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的来源和风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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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长期被认为是“清明节男主角”的介子推是古代的楷模，介子推侍奉晋文公重耳，在他没有当国君的时候跟他去各国流浪，路上没粮，重耳饿得快死了，介子推把大腿肉剜下来给主公做汤喝。

等到重耳当上了国君。想要报答介子推的时候，介子推却带着自己的母亲逃到了山里。

晋文公打算三面放火烧山，提这个建议的人认为介子推是孝子，会带着母亲逃出来。不幸的是介子推和母亲一起抱着大树惨死。

晋文公从此再不吃烤肉，也要求在放火；烧山的三月(农历)里，全国都要吃生冷的食物，不许起火，以便祭奠这位了不起的介子推。

晋文公还用介子推抱着死的大树做了一副木头拖鞋趿拉板，每天走路脱鞋都想起这位好朋友，后来人们就用“足下”，来尊称朋友。

这件事情的中心思想如下1、伴君如伴虎。老板说要提你，不答应是危险的。2、大腿少一块肌肉的人，火灾逃生会很难。但是古人不这么想，他们认为介子推是一位了不起的臣子。

作为寒食节的清明

寒食节从山西河北扩散到全国的大部分地区，逐渐成为一个不仅仅纪念介子推，而且纪念家族中的逝者的节日。寒食节一般被认为是冬至之后一百零五天，有的地方，比如山西的一些乡村，汉朝的时候就过长达一个月、甚至一百天的寒食节。

这事让东汉丞相曹操感到非常恼火，山西的北部本来就是个战略要地，有着汉民族最优秀的养马场和骑兵(吕布、张辽这样的猛将都是山西人)。此地紧接着匈奴等游牧民族，当地人却有个如此大的斋月，连吃一个月生冷东西之后，慢性胃病不说，战斗力也处在一年中的最低点。

曹操于是下令“闻太原、上党、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子推”，“令到人不得寒食。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敢吃凉东西要被判有期徒刑，这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头一遭。

唐朝之后，清明和寒食两个节日逐渐合并在了一起，清明接受了寒食节的一些风俗。在今天的清明，一些地区仍然有“不动火”的习俗。

山西民间禁火寒食的习俗多为一天，少数地方仍然习惯禁火三天。晋南地区民间习惯吃凉粉、凉面、凉糕等等。晋北地区习惯以炒奇(即将糕面或白面蒸熟后切成骰子般大小的方块，晒干后用土炒黄)作为寒食日的食品。一些山区这一天全家吃炒面(即将五谷杂粮炒熟，拌以各类干果，磨面)。

为了使寒食不至于伤身，一些运动被引入寒食节，比如蹴鞠和拔河。

作为上巳节的清明

西方中世纪的传统是七天休息一天，人们星期天就不工作，除非生活特别困苦的，可以向神父请求：“星期天我加个班行吗?”神父答应了，上帝才不怪。

中国的假日不固定，民间一般是休息初一、十五，一个月的两天。还有一些节日也可以休息。中国的大部分奇数月份都有节日：正月初一的春节、三月初三的上巳节、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七月初七的乞巧节、九月初九的重阳节，只有十一月十一没有节(公历的11月11日如今成了“排队日”和“光棍节”)。

三月初三上巳节，是清明风俗的又一个来源，民间传说这是王母娘娘的生日。上巳节可以追溯到纪念伏羲，是一个对生殖力量表示崇拜的节日。也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节日，一直到汉朝，还有一些地区的三月初三允许青年男女野合。但在儒家思想逐渐掌权之后，三月初三变得更含蓄内敛，生殖力量改用斗鸡蛋(染红了皮的熟鸡蛋对撞，撞坏了吃下去)等仪式来表现。

上巳、寒食两节期间，姑娘们最喜欢从事的运动是秋千，因为秋千荡高了，可以看见墙外的事物，这对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姑娘们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苏轼有一阕《蝶恋花》，专讲春天的浪漫秋千：“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在山东的一些地方三月初三还有拴娃娃的风俗，把寺庙里的泥娃娃拴(当然要给和尚或者老道钱)一个回家，不孕不育的夫妻就容易得子，这是当时的一种风俗。

更为普遍的上已风俗是春游踏青，这种风俗后来被清明节所吸纳，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清明的东京城非常热闹。

从节气到节日的清明节

清明这个称呼最早是指导农业的二十四节气之一，时在春分后十五天。在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基本确定下来，清明是其中一个。按农时历法类书籍《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对于一个普通中国农民来说：清明是表征物候的节气，含有天气晴朗、草木繁茂的意思。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清明开始农民就要忙碌起来，这几天懒惰就会耽误农时。

唐代之前，寒食、上巴和清明是时间、主题不同的节日。不过人们经常把这些节日串在一起过。唐玄宗时，朝廷曾以政令的形式将民间扫墓的风俗固定在清明节前的寒食节，不过民间仍然在扫墓也由寒食顺延到了清明。

这种政令改变风俗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宋朝人过乞巧节，却往往在七月初六就大行庆祝，如同除夕和平安夜一个道理。为此宋太祖曾经下令好几次，所有士农工商都要初七正日子再庆祝，遗憾的是，民俗往往不是政令所能改变的。

入宋之后，清明和寒食逐渐合二为一，清明将寒食节中的祭祀习俗收归名下。同时，上巳节“上已春嬉”的节俗也被合并到了清明节。到了明清以后。上巳节不再是节日，寒食节基本消亡，春季只剩一个清明节。

宋朝之后，清明节负担了祭祀祖先、扫墓和农忙前动员的任务。祭祀祖先可以使整个宗族有更大的凝聚力，无论堂兄弟、族兄弟之间正月里耍钱急了眼，还是有什么私怨，一旦向同一个祖先牌位磕头，就可能前嫌尽释。

直到今天，在中国农村里，宗族团结可以不受气，如果足够团结而且人丁兴旺，还可以跟别的家族争争灌溉用水、打打架。也不会吃亏。

清明的风俗也逐渐确定下来：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家。

篇2

一、认知中国民俗文化

1.中国民俗文化的内涵：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与人俱来，与族相连，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烙上了群体性共识的印记。任何民俗，说到底，都是一种群体性的感受和认同。各民族中最古老的民俗：神话、巫术、图腾、方言、仪式等人类最初的原生态文化意识图，它是集群而居的初民在共同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下，相同的生理、心理机制不约而同滋生的共同约定和俗识。其中积淀着人类实现自我进程中，使人逐步摆脱兽性，光大人性的共同的文化基因与文化进化系统，其基础，如同含金的伴生矿的原生态民俗。其延伸，则表现方式颇为繁多。

从民俗的一般形态而言，它是一个国家或群体固有的传承性的生活、文化形态和观点。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风土风物的物质层面。民俗文化的差异具有明显的地域和自然条件因素。“风土人情”具体就是指因山川、物产、气候和风俗习惯等差异而形成的“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地域特征。第二，风俗习惯的制度层面。因自然地理条件影响，社会生产的不同，以及历史遗留的人文制度的不同，而形成各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习惯。第三，等的精神文化层面。由于各民族的历史遭遇、战争创伤、民族压迫，以及自然灾害的深重苦难，这些都必然会在民俗信仰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如岁时节令、民族的重大喜庆、纪念日，有不少反映出对战争的痛恨，对压迫的信念，对英雄和杰出人物的缅怀、追念和崇敬，对人寿年丰、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各民俗信仰各具特色。

2.民俗与生活息息相关

民俗来源于生活。中国民俗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民俗不是古老的，民俗是一种生活相，一种传承性的生活的样子。没有文字或人规定我们这么做，但我们会不自觉的进行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民间有句俗话叫：“大俗大雅也。”民俗蕴含着许多“大雅”的东西，不仅是过去的、现在的，更是未来的。

原始信仰习俗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长期传承和流行，是中国传统民俗的一大特点。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术、占卜、祈禳、祭祀、禁忌等习俗不但在人们的信仰活动中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且贯穿于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不必花费笔墨去叙述形形、纷繁复杂的巫术、祭祀仪式，只要看看人们日常生活中渗透的信仰习俗，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如图1

我们今天总是谈到的中国传统民俗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汉族的传统民俗。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历了多种变革，并不断地吸收和融合了许多外来文化，却又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联绵不断的发展系统。上述状况反映在民俗上，便表现出既一以贯之，又不断变迁的特点。

二、“和顺”的中国民俗

管子曰：“不暮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民族的发展与民族习俗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仅汉族的节日、婚娶、寿诞、祭祀等风俗也可谓浩若烟海，难以言尽。在这些习俗活动中，“和顺”始终承载着民俗的内容、民族的感情及人们的愿望。透过除夕夜、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夜、中秋节和重阳节等一年中的各个节日，团圆始终是亘古不变的主题。形形的节日充分反映了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对传统节日风俗的重视和对祖辈师长的尊敬，寄托着中华儿女慎终追远的浓浓盛情和吉祥团圆的殷殷企望。

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一个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节气为节日的产生提供了前题条件，大部分节日在先秦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但是其中风俗内容的丰富与流行，还需要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早的风俗活动是和原始崇拜、迷信禁忌有关；神话传奇故事为节日平添了几分浪漫色彩；还有宗教对节日的冲击与影响；一些历史人物被赋予永恒的纪念渗入节日，所有这些，都融合凝聚节日的内容里，使中国的节日有了深沉的历史感。

三、从中国民俗文化中找到空间展示的设计思路

篇3

在我国的传统节日里，各民族和地区的民间风俗都不一样。泉州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在每一个传统节日里都蕴含着泉州风味小吃特殊的意义，如：润饼、糖果丸、粽子、九层果等。这些风味小吃正是这些传统节日中的产物。为了让幼儿更好地了解家乡传统饮食文化，我结合泉州传统节日，利用本地营造的乡土节日氛围，设计了乡土资源主题活动“传统节日与泉州风味小吃”。

二、主题活动目标

1.知道祖国一年中的传统节日，了解传统节日里蕴含的民间文化习俗及风味小吃。

2.感受家乡特有的民间风俗气氛和体验家乡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激发幼儿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

3.幼儿对闽南童谣感兴趣，体验闽南童谣特有的韵律和节奏。

三、家长工作

请家长帮孩子寻找有关泉州传统节日活动和民间风味小吃的的图片，给幼儿讲讲传统节日和泉州饮食文化的有关典故等，并在节日里带幼儿去参加活动和品尝小吃。

四、环境创设

有关传统节日的图片，幼儿和家人一起参加过的传统节日活动照片，家乡举行传统节日活动的图片，区角 “美食街”材料投放，请幼儿自己动手运用各种材料制作泉州的风味小吃。

五、供选择的教育活动及目标

六、主题思考网络

七、相关的环境创设工作

八、主要活动教案、实录和活动照片

主题活动之一：泉州风味小吃自助餐（亲子活动）

设计意图：其一，了解品赏泉州传统民间的风味小吃，感受泉州丰富多样传统节日和相对应的民间小吃，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的情感。其二，为主题活动之二语言：“节日歌”做好知识和经验准备。其三，体验品尝食物的开心和互相分享食物和知识的快乐。

活动目标：

1.了解品赏泉州传统民间的风味小吃。感知其味道、口感的不同，并能用较完整的语言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2.感受泉州丰富多样传统节日和相对应的民间小吃，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的情感。

3.体验品尝食物的开心和互相分享食物和知识的快乐。

活动准备：

1.请家长自带一道小吃，并和孩子说说这道小吃的名称，在什么传统节日里有吃这道小吃，讲讲有关典故，并和孩子一起参加亲子活动；

2.布置一个自助餐厅，每一道菜都标出菜名。

活动过程：

1.以“自助餐”的形式，开展泉州民间小吃品尝活动。请幼儿介绍自带的小吃名称，并给全班小朋友讲讲什么传统节日里有这道小吃，陈述与该小吃有关的典故。请亲长讲讲带来的小吃是在哪里买的或是怎样做的。

2.请幼儿品尝小吃。提出要求：和同伴们互享，品尝前要洗手，品尝时要借助餐具。

3.讨论：你吃了什么？什么特点（外形和味道）？用什么做的？自己认为最好吃的是什么？为什么？你在哪里也吃过？

4.收拾餐具。和同伴或家长谈谈刚才品尝美食的心情，以及分享食物和知识的快乐。

主题活动之二：节日歌（闽南童谣）

设计意图：

在我国的传统节日里，各民族和地区的民间风俗都不一样，泉州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在每一个传统节日里都蕴含着泉州风味小吃特殊的意义，如：润饼、糖果丸、粽子、九层果等风味小吃正是这些传统节日中的产物。为了让幼儿更好地了解家乡传统饮食文化，我结合泉州传统节日，利用本地营造的乡土节日氛围，设计了乡土资源主题活动“传统节日与泉州风味小吃”。

我觉得需要有一个载体能把传统节日和泉州的民间小吃之间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表现出来，并通过教学活动传递给幼儿，让幼儿了解传统节日和泉州民间小吃的关联和内涵，让幼儿知道一年中的传统节日，并感受到家乡独特的饮食文化，激发了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那么，哪个领域最适合做这个载体呢？我思考着，最后选择了语言活动，而童谣作为我们闽南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幼儿喜欢的体裁，只可惜我一直找不到能表现这个主题的童谣教材，于是我便大胆创编了闽南童谣“节日歌”。

活动目标：

1.体验闽南童谣特有的韵律和节奏，能用泉州话有节奏地、大胆地朗诵。

2.知道一年中的传统节日，感受家乡传统节日里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的情感。

活动准备：

1.物质准备：有关传统节日的课件和图片；图谱、节奏卡。

2.知识准备：初步了解各传统节日的风俗习惯，了解泉州民间风味小吃，学会闽南童谣“果子歌”，懂得新历与农历的关系。

活动过程：

一、导入部分。复习闽南语童谣：“果子歌”，感受童谣的韵律和节奏，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1.“果子歌”是用什么话来朗读的？“果子歌”里提到月份是指新历还是农历？

2.一年中有哪些节日？引导幼儿用“几月几日什么节日”的句式完整回答。你们说的是新历，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农历的传统节日，你知道多少？

二、观看课件，了解传统节日的时间、名称及与其对应的活动和小吃。

课件一：“庆春节”。

提问：你看到什么？这是在庆祝什么节日？春节是农历的什么时间？要求全班幼儿完整回答（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出示相应的文字或图片）。

课件二：踩街游灯过元宵节。

提问：这是在庆祝什么节日？农历的什么时间闹元宵？这一天吃什么？

课件三：端午节扒龙船。

提问：他们在比赛划龙船和包粽子。这是在庆祝什么节日？

课件四：清明节。

提问：他们在做什么？每年的这一天你和家人是怎样祭祖的？

课件五：中秋节。

提问：中秋节是什么时间，全家团圆在一起吃什么吗？

三、多种形式学习“节日歌”。

1.完整欣赏一遍“节日歌”，感受童谣特有的节奏和韵律。

问题：这首童谣的名字叫什么？里面说到了哪些传统节日？哪些节日是你曾度过的？

2.观看“节日歌”的幻灯片，理解童谣的内容。

提问：每个节日里有什么活动？有什么小吃？

借助幻灯片，逐一引导幼儿用童谣的句式来完整回答。

3.借助图谱，分句学念“节日歌”，感受童谣的句式结构。重点理解和发音：节、煎嗲、赏月、重阳节、辞年。

（1）教师用图谱表示出句式一。

（2）问题：正月初一是什么节？这一天里大家都吃什么？

（3）看图完整念出句式一“正月初一是春节，面线鸡蛋过新年”。

（4）逐一出示每一句的图谱，以问题“这句里讲到什么活动？有什么小吃？”引导幼儿念出童谣的每一句。

（5）利用节奏卡感受童谣的节奏和韵律。引导幼儿边拍节奏边完整地念一遍“节日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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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 初一 是春 节， 面线 鸡蛋 过新 年

