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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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扶贫工作总的指导方针是精准扶贫。这个概念是在2013年10月考察湘西十八洞村时正式提出来的，此前他在考察河北阜平的贫困农村时说过扶贫不能搞成“手榴弹炸跳蚤”，精准扶贫是与这一思想一贯且更加深入的表达。

精准扶贫的概念提出后，湖南方面调动各方资源在十八洞村实践这一要求，不但帮助村里发展各种产业，甚至还为村里因贫困而娶不到媳妇的单身汉们办了相亲会，关怀无微不至。集中力量帮扶一个村，效果当然是明显的，十八洞村的精准扶贫经验也通过中央媒体的大力宣传而广为人知。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十八洞村的经验并不是每个贫困村都能学习的，比如，上级为十八洞村量身打造的产业中包括旅游，这是因为的实地考察和媒体报道给十八洞村带来了知名度。总书记关注贫困问题，但他不能走遍每一个贫困的村子，把它们都变成名村，那么，其他地方落实精准扶贫的精神，最重要的还是从客观规律上下功夫，同时结合各地的优势，探索各具特色的摆脱贫困的办法。

有几个问题值得初步讨论一下。讨论的目的是为了让精准扶贫更精准，避免产生偏差。

首先，作为一项政府职能的扶贫，是有中国特色的，是社会主义的优势。西方国家的政府职能中可能有社会保障、有社会救济、有发展经济带动就业，但没有中国意义上的扶贫。扶贫和救济有本质的区别，救济是救一时之急，而扶贫是帮助贫苦者找到摆脱贫困的办法，前者是“授人以鱼”，后者是“授人以渔”，二者的根本不同是对受助者的主体性的关注。

精准扶贫最怕的就是跟救济搞混淆了。以目前的国力，以救济的方式把现有的贫困户“养起来”，也是能做得到的。不能排除个别地方为了按期完成消除贫困的任务而使用这种办法。须知，这种方式是有害而无益的，因为一旦救济的力度减轻，已经“脱贫”的很容易返贫，而且受助者的主体性被伤害后，将更深地陷入贫困的循环。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说，他在云南见过这样的案例，一个做了上门女婿的四川穷小子在引领村民脱贫上的作用要超过扶贫办。他分析说，这个穷小子懂农业科技，会种田养猪，自己动手改造住房和厕所，这给了同村人很大的信心，大家认为，他能行，那我们也行。在这层意义上，根据各地的文化特点，给扶贫对象有针对性的精神鼓舞应该是精准扶贫的应有之义。

其次，扶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创造，那么，有效的扶贫措施就需要采取社会主义的原则，即引导扶贫对象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联合起来，一起脱贫。分散单干的小农难以扩大生产，难以延伸产业链，获取更多的增加值，在市场经济中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是小农的局限，在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尚可实现温饱奔小康，在自然条件差的地方，无法摆脱贫困就不奇怪了。精准扶贫乍听起来很容易理解为针对特定的一家一户，但精准扶贫还有更宏观的层面，那就是在贫苦地区，有很多相连的贫困户，他们比富裕农户有更强的联合的需求和意愿，应该把这部分需求纳入精准扶贫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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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获评A级可获得5-10万元的贷款额度;B级为2-5万元;C级为2万元以下。同时，获得了评级的平困户还可以通过专门打造的“富农卡”，享受随时支取，利息按季清还;随时归还，不产生利息同时享受利率优惠等政策。

自“精准扶贫”提出以来，类似上述场景已成为许多地方扶贫工作的缩影。可随着扶贫工作的内涵越发丰富，可操作性要求越强，如何精准开具更加对症有效的“扶贫药方”，是扶贫工作参与各方持续思考的问题。

2016年2月26日，中国政府网与《财经国家周刊》联合主办第21次“文津圆桌”研讨会， 来自全国政协、国家发改委、工信部、教育部、中国社科院、宁夏、深圳、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邮储银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民投、中国华信、阿里巴巴等单位人员，围绕“贯彻精准扶贫部署，打赢脱贫攻坚战”所面临的形势、挑战、对策展开探讨。 金融“血液”向“末梢”流动

金融作为经济的血液，在扶贫开发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唯有进一步疏通金融血脉，发挥其资金融通与市场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才能使扶贫开发精准有力。

这就需要找到促进“血液”循环的动力所在，找准血管中的“血液”流向，发挥金融合力以实现优势互补。

不过从实践反馈来看，金融“血液”向贫困农户“末梢”流动仍存明显卡壳。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表示，当前金融支持扶贫存在三大明显障碍。

一是贷款定价存在两难，照顾农户往往难以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追求可持续发展则使得农户付息压力过大。二是扶贫贷款成本控制难度大，农村信用体系缺失导致信用调查成本太高。三是银行既有管理机制难以匹配国家扶贫大局，绩效考核机制不支持银行员工踊跃开发扶贫业务。这些约束因素必须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由于农村金融一直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其存在市场竞争乏力、中介机构缺失、创新应用不足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血液”流向贫困地区。而事实也证明，金融扶贫工作开展较为出色的地方，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在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从而为金融扶贫建立起了“支点”。

对此，中国邮储银行行长吕家进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着力，解决贫困地区资金匮乏难题。

一是建议在金融机构内部成立专门的扶贫金融部门，专注于扶贫事业，单独设定配套的考核机制，与追求利润的商业化原则隔离开。二是央行加大扶贫再贷款力度，给商业银行提供低息资金，从根源上把扶贫信贷利率成本降下来。此外，可以考虑拿出一块存款准备金支持扶贫事业。三是财政扶贫资金可以分出一块成立“扶贫信贷担保基金”，此举可以大大鼓励商业银行加大扶贫信贷的意愿，具有较大的杠杆效应。四是建议国家层面尽快形成统一的贫困农户信息系统，并且和银行的信息系统进行对接，便于银行针对贫困户进行精准甄别、精准检测、精准投放。五是银行要和驻村工作队强化合作，驻村工作队可以发挥项目推荐、信用把关、减少信息不对称等重要作用。

不过金融扶贫绝非一幕“独角戏”，面对贫困地区各类主体差异化、多样化的金融需求，需要发挥合力，优势互补，才能彻底疏通扶贫开发金融血脉。

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李锐认为，金融扶贫要依托四大资源、瞄准四大领域、突出四大举措。即重点依托财政扶贫资金撬动、政策性银行中长期信贷、涉农商业银行专项信贷投放、普惠性金融信贷这“四大资源”;瞄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势特色新兴产业发展、重点群体就业创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这“四大领域”;突出人民银行切一块、财政部门贴一块、金融机构降一块、存贷挂钩激励这“四大举措”。着重鼓励金融机构制定扶贫信贷的目标值、时间表和行动方案。 “互联网+扶贫”的巨大潜力

当然，疏通扶贫开发金融血脉，还需找到“血液”循环的动力所在。好的扶贫产业项目能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推动农民脱贫致富。

对此，宁夏吴忠市委书记赵永清认为，应抓紧总结推广“发展产业脱贫一批”的成熟模式。

据他介绍，围绕“造血能力”和“内生动力”，宁夏探索出了“龙头带动型”、“协会拉动型”、“金融撬动型”等9大可复制的产业扶贫模式。引导农民走进园区变工人，进入城镇做商人，摆摊开店当老板，土地入股成股东，实现村村有产业、户户有门路、人人有活干。

以光伏+基础设施+农户的“产业联动型”为例，屋顶光伏每年能够给贫困户带来近3000元的电费收益，村级扶贫电站则每年能够给村集体带来20万的电费收入。这不仅是针对扶贫工作，同时还能够盘活农村工作中的‘空壳村’难题。

除了传统的产业扶贫，在阿里巴巴副总裁孙利军看来，“互联网+扶贫”也同样具有极大的潜力可挖。“但目前广泛推进‘互联网+扶贫’战略仍缺乏三个关键要素。”孙利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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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D的目标1，就是“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而在《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中有着具体的举措，比如对SDG目标1下的1.1的目标“到2030年，在全球所有人口中消除极端贫困，极端贫困，目前的衡量标准是每人每日生活费不足1.25 美元”，中方的落实举措是“到2020年，确保中国现行标准下的5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而对于目标1.2的“到2030年，按各国标准界定的陷入各种形式贫困的各年龄段男女和儿童至少减半”的目标，中方的落实举措是：按照“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要求，对农村贫困人口实行分类精准扶持，确保实现2020年全部脱贫的目标。

可见，精准扶贫是中国实现SDG目标1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从企业的角度，又怎么能做到“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这几个“精准”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1、发挥企业专业优势

要做到精准扶贫，企业自身也要精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投入精准扶贫工作，结合公司主业将精准扶贫提升到战略高度。例如国家电网大力推进“国网阳光扶贫行动”，加强援疆兴边富民，推进村村通动力电、井井通电、光伏扶贫项目接网等工程建设，有效改善了贫困地区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为国家电网公司定点扶贫县。玛多县10兆瓦扶贫光伏电站已正式并网发电，该电站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562万千瓦时，发电纯收益将全部用于玛多县贫困人口脱贫。又比如华润集团下属的华润新能源与忻州市政府签署风电扶贫协议，利用五年时间投资270亿元，在忻州风电资源好的贫困县及地区建设合计300万千瓦的风电扶贫项目，并成立华润忻州清洁能源扶贫基金会，项目投产运营后纳入总计1.2亿元作为扶贫专项资金。华润集团输入新能源项目，以投资新兴产业，再以产业促脱贫，最终塑造该地区强大的“造血功能”。

如农村淘宝是阿里巴巴集团的战略项目。2015年，阿里巴巴规划在三至五年内投资100亿元，建立1000个县级服务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通过这一规划实施，阿里巴巴探索建立了农村电子商务新渠道、生态农特产品电子商务供应链体系以及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支撑体系。例如与湖南平江县签署“农村淘宝”合作协议，据了解，平江县目前还有贫困人口11.8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0.7%。目前平江县已有1300户精准扶贫户参与到农村淘宝中来，有300余户精准扶贫户开淘宝店。

