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艺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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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礼乐制度、儒释道思想与雕塑艺术的关联

雕塑艺术在商周时期仍依附于建筑及工艺美术，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雕刻工艺须遵循严格的“周礼”，从而使设计品出现了规范化、统一化的面貌，但工匠艺术家对雕塑艺术的特点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并进行了一些开拓性的探索。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以追求“天人合一”“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最为突出，被学者称为“诸家之纲领”，人们的思想暂时得以解放，包括雕塑在内的各门类艺术也展现出了别具一格的面貌。

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考工记》也成书于此时，书中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由此可查当时从属于手工业的雕塑艺术并不是无规矩可循的。至汉代，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虽是为了巩固阶级统治且几乎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被贯彻实行，但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民族含蓄内敛、宽厚谦和的文化底蕴。

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佛教造像与中国传统绘画相融合，继而促进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佛教艺术大发展的时代的到来。至此，影响中国人最为深远的儒、释、道三家思想确立，在各自发展完善的同时又相互作用，其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最能体现社会各阶层精神面貌和审美意愿的雕塑艺术。

2.雕塑艺术的多样性及雕塑艺术教育的发展

雕塑艺术在古代的中国并不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匮乏。战国时期曾侯乙青铜尊盘使用失蜡法铸造，其雕镂装饰极尽繁缛之能事，成为诸侯间不惜动用兵力争夺的一件国之重器；又如秦始皇陵兵马俑丰富而生动地塑造了神态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风格浑厚、洗练，富有感人的艺术魅力，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臻于成熟的标志；再如东汉青铜奔马，其凝聚了我国古代艺术家的丰富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是我国雕塑艺术中的一件瑰宝，也是举世罕见的塑铸杰作；同为东汉时期的说唱陶俑则表现出朴实无华、生动活泼的气息，充分流露出劳动人民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诙谐，堪称中外雕塑史上罕见的传神佳作；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然而由于中国古代从事雕塑艺术的多为工匠艺人，而没有居统治地位的阶层直接参与，也没有形成系统、规范的理论体系，早期的美术教育是隐含于传统文化及道德教育当中的，而传统文化及道德教育又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和主观局限性，如《论语》中有“恶紫之夺朱也”的论述，这就使其审美观附在了等级观念之下。但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各种建筑、器具逐渐实现了设计与施工的分离，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建筑的大量兴建，逐渐促成了相应的工匠美术教育形制，再到宋代建立宫廷画院，这就产生了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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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炼净化，想象再造

“提炼净化，想象再造”是针对原有传统吉祥纹样的变革与创新。提炼净化既要大胆地删除繁琐的多余部分，又要细腻地提取精华部分；想象再造是对已提炼元素做进一步的剖析与延展，在提炼净化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具体可以借助原图形已有的文化底蕴和特别的吉祥寓意，以及独特的造型进行全新的联想、幻象以及置换，从而创造出新的形式和新的图形语言。如开封山陕甘会馆牌坊中间的抱鼓石，分别釆用浮雕技法雕刻着“苍龙行云”“丹凤朝阳”。

（二）空间制约，适形造型

“空间制约，适形造型”是传统装饰图形造型的一种重要手段，适形纹样自古以来一直被广泛运用，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常以镶嵌式的手法，依次嵌入主题图形、辅助图形。如开封山陕甘会馆照壁内檐西上方，由喜鹊、莲蓬、芦草组图“喜得连科”；一只鹭鸶、莲花和芦草组成“一路连科”砖雕纹样；在西厢房的北三间额枋之上，有组砖雕吉祥纹样“四海长春”，由长春花（月季花）、寓意根基牢固的盘石、象征四海的海波组图，寓意山河统一、社稷巩固、一派祥和、四海长春。