4.师小结：这首“节日歌”里一句一个节日活动，有节日的时间、名称以及小吃。闽南语是我们的家乡话，你觉得咱们的家乡话好听吗？我们家乡有着自己的童谣、板书、闽南歌，可好听了。还有家乡人特别是老年人最爱看的歌仔戏、梨园戏等。

5.借助幻灯片有节奏地朗诵“节日歌”，感受闽南童谣的节奏和韵律美。

四、歌表演“天黑黑”，在歌表演中自然结束。

附1：

闽南童谣“节日歌”（自编）

正月初一是春节，面线鸡蛋过新年；

正月十五元宵节，游灯踩街上元圆；

四月五号清明节，祭祖扫墓包润饼；

五月初五端午节，煎嗲绑粽扒龙船；

七月初七娘妈生，牛郎织女糖丸；

八月十五中秋节，全家赏月月饼圆；

九月初九重阳节，尊长敬老九层；

廿九另晚年叨到，造龟炊来辞年

附2：

果子歌

正月甘蔗节节长，二月青果两头黄，

三月梅子酸兰兰，四月枇杷满街黄，

五月杨梅红贡贡，六月莲蓬水中央，

七月红菱人人爱，八月龙眼送上门，

九月香蕉双头翘，十月金橘满山园，

十一月柑仔用笼装，十二月红柿甜又软。

主题活动之三：龟果糕点元宵丸（泥工）

设计意图：

首先，培养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通过手工制作家乡风味小吃，进一步了解和体验家长风味小吃的各种制作手艺。感悟家乡人民心灵手巧，勤劳智慧的精神，增进幼儿爱家乡的情感。其次，巩固和感受前面语言活动：“节日歌”的节日民间风味小吃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容。再次，为后面的角色游戏“美食一条街”创设提供游戏材料。

活动目标：

1.尝试运用团圆、压扁等技能塑泥，并用辅助材料装饰。

2.体验制作和成功的乐趣，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

活动准备：

知识准备：前一个活动已看过吃过的泉州民间小吃；

物质准备：橡皮泥、泥工板盘子、湿毛巾、牙签等。

活动过程：

1.回忆前个活动看过、吃过的小吃，激发幼儿的制作兴趣。

2.出示龟果糕点元宵丸，请幼儿说出小吃的品种和外形特征。

提问：你还吃过什么民间糕点？你们知道它们是怎么做的？

3.幼儿塑泥交代的注意事项：

（1）应在泥工板上塑泥，不要把橡皮泥掉到地上。

（2）注意按比例分泥。

4.幼儿操作，师巡视指导。

鼓励幼儿作品做大点，花样多点。

5.作品展示和分享交流：

（1）向大家介绍自己的作品，谈谈哪些做得很成功，哪些要怎样改正才会更好？

（2）参观大家的作品，边和同伴讨论，你喜欢哪一件作品？为什么喜欢这件作品？

主题活动之四：爷爷为我打月饼（歌曲）

设计意图：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一个节日一个风俗，一个风俗一道民间小吃。中秋节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团圆之日，月饼更是具有团圆意义的赏月食品。月饼作为传统的佳节美食，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吃的意义，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因此，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不仅让幼儿了解中秋节，更是为了让幼儿了解月饼的深远意义，了解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活动目标：

1.学唱歌曲，运用肢体和乐器表现歌曲的节奏感。

2.正确运用铃鼓、小铃、圆舞板等打击乐器来演奏歌曲。

3.了解歌曲的年代，感受歌曲中对爷爷的敬爱之情。

活动准备：

1.铃鼓、小铃、圆舞板等打击乐器。

2.参观面包房的师博制作月饼的过程，尝试“打月饼”。

3.动画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

活动过程：

1.谈话引入活动，了解月饼的由来和制作方法。

教师：中秋节一家人会围在一起边赏月边吃什么？为什么吃月饼？月饼怎么做出来的？

2.介绍歌曲的由来，理解熟悉歌词。（让幼儿了解歌曲的年代，知道歌曲中的爷爷指的是谁）

教师：今天我们学习一首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这个爷爷是谁呢？爷爷为什么要打月饼呢？歌曲中的小朋友喜欢这个爷爷吗？为什么喜欢？爷爷为小朋友打了月饼，小朋友是怎么感谢爷爷的呢？

3.欣赏歌曲动画，熟悉歌曲的旋律。（幼儿通过欣赏动画歌曲，熟悉旋律并跟唱歌曲）

4.用身体动作表现歌曲的节奏。

（1）幼儿在每一句的最后一拍“呀”字的地方拍一下肩膀。

（2）练习“月饼圆圆甜又香呀”这一句中拍肩膀和拍腿。

（3）练习最后跺脚的两小节。

（4）身体和音乐结合整体练习。

5.打击乐：爷爷为我打月饼。

（1）按乐器的分类来分组练习拍打节奏。

（2）根据歌曲节奏进行打击乐器演奏。

主题活动之五：龙船赛（体育）

设计意图：

通过游戏再现端午节划龙舟的热闹场面，体验传统节日“赛龙舟”激动、令人振奋的心情。通过游戏让幼儿懂得只要团结起来，动作整齐、齐心协力，就能战胜困难，再次感受板书“节日歌”里五月初五端午节“扒龙舟”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的感情。

指导要点：

1.教师讲解游戏玩法，请一组幼儿做示范。

幼儿自由结伴五人一组，后面的幼儿依次抱住前面幼儿的腰或者拉住衣服，蹲着向前走。哪一组先划过终点就是冠军。

2.播放背景音乐，幼儿边朗读童谣边游戏。

提醒幼儿步调一致，有节奏地蹲着向前走。

3.组织幼儿讨论：小朋友要怎样才能得冠军？

师小结：这个比赛就是要大家团结起来，动作整齐、齐心协力，才能战胜困难，夺得冠军。

主题活动之六：美食一条街（角色游戏）

设计意图：

游戏来源于生活，生活是游戏的素材。通过角色游戏体验生活，展现生活缩影；创设幼儿喜爱的角色游戏环境，使幼儿的创新能力和交往能力得到充分地发展，让幼儿在角色游戏中感受、体验家乡美食，爱乡之情得到升华。孩子在前面的泥工活动中的作品，得到了进一步地展示，孩子的作品发挥了极大的价值，孩子再次体验成功的喜悦。

主题活动之七：踩街游灯闹元宵（表演游戏）

设计意图：

通过游戏再现正月十五元宵节的热闹场面，把平时学过的歌曲、舞蹈、表演等表现出来，体验泉州元宵节的传统节日气氛和所蕴含的文化内容。通过表演游戏进一步体验“正月十五元宵节，踩街游灯闹元宵”的含义。

附：主题活动剪影

九、主题活动反思

当今，洋节日正逐步进入我们日常生活，如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等，针对当代青少年有热衷西方节日而淡漠中国传统节日的倾向，在幼儿园开展中国传统节日活动使下一代秉承祖先遗留下来的优秀传统美德是有必要的，也是非常紧迫的。我们发现要挖掘民间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教育资源，“传统节日”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一）寓民间传统节日文化教育于主题活动中

在整个主题活动中，我尝试以“传统节日文化”与“泉州民俗和风味小吃”为切入点，开展研究将传统文化教育融于情感教育、贯穿于幼儿一日生活、融入主题活动和课程生成之中。围绕中国一年中的传统节日，我班先后开展了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中秋节、重阳节、除夕等主题教育活动。每个主题中的每个活动内容都围绕节日展开。如：在“端午节”主题活动中，通过“包棕子品棕子、看龙船赛龙船、听屈原故事”来了解历史人物和典故、进行爱国教育；在“元宵节”主题活动中，通过“画灯做灯逛灯会、做元宵吃元宵其乐融融、唱歌跳舞游灯踩街”来体验热闹喜庆的民俗活动气氛；在“重阳节”的主题活动中，通过“请爷爷奶奶到幼儿园参与活动，忆苦思甜、展示夕阳红才能、一起品尝重阳糕”来引导幼儿尊敬父母孝敬老人，学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二）民间传统节日文化与主题活动的整合

泉州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其中泉州风味小吃以其品种繁多、美味可口享誉海内外。每一个传统节日里都蕴含着泉州风味小吃特殊的意义，如：润饼、糖果丸、粽子、九层果等风味小吃正是这些传统节日的产物。我结合泉州传统节日，利用社区营造的乡土节日活动氛围，开展主题系列活动。

从主题活动目标来看，每个活动既是单一的，又是相关联的，前一个活动为后一个活动做知识和经验上的准备，后一个活动进一步巩固和体验前面的活动。每个活动的目标也是循序渐进，相辅相成的，使民间传统文化与主题活动得以有机整合。

（三）民间传统文化与生成课程的方案

在民间传统文化与主题活动整合的探索中，形成了一套“生成课程”的方案。如：在语言活动“节日歌”里生成了泥工活动“龟果糕点元宵丸”，体育活动“龙船赛”。因为有了“泉州风味小吃自助餐”做知识准备，又有了泥工“龟果糕点元宵丸”的作品做材料，角色游戏“美食一条街”应运而生。从闽南语童谣“节日歌”里这句“踩街游灯闹元宵”和“煎嗲绑粽扒龙船”，生成了表演游戏“踩街游灯闹元宵”和体育活动“龙船赛”，而幼儿在角色游戏和表演游戏中又进一步感受和体验了“节日歌”的内容。

就这样，从中国传统节日的主题里生成了闽南语童谣“节日歌”，又从“节日歌”里生成以上每个领域的课程和创造性游戏，形成了一套“生成课程”的完整方案。

（四）将民间传统文化融入各领域教学活动中

篇4

（一）直接传承人

民俗艺术的“直接传承人”指民俗艺术的从艺者们，他们承继着历史的传统和前人的技艺与经验，坚持着地域的特色和行业的规约，延续着各自艺术门类的功用和门派的风格，不间断地从事艺术的创作、展演与生产，尤其是以带徒、演示、教习等方式培养后辈，使民俗艺术的品类和技艺得以薪火相传、延绵不绝。民俗艺术有民俗造型艺术与民俗表演艺术的门类区分，它们在传承方式与传承规律方面也有所区别，它们的直接传承人或从艺者的传承活动自然也各具特点。拿民俗造型艺术的直接传承人来说，坚持从艺，坚持制作传统产品并创新题材和工艺，以满足俗民社会的文化与生活需求，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传承。同时，撑持作坊，带徒传艺，培养行业的继承人更是传承的基本方式。民俗造物艺术涉及材料的选择和加工、艺术产品的设计、工艺流程的制定、工具的使用、技术手段的运用、行业信仰和行规的遵守、行话的掌握、民间知识和风俗习惯的深入了解、民俗审美的领悟、产品功用的开拓、艺术市场的把握等方面。此类传承主要在作坊、工场等空间展开，围绕民俗艺术品的制作流程，通过眼观、耳听、嘴问、手动、心悟，在具体实践中掌握技术要领、基本方法，领悟民俗传统和文化精神。直接传承人既是从业者，也是授业者，构成民俗艺术传承、发展的主要因素。拿民俗表演艺术的直接传承人来说，他们从事民间小戏、木偶戏、皮影戏、傩戏、讲经宣卷、唱山歌、讲故事、民间舞蹈、民间曲艺、杂耍、吆喝等表演，主要以语言、动作构成民俗艺术的要素，以过程性为其展演特点。与民俗造型艺术有形的物质形态相对照，民俗表演艺术以无形的非物质文化形态为主要存在方式。民俗表演艺术的直接传承人未必都是专门的从业者，他们可能是农民，也可能是市民，不少人另有职业，从事民俗艺术的表演乃出于兴致和对民俗氛围的热衷，大多不作为谋生的手段。他们不论是常年的表演，还是季节性、节日性或伴随某生产环节的自娱性表演，总因民俗艺术的应用与传布，成为实际的传承人。他们也带徒传艺，但更多的是在观赏、模仿、参与和教习中培养自己的后继者。直接传承人既亲自参与民俗艺术活动或民俗艺术品的制作，又以带徒、教习的方式传授他人，在传统的延续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间接传承人

民俗艺术的“间接传承人”指民俗艺术的非从业者或非专业人员，但他们与民俗艺术的传承、保护密切相关，他们关心、热爱、参与、学习、研究、推介民俗艺术，从而强化了民俗艺术的存在，推进了民俗艺术的传承。民俗艺术的“间接传承人”包括民俗艺术的收藏者、研究者、工作者、出版者和爱好者们，这些人员或机构所组成的庞大阵营构成了民俗艺术传承主体的重要方面。他们从各自的关注点出发，为民俗艺术的传承创造了条件，虽不直接介入民俗艺术的生产过程和传习活动，但为其传承构成了良好的主体背景，成为间接的传承因素。民俗艺术的收藏者们以木版年画、纸马、泥人、剪纸、风筝、皮影、红木雕件、木雕构件、玉石雕刻、紫砂茶壶、拴马石、油灯、玩具、饰品等民俗艺术作品为收藏专题，他们的收藏与展示扩大了这些民俗艺术品类的影响和传播，荟萃了各地域的相关信息，促进了文化艺术市场的活跃，并带动了这些民俗艺术品的生产，从而推动了民俗艺术的传承和保护。除了个人收藏者的单一品类的收藏，一些民俗博物馆、民俗艺术馆的多品类的征集、陈列与收藏，往往与地域文化、馆址氛围相联系，也为民俗艺术的传承营造了背景。民俗艺术的研究者们以民俗艺术为研究对象，经过实地踏查、走访座谈、作品采集、文献审读、现场体验、活动记录、市场观察、统计分析等，对某一民俗艺术类型做出历史的、功能的、审美的、价值的、应用的、市场的，以及其他理论与实践范畴的研究。或者，他们从宏观的理论出发，对民俗艺术志、民俗艺术史、民俗艺术论做出学科性质的理论阐发。这些研究成果将推进民俗艺术的创作实践，帮助人们深刻认识民俗艺术的历史发展和基本规律，并引导民俗艺术的传承、发展、保护和应用。研究者们以理论层次的介入，使他们实际上已成为重要的间接传承人。

民俗艺术工作者指民俗博物馆和民俗艺术馆的工作人员、民俗艺术行业和产业的管理者、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相关工作人员以及民俗艺术市场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他们既不是民俗艺术的直接生产者和展演者，也不从事民俗艺术的传授和讲习，但他们以民俗艺术为工作重点，或者说，他们的日常工作围绕民俗艺术而展开。他们的管理工作使他们介入民俗艺术的传承，也客观地融入了传承主体，成为又一支间接的力量。

民俗艺术出版者指涉及民俗艺术书刊的编辑者和出版者，他们以民俗艺术研究的论文、调查报告、专著、图册、杂志、丛书、光盘等为工作对象，以文字成果和音像制品介入了民俗艺术的当代传承。至于民俗艺术的爱好者们，人多面广，散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其主要构成是普通的农民和市民。他们坚持贴年画、玩花灯、逛庙会、看社戏、放风筝、唱山歌、打社火、扭秧歌、贴窗花等，并用木雕、竹雕、石雕、刺绣、编织等民俗工艺品装饰居室和环境。由于他们的广泛参与，民俗艺术活动才长盛不衰；由于他们的喜好，民俗艺术品才得以在生活中广泛应用，长期承传。民俗艺术的爱好者，是享用者，也是参与者，他们也构成了民俗艺术传承的主体基础。直接传承人和间接传承人同作为民俗艺术传承的主体，存在着交叉联系的关系，他们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承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凸显了艺术传承与发展中的人的因素，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民俗艺术传承的时空要素

民俗艺术的传承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要素，时间与空间构成了它的传承条件和背景。任何艺术形式都是时间的艺术过程，不存在亘古不变的形态，其盛衰消长正是从时间的向度所识得。在内容方面，时间的投影则更为清晰，题材、主题、思想、心理、情感等莫不与时迁化，因俗异变。至于空间，作为艺术创造、展示、传承、传播、应用的场所，制约着艺术的发展，并构成艺术地方性、区域性和国别性的重要因素。时间与空间的联系与思考，是宇宙观形成的基础。艺术包括民俗艺术是一定时间与空间的产物，本身就包含着宇宙哲学的成分，故而使艺术传承问题也带有哲学思考的意义。