企业借助自己成熟的技术和商业优势助力精准扶贫，这也是一种“精准”。

2、跨界合作，打造精准扶贫价值链

企业虽然有自身技术、商业和资金的优势，但是还需要联合在扶贫方面具有专业优势的非营利组织等第三方，才能更好地发挥多方的优势，通过跨界合作，打造精准扶贫价值链。

例如中国扶贫基金会通过多年的摸索，为解决扶贫的“漏斗现象”，成立了社会企业“善品公社”， 善品公社的运营模式简单概括就是以农村合作社为组织载体，善品公社为统一品牌，通过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把分散的生产要素整合起来，实现规模化，解决市场规模与生产效率问题;其次通过合作社建立社员的利益制约和激励机制，解决生产质量和利益分配问题。最后以合作社y一管理经营为基础，提升服务水平，打造统一的农产品品牌，直接面对消费者。善品公社在苹果等公司的支持下，为雅安灾区农民的猕猴桃和黄果柑实现了数百万元的收入。

3、善用企业志愿者

企业的员工既是拥有专业技能的技术人才，同时也是贡献爱心的社区人才，企业的志愿者文化不但能让员工贡献于社会，还能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对企业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培养领导精神，激发企业的创新文化。IBM将企业的志愿者与SDG的17项目标进行了对标，思爱普（SAP）也在计划将企业的志愿者与SDG的关系通过执行手册的方式加以引导。 精准扶贫和持续影响力打造圆桌论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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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是宿迁市“十三五”时期的头等大事，打赢这场输不起的攻坚战，对于61.5万低收入人口、188个经济薄弱村和西南岗、成子湖及涟沭结合部三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宿迁来说，意义重大。当前，必须准确把握新一轮扶贫开发的总体定位和要求，紧紧围绕全市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追求，向贫困发起总攻，尽快补齐农村低收入人口这块突出“短板”，填补经济薄弱村这片“洼地”，决不让一个低收入农户、一个经济薄弱村和一个片区在小康路上掉队。

一、打好扶贫攻坚战，必须把握发展大势。中央作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部署，力度之大、节奏之快、政策之密集，前所未有。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扶贫开发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着眼全省“十三五”扶贫开发，提出了减少相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总定位，标准再提高、重点再聚焦、内涵再丰富、底线再织牢的总思路，确保低收入人口与全省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总目标。从宿迁实际看，资源、产业、经济、竞争潜力大，贫困地区后发优势凸显。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全市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为实施脱贫致富奔小康工程增添了强大动能。我们将牢牢把握机遇、用好有利条件，坚定不移地担起全面小康这一历史使命、扛起脱贫攻坚这一政治责任，以更大的决心、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努力将发展机遇转化为扶贫成果。

二、打好扶贫攻坚战，必须坚持精准要求。围绕对象精准、对策精准、“对子”精准、对接精准的要求，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对症下药，靶向治疗，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扶什么”的问题，确保精准脱贫到村到户到人。在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上，根据扶贫对象、致贫原因，因户施策，科学确定扶贫内容，有效落实帮扶措施，确保实现脱贫。对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实施“造血式”帮扶，量身定制“扶贫菜单”，带动农户发展生产、自主创业或帮助就业。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低收入农户，进一步织牢织密社会保障网络，通过低保、五保、医保、养老保险等政策保障兜底。对因病因灾因残因学致贫的农户，集聚卫生、教育、民政等保障政策，通过减免、报销费用、给予特殊补助等方法，对其生活进行保障救助。在推进经济薄弱村发展上，按照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的思路，发展村级产业项目，做到“一村一品”、“一村多品”。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建立完善“一社一群一中心”模式，深化与京东、苏宁、淘宝等电商的合作，大力推进“一村一品一店”建设。同时，利用租赁、股份合作等形式，推进农村荒地、林地、水塘以及整理土地的开发创收，实现对闲置集体资产、存量土地资产的合理经营。积极发展村级土地股份合作、农民专业合作等合作组织，通过吸收低收入农户土地经营权入股等方式，推进农户开展合作经营，实现村、户增收双赢。创新扶贫资金、资产归集、确权、使用、经营和收益分配机制，确保扶贫资产保值增值。在加快片区发展上，把政策、资金、项目向三大片区集聚，把国家、省、市重大交通项目向片区倾斜。加快农村公路改造、提档升级和危桥改造步伐。兴修农田水利，改造中低产田，完善农田基础设施配套，不断夯实现代农业发展基础。成子湖周边地区充分发挥“江苏省泗阳成子湖旅游度假区”旅游扶贫、旅游富民作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高效循环农业和特色水产；泗洪西南岗地区围绕“江苏脱贫攻坚的桥头堡和苏皖边界脱贫攻坚的示范区”的目标定位，积极培育绿色果蔬及生态畜禽养殖产业；涟沭结合部重点发展花卉苗木、纺织服装、电子加工等产业。让片区特色产业成为带动低收入农户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大力兴办民生事业，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事业，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和延续发展。在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建设上，围绕“统筹城乡发展、减少相对贫困”改革目标，以“机制创新”为主线，在体制机制创新上下功夫，不断提升扶贫开发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大试点项目建设力度，力求取得普适性、长期性的创新成果。重点在扶贫资产确权保值增值试点、电商扶贫、精准扶贫、农村金融扶贫和生态旅游扶贫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

三、打好扶贫攻坚战，必须落实工作责任。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以舍我其谁的气概、只争朝夕的精神，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勇于担当、主动作为，把帮扶责任落准落细落实。健全多方联动机制。构建市县乡村四级组织体系，形成专项、行业、社会“三位一体”大扶贫工作格局。充分发挥省“五方挂钩”单位、各级帮扶工作队和挂村帮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作用，努力把政策、项目、技术、资金、人才等更多地落实到贫困地区，力争帮扶项目早实施，资金早投入，帮扶早见效。健全资金保障机制，加大扶贫投入力度，确保扶贫开发支出只增不减。健全督查考核机制。将扶贫开发工作任务是否完成与领导干部实绩评定相挂钩，作为对各级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奖惩的重要依据。采用不定时间、不定路线、不定方式、不定对象的“四个不定”形式，将明查与暗访、督查通报与行政问责相结合，确保扶贫开发工作取得实效。

（作者系宿迁市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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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1-0001-08

收稿日期：20160906DOI：10.13968/ki.1009-9107.2017.01.0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ZD03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6YJC710010）

作者简介：雷望红（1991-），女，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底，由中办和国办联合出台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要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按照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原则，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2014年初，中央和地方纷纷制定了精准扶贫的战略规划，地方政府逐步进入实施阶段。

精准扶贫政策，试图通过改“漫灌扶贫”为“滴灌扶贫”的方式，既能够节约扶贫资源，又能够有针对性地扶持贫困户，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着多个层面的困境。一方面，在执行中出现目标偏离，表现为精英俘获[1]、贫困户参与不足[2]以及多种排斥现象[3，4]；另一方面，在政策落地时，会出现政策与村庄的不匹配现象，比如产业支持、安居扶贫等政策无法有效扶持贫困户[5，6]。不仅如此，精准扶贫政策还会引起村庄激荡，由于盛行平均主义思想，村民们要求对于政策资源进行公平分配，由此会引发上访等问题，给村庄带来新的治理难题，甚至会出现乡村治理的“内卷化”[1，2]。

精准扶贫政策的目的在于扶贫，实现路径在于“精准”二字，但从目前学界研究的整体上看，主流观点认为精准扶贫出现了严重的不精准执行现象。关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不精准执行问题，大致有三种解释路径：（1）从官僚体系的视角出发，认为是央地关系、社会控制和社会成本承担等因素导致了执行困境[3]；（2）从村庄的内部特性寻找原因解释，村庄社会环境、乡土社会的特征、社区精英被俘获、贫困群体集体行动的缺乏等因素影响了政策的执行[1]；（3）从政策本身进行解释，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本身具有内在悖论，由于忽略了扶贫对象的内部差异性，从而引发执行问题[2]。另有一些学者主张从转型的角度认识当前的扶贫问题，从而理解贫困治理的复杂性所带来的精准扶贫挑战[7]。

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本质上是政策执行偏差问题。已有研究对于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解与认识，从总体上来看，侧重于从政策落地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探讨政策执行的状况，而忽视了政策执行主体即基层组织的重要性。制度基础与社会基础具有不可逆性，从这些角度出发，对于政策执行的改善无法做到对症下药。若从基层组织的角度探讨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问题，可以把握政策执行的情境性，因此能够洞悉政策执行偏差的直接原因，从而及时纠偏。本研究立足于赣南宋村的调查经验，呈现当地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从基层组织的角度予以解释，并以此为基础，拓展理解当前我国农村资源输入的组织困境。

二、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个案

2014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门联合颁发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要求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赣南宋村宋村是赣南最大的行政村之一，全村在册人口为8 837人，实际人口接近万人（严格计生时期的黑户多）。笔者于2016年7月4-24日在该村进行为期20天的调查。于2014年底开始集中精力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总共确定421户贫困户，1 468个贫困人口。2015年宋村将扶贫工作确定为中心工作，在具体的政策实践过程中，该村存在着明显的不精准执行现象。

（一）精准识别不精准

贫困人口与贫困户的识别与确定，原则上要求申请评议，由群众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自行申请，由村组干部评议、公示公告，再由上级进行筛选和抽检。在村委会具体的识别过程中，宋村干部为了减轻精准识别的麻烦，实际操作过程如下所述：