（三）打散重构，二次抽象

传统装饰图形的造型是有规律可循的，大多来自于对大自然的模拟与仿生，分解打散这种象形的造型，并运用平面构成中对称、重复、渐变、相似等手段，将这些规律与寓意创作出新的形式与秩序；依循纹样本身的形态和比例，重新规划出一种图形的秩序美，将图形元素点、线、面等形式添加到新的图形语言中，创造出独具个性的新图形；还可以是与原纹样图形特征毫无关联的无中生有的创造，这种图形形式可以充分发挥联想与想象，将相关和不相关的图形形式组织在一起，创造出新颖的、充满装饰韵味的全新艺术造型。

（四）异物同构，共生造型

“异物同构，共生造型”是指将两种或多种互不相干的物象大胆的结合，有序地组合出一个新、奇、特的新造型。这种神秘的异物同构图形在中国举不胜举，如龙、凤纹样便是其中的典范。龙是由多种动物组合而成，龙角似鹿，龙嘴似鳄，龙掌似虎，龙爪似鹰，龙鳞似鱼，龙身似蛇。龙形历经千年的变化与传承，才形成了今天的形象，它已化身为中国的象征。开封山陕甘会馆更像是一个龙纹样的世界，随处可见龙纹样装饰。异物同构是一种理想化、浪漫化、象征化的造型方法，除了上述将两种或多种互不相干的物象大胆地组合成一种新图形的表现方法之外，还可以是两种或多种物象参与构图，但各自保持原有图形的完整性，用一种区别于异物同构的说法，叫做异物并立同构法。这种造型方法在开封山陕甘会馆建筑雕刻艺术中吉祥纹样的应用非常多，如在西厢房雀替上，由葡萄、松鼠、白头翁组图“多子多寿”，白头翁嘴衔一枚葡萄，松鼠上下蹦跳；在东厢房次间的雀替上，由仙鹤、凤凰、神鹿、松树、梧桐树等组图的“与天同寿”等。

二、传统建筑装饰吉祥纹样的构成形式

（一）单独式

单独式是指将一个完整的具象形或抽象形进行变异的图形构成方式。单独式图形周围基本上不配置其他图形，也没有被限制的外形。常用的单独式图形有植物、动物、人物等，还有自然中的日、月、山、河等，以及由各种文字变异而来的抽象图形，这些都是极具代表性的单独式图形。单独式图形在形式上极其灵活，在现代设计中很多个性鲜明的标志设计都是由灵活多样的单独式图形演化而来的。

（二）连续式

连续式图形是指将单独式纹样按照一定的骨架，进行规律或不规律的连续排列而形成的连续状图形。连续式图形分为带状连续式和面状连续式。带状连续式又称二方连续，是以单独式图形为个体重复排列而形成的二方连续的构图形式。其骨架有多种，如散点式、接圆式、波浪式、折线式，以及综合式等。面状连续式图形不受外形的限制，可无限延长图形，基本骨架有散点式、连缀式、重叠式等，在结构布局上均衡稳定、条理清晰、井然有序。面状连续式图形在变化时，无论单位形如何变异，都不能影响其整体的秩序美感。如开封山陕甘会馆中有多处“福从天降”的木雕装饰纹样。

（三）适合式

适合式图形的构图必须适合特定的外形，因此，适合式图形大都受外形的限制，但这也正是适合式图形的魅力所在。它的外形多样，有方形、圆形、长方形、椭圆形、三角形等多种几何图形；还有多种自然形，如梅花形、桃形、葫芦形等；还有人造形，如器具形、家具形、服装形等各种异形。丰富的外形为适合式图形的适形创造了丰富的可能性，从内部结构上可分为直立式、旋转式、辐射式、转换式、散点式等。在开封山陕甘会馆内，适合式纹样也随处可见。如在东西厢房的墙头上，每墙两组大狮子身上有一只小狮子嬉戏的“太师少师”纹样；在牌楼的抱鼓石上有一大一小两只猴子在松树间跳跃、皆以背部示人的“辈辈封侯”石雕。

