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30 15: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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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工艺的限制，剪纸的画面基本由线条构成，其图形之间多为镂空且需线线相连，否则难以制作成型且不便于粘贴使用，而这一特性又恰恰是剪纸的艺术特色。纵横相连的线条，形成了阳纹剪纸线线相连，阴纹剪纸线线相断的特点，因而产生了刻不落、剪不断的结构形式。
（二）图案
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度的概括力决定了剪纸的图案造型，艺术形象的创造就是抓住现实生活中最打动人、最能表达实质的形象特点，再用以夸张、变形等手法配以简洁的线条来完成创作。整个作品倾向传情而不刻意写形，重写意而不在写实，远近人物可以同等大小，人与牲畜可以同等高度，摆脱原始形象的人物鸟兽，都可以被抽象为点、线、面的组合体，能工巧匠利用手里的剪刀和纸可以让客观对象完全服从并创作出富有装饰性的抽象艺术作品。民间剪纸艺术的构成特点造就了它相对独特的造型体系，其创作技巧和造型观念隐含着特定的艺术规律。一些优秀的剪纸作品在造型上也蕴含着各种形式美的法则：整体连贯、对称均衡、疏密对比、向心放射等千变万化的形式，也为剪纸作品增添了更多的装饰美感。
二、创作思维的自由性
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真正的艺术创作需要满足一种深层的心理需求，经验丰富的民间艺术家们，对于作品的造型构思早已做到胸有成竹，他们具备即兴创作的能力，无须刻意强调创作前的构图，而是围绕画面的主体情节，随思维过程慢慢展开画面，这种创作过程体现出作者的真实情感，构建了劳动人民的心灵世界。想象可以说是民间剪纸图形设计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创作过程可以不受现实生活的制约，随心所欲，无拘无束。从民众自己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对“美”的追求。“画画无正经，好看就中”“，随心走，穷乐呵”。这些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们对审美主体的心理感受。民众认为“好看”的都可以出现在画面中，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虎头鱼身”“人首狮身”“麒麟送子”，以及想象中的飞龙、凤鸟等。这种创作方式又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是对自然形态进行嫁接，借万物为我用，将毫不相干的图形组合在一起，这类图样虽然保持着自然中的形态特征，但又是自然物象的升华，使图像更具装饰性；另一种是作者根据自己臆想出来的物体，将梦幻中的形态变为现实；还有一些是将不合乎自然规律和时空观念的画面、场景组织在一起，这种人为的图案组合既表现出时间、空间的延续，又打破了客观逻辑对构图的拘束，从而表现出事物的多层次、多角度和多瞬间［2］。剪纸《马吃草》中出现了三面人、多头马的形象，对此作者的解释是：“牲口吃草肯定不会只吃一个地方，娃娃照顾马吃草也不能只盯着一个方向。”山西剪纸作品《一座房子》，剪纸艺人把房子内部的人物、室内的家具、陈设以及房屋侧面的大门全部剪了出来。作者根据自己的思维理解和生活经验，将屋子里该有的物体一起呈现在作品上。陇东剪纸《猫捕鸟》，猫的肚里有一只老鼠，老鼠的肚里又有一只小老鼠，创造出了“鼠在透明猫腹”的奇特效果，这一创作过程的自由性和主观性也真实地反映出民众的愿望和情感，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对生活的体验，把劳动人民心中完整的图式和视觉认知观念转换为可视图形的艺术形式，创造出一个个符合自我意愿和需求的理想世界。
三、题材内容的象征性
剪纸的题材广泛，寓意丰富，风格迥异，表现的内容大都是生活中的人物、植物、虫鱼鸟兽以及超越客观生活的神话传说、戏曲杂剧等，包罗世间万象［3］。画面的主体常借助生活中普遍的事物，围绕着吉利、祥和的美好愿望，开展主题创作，巧妙地将谐音、象征的手法应用其中，表达出深刻的寓意。
