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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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财务处理的具体日期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必须要由有资格的评估机构对其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出具评估报告，以企业净资产作为股份制公司的股权总额，并将此作为确定各股东股权比例的依据。股东全部缴纳出资后，须经法定验资机构验资并出据验资报告。这里出现两个时间点，一个是股东认缴出资额并完成股权转让手续时，一个是出具验资报告时。个人认为，做出财务处理的日期为企业拿到验资报告的时间为佳。因为出验资报告才意味着承认新股东的法律地位，承认企业今后的经营成果为新的股东所有。

（二）做好应收应付的评估工作在股份制改革中，对财务要求最多的就是资产的评估，应收应付和存货占了较大的比例，特别是应收账款的评估最烦琐，应收账款的特点是回收时间不确定，回收金额不确定，作为家族企业，对于应收账款的管控不严，有些应收应付钱款由老板直接收取和支付，存在很多帐实不符的情况。所以这一工作不能像年报审计一样抽查，而应配合会计师事务所做到每一家客户都进行函证，尽量采取积极式函证。确认应收应付余额后，如属账务处理错误的，应入前期差错科目，调整应收应付余额；如属账外收支原因，应请原股东补齐差额，调整应收应付余额。

（三）清查存货，全面盘存企业股份制改造进行资产评估的目的在于确定企业的净资产。存货作为企业的较重要的实物资产，有必要进行全面清查，在全面盘存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存货的期限，为提取合理的存货跌价准备金做准，夯实企业的资产。在核实存货之后，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如属于财务处理错误的，入前期差错科目，调整未分配利润；如属存货跌价的，先冲减跌价准备金，差额入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并调整未分配利润。

（四）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在家族企业中，一般不设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这一科目，但是递延所得差异确实存在，其中一种情况是固定资产的折旧计提，因为家族性企业是一股独大，对于固定资产入企业后的折旧计提有一定的独断性，有时和会计准则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在股改中需要把这一部分进行规范化。另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存货跌价准备和坏账准备，在股改以前的财务处理一般不计提递延所得税负债，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后，为了向全部股东负责，一定要实事求是的反映企业的资产情况，所以需要设立这两个会计科目并引用。

（五）正确选择会计政策家族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后，应执行现行的会计准则，并选择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按企业会计准则第38号———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做好账务衔接工作。改制前的会计年度需重新按现行会计准则编制比较报表，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也可能与改制前的报表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公司在改制时应按基准日的净资产进行折股，避免以后具备上市申报条件时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六）规范关联交易在家族企业中，关联方交易大多不规范，特别是企业与股东之间的交易可以形容为理不清的状态，认为反正企业是自家的，无所谓，但股份制改造后，企业的财务状况是要向所有股东公开的。企业应在改制时清理关联方关系，对关联方交易要遵守程序合规、定价公允、披露充分的原则。关联方在股东大会就关联方交易问题进行表决时应当回避，关联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公司的决定。

二、家族企业股份制改造对财务工作的要求

前文阐述的家族企业在股份制改造中的财务工作，只是一部分现时的工作，更重要的股改后的后续财务工作对财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制定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制定财务管理制度是股份制企业正常运作的基本部分，也是新成立的股份制企业的薄弱环节，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家族性企业一般都没有完备的财务收支制度、利润分配制度，有的公司章程和财务管理制度大都流于形式，摆摆样子，个别企业的股东是一人说了算，而且对财务工作认识不足，缺乏必要的财务会计知识，致使财务管理处于混乱状态，这些都为企业自身发展埋下了隐患。成立股份公司后，企业财务一定要配合公司决策层制定完备的财务管理制度，做好资金的筹集和运用，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管理，做好成本核算，合理进行利润分配等，真实、快捷的编制会计报表，为公司决策层提供参考，为股东提供正确可靠的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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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对家族企业的界定有三种典型的阐述。一是由Gerisuck(1997)在《家族企业的繁衍》一书中所提到的三环模型,三环模型把企业、所有权和家庭置于一个三者相互独立又相互交叉的家族企业系统,描述了家族企业股东、家族成员和雇员间复杂的相互关系,解释了家族企业冲突、矛盾和权力界限产生的原因,为我们理解家族企业的内涵及研究家族企业复杂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工具;Gerisuck还认为,不论企业是以家庭命名还是有家族成员在企业的高层机构里,都不能由此确定某一企业是家族企业。能确定家族企业的,是家族拥有企业所有权,即所有权是否被创办企业的家族掌握,是划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标准。二是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1987)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对家族企业的定义:“家族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层人员的选拔方面。”就是说,只要家族掌握大部分股权及掌握企业的财务政策、资源分配与经理选拔权等最高决策权,与经理人员保持亲密的私人关系,就是家族企业。三是由Astachan和Shanker(2003)利用“牛眼模型”对家族企业所提出的三层定义,内层定义为家族企业指家族数代人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多代继承家族中超过一人负责企业管理;中间层定义为家族企业指企业的创业者倾向于将企业传继给后代,创业者和继承者经营公司,而其他只拥有公司股份或仅在董事会工作而不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外层定义为家族参与企业管理但仅限于控制企业战略发展方向。综合起来,就是说家族拥有企业股份、参与经营管理并控制企业战略发展方向的企业就是家族企业。另外,Astrachan,1WachoviaChairofFamilyBusinessatKennesawStateUniversity.Klein2LectureratTrierUniversity,ProMit,DepartmentMittelstand?konomie.和Smyrnios(2002)提出了一个“FPEC”模型,从权力(Power)、经历(Experience)和文化(Celture)来量度家族对企业的影响程度,认为不应该对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进行严格的区分。

我国学者从所有权和控制权角度对家族企业界定的阐述。我国台湾学者叶银华的观点是具备三个条件的企业就可认定为家族企业。一是家族的持股比率大于临界持股比率;二是家族成员或具二等亲以内之亲属担任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三是公司家族成员或具三等亲以内的亲属担任公司董事席位超过公司全部董事席位的一半以上。曹德骏(2002)认为家族企业是企业的所有权或所有权的控制权归属一个或数个家庭或家族所有,而且具有能将所有权或所有权的控制权合法传于后代的企业组织。(2003)在文章中写到,所谓家族企业,指企业资产和股份(50%以上决策权)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之中,领导层的核心位置由同一家族成员出任,企业内部管理带有浓厚的家庭色彩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储小平、李怀祖(2003)在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家族企业是家族资产占主导、家族规则与企业规则的结合体。它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表现为一种连续的状况,包括从所有权与控制权不可分离的紧密持有形式到企业上市后家庭成员对企业资产和经营管理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企业。其规模可小至家庭式作坊,也可大到成为一个“企业帝国”,其形态大致有单一业主制、家(庭)族成员共有的纯家族制、家(庭)族成员吸纳泛家族成员及其资本的泛家族制、家(庭)族成员保持控制权的股份制企业,乃至家族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上市公司等几种形态。于立等人对家族企业的概念是,家族企业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经济组织,企业的资本来源和积累或企业的经营建立在家族的背景之上。可以把家族企业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家族所有型(家族是企业所有者,但不参与企业经营)、家族经营型(家族不是企业所有者,只负责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混合型(家族成员既拥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权,又完全或部分控制经营权)。

笔者认为,对家族企业的定义应从逻辑的分析寻找决定家族企业之所以成为家族企业并区别于其他组织的属性,首先要找出“家族企业”邻近的属———“企业”,确定家族企业是企业的一种,把家族企业放在企业这个更广泛的概念之中;其次要明确企业的本质,即企业的本质属性;再次,将家族企业与其他各种企业进行比较,找出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差别,就是家族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种差。这样,我们就可以用逻辑的方法将企业的本质与家族企业与其他企业的种差结合给家族企业一个定义。那么,企业的特征和本质是什么?企业最显著的特征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是一个交易契约的扭结,一个依靠行政命令协调配置资源的契约组织。不同的交易属性与不同的治理结构相匹配,因而有不同的企业种差的存在,治理结构的显著特征是围绕所有权、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而形成的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再来分析什么是家族的特征,笔者认为,家族有以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狭义理解,也有包含了血统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和伦理关系为基础的准家族的广义理解。现实中家族企业的实际情况更容易让人们选择后一种理解。因此,本文的定义是:家族企业是以血统关系和伦理关系为基础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以所有权或控制权为手段、以家族控制剩余索取权为最终目标的一系列契约关系的集合。从定义看,家族企业与其他企业的种差有两点,一是以血统关系和伦理关系为基础,二是家族控制剩余索取权为最终目标。这样的定义更贴合我国家族企业的实际。

2、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及其路径演进的研究

(一)关于治理结构的研究

对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研究是从对家族企业的优劣分析开始的。本文所谈及的治理结构是关于企业所有参与人及利益相关者之间所有权、控制权、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制衡和配置的一组制度安排。

我们可以从对家族企业与现代企业的优劣对比中,看到二者治理结构的主要的不同,这些不同也是我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现状。一是所有权结构。在大多数家族企业中的股权或产权集中与家族,而且对外界定明晰,企业的所有者就是决策者,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担任,很少设置监事会,监督权也为家族所掌控,企业资产与家族的财产没有严格的界限。很多学者认为这种所有权结构迫使决策者采取慎重的行为而不是偷懒的行为,避免或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规范、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而造成的不利影响,与所有权、控制权和监督权分离于股东、经理人和监督者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相比,有效地降低了委托-成本、监督成本和决策成本。二是由于家族企业是以血统关系和伦理关系为基础的企业组织形式,因而与现代企业数量众多的股东、高层管理人员和雇员的信任结构和基础不同,家族企业的信任结构更容易造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精神和降低协调目标的难度;另外,家族成员的利他主义倾向使家族成员基于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信念而从事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活动,即使聘请职业经理,也能有效地防止职业经理违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动。由于利他主义的存在,使得家族企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双重化,一方面是企业的正式制度,另一方面利他主义增进了沟通和合作,减少了家族人的信息不对称,使家族企业较之依靠正式契约和法律约束基础上的现代企业,更能节约交易费用和合作博弈的利益,这在家族企业的创始阶段尤其如此。三是家族企业的组织结构是“差序格局”的集权形式,企业主是家族企业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的是具有血统关系和伦理关系的管理层,则是基层管理人员和普通雇员。与现代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监督层相互制衡的分权组织结构不同,家族企业不仅可以满足管理决策的统一性和行为的一致性,更可以享受到快速决策而抵御频繁的、不确定风险的好处。在家族企业创建的初期,家族制度的选择是唯一可能的制度选择,而非是比较不同制度安排绩效的差异的结果。由于投资的本质是物资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要素使用权交易的活动,但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的不对称,在交易时不可能预见到未来的各种或然状况,为避免由于机会主义而造成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为节约由于缔约造成的高昂的交易费用,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就可能出现拒绝合作。同时,由于社会信任结构和家族理想的因素,选择家族企本所有者认为的最大限度节约交易费用、降低机会主义的危害和实现家族理想的最佳制度安排。

但是,家族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单一和封闭,造成了两个问题,一是难以融合社会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二是家族企业产权对外界是明晰的,但在家族成员之间产权有变得逐渐模糊的可能,为规模的扩大及多元化产权的实现,甚至对企业寿命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家族企业两权合一,也造成了企业家能力与企业规模的矛盾,并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增大;另外,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家族企业信任结构造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精神和利他主义增进的沟通、合作的好处,会被排斥社会人力资本的融合并增强与家族企业的对立所带来的坏处所抵消。