上面给了我们村1 468个贫困指标，基本上每7个人中有1个是贫困人口，指标这么多，谁是贫困人口根本辨不出来。具体分配的时候，村里按照人口比例分到小组，由小组长评选，再由包组组长进行确认，村里按照入选人口大致做个评选，砍掉条件明显比较好的，留下条件差的。小组长评选时，有时也有私心，但主要权力还在村干部。

宋村村干部在精准确定贫困户上，实际上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宋村分配到的贫困户名额过多，贫困名额占到全村人口的15%，远远超过实际贫困人口；另一方面，宋村村民的经济差异不明显，村干部容易选出绝对贫困群体，但不易选出次贫困群体，名额分配的标准不易确定，即使按照民主评议的方式，也无法公平地识别和确定。因此，村干部不得不采取主观评议的方式选择贫困户，避免群众申请和民主评议，并通过打球的方式，将名单公布在村委会六楼的会议室。

2.权责不匹配的无力。精准扶贫的政策由中央层面作出，但由基层组织具体执行和落实。基层组织责任重大，对贫困户的具体帮扶责任主要落在基层干部身上。一方面，他们需要亲力亲为为贫困户出谋划策、拟定计划、支持脱贫，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做好规范化管理工作，跟踪与记录，如果出现纰漏，需要承担失职的责任。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上，基层干部既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责任的直接承担者。

然而，基层干部肩负的责任与享有的权力严重不匹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税制和农业税改革以后，基层组织丧失了资源汲取能力，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可支配资源极其有限；二是随着官僚制的深化发展，上级政府对于基层治理的干涉程度强化，在面对乡村社会的现实问题时，基层干部丧失了治理的灵活性。当精准扶贫政策出现时，基层干部一无充足资源，二无政策权力，只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硬着头皮，按照上级要求执行政策。他们一面利用国家政策，一面动用私人资源，试图完成帮扶工作，但政策渠道未打通，如银行设置种种障碍不给真正的贫困户贷款，私人扶持也不易获得，私人普遍不愿进行风险帮助。因此，帮扶干部们要真正完成帮扶脱贫工作难度极大。况且，一位帮扶干部面对几十个贫困对象，难度可想而知。在权责明显不对等的情况下，他们只好选择性退步，只完成相对容易的形式帮扶工作，即通过文字脱贫的方式交差，以期在运动期限内糊弄过去。

3.压力考核下的自保。目标管理责任制在权威体系内部构建了一套“责任―利益连带”的制度性联结关系，形成基层政权运行与地方社会的治理压力[12]。目标管理责任制在基层组织中所营造的压力氛围，会促使基层干部通过策略主义的方式，寻求自恰的生存之道[13]。实际上，策略主义的运用，既是基层组织的治理智慧，也是基层政权不得已的选择。

目标管理责任制具有明显的目标导向，通过对目标达成状况的考核进行奖优惩劣，但由于目标实践过程不可保留，无法完整呈现，只能通过形式化的文字材料呈现出来。文字材料就如同一份考卷，在上级进行检查时，如果“考卷”出现纰漏，上级“打分”低，不论平日里的工作做得多好，都相当于未实现目标。同样，在向上呈阅工作材料时，如果数据不好看，与规定目标相差甚远，也会受到上级的批评与惩罚。在压力型体制之下，基层组织更加看重上级的考核工作而非具有实质意义的实践工作，因此，基层干部会进行策略性转换，将文字材料的准备工作置于政策执行之上。面对精准扶贫工作，宋村村干部最强调的是数据的“正确性”，他们要反复核对文本数据与网上数据，国网与市网的数据。在上级检查时要确保所要回答的数据与贫困户家庭的文本情况一致，以免在领导问话时回答失误。在目标责任制下，政策落实通过文本形式的呈现，实际目的在于通过考核避免惩罚，以实现基层干部的自保。

（三）基层干部的政策定位

从基层组织的角度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的具体执行，能够观察到基层干部政策执行的情境。在基层治理资源有限、权责不对等和压力型的考核体制之下，基层干部会对政策进行定位，选择执行的方式与力度。尽管精准扶贫政策以政治运动的形式下达，但贫困具有相对性、流动性，消除了今天的底层，明天还会出现新的底层，今天解决一批，明天会新出一批，以突袭式的方式根本无法啃掉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在基层干部看来，这场针对贫困的运动式治理，“就是一阵风，很快就会过去” [14]，上级部门规定了目标达成时间，不论任务完成与否，在政治压力之下，各级政府都必须“完成”既定目标。

在短促的扶贫运动中，基层政府一方面要在压力考核下满足上级目标达成的愿望，一方面要在基层治理资源匮乏、权责不匹配的情况下完成任务。他们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找到平衡，既去完成任务，并让上级在检查时感到满意，又不完全按照上级的要求做事。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在基层就被定位为隐秘的资源分配政策和文本制作工作，基层干部低调地将名额和资源分发下去，能否真正帮扶到贫困户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数字考评呈现政策执行的样态。在基层干部的这一政策定位之下，政策执行必然产生不精准执行现象。

四、国家资源输入的基层组织困境

农业税费改革后，公共服务型福利国家取代了控制提取型国家[15]，国家改“资源汲取”为“资源输入”，通过项目下乡的方式向农村社会输入资源。在国家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基层组织如何承接资源、如何执行国家政策成为一项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精准扶贫政策是国家的又一大惠农政策，基层组织在政策执行时所面临的治理成本、权责问题和考核压力等执行约束，暗含着基层组织的深层困境，严重制约了国家资源的输入效率与国家政策的执行力度。

（一）资源输入背景下的基层组织样态

农业税费取消以前，国家表现出强者形象，具有高度的专制权力[15]，保持着对于基层社会的强势汲取。此时，国家为了保持对于基层社会的汲取能力，与基层组织结成合谋关系，默许和容忍基层组织的过激或违法行为，导致国家政权与农民关系的紧张状态。基层组织则由于和农民在各项事务上密切互动，建立紧密关联。税改以后，国家改变治理思路，通过资源输入不断向农民示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迅速拉近。然而，由于中央掌握财政的分配权，形成了“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市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叫娘”的分配格局[16]，乡镇财力下降，可支配资源严重不足。乡镇不得不依赖上级的资源转移，中央借机约束和规范基层组织的治理行为，导致基层组织日益丧失治理自主性。由此带来的后果则是，基层组织与国家的信任关系被打破，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与恶化（见图1）。

在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日益弱化的状况下，基层组织承担的自上而下的任务与自下而上的诉求却不断增长。在税改以前，基层干部对上主要完成收取税费与计划生育工作，对下主要则是解决矛盾纠纷和分配土地。国家加大向农村社会输入资源以后，大力发展民生事业，将提高农民的收入和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作为重要工作。国家改善“三农”的宏愿落到基层组织，不断累积的自上而下的任务堆积到基层干部身上，农民则借助国家对于“三农”领域的倾斜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对上的期待不断高涨，基层干部承担着来自于国家和农民日益增长的双重任务（见图2）。

参考文献：

[1] 邢成举. 村庄视角的扶贫项目目标偏离与“内卷化”分析[J].江汉学术，2015（5）：1826.

[2]葛志军，邢成举. 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7163.

[3]左停，杨雨鑫，钟玲. 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J].贵州社会科学，2015（8）：156162.

[4]邓维杰. 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14（6）：7881.

[5]李博，左停.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Y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6673.

[6]付少平，赵晓峰. 精准扶贫视角下的移民生计空间再塑造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816.

[7]邢成举，赵晓峰. 论中国农村贫困的转型及其对精准扶贫的挑战[J]. 学习与实践，2016（7）：116123.

[8]邢成举，李小云. 精英俘获与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9）：109113.

[9]T B Smith.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J].Policy Science，1973， 4（2）：203205.

[10]周雪光. 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J].开放时代，2012（9）：105125.

[11]欧阳静. 论基层运动型治理――兼与周雪光等商榷[J].开放时代，2014（6）：180190.

[12]王汉生，王一鸽. 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J].社会学研究，2009（2）：6192.

[13]欧阳静. 运作于压力型科层制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乡镇政权――以桔镇为研究对象[J]. 社会，2009（5）：3963.

[14]邢成举. 压力型体制下的“扶贫军令状”与贫困治理中的政府失灵[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110.

[15]黄宗智.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J].开放时代，2008（2）：1029.

[16]周飞舟. 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J].社会学研究，2006（3）：138.

[17]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C].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000：4245.

[18]吴理财. 应注意农村基层的选择性治理[N].学习时报，20090112（5）.