（一）时间要素

民俗艺术的传承就是要将民族生活中所共享的传统艺术形式、艺术手段和艺术精神传习下来，这本身就是基于时间因素的考虑，是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相连相贯，是将其沿着时间轴线的线性推展。传承作为承前启后的运动，以既往为对象，以现在为坐标，以未来为愿望，其中的时间构成了传习的脉络和基准。就民俗艺术具体的传承状况说，时间的要素主要体现在传统年节、庙会活动和文化节庆等方面，它们一般都有固定而明确的时间限定和岁时特征。与这些节日或活动相联系的民俗艺术，其展示或传习自然就带上了时间的印记。拿传统年节来说，所谓“传统年节”，就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各种民俗节日和节气，主要包括除夕、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等。在这些节日的民俗活动和民俗风物中12有不少民俗艺术的成分，它们也随年节而承传，并成为这些节日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如春节中的门神、年画、门笺、窗花、春联、花灯；除凶纳吉的傩戏、傩舞，以及跳灶王、跳财神的街头舞蹈；带着纸扎的凤凰、麒麟，敲打着锣鼓，挨门逐户的唱春人；跳马灯、跑驴儿、踩高跷、荡湖船、舞龙灯、打莲湘等元宵节的户外表演；灯市、花市等新春艺术市场，等等。它们与新春佳节紧密相联，在艺术审美和功能满足的背后，是对时令的认知和对节日的提示。此外，清明节放风筝、戴杨柳；端午节的龙舟、钟馗图、天师符和端午符；七夕节姑娘们的“陈针巧”、《天河配》的木版年画和剧目、用凤仙花汁染红指甲的美甲风俗；中秋节的《嫦娥奔月》图画、“兔儿爷”的泥塑、木版印制的“太阴星君”的“月光马儿”；重阳节插于重阳糕上的刻纸角旗，赏的活动；冬至节启用的《九九消寒图》和数九的歌谣，等等，都以民俗艺术的应用展示传统节日的岁时特征，突出了这些艺术符号所隐含的时间要素。拿庙会活动来说，所谓“庙会活动”，是指与道教、佛教、民间宗教及其他相联系的祭祀、出巡，以及娱神乐人的仪式和表演，它们有固定的期日、固定的祭祀对象和相对固定的空间，每年周而复始地举办，形成地域性的文化传统。庙会活动除了祭神的香火，还有民俗艺术的表演和展示，在当地民众的心目中，庙会往往具有节日的性质。例如，南京高淳县凤山镇永城村祭祀刘猛将的“大王会”，每年在阴历三月十八日前后举行，它以村民舁神巡游为中心，其行进序列为：长杆牙旗，锣鼓队，巡牌，角旗队，唢呐队，刘猛将军，华盖伞，鸾驾队，祠山大帝，龙头三太子，锣鼓队，大扇，神舆等。其中，面具、魁头、唢呐、锣鼓、华盖、銮驾，以及仪仗等，都具有民俗艺术的性质。此外，江苏姜堰清明节的“溱潼会船”，是以为战死者“添坟”祭扫为主旨的大型的水上庙会。庙会上的“会船”有五种，包括篙子船、划子船、龙船、供船、花船，前两种用来比赛争先，后三种是表演用船。除了这五种“会船”本身具有民俗艺术的性质，舞龙灯、挂纸灯、演小戏、挑花篮等也都是民俗艺术的项目。“会船”的出现在当地成为点画清明时令的标志，并使娱人的功能超越了祭鬼的主题。拿文化节庆来说，这类并非传统的新兴会节活动，往往出于地方文化旅游、商贸活动或其他纪念性、公益性的需要而设立，它们具有岁时性的特点、明确的主题、社会性的公共空间，以及主办人官方的或半官方的色彩。这类文化节庆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民间艺术博览会、各种文化艺术节，以及与当地物产相联系的梅花节、茶文化节、油菜花节，等等。在这些会节中，少不了民俗艺术的表演、民间工艺品的陈列与展销、民俗艺术作品和民间艺人的评奖等活动，往往借助舞龙灯、舞狮子、威风锣鼓等营造开场气氛。民俗艺术实已渗透在新兴文化节庆之中，具有表现时间要素的符号意义。

（二）空间要素

民俗艺术的传承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中展开的，传承空间与传承人、传承机缘、传承路径、传承方式等一起构成了传承的要素。民俗艺术的传承空间大到地区、省份和国家，小到具体的场域、场所，对某一民俗艺术类型来说，其传承空间多是寻常可见的有限空间。可以说，任何民俗艺术种类的传承都少不了空间的要素，空间构成了文化传承的必要前提。传承空间根据范围和性质，可大致分为“活动空间”、“区划空间”和“文化空间”三种。所谓“活动空间”，指民俗艺术的某一形态或品类的自然传承空间，作为生活或生产的需要的反映，它往往因地制宜地在动态传习中被加以利用。这类活动空间包括作坊、宅院、场馆、广场、街道等。民俗艺术的各个类型对空间的依赖是不相同的。造型类民俗艺术的传承空间主要是各种大小不一的作坊、工场，它们以家族式的传承和带徒传承为主，一般规模都不大，常常是独自经营，主要用以满足周围人群的生活需要。不论是羽毛扇的制作、泥人的捏制、风筝的糊扎、彩蛋的描绘、竹器的编织、蓝花布的印染等一般民俗艺术产品的生产，还是刺绣、玉雕、牙雕、漆器、银器、微雕等较精细、贵重的品类，其传承空间大多是狭小的作坊或规模不大的工场。表演类民俗艺术的传承空间则主要是田头、场头、街道、广场等公共空间，它需要向乡民或市民展示，因此其展演和传承的空间是开放式的。诸如，唱山歌、演小戏、跳马灯、打腰鼓、扭秧歌、舞龙灯等，都需要一个开敞的或可行进的空间，让观者围观或参与。开放的公共空间就成为表演类民俗艺术的一个显著的传承要素。所谓“区划空间”，指民俗艺术的传承空间在较大的空间范围里加以认定和类归，一般按行政区划做市别或省别的空间划分，或者按经济与社会结构做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划分。例如，民俗艺术中的苏绣主要在苏州地区制作、传承，紫砂工艺品的艺术传承地主要在苏南的宜兴市，泥泥狗出在河南淮阳，唐卡艺术主要传承于青藏地区，二人转盛行于东北，花儿传承于宁夏、甘肃一带，作为“抬阁”类的“水上飘色”流行于广东地区，等等。它们都在一个相对固定而又较广阔的地区传承，并成为特定的区域性文化符号。至于城乡二元的划分，尽管大多民俗艺术形态具有城乡互动的历史趋向，然亦有局限于或城或乡的传承状况。譬如，在春社或秋成以后唱草台戏，在傩祭、傩仪中搞面具出巡和家家路祭，在田间劳作时唱山歌或赛山歌，除夕日在猪圈、牛棚贴“猪栏之神”、“圈神”、“牛栏之神”一类的版印纸马等，就明显只传承于乡村的空间。此外，办灯会、办花市和办灯市，在元宵节进行提灯踩街游行，端午节邀好友、携酒壶去熙游名胜，中秋节民家纷纷占酒楼玩月，人们按季节不同分别举办诗会、酒会、曲会、赏荷会、蟋蟀会、灯虎会等，则明显是在城市里传承。所谓“文化空间”，指民俗艺术的传承空间不受原地传习和自然需要的局限，甚至能突破地域和区划的空间，以及民族的与国别的界限，它以文化同源为背景，以影响型传播为基础，以语言的、文字的、信仰的、工具的等文化圈为范围。所谓“文化圈”，系指具有相同文化因素的区域，作为一个地理上的空间概念，它是文化因素聚集和传播的结果，也是文化中心的文化丛扩散的结果。①例如，与中国的婚冠丧祭相联系的礼仪和风俗，使用夏历的岁时节令和年节民俗艺术活动，以土木为结构特点的建筑艺术传统，以稻米为主食的农耕生产与稻作艺术活动，讲究方块字书写与应用的书艺、书道等，均主要传承于汉字文化圈。“文化圈”这一文化空间既是文化传播空间，也是艺术，包括民俗艺术的传承空间。举例说，中国木版年画在汉字文化圈中就多点传承，除在中国的东南西北都有产地外，在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也见传承。其中，越南的东湖年画至今仍在印售、传承，题材有老鼠娶亲、鲤鱼图、猛虎图、骑龙乘凤图、渔樵耕读、牛郎织女、富贵荣花、娃抱金蝉图、蛤蟆讲读、母猪图、母鸡图、耕牛图、牧童图、舞龙灯、金玉满堂、游戏图、相扑图等，题材大多来自中国，表明了共同的文化圈属性，及其文化传承空间的通连与宽广。

三、民俗艺术传承的生活要素

民俗艺术的传承有赖于生活需要，它总是在民俗生活的层面上展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出于文化功能的推进，另一方面，它又受文化惯性和自身传统的驱动。在民间的婚嫁习俗、寿诞礼俗、家居建筑，以及成长礼俗、社会交际、娱乐活动和民间信仰等方面，都有民俗艺术的应用，并在其传承中显现出生活要素的作用。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充满着艺术，民俗艺术传承在日常生活、经济商卖和审美教育等领域中展现着传承的活力。

（一）日常生活要素

民俗艺术大多是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和传习的，它服务、美化和补充着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完全深入到民众的生活之中。拿婚嫁礼俗来说，其中的艺术品类和传统装饰，就体现了古今相贯、雅俗交融的传承规律和生活逻辑。婚礼中始终以红色为基本色调：新娘涂口红、搽胭脂、着红装、顶红盖头，新房的门窗贴剪纸的红双喜，室内使用红窗帘、红桌围，洞房内燃着一对大红的龙凤烛，行交杯酒礼用的葫芦杯一律漆成红色，众人让小叔子戳开窗纸来“听房”取乐的工具是十把红漆筷，等等。红色成为婚庆礼俗中的主色调，也是相关民俗艺术的基本用色。此外，新娘用的凤冠霞帔、迎亲用的花轿、喜堂中挂着“和合”图的中堂画，以及伴随着婚礼仪式不时唱响的喜歌，诸如《进门歌》、《坐床歌》、《撒帐歌》、《戳窗歌》等，也都是不同形态的民俗艺术。它们渲染了婚礼的喜庆气氛，强化了辟凶就吉的心理追求，寄托了传宗接代、早生多育的愿望，突出了“永结同心”、“百年好合”的生活主题。拿家居建筑来说，门饰、瓦饰、脊饰、顶饰、砖雕、石刻、壁画、花墙、漏窗、门窗木雕、地面花街、室内摆饰等，其图样大多取自民俗艺术的传统题材，同时又满足日常生活和艺术审美的需要。例如，苏中地区的瓦屋脊饰，有“金鸡报晓”、“双狮盘球”、“丹凤朝阳”、“二龙戏珠”、“龙凤呈祥”、“福在眼前”、“长青富贵”等吉祥图样，表达了太平、富贵、祥瑞、久长的生活愿望。再例如，山西常家庄园的影壁、花墙的砖雕，有吉祥语词、祥物的单独使用，更有它们的组合、迭加运用。除了“福”字“、寿”字、“禄”字等吉祥文字，以及日月、祥云、瑞兽、祥禽、名花、珍果、宝物、器用等的单用，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祥物的组合运用，并由某些固定的搭配而形成名称不一的吉祥寓意。例如，鹿、鹤刻在一起，叫做“六合同春”；松树、仙鹤同图，叫做“松鹤延年”；喜鹊在梅枝上，叫做“喜上眉梢”；鲤鱼、龙门同图，叫做“鱼跳龙门”。此外，还有“三星在户”、“太平有象”、“多子多福”、“室上大吉”、“锦上添花”、“麒麟送滋”、“瓜瓞绵绵”等，使建筑带上了福善嘉庆的信息。

（二）经济商卖要素

经济商卖活动虽以效益、利润为追求，但它能通过市场和商品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并在一些方面注意民俗艺术的应用，不仅在装修、促销等方面可借助民俗艺术来美化环境，创造气氛，同时也能以耳熟能详的传统拉近与百姓的距离，从而产生彼此的认同感和亲和力，最终促进商卖的兴隆。例如，不少店堂的装修，尤其是茶馆、酒楼、饭店等处，普遍选用古旧木雕窗扇或仿古木雕作品装饰墙面，也用皮影、剪纸、面具、风筝、刺绣、竹刻、木版年画等作品做室内装饰，还用中国结、蓝印花布、农民画、拼贴画、扇面、雨伞、独轮车、石磨盘、老油灯、蓑衣、斗笠、红辣椒、玉米棒、升斗、大秤杆、古井栏、小石桥等民俗艺术品和旧时的生产、生活用具，以及能反映主题背景的公用实物和特色农产品作为文化符号，装点店面和环境。经济商卖活动一方面借取了民俗艺术的成果来带动营销，同时又为民俗艺术的应用注入了商机，使装修用的民俗艺术构件和产品的生产在近年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因此形成相关的产业和产业链。此外，商业活动中的民俗艺术的表演也逐步增多，一些标榜地方与民族特色的民俗餐馆和景区的旅游饭店，常见有民俗歌舞的表演和民族乐器的演奏，有的还到游客的餐桌前以民歌演唱或说吉祥话以劝客饮酒，使民俗艺术表演成为商业活动的一个部分。另外，民俗艺术的一些技艺在商业活动中扩大了演示的空间，例如，当场表演人物剪影，捏泥像，雕木像，表演编草虫、打绳结、塑面人、吹糖塑等，加上舞龙、舞狮等室外的开场表演，民俗艺术在当今的商业活动中有了广泛的应用。这既反映了民俗艺术的坚韧活力，又表明它对经济商卖要素的接纳和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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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习俗，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社会风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物质和文化成果的总和，它既是人类自身活动在一定社会层面上的文化反映，也反映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重大的风俗习惯和传播活动。同时，从文化形态的构成方面来说，节日习俗的种种广告行为和传播方式也有着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正是由于民俗的基础性地位和巨大的包容性内涵，这也使得它在基础文化形态领域中的地位被大大地提升了。因此，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民间习俗，得出其中潜在的社会心理和文脉关系无疑是相当重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随着传播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基础手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被拓展开来，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虽然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传播活动却是由来已久的，并且始终伴随着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倾向和习惯—传播习俗形成了。”从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说，传播习俗也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习惯性、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也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传播活动中，传播习俗是具有着基因性意义的。

节日习俗及其传播活动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将采用学科式、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对节日习俗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解读和阐释，从而也对蕴含其中的文化概念和民族心理进行重新评价与定位。事实上，节日习俗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伴随着节日广告的形式出现的，因为节日习俗乃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具体形式的确立和内容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具体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其整个的操作过程和民俗内容都是在节日广告的运作范畴中实现的。

节日广告其实就是指在各种节日期间(包括传统节日和其他由官方确定的庆典日、纪念日等)针对某一节日特有的习俗而的有针对性的各类广告。在这个过程中，广告主利用消费者在节日特殊氛围中的消费心理大做广告，就会有众多的受众被打动，其所取得的传播效果当然也是惊人的。并且，众多的节日广告业主还根据这一商机的特点专门设计广告诉求的具体内容。

我们将通过诸多节日期间特殊的广告现象来对这一传播习俗进行分析，同时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者和受众两个方面进行类型化解析，以期获得更为明显的结论。