针对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所存在的问题,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吕政,郭朝先(2001)在研究谈到,家族企业要走出封闭式的家族管理,实现资本社会化、管理专业化和公司治理结构的规范化,即实现产权的多元化,引进社会物资资本;实现两权分离,引进专业的经理人员管理企业;建立董事会、监事会,充分发挥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作用。这是一种典型的观点。Gerisuck(1997)所提到的三环模型把企业、所有权和家族置于一个三者相互独立又相互交叉的家族企业系统,为我们理解家族企业的内涵及研究家族企业复杂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工具,同时笔者认为,三环模型也暗示了一个观点,即基于企业的利益,所有权可以多元化,所有权和控制权可以分离,但维持家族的凝聚力以获得家族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共赢的治理结构是最佳的制度安排,国外家族企业的家族委员会这样的治理结构即是为此目的。本文认为,三环模型所暗示的,是一条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可行、现实而共赢的道路,是第二种道路。

(二)关于路径演进的研究

对于家族企业的演进,国外学者主要从企业的发展历史、法制环境与组织演进的关系、资本市场与组织演进的关系、国家经济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革及社会资本观的角度研究家族企业的演进和制度变迁。我国很多学者主要从文化背景、社会资本及在给定现代企业制度是最佳制度安排前提下,改造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从而预测我国家族企业的路径演进和制度变迁。

钱德勒(1987)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了美国企业成长的历史,论证了古典式企业(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组织演变的过程。国外学者关于法制环境和资本市场与家族企业组织演进的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资本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与家族企业成长阶段、在资本市场上公开上市行为的分析;二是资本市场与私人控制权收益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三是法制环境与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安排的关系的讨论;四是资本市场定价机制和借贷利率差异的角度分析家族企业的演进。得出的结论是,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发达和完善,两权合一的古典式企业将向两权分离的现代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演进。关于社会资本观的角度,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性精神和社会信任资源对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演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方面的研究。最近的研究表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演进所获得的好处和坏处是并存的。Berghoff,和Hartmut(2006)在发表的文章“TheEndofFamilyBusiness?TheMittelstandandGermanCapitalisminTransition,1949-2000”指出,德国经济中的中小企业,主要由中小型家族企业构成,德国这种典型的中小企业经营模式从1970左右便主导着德国的经济,具有以下的特征:明晰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雇主和员工之间的情感投资,对于连续性,父权制,独立性的强调。这种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小企业模式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基本改变而改变。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相应地失去了许多传统的特征。现在仍在经营的中小企业所采用的现代经营模式使他们更少的依赖家族,拥有更多获得外部资金的渠道,更好地展现其开放性和国际化趋势,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无法保证像过去那样长期稳定的经营前景。

我国学者对家族企业的路径演进或制度变迁并没有一致的意见,一种是我国的家族企业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吕政,郭朝先(2001)认为,公司制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在我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家族制企业向现代公司制度转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家族企业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演变的观点也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

潘必胜(1998)在研究荣家企业组织时谈到,家族企业是依照家庭式企业、企业家族化到家族企业化的路径演进。企业家族化是企业服从和服务于家族的利益和运行规则,家族企业化是家族服从和服务于企业的利益和运行规则,前者是初级阶段的情形,后者是高级阶段的情形。我国学者(2003)认为,钱德勒提出了第二形态的现代企业制度应该是家族企业变革的参照,企业的发展可以有多种选择。所谓第二形态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指家族仍然相对或绝对的控股,家族成员仍然参与企业的高层管理,在相当程度上,家族仍然掌握了企业的经营控制权。但是,企业中有一大部分高层管理人员甚至总经理是非家族成员,基本实现了社会化,企业成为家族成员和职业经理人共同管理的现代企业。储小平,李怀祖(2003)认为,家族企业成长的核心是如何与社会资本的融合,企业成长的实质就是有效融合社会资本的过程,企业成长的障碍就是不能有效地融合社会资本,企业的衰落是融合社会资本的中断。社会资本由有着相互内在联系的四个层面构成:社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社会文化资本。并不是所有的家族企业成长都是遵循一种发展路径,有的保存家族企业的基本形态,但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结成网络联盟;有的家族企业的成长可能停留在某一阶段,甚至一直保持纯家族形态;有的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可能越过一些阶段,有的可能在成长中越不过某一结点而被淘汰;有的可能在不同路径之间跳跃发展。彭晓辉(2006)从现代契约理论出发,认为,我国家族企业要从要素构成泛家族化、产权状态方面的家族核心资本网络化、治理机制方面的家族行为企业化三方面的路径进行制度的变迁。

综合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及其路径演进的研究,笔者认为,市场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企业也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市场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机制,企业也是配置资源的制度安排。企业制度是若干经济主体间博弈的交易而产生的一组契约的扭结。家族企业这种制度安排也是若干经济主体间博弈交易的结果,其存在是有合理性的。制度的安排对组织的目标和效率有致关重要的作用,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的效率是企业持续成长的基础,或者说治理是成长的基础。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安排与外部的社会制度环境有关。制度的效率存在递减的现象,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治理结构的变迁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就象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环境与我国的社会制度环境存在差异一样,我国家族企业的路径演进与西方发达国家家族企业也会不同;就象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家族企业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与并存一样,我国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路径演进没有必然性;同样,就象引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有一个本土化创新的过程一样,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的优化和路径演进也是一个结合社会制度环境更好发挥其替代市场作用而节约交易费用的创新过程。未来的现代企业制度可能还包含更多的内容。

3、家族企业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PeterF.Drucker在《大变革时代的管理》一书中指出,美国和所有其他发达国家大部分企业是由家族控制和管理的,但有关管理的书籍却几乎完全是针对公共的和专业管理的企业,而难得提到家族经营的企业。我国学者储小平教授在2000年发表的文章中谈到,长期忽视对家族企业的研究,是我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界的一大缺陷,人们对家族企业的歧见,主要原因是人们对这种企业组织的合理性及其管理效率有不同的看法,对我国而言,研究家族企业有着特殊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可见,对家族企业的研究是近几年才得到重视的,但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我国家族企业研究中也存在着问题或缺陷。对此,苏启林、钟乃雄(2006)给予了一个客观的概括:“两个轻视、两个缺乏、一个悖论”,笔者认为还有“一个模糊”。即:轻视华人家族企业的研究、轻视转轨经济背景;缺乏系统化明确化的研究目标、缺乏规范经济学方法的运用;华人家族企业信任研究悖论;家族企业定义的模糊。笔者认为,对家族企业在三个方面的研究是有作为的:帕累托效率和卡尔多效率与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安排和制度变迁;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与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和选择;从转轨经济维度、制度环境维度、企业维度、家族维度、所有权维度、控制权维度的综合研究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梁小民.经济学发展的轨迹———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述要[M].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

[2]PeterF.Drucker.大变革时代的管理[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9.

[3]杨瑞龙,杨其静.企业理论:现代观点[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2(1).

[4]苏启林,欧晓明.家族性企业集团治理:以韩国大型财团为例[A].李维安等.公司治理理论精要[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196—206.

[5]于立,马丽波,孙亚锋.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三环模式[A].李维安等.公司治理理论精要[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183—195.

[6]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N].中华工商时报,2003-2-26、27.

[7]白石.家族企业问题讨论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7).[8]钟乃雄.权利、制度与柔性管理———民营企业内控的一个分析框架[J].改革,2005,(2).

[9]储小平,李怀祖.家族企业成长与社会资本的融合[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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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家族企业的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说法。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给出了家族企业的经典定义，企业创始人极其家族成员掌握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维持紧密的关系，且保留高层管理的重要决策权，特别是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高层人员的选拔等方面。其基本特征有：家族企业产权结构单一，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股权和控制权为家族力量所掌握并拥有剩余索取权；家族企业的组织基础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多缘群体，在用人方面体现了“差序格局”；关键权力为家族核心成员所把持；家族规则和伦理规范代替企业规则和经济规范。

1.2公司治理结构的含义

公司治理结构一般指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构成的内部控制和监督机制以及外部环境中其他相关利益者（员工、工会、社会组织等）的支持和约束机制。公司治理是为了提高经营的效率，同时降低经营的风险，对公司的股东、经理人员、员工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对各方激励与约束的平衡。公司治理的本质就是平衡，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其实就是各种力量的平衡。公司治理的目的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经营者选择问题，二是激励问题。

公司治理问题起因于现代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产生的问题。由于我国家族企业大部分尚处于起步阶段，两权分离程度较低，因而问题不是很突出，但受家族企业本身特征影响，在治理结构上存在很多缺陷，制约了家族企业的发展。

2我国家族化治理结构分析

家族化治理结构是指企业的控制权被家族或准家族成员（如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所掌握。在家族企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家族化治理结构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家族化治理结构能避免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监督不力，家族企业的所有者掌握着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减少了企业内部争夺权力的各种“内耗”，降低了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第二，在家族化治理结构中不存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从而避免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第三，有利于保证责、权、利高度一致。第四，促进了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的形成。为此，家族化治理结构在特定的企业发展阶段对家族企业而言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家族化治理结构就开始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因素，具体表现在：

（1）经营者选择渠道狭窄。家族企业两权合一使选择管理人才的范围只能局限于家庭血缘关系中，不能在更大范围内选择优秀人才，这必然会影响到公司的经营效率。在竞争逐渐激烈、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时，符合企业需要的有经营、管理能力家族成员可以继续成为企业家或管理者，如果创业者已不具备胜任经营者条件，其最优选择就是从经营者市场中选择最有能力的经营者，完成家族化治理结构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换。

（2）管理效率局限于血缘关系。家族化治理结构的一个重大弊病是亲情、伦理代替规则、制度，加之内部缺少科学合理的监督机制，企业的管理不易规范。家族企业血缘式封闭式的用人制度具有排他性，阻碍了外来人才的进入，挫伤了人才的积极性，致使企业丧失竞争机制、效率低下，失去企业发展的动力。

（3）封闭性的财务管理，导致对外融资难度增加。在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下，公司财务的控制权一般都牢牢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使得外界的金融机构、企业或个人因无法真正了解企业的资产、负债及经营状况，增加了资金放贷的风险，从而造成家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企业只能靠自身积累或所有者增资来扩大规模，这不但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企业化解风险的能力。

（4）内部产权界定不清。家族企业总体产权很明晰，是由血缘关系的几个兄弟或父子等共同组成团队而创业的，但内部产权界定不清，同患难易共富贵难，企业一旦做大容易产生纠纷，出现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局面，造成企业动荡。

（5）股权结构不合理。在家族企业中，公司股权结构的绝大部分为创业者个人及家族成员拥有，股权结构呈现单一性、集中性、封闭性的特点。这直接导致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三者合一；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合一。监督、约束机制难以建立，决策的随意性、专断性难以避免。

3完善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发展思路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目标就是结合家族企业实际发展发展情况，建立员工、股东、债权人共同治理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上，追求公司运行效率最优和利润最大化，增强公司的竞争力。

3.1实行两权分离并科学地划分三会权责

在组织形式和制度建设上，要打破家族垄断、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采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科学管理模式，科学地划分董事会、总经理、监事会的权责。董事长与总经理不宜兼任，否则会失去委托关系的意义，从而使公司的制衡关系失效，特别是家族企业处在缺乏外部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更易形成新的“专制化”管理。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企业聘请的总经理向董事会负责，家族成员不能越过董事会和总经理而对企业活动横加干涉。在股权相对扩散的企业，建立独立董事制度，防止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

3.2公司制家族企业的治理主体应该是利益相关者

公司法人治理权、剩余索取权应归股东、债权人、员工共同拥有，他们通过治理权的分配来相互制约，通过剩余索取权的分享来留住人才、引进资金，这种共同治理结构体现在：吸收一般员工、债权人代表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允许企业经理阶层及员工持有本公司股份。

（1）适度分散股权结构。家族企业股权的扩散是家族企业发展的一个趋势，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管理和技术人员的作用日益突出，从而产生管理入股、技术参股的激励方式，以家族资本去有效融合社会资本，与非家族成员共享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剩余索取权、经营控制权。但由于企业主的“集权情节”的，分散股权结构只能是渐进的、小部分的。

