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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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循环经济评价方法

循环经济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企业间循环；二是区域循环，主要指产业园区循环；三是社会循环，主要指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循环。判断各层次循环的评价方法一般认为有如下三种：生命周期法。生命周期法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给出的，即对产品的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对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估。生命周期法可为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基于科学的、可验证和可比性的能够量化的评价方法，可更加科学合理地评价产品对环境的影响，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对产品进行生态设计的重要支撑工具。清洁生产审核法。清洁生产审核是指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标准，对服务和生产过程进行调查和诊断，找出高污染、高消耗和低效益的原因，提出减耗增效的方案，进而选择一套改进的生产工艺，促使企业清洁生产的过程。我国在企业循环经济层面，已经全面贯彻落实清洁生产的工作。物质流分析法。物质流分析法就是以量化的方法估计社会中的物质流动。物质流分析方法遵循物质守恒定律，即一定时期的物质流入等于物质存储加上物质流出。在国家(区域)层面，物质流分析法称为总体物质流分析，即建立这一个国家(区域)的物质流账户，并以此为依据为政府提供政策借鉴。在行业层面，采用的是元素物质流法，使用定点观察法或跟踪观察法，对选定的某种产品的具体要素流入和流出情况进行统计。在企业层面，采用物料平衡方法。物料平衡是清洁生产的重要内容，通过分析原料和能量的具体利用情况和废弃物的排放量，计算企业资源的利用情况，研究更好的资源使用方法。物质流方法充分借鉴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测量工具。

三、我国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我国宏观层次的《循环经济指标体系》在2007年由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家统计局和环保局共同制定和，这是一部面向我国所有产业的循环经济标准，包括化工产业。该指标体系从资源产出、资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和废物排放四个方面制订了22个宏观层面和14个工业园区层面的环境评价指标。关于企业微观层面的循环经济指标体系目前还没有统一版本，各省市根据自身情况自行颁布执行。从各地环保网站和学者研究资料统计发现，目前广西颁布了《广西主要工业行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是参考国家标准制定的行业和企业循环标准体系。上海市发行了《上海市工业区循环经济建设指南》，主要对上海的工业区域内企业的循环经济建设给出了量化指标。深圳市实施了《深圳循环经济指标计算与使用办法》，对产业和企业进行量化考核。可见，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关于具体产业和企业的量化考核办法，特别是单独针对企业层面的循环经济指标体系还不完善，化工企业方面的指标体系也是如此。

四、我国化工企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一)我国化工企业循环经济评价方法

由于缺少关于化工企业的国家和省级层次的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学者们通常使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对某一具体企业进行评价。层次分析法是通过对专家进行问卷调查，在列出的各项评价指标下打分，对分数进行适当的计算，给出每个分数在上层指标中的比重。在此基础上，运用模糊评价法，一般对某企业的具体指标邀请专家进行优良中差的评定，再运用数学方法计算出该企业的最终得分，进而判断该企业综合表现位于优良中差四个等级的具置。杨晓龙，王华通过该方法对某一石化企业进行了循环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另有一种方法，在同样采取了层次分析法给出了各指标的比重之后，通过对比各指标的标准值和某企业的具体数值，算出该企业的所有指标的分数，进而进行加权计算，给出该企业的最后分值。这种方法称为综合评价法，与模糊评价法相比，该方法需要事先给出各个指标的具体基准数值，这些基准数值因为各企业和地区的不同很难统一，所以会对最终评价结果造成影响。王自强，郑季良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综合评价法对某化工企业进行了具体分析。

(二)我国化工企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和总结，我国对化工企业循环经济的评价指标构建原则大概有如下几类：一是总体性原则。该类原则要求所设定的评价指标要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化工企业的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这类原则有系统性原则、综合性原则和全面性原则等；二是科学性原则。该类原则要求所设定的评价指标要科学合理，能够准确地可量化地衡量化工企业循环经济的具体情况。这类原则有可操作性原则、简明性原则和可比性原则等；三是动态性原则。一段时期内化工企业的循环经济状况不会发生改变，但是从长期来看，一些数据还是会有所变动的，应考虑整个化工企业循环经济的动态实际，建立相应的指标，如敏感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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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均预测方法：简均法、简均法、移动平均法、指数平均法

（2）长期趋势预测法

（3）回归分析预测法；经济分析评价的介绍。在对项目建设尽心市场分析预测之后，如果认为这里的发展情景不是很好，就可以直接否决项目经济可行性；如果项目建设市场分析发展前景良好，但是无法准确对经济可行性作出结论，那么我们就需要进行经济分析和评价。项目经济评价有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两个主要内容，财务评价主要是以企业内部的财务为主进行分析，根据国家税收、项目费用以及产出的收益等进行综合性分析，最后得出项目建设的盈亏经济可行性；而国民经济评价是以国家为主进行分析，按照资源合理配制原则，用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析计算，最终得出国家所需付出的代价以及国家受到的具体利益。最后需要对建设项目进行最后的盈利能力分析，分析其以后的经营状况，获利能力。项目建设不确定性分析。因为在进行可行性研究的时候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使可行性结果不是很准确，所以我们应该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具体的分析不在这里过多的介绍，只介绍一些项目建设不确定性分析方法。

不确定性分析方法有

（1）从预测项目最主要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时对经济评价指标的影响中，找出敏感因素，确定影响程度的敏感性分析；

（2）对产品项目盈亏情况进行分析、预测的盈亏平衡分析；

（3）乐观悲观法

（4）概率分析法等。

二对化工行业建设工程概况分析

建设工程造价的介绍。建设工程和我们日常生活中购买的商品一样，自身就具有一定的价值。它的价值是由勘察、设计、设备、安装、材料等施工活动时间决定的。每项建设工程都是由许多部分组成，需要对各个部分具体分开计算，最后归纳总结才能得出工程总造价。工程概算介绍。工程概算就是以货币形式来反应建设项目经济效果。在工程项目建设之前，对计算机模拟项目从经济上进行计算，用建设项目设计的实际费用、建设项目的实际人工费、建设项目的实际材料费、建设项目使用机器的实际费用等进行计算，最后进行汇总，得出总工程造价费用。在进行工程概算之前，我们应该将建设项目的图纸给牢记，然后开始计算工程量。工程量作为计算费用的基础，是进行计算的前提条件，建设工程计算量越准确，工程造价的费用计算的越准确。在进行费用计算的时候要利用相关的计算公式来进行，这样会使计算的数据更精确。定额直接费用=Σ（分项工程量×单价）+Σ（未计价材料量×单价）间接费用=直接费用（或工程费）×费率工程建设项目的直接费用以及间接费用按照当地的规定进行计算。计划利润=直接费用（或工程费）×费率税金=直接费用×费率这些都是各项工程费用计算的基本方法。在计算的时候应该将设备费用和材料费用给分开计算，让费用计算的更加合理。