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若干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便被积淀在了节日的传统风俗中，同时也使得这些节日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众多的传统节日也已经成为一种民俗文化，并不时召唤起人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和地域文化心理。因为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角度来说，文化心理是隐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最隐秘的情感，甚至连深处于其中的本人都是无法察觉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早就指出“这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最深层的部·分，是任何个体都无法意识到的。并且它不是通过生物性的遗传而继承下来的，而是以社会遗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在一个巨大的文化模式中对被指定的文化符号不断接受、置换和变形而形成的。并且，一个民族和生活在相同地域中的人们是有着相同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这也正是节日习俗中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时期的图腾崇拜到铁犁牛耕时代的祖先祭祀活动，以及“恶月”“恶日”的禁忌和众多的神鬼崇信等，这些富含中华文明的古老民间民俗文化活动都是形成传统节日的源头。

从远古时期起，先民的各个氏族就会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来崇拜，如对蛇、牛、鱼、树木等的崇拜。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是对龙的崇拜，这也最终演变成了全民族共同信仰的图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事实上，龙图腾不仅仅在许多社会文化领域中起着重要的精神引导作用，它还是一系列传统民俗民间节日形成的来源。例如民间农历五月初五的“龙舟竞渡”活动，以及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日也是与此有重要关系的。

从传统上说，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最基本特征就在于重视伦理观念和礼教作用。人们每年在年节、清明、中秋、腊八等节日举行的祭祖活动即是重伦理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些祭拜活动传沿下来，就演变成了节日期间要对长者和亲友进行拜访和馈赠礼品的活动，这无疑对当今的节日风俗也有着巨大的现实影响。

从一种文化心理上来判断，中国人很早就对现实中的数字表现出了自己的禁忌和喜好，这表现为人们对于双数的喜爱对于单数的嫌弃。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是讲究双日双月、成双成对的，人们普遍认为双数吉利会带来好的运气并且厌恶惧怕单数的日月，将单月单日认为是“恶月”“恶日”。人们在一些“恶月”“恶日”就要有所禁忌，并且要举行一些仪式来达到冲淡和抵御的作用。如:元旦日要燃放爆竹驱鬼，五月五日要用具有特殊香味的篙草除虫驱邪，九月初九则要登高望远，以避灾病等。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结论，出于“心理补偿”的缘由，人浦门对于一些人力不能克服和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因此要通过一些仪式或活动来达到驱除鬼怪的目的，从而也在主观上起到了抵御的心理补偿作用。远古时期的这些仪式和活动虽然有着迷信的成分，但其中一部分却在民间节日的流传中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节日习俗，如人们在辞旧迎新的年节挂桃符(今天已经演变成贴春联)、张贴门神以防恶鬼纠缠等。

新的时代，随着一部分传统节日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人们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其核心的内容，而是一些比附于这些形式之中的民俗文化，以及以此作载体所折射出来的民间文化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相当多的传统民俗节日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沿革后流传下来，但已经蜕去了其原有的不科学的成分，而具有了更多的新时代风貌。并且在新型的社会历史时期中，传统节日也成为了人们寄托美好愿望，孝敬长辈，走访亲友，沟通信息，协调关系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欢聚团圆的重要习俗。而过去的许多民俗节日内容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移和改变，特别是其中一些标志性的元素，如过去传统节日里用以驱鬼辟邪的活动和物品则转变成了今天人们经常使用的春联、门神、爆竹等物品，而且这些物品更多地已经演变成人们营造欢乐祥和气氛的工具，成为节日文化的特殊符号。

另外，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庆典日、纪念日也被规定为法定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这些节日虽然没有传统节日那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由于它们所具有的重要性质和特别意义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节日，并逐渐具备了其特有的节日文化和习俗。

广告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于传播领域中的产物，而它在现实形态的描述上也充满着文化的意味。事实上，在每一则广告的背后均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其背后悄然隐藏着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文化形态。自古至今节日习俗的运行轨迹也是这样的，就是在以广告传播为其具体征象的前提下，实际上是大量具有民间传统的文化元素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也以现实的内容反映着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不同内容和重大事件，以及人们对这些事件进行认识的各种心态。随着时代的变迁，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团圆欢庆，休闲放松并借以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契机。每逢这些节日，人们必然要互相致电送去祝福，拜访长辈和亲友，当然更少不了相互馈赠礼物。而节日期间互赠礼品的行为，往往使那些适合作为礼物的商品的销售量大增，这种情况不论在国内国外都是普遍存在的。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在调查中就了解到:圣诞节期间送礼拉动年零售量的百分之二以上。

正是在这样的契机和条件下，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和社会的转型，今天各种节日习俗的广告传播活动也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它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从原先纯粹的民间节日风俗转变成为今天大规模的广告策划和广告营销活动，其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直至今日，众多的广告业主也已发现了节日销售这一商机，在节日到来之前就制定详细的广告宣传战略，展开强大的广告攻势，以期利用欢愉的节日气氛取得优势的商品营销。同时广告主也发现“商品被作为礼品馈赠时，其质量并不很重要，倒是部分由广告塑造起来的有关该产品地位的文化意蕴更为重要”。因此广告业主在利用民俗节日商品广告时，大都充分利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形象、色彩、意象等符号元素，在营造出节日里欢乐祥和的气氛的同时也营造出产品中包含的文化韵味。这从而使得自己的营销策略在众多的广告市场中脱颖而出，能够搭上文化的“便车”实现商品的销售，获得更多的经济价值。 通过对近几年我国的节日习俗中出现的大量广告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初步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一是众多的广告形式采取了对我国传统节日符号的重新加工和利用。如人们大都习惯于过年要贴春联、剪纸窗花、贴门神、燃放爆竹、扭秧歌;元宵节就得闹花灯、耍龙灯、吃元宵;端午节还要悬挂艾草、戴香囊、吃粽子;中秋如果不全家团圆赏月、吃月饼就不像节，如此等等。这种节日文化一经形成，它的约定俗成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一方面它演变成为一种集体的氛围，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有着现实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节日习俗也与其他文化样式一样，对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起着规范和约束的作用，使人们对节日的认识观念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形态，这也从客观上形成了人们对节日广告的特定接受心理。

在充分利用节日习俗进行广告传播的众多案例中，可口可乐公司的行为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可口可乐公司抓住了我国人民重视节日习俗的心理，积极融合中国本土文化，将可口可乐的春节广告与中国传统春节习俗结合起来，在2001年春节期间推出“春联篇”电视广告，2002年推出“剪纸篇”宣传广告，都起到了不错的广告效应。2004年是我国的农历鸡年，该公司就应时性地推出了“金鸡舞新春”的广告，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无独有偶，中国移动公司也在2004年春节期间推出了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的节日厂告，运用独创剪纸形式的门神形象，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气氛，也达到了很好的广告宣传效果。

在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中，上述的节日民俗符号也被大量运用，以此来渲染出节日的热烈氛围。如在“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期间，一些商场就会在店内的招贴画上大量使用中国结、对联、财神、福字等具有明确代表性的传统节日符号，契合喜庆而有文化韵味的节日气氛，从而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特点，也达到了广告促销的宣传目的。

二是在利用传统节日符号的基础上，配合使用我国传统上喜好的色彩元素，如红色、黄色(金色)、绿色等等。这些色彩元素与形象符号的完美结合，使得节日的气氛更加浓厚，文化韵味也从中更好地体现出来。以红色为例，中华民族对红色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对日神的崇拜，先秦周代都有崇尚赤的习俗。按照大致的划分，后来凡是遵从周礼崇赤的人们也都被称为“华人”，这些“华人”也大体上发展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中国红”的文化情结也由此流传下来。直到今天，无论在电子媒体还是纸质媒体的节日广告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这种色彩元素。从春节的红春联到剪纸窗花，从大红灯笼到爆竹，从红色的“中国结”到压岁钱的红包，从舞龙灯的红绣球到扭秧歌的红绸子，无不洋溢着富有中国民俗传统的节日气氛。而这些民俗广告中对于红色的使用则更是对中国传统色彩观念的巧妙延伸和利用，并且使得广告本身也具有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然，某些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也并不一定采用上述传统形象符号，但对传统色彩元素的喜欢仍然可以从人们的具体运用中体现出来，如红色宣传版、红标语、红黄相间的图文表现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传统色彩元素仍然是节日广告中最为重要的文化元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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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秩序”之体味

中国传统美术创作注重“理”与“法”的规律性，映射出传统儒家文化遵从秩序性的理念。南齐谢赫有“穷理尽性”之说，指出绘画要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北宋苏轼提出“常理”的理论，指出一切事物均有“常理”。在其所著《净因院画记》对文同的评价中说“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为得其理者也”，强调在绘画创作中贵在抓住“常理”这一事物的本质规律。因此，在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创作中，艺术家贵在对山水进行提炼、概括、综合，“搜集奇峰打草稿”，才能得山水之本质规律，而不仅仅是机械地描摹山水的外在形貌。“法”侧重指艺术创作的法则规律性，如中国绘画中总结的线描技法“十八描”，山水画中讲求的山石的各种皴法，写意花鸟画中对笔墨性能的掌握和运用等。明代石涛在其所著《苦瓜和尚画语录》中对“理”与“法”进行了概括和比较，他说“画之理，笔之法，不过天地之质与饰也”。可见，中国传统绘画别注重艺术规律的总结与艺术创作的法则和秩序性。中国传统美术创作在遵从“理”与“法”的规律下，强调主体在绘画不同阶段、不同层级的内在体验，艺术家在绘画过程中参透了视觉、触觉、听觉、味觉、嗅觉全方位的感知和体验，只有在绘画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主体情感的满足，才能实现艺术的真正价值。因此，中国美术教育通过对中国传统美术规律性的认识以及强调主体在绘画过程中价值实现的理念，传承了儒家文化“秩序”的命题。

三、“向善”之情思

中国美术教育的道德教化是对传统儒家文化强调主体责任感的价值传承。美术的教育功能很早就被人们所认识，孔子对中国历史人物画的“劝善惩恶”功能进行了探讨，南朝齐谢赫指出绘画具有“明劝戒，著升沉”的作用，唐代张彦远“成教化，助人伦”明确地提出绘画的道德教化功能。汉代画像石中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成为其重要的主题，如山东嘉祥县武梁祠画像石《闵子骞失棰》《老莱子娱亲》就是标榜封建道德和孝子的历史故事，河南南阳画像石《二桃杀三士》则是对义士的宣扬，而蒋兆和的《流民图》让受众在对受苦人群的目睹中产生对苦难的同情、对战争痛恨的情感共鸣。诸如此类包含道德教化意义的绘画实例举不胜举。所以，中国美术教育通过对包含道德教化内容的美术作品的创造、传播与接受，很好地传承了儒家文化“向善”的要求。同时，与传统的说教形式相比，中国美术教育使观者在对美术作品的视觉审美和直观感受中得到深刻的道德教化。

四、“成仁”之境界

中国美术教育修身怡性和注重主体精神品质提升的特点是对传统儒家文化“仁”的传承。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那么，什么是“仁”呢？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由此可见，“仁”是符合于社会秩序之“礼”的一种道德秉性，是一种主观的思想意识修养。既然是一种道德修养，通过主观的努力应该就可以达到。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由此可见，要想达“仁”取决于主体的意愿、自觉的要求和主观的修养。古人用“琴棋书画”来提高自身的修养，因为绘画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启迪人的智慧，起到陶冶性情，发散思维的作用。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明确提出绘画的修养论。唐代王维、宋代苏轼、米芾，以及元代赵孟頫等都是集文学家、画家、诗人、书法家于一身的大家，并且以他们为代表，在中国绘画史上出现了陶冶性情、自我锤炼的“文人画”流派。文人作画正如倪瓒所说的“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寥寥数笔用以写胸中之逸气，文人画将书法、文学和绘画结合为一体，绘画成为提高自身修养，抒发主观性情的一种方式。因此，美术教育在提高人的审美素质和自身修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认为，人的修养要从《诗》开始，要到艺术（乐）完成。由此可见，艺术教育在人的自我修身和整体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中国美术教育通过绘画、书法、鉴赏等课程的开设，可以使学生得到精神品质的提升和主体素质的提高，从而在美术教育过程中传承儒家文化的思想。

五、“达礼”之本质

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性是对儒家文化强调艺术社会功能这一美学观点的传承。艺术教育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孔子认为“政治风俗的理想境界乃是一种审美的境界”2。由此可见，审美、艺术、社会和政治风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当代艺术的本质之一在于其“社会性”。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实验艺术家和前卫艺术家的代表，同时他也是少有的被西方主流艺术界认可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的代表作《析世鉴——天书》，他花了四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四千多个具有汉字结体特征的方块字。在这些无人能懂的“天书”中，他将中国传统汉字的“音、义、形”进行了分离，只保留其横竖撇捺的笔画形式及方块特征，而取消其所象征的内容及意义，这些“天书”打破了观众欣赏传统书法的惯性思维方式，将观者推向对传统书法及传统文化重新认识和再度思考的境地。在作品《艺术为人民》中，用中国的书法运笔和方块组合样式书写英文“ARTFORTHEPEOPLE”，使这一抽象性的视觉组合（天书）具有了可读性和释义性，显然这件作品是艺术家对当下中西方文化的互读与融合的一种尝试和思考。由此可见，当代艺术需要艺术家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思考，创作出更具意义的艺术作品，从而从某种程度上传承了儒家文化对艺术社会功能的强调。作为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去关注我们的社会，使学生意识到只有生活和社会才是我们艺术的本源。同时，我们的美术教育不能仅停留在教室和校园内，还应该通过写生或艺术考察等方式让学生走向社会，关注社会，并用艺术的方式反映社会，使艺术真正来源于生活，反映社会“礼”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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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6-0037-04

随着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法律与习惯的冲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例如一些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行推行火葬，取缔土葬并实行平坟，结果遭到了群众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对和抵抗。实际上，实行殡葬改革的初衷主要就是为了消除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状况，土葬确实占据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但在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民俗文化中，有“入土为安”和对逝者坟茔的尊重和崇敬的习惯，制定这样的法规并强制推行这些行政措施显然忽视对习惯的尊重。因此，一些大学的教授、学者发出联名呼吁书，建议立即停止正在进行的“平坟运动”。2012年11月16日中国政府网公布国务院第628号令要求将《殡葬管理条例》进行修改。

一、习惯是法律的重要渊源和社会基础

习惯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自发形成并反复践行的一种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它根植于社会生活并为人们普遍认可，受行为惯性的影响在潜意识中支配着人们的活动，是一种支配人们行为和生活的无形力量。习惯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善良习惯。即为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深受民众的传承和发扬，内容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及精神，且对社会无害的习惯。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清明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习惯就是善良习惯。第二，一般习惯。即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深受民众的传承，内容不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及精神，但也不符合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而且如果社会管理不善，对社会有潜在危害的习惯。一般习惯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民众对此类习惯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如人们在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习惯。第三，邪恶习惯。一般指因袭封建传统，违背法律的原则和精神，背离社会的一般正义观念，社会危害极大的习惯。这类习惯往往只有社会中少数人在推崇，而社会的主流民意都反对和丢弃。例如近年来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一带死灰复燃的“娶鬼妻”“配阴婚”现象即为邪恶习惯的典型例子。根据当地习惯，未结婚即身故的男子被认为魂灵无所依归，不得迁入祖坟，死者亲属因此千方百计寻找女性尸骨与之合葬。强大的需求形成了“鬼妻”地下供应链条，终端供应商在利益驱使下盗墓取骨，甚至杀人卖尸。邪恶习惯代表了落后与无知，而国家的态度坚决而明确，它以消灭邪恶习惯的存在空间为己任，通过强硬严厉的干预，担负起移风易俗、推动社会进化的责任。本文所讨论的习惯是指善良习惯和一般习惯，而将邪恶习惯排除在外。

一种习惯或习俗之所以在民间流传久远，成为一定社会代代相传的观念共识，必然是根植于一定条件下的社会生活，通过人们反复实践和试错最终确定下来的，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必有其合理性。“法律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基本上认为，原始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习惯规则为基础的，而且这些规则并未得到立法者的颁布，或未得到受过职业训练的法官以书面形式的阐述。”[1]“太古时代人类不过是一种部落式的聚居，并无所谓政府，更无所谓立法机关。他们所用以判决是非曲直的，自然是当时流行的风俗习惯，而这种风俗习惯，即为后来法律的根据；所以习惯实在可以说是法律的来源。”[2]“罗马法典只是把罗马人的当时的习惯表述于文字中。”[3]

