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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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1、政治与政治学的产生

“政治”这种现象很早就产生了，在奴隶制社会就有过相关描述。《尚书》里说“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周礼》则有“掌其政治其令”，《管子》中有“政治不侮”一说等等，当然，中国古代语境中的“政治”与现在所使用的“政治”在含义上显然不尽相同。在儒家学派的著作中，政治和道德始终是结合在一起论述的，它们在价值追求和功能上相差无几。西方学界一般认为，“政治”是从希腊字polis(城邦)和politieia(国家)逐渐演变而来。英语里将这个词的转而翻译为polities，因此，在词源上讲，“政治”讲的是城邦中对于公共事务管理或统治的意思。柏拉图在其经典著作《理想国》中，将“城邦的正义”、“国家的善”作为主题，通过苏格拉底的辩论，阐明了理想的城邦应该是一个善的城邦，它应该拥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美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而城邦就是为某种善业的社会团体。不难看出，在古希腊的文献中，“政治”这个概念的主要含义就是最高的善，就是实现正义。因此，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政治和道德、伦理等范畴都在同一个意义上被思想家们所使用的，它们的主要研究对象都是知识、美德、正义等善的理念，政治学、哲学、伦理学没有被区分开来。

从政治思想的发展史来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从概念上最早对政治学概念进行界定，他在书中认为“研究最高善的科学就是政治学”。尽管他的政治观还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但亚里士多德当之无愧为开创政治学的“鼻祖”。而真正使政治学从与哲学、伦理学的交织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当属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他的《君主论》开辟了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时代。与古代学者不同的是，他不再从哲学上去揭示政治的本质，而是把政治作为人类社会中的独立现象加以界定说明其内涵、特征、意义，在他看来，对权力和权术的支配是政治的本质。因此，马克思认为马基雅维利从“近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

2、政治哲学何以可能

正如政治哲学在形式上囊括了政治、哲学两门大学科一样，厘清政治学与哲学的关系，是我们理解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能够为政治共同体提供政治价值(善、正义、德行)，使当权者依据政治价值制定出良好的法律，维持社会秩序，让人民过上稳定的、秩序井然的生活。同时，哲学也是需要政治学的。哲学不仅探究政治事物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知识，而且需要政治学为哲学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需要在政治上为把哲学理念转化为现实提供条件。

以希腊半岛和地中海东岸为核心的“希腊世界”长期沉浸于神秘自然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出现以及自然法传统奠定下来之后，哲学思想开始萌芽并逐步发展。最初。研究对象多是自然世界的事物，后来便应用到这种方法来研究人类的思想精神。一般的哲学家到了此时，开始集中讨论人生意义，分析人与人，人和宇宙的关系；推而广之，伦理的观念被运用到希腊的社会政治情形上去，于是，最初的伦理国家观、是非善恶标准等问题就成了希腊哲学家们终身辩论的事业，这是政治哲学得以存在的逻辑起点。

一种学说，只要能够代表一种时代的思潮，就不是凭空杜撰；研究必然存在一个对象，背后必然存在一种研究背景，由此，构建起一种学说成为可能。政治哲学的产生亦是如此。环境变迁，固有的风俗习惯、祖先留下的老旧经验，已经发现了不足以适应当时需要的一些弱点，因此产生研究的需要：它的缺点在哪里?什么方法才是最好的?有什么方法可以代替吗?当这一类批评形成趋势出现时，政治哲学便应运而生了。它的对象和背景，便是当时政治社会的情形，和时势思潮的状况。因为政治情形的扰乱是发生政治哲学的原因，故政治哲学的发生，不但是在有了政治制度之后，且是在政治制度成为困难问题之后。