（四）太极图式

太极图式又称阴阳鱼，最具代表性的形态是由黑白两个鱼形纹组图。太极图在造型上展现了一种相互转化、对应统一的形式美。由太极图式还发展派生出中国传统装饰纹样所特有的S形构图。太极图式在民间又被通俗地称为“喜相逢”（通常是偶数，成双成对），运用时以“鸾凤和鸣”“龙凤呈祥”“四喜娃娃”“二龙戏珠”等形式出现。由太极图式延伸而来的二分对称式、四分对称式，以及“万”字形图式和回旋图式，都是由古老的太极图式发展而来。在开封山陕甘会馆内，照壁上的砖雕“二龙戏珠”就是太极图式建筑装饰雕刻艺术的典范。

三、传统建筑装饰吉祥纹样在现代室内空间中的应用

在现代室内设计中，从地面铺装到立面造型，小到家居陈设小件、家具，大到公共空间造型、建筑构件，随处可见传统装饰吉祥纹样的样子。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吉祥文字、动物纹样、植物纹样；其内容依然是传统吉祥纹样中的福、禄、寿、喜、财五个方面；但从表现手段和应用材料上，传统吉祥纹样一直在进行创新。

（一）新的装饰手法的运用

传统装饰吉祥纹样种类繁多、形态繁复，主题内容丰富多彩，并不易于融入现代艺术设计风格。要想将传统吉祥纹样恰当地运用到现代空间环境艺术设计中，必须具备两点基本的设计素养：一是对中国传统建筑装饰纹样有深刻的理解，二是对现代艺术设计元素有深入的了解。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以传统吉祥纹样为原形，通过抽象、概括、提炼等手法，拆解、创造新的设计元素，再以不同的技术手段、装饰材料，巧妙地运用到现代室内空间设计中，从而使设计更加丰满、新颖，更具有文化内涵。开封山陕甘会馆就是很好的实例，会馆牌楼彩绘，色泽艳丽、真实生动；建筑构件也都有吉祥纹样的身影，如抱鼓石上的石雕纹样，墙头上的砖雕纹样，雀替、房檐上的木雕纹样等。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应用吉祥纹样的装饰手法有很多，大到室内空间的各个界面，如立面的窗帘软装饰、地面的地毯和地砖拼花；小到室内陈设，如餐具、抱枕、靠垫、装饰画处处都可以展现吉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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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的风格，一般是指艺术设计家在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创作个性与艺术个性。它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审美观念、素质层次、民族文化的总体需求与反映。对于艺术设计风格，涉及艺术家主观方面，诸如思想感情、性格气质、生活经历、文化修养和审美理想的特殊性。而所有这些，又受到国家民族的物质、精神文明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特殊性影响，受政治、哲学、宗教和美学思想的影响。艺术设计风格的多样性，也来自审美需求的多样化。由于欣赏主体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层次、文化层次、年龄层次，属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造成审美需要的千差万别，反过来刺激和推动着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

艺术设计风格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艺术设计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必然要在艺术作品上留下艺术家个人的印记。艺术家作为艺术设计中的创作主体，他的性格、气质、禀赋、才能、心理等各方面的种种特点，都很自然地会投射和熔铸到他所创作的艺术品之中，通过创造性劳动使主体对象物化到精神产品之中，艺术家在艺术设计过程中或创作完成后的作品中都物化了艺术家的个性特点和认知原则。艺术风格是设计的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

一、时代风格

艺术的时代风格，是反映某一时期、某一时代的科技、文化、审美意识的写照，艺术设计时代风格，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观念、审美意识和价值取向在设计上的物化表现。商周前期青铜器装饰性较强，幻想的成分较浓，形象也更为怪异，颇具凝重森严，威猛逼人的气势。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从总体上讲，都具有造型生动、纹饰精细、铭文清晰、装饰华丽等特点，但如果仔细区分，仍然可以从青铜器的风格中发现鲜明的时代特色。商周时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青铜艺术也随之达到了极盛的阶段，尤其是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一般体积庞大厚重，尤其流行一种“饕餮”兽面纹，它既像牛头，又像虎头，既像某种凶猛的野兽，又像令人恐怖的妖魔鬼怪，它显出一种神秘的威力，一种狰狞的美，它带有明显的奴隶社会的印记，象征着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权威和秩序，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才出现了“鼎”这样整齐、规范、条理、秩序的造型形式。