篇6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安排和部署，云南农业大学对口帮扶楚雄姚安县前场镇木署村。前场镇是楚雄州40个少数民族聚居贫困乡镇之一，木署村98.9%人口都是彝族，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种植、经济林果和畜牧方面的收益，是典型的贫困山区少数民族聚居村。

走访帮扶村 精准把握“贫情”

全省扶贫攻坚“挂包帮、转走访”工作启动后，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与姚安县签订“十三五”校县合作协议，云南农大和产业研究院成立了“挂包帮、转走访”扶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干部与贫户结对帮扶，专门研究制定精准扶贫方案，扶持贫困户早日脱贫。

每次进村入户开展帮扶工作，领导干部精准分析每一贫困户致贫原因，研究制定每一贫困户脱贫计划，认真落实每一贫困户帮扶措施，用实际行动带动全校帮户干部真心扶贫。帮户干部入户走访时，不仅详细了解贫困的现状，养殖、种植专家们还一次次地为贫困户现场传授专业技能，手把手地教会他们解决常见问题。截至目前，学校共派出帮扶干部202人次，走访贫困户116户，走访贫困群众449人，填写帮扶联系卡116份，提出脱贫建议465条。

选准特色产业 开展产业扶贫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把握“贫情”，理清需求清单的基础上，云南农大和产业研究院组织专家团队反复进行数据整理和精准分析，结合学校的学科人才优势，挖掘当地的产业发展资源禀赋，制订出木署村的科学、合理的精准扶贫方案，即发展冷凉山区生态蔬菜产业和地方优质牛羊养殖业。

在木署村扶贫点建设100亩“云南农业大学生态蔬菜生产技术核心示范区”，展示多样化品种高原生态蔬菜园艺技术，培训木署村的贫困户种植生态蔬菜的技能，树立木署村生态蔬菜产品品牌，帮助贫困户可持续增收达到脱贫的目的。

“生态蔬菜生产技术”将高原适应性多品种类别蔬菜农田园艺和先进灭害技术配套示范，组配最佳生态种植技术规程进行标准化生产。建立农药和肥料施用量减免、农田废弃物收集制度；展示灭虫灯、熏蒸器、驱避器、性诱器、粘虫卡等器械和精准机械化施用设施，显示生物农药、肥料的应用效果。同步实现推广适用种养殖技术，将贫困户培训为种养殖能手，构建蔬菜生产病虫害防控技术及配套物资协作服务体系，降低生产各环节的成本，形成生态优质蔬菜的产业链等多方面的共赢。

成立合作社 实现互助共赢

云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吴伯志、名誉校长朱有勇院士带工作组深入到木署村部署落实“挂包帮、转走访”工作在实地调研蔬菜产业发展情况后，与楚雄州政府、扶贫办、姚安县的县乡村各级负责人进行座谈，就发挥校村资源优势，建设无公害化蔬菜种植基地，成立合作社进行沟通。

云南农大、产业研究院联合楚雄州、县共同向上级部门申报特色产业发展项目，搭建产业发展专家技术服务团队，将木署村5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联合起来组建“木署村生态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合作机制方面，通过土地入股、资金入股、投工投劳等方式参与合作社的生产经营管理，较好解决了山区空心村、贫困户面临的缺人、缺钱、缺技术、缺销售渠道等瓶颈困难。

此外，云南农大、产业研究院将产业扶贫与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结合起来，协调2014届毕业生创立的云南豪晟商贸有限公司作为农产品采购方，将学校挂钩扶贫村的姚安山药、天申堂萝卜、新华白芸豆等特色生态农产品作为消费商品，集中采购送到学校，直接卖给教师和学生食堂。这个模式把广阔的消费市场与大学生创新创业和农民增收脱贫链接起来，有力推动山区特色产业健康发展。

基地示范带动 发展生态蔬菜

蔬菜产业基地以农大蔬菜IPM种植技术推广示范项目专家组为技术支撑，开展“云南农业大学生态蔬菜秤示范”，展示多样化品种高原生态蔬菜园艺技术，树立木署村生态蔬菜品牌，帮助贫困户可持续增收，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生态蔬菜生产技术示范区，将高原适应性多品种类别蔬菜农田园艺和先进灭害技术配套示范，组配最佳生态种植技术规程进行标准化生产，最终达到减免农药、化肥施用量和病虫害防控效果达到90%以上的目的。

同时，开办蔬菜生态种植田间培训，将贫困户培训为生态蔬菜种植能手；成立蔬菜合作组织，构建蔬菜生产病虫害防控技术及配套物资协作服务坐标系 降低生产成本。农田和蔬菜产品无污染、无农药残毒，带动辐射前场镇优质蔬菜生产，实现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同增长。

合作社规划建设百亩无害化蔬菜种植基地，通过逐步建设完善现代化的农业配套设施，建成具有科研、推广、示范及产业培植等功能的特色农业产业基地。

一期露天栽种蔬菜100亩，主要种植品种为苦苣、生菜、大白菜和青笋瓜。二期规划建设大棚20亩，主要用于蔬菜育苗，严格按照无害化蔬菜种植技术操作，发挥引导、示范、培训与教学等作用，带动农户依托基地有序扩大种植面积，积极拓展销售渠道，实现蔬菜产业的规模与品牌效应，让村集体经济和种植户得到发展。

探索精准扶贫新模式

云南农大、产业研究院与姚安县开展校县合作挂钩扶贫以来，按照“便民修道路，发展扶产业，落实抓干部”的工作思路，始终坚持“科技扶贫为主，多种扶贫方式并举”的立体扶贫工作思路，把学校农业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同姚安县当地生物资源和民族文化特色紧密结合起来，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增产增收、脱贫致富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培育新型农业产业。

真情真扶贫，制订完善的脱贫规划

云南农大、产业研究院成立了“挂包帮、转走访”扶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工作任务和责任人。根据姚安县前场镇木署村的实际，向姚安县选派7名厅级干部、113名处级干部，结对帮扶木署村6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选派6名骨干教师组建了驻村帮扶工作队，派驻了村支部第一书记。帮户干部分期分批，累计11批次深入木署村入户走访，实现了派出的帮户干部遍访建档立卡贫困户全覆盖，“一对一”对接，“面对面”交流，建立了联系，摸清了家底，

分类梳理贫困现状，深入分析贫困原因，研究制定贫困户精准帮扶计划，完成“一户一计划”的要求和任务，共收集到244条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和建议。组织经济管理学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等相关学院、部门，深入姚安县、乡镇、村组和农户实地调研，编制出前场镇木署村精准脱贫规划，提出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扶贫措施。

除此之外，针对木署小学存在的困难，云南农大、产业研究院资助了10万元资金，帮助木署小学建盖餐厅与围墙，捐赠了120套课桌椅；向村委会资助4万元修建了厕所与洗澡间；还争取了25万元资金硬化了木署村处署地至罗家箐村庄道路。这些实实在在的帮扶措施，改善了木署村的教学与生产生活质量。

多措并举，解决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云南农大、产业研究院通过多种途径协助姚安县、乡争取项目资金，加大姚安县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畜禽养殖良种推广、土地开发整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木署村生态蔬菜种植、前场镇玉米节水灌溉与青贮玉米种植、木署村罗家箐进村道路硬化等工程，在前场镇建成优质大蒜、马铃薯、青花菜、山药、百合等近10000亩的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实施千亩连片土地整理、农田水利建设等项目，新增土地500余亩，新建输水管线50余公里、水窖510多个；引进滇撒猪配套系、奴比黑山羊等优良种畜500余头（只）进行本地畜禽养殖品种改良。强化科技培训与教育扶贫工作，提高当地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组织专家教授200余人次深入生产一线举办科技培训班60余期，实施了“千名乡土兽医技术人才培养”计划，累计培训各类技术人员4000余人次、现场指导农民群众8000余人次，发放技术资料近10000份；建成优质林果推广示范样板基地近800亩，带动当地近15000亩林果的改造提升；协助争取并实施各类项目10余项，到位项目资金近400万元。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贫困生活动，累计救助了贫困生400人次；累计捐赠电脑、教学课桌椅近200套，科普图书15000余册。

篇7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

双峰乡横山村，磐安县一个下山移民村，全村43户108人，生活在小桥流水人家的山村美景中。

“移民下山前，村民砍树卖钱，填了肚皮、坏了生态。现在靠12家农家乐，大家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坦了。”看着进村入住农家乐的游客越来越多，村委会主任张招银脸上乐开了花：“去年上半年，村里已经消除‘4600元以下’贫困户。如果没有党委、政府的扶贫政策，现在许多村民可能还生活在‘4600元以下’。”

横山村从“砍砍卖卖”到“看看住住”的变化，是浙江精准扶贫的一个缩影。2015年，浙江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4600元的贫困现象，4600元以下低收入农户22万户、43万人实现了脱贫。成为率先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

尽管是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但浙江脱贫成绩的取得实属不易。“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浙江，人多地少、山多田少，由于自然禀赋不同，区域发展并不平衡，浙西南部分县乡曾存在一定的贫困人口。1978年，全省贫困人口还有1200万人，贫困发生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4%。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同时，始终把脱贫致富奔小康作为重要引领，把消灭贫困、统筹城乡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1998年，浙江一举摘掉了8个县的“贫困帽”，成为全国第一个消除“贫困县”的省份。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从“八八战略”，到“两富”“两美”浙江，惠及全省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始终是重要指引、发展主线。

百乡扶贫攻坚计划、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多年来，省委、省政府一手抓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一手抓低收入农户加快增收，与“五年计划”同步出台扶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新世纪以来共印发4个省委文件；与“党政换届”同步实施针对扶贫对象的扶贫举措，逐步减少低收入贫困农户，提高低收入农户致富能力。

党的十以来，省委、省政府把扶贫开发纳入“四个全面”总体布局，坚持党政主导，战略推进，实施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2013―2017年）等一系列专项扶贫行动，持续加大了资金、土地等要素投入，形成各方合力推进扶贫开发的工作格局。

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长机制，制定“二类六档”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政策，加大对淳安等26县基本运转、民生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转移支付。每年投入近千亿元，用以建设“高速公路网络工程”、乡村“康庄工程”、水运强省工程。“十二五”时期，省财政向淳安等26县转移支付年均保持在300亿元以上。

2015年初，省委、省政府全面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作出了到2015年底基本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4600元贫困现象的决策，并纳入2015年省政府民生十方面实事，狠抓落实。

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强调：“认真贯彻落实扶贫战略思想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着力推动扶贫开发工作实现战略性转变，精准发力补短板、持续给力打基础，不把绝对贫困现象带入‘十三五’，让低收入群众共享我省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

2015年12月，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省政府宣布：浙江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贫困现象，兑现了对全省人民的庄严承诺。

“大数据”扶贫，精准到人

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问题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4月27日省委十三届九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补短板的若干意见》中，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被作为需要重点补齐的两大民生短板之一。

不可否认，虽然已经如期完成脱贫，但是全省不少农户脱贫基础还不稳固，存在“返贫”的风险和压力。“精准扶贫，就是要对症下药”。近年来，浙江各地从健全发现机制、加强动态管理入手，在精确识别、精准帮扶、增强合力上发力，努力接长低收入群体的幸福短板，让每个人都活出幸福感。