三化工行业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工程概算发展建议

现在的化工行业建设中，可行性研究应用非常的广泛，这是最值得人们研究的热点之一。

本文对化工行业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以及工程概算的发展进行创新建议。

1、未来的可行性研究和工程概算应该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简化其中的环节，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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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的地位于公元5世纪左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就是当以“均田法”之名而著称的土地制度建立时，将它们纳入到一种直到那时尚仅仅由粮食和贷币组成的财税收入的范畴中。我们没有必要在此于有关确定使“粮民”获得可耕地的程序问题上过分耽搁了，同时也无须在需要知道这些条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确实落实的棘手问题上长篇大论了。反之，最重要的却是要强调从此之后被接受交纳第三种税(调)的布帛那几近于货币的地位，这里确实是指生丝绸帛，但同样也有诸如线麻和芝麻那样的粗纤维织物。除了暂时分配给农民的谷物田(露田)之外，他们还会分到种植纺织原料的田，根据地区不同而分别称作“桑田”或“麻田”，它们形成了“永业田”。养蚕业当时在比当代要辽阔得多的土地上实施，因为它明显能大大升值。线麻和苎麻的较粗纤维仅仅在那些已证明无法生产丝绸的地区才做为替代品而被接受。用已被接受的织物来纳税，同样也获得了官方事实上的承认，它们从此之后被确定了一种法定的价格。在家庭基本经营内部，种植粮食作物、纺织纤维和织物生产的结合，使中世纪的中国农民变成了“农民一手工业者”，这与西方社会所熟悉的农民一牧民则大相径庭。但我还必须指出，当时是植树才使农民的所有权合法化了。其它某些目前则很难提供明确答案的问题，则涉及到了中世纪农村社会内部的性别地位问题。一方面，如果大家还记得养蚕女工在其中嬉戏的野生桑林与耕田距离较远的话，那么在耕田中种植桑树的新技术则将养蚕业与谷物种植业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了，可能有助于将女子们置于一种更为直接的社会控制之下。此外，大家于上文已经看到，与纺织业有关的生产活动在古代就已经变成了在性别间进行劳动分工的对象，它们被人深信不疑地视为女性劳动。这就导致女子们获得了对男子们的某种经济平等地位，她们在一种布匹几乎具有货币地位的经济中成了织物独有的生产者。

中世纪的中国人绝非是对棉花一无所知，他们可能从汉代起，在后来成为丝绸之路的道路沿途进行开拓的第一阶段时，就已经发现了棉花。他们后来利用赴佛教圣地方向朝山进香的机会，与南亚和东南亚的关系日趋密切起来时，又在这些地区重新发现了棉花。由于经常往来于唐朝那国际性大都市的大客商以及在东南港口的胡族骆驼队商人贩运的货物，棉织品传到了中国。这些布匹织物被视为具有异国情调的珍异物，可以达到很高的价格。但在仍是高质量的丝绸大批流向西方的时代，这些布绝不会引起消费者们的注意。早在晚唐，棉花这种作物就已在福建省被引种成功，但棉织品的首次风靡只能断代为宋元两朝。当时生丝的生产和丝绸的制造又缩退到了某些地区，而这些地区在这段时间内又变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由棉逐渐取代麻的过程首先应被重新置于一种广泛的经济和体制的背景中。正如陈钟毅和赵同于其《中国棉业史》中所指出的那样，麻被取代的过程大致开始于北宋时代，当时的中国人口首次突破l亿大关，而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达几个百分点的阶段。考虑到人均耕地拥有量的减少，但由于引入占婆早熟品种的水稻以及推广双季稻，粮食产量不断增加。这样一来，农民们便被迫用很大比重的耕田种植谷物以及他们更喜欢的油麻品种。相反，其用途仅限于生产纤维的苎麻却开始衰落。因此，从麻向棉(一种直到当时始终在荒芜得难以改良的沙土地上种植的植物)的过渡。在早期的一段时间内，可以使人收回部分麻田，并且将之改造为粮田。因此，对于一个已经是人口集密的农民阶级来说，棉花的种植从此之后将代表着一次实施收益要大得多的商品农业的机会，因为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棉田收获的棉花纤维数量要明显高于麻田所提供的纤维量。最后，棉花的种植可以使人不必去忧患麻田所特有的那些生态条件的限制。因为在沤麻劳作时，泡制麻杆则必须在炎热的气候中进行，同时还必须拥有活水。由此而产生了移植棉花的颇有意义的可能性。做为一种当年生植物，棉花适应了北方比较干旱的地区。

这种或然性在许多方面都是新颖的，明显受到了出自近期演变的启发。在这种演变之中，经济作物(首先是棉花)是一种将重点放在粮食自足上的农业政策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种比较不会使研究当代农业问题的经济专家们感到惊讶。但它也只能不深不透地解释这种形势的复杂性，因为它似乎是低估了与农具有关的各种技术状况。棉花在中国社会中获得成功的缓慢程度，确实应与涉及到加工纺织纤维而使用的“土工具”的落后程度有关。两种操作技巧显得特别棘手：脱棉籽壳和纺纱。因棉纤维要比中国女子(由她们完成主要任务)所习惯的那种纤维短得多。意味深长的是，我们发现了加工棉花工艺的两条主要传播渠道：“南路”自东南亚起，经云南和海南岛；“西路”则取道于河西走廊。由于棉花传播的重要时代恰恰相当于元朝由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代，所以也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工艺借鉴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一名女子黄道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传播棉花加工工艺的“神话”传说，可以被视为由赐婚于当地内附政权的汉公主在西域和吐蕃传播丝绸以及与缫丝织锦的故事记述(无疑也是神话般的)之对衬。有关黄道婆的故事，在传播一种“外来”工艺方面很明确，她是种植和纺织棉花的倡导者，可能是从海南岛黎族那里学到其技术的。黎族是一个接近于东南亚的“南岛人”的土著集团。

