的漫游。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闲澹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2　贾平凹.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漓江出版杜，1992

3　高觉敷.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　废都就是废都.关于废都的一些话.第1版.陕西日报，1993－7－17

5　费秉勋.贾平凹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

6　邰科祥.贾平凹的内心世界.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

7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8　张志忠.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02.4

9　黄志刚.论贾平凹小说乡土情节的发生发展.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2003.2

10　杨光祖.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四个阶段及文化心态论.社会纵横，

2003.5

11　叶君等.贾平凹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心理根源.现当代文学

评论，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