例如在中国虽然商代和周代同属奴隶制，但商代与周代的文化特征还有所不同。商代的文化更突出地表现在祭祀方面，它的生活内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主要是围绕着祭祀来进行的。因此，殷商的青铜器，其造型的体积感和力度大大加强，以此适应祭祀的需要。而周代的“礼”，尽管也有祭祀，但它不同于殷商的“先鬼而后礼”，而是“敬鬼神而远之”，成为一种比较理性的、有着丰富伦理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的礼仪活动。

又如中国明式家具在设计风格和审美特色上的迥异，也是由于不同文化的影响所造成。明式家具产生于明代私家园林这样一个特定的文化氛围和环境氛围里，而许多私家园林的园主，本身就是能书善画的文人墨客。他们以文人的审美要求和标准，对园林建筑内的家具设计风格进行整体规划，有的还亲自参与家具式样的设计。这就不仅使明式家具散发出浓浓的文人趣味和书卷气息，而且注入了更多的文人士大夫文化的内涵。明式家具是明代江南文人文化的一种物化。明代椅子由于造型所产生的比例尺度，以及素雅朴质的美，使家具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家具整体的长、宽和高，整体与局部的权衡比例都非常适宜。明式家具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占有使用，例如有的椅子座面和扶手都比较高宽，这是和封建统治阶级要求“正襟危坐”，以表示他们的威严分不开的。因此，每一个时代设计风格的形成，都与当时的文化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是那个时代设计发展的土壤，一个时代的艺术设计，又反映出那个时代文化的面貌和特征。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形式，它又自己创造出一种相对独立的宗教文化，使得宗教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发展链上的一个环节。在宗教文化中，包含着形形的宗教艺术。涉及建筑、雕塑、绘画等各门艺术。在中世纪，一本圣经是统治阶级的宝典，文化的传播地是教堂，教堂的设计最能代表当时的西方文化。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巴黎圣母院是其中典型代表。它们都是哥特式的风格，从外观上看，它那高耸的尖塔直刺青天使人敬畏，阴冷的墙面和框架式结构使人震惊。教堂内部狭长窄高的空间，以及一排排瘦长的柱子形成一种腾空而上的动感，使人产生超脱尘世向天国接近的幻觉，再加上教堂内墙壁或玻璃窗上的基督教故事绘画，采用彩色玻璃镶嵌的窗户设计，以红、蓝、紫色为主配置成《圣经》题材的玻璃马赛克，营造了浓厚的宗教氛围。

欧洲“巴洛克”艺术的诞生是16世纪末的文化现象，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开始兴盛起来，“巴洛克”艺术抛弃了严谨和谐的古典风范，致力于创造出富丽堂皇、丰满写实、富于强烈的动感和饱和色调的艺术境界。

“巴洛克”一词意为“畸形的珍珠”，它一反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追求高度写实与和谐端庄的人文主义传统，而追求华丽、夸张、怪诞和壮观的表面效果，以鲜明饱满的色彩和扭曲动荡的曲线，通过光线变化和形体的动感来塑造一种精神气氛，从而把现实生活和激情幻想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惊心动魄的趣味。

“巴洛克”建筑设计的风格是在形式上刻意追求反常出奇、标新立异的效果，外观自由奔放，线条曲折多变，建筑的构图节奏不稳定，常常不规则的跳跃，波浪形墙面都具有一种变化无穷的动势。爱用双柱，甚至以三个柱子为一组，开间的变化也很大。在装饰上“巴洛克”多取曲线，使用扭曲多变的纹样形式，成为复杂迂回的形状；喜用大量的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姿势夸张的雕像，丰富和五彩缤纷的艺术结构，体现了神权中心的思想。