（2）规范财务制度，开拓多种融资渠道。家族企业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就应该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接轨国际会计制度，规范财务制度，统一信息披露制度，通过积累自有资金和改善不还款的社会形象，通过证券市场、政府等吸收直接投资，以符合《贷款通则》规定的贷款条件，积极争取金融机构的贷款。

（3）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从“任人唯亲”向“任人唯贤”转变。面对着经济全球化、管理信息化、知识化的挑战，员工具有的专门知识、创造性和适应团队的工作等能力对家族企业而言显得更为重要。家族内外有别的“特殊主义”排斥了社会优秀人才的加盟，当然“举亲未必坏事”，但一定要克服传统思想的束缚，在极力培养有潜力的家族成员的同时，应放眼家族之外，引进外部优秀人才，积极实施目标管理和人本管理，努力完善人才激励和约束机制，走向现代化的管理之路。

摘要家族企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发展初期家族化治理结构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却开始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因素。通过实行两权分离、适度分散股权结构、开拓多种融资渠道等措施来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促进家族企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家族化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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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业经历与风险偏好本文关注的家族企业创始人的职业经历是指创始人在创办企业之前在公共部门工作还是企业部门工作.公共部门通常包括政府机构以及提供教育、医疗服务的机构.职业经历包含了创始人个人特征的重要信息,可以揭示创始人风险偏好的异质性.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个人工作部门与其风险偏好存在相关关系,公共部门的员工更加厌恶风险.Buurman等(2012)利用了2000年荷兰员工问卷调查数据来检验公共部门的员工是否比企业部门的员工更加厌恶风险,数据结果支持了公共部门员工比企业部门员工更加厌恶风险这一结论: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员工更不愿意购买彩票,这一结果在控制了收入、性别、年龄以及其他因素之后依然成立[9].这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公共部门的组织文化促使员工变得厌恶风险.以往研究指出,个人行为特征会受到群体行为的影响.Halek和Eisenhauer(2001)认为,许多人的个人特征衍生自社会群体,如国籍、宗教、职业,甚至于性别[10].在面临决策的时候,公共部门的经理比私人部门的经理表现得更加厌恶风险;公共部门的员工激励机制并不奖励那些愿意承担风险从而获得良好表现的员工.另一种解释认为,风险厌恶的个人自选择进入公共部门工作.在公共部门工作还是企业部门工作的职业选择实际上是比较两个部门的工作特征,而这种工作部门的选择反映出个人的风险偏好[11][12].

(三)风险与会计稳健性会计稳健性一直是财务报告的重要传统.以往研究为会计稳健性提供了多种解释,最被广泛接受的是契约和诉讼风险的解释.契约基础的解释认为,会计稳健性缓解了管理者道德风险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对其他契约方有利.Zhang(2008)的研究证明了会计稳健性对债权人有利,因为会计稳健性更容易触发债务的约束条款,债权人可以更早地采取保全行动[13].Ahmed等(2002)发现,会计稳健性可以缓解股东和债权人在股利发放方面的矛盾,降低成本[14].Biddle等(2012)检验了会计稳健性与公司破产风险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会计稳健性的现金增强功能和信息功能可以降低公司当期和下一期的破产风险[15].还有一些文献研究了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Lubberink和Huijgen(2001)通过对1983~1995年间荷兰的样本公司进行研究后发现,如果管理者的薪酬结构使其具有更强烈的风险厌恶,那么他们倾向于报告更加保守的盈余,因为风险厌恶的管理者具有强烈的愿望降低公司的信息风险和诉讼风险[16].Francis等(2013)研究了CFO的性别差异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女性CFO对激进会计政策所导致的风险(股东诉讼风险、破产风险、职业声誉受损的风险)更加敏感,她们选择的会计政策更加稳健[17].但是以往文献没有研究创始人的职业经历与公司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本文预期,与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创始人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家族企业创始人更加厌恶风险,他们为了降低公司诉讼风险和破产风险,倾向于选择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因此,本文提出假设:与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本文研究家族企业创始人职业经历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样本包括2004~2011年上市的中小企业板家族企业.之所以只选择中小企业板,是由于主板民营企业的来源比较复杂,创业板的开板时间太短使得数据长度不够,因此没有混合三个板的样本公司.样本筛选过程如下:自2004年开板以来到2011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完成IPO的公司共646家.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最终控制人信息,剔除国有上市公司113家,剔除2家在A股市场上市之前已经发行H股的民营上市公司,剩余民营上市公司样本531家.本文参考谷祺等(2006)[18]、马忠和吴翔宇(2007)[19]、许静静和吕长江(2011)的研究[20],将符合以下条件的公司界定为家族企业:(1)最终控制权可以归结到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2)该自然人或者家族对上市公司拥有实质的控制权(指该自然人或者该家族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控制了20％及以上的投票权).在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468家家族企业样本中再剔除:(1)上市之后因并购交易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2)完成了家族代际传承、创始人已经退出公司经营管理的;(3)创始人受到司法调查、市场禁入等处罚的样本.本文最终有效样本包括435家家族企业,研究的观测值是公司—年度数据.本文中的创始人指的是企业最主要的创立者.通过查阅招股说明书中的“发行人情况”,了解企业最初是由哪个自然人或哪几个家族成员发起设立的.对于多个家族成员共同创立的公司,本文认为其中发挥最为重要作用的(持有发行前股份最多,或者在企业最初创立时期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创立者为创始人.在确定公司的创始人之后,本文根据招股说明书中的“发行人基本情况”披露的公司历史沿革信息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或“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中披露的公司创始人基本简历,并且结合百度和谷歌搜索样本公司创始人的相关信息,收集整理创始人的职业经历相关信息.

(二)会计稳健性的度量本文选择了三种不同的会计稳健性度量方法,其中两个以盈余为基础的度量(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和一个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度量(CON_MTB).第一个会计稳健性的度量指标是用累计的非经营性应计除以累计总资产(CON_ACCRUAL).借鉴Zhang(2008)的研究,非经营性应计的计算公式如下:其中,NonoperatingAccrual表示非经营性应计,operatingaccrual表示经营性应计,AR表示应收账款,Inventory表示存货,Prepaidexpense表示预付费用,AP表示应付账款,Taxespayable表示应付税费,NI表示净利润,DEP表示折旧费用,CFO表示经营现金流(均为年末值).为了便于理解,本文将计算得到的数值乘以－1,这样CON_ACCRUAL越大,表示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越高.这一度量方法最早由Givoly和Hayn(2000)构建[21],之后在会计文献中被广泛运用.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稳健的会计政策会加快损失的确认,推迟收益的确认,从而导致持续的负应计.由于有些样本公司上市交易的时间比较短,本文在计算CON_ACCRUAL时所取的时间长度包括了样本公司上市前三年的年报数据.第二个会计稳健性的度量指标是盈余的时间序列偏度(CON_SKEWNESS).根据Zhang(2008)的做法,本文用盈余的偏度除以现金流的偏度以控制公司业绩表现的波动性.为了便于理解同样将得到的数值乘以－1,这样CON_SKEWNESS越大,表示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越高.这一度量方法同样是由Givoly和Hayn(2000)最早提出,他们认为稳健的会计政策要求对坏消息及时且完整地确认,对好消息推迟并逐步地确认,这样就导致了盈余分布的负偏.同样,由于有些样本公司上市交易的时间比较短,本文在计算CON_SKEWNESS时所取的时间长度也包括了样本公司上市前三年的年报数据.第三个会计稳健性度量指标是公司的市值账面比(CON_MTB).直观地说,市值账面比体现了会计的不对称确认,对支出和损失的提前确认和对收入的推迟确认导致了账面净资产相对于市场价值的低估.这样,市值账面比越高则表示会计稳健性越高[22].然而,市值账面比在会计和财务文献中也经常被用来作为公司成长机会和资产经济租金的替代变量,因此在本文的回归分析中必须控制那些与此相关的因素.最后,本文还采用了Basu(1997)的损失持续性模型[23],它通过暂时性损失和收益的反转来度量减少会计收入的损失和增加会计收入的收益被确认的及时性.ΔNIt表示第t年公司净利润相对于第t－1年净利润的变化,并用第t年年初的账面总资产做平滑.DΔNIt－1是虚拟变量,如果前一年的收入变化ΔNIt－1为负则取值1,否则取值0.

(三)创始人职业经历本文的自变量是创始人职业经历Employersector,它为虚拟变量,如果创始人先前在公共部门(包括政府部门、事业单位、高校以及研究院等)工作则赋值为1;如果创始人先前在企业部门(包括个体经营)工作则赋值为0.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家族企业创始人创办企业之前选择进入的工作部门与创始人的风险偏好存在相关关系.与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创始人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更加厌恶风险.因此,自变量Employersector的赋值与创始人的风险厌恶程度正相关.

三、结果与分析

(一)单变量检验表1提供了三个会计稳健性度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两个以盈余为基础的稳健性度量(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是以样本公司所有会计年度作为估计期,因此它们是以公司为观测值,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稳健性度量(CON_MTB)则是以公司—年度为观测值.由于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的分布峰度偏离正态,因此本文对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做了上下2􀆰5％的缩尾处理,使之更接近正态分布.表1的数据结果显示,CON_ACCRUAL的均值(中位数)是－0􀆰076(－0􀆰078),CON_SKEWNESS的均值(中位数)是－0􀆰270(－0􀆰429).这两个变量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为负值,这表明样本公司整体的会计政策是比较激进的.CON_MTB的均值(中位数)是3􀆰727(3􀆰021).为了初步检验在不同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是否存在差异,本文进行了单变量检验.表2提供了三个会计稳健性度量的单变量检验结果.由表2可知,创始人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样本公司(Employersector＝1,以下简称为公共部门组)的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的均值和中位数均大于创始人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样本公司(Employersector＝0,以下简称为企业部门组),T值和Z值接近于10％的显著性水平(CON_SKEWNESS的Z值为2􀆰161,在5％水平上显著).公共部门组样本公司CON_MTB的均值(中位数)为4􀆰423(2􀆰334),企业组样本公司CON_MTB的均值(中位数)为3􀆰633(2􀆰057),组间差异检验的T值为4􀆰546,Z值为4􀆰478,均在1％水平上显著.单变量检验结果表明,与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但需注意,单变量检验结果并没有控制其他因素,因此本文还需要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二)回归分析为了检验创始人职业经历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OLS估计方法,并用HuberWhiteSandwich稳健性估计以控制异方差的问题.回归模型如下:CONSERVATISM＝β0＋β1Employersectorj＋∑Nn＝2βnControljt＋Industry＋Year＋εjt(3)其中,CONSERVATISM表示会计稳健性,它包括前文所定义的以盈余为基础的CON_ACGCRUAL和CON_SKEWNESS和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CON_MTB.本文还加入了年度固定效应以控制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如宏观经济条件,以及行业固定效应以剔除行业特定因素的影响.表3PanelA展示了以盈余为基础的会计稳健性(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与创始人职业经历的回归结果.由于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是利用样本公司所有会计年度的数据计算得出的,回归的观测值是公司,因此控制变量也采用了样本公司所有会计年度的平均值.在回归中本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Size)控制了公司规模,用资产负债率Leverage控制公司的财务约束和财务风险,用ROA控制了公司的盈利能力.为了控制公司所有权结构的影响,本文还加入了控制家族的现金流权(UltimateOwnership)以及现金流权和投票权的分离度(Wedge).为了控制创始人的其他个人特征,本文加入了代表创始人的性别虚拟变量Gender,同时还控制了行业的影响.PanelA的回归结果显示,创始人职业经历对以盈余为基础的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都非常显著.列(1)中自变量Employersector的回归系数为0􀆰029(t＝1􀆰958),在10％水平上显著;列(2)中自变量Employersector的回归系数为0􀆰462(t＝2􀆰046),在5％的水平上显著.自变量EmGployersecto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与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本文研究假设得证.表3PanelB展示的是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会计稳健性与创始人职业经历的回归结果.与PanelA不同,CON_MTB的观测值是公司—年度数据,同样控制变量也采用公司—年度数据.在回归模型中,本文加入了以下公司特征的控制变量:公司账面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Size)、资产回报率ROA、资产负债率Leverage、销售收入增长率Salegrowth、资产平滑的研发支出R&D、现金占总资产比率Cashholdings.同时还控制了行业和年度的影响.PanelB的回归结果显示,创始人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经历与CON_MTB显著正相关,自变量Employersector的回归系数为0􀆰381(t＝2􀆰298),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创始人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样本公司的市值账面比平均要比创始人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样本公司高出0􀆰381,相当于全样本市值账面比的均值(3􀆰727)的10􀆰2％,在经济意义上也非常显著.回归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即与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