2016年 3月18日，记者来到磐安县双峰乡皿一村特困户羊昌大家采访，正碰上前来走访的双峰乡乡长胡志峰和乡村干部。

今年79岁的羊昌大是皿一村的农户，孤寡无子女，没有劳动能力，生活拮据，被县里列入特别扶贫数据库。

“磐安按照省里规定，较早就建立了扶贫数据库，创新建立了影像档案，采取照片、PPT等影像资料反映低收入农户的住房、家庭成员、致贫原因、从事产业、帮扶责任人等情况，做到精准识别。”磐安县副县长陈新森说。

找准、找全扶贫对象，是精准扶贫的前提。2011年，浙江按照当年农民收入40%左右和农村户籍人口10%左右的“两条标尺”，确定了4600元（2010年）的省定扶贫标准。2014年末2015年初，在原有低收入农户数据库的基础上，全省各地全面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确保做到不错户、不漏人，确认了年收入4600元以下低收入农户21万户、43万人，并做好了信息核查、数据核实、建档立卡等基础性工作。在采访时记者发现，各地精准扶贫做到“一户一策一干部，扶贫信息全覆盖”，一本本“帮扶台账”架起了贫困群众和结对干部间的亲密桥梁。

为确保消除贫困成果真实可信，2015年末，省人大、省政协组织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花名册内的43万贫困人口，进村入户、逐人走访、当面问询、一一核对，确保不落一户一人。

然而，扶贫对象随时会发生变化，动态管理和即时扶贫必须跟上。各地不断创新机制和载体，做到随时跟踪和解决动态贫困。

“我们建立了月度走访调研制度和扶贫数据监测机制，扶贫结对干部定期下点走访，按照‘看房屋算家当，看产业算后劲，看劳力算收入，看医教算支出’的办法，登记家庭人口变动、收入、支出、产量、走访情况等，做到月度、季度、年度三汇总，实现一本在手，情况一目了然。”磐安县特扶办副主任胡飞标介绍说。

“我们正在建一个扶贫动态信息平台。”苍南县扶贫办副主任林增阔说，为防止返贫，苍南按照政策、数据、资源对接的要求，尝试搭建“互联网+扶贫”信息平台，对扶贫、脱贫进行动态精细管理。

持续增强“造血”能力

贫困不仅是生活物质的匮乏，更是发展权利的缺失。增强扶贫对象的“造血”功能，让贫困者不仅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更赢得社会的尊重和自身的尊严。

54岁的李美英，现在是杭州下沙高教园区一家缙云烧饼店的老板，不久前还是因丈夫生病、家庭缺失劳力而导致处于“4600元以下”的缙云农民。

“一天营业额有2000多元呢！”说起眼下的烧饼生意，李美英喜笑颜开，和记者说起了她的“烧饼故事”。得到缙云政府的帮扶，她参加了烧饼师傅培训，并在杭州下沙开了一家缙云烧饼示范店。

现在，她不仅还清了5万元负债，还有了积蓄，把生病的丈夫也接到了杭州。而最让她惊喜的是，今年还拿到了政府给予的1万元“示范店”补贴。

为帮助农户增收，缙云县将烧饼产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政府先后成立了“烧饼办”，开设了“烧饼班”，制作了“烧饼书”，一些从“路边摊”做到“示范店”的模范户，政府还给予奖励。此举不仅全面消除了“4600元以下农户”贫困现象，还在全县掀起一股“双创”热潮。如今，缙云有6000多人开出烧饼示范店，年营业收入突破7亿元。

缙云“扶贫烧饼”成就富民产业，生动反映出浙江各地针对有劳动能力贫困群众实际，精准创设载体，将扶贫的“规划图”变成“施工图”。

在金华兰溪市黄店镇社溪村，60多岁的唐赛娥一有空就从经纪人那里拿回礼品袋，然后穿带子。“天天在家做，每个月都有六七百块钱的收入。”唐赛娥说，烧完饭、打扫完卫生，搞来料加工做点活，既能赚钱补贴家用，还能充实生活。在浙江，像唐赛娥一样从事来料加工的农民超过百万，来料加工在全省异地搬迁小区和扶贫重点村覆盖率已接近90%，人均年加工费收入超8000元。

随着电商的兴起，衢州龙游县结合当地发展特色，通过协调推进电商平台建设、产业基地孵化、农村电商培育，探索出了一条电商产业扶贫的新路径。2015年上半年，龙游县低收入农户人均现金收入达到5089元，同比增长18.4%。目前，龙游县从事网创人员达到4600名，开设网店2800多家。

位于浙南最偏远地区的泰顺县培坑村，得益于村级资金互助会的资金支持，村民纷纷贷款办起织带厂，解决了村民增收与家门口就业难题。村委会主任毛定够说：“留在村里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收入来源，更没啥存款，多亏村里的资金互助会，为我们提供了急需的贷款。”泰顺县经过几年发展，至今已有103家村级资金互助会。

记者了解到，2014年，浙江全面推行以“丰收爱心卡”为载体的扶贫小额信贷制度，积极开展扶贫资金互助会及其联合会试点，低收入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加快提升。“十二五”时期向欠发达地区累计发放小额信贷26.43亿元。

金华武义县于1993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出“下山脱贫，异地发展”的扶贫之路，其成功经验在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2004年全球扶贫大会等世界性会议上被推广介绍，成为异地下山脱贫与百姓增收、社会发展、生态保护“多赢”的“县域样本”。

区域“手牵手”，“摘帽”GDP

走进松阳县裕溪乡章山村，阡陌交错、鸡犬相闻，马蹄形的山坳里错落分布着一幢幢黄墙黛瓦的宅院。“多亏了山海协作项目，让我们抓住发展民宿的机会。”53岁的特色民宿经营户胡定虎兴奋地告诉记者。

松阳县和余姚市从2006年起共同实施山海协作工程――“百村发展促进计划”。2015年，裕溪乡章山村签订的帮扶项目是民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在山海协作资金的支持下，胡定虎和11户村民将自住老屋的闲置房间重新装修、添置设施，办起了外土内洋的特色民宿，仅国庆长假就赚进960元。

近年来，浙江通过山海协作实现了区域协调发展方式由“经济追赶型”向“功能互补型”转变，走出了一条经济快速增长条件下加快扶贫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子。

2002年起，浙江大力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把浙东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与浙西南的资源、劳动力、生态等优势结合起来，此举既促进欠发达地区快速发展，又促进发达地区转型升级，实现了互动双赢。

“百村经济发展促进计划”“省外浙商帮扶低收入群众增收152计划”……2002年以来，实施山海协作产业合作项目8980个，到位资金3033.8亿元；建成9个省级山海协作产业园、10个省级山海协作职业技能实训基地，组织培训并转移劳动力28万人，帮扶低收入群众实现增收25亿元。

丽水，这个浙西南的山区市，过去人们提起来，都会连连摇头。而现在，不独生态环境质量全省第一，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也是连续四年全省第一。这有赖于省委、省政府的重点地区特别扶持政策。

2010年底，围绕增加农民收入、提升民生水平、改善生态环境、增强内生功能，省委、省政府决定从2011年开始对经济发展最落后、生态保护最繁重、地理位置最偏远的12个县（市、区），实施三年一期的特别扶持政策，其中丽水的县（市、区）占了一半。

2011―2013年，第一轮特扶累计完成项目1536个，投资144.3亿元；2014―2016年，第二轮特扶计划扶持“扶贫开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三大类19个子项458个项目，带动总投资126.4亿元，重点县自我发展能力和民生保障水平得到有力提升。

2015年初，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淳安等26个欠发达县（市、区）一次性全部“摘除”欠发达县“帽子”决策，并出台《关于推进淳安等26县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包括：保持对26县支持政策不变，不再考核GDP及相关指标，探索绿色GDP考核；考核结果与财政补助奖励、土地指标配置等相挂钩，形成“干得好的奖、增、加，干不好的罚、减、换”激励机制。

贫困县退出机制，卸下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让这些县市能根据自身特点，摆脱过去为了指标生搬硬套他人经验的尴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子。据统计，2015年前三季度，淳安等26县低收入农户人均现金收入7403元，增长18.3%，高出全省农民收入增幅8.8个百分点。

构建合力扶贫大格局

在一个个扶贫措施和项目的背后，是一支强大的扶贫“大军”。全省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发达县镇等与扶贫重点村结对帮扶，并动员民营企业、爱心人士等力量参与扶贫，构建起了全社会合力扶贫的大格局。

2015年12月10日晚，初冬的景宁带着丝丝寒意，浙医一院院长王伟林、党委书记顾国煜带领10余名该院专家赶赴景宁，送上了远程教学、多参数生命采集等价值400余万元的医疗设备，并设立了“浙医一院精准医疗扶贫基金”200万元，用于帮助景宁偏远地区的村民看病。

“浙医一院来此开展医疗扶贫两年来，给景宁百姓带来了福音。以前，我县病人动不动就要奔波到外地看病，现在外地的病人还要赶过来看病！” 景宁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陈学智说。

在景宁已建9个远程会诊平台基础上，浙医一院还利用互联网技术，将更多的优质医疗资源送达基层，帮助偏远地区提升诊疗水平，实现“小病在乡村、大病不出县”。目前，浙医一院已与150多家基层医院实现远程联网诊疗。

多年来，浙江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拓展扶贫领域，丰富扶贫形式，形成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扶贫部门牵头实施、职能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扶贫开发推进机制，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

2016年3月18日下午，记者走进磐安县尚湖镇大王村王春银家的时候，女儿订婚的队伍刚走，王春银两口子满脸洋溢着喜气。

王春银今年61岁，老两口和女儿都是残疾。今年26岁的女儿，从小就耳聋，在社会各界帮助下，大学毕业后在金华的一家物流公司上班。2015年，王春银一家低保金领到了7200元；王春银被聘到扶贫公益岗当村保洁员，每个月有了500元的收入，实现了脱贫。