然而，我们应该指出，与蚕丝和线麻的加工相反，对棉花纤维的加工仅仅需要有一种轻巧的工具，而当时的纺麻则是以纺车来完成的，甚至有时要装上叶轮并以水力传动。经济史学家吴承明津津乐道地将这种方法比定为工业化之前的机械化的初始。弹棉花纤维时使用的器械相反却要简单得多，一般仅由一人操纵。轧棉机主要是由两根木辊子或铁辊子组成，安装在一个木框中，其中的一个辊子固定而另一个则要由一根手柄转动，专门弹棉花纤维的弓子之末端是一根装在木架上的具有弹性的木杆，甚至还固定在操纵者背部的腰带上。带有一根或两根轴的纺车以脚踏而传动，窄织布机则分别带有或者根本没有梭子。此时，颇有意义的是，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器械在数世纪期间从未发生过变化。与这些机器颇为相近似的模型被雕刻在做为已断代为自元至明的多部农技论著的插图中了。这些设备一直使用到20世纪中叶。虽然棉织品的生产是一种要比做为养蚕或种麻业之特征发达得多的劳动社会分工化的对象，但我们也只能说它仅有很少的专业特征。相反，在纺纱方面，生产率确实很低。吴承明估计，平均需要4天的劳动才可以纺织一匹约3平方米左右的标准布匹，平均需要结成一组的两个男工(或女工)一整天的劳动。布匹的后整理(染布和缩绒)只运用于上乘质量的棉纺品，形成了一种“工业”劳动，于此当然是使用了该词的现代之前的意义。这两种最后的工序一般都是在城市中由专业工人在动用资本的专业化作坊中完成的，特别是由用来采购缩绒的巨石的资金，这些巨石的重量可以多达两吨并代表着一种真正的投资。

有关加工棉花的手工业之地理分布的研究，导致我们更倾向于注意另外一种真正是社会制度的因素，它们似乎未引起上述作家们的注意。由我根据吴承明辑录的各种记述而复原的那些地图清楚地说明：一方面是优质棉织品的生产集中到了少数地区，另一方面是丝绸和棉织品的生产中心之间的互补性。这种专业分工绝非是偶然的结果，也不是自主经济机制的产物，而完全是出自于对“调”(布帛税)的分配。正如崔瑞德(D.Twitchett)曾指出的那样，生丝和丝绸的生产地域从唐代后半叶起就开始收缩，最终集中到了“江南”以及某些得天独厚的地区，诸如成都(四川)盆地和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我们由此便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大部分省份从此之后就只能生产“劣质”的纱或布了，无论是指丝线还是麻布都一样。明初的税制改革沉重地打击了苏州和松江诸府，因为这些府曾因在中国东南要寒支持朱元璋的主要对手张士诚而获罪。由于这一事实，松江地区植棉业的发展，被普遍地与该府的沉重税务负担联系起来了，或者至少是与允许将部分税收改用棉花交纳的做法联系起来了。明朝政府一举赋予了这种纺织纤维一种与丝绸并驾齐驱的地位。

我下面的看法将涉及到棉织品所获得的成功，它做为一种摆脱了在高贵纺织品丝绸与仅供穷人使用的由麻或苎麻纺织成的布匹之间平分天下的织物。众所周知，粗棉布特别受到农民的喜爱，尤其是在夏季闷热而潮湿时更以其轻薄而受青睐，在冬季严寒时又以其保暖性而倍受钟情；它们以其莫列顿双面绒呢(Mole—tonne)服装的形式出现，既比传统的褐布(毛织布)舒适便利，又比皮袄价格便宜。同时，细棉布的出现可能形成了丝绸的一种取代物，原则上严格地供上层阶级的成员享用。然而，我们饶有兴味地针对这一问题而指出，中国在很长时间以来就奠定了其丝绸手工业和瓷器的优势，这是该国维持着几乎是一种垄断性的出口产品，其生产程序(至少在瓷器问题上是这样的)始终严加保密。中国人在18世纪期间已开始发展出口“印花棉布”(细棉布，原产印度，在中国则一般均以“南京花布”之名而著称)，以至于中国工匠于1780年左右缺乏原料，而广州的商人便通过西方贸易公司(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而开始进口数额巨大的印度纤维和纱。

此时棉花这种作物远非仅供应地方市场并向农民提供现款的经济作物。虽然继19世纪的历史大转折时代之后，棉花在很大的一部分国土上变得很普遍了，加工棉花的劳动可能会确保五分之二的家庭获得额外收入，其纤维可以为大部分平民提供衣着。但却存在着一种地理性的专业化生产，同时在或致力于种植或从事纺纱织布的两种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差别。大家都会发现，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植棉能确保一种比种植粮食作物高数倍的收入。棉花最早种植于包括长江三角洲不适宜种植水稻的沙土高地的地区，其种植区沿一个圆形弓带延伸，从京城地区北京一直延伸到中原的东北端、山东与河南省，甚至还到达长江的中游(武昌盆地、江西省北部与湖南)。于此同时，来自西域的棉花逐渐地征服了中国西北边睡的绿洲，特别是黄河河套与鄂尔多斯地区。