(三)Basu(1997)持续损失模型本文使用Basu(1997)的持续损失模型来检验公共部门组样本公司和企业部门组样本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是否存在差异,其基本的思想是,会计稳健性要求加快损失的确认,推迟收益的确认,这样就会导致损失成为会计收入中暂时性的部分,在未来更容易发生反转.本文采用了以下回归模型:其中,ΔNIt表示第t年公司净利润相对于第t－1年净利润的变化,并用第t年年初的账面总资产做平滑.DΔNIt－1是虚拟变量,如果前一年的收入变化为负则取值1,否则取值0.根据理论假设,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因此预期系数显著为负.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资产的自然对数Ln(Size)、资产回报率ROA、资产负债率Leverage、销售收入增长率Salegrowth、现金流权(UltimateOwnership)以及现金流权和投票权的分离度(Wedge)、创始人的性别虚拟变量(Gender).表4报告了Basu(1997)的持续损失分段线性模型的回归结果.列(1)的回归没有考虑创始人职业经历和控制变量的影响,DNIt－1×NIt－1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整体而言,样本公司会计政策比较激进.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列(2)的回归中Employersector×DNIt－1×NIt－1的回归系数为－0．658(t＝－2．340),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列(3)的回归中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504(t＝－2．128),仍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了节省空间,本文没有报告列(3)回归中控制变量的结果.表4的回归结果表明,与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本文的假设再次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1．样本自选择和反向因果的问题.创始人是家族企业的创建者,通常从企业创立伊始就是企业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创始人对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会施加影响,而不是企业的某些风险特征选择了某类型的创始人,本研究避免了经理人和公司匹配中的自选择问题.此外,创始人进入就业年龄的时间通常在企业上市之前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前,也不存在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会影响创始人最初就业的工作部门的反向因果问题.2．创始人选择行业的内生性.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风险厌恶的创始人倾向于选择那些更加保守的行业经营企业.虽然本文在回归分析中加入了行业虚拟变量以控制行业因素的影响,但是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样本配对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创始人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家族企业(公共部门组)作为处理组,在创始人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家族企业(企业部门组)中选择与其配对的样本作为对照组.样本配对方法如下:以公司—年度作为观测值,为每一个公共部门组的样本选择同一年度同一行业的企业部门组中规模最相近的样本作为配对.同一个公共部门组样本在不同年度的企业部门组配对样本可以是不同的公司,企业部门组的配对样本可以重复出现,最终得到配对样本414个公司—年度观测值.由于以盈余为基础的稳健性度量是以公司为观测值,因此,在进行样本配对时,选择公共部门组家族企业在上市年度同行业规模最接近的公司作为配对样本,Basu持续损失模型也采用公司—公司配对样本.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除了以盈余为基础的检验因为样本量较小的缘故不显著之外,以市值配对样本的回归结果基本与原检验一致.这表明,与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因此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篇5

一、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

弗兰西斯·福山认为，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人类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社会性群体，而信任是社会黏合的前提。大量的文献研究己充分显示，企业成长受到所处社会的整体信任结构的影响。福山认为，经济活动代表了社会生活中极为关键的一环，同时也和许多规范、规则、道德义务和其他习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社会的样貌。如果缺乏社团意识，人们对于唾手可得的经济机会只能望之兴叹，无法加以利用。萧(haw，R.B.)指出，组织成员间的信任大大提高了变革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信任将提高人们抛弃过去实践并赞同新的方法的可能性。信任是一种资源，它以共同资产的形式存在，运用得当则可获得巨大竞争优势。

信誉或信任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任何交换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没有起码的信任就不可能发生交换。即使发生了交换，也会把大量宝贵的资源用于防范风险。没有信任就会产生机会主义，产生交易成本。

家族企业以血缘、亲缘为组织纽带，通过家长权威、亲情主义等传统家族伦理的自发作用，形成的类似家族伦理中的等级结构，借此来规范和协调企业内部各种关系。这就使得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家族企业信任模式的非正式性。家族企业成员之间的交易属于人格化、半人格化交易，没有发展到现代科层组织的非人格化交易，企业缺乏正式信任及其实施机制。企业成员之间的正式契约以及企业正式规章制度不存在或不完善，对人际关系的协调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家族伦理道德在规范人们行为中起了主导作用。

第二，家族企业信任是一种特殊主义信任。在家族企业中，维持组织生存及其效能的重要因素是信任的有限性或者说是对外人的不信任。如雷丁指出,华人家族企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存在极度不信任。这是一种体现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即提出的著名的“差序结构”：一个差序结构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构成的网络，“是以自己为中心，推出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以自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愈推愈远，愈推愈薄”。

这种信任格局最简单的就是两分法，自己为圆心把所有人都划分为两类：内圈是自己人，外圈是外人。人们对自己人往往绝对信任，对外人则缺乏基本信任。在这种信任模式中，信任资源往往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一旦突破家族、邻里范围，信任资源便严重不足，需要付出更大的交易成本。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的相容困难，缘于家族企业对家族外的外人很难相信。实际上，企业家族化经营是对市场调节能力不强等多种市场不完备因素的一种反应。

二、信任与家族企业的规模扩张

在家族企业初创阶段，家族成员将家族的情感关系渗透到工作中，内部忠诚信任关系和家族伦理约束成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组织资源。家族伦理有效调节内部各种关系，简化了企业监督与激励机制；非正式信任减少了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使企业可以低成本地获得各种资源；企业在选择外部交易对象时，也尽量利用信任程度高的私人关系，大大降低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竞争的加剧都导致家族企业对技术、规模等的强烈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家族信任机制对家族企业的影响是致命的。

1.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家族信任逐渐失效

随着家族企业的成长，家族成员的劣根性逐渐萌生，忠诚度递减，彼此维系的亲情日益脆弱。家族主义温柔的面纱终究敌不过金钱与利益，一些小事也可能成为利益冲突的导火线。父子反目、兄弟分家、夫妻离异的情况屡见不鲜。例如，温州目前不少家族企业分化瓦解，企业内耗严重，“一代创业，二代守业，三代衰亡”的现象难以避免。

2.特殊主义信任阻碍了经理阶层管理专家进入企业，妨碍了企业人才结构合理化

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中国，“几乎一切超出个体经济范围的有组织的经济实体，都建立在现实的或模仿的宗族化的基础上。”“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而新教伦理与禁欲教派的伟大业绩，就是挣断了宗族纽带，将商业信任建立在每一个人的伦理品质的基础上。”韦伯指出，中国人只信赖与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他人，而不信任外人。其信任行为属于特殊信任，这与基督教文明中人们普遍的信任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家族企业，其信任具有有限性或者说是对外人的不信任。这是一种体现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在家族企业扩张过程中，需要管理协调的层次日益增多，家族成员往往无法胜任专业化管理，企业迫切需要专业管理阶层管理企业。但由于创业家族对“外姓人”的低信任度，严重阻碍了社会人才，特别是高层职业经理人进入企业。随着时间推移，三缘包括亲缘、地缘、血缘关系成了困扰家族企业发展最大的问题。即使在一些比较大型的企业集团，董事长自己抓营销，也不愿把营销决策的权利交给专家团。

3.家族信任机制能促进“人合”却无法促进“资合”

中国家族企业以血缘、亲情为基础，所发生的关系是一对一的特殊关系。这种以特殊关系建立企业的方式，阻碍了资本最大限度、最大优势的组合,从而在规模上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以温州为例，温州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积累了几百亿元的巨额资本，但这些资本却难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大量地集合，而是演变为冲击全国市场的炒楼、炒煤的商业游资，其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三、信任关系的发展与家族企业变革

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论述了1840年～1940年这一百年里，美国企业如何由家族管理演变成现代管理的。他发现，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企业仍然是采取家族经营的小规模企业，这个时期是正式信任严重缺乏的时期，业主宁可挑选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或熟悉人充当人。因此,美国社会并非一直就是高信任度的社会。根据祖克尔对同一时期美国的信任模式变化的研究，发现这时由于外来移民大量涌入、人口流动、信任的缺失，加剧了企业组织的不稳定，社会对正式信任资本的需求十分强烈。随着专业资格制度的推广、规章和立法的加强、理性化的科层组织的发展，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正式信任机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随着正式信任制度的推广，美国家族企业演变为现代经理式企业。

中国家族企业的信任演化，据笔者的研究，有二条方向：第一，家族企业的家族信任扩展；第二，家族信任体系中，正式信任制度的逐步进入。

1.家族信任扩展

值得指出的是，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是富有弹性的。依照著名的“差序结构”,“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家里的”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何梦笔和陈吉元共同主持的项目研究也发现，传统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与适应市场需要而建立的各种带有很强的商业性质的利益关系,能够耦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文化基因就是泛家族主义。

泛家族主义对家族主义文化的改造在于：对于家族成员的认定不再只是局限具有血亲关系的狭义的家族圈子内，而是扩展到以“五缘文化”为基础来认定，即所谓的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换言之，指以宗族亲戚、邻里乡党、、同行同学和物质媒介等为五根纽带结合成的社会人际关系。一些规模较大的创业家族严格限制家庭和家族成员在企业中担任管理职务，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用人，导致公司股权结构、治理结构的突破，打破了家族的垄断。然而，但这一突破是有限度的，它并不能解决家族企业发展面临的所有问题。

企业对外部资源尤其是外部人力资源归根到底难以形成真正的信任，企业对外部人力资源的使用往往是建立在个人关系、个人友谊的基础之上，没有制度的保证。一旦这种个人关系出现裂痕，对外部人力资源的使用可能便告终止，从而导致家族企业出现不稳定。

2.正式信任制度的建设

历史上，正式信任制度的建设对古典家族企业演变为现代经理式企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市场经济下，人与人之间大规模的分工合作，离开了正式信任的支持，是不可能扩展到家族、血缘范围以外的。对于家族企业来说，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家族企业将信任完全扩展到家族成员以外，以突破家族制管理模式。

正式信任制度的建设包括企业须在以下几个关键要素上进行重大改革：(1)在经营理念上，改变任人唯亲，以解决家族亲情与企业经营的矛盾；(2)在产权问题上，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3)在决策问题上，要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

家族企业制度变迁是企业主导型的，但是政府可以发挥集体企业家的作用。政府决定企业制度变迁的方向和速度。政府应当从整体战略角度培育社会资本，推动非正式信任向正式信任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第一，形成通畅的信息传导机制，使公民、企业、政府的守信状况为公众及时了解，建立经理人信息披露制度，通过市场竞争对经理人的无形约束，加大经理人的败德成本，最终减少民营企业扩张中的组织费用；第二，建立完善的司法体系与执法体系，有效解决契约中出现的各种纠纷，弱化关系运作等非正式信任；第三，要建立完备的产权制度，设立统一的法律，有效保护包括私有财产权在内的各种财产权；第四，完善专业资格认证制度，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参考文献:

[1](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内蒙古: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2](美)萧(haw，R.B.)著王振译:信任的力量.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第25页

[3]李新春:信任、忠诚与家族主义困境.新经济,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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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族企业政府职业经理人