（一）谐音
谐音在民间被称为“口彩”，利用中国汉字音、意相通的特点，在吉祥纹样中以客观事物的语音类比同音的事物。如鸡与“吉”同音，寓意大吉大利；金鱼与金玉近音，用金鱼水缸构成剪纸画面，寓意金玉满堂；团花剪纸样式中五只蝙蝠组成一圈，中间一个寿桃，称之为“五福（蝠）捧寿”，一个怀里抱着金鱼的娃娃端坐在莲花上面，预示着“连年有余（鱼）”此外还有“三阳（羊）开泰”“喜上眉（梅）梢”等。
（二）象征
象征法大多是借助某一物象传达某种概念，使人产生联想。剪纸作品的这类题材主要是托物言志，借助现实中的事物表达吉祥意念，如以葫芦、石榴、莲蓬隐喻多子；如意与花瓶剪在一起，寓意如意平安“；老鼠嫁女”寓意人丁兴旺，子孙满堂［4］。以寿桃、松树、仙鹤寓意长寿；以兰花、梅花象征高贵的品格；以鸳鸯和双飞燕寓意夫妻恩爱、白头偕老；“龙凤呈祥”“凤穿牡丹”象征婚姻的圆满和甜蜜；以并蒂莲比喻伉俪永结同心等。吉利祥和观念自古至今都是民众生活所向往和追求的，所谓“形必有意，意必吉祥”，这些思想表现了劳动人民丰富的遐想和含蓄的气质心态。综上，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用自己特定的表现语言，传达出丰富的内涵，作为民间工艺美术最具特色的艺术之一，显示了人类艺术最基本的精神品格和审美观念，寄托了人们朴素的理想与信念。从美学角度去审视民间剪纸的审美特征，我们也许会用很多专业名词去描述它：粗犷与细腻，夸张与写实，质朴与柔媚，稚拙与成熟等。在众多剪纸作品的图形里，民众向我们展现了太多奇思妙想的艺术形象：简练概括的造型；以形写神的审美价值；托物言志的美学观念；合情不合理的审美趣味等。这类以实践理性为基础、以诚挚的情感抒发为目的的审美趣味表现出来的创作样式，成就了民间剪纸独特的艺术特色，使其在世界美学史上流光溢彩［5］。
连云港剪纸技艺工整、造型简练、内容朴实，刻法有阳刻、阴刻和阴阳刻三种类型。阳刻以线为主，把造型的线留住，其他部分剪去，并且线线相连，把形留住，将形以外的剪去称为正形。阴刻以块为主，把图形的线剪去，线线相断，并且把形剪空，称为负形。阴阳刻是阳刻和阴刻的结合。连云港地区剪纸整个纹样协调和谐，具有“花中有花，题中有题，粗中有细，拙中见灵”的特色。内容有人物、花鸟、鱼虫等。剪纸分为南方派、北方派、江浙派等风格流派。南方派代表为广东佛山剪纸、武汉剪纸和福建剪纸。北方派代表为山西剪纸、陕西剪纸和山东剪纸。江浙派代表为江苏扬州剪纸和浙江剪纸。而连云港的剪纸既具有江浙派的细腻明晰，也不乏北方派的粗犷豪放，兼容了多方剪纸流派的特点。这主要取决于连云港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历史。
2连云港剪纸发展现状及未来
2.1连云港剪纸发展的现状
连云港剪纸有着自身的特点。它在制作方式上以线线相连或线线相断为主，配以圆形、月牙形、锯齿形镂空，表现手法上以阴刻、阳刻或阴阳交替穿插为主；既有北方剪纸的厚重、粗犷，又有江南剪纸的秀美、灵气。例如，柳月华的剪纸、张天明白描刻纸张及彩色剪纸，刘罡港口系列彩色刻纸、孙红香《西游记》系列刻纸及管艳的剪纸等等。目前，在当地能够剪、刻并举，以刻为主的剪纸艺人只有张天明。其剪纸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独创性。而其中张天明在吸取中国传统剪纸工艺的基础上，潜心研究，自创一套白描剪纸作品表现手法，参加全国比赛，屡获大奖。他的艺术成就已被国内同行认可，现已被中华文化促进会剪纸专业委员会国家级官方网站名人风采栏目刊用。此外，海州区的陈学勤（男，1954年生）、董海英（女，1976年生），灌云县的杨华娥（女，1945年生）、陈张氏（女，1915年生），乔华（女，1928年生）等都长期从事剪纸艺术，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
2.2连云港地区剪纸未来发展思考