在建筑中，法国18世纪中后期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兴起的一种“洛可可”(或“罗可可”)风格，其在建筑外形上显得粗巧、典型，富丽堂皇，注重繁锁的雕刻装饰，这种雕刻上的现象便是“洛可可”建筑以奢侈豪华的反映，“巴洛克”建筑风格中的现象和本质也存在着这一时代风格。“洛可可”艺充满了异国的情调和奇思妙想，追求自由舒展、轻快活泼的自然主义情调。

18世纪下半叶，随着启蒙主义思想的深入，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法国蕴酿着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这个新的时代，娇柔纤细的“罗可可”艺术已同时代氛围格格不入，人们呼唤能与新时代相吻合的新艺术的出现。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很早就对古希腊艺术进行了大量的认真研究。18世纪中叶发表了他有关古希腊艺术论文《关于在绘画和雕刻艺术里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以后又出版了《古代艺术史》一书，这些著述以及他有关古代艺术的美学思想在欧洲影响十分广泛。18世纪中叶在启蒙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推动下，意大利和其它地中海沿岸的古城一个个被发掘出来，尤其是18世纪中叶罗马庞贝古城的发掘，人们看到了带有理性严谨特点和倡导英雄主义精神的新的艺术样式。18世纪下半叶在法国掀起了学习和研究古代艺术的热潮，出现了一场新的复古运动，这个运动在艺术史中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的源流是古代罗马艺术，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艺术和17世纪以普桑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这些艺术都体现出一种宁静、典雅和理性主义的时代精神。

二、民族风格

艺术不仅仅是时代的，更是民族的，民族风格的形成，是由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审美心理、审美习惯在设计上的体现。民族性是指各民族各地区在设计中体现的差异，它是由本民族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艺术风格的民族特色，体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需要，但归根结底还是根源于本民族的社会基础与经济生活。十九世纪法国著名艺术史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种族、环境、时代这三个原则决定着艺术的发展。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的代表人物高更，如果不是因为厌倦了上流社会的生活，毅然放弃职业和家庭来到南太平洋的热带岛屿上，亲身体验和经历了带有神秘色彩的风土人情，也不可能创造出富有原始情趣的民族绘画风格来。人类的一切审美设计活动，说到底就是民族的审美活动，这种审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打上了民族的印记。

设计要表达一种文化内涵，使之成为特定文化系统的隐喻并将时代的文化特色与社会现实融于设计中。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在30年代获得巨大成功，并获得了国际声誉。怀着创造美好生活的社会理想，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试着从家用产品着手，设计不仅要提供美观实用的生活用品，更要有力地引导消费者选择健康的生活、消费方式。将德国的严谨的功能主义与本土手工艺传统的人文主义相结合，使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在1930年的斯德哥尔摩的博览会上大放异彩。5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因其朴素而有机的形态及自然的色彩和质感而产生了新的飞跃，并深受大众欢迎。总体来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设计风格有着强烈的共性，它体现了期堪的纳维亚国家多样化的文化、政治、语言、传统的融合，以及自然材料的欣赏等。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就是对生活的设计，本着功能实用、美感创新和以人为本的设计风格，其设计已触经进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另外，斯堪的纳维亚风格也是一种现代风格。它将现代主义设计思想与传统的设计文化相结合，既注意产品的实用功能，又强调设计中的人文因素，避免过于刻板和严酷的几何形式，从而产生了一种富于“人情味”的现代美学，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漫长而寒冷的北欧严冬使斯堪的纳维亚人民偏爱自然的色彩与质感。他们视设计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物质文化，一种生活情调，从而产生了一种富于“人情味”的现代美学，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当代设计是一种开放的、多元的。走平民化路线，回归人性、关怀人类生存本质的设计成为设计界的新焦点。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都形成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语言、习惯、道德、思维、价值和审美观念，因而也就必然形成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如德国设计的科学性、逻辑性和严谨、理性的造型风格，日本的新颖、灵巧、轻薄玲珑而有充满人情味的特点，以及意大利设计的优雅与浪漫情调等，这些无不诞生于他们不同民族的文化观念的氛围中。