1民营企业难以突破家族制度的机理分析

一种企业制度总是与它所存在的那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相联系的，在此笔者仅从政治与经济角度分析中国民营企业家族控制原因。

民营企业生存的政治环境。早期民营企业是从社会的夹缝里生长起来的，他们一方面受歧视、受排斥，一方面则不择手段寻求发展。此种特定历史背景造就我国大多民营企业以戴“红帽子”求得生存，并非以“私人企业”自居。后期随着我国产权制度变革，相继出现了国有民营企业和出资人主体模糊的集体企业，社团所有企业。至此，我国“民营企业”这一模糊的学术概念大致包括“国有民营制”企业、“社团所有制”企业和“个人业主制”企业。“国有民营制”即国有资产继续归国家所有，但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其中主要有承包、租赁、委托经营等形式；“社团所有制”即社团经济的资产所有权不属于国家所有，也不属于当地政府所有，更不属于社团经济领导层个人所有和企业员工个人所有，它属于社团范围内的成员共同所有（即共有）。这两种形态的民营企业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实质的经营业主为了避免产权归属和剩余分割问题，为了能够长期的巩固和保持他的“企业家权威”，利用手中的“绝对化”权力，通过对企业科层制的大范围“改造”，将内部的管理权力向家族成员转移，把家属亲属安企业中的各级管理层，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家天下”。

民营企业第一桶金的来源。鉴于特定的政策歧视性的社会环境，大多民营企业的第一桶金来源不正当，伴随一定程度的掠夺、欺诈、投机。很多民营企业家钻经济转轨期大量的政策空隙，对政府官员采取贿赂办法获得原始积累；从事偷税漏税等违法经营活动积累“灰色资产”；在投融资过程中，非法占地、虚假投资、欺诈造假、借债不还、卷款外逃等等。这些行为共性是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甚至部分行为一旦被纰漏，企业家的资产或其人身自由将会面临被强制性剥夺的危险。例如，我们经常看到一旦民企做大，有的企业家就开始把亲属送出国，并通过合法或非法渠道将资金转移到国外投资，以备后用；有的采取观望态度，不愿意把更多的财产投资到企业当中，赚到足够的钱就收摊了；还有的企业已经办得很大了，但不敢声张。由此，企业家必定需要采用一种严格的“人格化”身份机制保全自己，而以家族忠诚为纽带的企业家族化经营正迎合此目的。

职业经理人市场发育水平低下。创业家族与职业经理之间要素交易关系的确立和维系，有赖于一套保障创业家族利益诉求在后合约时期的以及交易成本实现的要素市场交易体系。然而由于中国历来有着“宁为鸡头，勿为凤尾”的思想影响，缺少职业经理人传统，导致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经理人市场发展滞后。业主难以通过市场途径寻找、更替人，往往依靠朋友熟人介绍，这种模式缺乏程序性和公正性。此外一方面由于业主没有与经理人相关专业知识和足够信息防止败德行为，造成监督成本高昂，另一方面经理人的信息没有公开化，经理人的败德行为不会在个人职业生涯留有记录，造成业主缺乏有效的途径了解经理人过去的败德行为，而且由于我国没有明确保护私有财产，职业经理人频频对民营企业的资产劣招也得不到有效制裁。这些正是我国信任稀缺环境的具体写照，在此种环境下，家族企业进行大规模公众化的积极性差，大多企业依然保持家族拥有和家族经营。

2我国家族企业发展策略

鉴于以上情况，在既定宏观制度背景下最大限度伸展自己利益边界，是我国家族企业重中之重，并非只是空洞鼓吹现代企业制度。因此，笔者认为家族企业发展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实行改良，淡化家族色彩。

3政府提供相应的配套制度供给

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应当营造良好的的制度环境。首先，造就公正、公平、公开竞争的法制环境。针对家族企业受歧视问题，要认真清理各种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行政法规和政策规定，制定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地方法规和政策性文件。此外，要落实对民营企业的优惠政策，在税收、收费、出口、技术改造以及信息化发展提供特别的优惠措施。宪法要明确保护家族企业的私有财产，不再上演私人企业的财产被一些部门以各种借口剥夺。其次，整顿市场秩序。行政部门要严肃立法和严格执法，要依法行政，杜绝以言代法和以政代法；要建立信用制度，在全社会建立健全可资查询的信用体系；要建立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对失信者追究其民事责任，使受害人得到补偿，对欺诈者追究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再次，对待“原罪”应借鉴国外立法实践。欧美等一些国家在司法实践中，为了使企业能得到持续发展，从国家利益大局和经济长远考虑，对于过去企业在税收等方面的问题实行“特赦”。与我国国情相近的印度，也颁布过类似法令。因此，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可以使我国的法令更趋完善和符合我国国情。具体而言对待“原罪”问题依照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前提下采用“轻罪和解，重罪惩罚”。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同时根据刑法的溯及力，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处理。河北已经率先引用此种模式解决民营企业“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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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家族企业，是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家族利益为目标，同一家族成员掌握全部或大部对企业的所有权和对企业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现阶段，我国的家族企业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我国民营企业的一种主流企业形式，家族企业无论在发展生产力、扩大劳动就业方面，还是在满足社会需求、促进地区经济繁荣等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家族企业发展比较迅速。然而，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却比较低，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了困扰着家族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究其根源，主要是家族企业有意或无意间忽略了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因此，要实现我国家族企业的繁荣发展和不断发展壮大，就必须对当前我国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和思考。

一、当前我国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

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资源，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资源。当前，家族企业是我国非公有制企业的一种主流企业形式。无论是何种方式的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在其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把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源吸引到本企业来，将他们保留在本企业之内，并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开发他们的潜在能力，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身于企业的发展壮大。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家族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日益强大和多样化，竞争变得更为激烈，我国大部分家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普遍出现了如下的情况：

1.家长式、集权式的管理方式。家长式管理，也可称为集权式管理。家族企业中的家长式管理，主要是指采取集权式的组织模式、恩威并用的管理方法以及“家长”的示范效应等方式，来完成企业的人事管理。在家族企业中，所有权主要为业主及其家族所掌握和控制，重要管理岗位主要为家族成员担任，企业集团下属子公司的决策管理层也大多由家族所占据。即使有些家族企业发行股票成为上市公司，家族仍然以多数股份牢牢地控制上市公司。尤其在家族企业的经营决策管理方面，一般都是老板一人说了算，在下属提供的充分资料的基础上老板自己作决策，同时要求下属绝对服从。这种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在家族企业创业初期是高效率的，能够形成强大的领导核心与执行能力，能适应市场的瞬息万变并做出迅速的反应，推动企业快速发展。然而，由于家族企业的权利往往过于集中在一个家族甚至一个家长手里，家族企业的命运维系于一身，特别是当家族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企业主要负责人综合素质不全面时，不仅容易造成决策的失误，而且为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埋下了“危机”。

2.注重亲属、关系的管理模式。大多数家族企业在用人方面侧重于近亲使用，任人惟亲，而不能对社会优秀人才进行“择优录用”。在家族企业中，具有血缘、亲缘等关系的家族成员被当作自己人，而没有血缘、亲缘关系的则被当作外人。这种注重关系的企业治理方式，能够借助亲情增强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使家族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地勤奋工作。在我国家族企业，自己人与外人概念的存在，已是一种客观事实。《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表明，20.9%的私营企业主愿意自己的配偶参与企业管理，而绝大多数私企老板都为子女“预留”了接班位置。据调查，在家族企业中，总经理、副总经理有66%来自策事长或总经理亲属，其他重要部门(如采购、则务等)的人员多来自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亲属和朋友。家族企业试图用血缘、亲属关系来保证企业资金的安全，来确保企业的顺利运转。总而言之，家族企业主要是靠血缘关系、朋友关系和亲属关系进行管理的。所以，注重关系式治理，是当前我国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比较盛行的做法。

3.重使用轻开发的用人制度。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中之所以被看成是最重要的资源，是因为只有人才能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和运用知识，而人力资源开发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教育培训。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对智力资本的经营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层次。但是，目前大多家族企业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家族企业中普遍存在着“重使用轻开发”的现象，而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对员上培训出现“内外有别”的情况。对于家族内部成员，尤其是子女的教育和商业技能培养极为重视，甚至不计投入；非家族员则重使用轻培训，不愿承担人才培养的投资成本，担心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得不到回报，缺乏充分开发培养的积极性。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宁可花费大量资金进行设备投入，也不愿意增加人才培养的投入。在我们对某地区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调研中发现，51%的受调查企业未制定培训计划，49%的受调查企业虽然制定了培训计划，但是其中71%的企业执行不力或没有执行。93.8%的企业培训投入在5%以下。这种情况的存在，无疑将企业人力资源的能力局限在现有水平上，一旦企业发展壮大，则缺乏相应的人才支撑，从而制约企业的发展。

二、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企业以其快速的发展逐渐成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据了重要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依然是家族企业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而：

1.人力资本产权不明晰。企业人力资本产权，是指人力资本所有者凭借其自身的人力资本通过与物质资本所有者博弈而得到的相关权利，这个权利最终表现为收益权和部分控制权。它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等构成。家族成员之间由于特殊的亲属关系，不但物质资本产权不甚明确，人力资本的产权更加模糊。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家族成员，因为产权不明晰，许多成员并不能从家族企业中得到体现其人力资本价值的收益。主要表现为：某些家族成员为企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因为在家族中的地位不高，得到的收益并不多。家族外的人才因在家族企业中，处于“圈外人”的角色，也可能得不到体现其人力资本的收益。这种产权模糊的状况，不仅影响家族企业的健康发展，严重时还可能引起家族成员内讧，最终导致家族企业分崩离析。

2.聘用人员排他性现象突出。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源模式，不利于吸收更有价值的社会人力资本。由于招聘范比较狭窄，家族企业需要人时，首先想的是用家族内部人员或者是亲朋好友介绍的人员来补充。但家族内部人员和介绍来的人员，并不一定掌握本企业的专业技术和相应的管理能力。另外，家族企业招聘人员的方法也比较简单，一般只是按照个人简历情况作概括性地了解而没有进行全面测评即被聘用，这样就出现人与事不匹配，最终导致所招聘到的人员不尽人意。而在任用人的时候，则往往只从浅层的信任和利益的角度考虑，使外聘人员不能很好地融于企业，不能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地发挥出来。

3.激励机制不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员工的潜能。但在家族企业中，企业与员工之间基本上是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企业主对激励的理解十分简单，认为激励就是“奖励和惩罚”。从理论上分析，当员工的货币收入达到一定数额以后，物质刺激并不总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同时，家族化管理的企业，由于内部特殊的人际关系格局，使得“圈内人”与“圈外人”划分明显，两者之间缺乏亲密感和信任感，圈外人对于企业缺少安全感、归属感。特别是一些家族企业仍然怀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认为他们未必靠得住。这种观念不仅会破坏企业的团结，而且还会影响非家族员工的积极性，降低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因此，家族企业员工较高层次的受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也难以在工作中实现，致使他们缺乏一定的精神激励。4.人力资源管理观念淡薄。许多家族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观念的淡薄，从而导致家族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不够，使家族企业的发展缺乏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持。我国家族企业的资本和股份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手中，企业领导层的核心位置由同一家族成员出任，企业运营主要通过血缘或友情纽带维系，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增强成员间的协作意识，降低管理上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付出的监督成本。但是，企业内部组织结构脆弱、管理型人才和技术型短缺，这是目前我国许多家族企业不能实现持续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人力资源开发、培训等方面，家族企业不愿意自己投资培养，不愿承担人才投资成本与人力资源投资风险，总想坐享其成，挖其他企业的人才墙脚；或者等到人员空缺影响正常运作时才急急忙忙向外界招聘，由于时问仓促，很难保证录用人员的质量。