法律是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是由一国专门的立法机关制定或认可，以警察、监狱等国家机器为后盾，旨在主要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特殊行为规范。从法的演进历史来看，法律的产生经历了一个从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成文法的发展过程。习惯内生于社会的生活需要，形成于人们长期生活交往的实践。习惯存在的这种社会基石，是国家法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制定法往往源于古老的习惯，某些习惯也通过立法机关予以认可的方式上升为正式的法律。马克思认为，法律最终是由一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4]而法律是否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则取决于法律是否与社会生活相适应。习惯就是社会生活本身，就是生活规则的源头。离开社会生活的规则，离开了习惯这种“活法”，法律不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在实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尊重民族善良的习惯，创制契合国情的法律制度，保持本土资源和其间蕴涵的人文精神，是未来中国法律发展的方向。

二、行政执法中法律与习惯的冲突

法律来源于社会，又服务于社会。社会生活纷繁复杂，而法律又具有统一性、规范性和抽象性，要使统一的抽象的法律适用于我国幅员辽阔多民族的不同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的具体的社会生活，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以成文法为主流的现代法治社会，法律对于生活在城市的民众具有很好的适应基础和社会条件；而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成文法的应用却显得非常尴尬，原因很简单，传统的风俗习惯已经作为乡土文化根深蒂固地在乡村民众的观念中扎根；法律提供的是一个概念和逻辑的理性世界，习惯所触及的是一个更接近人们心理和精神的生活世界。制定法为了保持稳定性却往往陷入了僵化，而社会生活时刻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法律与现实的差距导致了法律成为一纸空文。特别是，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的制定法有相当一部分直接移植于其他国家。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本土的习惯根深蒂固。移植外来法律文化，也要有能使其植根的社会“土壤”。由于被移植的法律“原产地”与我国“引礼入法，礼法并重”的传统迥异，法律与习惯的冲突无法避免。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传统习惯和认识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改变。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法律成为调整人们行为的主要规范，但习惯仍然是维持社会秩序、调节人们行为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规范，也是评判人们行为方式正当与否的标准。当然，由于经济条件等各种社会生活条件的差异，不同地区的民俗习惯是有差异的，不同群体对民俗习惯的认知与遵从也是不同的。如今的中国仍然是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广大民族聚集区、广大农村地区或乡土社会仍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和封闭性，仍处于与中心城市相对应的边缘地带。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生活环境下，人们法律知识欠缺，法律意识淡薄，接受和运用法律的频率不是太高。法治与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广大的农村因为受到自然经济传统的影响深远，法律尚未确立主导地位，甚至遭到原有传统和习惯的排斥。同时，国家法不可能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面面俱到和事无巨细的触及，国家法无法像民俗习惯那样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习惯深深根植于人们的精神观念和社会生活之中，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感染、传承，相沿成习，已经被模式化为一种带有遗传性的特质，它被特定社会群体所选择、认同和接纳，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净化得以绵延、传递，凝聚着民族的精神、心理、智力与情感，积淀着祖辈们长期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智慧和经验，有着巨大的、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权威性和群体认同性，并且事实上已经成为社会中更为常用、更为容易接受的“法律”样式。而国家法渗透着现代民主社会和工业社会生活的气息，是一种现代文明和理性的象征。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法律与习惯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以农嫁女为例，在农村的民俗习惯是：妇女出嫁后除了招郎入赘外应当与原籍村集体脱离户、田关系，进入婆家生产、生活，与婆家村集体建立户、田关系。而法律规定是：妇女出嫁后可以留在原籍生产、生活，村集体不得强行收回承包地，也可迁入婆家，成为婆家村集体的一员。在当前城镇周边大量征用土地的情况下，受利益驱动的影响，城镇周边村的妇女出嫁后户口不愿迁出，而村集体则依据村规民约或习惯强行收回承包地，在征地补偿费分配中取消出嫁女的分配权，从而引起纠纷。

再例如，公安机关和司法所处理了这样一起纠纷，一名油漆工在装修新房时上吊自杀，婚房顿时成了“凶宅”。房主要求装修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或干脆买下该装修的房子。但装修公司则认为该房屋作为不动产，价值没有受影响，因而对房主的要求不予理睬，双方为此发生激烈的冲突。该案案情简单清晰但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原因在于涉及法律与习惯的冲突。完全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房屋在物理性质上并未受到任何损害，我国的《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对实物的损害赔偿只限于有形损害，正因为如此，装修公司才“理直气壮”。但从民俗习惯的视角来看，在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中，十分忌讳在喜庆的地点或时间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油漆工在新房上吊自杀，房子虽然没有受到直接的物质损害，但是房子的使用价值肯定受到了影响。可以说，知道这个房子底细的人，肯定不会去买这个房子，最起码不会用原定的价格去买这个房子。这中间涉及到对于尊重民间风俗习惯的问题。新房吊死人要求赔偿这样的事件，可能会有人说，这不就是一种封建迷信吗，那么处理纠纷的执法者也会觉得，我们现在都提倡科学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为什么一个房子吊死人就不能结婚了呢，实际上你肯定结婚也不会影响你的婚姻，也不会影响你的生命健康权。但是如果有人问你说，如果是你的儿子在那儿结婚你会怎么想呢？也就是说，实际上就算我们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在考虑这样问题的时候，毕竟也不是说我们可以完全抹杀、完全无视民众的那种心理感情或习惯。因此从民俗习惯的角度来说，新房吊死人，房屋价值因此受到贬损却是不言而喻的。像这样法律与习惯冲突的案例屡见不鲜。

当然，法律与习惯在冲突的过程中也会产生良性互动。尽管我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确实有一些习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需要通过制定法强行干预，但从短期来看，法律未必能迅速取代习惯。其实，习惯并不是某种恒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优胜劣汰的选择和试错过程的产物。习惯的不断扬弃，是社会变革的主要表现。习惯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的介入和法治的推演而变化。

三、法律与习惯冲突的处理

（一）行政机关在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时要慎重对待习惯

现代社会，尤其是当下的中国，行政法规与规章已成为数量最多、规制范围最广的法律渊源，关系到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利益，因此行政机关在制定法规和规章时要非常慎重。其中要特别注意的是要慎重对待习惯。国务院假日办将端午节、中秋节、清明节调整为法定假日，且增加了春节的法定假，就是对习惯的尊重。“对于习惯这种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模式，甚至连权力极大的统治者都不太可能加以干涉。”[5]“与一个社会的习惯或实际要求相抵触的法律，很可能会因人们对它们的消极抵制以及在对它们进行长期监督和约束方面所具有的困难而丧失其效力。”[6]“习惯是社会规则生成的基础，是立法得以贯彻实施的条件，立法对习惯的漠视会削弱人们对法律的信仰，甚至导致人们公开违法。”[7]如果立法者无视习惯的价值，不管民众的承受能力和感受，试图通过国家法对民俗习惯进行硬性的、不切实际的干预与压制，盲目制定并强制推行国家法，都有可能造成混乱，甚至激化社会矛盾。因为“习惯就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保证着他们的预期的确立和实现，使他们的生活获得意义。这是不可能仅仅以一套书本上的、外来的理念化的法条所能替代的。”[8]“任何法律和政令的贯彻，如果没有习惯的支持，就必然需要使用更大的国家强制力。”[9]即便如此，也未必能贯彻得下去，而且还可能损害法律的权威和政府的威信。例如，我国一些城市基于安全和环保考虑，颁布了禁放烟花爆竹的条例，但鞭炮声仍然此起彼伏。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共有200多个城市禁放烟花爆竹，近年来，已有100多个城市在实施禁放后重新有限（限时限地）开禁。从全面禁放到有限开禁，是市民对政府禁令公“燃”挑战的结果。“禁放”条例没有能够改变人们节庆日燃放烟花爆竹的习惯。单纯依靠立法改变一个民族固有的习惯，是很困难的。当然，无论出于城市环境因素，还是出于对其他安全和经济因素的考虑，禁放烟花爆竹都是一个趋势。但是，针对我国这一流传久远的民间习惯，仅仅一个禁字是远远不能够达到预期目的的，而应该循序渐进，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势利导。

（二）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要注意法律与习惯的协调与平衡

罗马法学家舒立纳斯说过：“历久的习惯法所以能有法律上的效力，并非没有理由，这样习惯是叫做因习用而施行之法律（Law enacted by use）。普通的成文法所以能够有拘束人民的能力，是因为它是合于人民的意志而为人民代表所订立的缘故。这样看来，则合于人民的意志所成立的习惯，虽未经成文，也应该和成文法有同样的效力。”[10]毋庸置疑，从立法层面而言，由于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且处于不断变化中，法律法规根本无法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面面俱到，原则性的规定必然给执法、司法者留下自由裁量的空间，在行政执法领域尤为突出。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法治理念意味着法律至上。但是，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民情各异，法律又具有其统一性、抽象性的特点。如果执法者拘泥于法律规定，不考虑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对全国同类案件整齐划一，反而达不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例如，男青年王某与女青年李某按农村习惯举行了婚礼，但双方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婚后不久男方开始嫌弃女方，要求与女方离婚，并要求女方返还其彩礼2万元。女方同意离婚，但不同意返还彩礼。于是，男方带着本族村民20余人到女方家讨要彩礼，和女方家人及部分李族村民发生激烈冲突。接到报警后公安人员及时赶到现场处理纠纷。本案涉及法律与习惯的冲突，如处理不当会引发族群矛盾和冲突。按当地习惯，举行婚礼就算结婚，婚后女方先提出离婚，要返还彩礼；男方先提出离婚，则无权要求返还彩礼。本案是男方先提出离婚，故女方可以不返还彩礼。而根据法律，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惯给付的彩礼的，如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未办理婚姻登记，所以按照法律规定，女方应返还彩礼。但如果执法者机械地适用法律规定，将不利于保护女方的权益，也很难使纠纷得到化解。

在执法过程中当法律与习惯相冲突时该怎样正确处理呢？“因为一种习惯既然能在民众中辗转流传，当然是得着民众的意旨，不是全无理由的，所以当法律和习惯冲突时，就主张以习惯为标准，也并非没有理由。不过我们为维持法律尊严起见，不能不有所限制。……虽然可以依照习惯，而此种习惯是否合于法律的原则，和是否无背于公共的秩序和善良的风俗，实不能不详细考察，若无论何种习惯，不加审查，而迳行采用，则于法律上公义上，实有重大的危险。”[11]本文认为应当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当习惯与法律的原则、精神或立法目的相背离，则应按法律规定处理；当习惯符合法律的原则、精神和立法目的，只是与法律的个别条款相冲突，则应尊重习惯。本案正是后一种情况，本案中的习惯与我国法律的具体条款相冲突，但并没有违背法律的原则、精神和立法目的。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之所以作此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以结婚为名索要高额彩礼，惩罚对婚姻持草率态度的当事人，以维护我国婚姻家庭的稳定。而本案中当地的习惯恰恰以对破坏家庭稳定性、草率处理婚姻的一方一定的经济惩罚，对另一方予以一定的经济补偿。执法者如按当地习惯处理该纠纷，将会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法律与习惯明显冲突不可调和时，可采用行政调解方式

行政调解是替代司法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不仅可以避免当事人诉讼之累，节约司法资源，而且在有着“厌诉”传统的中国，行政调解比依法强制裁判更有利于社会和谐。尤其是法律与习惯明显冲突时，行政执法者则更需要有大智慧，立足于群众的习惯思维，深谙习惯背后的法理基础，力求以行政调解解决群众纠纷。倘若反其道而行之，机械地适用与习惯严重相悖的法律，从而导致执法的结果与人们的习惯思维南辕北辙，就很难得到人民的支持和配合，执法自然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因此执法者应主动探究习惯背后所蕴涵的法律价值，作出尽可能符合民情和习惯的行政决定或裁决。不考虑习惯，而对法律教条化、形式化、机械化运用和执法不仅会伤害到民众善良的民俗情感，而且还有可能损害法律的权威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行政执法人员要多熟悉乡规民俗，把法言法语尽可能地转化为俗言俗语，以“入乡随俗”的方式开展行政执法工作。

例如，某公安局和司法所承办调解了这么一起遗产继承纠纷。在浙江某乡村一老人遇车祸治疗一个月后去世，在其名下留有存款和房屋折合人民币200万元，为此遗产其儿子和出嫁的三个女儿发生争执。老人生前开办了一家企业，随着年龄的增长由儿子一起辅助经营，女儿未参与经营。老人住院期间按习惯由儿子承担全部的医药费和护理费，女儿不时也来医院探望。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女儿出嫁以后无权和其兄弟争遗产。但根据法律规定，只要子女未出现被剥夺继承权的情况（如虐待老人），所有子女都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在此法律与习惯的冲突明显。三个女儿来到其兄弟家要求依法分割父亲的遗产，但遭到其兄弟的拒绝。原来还算和睦的兄妹“剑拔弩张”，发生肢体冲突，报警后公安人员、村干部以及司法所工作人员一起组织行政调解。经过执法者不懈努力，多次耐心细致地释明法理与情理，法律与习惯，最终促成了双方当事人的和解：三个女儿各得30万，兄弟得110万。这个案件的调解肯定耗费了执法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其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却远远超出了原本依法拟作出的“公正”裁决。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关系处在不断的变化中，各种纠纷逐年增加，社会矛盾日益显现，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面对这些复杂的社会矛盾纠纷，如果执法者还是机械地适用法律，简单地照搬法律条文，不考虑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就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因此要求执法者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重视当地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努力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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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多元文化的交互作用,多元文化自然也成为早期教育最为重要的背景之一。国际教育大会通过的第78号建议书《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指出,对儿童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应是“从理解自己人民的文化发展到鉴赏邻国人民的文化,并最终鉴赏世界性文化。”而在我国,对儿童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引导儿童感受中国民族的和世界的优秀文化,萌发儿童初步的热爱民族文化的情感。”

我园地处中国•新加坡合作开发的苏州工业园区,一方面,苏州是吴文化的发祥地,这里有2500多年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的深厚人文传统;另一方面,随着苏州经济的飞速发展,作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城市化、国际化、科技化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世界500强企业有300余家入驻,该区域又被称为国内移民区,无论是国籍、建筑、食品、节庆等处处体验了世界多元的特质,这些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我们幼儿园必须把民族精神根植于孩童幼小的心灵,同时让孩子以广阔的胸襟接纳外来文化的思考。在多元文化教育上,我园的核心教育理念是――扎实吴地根基、领略多元文化,并就有效利用幼儿园现有的资源条件(包括人员、环境、材料等)建立对于孩童自身的归属感,通过具有可操作性的教育活动帮助孩童了解和体验他们自身的环境,形成终身学习,使得他们既接受历史遗产,又能学习新的语言文化等一系列多元文化教育途径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

一、多元文化教育环境的整合与渗透

1.营造具有浓厚多元文化特色的园所环境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种持续的、完整的过程,在幼儿园营造环境时,更要注意从教育对象出发,将多元文化的教育因子融于其中。在硬件环境上,我园如苏州园林般的精致、典雅,那温馨舒适的共享空间;在软环境上,我园把江南园林建筑、民间手工艺、姑苏文化融于幼儿园课程,挖掘乡土资源,进行具有民族特点的吴文化教育,借助节日、民俗、水乡特色等活动,让幼儿了解各种传统节日的来源和风俗。从传统的吴文化,激发幼儿从内心去珍惜古城的风貌,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感悟水乡文化教育的真魅力,从而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立志创造苏州美好的未来。