连云港地区的剪纸艺术未来的发展应该是走两条路：一方面是对剪纸传统技艺和图形内涵的深入挖掘、发展。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设计新的题材、开拓新的表现技法和材质，更重要的是扩大剪纸的应用。作为以图形为基础的造型艺术，剪纸与现代设计的结合顺理成章。现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时代背景下，除对连云港地区的剪纸艺术进行弘扬和传承更重要的是探索剪纸这一艺术形式应用到经济建设中的可行性。现在艺术设计对传统剪纸的利用主要在表现形式和内涵两方面。剪纸元素的使用几乎涵盖整个现代设计领域：从海报设计到包装设计、书籍设计、建筑设计甚至动画设计、服装设计等等各个方面。连云港地区的剪纸艺术有其自身的特点，如技法细腻、表现形式大胆、题材具有地域特色。从古至今连云港地区积累了大量的“图样”，加大对连云港地区剪纸艺术的发掘和研究，将这一具有地域特色的美术样式应用到连云港城市新时期的建设，对提升连云港形象不无助力。
扬州剪纸从刺绣花样发展到现在的艺术型剪纸，其表现手法和中国画白描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白描是以线为表现手段，依靠线本身的变化来表现各种物象。白描线条要求严谨细致，飘洒流畅，挺拔苍劲多变。而扬州剪纸整幅作品就是由线条组成，可以说是用剪刀代替毛笔，剪出流畅的线条。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扬州艺术剪纸的创始人张永寿先生的代表作《百菊图》中的“罗汉须”，线条弯转流畅，卷曲自如，每片花瓣就是一根弯转流畅的线条，线线连接，上密下疏，卷曲的线条苍劲有力，整个花头饱满整体。用剪刀剪出如此精细流畅的线条从而表现出的姿态，取名罗汉须，也说明这幅作品的线条就如同罗汉的眉须般飘逸有劲。如果除去工具和表现手法的话，可以说，扬州剪纸就是我们剪出来的中国白描。
（2）造型逼真写实
因为扬州剪纸的用纸特点，因此作品一般素色为主，使得作品清新素雅。摒弃掉多余的颜色，除了清秀流畅的线条就是逼真写实的造型。扬州剪纸的线条流畅，注重细节描写，对于形态有着严格要求。如张永寿大师在创作《百菊图》时，就经常对着，边观察边剪，其造型不仅传形，更在传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永寿侄女张秀芳作品中的花鸟鱼虫无不形态逼真，活灵活现。作品《鹤舞云霄》中50只仙鹤大小不一，姿态不一，每只仙鹤都刻画得传神入微。作品《百鸟争妍》中茶花的娇艳，荷花的清韵，海棠的妩媚，梅花的坚忍一一刻画在纸上。作品中的百鸟形态和姿态各异，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宛如一幅幅优秀的工笔花鸟画。
（3）整体富有装饰意味
扬州剪纸作品的整体有着极强的装饰意味。扬州剪纸的构图精巧雅致，作者构思巧妙，方寸之间现乾坤。花鸟鱼虫在写实的同时为了满足画面的需要适当变形夸张，满足装饰图案的形式美法则。形象是变化的，整体是统一的；对称的构图中又有均衡；阳剪的线条和阴剪留下的面形成对比，整体中点线面又有调和；流畅变化的线条又使整体作品中充满了跳跃的节奏和韵律感，整个画面极具装饰感。如省级非遗传承人，张永寿之女张慕莉的代表作《古瓶》系列，作品构图新颖，以中国瓷器花瓶做外形，将人物、山水、花鸟、动物及书法创造性的融于一体。整个系列作品装饰感极强。素色图案衬于深蓝色的形态各异的瓷瓶上，宛若中国传统的青花瓷器。阳剪留下的线条和阴剪留下的面对比，近景和远景对比，蓝白对比，书法和图案在剪纸的形式中同时出现，整个系列的作品可以说是一组题材和手法很新颖的装饰画。
2.扬州剪纸的文化内涵分析
扬州剪纸发展到如今已千余年的历史，从东汉有纸开始到唐代民间纸人纸马，明清包家灯，清代包钧剪画，刺绣花样，一直到当今的艺术型剪纸。扬州剪纸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连，她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1）见证扬州民俗的流传
扬州剪纸扎根民间，在民间礼俗、岁时节令中的应用极为广泛。有些和剪纸相关的习俗流传至今。我们通过研究扬州民间剪纸的变化发展得以了解过去扬州的民俗风情。比如扬州民间婚丧嫁娶、人生礼俗、祭祖祀神、节气风俗等。婚礼上剪贴大红喜字于门窗、被褥、嫁妆等以示喜庆吉祥，丧事剪“奠”贴于灵堂，剪制招魂幡，还要焚烧大量剪刻的纸钱、纸人、纸马。古扬州还有“缕金作胜”的习俗，就是正月七日为人日，用纸或金银箔，丝帛剪刻而成花样，有方形、花草形、人形或其他形状张贴于屏风或戴于头上。通过研究这些我们可以清晰的再现古扬州剪纸参与的民俗活动，了解古时候扬州人的生活方式。
（2）浓郁的文人画气息