如果大家参阅吴承明的复原，那么加工棉花的手工作坊于清代则形成了帝国经济经营业务的第2个分支，面对当时只占国内货币收入7％的养蚕业来说，相差甚远。这位作家认为，在前夕，棉布的总产量已增至3．15亿匹布，也就是说每个居民占约3/4匹布。然而，当养蚕业成为一种主要是转向市场的生产行业时，与棉花的生产和加工有关的业务却首先在于满足个人的需要。大部分农民都保存其皮棉以用于缝制粗布衣。加工棉花棗去籽脱皮和弹花一般都是由流动劳工就地完成的。他们携带其工具于秋收后前去上门服务。纺纱以及有时还可能包括织布在内的劳动，同样也于村庄中就地完成，它们在那里占用了部分女性劳动力。各种年龄的人混杂在一起，甚至包括幼童。当地利用窄织机织布，所生产的3/4的棉纱都供当地农民消费，大部分农民都不利用其土布经商，而仅仅是出售他们多余的皮棉或以棉套或棉线的形式出售。这第2种选择仍然是首先涉及到居住在由吴承明的论著中统计到的l0个主要织布中心之一周围的家庭。对于以布的形式而获得的产品，唯有质量上乘的棉布才得以跻身于国家级市场。它只代表尚不及全部产品半数的数量，也就是说可能有1．5亿匹布出自江南织造厂，那里的松江、常熟和无锡的三大中心(围绕着本身却在致力于丝绸生产的苏州)形成了豪华手工业企业的一条带状地区。在中国民族经济的轴心之一，以及与世界经济建立了直接联系的极少数地区之一苏州，集中了浆布车间，当时的主要纺织品批发商均居住在那里。我们还将指出，所有这些城市均位于最古老的单一棉花种植区附近。在吴承明著作中已经考证清楚的其它7个中心，则分布在最新发展的棉花种植区之间。它们在当时只具有一种区域性的意义。然而，那里存在着来自北方和中原地区棉纱的大量流通，其最终目的地是由南方沿海谙省组成的，那里本来都不适宜种植棉花，但却拥有纺织劳动的大量熟练劳力，其经济越来越转向世界市场。从18世纪末开始，广州地区便开始摆脱国内的流通渠道而储备(可能是很便宜地)进口的印度棉花，它们是由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联系并从事“从印度到印度”的贸易船舶运载而来的。总而言之，我们的这位作家始终认为，在之前的数十年间，与棉花有关的交易始终占有对外巨额贸易1/2的份额，这与丝绸和茶叶相比较，则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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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化背景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当前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并没有跟上发展的步伐，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如果不能找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必然会影响农村经济的快速、健康、稳步的发展。

2.1基层领导没有对发展农村经济引起足够的重视

部分基层领导的文化素质比较低，对上级的规章制度没有很好地执行，更没有从思想上引起足够的重视。村领导往往不能建立起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不能通过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来改造传统农业。农业项目需要较长时间的投资，但农业项目收益率相对较低，很多银行不愿意提供贷款，而政府又不能提供有效的政策服务，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滞后。

2.2农村集体经济薄弱

目前在我国还存在相当大一部分的集体经济，如何发展集体经济，对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当前作为农村经济管理的基层人员，由于其自身素质不高，知识结构比较单一，受其思维和思想的限制，这些基层人员往往不能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对农村经济管理的要求。此外农村集体经济管理的体制也不健全，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就导致了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3农产品质量不能保证

在中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农村经济也呈现出了较快的发展趋势，农产品的产量也在逐年上升，但受农业技术的限制，当前我国的农产品质量仍然很低，有时由于种植不合理，还会出现农产品大量积压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3工业化背景下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

新型工业化将推动传统农业的发展，将通过信息化带来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契机，针对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本文提出了适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以期能够及时地解决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从而推动农村经济高水平地发展。

3.1使基层领导重视发展农村经济

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就必须从基层领导抓起，让他们从思想和行动上都引起足够的重视。市、镇两级政府应当对农村的经济发展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实行规范化管理。同时还要定期地对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让村干部进行调研并撰写农村经济发展调研报告，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从宏观上把握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与此同时还应该充分地发挥村民的民主监督作用，使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能够落到实处。

3.2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投入

加快新农村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是当务之急，资金是农村建设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我们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投入力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当对发展农村经济给予优惠的政策，对农业项目或农产品加工减免税率，同时也要采取强制措施使农村信贷投入有保障；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商贸和农产品加工业的投入，通过多种渠道提高农产品价格，最大可能地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从而促使农村经济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

3.3完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

新农村的经济发展必须有科学合理的统筹规划，一个完善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可以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必须转变农业发展的理念，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充分利用农村现有的优势资源，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利用农业科技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发展，科学带领农民致富。

3.4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

目前很多农村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已经开始转变个体经营为规模性经营，通过农业产品的深加工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特别是打造“农产品的龙头企业”对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都起带头作用。目前实现农村的产业化经营有多种方式，包括加工业、手工业及农产品的等。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小型手工业提供了优势，农村的手工业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在农村得到了迅速规模化发展。除此之外，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加快了龙头企业的经济发展，也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途径。3.5加大农业科技的应用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发展现代农业，农业科技成果可以转化为农业生产力，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研发了一些新的农业技术、农业产品，一些学术成果也实现了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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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权力的异化是指公共权力的运行及结果与其本应有的性质相背离。公共权力的产生反映着公众希望借助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和服务性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良好愿望，但当公共权力运行脱离法定轨道，出现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时，公共权力就损害了公共利益，这种公共权力就变成了异质的公共权力。主要表现为：公共权力的者获得公共权力的使用权却没有有效地使用公共权力，造成公共权力资源的流失以及权力腐败行为。[1]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权力的异化就是腐败。当今学界为了克服腐败对社会政治经济运行产生的消极影响，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似乎尚未对腐败和成因形成一个可推广的和无可辩驳的结论。笔者认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理论依据和分析视角，于是试图用以委托人——人模式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腐败的成因作探索性的剖析。

委托——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基本的模型已经发展得很成熟，委托——分析框架已经应用到经济学的很多方面，如税收、就业、货币政策等，国内更是把这一理论用在现今的国企改革上。但将委托——理论付诸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现实解读，可供借鉴的资料还是很有限的。笔者认为，对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的分析，只有从民众、国家与政府这三位一体的关系中去把握，才能真正揭示出民众将自己天然拥有的公共权力委托给国家、政府实施，而国家、政府有没有按照公共权力委托人的意愿办事，采取了不当甚至不法的行为，从而导致了公共权力委托运行失灵下的腐败问题产生。

一、公共权力的异化：委托—机制运行的失灵

委托——理论的核心就是委托——关系。这是由一方（委托人）委托另一方（人）根据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授予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而委托——理论就是研究这种关系及其制度构建的理论。