而政治哲学最早在希腊得以萌芽、甚至一度繁荣，主要得益于希腊政治变迁、思想动荡以及专门能够从事思辨工作的公民团体的分化。具体说来，有三层原因：第一，政体变换。亚里士多德为写作《政治学》考察了希腊数百个城邦仍然难以穷尽，足见希腊地区城邦数量之多。在这么多的城邦中间，君主、贵族、专制、平民四种政体的频繁交替并不鲜见，正如威洛比所说，政治的成功带来了政治的危险；平民的政治进步，带来了行政方法的退步，外交知识的匮乏；哲学思想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伦理的无政府理想。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愿景，与遗传的风俗制度、道德伦理混合在一起不断冲突、交织，你争我辩、你是我非，客观上为政治哲学提供了研究材料。第二，民治盛行。平民议会、人民法庭等等机构的设立，使希腊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要想以自己的能力夺取权势，就必须擅长政治议论。这种自由辩论的市场，造就了哲学家高水平的辩论技能。第三，希波战争。这场战争给希腊思想自由带来了极大冲击，进一步启发了民族的自觉，“大家都觉悟救出希腊危险的‘是人类不是上帝’”，从此，人本主义逐渐冲破了宗教的篱笆，政治哲学的核心、主题得到进一步确立。

由上可见，从产生根源上来讲，无论是哲学、政治学还是政治哲学，都是古希腊哲学家们基于希腊政治社会现实的一种理论反应，从主体上来讲，哲学家们既表达了哲学上的价值追寻，又展现了政治学上的制度追求，价值分析、道德分析、事实分析同时交集于他们的思想之中。对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追求，形成了政治哲学的特殊语境。因此，只有将政治哲学放到哲学、政治学共同的视野中，才能进行准确定位。政治哲学既是政治学，更是哲学，从政治学、哲学两个维度共同对人类世界进行现实关怀，最终造就了政治哲学。

3、差别之辨析

篇2

12月13日上午3—4节课，我们预备党员和发展对象在教4进行了12月份的政治学习，学习主题是关于“党代会精神的学习”，在前几天，我们学校的各个学院也就党代会进行了多次的座谈会。07级分两组、08级一组先分别进行小组讨论，最后又集中起来交流意见。

在小组讨论中，大家踊跃发言，有的传达了学校党代会的精神，有的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各抒己见。不过我更多的感觉是这像是以前的我为经院建言献策。

在湖北经济学院党代会上，周元武书记的报告客观对过去五年的工作作了总结，对未来五年也做了科学规划，他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提高大学生素质与能力。作为本科院校下的高职高专，针对党代会要求，管院学生要根据学生自身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既要跟紧本科，又要有自己的特色。管院学生也是经院一份子，也要主动去思考做到为地方发展服务的方法，强化“两有三实”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出谋划策，尽到自己的义务。报告中要求勤俭办学，学生们也应从日常点滴做起，支持学校的发展和建设。而作为学生党员的我们，党代会也对党员提出了具体要求，学生党员也要在学生当中营造良好的党风，带动学风。党代会报告中对管院的要求有38个字：管理技术学院要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举，着力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办出特色，做精做强。

有的同学也结合实际谈到了我们学校的食堂问题，还有党费的缴纳要及时，同时党费的使用要实行公开制，不仅要在党内公开，还要对外公开。同时也提到了学校的资源要共享，比如实验室的英语自主学习中心，这个地方只对本科生开放，而我们专科生进去了根本做不了题目。还有的同学也提到了要加强监查力度。我们作为毕业生，要对自己有危机意识，多与身边的同学沟通，党员的考核不实。学生在学校所学和社会所需有差距，学校目前的社会实践考核较为僵化。通过社会实践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定位，通过科研实践和专业实习创造优势。希望学校能够提供平台，建立和企业的联系，提升在外影响，“不是一个人优秀，而是一批人优秀”。