“按照因病、因学、因残、因灾等致贫类别，全县定制了相应的脱贫套餐。”尚湖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潘柏炯告诉记者，王春银一家三口享受的是针对因病、因残、因灾致贫户推出的“优先列入救灾救济+优先纳入低保+社会捐款资助” 脱贫套餐，对因学致贫户，县里还有“优先享受助学政策+‘免抵押、免担保’助学贷款+社会捐款资助”脱贫套餐。

扶贫难，难在脱贫户中，有一半以上是自身缺乏“造血”功能、主要依靠社会救助来保障基本生活的人群，这部分人很容易返贫。所以，必须进一步强化低保兜底功能，扩大低保覆盖，确保绝对贫困现象不出现反复。

“2015年浙江全省农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20元，所有县的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4600元以上，新增低保人员12万人，实现保基本、保民生。”省民政厅负责人告诉记者，2016年浙江省城乡低保标准将提高10%。

国土部门对农民异地搬迁“戴帽”下达每人40平方米的建设用地指标，对12个重点欠发达县每年安排2700亩建设用地指标；省科技厅、省卫计委分别组建了对26县的科技专业帮扶团组和卫生专业帮扶团组……省级党政35个职能部门按照扶贫开发职责分工，制定职能扶贫五年规划、年度计划及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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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检察院坚持把做好精准扶贫工作作为践行司法为民的重要抓手,真心为民，真情帮扶,为困难群众办实事好事，解决实际问题,努力帮助拔穷根、摘穷帽，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赞誉。

该院首先以定任务的形式,每名干警都按照要求结对困难群众,并且为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还选派1名干警担任扶贫“第一书记”,在开展精准扶贫过程中,详细调查了解每户困难群众的实际,定期深入基层群众,了解群众困难和需求,找准服务群众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在进行精准摸底的同时,根据每户情况的不同特点和原因,对相关困难进行梳理汇总,建立健全干警走访民情笔记和帮扶台账制度,制定详细的帮扶计划和措施,提升精准扶贫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建立帮扶台账的基础上,干警通过本院和借助其他部门的力量,积极帮助群众解决低保申请、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以实实在在的成效体现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此外,该院还完善需求首问负责制、限期办结制和责任追究制,加强监督检查考核力度,对精准扶贫建立考核机制,完善奖惩措施,倒逼干警一抓到底、善始善终,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切实让这项工作不走形式,不落空,让干警在这样的工作中践行群众路线、增强群众观念。

截至目前,该院针对结对帮扶的79户困难群众,协调相关部门，解决接通自来水、提供就业机会等困难9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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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务院在2014年的《关于促进旅游产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了“旅游精准扶贫”的概念，主要是指在旅游扶贫中，要运用科学的方法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扶贫目标，以达到真正扶贫的目的。其中，旅游精准扶贫管理是实现旅游精准扶贫目标的保障，它贯穿整个旅游精准扶贫过程，主要是指对旅游精准扶贫过程以及涉及的各个要素进行计划、组织、协调的一系列活动，以实现旅游精准扶贫效果。由此可见，旅游精准扶贫管理在整个旅游扶贫过程中至关重要，必须对之加以探讨。

旅游精准扶贫管理的作用

确保旅游精准扶贫系统的有效运行。旅游精准扶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主要由旅游精准扶贫识别、帮扶、管理三个子系统组成，这三个系统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旅游精准扶贫各个子系统的运作中又涉及多种参与主体与多样的旅游资源，因此如何协调旅游精准扶贫各个子系统、不同主体间的行为，整合旅游精准扶贫资源是一个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而旅游精准扶贫内部的元素十分复杂多样，也不可能自动实现整合，为此必须建立起一套管理系统，来科学规划、协调、引导旅游精准扶贫中的各个环节，以确保系统有序持续运行。

提升旅游精准扶贫的效率。旅游精准扶贫的效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旅游扶贫资金配置为主的旅游扶贫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旅游扶贫工作组织的效率。加强旅游精准扶贫的管理能够提高这两方面工作的效率。首先，通过加强旅游扶贫管理，可以对旅游扶贫的措施、工作重心以及扶贫项目进行调整，严格避免旅游扶贫资源的挪用，同时也能够减少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通过对旅游扶贫项目、资源以及目标对象的管理来提升旅游精准扶贫的工作效率。其次，加强旅游精准扶贫的管理，可以明确旅游精准扶贫参与各方的责任与权利，协调各方工作，确保旅游精准扶贫的各个工作环节顺利开展并有效衔接，实现旅游精准扶贫工作的组织效率。

促进旅游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在旅游精准扶贫工作中，旅游精准扶贫识别是整个工作的前提，关键是进行精准帮扶，而管理则是旅游精准扶贫工作的保障。加强对旅游精准扶贫的管理，旅游扶贫才能在扶贫目标人群确定上保证公平公正，这样旅游扶贫项目才能真正是针对贫困群体。通过完善的旅游精准扶贫管理体系，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旅游扶贫中贫困人口的参与状况，确保他们能够参与到旅游扶贫项目中，监督旅游扶贫的各个工作环节，使得贫困人群成为旅游扶贫的最大受益者，以实现旅游扶贫的目标。

旅游精准扶贫管理的主体

政府。政府部门应是旅游精准扶贫的主导力量，它制定旅游精准扶贫的具体计划和措施，并协调旅游精准扶贫参与主体，确保工作的开展。具体来说，政府的旅游精准扶贫管理应包括战略管理、政策管理、资源管理以及项目管理几个部分。但随着旅游精准扶贫系统的完善和成熟，政府在旅游扶贫项目中的作用应由主导变为引导。此外，旅游扶贫需要多个部门协作，包括旅游、扶贫、农业、林业、国土、文化、民族事务等各个政府部门应明确自身在旅游精准扶贫中的角色，这样才能够避免权责不分，各个部门间也才能通力合作，实现旅游精准扶贫的目标。

贫困人口。旅游精准扶贫的最终目的是要目标贫困人口在经济上获得改善，摆脱贫困状况。在旅游扶贫项目中，贫困人口参与的方式以及参与程度会影响贫困人口的收益。有研究表明，要想在旅游扶贫中让贫困人口受益，其必须参与到旅游精准扶贫的决策、管理以及项目规划等活动中。所以，要想实现旅游精准扶贫的目的，必须提高贫困群体在旅游精准扶贫中的参与程度，保证他们的参与质量。具体来说，目标贫困群体应参与旅游精准扶贫的各个环节，包括旅游扶贫项目的决策、规划、实施、管理、监督以及评估等。而且在旅游精准扶贫过程中，贫困人口还能在管理游客、维护治安、监管环境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在旅游精准扶贫系统中，贫困人口不仅扮演受益者角色，同时也是旅游精准扶贫的风险与责任承担者。

其他旅游扶贫资源投入者。除政府和目标贫困群体之外，其他在旅游精准扶贫项目中投入资源的个体或单位都归入旅游扶贫资源的其他投入者范畴，这主要是指非政府组织和企业。以利益取向为划分标准，可以将其他旅游扶贫资源的投入者分为盈利目的和非盈利目的两种，前者主要是企业，而后者包括非政府组织、社会捐赠者以及定点帮扶单位等。但无论盈利与否，只要主体投入旅游精准扶贫资源，那么他便对其投入资源的运用具有知情权、管理权以及监督权，所以旅游扶贫资源的其他投入者也是旅游精准扶贫的重要管理主体。

旅游精准扶贫管理的途径

健全和规范旅游扶贫管理体制。首先，要完善旅游精准扶贫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这是健全旅游精准扶贫管理系统的基础，也是旅游精准扶贫管理合法性的来源，使得旅游扶贫管理有法可依。制定旅游扶贫管理的法律法规，还能够明确旅游扶贫中各个部门的职责与权利，使各部门能够各司其职，改变目前旅游扶贫管理中随意性大的问题。其次，要完善旅游扶贫管理的其他管理制度，这主要包括奖惩机制与考核机制。政府在旅游扶贫中起主导作用，在很多旅游扶贫实践中，政府既是旅游扶贫项目的发起者，又是项目的推进者和评价者，扮演着多重角色，而且政府自身也有逐利性的动机，这使得政府在旅游扶贫中容易出现越位、缺位、寻租等行为，不利于旅游扶贫项目的开展。

建立多元参与主体的协调机制。旅游业是一个整合社会、经济、文化等资源的产业，涉及的利益主体较多，各参与主体都有逐利性目的，这使之很难通过自我协调实现利益均衡，而旅游精准扶贫工作较一般的旅游业更为复杂，在此情况下，要想顺利开展旅游精准扶贫，必须各参与主体间相互协作，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合作协调平台，对各个参与主体的行为进行整体的规划和规范，引导其发展。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要建立各参与主体的协调组织，将其与旅游扶贫的相关部门进行整合，建立一个旅游精准扶贫管理的决策执行部门，同时也要将目标贫困人群、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纳入协调组织，形成一个相互合作、相互制衡的系统。这一协调组织并不是要长期存在，而可能是根据旅游精准扶贫项目的开展而建立，当项目结束后便解散。另一方面是要明确参与主体的权责，这样各参与主体在旅游精准扶贫中能够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并享有应有的权利，确保旅游扶贫系统的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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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1-0000-01

一、实施精准扶贫要把准原因

要做到精准扶贫，一方面，对于纳入建档立卡范畴的农村低保户和五保户，通过政府“兜底”的办法，由民政部门按照序时进度提高农村低保标准，确保按期实现脱贫目标；另一方面，对于农村低收入扶贫户人口的增收脱贫必须通过资金扶持、项目带动、组织党员干部“一对一”结对帮扶等途径和措施，确保实现脱贫目标。通过对建档立卡低收入户家庭的致贫原因进行汇总和全面剖析，大体可以归纳为因病、因学、因残和缺技术、缺资金、缺劳动力等因素，全面把握和正确分析农村低收入扶贫户主要致贫原因，才能做到因户制宜，因户因人施策和“一户一策”，有针对性地制定和落实帮扶措施，进一步做好精准扶贫工作。