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大多为代议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委托——机制经由两道程序完成，即由公民将权力委托给国家，再由国家委托给各级政府。社会中的的每个人总会将各自享有的私有权力一部分置于公共领域中，所有这部分置于公共领域中的私人权利，需要委托给一个机构或个人来实施并保证获利，这个机构或个人就因而获得了所有广大民众委托的公共权力，一般而言，这个机构就是政府。[2]在现代的政府理论中，政府公职人员是作为被委托的人角色存在的。“委托人”的说法表明了政府相对于社会公众的从属性，它旨在说明：政府仅仅是公众为达成自身利益的选择性设计，而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施恩者，其行事与作为能力不是天然的，政府不能与民争权、与民争事、与民争利，更不能假公济私、贪赃枉法。“人”这一概念的提出，反映着政府理念的深刻变革，同时，也体现着政府公职人员的行为路向。

虽然政府和公众之间存在人和委托人关系，但委托——关系的理想设计与实际结果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差距，事实上也不排除两者之间存在着不断搏弈的过程。根据委托——理论，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如下情况：委托人和人之间的目标与利益一致或不一致，双方信息不对称、契约的不完全性、双方责任不对等，那么，人的活动将可能影响到委托人的利益，并且人的活动最后引起的责任（或损失）将有可能由委托人来承担。在现实中，公众的确承担了过多的由政府造成的不良后果甚至是灾难性后果。这是由于：首先，委托人与人目标和利益不一致。行使公共权力的有关部门及其具体官员并不像传统政治学中认为的那样是公共利益的天然维护者，而是受自身利益驱动的人，有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当官员的目标和公众的目标发生冲突时，人往往很可能选择损害公共利益、国家或政府利益而维护个人利益。在国家治理中，又没有任何“看不见的手来自动地促使个人行为服从公共的利益”。[3]因此，要求人一心一意致力于公益，反而显得有点“强人所难”；其次，契约的不完全性。人践约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中存在着突出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因素，从而导致委托双方签订的合同契约带有先天或后天的缺陷。契约的不完全性为人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提供了合理性，为其采取机会主义做法提供了便利的空间；再次，是信息的不对称。政治人是信息的优势者，他们拥有一些为政治委托人所不知的信息，委托人对人的行动细节并不了解或保持着“理性的无知”，人极易产生侥幸心理，一旦有可能就试图破坏规则、钻空

子和投机取巧，政府很可能变成为私人利益的场所。正是由于种种不良因素的存在，以及作为分散个体的委托人的监督上的弱势处境，使得委托——机制运转失灵，政府提供的行政产品即公共服务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尤其是人的报酬不与其行为后果挂钩时，人就会以追求最少的劳动和要素投入来获取相对高的报酬。人一方面可以无限地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另一方面人可以用职权干自己愿意的一切事情，包括偷懒、办事拖拉、推诿责任、追求享受和等等的普遍渎职行为，公共权力因此而逐渐异化了。

二、对公共权力异化行为改进的路径选择

（一）制度建设：架设刚性的行为规范

制度是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人既是制度运作的主体，又是制度运作的客体，因此，对政治人的科学分析是架设有效制度的前提。在这一方面，中西方存在着对人性假设泾渭分明的区别。中国古代虽有“性恶论”，但最终还是“性善论”占据了主流地位。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政府都是“操心父母”，而父母对子民是毫无私心的。直到现在，政府官员还是被认为是“人民公仆”。而从基督教教义演化而来的西方人的制度逻辑思路则是“原罪说”，人间没有天使，政府是一种“必要的邪恶”。休谟指出，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并以积极的防御观作为基本依归。[4]洛克认为，所有的人必定是追求个人幸福或快乐的，欲望的驱使使得人们专一而恒常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此乃人的本性。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性中的“仁爱”是永远不能胜过或克服自私本性的。[5]委托——理论也内在的包含着“经济人”的假设，认为委托人和人的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这也是民众与官员之间的公共权力委托运作失灵的前提条件；再者，委托——理论是用经济合约的形式来规范委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天然所具有的自主性、竞争性、重利性和等价交换性，容易诱发人的本位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容易冲击人的理想信念和职业操守。因此，新制度经济学主张依赖制度来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6]

制度规范作为一种外部约束，贵在保持和彰显一种客观合理性——便于委托人对人实施有效约束是其要义。制度可以对各个层次的行政官员分别规范，使规范既有确定性，又有针对性。要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行为，可作如下制度安排和设计：

第一，加强法律监督，以防止人的违法行为。委托——理论认为，监督是重要的。它认为监督必须持之以恒，因为长期的关系可以发展出有用的价值存量，这种价值存量对于合同的实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也使得有限的监督更为有效。而法律监督就是将持续不断的监督体系制度化的作用机制。由于行政委托人只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存在，基数很大但未经组织起来的力量是很薄弱的，难与以国家为后盾的强大的公共权力相抗衡，加上委托人并不能享受对人追求超额费用或渎职监督行为的成果，即使勇敢地选择了监督，个体委托人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这对一个同样具有经济人本性的民众来说结果会是得不偿失。所以委托人普遍缺乏对人频繁监督的积极性，更多的人会选择“搭便车”坐享其成。那么加强法制监督就更是刻不容缓。要在最高的宪法层次上以法权制约行政权力，法权高于一切政治强权，拥有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通过法制规定政府有关行政过程中的权力边界和责任，使得政府的行政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以便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的法则和限制措施，防止政府权力无限膨胀和缩减官员的随意性权力。

第二，激励约束机制设计。委托——理论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建立一种激励机制，使人的行为有利于委托人的利益。然而，政府具有强制性，没有退出机制供选择，因此，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合约是被“锁定”了的，这就降低了政府规避错误、提高效率的激励，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建立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就显得格外重要。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能够确保委托人和人的利益相一致，其运行程序能够引导博弈各方的行为相互促进和制衡，以达到双方共赢的目的。例如可以实施裁员加薪与高薪养廉的政策。裁减极度膨胀的官僚队伍，并相应增加官员的正常报酬的高薪养廉政策，其目的有三：其一是激励公共权力者更好地为委托人服务，按委托人意愿行使公共权力；其二是因为官员的报酬是来自于委托人，所以这又可以增加委托人监督的积极性；其三，扩大官员报酬就是相对减少非官僚职业的报酬，这对不认真行使公共权力者具有相对惩罚作用，一旦失去人资格，也就会损失一大笔收益。[2]然而高薪不应是固定的，要随人的业绩而变动。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是给人以部分剩余索取权，使其主观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客观上促进了股东总体利益，也可以相对地减少人为了自利而不惜损害