我们小组讨论后，最后三组又进行了交流，综合三组的讨论意见，我觉得我们这次的小组讨论还是挺成功的，我们更深入的学习了党代会精神，并且要更好的把它们应用到实际中去。

篇3

二、认知图绘与乌托邦想象

詹姆逊的认知图绘思想来源于凯文·林奇(KevinLynch)的《城市意象》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詹姆逊认为，在林奇从城市空间的角度研究的主体经验问题与阿尔都塞(及拉康)对意识形态的新定义之间，存在着一个极其有意思的一致点:“林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构想城市经验的方式———此时此地的直接感知与把城市作为一个缺场的总体性的想象感知的辩证法———提出了与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著名表述相似的一种空间类比。”④作为一位城市规划家，从城市的形态对人格的完整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这一认识出发，林奇指出，在道路复杂、方向混乱又容易使人迷失的城市中，人们难以为自己和城市的总体定位，但人们又可以根据此前的经验在自己的头脑中想象一个近似于现场图的东西，以此为自己和周围环境定位，从而摆脱被动的处境。詹姆逊认为，林奇对城市的研究对我们的启示就在于促使我们在更高的、更复杂的层次上对再现问题重新分析。这个更高、更复杂的层次就是全球空间和跨国网络。因为正是由于我们置身于无法辨识的庞大的全球空间和跨国网络里，并且已经失去了替自己定位和认识世界的能力，所以我们才需要发展出新的再现能力，勉力再现那些无可再现的事物。空间的再现一方面为主体的认同奠定基础，同时也描画改变世界的蓝图。因此，在激进的改变社会的政治行动中，空间的再现就成为核心的议题。对于这种空间的再现与乌托邦之投射的必要性，詹姆逊正是通过“认知图绘”这个概念来表述的。可以看出来，在詹姆逊这里，再现的问题构成认知图绘的中心问题。正如詹姆逊自己所言，关于认知图绘，简单地说，就是再现的另一种说法。那么，对于庞大的全球空间和跨国网络，要如何图绘、如何再现呢?早在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詹姆逊就曾区分了认知图绘的两种意义:“首先，它旨在强调再现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再现不可能成为被模仿的事物……于是，作为第二种特征，认知一词的意思不是因为它强调这种再现观的作用，而把这个过程从美学拉进认识论:它在世界内部改变我们的方向，它是一种必要的行动框架和指导。”⑤为了更准确地理解，我们需要结合詹姆逊在其他地方对认知图绘的论述:“如何考虑它，如何想象它，如何从政治上意识到它，如何再现它———这些也许是任何认知图绘的四个方面———或者说一种概念，一种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的形象，一种正在提高或正变得明确的对现象的政治意识，并最后在可能存在或必须创造的情境中寻求再现的方式。”⑥换句话讲，在詹姆逊这里，首先，认知图绘的再现并不是像绘制地图那样，明确地再现和标明高山大河或者贸易航线。即使认知图绘有这个方面的要求，那也不像绘制地图那样可以完成。全球化充满了矛盾、变化和不确定性，而图绘庞大的全球空间和跨国网络需要将这些矛盾、变化和不确定性等复杂情况包括进去，所以类似于地图之类的确定且简单的图绘是无法满足认知图绘的需求的。其次，由于后现代空间的无方位性，我们容易迷失其中，但认知图绘能够帮助我们克服这些障碍，为个人或集体重新定位，以重新获得行动和斗争的能力，所以在詹姆逊这里，认知图绘与其说是一种现实实践，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探索或者说政治想象，其价值在于其政治意义。詹姆逊自己也更多地是从这个层面谈认知图绘的。认知图绘的政治意义又具体表现在哪里呢?这要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说起。阿尔都塞认为，人生来是意识形态的动物。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研究笔记中，他从生产条件(笔记中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出发，在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思想，并重新定义了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在此研究笔记中，虽然阿尔都塞不再继续从科学认识论角度来批判意识形态，但他对意识形态的基本态度还是批判的。在意识形态的重新定义中，所谓想象的，在阿尔都塞那里，就是“不符合现实的”，虚假的，歪曲的。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中表述出来的东西不是主宰着个人生存的实在关系的体系，而是这些个人同自己身处其中的实在关系所建立的想象的、虚假的关系。