二、实施精准扶贫要精确识别

对象把握不清、不准，就谈不上实施精准扶贫。因此，做好经济薄弱村、农村低收入人口等帮扶对象的精准识别，是实施精准扶贫的首要环节。现阶段，在对农村低收入人口进行建档立卡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对帮扶对象的精准识别、及时退出及纳入机制，对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及经济薄弱村实行动态管理，使已实现稳定脱贫目标的农户及时退出，新出现的低收入户及时纳入给与帮扶，确保扶贫对象真实、准确、可靠，为实施精准扶贫奠定基础。

三、实施精准扶贫要精准帮扶

实施精准帮扶，就要求深入到镇、到村、到户广泛开展调查研究，通过走访、谈心等方式逐户摸清低收入家庭的基本情况、主要致贫原因、致富愿望和实际需求，有针对性的制定“一户一策”帮扶计划和措施。结合帮扶对象家庭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因户制宜实施精准产业扶贫，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加则加、宜开展旅游扶贫则开展旅游扶贫，积极引导和扶持低收入户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提高产业化经营水平，把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打造成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的大生产，不断提高精准扶贫工作成效。

四、实施精准扶贫要精确管理

精准管理，就是要建立完善经济薄弱村、低收入户帮扶信息档案台账，强化精准扶贫监测，及时跟踪经济薄弱村、低收入户帮扶情况，确保帮扶对象得到有效扶持，在规定时间内实现稳定脱贫目标。同时，实施精准扶贫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敏感度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实践证明，无论是开展精准识别，还是实施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都离不开一支精干高效的扶贫干部队伍。县（区）、镇（乡）两级作为实施精准扶贫的责任主体和具体工作的承担者，要重视和加强扶贫干部队伍建设，调齐配强扶贫部门领导班子，充实扶贫工作力量；进一步加大扶贫政策培训力度，提高基层扶贫工作人员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确保事有人干、有人干事，为不断提高精准扶贫工作水平提供有力的保障。

五、实施精准扶贫要自我提高

实施精准扶贫的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在日常扶贫工作中，直接给予帮扶对象以资金（小额信贷扶持）、项目及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等举措，确实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实践证明，以这种方式脱贫的农户，一旦帮扶资金链断裂、后续帮扶措施跟不上，极易造成返贫。因此，在给予一定的资金、项目、物资等扶持的同时，思想观念的扶贫很关键，要对帮扶对象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观念进行正确引领，教育和引导他们树立积极向进、自力更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主要依靠自身的努力真正走上脱贫致富之路，这才是实施精准扶贫的根本和最为重要的方式与途径。

六、实施精准扶贫要完善机制

在对农村低收入扶贫户进行分类和全面摸清主要致贫原因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完善“四大机制”，因户因人施策，强化责任落实和推进，确保脱贫奔小康各项目标落到实处。

必须完善帮扶对象动态识别管理机制。在农村低收入户建档立卡二次确认的基础上，坚持精准化识别、针对性扶持和实行动态化管理的原则，建立完善农村低收入人口的适时退出及纳入机制，对农村低收入人口进行细致“盘点”，摸准搞实帮扶对象。通过上级农村低收入户管理系统纳入到建档立卡范畴给予帮扶，为进一步提高精准扶贫工作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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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扶贫攻坚，就不得不提起甘肃人民首创的“三苦精神”，即“领导苦抓、社会苦帮、群众苦干”，它终结了甘肃“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历史，取得了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农村居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的历史性成就。

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甘肃人民奋斗的脚步并未就此停止，着眼于全局的发展战略和目标，随着扶贫标准的提高，甘肃人民要想在2020年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还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挑战。 2012年5月，时任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的刘永富为梁楼村引进甘肃民丰公司产业项目，帮助梁楼村脱贫致富

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富民产业发展不足，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弱，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特殊类型地区和特殊群体的贫困问题积重难返，这些都是甘肃省扶贫开发路上的“拦路虎”，严重制约着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

2013年初，视察甘肃时强调，甘肃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在全国都是典型的，连片特困地区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要放在扶贫开发上，把扶贫开发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纵观历史与现状，横看中央的重视与人民的期待，扶贫必然成为了甘肃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有人说，走一走东乡三千条沟，转一转庄浪万亩梯田，尝一尝土豆洋芋马铃薯，看一看漫山黄土不到边，就可以体会到“扶贫是甘肃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这句话沉甸甸的分量。

到2014年底，甘肃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17万人，规模为全国第七，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5736元，比全国人均纯收入少4156元，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的33.2%下降到20.1%，居全国第二，常年返贫率在15%～20%。同时，由于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极端干旱区、高寒阴湿区和林缘区，扶贫成本比西部其他省份的重点县高出25%～35%。

无疑，这对甘肃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就是说，甘肃与贫困斗争的历史远未结束，延绵几代人的贫困想要断根，绝非一朝一夕，尤其是越往后，扶贫难度越大，而构成最后贫困堡垒的，都是已经过多年努力却仍难以根除的顽疾。

2015年5月27日，在浙江召开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强调：“要采用超常举措，拿出过硬办法，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用一套政策组合拳，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2015年 6月18日上午，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吹响了扶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号角。“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

贫困不休，奋斗不止。精准扶贫呼唤“超常思维”完成超常的任务，需要用超常的思维大胆破旧立新。为此，甘肃很清楚，难点就是着力点，压力就是动力，只有增一倍才能跟上全国的速度。

于是，甘肃早已先一步又一次开启了新一轮扶贫攻坚的历程！

谁来精准？靠“双联”

2013年底，全国拉开了精准扶贫的大幕，这与甘肃2012年2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以单位联系贫困村，干部联系特困户为主要内容的“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理念不谋而合，旨在精确地瞄准贫困人口，通过单位联系贫困村，帮助村上找准一个发展路子，制定一个脱贫计划，谋划一个主导产业，指导、协调和帮助村镇发展规划和开发项目的实施，提高贫困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干部联系帮扶特困户，帮助他们了解政策，分析致贫原因，引导他们转变思路，开阔视野，找准脱贫致富路子，解决发展中的难事，切实在增收致富上出主意、想办法。

有人说，“双联”行动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参考，但它让各级干部与特困户之间形成了“直通车”。“一竿子插到最底层”，让干部真正“懂了农村”，制定政策能够让更多的基层百姓受益。也有人说，双联行动是一次不同以往的反贫困实践，是一项扶贫开发的全新探索，是精准扶贫新思路的积极探索，是将多种扶贫资源和方式叠加的力量效应。 甘肃扶贫办主任任燕顺（左一）在庆阳市宁县焦村乡张斜村调研精准扶贫工作

不管怎样，在三年多的实践中，从千里河西到陇东大地，从省委书记到普通干部，从驻甘部队到中央在甘企业，40余万名各级干部陆续走出办公室，背负行囊，下乡驻村，和群众面对面、手拉手、心贴心，抓双联、促发展、奔小康，突破农村多年来的发展瓶颈，为贫困村打开了一扇扇发展之门，成为了甘肃加快贫困地区发展、助推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成为党群双向互动、干群双向受益的有效载体，成为群众工作方面具有甘肃特点、在全国叫得响的特色品牌。

梁楼村是原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刘永富（现任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的双联行动联系点，也是进入陇南成县陈院镇的第一个村，辖6个村民小组337户1339人，耕地面积3347.5亩，人均占有耕地面积2.5亩，地形以浅山干旱丘陵区为主，是一个典型的纯农业村。虽有通乡公路贯村而过，但由于历史、自然等诸多原因，梁楼村劳动力素质低，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基础设施欠账较多，经济社会发展滞后。2011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600元，远远低于全县平均水平，属典型的贫困村。

双联行动开展以来，刘永富先后多次深入梁楼村调研，帮助理清发展思路，商定发展大计。在他的关心下，规划的新产业、产生的新变化让梁楼村日新月异、充满活力。

2015年6月12日傍晚，记者一行一路驱车穿行在去往梁楼村的公路上，两旁树木葱茏、芳草青碧、空气宜人。走进梁楼村，浅山丘陵区的田园美景格外好看，即将成熟的麦苗等待着丰收、到处盛开的鲜花争奇斗艳、广场上娱乐休闲的人们笑逐颜开，维修、改造后的房屋整齐有序，宽敞笔直的马路、村道纵横交错，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产业蓬勃发展……谷禾之香、青翠之色、安居之乐，让人心旷神怡，精神焕发，不由得感叹：美景如画，典雅宜居，岂止江南！

一进村委会，村主任朱小艳就向记者介绍刘永富为梁楼村引进的第一个外省项目。朱小艳指着甘肃民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厂房说：“这是当初刘永富副省长牵线搭桥给咱村引进的项目，由河北硅谷化工有限公司投资。”该企业占地19亩，前期投入资金2600多万元，主要生产有机复合肥、有机硅、防腐蚀涂料、电力护套等环保无污染产品，广泛用于农业、建筑、水电、航运等行业。

在刘永富的协调下，该公司通过探索创新工业反哺农业的新型扶贫模式，以项目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加快梁楼村新农村建设步伐。公司建成投产后的利润用于梁楼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人居环境改善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民生实事。从2013年开始，该公司为了助推成县核桃、蔬菜等农业产业的发展，研发出了适应当地的核桃专用肥、诱虫板、蔬菜专用肥等高科技肥料投放市场，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014年8月，该公司董事长宋福如到梁楼村看望村民时郑重承诺，将为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养老金，并且要把梁楼村打造成一个具有造血功能的新农村，力争三年内把该村建成甘肃最富裕的新农村之一。