公利的扭曲行为，这应该为政治委托过程所借鉴。

第三，建立一个发达的竞争性的人市场。实践表明，竞争和他律分别是效率和自律的基本保证。我国传统的官员选拔机制的主要缺陷是缺乏竞争优选机制，长期以来，中国采取以身份标签为特征的人才进入壁垒，既影响了优秀人才参与国家行政管理，又阻隔了外部竞争对行政人员的压力，造成了行政职务终身制。以市场化的装置为杠杆的人市场的存在，可以实现对不称职的人的替代。尤其是提供了一种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和人声誉评价机制，是人存在有可能被淘汰出局的危机感，从而注重提升自身能力和自觉培养起防腐拒变的能力。遗憾的是，政治生活不可能像经济活动那样随时随地根据市场机制来决定人员的更迭，因此人民应该加强对政府官员的控制权，如选举权、检举控诉权和罢免权等，让政府人随时都面临着被降职、弹劾、罢免的危险，才能加强这种竞争和淘汰机制。

第四，加大政务透明度。人们往往会有这样一种印象或体验：如果不是有与政府打交道的经历，普通老百姓穷尽一生都不知道那深墙大院里是如何操作的。由于委托——关系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弊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既然是公共产品，就应当尽可能地向公众开放，尽量避免暗箱运作。应完善信息控管系统，改善公共信息体系，削减政府专门部门对信息的隐匿权限，实行信息公开制度。高度透明的信息是人民参政议政的条件，这就需要疏通政府与外界的制度化联系渠道，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并构建有效有序的信息反馈机制。同时，还要增强公民意识，提高人们参与和关心公共事务的热情。作为委托人应该了解，其参与积极性是与切身利益相关的。

（二）诚信政府：打造软性的行为规范

美国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团队中的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与群体效率存在着某种张力，而团队生产的外部性和环境不确定性恰好可以“遮掩”雇员的卸责行为，并且似乎任何激励机制都给企业中的人留有“卸责”余地。即没有任何制度能够完全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避免制度失灵，[7]政府中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建设远未完善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督导权力的民意表达程序也极为有限，而且难免因层层过滤而失真失效，法制手段总是滞后的，往往只是作为应急机制或事后收拾的无奈选择。所以要解决“人问题”，诚信建设不容忽视。政府的本质是一种信托关系，那么，信用就是其内在的伦理品格和存续的基础。如果人不讲信用，政治委托——契约只是一纸空文；如果人讲求信用，以委托人的利益期待为使命，忠实且成功履行委托—契约，获得委托人的持续信任，那么委托——关系就能良性地运营。因此，如果政府无法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甚至贪赃枉法，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基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西方政治从来不奢谈对人的信任，而是依靠制度的锁链来约束官员的作为。但他们对官员的道德操守似乎从来就没有含糊过。早期的法国政治家罗伯斯庇尔指出“美德是政府的最高管束者”，后来华盛顿倡导“品行或道德是民主政府之源”，[4]到了现代，还是西方的学术派别首先高扬起了公共行政伦理的鲜明旗帜。事实上，与法律制度相比，信誉机制是一种成本更低的维持交易秩序的机制，特别是在许多情况下，法律制度是无能为力的，只有诚信才能起作用。在委托——关系中，无论激励约束机制多么健全（事实上也难能做到），如果人不守诚信，那么就难以预防和制止其机会主义行为。而委托问题之所以存在，其基本原因就是人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因此，打造一个有公信力的政府，是制度建设的应有之义。它既是制度有效运转的基础或平台，也是制度建设孜孜追求的一个顶级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效约束人的行为，控制委托成本，需要加强制度建设，而加强制度建设，又需要保证政府诚信。通过制度激励和诚实守信，约束、惩罚背信弃义的行为，努力提高政府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准，造就诚信的制度环境，无疑是解决“人问题”的一条长效措施。

参考文献

[1]柯雄，肖红.公共权力异化的利益诱因与道德制约[J].前沿，2004，（11）.

[2]仲伟周.公共权力委托运行的扭曲与管制[J].当代经济科学，1999，（2）.

[3]程漱兰.转变政府职能，重构激励机制，以推进政治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J].管理世界，1998，（1）.

[4]罗自刚.公共行政伦理及其补救—来自政治委托理论的启示[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篇6

二、化工园区规划环评法律制度运行中的现实困境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化工业“造园运动”，已建成和在建的化工园区数量和规模庞大，但参差不齐。规划环评制度在实际中也暴露出自身的不足，不能有效地从源头上规制化工园区的环境风险、推动化工园区循环经济发展。“先审批后环评”现象严重。规划环评的根本作用在于源头预防。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10条规定:编制专项规划，应当在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这就要求工业园区专项规划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在决策审批前完成，为决策提供依据。在实际生活中，“先审批后环评”现象严重，违背了规划环评的立法初衷，不能发挥规划环评在前期介入和预防的作用。循环经济理念并未被纳入到规划环评之中。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把循环经济理念纳入到规划环评之中，这使得规划环评的实施缺乏先进的理念指导，难以从根本上规制环境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缺乏规划环评制度保障的循环经济则容易沦为口号。化工园区规划环评缺乏替代性方案。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化工园区专项规划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专项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预测、评估以及相应的减轻和预防措施，但并未规定替代性方案。对于行政机关的风险决策而言，最优方案的产生一般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分析和考虑实现既定风险规制目标的各种可选方案及相应手段;二是评估每种方案实现目标的有效程度;三是挑选能最大限度实现目标的方案。通过定量分析的方式，将各种方案的风险值计算出来，在精确计算和评估的基础上，分析每种方案实现目标的有效程度和成本，然后通过成本收益的方法分析来选择最优方案。没有选择就没有比较，缺乏替代性方案，只能对单一方案进行审查，在单一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修补，不能保障行动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审查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无法实现最优选择。规划环评的公众参与程序缺乏可操作性。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虽然对专项规划的公众参与做了程序要求，要求规划的编制机关在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通过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对公众意见采纳与否的说明也须一起送审批机关审查。但对公众具体怎么参与并没有明确规定，例如，报告书草案如何公布、何时公布，公众如何查阅报告书，公众提出意见的期限，规划编制机关如何反馈等并没有具体规定。公众参与程序具体规定的不足使得其缺乏可操作性，我国规划环评的公众参与难以真正实现，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成为空谈。环评报告书审查过程流于形式。化工园区专项规划在政府正式批准前，应当由政府指定的环境行政机关或其他机关的代表和专家组成审查小组，对环境报告书进行审查，并提出书面性审查意见，最终的审查意见将成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审查小组是行政部门主导下的临时性工作机构，缺乏独立的法律地位。在行政部门的主导下，审查小组难以起到中立审查的作用，审查效果不容乐观。这就使环评报告书的审查缺乏有力的外部监督，审查过程难免流于形式，难以起到实质的约束作用。