以劳动力的再生产为例，阿尔都塞对此进行了阐述。孩子们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呢?学校的教育教会孩子们读、写、算之类的“本领”以及其他方面的教养，以使他们将来在生产中从事不同的工作，并学习良好的行为“规范”，即每个当事人在分工中根据他们“被指定”要从事的工作所应遵守的姿态:道德规范、公民良知和职业良知，实际上就是关于尊重社会技术分工的规范，本质上就是由阶级统治建立起来的秩序的规范。“更科学的说法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的技能，同时还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对现存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从，即一方面为工人们再生产出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服从，另一方面为从事剥削和镇压的当事人再生产出正确运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能力，以便他们也能‘用词句’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做准备。”⑦换言之，学校(还有像教会这样的其他国家机构，像军队这样的其他机器)给人传授“本领”，无非是以保障人们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为目的。阿尔都塞甚至认为，主体也不过是意识形态传唤的结果。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态度。在意识形态的虚假性问题上，詹姆逊认同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批判，但詹姆逊既不认同阿尔都塞对主体的取消，也不满于对意识形态的一味批判。既然不管怎样，人们实际上都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传唤，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尝试从意识形态中去发现抵抗和解放的途径呢?关于意识形态的想象性，詹姆逊认为，除了虚假性，我们还可以从肯定的方面去理解。这个肯定的方面，就是乌托邦想象。在后现代主义日益严密的包围中，在文化多样性日益遭到威胁的全球化背景下，在乌托邦被普遍抛弃的后现代语境中，在的乌托邦前景日益变得模糊的情况下，乌托邦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具有巨大的解放潜力，它代表着一种不同于资本同一性逻辑的另一种逻辑，促使我们想象资本主义以外的更加合理、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詹姆逊说:“在我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唯有进行一种新的乌托邦式的思考，在历史时间的另一个终点，在超越了阶级组织、商品商场、异化劳动以及那种非人性所能支配的历史逻辑决定论的社会秩序中对主体的位置进行一种新的创造性思辨。”⑧“如果我们这样理解意识形态，那么显然它在任何可以设想的社会秩序中都具备其功能，而不仅仅在马克思所谓的‘前历史’或阶级社会中起作用: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表象理解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想象和叙事的地图，个人主体用它创造出同集体系统之间的‘被经验过的’关系，否则他或她便会被种种界限排斥在外，因为他或她生来进入的是一种早已预先存在的社会形式及其预先存在的语言中。”⑨宏观的世界及其整体性的确是无法再现的，不仅在经验上如此，在知识上也是如此，但詹姆逊强调，无法再现世界及其整体性面貌并不意味着世界及其整体性面貌就是不可知的。他指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实际上就发挥了特别的功能，它利用全新的方法把经验和知识两个范畴联结在一起，既让我们以否定的态度面对现实，同时也肯定不完美的现实中包含着未来的种子。虽然世界及其整体性面貌的确是无法再现的，但是，人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依然是可以被图绘的，通过图绘人们可以得到有关现实世界的各种知识。一旦人们在理论上进行了有成效的图绘，人们就可以正确认识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环境，因而能够把握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构成，从而制定相应的、有效的行动策略。