2.创设有利于幼儿参与、互动、探究的多元文化氛围

丰富的文化区域活动蕴藏着无穷的魅力和活力,孩子们可以任意插上想象的翅膀尽情驰骋。结合本土文化,我们设置了“花布印染”活动区,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设计“变”出许多不同的花纹和图案;另外,在“苏州园林”、“美丽园区”建构区中,孩子们既可以随意设计假山、亭楼、小桥,也可以用各种材料创造出现代园区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如此的教育环境,以感官的方式导入幼儿对地理的兴趣,帮助建立孩子的“自我概念”,培养对乡土“根”的文化认识,进而带给孩子有更宽广的“世界观”、“宇宙观”。

二、多元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1.挖掘社会物力资源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价值

社会中储藏着丰富的多元文化教育的资源,只要合理地开采利用,就能增加儿童的信息量,拓宽儿童学习的空间,提高教育的效果。我园充分利用这些社会资源来补充、丰富园所的多元文化环境建设。如带孩子走出校园听一听评弹、看一看昆剧、游一游园林、逛一逛观前、尝一尝苏州小吃、凑一凑节日热闹,不仅装饰了孩子们的生活,也作为一种生活而为孩子所需要。另外,社会资源的利用也不容忽视家庭的作用,要留出家庭参与的空间。如在一年一度吴地传统节日“轧神仙”时,我们事先与家长们联系,请他们带着孩子去轧一轧神仙、买一买神仙物……

2.引入社区人力资源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功用

家长、社会人士都是教师对儿童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合作伙伴,应适时把他们请进幼儿园和孩子一起活动,让孩子分享他们的经历和体验。如我园地处外来人口高聚集地,因此,经常邀请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籍的家长来园和孩子们一起分享他们的异地风情照、讲讲异国趣闻趣事、做做台湾小吃、品品新加坡美食;鼓励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长来园给孩子讲故事,和孩子一起唱歌、装饰、绘画、制作;经常邀请从事不同职业的社区人士,来园给孩子讲解自己的工作……丰富的多元文化环境为我们的幼儿园带来了特色,带来了活力,在孩子们充分参与多元文化环境建设的过程中体现了人与人的互动、人与环境的互动。

三、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的开发和实施

多元文化教育并非只是一种理念或口号,课程才是教育的根本和核心要素,只有从课程入手,才能为孩子的生活、学习找到丰富的资源,才能为达成培养目标寻找到科学途径。

在幼儿园的现有课程中,注重了幼儿的主体建构及幼儿思维、能力的发展,但“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有所缺失,针对此现状,我园进行了课程的改造,在现有课程中融入多元文化与民族精神培育的内容,结合苏州城市精神“崇文、融合、创新、致远”,构建以此为核心的、适合本园的“四环特色课程”。我们精选原有课程中适合幼儿发展特点的,受到幼儿喜爱又对幼儿有益的课程内容,把它作为课程实施的主线,同时,根据地方特色、节日文化、季节特征、幼儿的发展需要把优秀的民族文化、丰富的多元文化融合到课程中,“使幼儿的生活经验最大化地丰富”,“使幼儿的内在潜能最优化地开发”,“使幼儿的自信独创最有效地发挥”,从而形成具有本园特色的、促进幼儿健康协调发展的全人教育课程。

1.看绘本、听故事,在阅读活动中建构感知课程

结合苏州精神“崇文”以及小班儿童以感知学习为主的年龄特点,我园在小班倡起“书香滋润童年、阅读成为习惯”的感知课程,把阅读渗透到课程和日常生活中,并相应地分化为两部分:阅读教学活动、阅读日常渗透。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课程组收集了许多国内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作为阅读教材,丰富的阅读活动使孩子从小有机会习得不同文化的新信息,认识多民族的人和事,体验地域不同和多元文化的独特气息与价值,养成对多元文化的积极态度。其次,阅读活动融合进游戏活动、日常活动,课程组创造性地结合图、文、声三结合的PPT播放、经典阅读欣赏、图书阅读吧、我爱讲故事、故事会、大型经典绘本展览、好书分享等多种多样的活动,有效利用各种不同时间段,给孩子以最大的感受,最美的享受。此外,结合4?23“世界阅读日”,我园开展了“书香阅读”活动,经过集体的讨论、策划,开展了爱心家长讲故事、绘本特色活动、“我是故事大王”幼儿讲故事比赛、“我有好书”分享活动、六一图书推荐活动,把儿童的阅读活动推向了,培养其乐学会学的文化品质。

2.庆节日、感民风,在主题教育中建构活动课程

各种重要节日、纪念日都是宝贵的多元文化教育的资源,因此,结合典型的节日教育,我园把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冬至节、母亲节等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深入探讨节日文化教育与幼儿园课程的渗透,建构节日活动课程。

如在“民间游戏节”里,所有孩子汇聚在一起,进行民间游戏的展示活动,不同年龄的孩子带来了精彩的民间游戏:有“抬花轿”、“跳方格”、“拍拍一二三”等,在“民间工艺节”里,孩子们进行了民间工艺欣赏活动、参观民间工艺博物馆、组织和发动家长进行民间工艺创意评比等活动。在“民间服饰节”里,大家进行水乡服饰、汉服、唐装等特色服饰的展示,孩子们利用到各地游览时拍的不少民族服饰的照片,举办了民俗服饰展览会,全园孩子和老师都穿上自己喜欢的民族服装进行民族服装真人秀展示。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的节日“端午节”,各地庆祝端午节的形式也不尽相同。我们的孩子们就用自己的方式庆祝了这个美好的传统佳节。小班的宝宝们在一起观看了欣赏了各地庆祝端午节的风俗图片,还品尝了香香的小粽子,第一次在集体生活中庆祝了美好的传统佳节;中大班的孩子们在一起讨论了端午节的由来,说说自己所了解的庆祝端午节的方式――包粽子、挂钟馗像、穿五毒衣、挂香囊、帖午叶符、悬挂菖蒲、艾草等,还邀请了爱心奶奶、爱心妈妈来教小朋友自己动手包粽子,当然,除了在日常活动中渗透各种节日活动外,我园对于主题节日活动的开展也有很大的进展。如针对“五一国际劳动节”,课程组发挥各班级教师的主体能动性,组织全体教师,集体审议、策划五一节所涵盖的适合孩子的、有意义的活动,开展了包括了解认识世界各地的劳动人民、劳动工具、劳动现场观摩,体验劳动、珍惜劳动成果教育以及自我服务、自理能力竞赛等一系列非常有特色的活动。又如在“万圣节”、“圣诞节”活动中,注意让幼儿积极主动参与,从活动中体验过节的快乐,同时还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方式让孩子们了解这些节日的由来,进而了解其他外民族的文化特点。活动中孩子们非常兴奋,积极查找与这些节日和国家相关的资料,并发动爸爸妈妈们一起参与,师幼一起分享节日文化、体验节日的快乐。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孩子们在体验节日乐趣的同时也获得了不少外民族文化特点及习俗的知识。

3.敢思考、乐尝试,在艺术制作中建构探究课程

大班的探究性制作课程也在我园生动、有序、创意、有效地开展。课程组根据我园多元文化教育的思路,把重点落在创造性制作和艺术表现上,把一学期的艺术制作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并与幼儿发展水平、主题课程紧密结合,在实施过程中,课程组认真探索指导策略,定期进行集体备课,班级间进行非常友好的互动,孩子们欣赏不同地区、国家的绘画和印染、雕塑作品等,并尝试自己创作,制作热情高涨,作品生动形象美观,富有创意和民族文化元素,这些作品也成为幼儿园大环境布置的一大亮点,展示了新城娃娃智慧的创意、艺术的审美能力及丰富的表达语言,也使儿童学会尊重他人的文化传统。

4.立足传统,接纳多元,形成促幼儿和谐发展的全人课程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内容的探索和研究,我们的目的是把孩子的积极情感与多元文化体验联结起来。在课程中应考虑每个孩子的兴趣和经验,反映每个孩子的家庭背景和语言文化。这样,每个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是被包含在其中的,是有价值的,就能友好对待其他种族文化的人并尊重他们。人是因为文化而完美,我们的课程内容不是以某种文化为中心,而是包容各种文化,并引导孩子在认识这些不同文化的过程中达到相互理解、接纳和尊重,促进孩子和谐发展、终身发展。

参考文献:

[1]赵中建主译.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大会建议书专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464.

篇9

新课标的基本理念之一是注重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陶行知提出的“生活教育”思想中的“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理念一直深入人心,其主旨是教师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并且“做”是学之中心,让生活与学习联系起来,变“教师讲,学生听”为“教师教学生去学,学生自主去做”。构建生活化的信息技术课堂,简单地说就是让学生从生活中发现信息技术,借助生活经验,把信息技术应用到生活中。构建生活化的信息技术课堂是教育的本质所在,是当前信息技术教学现状的呼唤,顺应了新课改和素质教育的要求。构建生活化的信息技术课堂,要树立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要使教学内容从科学世界回归到生活世界;要以信息活动为主线展开教学活动,激励学生主动参与、体验;要善于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创设生活化的教学情境;要建立和谐与全面发展的教学评价观。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让生活问题走进课堂,让信息技术知识走出教室、走进生活、走向社会,以激发学生持久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这正是笔者努力研究、尝试解决的问题。

创设生活化信息技术课堂,教学设计进行生活化

在我参加省级公开课《初识Photoshop》的时候,最初的教学设计要体现新课标,如何把学生上课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如何渗透情感教育等等。我在绞尽脑汁地想如何标新立异和与众不同,如何挖空心思地去想怎样体现PS中的技术技巧,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精心设计了自己的教学设计第一稿,题目为《精彩瞬间,快乐体验Photoshop之旅》。在这里,自己也颇下了一番功夫,以学生的快乐之旅贯穿整节课,创设一个旅行的情境;接着以小组协作的形式分别进入快乐之旅的第1、2、3站,进入终点站又要完成什么任务;最后对学生作品进行展示和总结,我用这个自认为很满意的教学设计上了课,结果却很不理想。整节课弄的花里忽哨的,到处都是做作的痕迹,上公开课不是在搞花架子,不是炫耀自己的技术水平,精彩瞬间,精彩在哪里?快乐体验,学生感受到快乐了吗?教学不是为了设计而设计,不是为了上课而上课,而是从生活着手,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着手,学生才会得到更多的快乐。于是我从生活中利用Photoshop处理图片开始,让学生一步一步地自己去探究去体验,整节课扎扎实实地从生活中的点滴入手,放手让学生去探究,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上课效果也非常好。

创设生活化信息技术课堂,结合教学内容回归到生活层面

根据教学内容,灵活地处理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苏教版教材第 7章音频视频的获取与编辑,主要是让学生了解音频和视频这两个组成多媒体作品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人们进行信息交流的一种常用方式和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这些教学内容和生活中学生们的接触非常密切,学生在生活中经常用到的MP3、MP4、VCD、DVD等等,无一不是应用了音频和视频。为何不让这些逼真的声音拉近学生与计算机的距离呢?于是,可以取来录音笔或MP3、MP4,让学生分组去录制生活中的声音,这是来自生活中的第一个学习资源,再对这些声音进行处理,通过小组的协作方式或者利用网络来解决遇到的问题;或者让学生拿着DV走进社区,走进街道,拍下生活中的片段,再对这样的视频进行加工,完成作品,通过这样生活化的教学内容,构成了生活化的信息技术课堂。

创设生活化信息技术课堂,教学情境的创设生活化

情境创设是每节课的开始,构建生活化的信息技术课堂,要以信息活动为主线,从简单的激发兴趣到生活化,这不仅仅是生活需求的转变,更是教学理念的提升。一般的情境创设,教师都会挖空心思地想招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在上网络搜索这节课时,很多教师的设计是:“我们都喜欢明星,这节课咱们就利用网络来搜索周杰伦这个大明星的资料”。这样设计是可以的,也是可以激发学生兴趣的,但是如果从生活中的需求来设计,我们从学校出发到本市的另一个地点,应该坐几路车,咱们这节课就通过网络来解决。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生能利用网络搜索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们的情境创设就更体现生活化、需求化,显得更高一筹。

还有很多教师都会这样来创设:“我们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它的来历是什么样的,今天我们通过网络搜索来探寻它的来历”。这样创设情境不是不可以,但是太没有时效性了,而且很牵强。我们完全可以更生活化一些,一年当中传统节日也很多,这个课如果是在清明节就了解清明节的来历和风俗。在一些国家大事比如北京奥运会,汶川大地震等都可以改成这些大的事件,既可以让学生多了解和关心国家大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又很轻松地创设了情境。不用去刻意地非要编造一个故事或问题,让学生去解决,这样就显得很假,很做作,要让课堂回归生活,真正地利用所学知识解决身边的问题。

创设生活化信息技术课堂,教学方法生活化

教学方法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但都要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比如任务驱动式学习、小组协作学习、主动探究式学习等,学生的主动参与和主动探究,会让学生在学习当中就象生活中结成小组做游戏一样,创设出一种轻松的、生活化的学习氛围。

目前,在信息技术课堂教学中广泛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以任务驱动策略引导学生在过程中理解、掌握技能,在任务驱动教学法中尽量摆脱学生被动地接受任务、机械地完成任务的局面。基于以上考虑,我在《初识Photoshop》教学中采用问题发现教学法。在整个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让学生主动地去发现图片不美观、图片太暗、图片倾斜等一个个问题,主动地分析问题,继而通过自主探索、合作交流来解决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放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审美能力自主地对图片进行加工和处理。由于课堂上的任务是学生自己发现继而要去解决的,而且有弹性,所以学生的主动性特别高,同时较好地解决了学生程度不均的问题,鼓励学生自己探索学习,收到了良好效果。

“教、学、做合一”的实质就是教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以生活中的实例作为切入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也能“学以致用”。分组是现在常用的一种教学方式,小组协作学习,既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又可以让学生之间学会合作。

德国文化教育家斯普朗格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在这个信息的时代,作为信息技术教师更应该从单纯知识的传授进行改变,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人的创新精神,以生为本,使教学活动凸显意义和价值。构建生活化的信息技术课堂是教育的本质所在,是当前信息技术教学现状的呼唤,顺应了新课改和素质教育的要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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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南风土区系“三角”

近年来，我们把对汉族风土建筑研究的重点放在两个区系，一个是北方晋系，另一个是江南系“三角”。就江南系“三角”来说，明清官匠史上的风土匠作来源中，江南的吴系和赣系是首选，对都城皇家建筑的影响深远。在地理上同处于江南，为吴、赣左托右举，从明中叶后发展起来的“徽帮”是后起之秀。对江左太湖流域吴系的“香山帮”及浙帮已有很成熟的研究，江右鄱阳湖流域赣系的建昌及庐陵等地望在唐宋时期达到巅峰，但后来衰微了，被江左的苏浙和徽州超越，这里的匠作谱系的历史渊源和地理特征究竟如何？与吴系和徽帮的关系又如何？这些问题还待深究。目前初步分析的结果是，在赣、吴和徽3个方言区之间，分别以徽饶古道—大鄣山和新安江—兰江水系相连，历史上似应存在着一个江南风土谱系的“三角”关联域。而江右风土的一些特征具有显著的地域原生性，如建筑随多进院落的依次升高，后堂与前厅、厢房一高三低的“四水汇堂”，后厅檐口不遮前厅正脊并保有一线天的“过白”，木雕梁枋、青砖清水墙（空斗，内填黏土）以及雷氏古宅中罕见的油灰地仗官式做法等，与江左的“香山帮”和“徽帮”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谱系间的较大差异。特别是鄱阳湖流域风土建筑中普遍存在的“过白”，会使人联想到为什么风水的形势宗产生于江西、雷发达入京前究竟来自哪一个匠作谱系、故宫里的“过白”讲究来自哪里等问题。