如今，宋福如兑现了承诺。梁楼村60岁以上的老人像城市白领一样领上了“月薪”，而一个具有造血功能的新农村也已步入快速发展的康庄大道。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了提升梁楼村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刘永富为村里引进了投资120万元的金银花种植基地，还挤出自己的办公经费为梁楼村村委会修建了两层现代化公办楼，并建议朱小艳带领村民申请妇女小额贷款开办农家乐。没多久，朱小艳与村民李建红“联贷”10万元开办的陈院镇第一家“开心农家乐”开业了，生意如火如荼。“刚开业时，几乎平均每天都有近2000元的收入。虽然很辛苦，可是看到乡亲们都能够挣到钱，心里就特别高兴。”朱小艳兴奋地告诉记者。

眼下，房子新了、道路硬化了、文化广场建起来了，梁楼村发生了巨变。村民养猪、养鸡已经向规模化方向发展，并成立了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新开办了榨油坊、小卖铺、面粉加工厂、农家乐等，生意红红火火。2014年5月27日，已调离甘肃赴任国务院扶贫办主任的刘永富再次到成县调研扶贫开发工作，并专门抽时间到梁楼村看望村里的老百姓。“梁楼村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的老百姓就是我的父老乡亲，今后只要是为了梁楼村的发展，你们可以尽管来找我。”刘永富亲切地对朱小艳说。

据悉，双联行动实施四年来，甘肃省市县乡四级1.5万个机关单位联系1.56万个行政村、40.8万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67.1万个贫困户。省市县共有429名领导干部联系949户企业，1.8万名干部联系802个城镇社区的1.8万户城镇贫困户。总体看，双联行动已由58个贫困县延伸到了全省86个县（市、区），由农村延伸到了城市贫困户，形成了大规模、全覆盖、综合性、常态化的工作局面且不断向纵深发展。单位联到村，干部联到心，双联行动搭建了扶贫和践行群众路线的有效平台，将扶贫攻坚与密切联系群众紧密结合，是扶贫工作战略格局下的“大手笔”，是认识到位、感情到位、决心到位的社会参与扶贫的新举措。

精准什么？看“1236”

甘肃省委省政府以党的十精神为指导，不断尝试和实践新的扶贫开发手段，积极打造工作新亮点，为全面完成扶贫开发各项目标任务探索了新路子。从2013年开始实施的“1236”扶贫攻坚行动，又一次向甘肃人民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甘肃省委省政府把全省58个片区县作为主战场，统筹17个插花县区，瞄准最贫困的乡村、最困难的群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紧紧围绕持续增加贫困群众收入这“一个核心”，确保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两个不愁”，落实扶贫对象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三个保障”的目标，在基础设施建设、富民产业培育、易地扶贫搬迁、金融资金支撑、公共服务保障和能力素质提升等方面实现“六大突破”，构建起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推动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康乐县地处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海拔高，气候变化异常，南部高寒阴湿，北部干旱缺水，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影响着群众生产生活、增收致富。结合全县实际，康乐县坚持以改善贫困地区民生、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贫困地区发展为出发点，按照“1236”扶贫攻坚行动要求，实施“大扶贫、大开发”战略，积极开创工作新局面。近三年来，康乐县充分利用区域优势和产业特色，按照龙头带农户、协会搞服务、科技作先导、综合搞开发的发展模式，不断提高产业化开发水平。按照“秸秆养牛、舍饲养羊、生态养鸡”的养殖模式和“一村一品”的要求，重点发展牛、羊等特色产业，不断提升产业扶贫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上的比重。

6月11日清晨，康乐县附城镇刘家庙村支书、扶贫产业互助社理事长杨玉斌早早来到村委会，着急为发展养殖业的社员办理贷款手续。几乎每天从早到晚杨玉斌都这样，用他自己的话说：“今年，扶贫产业互助社运转很好，一直很忙，我们昼夜想着如何给群众借款、帮助发展产业的事。”至于如何给群众借款，杨玉斌说：“我们村干部对每一个贫困户的情况都了解，就像自家一样熟悉，适合发展什么产业我们也知道，所以借款时我们能把好关；再说，社员借的是互助社的钱，也就是大家的钱，所以人人关心他的发展，人人帮助他、监督他。”

在一摞又一摞借款手续账单中，记者看到社员田永贵在互助社借到3000元的产业发展借款，又拿出自家积攒的1万元准备养羊。据悉，他计划修建一座比较好的圈舍，购买10多只羊，既育肥又繁殖。而当初利用扶贫产业互助社贷款发展养殖业的田买苏（音译），现在的养殖规模已经达到8头牛和30只羊。如果没有产业互助社的贷款，就没有田买苏现在的养殖规模。

刘家庙村扶贫产业互助社成立后，资金总额为38万元，经过滚动发展现在资金总额已达到45万元。“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笔不良借贷，45万元的资金还不够用。随着产业的发展，村民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杨玉斌说，扶贫产业互助社成立后，不但解决了村民生产发展资金短缺的问题，还培养了村民的信用意识。

如今，日子越过越红火，老百姓感到有奔头了。记者在采访中惊喜地发现，“联村联户”和“1236”扶贫攻坚两项政策叠加带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进步与发展，让一些曾被认为更加向往外面“精彩世界”的农民工，也纷纷回到了家乡发展。 成县陈院镇梁楼村村主任朱小艳（右四）向记者一行介绍村级产业发展情况 周艳/摄

分析“1236”扶贫攻坚的主要脉络，可以清晰地理出思路，“一个核心”“两个不愁”“三个保障”是攻坚目标，既明确了脱贫致富的根本任务，也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六大突破”是攻坚重点，既抓住了贫困地区加快发展亟须破解的瓶颈制约，也切中了脱贫致富亟须解决的要害问题。此外，在“1236”扶贫攻坚的推动下，甘肃在全国率先探索创新了贫困县监督考核机制、“减贫摘帽”激励机制、健全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等一系列新机制，增强了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为扶贫攻坚汇聚了持久的澎湃动力。

“实际上，‘1236’扶贫攻坚行动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改变了传统的扶贫方式，强化了顶层设计，强调了从扶贫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如告别传统‘以GDP论英雄’的思维，建立起以扶贫为导向的考核机制，在制度创新方面释放了干部，改革红利转变给了群众，等等。”甘肃省扶贫办主任任燕顺说。

如何精准？有“1+17”

众所周知，“十三五”最后一年，恰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对于甘肃来说，时间更加紧迫，要用5年时间攻克绝对贫困这样一座堡垒，唯有用“大手笔”的超常手段。

2015年6月初，甘肃省委省政府持续发力，经过深入调研、科学谋划、顶层设计、充分论证，在“双联”和“1236”基础上，强势推出了《关于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意见》和17个配套实施方案（简称“1+17”方案），围绕基础设施、产业培育、生态环境、科教文卫、考核机制等方面，在投入方式上精准发力，在金融服务上精准支持，在社会帮扶上精准引导，在资源配置上精准优化，在服务保障上精准提升。

这“1+17”精准扶贫的“组合拳”，是甘肃对全省97万贫困户、417万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期盼的主动回应；是聚焦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抛出的又一“大手笔”；更是甘肃向全社会发出“抱团出战”的铿锵足音。

分析发现，“1+17”方案明确了甘肃“两步走”的路线图。从2015年到2020年，按照前三年集中攻坚，每年稳定减少贫困人口100万人以上，到2017年底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000元以上，其中扶贫对象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000元以上，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后三年巩固提高，到2020年，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消除绝对贫困，所有贫困县实现脱贫，基本完成农村小康主要监测指标。

篇12

精准透明 大数据有大智慧

毕节市黔西县红板村，每个脱贫户的相关信息被建档立卡，及时上传到“扶贫云”，而且脱贫资料还被制作成二维码，贴在家门口。

大数据精准扶贫建设，终端到达的就是村寨农户家，红板村也成为精准扶贫“贵州模式”的村级样本。

精准扶贫，首先是信息精准。如不能及时获取数据资源，将导致帮扶物资调配不均衡、措施效果评价不科学，政策制定和修改也将变得盲目。为实现更快速更精确地甄别、筛选、监测、管理扶贫信息，贵州着力打造“扶贫云”，针对不同原因、不同类型的贫困对象，以现有建档立卡数据为基础，融合各有关部门的数据资源，形成全省扶贫工作统一的基础数据支撑、脱贫指挥调度、项目资金监管、工作绩效评估、任务督查考核、信息服务共享、互动交流参与的大数据综合管理平台。

“扶贫云”以GIS（地理信息系统）作为主要展示手段，依据贫困发生率和“四看法”的衡量指标，即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四看读书郎，以图表的方式，展示省、市州、县、镇、村的情况，直观地反映贫困人口的分布情况、致贫原因、帮扶情况、脱贫路径以及脱贫实际。

“一时的收入提高并不能代表贫困户就此和贫困彻底诀别，扶上马送一程，通过系统动态监控随时了解其产业、疾病、教育等情况，防止其因偶然因素返贫。”提及“云端”扶贫，贵州省扶贫办总农艺师周兴深入解读。

2015年12月，“扶贫云”上线运行，并通过“云上贵州”的统一门户，为各级监管部门提供资源协助，为贫困群众和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目前，“扶贫云”一期已实现对623万贫困人口、9000个贫困村、934个贫困乡镇、66个贫困县和有扶贫开发任务的地区的精准识别和动态监测。

对症下药 大数据有大动力

贵安新区，高峰镇麻郎村、活龙村、桥上头村、尧上村4个村寨，通过建档立卡精准分析，提出“人均一亩果”“人均一亩菜”产业扶贫方式，建设“高峰花海生态园”项目。项目启动以来，54个建设项目已带动当地近500人就业，农民直接务工月收入2400元以上。项目投入运营后，还将带动周边近千人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