5.人力资源制度建设不规范。家族企业人力资源制度建设不规范，主要表现在家族领导者的决策随意性较大，且规范性与可操作性不强。在市场经济中，家族企业或泛家族企业自主性和灵活性比较大，对市场信号反映灵敏、决策快，可以加快调整经营和生产方向。但是，在人力资源制度建设和执行中，却表现出很多不规范之处。例如，一些家族企业对员工的招聘、录用、培训、考核以及辞退等方面，没有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在处理和解决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带有众多的情感色彩，具有随意性大的特点。尤其是在企业的一些重要岗位和部门中，都安排着自己的家族成员，而对非家族成员要求苛刻，一旦违规处罚过重，这样不仅挫伤了非家族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很难把高素质人员招至麾下，加速了企业人力资源的流失。

三、加强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途径

如何加强积极有效的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充分调动家族企业员工投身企业发展的积极性，是家族企业面临并着力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要求家族企业必须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必须不断地开拓适合员工思想实际以及适合他们特点的用工新途径，促进我国家族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1.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现代企业制度，是加强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保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仅适应国营企业，同样也适应家族企业。家族企业要想规范、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而现代企业制度的首要特征就是产权清晰。产权清晰不仅要求企业各物质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产权清晰，还要求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产权清晰明了。对家族企业来说，只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力资本产权不明晰的弊端，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有制度可以遵循。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其决策科学，以推进企业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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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陆有80%的民营企业属于家族制企业，而77%的民营企业的所有者参与了企业的管理，民营经济在浙江经济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到2004年底，民营经济占在整个浙江省的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达76%。家族制企业作为一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企业组织形式，正在重新获得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的正视和兴趣。国内理论界巳经逐渐改变了对其不屑一顾或者盖棺定论的否认态度，开始尝试以客观、理性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家族企业并希望能够对其成长发展提出中肯的分析和建议，积极探索适合家族制企业发展模式，特别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的成长发展道路。

一、家族制企业的发展状祝

1。家族制企业的界定。通俗地讲，所谓家族制企业，指企业资产和股份(50%以上决策权)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之中、领导层的核心位置由同一家族成员出任，企业内部管理带有浓厚的家庭色彩的企业或企业集团。但具有以上特征的家族企业。其产权结构特征、管理层构成、管理理念和方式、经营目标、家族控制方式及对企业发展的作用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把家族企业分为传统型家族企业和现代型家族企业。传统型家族企业的结构相对封闭，家族资产与企业资产、家族管理与企业管理高度一致，对初创期企业发展具有适应性;而现代型家族企业则是在家族控制企业这一最基本特征没有变化的前提下，充分吸收社会资本和职业经理人，对企业产权结构、管理方式等进行多方面创新而形成，我们虽然仍可称其为家族企业，但其已是相对适应于企业规模化及产业持续升级要求的家族企业。很多大型跨国公司也属午家族企业，但与数量众多的初创期的家族企业相比有天壤之别，两者的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方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中国目前的家族企业可以说99%的属于前者，因此我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这一部分非现代型企业。

2.家族制企业的发展状况。在我国，泌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才掀起了家庭经营的第一次浪潮。随着对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认同，占据私营经济绝大比例的家族企业得到了长足发展，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快，以家族制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其数量和规模在不断的扩大，对国民经济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在1989年我国的私营企业共有9万多户，到2003年私营企业增长到342万户，经过近改革开放后的20年的发展中，我国有120万家民营企业，3100万家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达到0.984亿，民营经济的投资比重达到38%，对GDP的贡献占到60%以上，民营经济不仅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也是国有经济的重要依托。在欧美的发达国家和东亚地区的较发达国家，家族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更为重要作用，美国学者克林?盖尔西克认为“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也认为家庭所有或经营的企业在全世界企业中占65%到80%之间，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由家庭所有或经营”，他们所占据的经济是往往是该国经济的主导。因此，在我们这个经济发展还不平衡，就业压力很大的国家，发展以家族制企业为主导的私营经济，对于解决就业压力，提高国民福利水平，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家族制对企业发展的作用进行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话题。

二、家族制激励企业发展的作用机制

1.家族制企业内部产权比较稳定一致。家族制企业在所有企业组织形态中，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家族企业的所有权掌握在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家族成员手中，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本身的存在就说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而家族企业的顽强生命力更是说明它与其它企业形式相比有其优越的一面。

2.家族制企业决策相对比较灵活。家族制企业通常性的两权合一带来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家族企业把整个企业的所有权、管通决策权、人权、财产权的高度统一和集权的经营模式，这种家长式的经营模式，可使得公司的决策速度达到最快。在执行上，由于内部信息沟通顺畅，成员之间容易达成共识;在贯彻，决定执行得力。这样的企业拥有一般企业没有的维护家族团结和财富的共同愿望。

三、家族制约束企业发展的作用机制

利弊相生，不足之处也是在所难免，这种特殊性也导致了家族制企业诸多根本性的内在缺陷。下面就家族制企业所特有的模式的内在缺陷进行深入分析。

1.家族制企业资源配置的封闭性。在家族制企业中，家族成员所有权与控制权两权合一，家族成员既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又参与剩余索取权的分配，企业产权做到统一与一致时，往往陷人另一个极端—封闭性，创业者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股份基本不外转让，这就使得家族企业的资源获取渠道只能集中在有限的家族内部。当企业遇到良好的发展时机，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源时，家族制企业的筹资缺陷就首先被暴露出来，一个家族内的资金又十分有限，而没有特殊关系的人不敢把钱投到一个看不清，也控制不了的家族企业中去;其次，企业规模的快速扩张导致企业对人力资本数量需求的大幅提高，而家族成员群体人才供给速度一般会远远低于企业对人力资本需求的速度，由于企业规模的扩张，管理的复杂化，导致企业对高级人力资本需求的增多，在家族成员这个小规模群体内，这种人才出产的概率极低，家族成员群体很难保证对人力资本的供给，家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遭遇人才瓶颈;再次家族企业使用人才“本能”的排外性，把非家族人才排除在核心管理层之外，基于家族关系建立起来的内部信任，会自然对没有类似关系的员工产生不信任感。

2‘家族制企业存在家—企关系模糊。家族制企业由两个重叠的系统构成，即家族系统和企业系统。这两个“圈子”各有自身的标准、角色地位、价值观和系统结构。由于企业管理层中的同一个体必须履行双系统的职责，能够使两个系统都得到满足，自然最为理想。可是，由于不同系统间形成的各类利益集团，夹杂复杂的感情关系，使得管理者在处理利益关系时会处于更复杂，甚至是两难的境地。一些家族的创业团队因权利分配问题而最终影响到企业的持续经营，公司内部造成混乱，这样就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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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族式创业企业成长

反映了创业者运用已有经验并适应环境甚至超越环境与制度约束的能力。华人企业普遍具有“强关系、弱组织”的特征。在众多关系网络中，家族连带(familytie)属情感性关系，蕴含的伦理义务比其他连带关系具有较少的工具性。利用家族连带，创业企业调用多位家族成员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从家族外再分配体制中获得资源，进而能够降低以公关招待费用占销售额的比重来衡量的网络交易成本。市场化程度的改善会削弱家族连带和交易成本的负相关关系。这就意味着，在较差的制度环境，唯有那些能利用家族关系接近核心资源的创业企业才能低成本的利用体制内经济资源，草根创业唯有花钱买关系，不公平竞争抑制了民间创业。中国正在上演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第一代向第二代传承以及新生代创业的多重奏。与非家族企业创建过程不同，家族性是家族创业行为所独有的特性。特别是创业初期，具有亲缘关系的家族创业者之间的利他主义社会，便于形成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靠性的集体性社会认知，有利于家族创业机会识别和把握、资源能力改进和创业组织的变革。香港李锦记提供了以创业视角观察家族企业的很好案例。该家族通过跨代际间的战略创业不断打破内外部制度的约束，利用新的知识与能力推行新的战略举措，传承创业精神，实现家族企业资源更新与成长。

(二)家族式经营与治理

民营企业的家族涉入不仅仅是为了获取家族成员的核心资源。在经济转型时期，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保护的执法成本较高、经理人市场不够完善等制度背景下，随着社会创业壁垒的下降和创业氛围的兴起，核心员工(特别是中高级管理者)一旦离职创业会让原企业面临严重竞争，所以创业家族事先采用了家族性治理的方式，家族成员较大比重参与到企业的经营。家族制经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风险。从上世纪前半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看，投资者权利保护一直因为政治动荡而处于缺失状态。近代商人通过与政治力量结合、依赖家族纽带等形式获得相对安全的产权保护。这也是近代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对投资者权益司法保护的制度环境，能够通过约束与控制企业“内部人”的侵害行为，进而影响企业内的控制权配置形态。家庭成员中的利他主义作为非正式的制度，同样可以“替代性地”通过侵害行为的约束和控制进而影响控制权的配置。当下中国如果借助外部司法规范的成本要高于企业内部私人利他主义治理成本，那么家族企业所有者间分散的控制权或者股权配置不可能突破家族的限制。陈凌和王昊(2013)认为，当存在经济发展的内生影响时家族企业中家族涉入与制度环境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而控制经济发展的内生影响后家族涉入与制度环境之间负相关。同时在制度环境水平较低时，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这两种替代性机制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瑏瑠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不能脱离三种基本的制度环境:以“家”为核心的历史文化环境、转轨时期的经济法律政策环境、市场经济转型为特征的市场组织环境。家族制的所有、控制和管理，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制度环境的适应。考虑到制度环境约束，此时家族企业试图获得层层政府审批后争得上市资格并非明智之举。公开上市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会让原有的企业适应体系不再兼容，造成企业生产剩余的损失。唯有环境的改善才是根本，届时家族企业上市后尽管权力被分散但仍然可以得到来自于制度层面的保障，也可以来自于公民素质提升、社会信用好转等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家族企业的各利益相关者容易达成合作博弈的均衡。

(三)家族企业传承

民营企业家生存于国有企业的竞争夹缝之中，又在强势政府的管控之下，既想与把握稀缺资源的当权者建立关系，又怕靠得过近而被掠夺。企业家感知政府干预较多或对其发展支持不足时，更可能选择创业退出而非跨代传承。民营企业面临传承大考，第一代企业主愿意交班而其子女恰好也是愿意接班的家族企业只占22．7%。在有的学者看来，我国企业似乎普遍不喜欢制定接班人计划，“选储”或者晋升的不确定性是一种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完善条件下企业主的一种模糊性策略，意在降低选拔有品德接班人的甄别成本。当企业家感知制度环境越恶劣时，越不倾向于将企业交付子女。如果企业家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时，制度环境恶化削弱其传承意愿方面会缓和很多;对于这些企业家，制度环境缺陷可能不是约束而是可以加以利用的资源。从企业主进行家族成员内部的权威配置看，无论是业绩低于还是高于经营期望水平，家族企业主都倾向于将权威配置给最有能力的核心家族成员，而不是远亲家族成员;唯独当制度环境实在是恶劣时，企业主担忧参与经营的家族成员心智成本过高，而将权威配置给远亲而非核心家庭成员，体现了对自家人、而非对自己人的强烈仁慈动机。在当前制度环境下，家族企业的控制人有意识地按照“差序格局”在自家人、自己人和外人之间做出区分。