三、地域风土的死与生

那么，风土建筑所体现的传统到底是什么，有何必要和可能存续下去？一般而言，大量性的风土建筑只有一小部分可像标本一样原址、原貌得到保存，而大部分都需要改造或重建以适应现代生活。问题是如何选择保存对象，确定保护范围？如何选择改造和重建的方式和方法？除了用新旧技术结合的方式重建住房，还可以依靠建造仪式。保存比较成功的是日本人，他们以自明的方式让传统及其载体延续下来，并活在当下。如“式年迁宫”的“造替”仪式，虽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但从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传统礼仪和风俗去看，就不觉得奇怪。这类残存的建造仪式中国也有，如风土建筑中的匠作仪式在许多地方的造桥建屋中还保留着，在台湾乡间这些建造仪式甚至还很盛行。风土建筑的前途有4种模式，即标本保存的、活化再生的、新旧共生的和再造重塑的。其中，第一种内外空间基本是像文物一样原址、原貌对待；第二、第三种着眼于将历史空间融入现代生活；第四种主要是利用历史地望新造仿古观光景区。当然，4种模式之间常常会有互涵，其中运用的层次和水平也正体现于此。近年来，我们做了几处风土建筑保存和活化的实验性项目，就是想激活传统中一些有现代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因为一个地方可以在这些传统空间和民俗中找回自己的历史身份。以台州海门老街保护工程为例，在台州市中心的椒江区大部分都要拆旧建新的背景下，我们抢救下了一条长仅230米、平均宽度4米～5米的老街。这条老街是近代沿海开埠城市早期难得的活标本，就像19世纪中后期的上海南京路，靠江一段是西式立面为主，反向的另一段则以中式立面为主。老街修缮先从基础设施做起，水电管线重新铺设，主管道就在麻石板路下面，施工时撬起石板，完工后再原址放回。接着全面修缮临街建筑，部分维修，部分落架大修，施工时装饰构件全部拆下，竣工前再原位置装回。这条老街不但保存了下来，而且街边的祠庙、海关、老字号商铺、小吃、传统工坊等都找了回来。这条老街甚至还成了巡行、婚庆等仪式的场所，成了当地居民记忆中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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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本世纪初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并向世界推介的新概念。虽然是一个“新概念”，但它在短时间内就嵌入中文世界，从小范围延展至全社会，成为理论交锋的热点和利益博弈的对象。依照2003年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公约》对此概念所作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 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 以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文化空间）。”具体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概括起来，无论以何种形式留存，作为一种没有固定空间形式、通过口传身授来表现的活态文化，并以“无形”特征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需要并且主要依赖语言来保存和传递。语言作为一种媒介在“非遗”传承过程的重要程度是毋庸置疑的，“非遗”文化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语言的多样性。因此，语言资源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值得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堰地处秦巴山区汉水谷地，属鄂、豫、陕、渝四省交界之所，因地缘关系，历史上人口流动频繁，加之来源复杂，习称之为五方杂处，共同创造出了一个多元化的语言文化空间。本文拟以“非遗”的组成成分――语言资源为基点，阐述语言资源观念及语言资源的开发价值，并对十堰是语言资源的旅游开发模式作简要构想。

一 “语言资源观”及语言资源的构成

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狭义的资源通常只指自然资源，如矿产、森林等自然界固有的有形资产。广义的资源则指在特定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社会财富的所有自然或社会要素，如社会资源、人力资源、政策资源、信息资源等。狭义的资源观会使人类的视野束缚于对自然的依赖和索取上，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掘和生态环境的恶化。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中的制度、信息等非自然要素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从可持续性角度看，各种非自然资源再生性强，合理的开发必将对丰富和发展人类的物质精神文化活动产生重大推动作用，代表了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

语言资源属广义资源。就观念的演进而言，将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资源的理念是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的。Jernudd和Das指出：“语言是一种资源，使用一种语言的成本和获益可以用衡量一般资源或商品的投入―收益方法进行测定。” ＼[1＼]这一论断开启了语言资源学说的大幕。事实上，无论是国家和民族，抑或是集体和个人，出于特定的目的采用或使用某种语言，都会进行收益和成本的衡量，以预算并权衡得失并做出“最经济”的选择。譬如，为充分发挥语言的社会整合功能，各国政府会指定某一或某几种语言为官方语言以作为交际工具。但真正意义的“语言资源观”体现在对“文化”的意识。如洪堡特所言，“我们不应把语言视为一种僵死的制成品，而必须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将它看作一种创造过程;我们不必考虑语言作为事物的名称和理解的媒介而起的作用，相反，应该更细致地追溯语言与内在紧密相连的起源及语言与这一活动的相互影响。”＼[2＼]换言之，语言既是交际工具，又是重要的信息资源和文化资源，语言“以它的物质结构系统，承载着丰富、厚重的社会文化信息，为社会所利用，能够产生社会效益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效益，所以是一种有价值、可利用、出效益、多变化、能发展的社会资源。” ＼[3＼]“语言资源”观念的生成对国家的语言规划及语言政策的制定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若关注语言分歧带来的问题，就会致力于语言的统一而漠视语言或方言的消失;若聚焦语言的资源属性，则会维护语言的多样性，致力于保护和开发这一资源。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28卷第1期

依照李宇明的归纳，语言资源可细分为三类：（1）自然语言资源，即汉语、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文字形式;（2）衍生语言资源，即对自然语言进行研究和加工处理而形成的语言资源，包括语言知识（多以教科书和辞典等形式存在）、语言产品和语言技术等;（3）公民的语言能力，包括自然语言能力和习得外语的能力＼[4＼]。与之对应，语言资源的价值分为隐性价值和显性价值。隐性价值是语言本体即自然语言资源所体现的价值，包括语言历史、文献资料等;显性价值则体现为衍生语言资源的多寡和公民语言能力的高低，包括语言的使用人口、使用领域和广义的应用效益等。通常情况下，语言资源价值的显现是逐步的、缓慢的，只有在这一语言的功能、地位以及作用发生大的变化之后才能较快的显现出来。前文说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备固定空间形式，主要依赖语言来“口传身授”并表现的活态文化。以典型的“非遗”民歌和民谣为例，尽管各地风格有异，有两点堪称共性，一是题材或内容上都以反映本地习俗和风尚为常; 二是其形式多为乡土音乐加配朗朗上口的地方语言（即方言），一旦作为承载的语言形式发生变换，则此种文化形式的“原真性”特质也会丧失，进而成为真正意义上需要保护和抢救的“文化遗产”。比如“陕北民歌”已被列为我国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它所用的是陕北方言，不保护陕北方言，保护和传承“陕北民歌”就是一句空话。同理，各地丰富多样的习俗也常要以方言作为载体，离开了方言，将会严重影响其表现力。可见，语言资源的价值首先体现在语言作为工具而形成的本体价值层面，即通常所说的语音、词汇、语法、语义和语言风格系统，在此基础之上，再生成为能为大众感知的、可资利用的各类衍生性资源。概括而言，语言资源的显性价值的基础，衍生性的经济、文化等隐性价值是显性价值的具体体现，前者是后者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如何保护语言并使之更好地发挥承载作用，是“非遗”保护与开发工作的重要方面，而语言资源观念的形成和演进与“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存在天然的、内生性的关联。

二、作为“非遗”的语言资源及其保护与开发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一方面，语言（包括方言）之间的差异巨大且复杂，语言分歧所造成的隔阂客观上不利于民族之间的沟通和社会的统一;另一方面，语言的多样性体现了文化的丰富性。每一种语言都积存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现象，是该语言使用者传统文化、传统经验最直接、最集中的具体体现，其所创造和积累的物质的和非物质文化方面的知识与经验，都保存在语言里，并依赖语言得以超越时间和空间代代相传。以往的语言规划侧重于解决由语言多样性所引发的消极性影响，在共同语（如汉语普通话）的推广方面着力甚多。但在人类社会迈入二十一世纪的当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速度的加快，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随着广播电视、网络等现代化信息工具的发展和普及，随着一些封闭、半封闭地区或族群的开放，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的传播力度已得到空前强化。与此相对，一些使用人口较少或使用范围较小的弱势语言的生存空间愈渐缩小，其功能也会愈渐衰弱，成为濒危语言并最终消亡。而濒危语言作为某种特定文化的载体，它的消亡会导致人类一些重要文化现象的消失。事实上，“濒危语言”并不局限于某些少数民族语言，强势或权威语言的方言也存在濒危现象。如弱势的汉语方言会在强势方言的影响和冲击之下，逐渐磨损、丢失自己原有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成分，同时不断吸纳强势方言的成分，促使自己的语言系统与强势方言趋同＼[5＼]。 因此，作为“非遗”的语言资源数量极其庞大，其间所蕴含的文化宝藏极具挖掘价值。

目前，濒危语言的抢救和保护已成为学界和各级政府组织工作的重要内容。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组织专家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方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整理。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又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开展“中国濒危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活动，旨在使用文字及音像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对即将消亡的语言做抢救性记录，以备后续的研究和开发。2008年由国家语委、教育部组织实施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又以“每县一点”的规模将全国各地的方言纳入抢救性记录的规划之中。但语言作为一种使用工具，其生命力的强弱取决于使用人口的数量，单纯的保护只能延宕其消亡的速度，抢救性的记录获得的也仅是活力极弱的“死语言”。因此，在普及通用语言的前提下，大力推广双语双方言的开发性保护模式，让濒危语言、濒危方言在日常生活中得以传承才是具备可持续性的出路。归纳起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语言保护主要有如下措施：

（1）立足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广泛的语言普查和语言资源的数字化采集与存储。数字化存储技术不仅可以把一些语言资源的档案资料如手稿、音乐、照片、影像、艺术图片等编辑转化为数字化格式还可以利用多媒体网络数据库来存储和管理，使其完整有序并便于检索，有效提升保护水平。

（2）结合文学戏曲等文化样态，拓展特定语言资源的生存空间。主要的途径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传扬民歌、地方戏曲和曲艺，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各种口头传播形式，推动不同种类的文化形式进行自我创新，保持其生命力;鼓励居民掌握普通话和至少一种方言，保证方言的使用。

三、十堰市“语言资源”的旅游开发及设想

“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 ＼[6＼]细分起来，旅游资源有自然和人文资源两类，前者指自然界的地理环境和生物等;后者则包含古迹建筑、消闲求知资源等。就类别看，语言资源应属人文旅游资源。合理地、保护性的旅游开发能够增大众的认知，为语言资源提供现代化的生存空间。更重要的，经过多年发展，旅游者的内在素质已有了显著变化。首先，旅游者的精神化特征愈发突出，譬如时下流行的、源于“农家乐”形式的“乡村旅游”，已从原来满足“口腹之欲”衍生为寻求对异质文化的了解，要求心理或文化上的代偿，具有浓重的文化色彩。其次，随着全球性大众旅游市场的不断成熟，旅游者更注重旅游形式的个性化和参与化，传统的“打包式旅游”正在为各类个性化旅游所取代，如“自驾游”、“背包客”等，旅游者的需求也逐步由“立此存照”转变为注重“人景合一”，以期将自己融入异质文化的氛围，获得独特的精神体验。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其独特性自然表征了某种文化的特殊性，理应能满足旅游者的精神和审美需求。

十堰地区位处四省交界，历史上是著名的移民区，文化风貌多元化特质显著，“陕西之民五，江西之民四，德（安）、吴、楚、山东、河南之民二，土著之民二。皆各以其俗为俗焉。”＼[7＼]《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十堰境内的方言归入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两区，＼[8＼]方言差异看似不大，但以方言为载体的“非遗”数量却不少。根据2013年的统计，十堰市目前所拥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7项，其中“汉调二黄”、“吕家河民歌”、“伍家沟民间故事”、“武当神戏”等都是以特定方言为载体的文化形式，此外，如“房县黄酒制作技艺”等民俗也都与语言资源有关。以下分类就十堰语言资源的开发做一点构想。

（1）民歌、民间故事的情景化。民歌、民谣及民间故事主要流行于民间底层文盲和半文盲之口，又在群众自娱自乐中表演，具有自然、清新的艺术魅力，充满生活的张力。因此，民歌形式与内容上都要保持和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体现对现实的关照，方能避免没落。传统地方戏的消亡就与其缺少创新，远离当代人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关联。再如吕家河民歌故事村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传唱民歌已在当地成风成俗，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其间有近20年的时间这种风俗被淡化，文化形态面临瓦解。尽管在政府的主导下，经过抢救并发展为旅游景点，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但可以预见，如果未来仅满足于对固有遗产的弘扬，不寻求特色鲜明的新编新创，并在形式上加以包装，其文化内涵和吸引力会逐步减弱，走向二次消亡。传承的本意并不仅是继承，还应涵括传播弘扬的过程。在当前方言人群数量相对显著的条件下，通过民众的参与，强化民歌、民间故事的创新编撰力量，扩大其规模与形制。同时，应积极整合学界的有效力量，思考其文化定位，并探索与时尚艺术形式衔接方式，以拓展文化受众市场。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如云南丽江的纳西民谣。传统的纳西民谣民间色彩浓厚，依靠异域文化特有的疏离感，曾吸引了无数游客。但当地政府并未固守传统，积极开拓现代市场，打造了诸如“印象丽江”、“纳西古乐”等具有品牌效应的文化名片。同时，推动纳西民谣的现代化传播，创作了大量“原生态”的民歌民谣，为纳西文化的传承传播作了扎实的铺垫工作。十堰现有的民歌、民间故事也可参照现代的艺术形式交易编排，以舞台剧等形式展示给观众，使其获得“情景化”的共鸣。

（2）民俗技艺的体验化：过往民俗技艺最常见的保护形式是博物馆，即将提取民俗技艺的特质性符号，碎片化是其最大的缺点。现在的数字化展示平台，尤其是虚拟的数字博物馆技术能以活态文化的方式展示民间技艺的具体细节和精髓。比如“房县黄酒”品牌的推介，目前在制成品的环节着力甚多，文化包装方面也倾向于采取“宫廷玉液”之类庸俗化的推销方式，成效并不明显。事实上，作为一种酿造方式，“房县黄酒”是中国酒文化的活化石，其制作工艺蕴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当下，若对其制作工艺进行数字化的详细记录，再配上韵味十足的解说，集纳大量工艺上的民间智慧，并凸显其在酒文化的历史中的特殊位置，必有可能成为一种个性化的文化符号。同时，还可以参照欧洲酒庄的开发经验，将“房县黄酒”发展成一个与红酒制作和赏鉴相似的“体验性”休闲娱乐项目，以生发出新的消费群体。

（3）历史遗迹的集中化：这里所说的历史遗迹主要指和语言资源有关以视觉形式表现的古文字、书法、碑刻、篆刻、楹联等。现有的开发以“复制”为主，即直接作为文化代码将其印制在各种旅游产品上，开发的层次较为低端。就遗迹数量而言，十堰的保有量比较客观，只是分布较为零散，不利于旅游者观赏和比较。

若能通过设立书画博物馆或研究院的方式，运用现代化的“复制”技术将其汇集到一处，则既有助于开发书画旅游，又能增加文化亮点。这方面成功的案例为数不少，如上海世博馆动态化展示的“清明上河图”和绍兴的书画旅游等，可资借鉴。

四、结语

语言的基本特点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通用语的推广并不以方言的消亡为前提，方言的丰富反而会对各地区各阶层的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有益处，通用语和方言并存应当视作语言发展的常态。因此，现实生活中语言、方言的萎缩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需要未雨绸缪，从语言资源的角度加以研究，探索出一条开发性保护的模式。总之，认识语言资源的价值是开发此种资源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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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M＼].香港：朗文（远东）出版社，1990：2.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Resources a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ZHANG Ya-ming