三、完善化工园区规划环评的对策

强化审批机关的责任，保障规划环评的早期介入。规划环评的重要意义在于决策之前的早期介入，对环境影响进行综合评估，确定最优的规划方案，为决策提供依据。现实中“先审批后环评”的做法违反了程序性要求，应当强化违法审批的责任。从法治的角度而言，环评作为一项法律程序，其作用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先审批后环评”的做法违反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本身就失去了法律意义，因此是无效的。这就迫使行政部门为了顺利通过环评而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法定程序并不能保证制定出来的规划具有绝对的实质正义性，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能保障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促进规划环评发挥有效的作用，推动化工园区循环经济发展，达到预防环境风险的目的。将循环经济指标纳入到规划环评之中。规划环评和循环经济追求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应当把循环经济的先进理念应用到规划环评中，建立规划环评的循环经济指标评价体系，预防环境风险，建设循环经济化工园区，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构建循环型社会。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加入替代性方案。化工园区专项规划环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并未规定替代性方案，路径选择的单一性制约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环评报告书中加入替代性方案，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多种选择方案，以进行最佳决策，最大限度地降低可能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防止不可逆转的环境问题产生。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决策前制定替代性方案的成本远低于环境问题产生后的补救成本，况且就实际情况而言，替代方案的制定并不需要增加太大的成本，因此，从总体来说，在环评报告书中加入替代性方案是利大于弊的。在规划环评中加入替代性方案，是平衡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理性选择。完善公众参与制度。法律以保障利益为主要目标。化工园区的建设会对周边居民的环境和健康产生直接影响，公众作为利益方当然有权利要求参与到环评决策中来，以维护自身利益。环评决策是一种风险决策，对未来的影响进行预测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应将规划环评定性为科学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而非单纯的科学事实判断。规划环评应成为一个风险沟通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公众的意见得到了表达，双方进行了沟通，增进了对于决策的认知和理解。无论公众意见最后是否被采纳，都是经过讨论的结果，这就增进了公众对于政府决策的接受度，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在项目前期决策中征求公众意见，可以相应减少后期对抗式参与的数量，对于预防环境至关重要。我国现有的环评公众参与最大的不足在于缺乏程序性保障。因此，应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向公众及时有关规划环评的信息，拓展信息的渠道，让公众及时了解信息。同时，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及时反馈公众的环评意见，搭建风险沟通和决策的平台。完善环评审查机制。现有的规划环评审查机构缺乏独立的法律地位，审查过程受到较多制约，审查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受到影响。笔者认为，应从法律层面赋予审查机构独立的地位，在环保部下设一个环评审查委员会，各省、市建立地方环评审查委员会，成员由各级环保专家组成，由其独立、统一地行使审查规划环评职权。中央、地方实行垂直统一管理，人事、财政独立管理，保证其作为审查机构的中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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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网络文化环境下,我们要培养的是个性鲜明、具有自主思维意识的人,而不是单纯接受知识的容器和工具。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工业设计教育中人才培养的最重要的内容。基于网络的探索式学习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探索式学习的基本出发点是认为学生在解决问题中的学习要比教师的课堂教学更有效,思维的训练更加深刻。在网络文化学习过程中,大学生不再是被动地听从教育者的安排,而是把学习从单纯接受学历教育的学习中解脱出来,自己主宰学习进度,做到自主学习、充分学习和有效学习,从而学习成为一种各取所需的过程。总而言之,网络文化环境下,高校教育者在学生接受文化知识中的权威地位已经被打破。

改革教学观念、手段与方法,使工业设计专业教学适应网络文化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开设网络课堂,辅助专业课程学习。结合高校现有的选课系统,学生用户可选定课程大类进而选定相应的课程进行学习。查看选定课程的课程教学大纲、实验教学大纲、课程设计大纲、可查看实验指导书查看实验指导和具体练习题目,可查看每一章为学生提供的学习准备,电子教案、课件以及围绕本章内容,学习后可查看“重点和难点”“、课后思考题”及课后总结等内容,也可查看相关的参考教材书目。

充分发挥课后作业的作用。可以把课后作业的布置、答疑和评判在网络平台进行。如通过“课下作业”模块,学生可以查看教师布置的作业内容、要求、提交日期等;通过“提交作业”页面,学生可以有针对性的给自己的任课教师上传已经完成的作业;通过“作业查询”页面,学生可以查看自己各次作业的完成的情况,成绩以及教师给出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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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能化技术在运用过程中的优势

在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中，采用智能化技术对于提高电气子自动化控制的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智能化技术的优势如下：一是不需要建立控制模型。在传统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中，需要建立控制模型实现电气工程的控制，但是由于控制的对象比较的复杂，在实际的操作中，无法达到精确的效果，这样对于对象模型就出现了无法估量、无法预测的问题。而采用智能化技术能够很好的解决这种问题，并且提高工作效率。这样可以在源头上控制一些因素，提高了自动化控制器的精密系数。二是便于对电气系统进行调整和控制。智能化技术可以灵活的调节和控制，能够为自动化控制打下基础。智能化的控制器具有更强的实际操作性和调节作用，而且智能化技术不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也可以进行操作。三是智能化控制器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智能化技术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能够对不同的数据进行处理，即使是陌生的数据智能化控制器也能够做出正确的处理。