以中外园林为例，在中国文化环境和土壤中形成的中国园林强调人与自然的亲和协调、相融相合，讲究自然意境、借景畅情，追求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宛若天开的造园效果，被认为是东方自然型园林的代表。而凡尔赛宫花园，体现出一种人加工自然的状况，被认为是西方规则型园林的代表。总之每个民族都有自我实现的愿望和追求，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现自己，借助有形的实体表达民族风韵。

三、融合性

融合性是指对设计风格的复合，有古今融合，东西融合，新旧融合等等，由于融合中设计师对文化形态的不同理解，出现设计上的不同选择，有时代背景，人文内涵，生活认知等。

被誉为“20世纪的米开朗基罗”的美国建筑设计大师赖特和德国现代主义设计大师米斯·凡德洛。他们的设计实践和设计思想，开创了现代主义建筑和艺术设计的先河，并为现代主义之后的设计运动、思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众所周知，米斯于1929年，为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德国馆设计的“巴塞罗那座椅”，以其至简至纯的造型和设计动机，使他的“少就是多”之设计模式和原则得以有效的强化，并获得了经典性的意义。

当代美国华裔建筑师贝垏铭的作品法国卢浮宫扩建工程以明快的棱形金字塔式造型，用现代抽象形式和先进技术结合古老文化形态，融入历史悠久的风格，成为卢浮宫新的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1]李砚祖.艺术设计概论[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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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染色艺术，是把以往用于纺织品图案的印、染色技术提取出来，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手段加以利用，它以现代视觉语言，全力追求画面的简洁效果和清新魅力，并努力表现隐藏于画面之中的民族之魂和作者的个性情怀。有资料显示，从人类开始装饰自身的时候起，染色艺术就诞生了。其中有起源于印度的蜡染，也有发源于我国而后又在唐代传入日本的蜡染织物。然而，把染色艺术发展到如此面貌崭新和艺术高度的却是日本。自明治以来，从为海外万国博览会制作壁挂及其它纪念性作品，染色艺术已经和油画、版画、日本画等其它绘画艺术一样，广泛得到政府的支持、专家的认可和广大国民的喜爱，从而确定了它在美术领域的独立地位，成为国民喜闻乐见的新的美术形式。

染色艺术，重在染色。有些作品对厚重古雅的色调有所追求，强调蓝、茶、黄、黑等天然染料朴素之美，有的则有效地运用了化学染料那种明快、鲜亮的色彩魅力，使作品富有强烈的现代感。总之，作者把色彩作为情感的抒发与寄托。造型上虽然也有写实的，但却能跳出传统写实的理念和模式，把简洁的块面运用和理性的画面构造作为叙述语言。有的画面构成气势雄浑，极有震撼力，有的作品造型虽然近乎于刻板，然而涌动着一种激情与风骨。那种显著的色调构成和构图的多样化，对于不同景物和事物的解读力，高度的概括性，造型的装饰性，到位的造型力，具体和抽象的和谐，使染色艺术的风格独树一帜，富有极强的艺术个性和感染力。