篇12

办好一所职业学校靠什么？人们自然容易想到设施、财政和教师。会关心这所学校的教学设施是否先进和完备，会关心这所学校的财政状况能否足够开支以保证其正常运转，会关心这所学校的教师队伍是否数量足够和质量上乘。借用“资本”的话语来说，与此对应的就是一所学校所拥有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状况常常对一所职业学校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诚然，这三种资本对任何一所学校都是必要的。但仅仅依赖这三种资本肯定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社会资本作为必要的补充，则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及人力资本很难发挥最大的作用，甚至在学校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及人力资本方面存在某些不足的情况下，常常可以通过建构丰富的社会资本来加以弥补。那么什么是职业院校的社会资本？职业院校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发展的具体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职业院校应当如何建构社会资本？本文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发展为例对此进行一番探讨。

一、什么是职业院校的社会资本

要回答“什么是职业院校的社会资本”的问题，有必要先来说明一下什么是社会资本。可要说明什么是“社会资本”，远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西方学界对此至少已有30多年的越来越烈的探讨，并且目前已经型塑出“一个多角度的观点”，从而不免显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二是这一西方提出的学术概念约十年前移植到中国语境后，肯定有个“再创造”的过程，这也难免会使其意涵显现出要么附会而僵化，要么漂移而不定。笔者这里从学界代表性的研究人物之观点入手，说明什么是社会资本，进而说明什么是职业院校的社会资本。

（一）社会资本

第一位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相对系统分析的是当代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尔迪厄，1980年他在《临时笔记》一文首先对资本的形式进行了区分，提出资本的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并提出三种资本间的不同在于经济资本是可以立即并直接转换成金钱的，它是以财产权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以作品、文凭、学衔为符号，以学位为制度化形式；而作为社会资本存在的资本是一种制度化关系网络，这种网络是集体性拥有的，它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提供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布尔迪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与群体成员相联系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总和，它们可以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提供集体共有资本支持……”。在他看来，社会资本由社会义务或联系而组成，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概念的最终确定要归功于科尔曼在上世纪80年代末对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作用的应用性研究。他首次对社会资本做出了全面的界定，认为它是“一种责任与期望、信息渠道以及一套规范与有效的约束，它们能限制或者鼓励某些行为……”，并且“……社会组织构成社会资本，它有助于目标的实现，如果社会资本缺失，那么目标可能会无法实现，或者实现的代价会比较高昂……”。尽管这一界定仍存在着诸多的争论，但自此之后，社会资本概念开始形成完整的研究框架。不过，真正使社会资本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帕特南自称他和他的同事花了20年时间就社会资本问题对意大利政府进行了调研，而他在这次调研的基础上写成的《使民主政治运转起来》于1993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书中提到的社会资本概念也因此受到了广泛关注。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组织效率。当然，不限于此，还有诸如福山、林南等一大批国外学者及中国学者都对社会资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我国学者梁莹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提高社会效率和激发社会活力的“软资本”，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与规范是其基本形式和支柱性要素。

（二）学校社会资本

最早将社会资本引入教育领域并较有影响的是科尔曼与帕特南。（1）科尔曼曾从结构和关系的角度来看待教育中的社会资本。美国的天主教学校在资金来源、社会支持以及生源上都略逊于公立学校及其他私立学校，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教育成就。在科尔曼看来，其原因在于天主教学校与学生分享了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天主教学校的校长、行政人员、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人士组成了一个共同体。共同体成员联系密切，创造了一个具有连续性的、能够起主导作用的价值体系，这些社会关系不仅包括代际之间的关系，而且包括孩子的父母之间的以及其他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2）帕特南在1995发表的《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中，持续了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并以此为视角探讨了教育问题。帕特南认为，近年来，美国的教育质量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公立学校处于危机之中，这正是社会资本下降的结果。“共同体的参与对学校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学生的学习不仅受学校和家庭的影响，而且受更大范围的共同体的社会网络、规则和信任的影响。”“当教师、家长、校长之间具有一种高度信任的关系时，将极大地促进学校的发展。”“家长和共同体的合作在推进学校教育改革中发挥着中心作用。”而在我国学界，尤其是教育学界，较早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系统研究与分析教育问题的主要有庄西真、盛冰等人。庄西真在2004年发表的《学校社会资本论》一文中认为，“学校不是孤立的行动个体，而是与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有种种关联的学校网络上的节点。能够通过这些关联获取学校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是学校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学校的社会资本”。盛冰则在《构建社会资本：当今学校改革的必由之路》中提出：“学校社会资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一种无形的资源。正因为如此，它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三）职业院校的社会资本

上述学者关于社会资本和学校社会资本的看法，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说明什么是职业院校的社会资本。不过，为了避免“生搬硬套”之嫌，笔者以为，若再借用黄炎培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已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可能有助于对此作出更为清晰的说明。1926年，黄炎培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中写道：“(一)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二）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三)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因为“要是此方认为我是职业学校，与一般教育无关系，彼方认为我非职业学校，与职业教育无关系，范围越划越小，界限越分越严，不互助，不合作，就不讲别的，单讲职业教育，还希望发达吗？所以第一层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是不行的。”“怎样才使学生有出路呢？说几句联络职业界的空话是不够的。……最好使得职业界认做为我们而设的学校，是我们自家的学校，那就打成一片了。所以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也是不行的。”“国家政治清明，社会组织完备，经济制度稳固，尤之人身元气浑然，脉络贯通，百体从令，什么事业会好。反是，什么事业都不会好。所以提倡职业教育而单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还是不行的。”“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对外还须有最高的热诚，参与一切，有最大的度量,容纳一切。”这应当是作为兴办职业学校的实践家黄炎培用宏大的视野对如何兴旺职业学校形成的独特认识。联系上面关于社会资本及学校社会资本的看法，从中我们不难读到职业院校的“社会资本”之重要性。可以说，黄炎培的这篇文章是关于职业院校社会资本论的宣言书。它明示了办好职业院校最充足的功夫应当下在社会资本的建构或积聚上：与一般教育的平等相融，与职业界的互利合作，与整个社会运动相参与的热诚。换句话说，这些就是职业院校的社会资本，或职业院校的积极正面、有助于办学水平上升的社会资本。以黄炎培早在80多年之前的认识对照前面所引我国两位学者关于学校社会资本的看法，我们不难得出两点结论：一是认识职业院校的社会资本仍需要更加开阔的视野，如它不应仅限于“与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有种种关联”（即庄西真的观点），而应扩展到与职业界及整个社会之间的“种种关联”；二是职业院校的社会资本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一种无形的资源”，但它并不因此就为职业院校的“办学者所忽视”（即与盛冰的观点有点相左），因为职业教育的社会性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二、社会资本各要素在职业院校办学中的作用

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不同，社会资本是把微观层次的个人选择与宏观层次的集体和社会选择结合在一起的资本形式，以社会网络为载体，以信任、合作、规范和文化认同为核心，具有社会结构资源的性质，有助于参与者更加有效地共同行动以追求共同的目标。社会资本主要包含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四个方面的内容，即社会网络以及蕴涵于其中的规范、信任、合作,它们在职业院校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规范作用

规范是指一个共同体内一系列成文或不成文的准则与规定，它们用来具体指明哪一种行为或结果是要求的、禁止的或者允许的，以及如果这些准则没有被遵循的话而采取的那些制裁措施。规范对职业院校发展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首先，行政性规范为职业院校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行政性规范是以国家的强制力量作为保证，由国家或政府制定的一系列调节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行为与关系的规则。行政性规范包括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其次，契约性规范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规则。契约性规范是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所达成的、相互之间都同意的一系列规则，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按照这种协议好的规则进行互动。再次，道德性规范为职业院校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道德性规范是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风俗习惯调节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领导率先垂范，教师敬岗爱业，学生尊师好学，这种良好的氛围使人感到了道德性规范的力量。

（二）信任作用

“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在社团的角色。”“信用是整个社会的最大资本，如果一家企业、一个国家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也就没有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社会资本也不可能形成，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都不可能提高。”多年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一直着力培养学生的公民信用意识、信用需求和信用观念。“思源基金”是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效仿美国哈佛大学的助学模式，于2007年6月，在北仑企业家管理协会、清华大学emba宁波学员俱乐部等40多家企事业、协会的资助下创立的，实行的是借贷原则，凡是在校学生，家境贫困且表现良好都有权申请。而至于学生借的钱，什么时候还，全靠学生自觉。诚信是唯一的担保！借款的额度也没有上限，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向“思源基金”提出申请。如果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没找着工作，或者经济紧张，可以和学校商量后另行制定还款计划。在当前大学生贷款诚信问题屡亮黄灯的情况下，没有法律约束力和硬性规定的思源基金却持续飘红。目前，已有150多人次以反哺的形式回馈基金50余万元。此外，受助学生的反哺还引发了社会与在校师生的关注，并掀起了大规模捐赠奖助学金的“壮举”，到2009年底，基金捐款额累计达600余万元，先后资助贫困学生547人。

（三）合作作用

合作是指不同的社会行动者为了达到共同的目的而在行动上相互配合的过程，是一种使既有利于自己，又有益于他人的结果得以实现的行为或意向。职业教育主要是为企业培养人才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人们对此早有认识。不过，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在这方面更进一步。这主要体现在近年来他们总结出来的办学“三三模式”，即办学、育人、就业的三位合一，政府、学校、企业三方有机结合，建立互动合作机制，共同开展人才培养，正是合作作用的最好体现。2006年开始，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每年专门请来企业部门的负责人，为他们颁发该校的“校企合作年度奖”。获得“校企合作年度奖”的，是从送设备、设奖学金以及为学生提供顶岗实习机会的企业中选的。“年度奖”的奖金并不多，只有2000元，但学院执行院长苏志刚说，礼轻情义重，我们用这种方式向大力支持职教事业的企业表示最诚挚的谢意。而企业代表认为，社会急需各种高技能人才，企业出钱出力支持职业学校建设，正是回报社会的一种途径。

（四）社会网络作用

社会网络是指由共享某些相似特征的人(如共同地域、共同职业、共同兴趣爱好等)联结在一起的网络。社会网络可以通过一种非正式的协调机制，降低交易成本。社会参与网络对职业院校发展的价值主要体现为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早在2003年，经省教育厅批准，由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牵头，并联合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宁波兴港职业高级中学、敏孚机械有限公司等16所中等职业技术（技工）学校和相关企业组建而成的浙江省综合性职业教育集团——浙江大港职业教育集团就宣告成立。按有关协议，集团的各成员学校可以共享实验设备、相关课程师资等教育资源，成员学校的学生报考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企业单位则具有优先挑选成员学校优秀毕业生的权利。与此同时，企业单位则应积极为集团成员提供实习、实训基地，并负责消化集团成员学校的相关毕业生。

三、职业院校建构社会资本的策略

职业院校社会资本的建构应该通过对学校内外社会网络的一系列的管理活动，使各种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比最大化，从而达到组织所期待的目标。具体说来，学校社会资本的建构就是在各相关的显在和潜在行动者之间建立可重复的持续性的交换关系，同时，它依靠学校社会资本而不是组织的权威来促进行动者的合作和解决交换过程的冲突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在创造或者增加学校绩效的同时，再次使学校社会资本实现增值。

（一）确立共同愿景，建构职业院校的认知社会资本

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职业院校的发展是盲目的，这种盲目体现在校长办学理念模糊，教师、家长、学生对学校办学理念缺乏理解与认同。而要真正使相关利益各方能够理解与认同，这就需要校长在认真反思学校现有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格局的基础上，与所有成员共同制定学校的愿景。这应当是建构职业院校的认知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学习型组织理论告诉我们，建立共同愿景是一项基础性的、至关重要的修炼。彼得·圣吉认为，共同愿景是一个组织中各个成员发自内心的共同目标，是蕴藏在人们心中一股令人深受感召的力量。共同愿景是告诉单位的每一名员工“我们将成为什么”的前景，它与“只是告诉成员什么时间能达成什么具体目标”的战略目标相比，更有利于增强单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员工的热情、干劲，调节员工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戮力同心的坚强集体。一个有效的愿景，应该是对组织成员的一种宏伟的承诺，使人们想念实现目标后的收益。它具备以下特征：能够让人们激情澎湃，觉得需要超越且又愿意为之而奋斗，觉得遥远却又折服。共同愿景是一种文化理念，也是一个单位创建的灵魂，它能唤起人们的希望。职业院校构建共同愿景要与校企文化有机结合，并形成一定的体系框架，如服务理念、奋斗目标等，这些理念的提炼和形成，将单位及个人的发展目标完美、有机地结合，将会极大地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有利于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

为了确立共同愿景，从2000年开始，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就开始对教师进行先进职业教育理念的培训，帮助教师了解职业教育的性质，高职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学生需求的关系，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政策，让教师理解服务区域经济、服务社会是职业教育的导向，让教师扎扎实实沉下去研究社会需求、企业需求，从而让教师真正感受到自身职业的价值，增强教师的专业角色意识，从而主动投入到职教课程、教学改革中。与此同时，学校领导积极帮助教师深刻理解学院的文化和核心价值，提高对学院的忠诚度，树立爱岗敬业、爱校爱生的精神，让教师切身体会职业的幸福感、成就感，享受教师的幸福人生。许多教师对学院执行院长苏志刚都有共同的看法，就是“跟着他工作很辛苦，但是不痛苦。”这种认同感无疑是职业院校发展重要的认知社会资本。

（二）学会借脑谋势，建构职业院校的关系社会资本

职业院校的关系社会资本是指其与家庭（家长、学生）、企（行）业、政府、社会（区）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学校中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以信任、合作、互惠为特征的各种资源。“诚信办学，合作育人”，“校务公开，管理民主”等措施或手段都有助于积累学校的关系社会资本。如果说人力资本强调的是“个体”，把管理过程看做线性的过程，有多少“输入”就有多少“产出”；那么，社会资本则是从“关系”的视角来看待人，认为学校的管理过程是非线性的，有多少“输入”并不一定就有多少“产出”。仅就关系社会资本而言，一个校长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其接触到的人、联系的程度、范围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校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就一所学校而言，包括学校与政府、企业、家庭、社区以及其他组织形成的关系网络。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指日常生活中的相互联系，还指通过创造关系或者由关系手段获得的资本，包括信任与可信度、规范与惩罚、义务与期望、互惠与合作等，体现的是社会联系的人格化方面。其中信任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在一所学校中，共同体成员之间是否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否表现为信任、合作、互惠的特征，标志着关系社会资本的强弱。

对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来说，作为全国重点建设的30多所高职院校中最年轻之一的一所，近年来之所以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与其主动地“借脑谋势”，并迅速地积累了较为雄厚的关系社会资本密切相关。当有人问及执行院长苏志刚的治校理念时，苏院长明确地回答：“八个字，专家治校，借脑谋势——让最先进的办学理念迅速成为学校办学的主导意识，在此基础上谋划学院发展大计。”1999年5月，在转制升格的关键阶段，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职业教育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系，由职教所为学院提供高职理论和教学方面的指导，促进学院教职工观念的转变及教学方法的转变，使专家的指导贯穿于学院发展的所有阶段。宁波籍中科院院士贺贤土应邀出任学院院长。贺贤土院士自担任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以来，一直热心学院的发展，关爱学生的成长。贺院长每次来校，不仅亲自为学院的师生们开设讲座，还邀请他的院士朋友们为师生带来前沿的、丰富的科学知识。教育部原职教司司长杨金土、原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潘懋元也欣然同意担任学院顾问。同时，学院邀请其他海内外专家、学者到学校开讲座、搞科研。另外，学院还于2002年12月28日在上海挂牌成立了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研究、评估、咨询和教育科研成果转化的研究机构——大港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华东师大职教所、上海教科院职教所、厦门大学高教所等以技术入股形式参与中心的运作，共同承揽课题，进行科研开发，实现资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学院之所以在上海设立高职研发中心，就是想充分利用上海国际大都市拥有的资讯资源，获得第一手信息，通过研发中心这个平台，促进学院同上海高校、研究机构、相关业务主管部门的联系和合作，凝聚一批高职教育的专家，为学院的发展服务。同时，通过课题研究、咨询服务、成果推广，提高研发中心的造血功能，扩大学院的影响。

（三）改善组织结构，建构职业院校的制度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