篇4

综艺大王吴宗宪曾总结，如果做50分钟时长节目，他大致会安插3个大笑点、7个小笑点，这样，差不多每隔4～6分钟能有一个笑点，节目就算OK。

春晚基本上也保持了这一比例：点一般会在40分钟或者60分钟时出现。有经验的观众其实也能算出，“差不多都是每个小时快结束前”。人民艺术家赵本山、“音乐教父”周杰伦、“奇迹见证师”刘谦都曾被安插在这些错落有致的大小点上。2013年1月，各大卫视打响了跨年演唱会的争夺战，江苏卫视投放的明星云集的宣传海报上，周杰伦的头像就被放大摆放在中间位置。回想周杰伦第一次登陆央视春晚，是2004年那一届，那一夜，周的《龙拳》吸引了诸多年轻观众守候在电视机前。2003年的周杰伦，教父相初显，拿奖已开始拿到手软；但其能上春晚，真正原因却是：他还成为了中国移动动感地带的代言人。

夸春晚的，也未必知道该夸什么。夸不到点，骂不到位，背后的模糊地带就是：春晚政治学。

唱什么，给什么镜头，都有学问

在春晚，即便是出镜率最高的艺术家之一宋祖英，唱什么，也不全由得她。如2012年春晚导演组为宋选了首新歌《叫一声爸妈》。这首歌并非为宋祖英量身定做，宋祖英在家练习了很多遍，对她来说，这歌前面的音太低，如果提调，后面的又得都高，宋祖英说：“到G了，我心里没数，也着急。”

刘谦也很郁闷。“过去两年，我做了很多专场表演，拿到了身为一个魔术师所能拿到的最高奖项，我觉得自己很有成就，但一回到春晚，我又要重新开始。”

“上春晚是需要强烈意志力的，你要撑到上直播的那天，然后再撑得到你下台为止。对我来说，随时都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刘谦总结称，每年春晚后，自己又成长了，而这种成长具体就是，“耐得住更强的压力”。

2000年，香港四大天王中的黎明出现在春晚舞台，由于排练不认真，直播轮到他演唱时，央视导演愣是一个近景镜头也没给天王。

有一年，春晚另外两位熟脸郭达和蔡明，苦心排练修改的小品审了5遍还是没通过，春晚导演组也不好意思了，最后把二人塞到一个歌舞里哼唱了几句。

安全就是春晚最大的利润

从1998年至2012年，陈岩一直担任央视春晚的舞美总设计。一次采访，有人问陈岩：“为什么十几年没人能取代你？”他答：“我代表安全。”

“开心麻花”的小品去年是第一次上春晚，这个节目第一次录像审看时，春晚导演组所有人都到场了。

“开心麻花”选送的作品叫《魔鬼终结者》，讲述的是妻子怀孕后，对丈夫有了更高的要求，可丈夫的脚步还没跟上去，只好找朋友扮成儿子“穿越回来”劝慰妻子。

录像结束，从春晚导演统计的数据上看，在包袱和观众笑点两项指标上，《魔鬼终结者》都是审看的小品里欢乐度最高的。但在之后的会议上，导演组却一脸严肃。“这个作品的立意、更深层次的东西还没有出来，主题很茫然。”哈文说。

此前，“开心麻花”在北京市场已小有名气。来自市场成功的经验让“开心麻花”的主创闫非一直坚持“包袱优先”。但此刻，年轻的编剧陷入了困惑：“我们对春晚尺度的拿捏有很多障碍。”

第二次审看时，闫非在结尾处给妻子增加了一句台词：“儿子，妈真想明白了，人啊，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想想自己有啥。”现场反应依然很好，可导演组觉得主题还是点得不够。

因为它是春晚，它必须先有意义，再有意思。

赵本山也说过，上春晚的压力不在于站在台上被十几亿观众看来看去，而是在审看厅被领导审来审去。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春晚之前的审看制度其实相对宽松，主任看了，最后请台长再来审一遍，可能就通过了。由此也诞生了一批获得好评的相声小品。

比如1994年黄宏和侯耀文表演的《打扑克》――

侯耀文：组长、科长、处长同花一条顺。黄宏：科长、处长、局长三扇一条龙。侯耀文：我这可是个真顺。黄宏：我这是真龙……侯耀文：压上，董事长。黄宏：管上，秘书。侯耀文：你这秘书管我董事长啊？黄宏：哦，这是女秘书……

又比如，姜昆的相声《电梯奇遇》，里面讽刺了至少4个处长。赵本山在小品《牛大叔“提干”》里讽刺乡镇干部那句“别的没学会，学会‘扯蛋’了”也成为经典。

上述题材与情节设置，在如今春晚小品里都难再见。相反，“新世纪”之后的小品多聚焦在“”上：因为没房、房太小等产生的各种夫妻、丈母娘与女婿的矛盾；又或者是各类“好人好梦”：替朋友买彩票，中奖不为所动；舍己救人不留名。至多，由黄宏开开国际玩笑，又或者像赵大叔一样，牺牲少数残疾朋友的观感，去娱乐一个最大公约数。

即便如此，赵本山《卖拐》、《卖车》过后，在春晚三部曲最后一部《功夫》里，临上场前还被要求紧急修改结局，于是有了屡屡受骗的老实人范伟上演的反转大逆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