扬州剪纸作品很多借鉴文人画的表达方式和艺术特色，剪纸创作从绘画中移植。如清代摹古人字画以剪纸形式表现者江舟，后来的包钧剪画。包钧将剪纸、绘画、书法、印章巧妙地结合起来创作一精美的剪画作品。包钧作品中各方印章皆能表现其作品中的人文气息。此外后来的张氏剪纸也不难看出有文人画的影子。张永寿创作的《百花齐放》、《白菊图》、《百蝶恋花图》都带有纂刻印章。张秀芳和张慕莉的作品中的构图和图案都类似于中国画中的花鸟白描，风景作品都能看到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影子，张慕莉创作的系列作品题诗和剪纸结合，更是体现了扬州剪纸的文人气息。扬州剪纸的这种作品形式带有浓郁的诗书意味，一幅剪纸就是一幅精彩的中国画，体现出南方剪纸秀雅的风格特点，也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剪纸。
（3）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
扬州民间刺绣花样都以剪纸纹样为底稿，扬州剪纸艺人很长一段时期被称为“剪花样的”，比如传承几代的张氏剪纸。其在扬州刺绣花样艺术的实用与传承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扬州剪纸图案发展过程中，其题材受到市井阶层的审美趣味影响，图案的内容多表现民间流传已久的寓意吉祥，百年好合，祈求福寿安康、子孙繁荣等。人们祈求丰衣足食、人丁兴旺、健康长寿、万事如意，这种朴素的愿望，便借托剪纸和刺绣传达出来。激发了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向往。
二、婚后生活“三部曲”
姑娘出嫁后，婚后生活要经历“蜜月”“磨合”“认命”三个阶段，我们称其为“三部曲”。第一步曲，蜜月曲。可能因为没有恋爱就有婚姻的缘故，库淑兰家乡的新郎新娘在这一阶段有的只是浪漫，只是欢喜。在深入调查中，当地的老人说这可能是一个插曲，一个把“恋爱”插入婚后生活作为整体的插曲。在库淑兰1982—1990年创作的《江娃拉马梅香骑》（见图6），新郎江娃头戴熨斗幅，穿黑色呢夹袄、蓝士林裤子，拉着小马，新娘梳着当时流行的长辫，扎着最时髦的蝴蝶结骑在马上，俩人可能是去逛庙会，也可能是新郎送新娘回娘家，江娃用鞭子赶马，不小心打在了“梅香”的脚尖上，梅香喊着“我疼哩”。画面醒目处两只“鹐鸨鸨”在花树上戏耍，路边杨柳吐青，、牡丹齐放，这些陪衬把新郎新娘结婚后的浪漫欢喜烘托到了高峰。库淑兰记下了“乡村女人”命运中的蜜月曲，自己喜悦的心情在作品风格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第二步曲，磨合曲。也许不该把“恋爱”与“婚姻”混淆的缘故，库淑兰家乡的女人在这一阶段都特别不幸，都基本经历了家庭暴力的虐待，库淑兰在回忆自己这段生活时，感慨自己“跟上老汉一辈子把打挨扎啦！”[2]原因是自己丈夫孙保印和这里的普通男人一样，信仰的天条是“打到的老婆，揉到的面”。库淑兰1975年创作的《我大我娘心不好》（见图7），以痛苦的心情记录了“乡村女人”命运中的磨合曲。在家庭暴力中，乡村女人只能忍气吞声，不怨天、不怨地，怨只能怨自己的亲爹娘，为什么做主找了这么个“心上人”。在同名歌谣中，乡村女人之痛苦，只字不提挨打受罪，说明在库淑兰家乡的女人心灵深处，丈夫打自己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甚或转移视线，把挨打带来的痛苦发泄在“不务正业”上，这在当地叫“找渣”，即转移话题，说自己有理的事。第三部曲，认命曲。封闭的山区，青年男女不允许私下接触，加上“寡妇门前事非多”的风俗，注定了乡村女人一旦成婚，只能往前走，自己安慰自己，以苦作乐，苦也变乐，因为后退是没有出路的。当地流传的《五姐妹》和《丈夫出门难留恋》两首歌谣就是“乡村女人”命运中的真实写照。库淑兰1987—1990年创作的《五姐妹》（见图8），1982—1987年创作的《丈夫出门难留恋》（见图9），以平和的心态记录下了“乡村女人”命运中的认命曲。在《五姐妹》系列作品中，人物面容舒展，图案点缀富于生气，“乡村女人”乐于认命的心理状态表现的入木三分。在《丈夫出门难留恋》系列作品中，乡村女人的虔诚、担忧表现的惟妙惟肖，磨合曲中的痛苦一扫而空，一幅夫妻恩爱的冲击力直逼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