(四)集团式的组织结构

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新兴经济市场广泛存在规模巨大的家族企业集团，在不同的产品市场进行着广泛的多元化经营。大多数以一个或几个联合家族起家的企业集团都与政府保持紧密的关系。集团的产生依靠政府的支持，其业绩是其寻租能力和机会的结果。集团式治理既与侵占小股东利益有关，可能也和逃税有关;同时，企业集团也可能是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的有效率的结果，具有度量外部金融市场效率的功能。政府与集团之间的博弈结果可能是寻租或利益共生，也可能是不稳定的共存。由于不同国家、集团及时间段的差异，将企业集团看作典范或者是寄生虫都是片面的。企业集团内的子公司之间既不是市场关系，也不是科层制。企业集团内的公司间关系往往是利用家族纽带和其他“类家族”似的特殊关系纽带(如朋友、同乡、一起创业的伙伴)等来构建并利用关系来发挥治理作用。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社会纽带关系能够提供非正式的准则来强化子公司之间的协同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减少战略重构从而产生了明显的治理绩效。瑏瑠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人际关系与网络及其有效的治理积极影响了组织的绩效。在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长时段的持续经营、多元化扩张和大家族范围内的权利配置，钱德勒式的单线式企业组织在华人地区很难形成。从台湾地区20强家族企业集团成长路径看，企业集团的出现也是对制度环境变革的适应性反映，尤其是政府的政策因素起到了相当大的引导作用。大多数企业集团在成长的初期即从相关多元化经营开始，之后每一阶段都存在开展与前一阶段相关的业务，即在发展的方向上存在路径依赖的特征。当然金融类企业集团的多元化范围一般较为有限，且鲜有纵向整合;与之对应的是非金融类企业集团，尤其是制造业集团在广泛多元化经营的同时，一般伴有纵向整合。

二、家族企业的融资结构与大股东掏空行为

透过家族企业融资行为，可以看出企业主在维护家族利益与谋求企业价值增长之间寻求效用调和与动态平衡。作为转型经济，制度环境中的所有者歧视与规模歧视，强化了中国家族企业内源性融资取向，导致融资结构的失衡。债务融资能够约束公司管理层的自利行为，而且债务期限结构理论认为，缩短债务的有效期限能缓解内部人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治理的角度看短期债务比长期更具有优势。为了适应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以及较弱的投资者保护体系，从博弈的视角看，面对较强的终极控股股东或者较大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程度时，企业的债权人为了缓解冲突和被掠夺的程度不愿意提供长期债务资金，而是通过短期债务这种自适应性的方法进行自我保护。不能令人放心的是，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从银行的借款并不是出于改善治理的目的，而是终极控制人通过增加其可控制的资源便于掏空公司。家族控制人终极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程度越大，银行负债融资比例越高，而且在治理环境不完善的地区尤为明显。作为债权人的银行与作为债务人的家族企业陷入了“囚徒困境”。本世纪初，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总体偏离程度在亚洲属于较低的水平。原因是当时上市公司多数是国有企业，直接以股权和董事会实现控制，偏离较小。但是，那些终极控制权为家族的上市公司，其偏离程度之大居于亚洲国家前列。家族企业为何需要如此高偏离的金字塔结构?金字塔结构能够产生内部资本市场，为控股股东缓解融资约束。制度环境较好时，经济主体之间的合约能够以低交易成本签约和履行，为缓解家族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去构建多层控股、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的金字塔结构存在的必要性降低。社会资本与制度环境在家族企业是否选择金字塔控制结构时存在替代关系，因为企业主社会资本较高时或者制度环境较好时都能够方便获取融资资源。在非正式的制度环境下，实际控制人的社会资本强度一定时，越有利于他利用社会资本控制链对公司实施控制，拥有的剩余控制权越多。如果以正式制度为主的较好制度环境里，则不利于实际控制人利用社会资本控制链去实施控制。如果已经控制了公司，什么时候发生掏空行为呢?当大股东面临财务困境时，对上市公司的非法资金占用异常明显，显示出其强烈的掏空动机。更重要的是，在制度环境比较差的地区，无论是外部审计还是董事持股，都不能发挥限制大股东行为的作用。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好的制度环境，外部治理机制和内部治理机制都是空谈。家族控制人除了利用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实现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他还可以利用亲属等关联大股东实现进一步的控制。家族关联大股东持股越多、在董事会或董监高中所占席位的比例越大，家族企业的关联交易行为越严重，公司价值折损也越厉害。区别于那些由家族控股股东单一控股的家族企业，关联大股东的持股和参与决策管理为家族股东侵占中小投资者利益提供了更强烈的动机和更大的操作空间。如果控股家族牢牢掌握企业的控制权，那么商业银行将很难对它实行控制权威慑，只能要求家族企业来借款时必须提供更多的担保而不是轻易给予信用贷款。但是，在制度环境和市场化较差的地区，控股家族仍然能够通过政治关联、行贿等行为获得大量信用贷款。瑏瑠那些拥有官员访问的企业获得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更多，获得银行的信贷额度、信用借款和总借款也更多，甚至能从供应商获得较高的商业信用。拥有官员访问的公司加强了资本投资，最终却出现了投资－业绩敏感性的下降，意味着这些企业在获得融资便利之后进行的更多的是无效投资。瑏瑡制度环境能够塑造家族企业:制度环境较好时，外部治理下的控股家族必须支持企业实现效率成为“天使”;而制度环境较差时，控股家族会掏空企业损坏中小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从而成为“魔鬼”。家族企业必须首先走出“囚徒困境”，通过弱化家族的管理涉入，即通过更大程度的职业化改善信息不对称程度，获得更大的债务融资。政府营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更会倒逼家族企业的管理现代化。政府与家族企业的互动，为改善民营企业“融资难”困境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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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员工感受到自身期望与企业给予现实存在差距时，就会产生对企业的信任危机。当员工自己意识到这种现状时，其内心产生一种违背的潜在意识。在小型体育家族企业中，非家族成员这种内心的违背感通常表现得尤为强烈且涉及面广:一方面由于小型体育家族企业往往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创立或成长期，成长过程存在着诸多问题，还有家族式管理模式，再加上非家族成员的学历水平都是符合企业招聘的高学历水平要求，比家族成员的学历水平要高，但在现实中存在非家族成员受制于家族成员的现状，从而使得非家族成员的内心违背感来源多元化;另一方面，由于小型体育家族企业的核心成员基本都是家族成员，即家族企业的领导层均为“家族成员”，其狭隘的利己主义，使得广泛存在的非家族成员都将感受到非家族成员与家族成员之间无形的矛盾与冲突。由于小型体育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的矛盾与冲突表现的强烈且涉及面广，负面行实施的成本相对较低等原因使得其行为反应多显破坏性。具体表现形式有:窃取企业机密、攫取公企业客户等社会资源、辞职等。而这些破坏性的行为反应极大地影响了体育家族企业的今后发展。

在体育家族企业中非家族成员普遍感到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由于手中握有的权力不足，导致难以有效履行职责或即使能够履行职责也不能感到工作很舒畅。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非家族成员普遍受激励程度不高，忠诚度也不高，而流动率却很高。众所周知，向非家族成员授权的过程实际上是体育家族企业机密资源和机密信息与外来人分享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体育家族企业主不会轻易地让非家族成员知晓掌握企业客户状况、营销网络、竞争状况、原料采购、价格等信息。于是，就会出现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非家族成员由于没能获得岗位工作所必需的信息和资源，难以有效地履行职责，致使体育企业主认为他无能，英雄无用武之地，这些经理就会另谋高就，第二种情形，一部分非家族成员获得一些机密信息和资源，特别是一些客户资料，并与客户建立了个人间的关系，于是另立门户，带走客户网络资源和一些重要的机密商业信息，同自己原来的老板竞争。因此，非家族成员与体育家族企业主在授权方面是彼此对立、不可调和的，非家族成员不能够获得足够的授权会是体育家族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一个常态。［1］

体育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虽然占据了企业的核心职位，整个体育企业的控制权都是在家族成员的手中，但是企业要发展不可能只靠家里人，还需要有专业才能的人才。体育家族企业中重要的非家族成员有两类:一类是技术人员，对于一个体育企业来说，产品的研发是关键;另外一类是体育企业的管理者，这里暂且称之为职业经理人。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管理者还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因为他还不具有独立的决策权，大部分日常事务的管理都还要听从具有决策权的家族成员的指挥。非家族成员在体育家族企业中处于企业系统之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就是企业员工。作为企业员工其本职是把分配的工作做好，完成老板交代的任务。在处、科层制组织中，员工的权责明确，奖励惩罚都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员工与老板是上下级的关系。而在中小体育家族企业中，非家族成员虽然不处于家族系统，但是整个体育企业的内部关系都嵌入于家族系统之中，因此非家族成员在体育企业中的角色定位有可能进入管理层。体育企业的非家族成员不具有决策权，他们在实践工作中的感受是“老板决定企业的一切事务”。在企业中，老板愿意怎样就怎样，其他人没有必要反对，或者说反对了也没有多大用处，因此只要服从就可以了。非家族成员在体育企业具体事务的协商决策时，所提出的意见都会作为建议来处理，最后还是老板来决定。企业是是老板的，当然是老板当家做主了。至于体育企业未来的发展规划主要是由家族核心成员商讨来确定，非家族成员的规划设想自然就显得不重要了。在体育家族企业中，非家族成员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在体育家族企业的地位。长期以来在非家族成员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如果老板吩咐这么做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因为企业是他的，他的决定肯定是对企业有利，不会去思考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当然更不会去反对”的思维定式。当然，即使老板的决策是错误的，非家族成员对此也很坦然，原因是老板的亏损是家族自家的事情。体育家族企业中非家族成员员工的这种角色定位显然不仅是忠于职责的员工角色，还是表现顺从的“子民”角色。非家族成员虽然不处于家族系统中，但是与领导者的关系更像是家族中家长与子民的关系，他们表现顺从，尊重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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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D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35(C)-0025-01

建设班组是企业的最基层组织，搞好班组安全生产工作，切实保障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反映一个企业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重要因素。班组抓安全工作必须从生产环节入手、注重细节管理，努力提高安全管理水平和员工素质，真正做到生产必须安全，安全为了生产，减少事故的发生。安全系统工程理论告诉我们：有效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实现企业安全生产，一是需要“技防”――安全技术保障；二是要求“管防”――安全管理防范；三是依靠“人防”――安全文化基础。企业是安全生产系统的机体，班组则是这一机体的细胞。班组安全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员工的生命安全，班组安全决定企业安全生产的命运，班组生产过程和作业过程的安全是一切安全生产工作的归宿。

一、班组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班组是安全生产的执行层。抓好班组安全文化建设，夯实安全生产基础，使事故预防的能力体现在基层，这是企业确立的长效安全生产的工作战略。

企业安全生产的最终归宿是员工，安全生产的目标是为了员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保障，而企业安全生产的实现最终要落实到现场单元作业，要依靠班组员工的安全作业和操作规范执行来实现。企业应该制定“夯实安全生产基础，注重班组安全建设，保障生产效益稳定发展”的安全文化建设战略目标，确立“依靠员工、面向岗位、重在班组、现场落实”的安全文化建设思路。班组安全文化是企业安全生产“双基”（基础、基层）的根本。

生产班组是执行安全规程和各项规章制度的主体，是贯彻和实施各项安全要求和措施的实体，更是杜绝违章操作和重大人身伤亡事故的主体。因此，生产班组是安全生产的前沿阵地，班组长和班组成员是阵地上的组织员和战斗员。企业的各项工作都要通过班组去落实，上有千条线，班组一针穿。国家安全法规和政策的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程序的执行，都要依靠和通过班组来实现。特别是现代企业，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运行，以及安全科学管理方法的普及应用和企业安全文化的建设，都必须落实到班组。反之，班组的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不到位，规章和制度得不到执行，将是事故发生的土壤和温床。

二、煤矿班组不安全因素的现状

在煤矿企业，班组有些职工存有不同的坏习惯。如：有的职工见面喜欢打打闹闹；有的干工作毛手毛脚；有的工人工作起来喜欢走“捷径”、图省事，不按操作规程办等，这些行为都为事故埋下了祸根。

三、煤矿班组安全管理工作的对策

煤矿班组安全管理工作贵在落实，重在严格监管。因此，实现安全管理制度化、安全措施规范化、行为作业标准化是搞好班组安全生产的法宝。

1、坚持制度。煤矿企业班组要确保安全生产总体目标的实现，需要不断提高班组成员的安全意识，因此，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安全观念，制定完善的保证措施，逐步实现班组安全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特别要建立健全班组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创造良好的劳动保护条件，开展班组系统安全检查，进行各种安全教育，开展岗位安全技术练兵等。

2、狠抓落实。安全管理要有坚固的基础。常言说的好，“没有扎实的基础，撑不起高楼”。安全工作也是如此，只有一点点地日常积累，让安全理念真正入耳、入脑、入心，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才能够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安全管理还要力戒“临时抱佛脚”的心理。“临时抱佛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问题与隐患能隐藏一时，却也能在不经意时爆发，倘若爆发，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事故。对安全与隐患，轻易地相信自己的经验判断，而没有及时地采取措施，热衷于临时突击，当问题被查出，受到处罚，心里才明白平日里的不重视、不作为是多么的危险，然而此时的后悔与叹息，又有何用呢?