我们强烈地感到，在现代化达到相当程度的日本，一方面大量输入西方现代技术，物质文明极大丰富；同时，古老的民间传统工艺品越来越得到人们的珍爱和强烈需求，成为现代人精神文化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这并非偶然。由于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使日本成了高效率、高收入、高消费的国家。随着民众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和生活习惯上的欧化，对美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总是渴望得到物质与精神的平衡享受。基于这种社会的发展需求，现代日本染织作家们，立志克服过去手艺人的匠气，而以现代染织造型作家的姿态登场，作品日趋文化性。也顺应时代要求，直面现代艺术，创作了不少具有民族情感和个性强烈的染织作品，如：具有民族特色的屏风画，在传统器物上表现现代美。还有作为室内装饰的壁画、壁挂或横额，多以表现风俗民情为内容。一些颇具地域色彩的民艺品，也都是运用了蜡染及友禅染、红型染及型染画等手法制作成的艺术欣赏品，风格粗犷、单纯大方，感情热烈、真诚奔放，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聪慧和对美的独特见解。看了这些作品，使人一目了然而回味无穷。另一方面，还有结合现代建筑，如宾馆、美术馆、博物馆、会议中心等人群集聚的场所，制作的现代纤维作品都极为鲜明地体现了20世纪现代艺术的特色，给人以时代感和材质美的享受，与现代人的生活气氛和建筑环境十分协调。

这些艺术品，在民族文化交流方面和对外贸易方面已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有些获奖作品成为当代日本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被收藏于国立美术馆。有几位染织作家（染色艺术家和纤维艺术家）已被国家指定为“人间国宝”（无形文化财产保持者），这些艺术家在继承和发掘民族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艺术性探索，努力开拓着新的创作途径。近年来，配合现代建筑艺术，染色艺术和纤维艺术在室内装饰中，起到了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美化人民生活环境的作用。因此，艺术研究者把它看作是建筑艺术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

其实一些传统染色技法，如蜡染、绞染等，据历史考证，几乎都是先后从中国传入日本，而后又有了很大发展。在日本久负盛名的“西阵织”丝织艺术品及其技术，就是随着我们的祖先秦人带到了日本的京都，现代染织作家又将其发展为可以与雕刻艺术相媲美的艺术；还有我国染色中的蓝染，传入日本的冲绳岛以后，被发展为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红型染，日后几十年中，被当代日本民艺运动的倡导人之一，已故东京艺术大学教授芹泽圭介先生研究创新为颇具艺术特色的“型染画”，为当代日本染色艺术增添了不可磨灭的光彩。这些本来都属于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但没有应有的重视和继承，有些甚至将面临人亡艺绝的危险。我们有责任呼吁，如果再不及时抢救，将会造成我们在经济上的，更为重要的是民族文化艺术上的损失。如果我们能尽快地把这一事业重视起来，就会大大有益于我们挖掘、研究、整理我国传统的民族艺术，包括少数民族的艺术，特别是民间工艺美术。这对于传承民族艺术，提高艺术品的文化品质，促进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文化价值。同时也无疑对开拓我国纤维艺术和染色艺术，繁荣我国美术创作，将历史性地起到奠基作用。日本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我们应该充满信心。

由于日本很早就注意了民俗学这一学科，对民族艺术的保存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从近代日本思想家柳宗悦的民艺运动，到大阪、仓敷等城市的民艺馆以及大阪民族学博物馆的建立，大大激发了日本人民珍惜民族遗产和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艺术的欲望。好多艺术家努力成为学者型的艺术家，除广泛学习民族文化外，陶艺家研究多种釉的结合，染织作家研究色的化学反应。艺术与科学的相互渗透，造就了日本一批具有现代特质的艺术家。包括日本画画家和现代雕塑家，他们极为重视材料的选择和制作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作品不论在表现手段与艺术风格上都有相当的创新性，使当代日本美术事业的发展为世界注目。

日本的纤维艺术和染色艺术，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脱颖而出，也得力于独特的创新教育。其特点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极力反对模仿，重视艺术创造，培养重点是，在探索和发展的气氛中发展学生个性和创造力。所以在师资力量的配备上，既有颇具实力的教授讲造型基础，也经常聘请活跃在艺术界的先锋艺术家讲艺术论，以此培养学生全面的艺术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