3、注重细节。“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在班组的安全生产工作中，许多人总不重视安全管理的细节，殊不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必须依靠精益求精的细节管理。

安全生产无小事。在班组安全管理工作中，我们要带着“显微镜”深入井下查隐患，查“三违”；要从大处着眼，从细微处入手，想在心里、挂在嘴上、看在眼里、跑在腿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四、推行班组名誉员工

目的是强化班组现场安全生产管理，加强公司管理人员与员工的沟通和参与度，提高管理人员的基层工作能力，具体做法是：在公司科级以上和部分主要科员中，选配人员派驻基层担当名誉员工，每年一轮换，这样能够调动名誉员工的积极性，发挥名誉员工的生产现场管理作用，改进、提升、加强班组生产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

五、建立作业现场员工行为方式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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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薪制。

主要用于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是一种固定的报酬，它将高层管理者业绩的间接性和长期性加于考虑的范围中。除了给予这部分人员较高的固定工资外，还为这部分人员提供较稳定的工作环境和保障以有利于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2）奖金制。

主要针对公司内部一般行政类员工，根据员工的表现情况和绩效考核情况发放工资。

（3）提成制。

主要针对销售类员工，提成一般等于销售额与提成比例的乘积，或是将销售额的定额部分扣除后，以剩余的销售数额作为计算提成的基础。

（二）家族式医药超市企业薪酬体系的主要特点

医药行业的薪酬目前呈现高管职位薪酬走高、浮动收入增加、分配方式单一三大特点。（1）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呈上升趋势。高级员工的收入在近几年的医药行业中总体平均上升5.98%，尤其是在近两年来，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涨幅超过11%。从这一数据中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医药企业开始对高级管理层给予更多的重视和培养。

（2）浮动收入占员工总体收入的比例增加。

在薪酬结构，浮动收入在医药超市行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由于医药超市企业主要由销售人员组成，一般情况下，浮动收入主要包括三部分：销售佣金、奖金及长期激励收入。浮动收入占收入的比例增大从整体反映了医药超市企业对员工绩效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制药企业逐渐都接受了利用浮动工资这一薪酬工具来激励员工的方式。

（3）分配方式单一。

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对企业核心人员的激励中，包括高管人员、掌握关键技术的工程师及研发人员等。目前我国大多数医药企业主要利用奖金和绩效工资两大薪酬工具来对激励员工，在总体薪酬分配中，资本要素、管理要素和技术要素所占分配的比例较少。

2以Y公司为例调查、分析家族式医药超市企业薪酬体系

（一）Y公司薪酬概况

Y公司属于中型药品连锁超市行业，其薪酬福利体系也显现出与其他行业相区别的特征，具体薪酬概况如下：

（1）为员工购买五险一金，为员工免费提供住宿，法定节假日会给予员工一定的物质补贴，每月组织两次员工带薪培训；

（2）药师和医师的基本工资主要在2000-2500元区间，行政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基本工资主要在2500-3000元区间，其他普通员工（包括实习生）基本工资均在800-2000元；

（3）薪酬构成：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绩效工资=销售提成+岗位津贴+全勤奖+工作补贴+销售ACE奖+其他工资；

（4）实行奖罚制度，即销售额前100名员工有相应的物质奖励，销售额倒数前50名员工有相应的处罚；

（5）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并不按其员工实际基本工资额度签，而是按照法定最低基本工资额度签。

（二）Y公司薪酬状况调查及分析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主要针对一线员工、普通行政人员等基层员工）和高层访谈（访谈对象为该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及人力资源部总监等高层人员）两种方式结合。主要调查了以下问题：

（1）员工对目前薪酬水平的满意度

通过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来看，对目前的薪酬水平没特别感觉的员工群体主要集中在基层人资源人员及部分医师药师等人群；对目前薪酬满意的员工群体主要是中层人力资源人员及部分优秀销售人员，其次为一般基层管理人员；最不满意的是一线营业员、财务人员、部分实习生等。

（2）员工认为决定工资高低的因素

由于药品超市行业的性质，Y公司特别重视一线销售员工的个人业绩，而对该部分员工的学历和职称不怎么关注；但对于基层管理人员，个人业绩不占据其薪酬构成的主要部分，而职位的高低与工作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则是决定该部分人员薪酬高低的主要因素。据该公司最新的薪酬报表显示，该公司普通员工（包括实习生）的基本工资均在800-2500区间，工资水平较低。在Y公司员工的总体薪酬中，绩效工资占据薪酬构成的主要部分，根据弗隆的期望理论可知，员工的期望值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就算企业给予员工再多的效价（绩效激励）还是很难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率，同时也很难增强员工的忠诚度。

（3）除了工资，员工最看最的因素

数据显示有30%的员工除工资最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而近50%的员工除了工资最重视好的工作环境和提升自身实力的机会。这说明员工对和谐舒适的工作氛围和和谐的人际关系追求比较强烈；根据麦戈莱伦的成就需要理论可以判断出Y公司员工主要为友谊主导型的员工，这种类型的员工较喜欢与他人进行交流且渴望被人喜欢，希望自己能加入一个小团体，那么针对这一类型的员工，企业管理人员应让他们尽量在团队中进行工作，上级主管应尽量的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表扬，并让他们做协调性较强的工作，这对激励员工非常行之有效。

（4）员工对公司福利设计的看法

经数据调查有70%的员工认为Y公司福利太少或基本没什么福利，而只有15%人员认为Y公司福利设计合理，笔者深入分析调查问卷人群后得知，认为福利设计合理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中层管理人员及部分优秀销售员中。这主要是因为Y公司对中层管理人员及优秀人员都给予较好的待遇和激励，如为这部分员工给予Y药品超市购物卡奖励和带薪旅游、带薪假期等激励。

（5）员工认为多久调薪一次合适

数据显示52%的员工希望3个月至半年内调薪一次，而Y公司实际调薪情况则为1年半一次，根据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分析可知，调薪作为激励因素，企业只有实施令员工满意的调薪政策才能最充分的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否则只会增加员工更多的不满以及离职的可能性。

（6）员工对公司薪酬支付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的评价

在调查中有8%的员工认为Y公司薪酬支付的数额和时间基本准确，与此相比有81.3%的员工认为Y公司在员工薪酬的支付问题上不够及时和准确，还有75%的员工认为Y公司经常拖欠员工工资。笔者经过深入分析问卷调查数据发现，认为Y公司薪酬支付的数额和时间基本准确的员工主要为一些优秀或资历较深的员工，而认为Y公司薪酬发放不及时或经常拖欠的员工主要为基层的行政人员和普通销售人员。Y公司在薪酬发放的区别对待上已经成为造成员工离职或不满的主要因素。

（三）Y公司薪酬体系调查结果

薪酬作为企业吸引、激励以及留住所需人才并获取其价值的重要手段，因此薪酬管理的水平对于公司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根据问卷调查及Y公司高层访谈结果进行分析，本文认为以Y公司为代表的家族式医药企业薪酬管理具有一些优点，也存在许多不足，具体如下。优点：对高层管理者实行年薪制，有长期激励作用；薪酬管理实施“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奖罚分明；重视对员工的相关培训；岗位设计较为合理。缺点：注重绩效工资，忽视员工基本薪酬的设计；部分岗位薪酬偏低，导致不满；薪酬差距较大且加薪较难；没有建立满意的薪酬激励体系；薪酬政策朝定夕改，没有长期有效的执行；用人唯亲，薪酬管理过程中家族性质浓厚。

3家族式医药超市企业薪酬体系优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以Y公司为代表的家族式医药超市企业在薪酬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为解决这些问题，企业应该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对不同类员工有针对性地进行激励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在设计薪酬制度时应针对员工不同的需求给予不同的激励，才能收到尽可能好的效果。公司也应该针对不同员工，设计不同的激励制度。对于一线营业人员而言，由于其低层次需求更加强烈，应该主要以金钱激励为主，满足其基本的生活开支，同时辅以较高的销售提成奖励，除此之外还应给予员工一定的福利激励，如为员工定期进行系统的培训及一些假节日旅游福利等，使员工能够安心地在企业工作，培养其忠于企业、为企业奉献的精神。对于基层管理人员来说，由于其大多为知识型员工，因此应该在物质激励基础上，需要注重情感交流，更多地给予员工提升工作能力的机会，满足其自我实现需要。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对这些基层管理人员的培训和非物质激励，为其设计合理的职业生涯道路和晋升渠道，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激情和忠诚度，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为企业关键岗位物色合适的人选；另一方面，在培养员工能力提高的同时，也要辅以较高水平的报酬，防止员工被其他同行猎走，留住这些可用之才，为己所用。对于基层技术人员（医师药师营养师等）而言，由于其成就感的需要较强，公司可以通过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对这部分员工开展知识讲座，专业知识交流互助等，以提高这部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追求，支持他们在自己专业领域的发展，设定教育基金为这部分人员的再教育提供资金支持，或定期选派一部分优秀人员到国内外与同行优秀的医师药师进行交流等，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重新的工作设计使得工作更富挑战性，明确关键职能使得该部分员工的地位得到提高，从而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

（二）薪酬管理体系再设计

薪酬管理制度再设计是一个系统的工作，要求企业必须建立和健全各种配套管理制度，包括对组织结构的调整和岗位设置的调整、人员配置的调整、健全企业全体员工考核制度以及调整对企业全体员工劳动关系的管理等，从而为薪酬管理提供信息支持。笔者认为薪酬体系再设计过程中除了要科学地进行工作分析、绩效考核和薪酬调查工作外，还应当优化薪酬发放制度和改善劳动关系管理。

（1）优化薪酬发放制度

调查显示，员工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类似企业经常拖欠员工工资，因此需要优化薪酬发放体系，以确保员工能及时、准确地获得属于自己的工资。通过规范并优化薪酬的发放制度，增强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满意度，降低因工资发放不及时或不准确造成的员工离职。

（2）改善劳动关系管理

通过与Y公司高层进行访谈，得知Y公司为了降低给员工购买法定福利的支出，因此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并没有按照员工的实际工资额度来签，而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来与员工签订合同，再以这个工资标准为员工缴纳相关法定福利。这样势必会造成员工的不满和困惑，最终导致员工离职。公司应当在与员工签订合同之时，向员工详细说明基本工资的额度、绩效工资所占的数额，以及其他收入的来源。

（三）薪酬体系实施的保障措施

（1）弱化家族式管理作风

家族式医药企业领导层的核心位置主要由家族成员担任,管理模式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这些企业对员工管理都较为苛刻、同时在员工精神方面的激励几乎没有，很多政策朝令夕改。这将降低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抑制员工的创新精神，使员工的工作效率下降，很难保证工作质量，最终会制约公司进一步发展。且不少类似企业当前面临着业务量的快速提升，这在客观上需要公司尽快扩大管理层的开放性，这就要求家族式医药企业能引入事业部制的管理模式以及职业经理人制度，以创造更有效的薪酬管理体系为目的，用制度来保证薪酬管理的公平性和解决相关的补偿不及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