3智能化技术在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的应用

3.1对某些故障的诊断

在电气设备的使用中由于折损、环境静音因素等造成设备出现一些不可抵抗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在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中，需要发挥智能化技术的的问题诊断和修复的功能。这些问题不可避免的存在电气工程的自动化系统中，但是可以进行有效地的分析，采取相关的技术措施进行解决。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对于提高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智能化技术可以降低这些问题对电气工程的影响程度，确保电气工程的经济效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例如在电动机和发电机等设备中应用智能化技术，可以及时的进行故障的诊断，从而把电气工程的故障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

3.2智能化的控制

在电气工程的建设中，需要把自动化控制和智能化技术相互的配合，这样能够实现自主控制、高效控制、远程控制和无人操作等，从而为智能化技术的发展提供平台。智能化技术在电气工程自动化的应用，体现了智能化技术的优越性，为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3优化设计

在电气工程的自动化的控制中，可能会涉及到电气设备的设计，而电气设备的设计过程比较复杂，需要设计人员充分的了解磁力、电气、电路等学科的知识，并且能够运用到电气设备的设计中，因此对对于设计人员的经验提出很好的要求。传统的电气设备的设计方案利用实验和经验相结合的手段进行手工的设计，这样设计出的方案的达标率比较低，而且设计方案的修改难度比较大。在智能化技术的使用中，方案的设计一般采用CAD技术，并且借助计算机辅助软件来完成，这样的方案设计方法可以节省设计时间，而且设计方案的质量比较高，修改方便。遗传算法是优化设计过程中智能化技术应用的具体形式之一，而且具有实用性和先进性，使用遗传算法一定程度上能够优化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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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基本职能就是融通资金，包括在国内和国外进行融通，并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将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但金融资源是有限的，这样金融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人们不可避免的特别关注资源配置过程中金融公平的实现问题。由此可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

一、金融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分析

白钦先(1998)提出，金融是一种战略性的社会资源，认为资源的有限性与稀缺性应既包括“量”的规定性，更包括“质”的规定性，是一动态的、相对的概念。金融作为一种资源，其目的就是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要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就必须提高配置效率。从这方面说，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资源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任何一个追求效率的金融系统，都会优先满足收益率较高的资源需求主体，然后再满足收益率次高的主体，以此类推，直至资源配置完成。这样最后一单位资源配置所达到的收益率，就是金融统一的边际收益率。本文将其设为λ，收益率不小于λ就可以获得金融支持，小于λ就会被排除在金融之外，即无法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而且随着金融的发展，生产率的提高，λ会越来越大。

从理论上讲，市场可以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但是市场的不完全性及外部变量(如政府的干预)的影响，使资源配置过程出现扭曲，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一些达到甚至超过了整个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的资源需求主体没有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即金融系统没有将其纳入金融资源配置的范围，但一些没有达到要求的主体却获得了金融资源配置权，这便体现了金融不公平，是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的表现，造成了金融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及增长质量的稳定提高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使得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对外部变量产生路径依赖，随着外部变量的变化而变化，资源配置效率相应的提高或降低。一旦外部变量的变化对金融资源配置造成致命的打击，会使整个经济系统陷入混乱状态，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会相应降低。但任何一个理性的系统，无论是一个国家、部门，还是一个企业，都不会以效率损失为代价而过多的干预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其干预仅限于市场失灵的范围。

二、金融公平的内涵

正如前文所述，金融公平与经济健康发展密切相关，但在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金融不公平现象，所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非常重要。单玉华(2007)认为，必须对金融进行伦理规范，使参加者公平地获得机会和参与竞争，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人们才能由衷地接受金融活动中遭受的损失。这是从伦理方面强调金融公平的重要性，本文认为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从这方面对金融公平进行定义，即金融公平就是当每一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达到整个金融系统资源分配的统一边际收益率的情况下，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的资源分配过程。

从金融公平的定义来看，首先，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在追求金融公平的过程中，金融将资源配置到收益率最大的资源需求主体中去，提高了配置的收益，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其次，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淘汰”的过程。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中，收益率低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排除在金融系统之外，收益率高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纳入金融系统之内，就像自然界的淘汰法则一样，可以称之为“金融淘汰”。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金融系统进入机制及退出机制的完善，提高了整个金融系统的活力。最后，金融公平的实现也是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资源需求主体会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收益率，以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有利位置。

金融发展不仅是金融机构的演变、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功能的提升，更是金融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及金融公平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其提高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增加整个金融系统的金融资源总量，将更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提高获得金融资源的可能性;二是提高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率，在金融并未完全开放的系统里，可能前者对提升整个系统的金融服务水平及实现金融公平更为重要，这主要依赖于系统的自身积累及发展。但在一个开放的系统里，后者可能就会更加重要。我国目前的模式是正在从以第一条路径为主逐渐向第一条路径和第二条路径并重方向发展。

三、金融公平的经济效应分析

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范围，提高金融公平的水平，是整个经济系统发展和金融系统服务水平提高的要求，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达到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其在各个潜在的金融资源需求主体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限，符合条件的将被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获得金融资源，这些主体扩展了发展空间和利润空间，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继续发展。不符合条件的主体无法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只有在当前的资源约束下，将拥有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并提高自身的收益能力，以求未来获得金融支持，否则，就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故金融追求公平的过程既是一种“金融淘汰”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激励”过程。

由于金融总量的增加及资源需求主体收益率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金融公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出现的一种金融过程。单玉华(2007)认为，金融活动的公平性是一个渐进过程，人们对金融活动中公平的追求，体现了金融活动的公平性从相对低层次向相对高层次的发展。金融资源总量的增加逐渐将越来越多的需求者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金融公平的进程中，不断提高的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促使所有的需求主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使自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故集约化增长道路也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可见，对金融公平的追求会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如何发挥其积极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四、结论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下，金融资源难以获得的问题会更加突出，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这是金融公平的“淘汰”结果，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公平进程会加快，但同时也会更加追求配置效率。所以要获得金融支持必须从自身做起，达到甚至超过金融支持日益“苛刻”的条件，这样无论经济形势如何改变，都可以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于是金融系统以收益最大化为前提的投资活动在客观上会带动金融资源向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倾斜，使有效益、有竞争力的企业得到资本的支持而成长壮大;那些弱势企业由于无法得到金融支持而受到抑制或被淘汰出局。但是，市场是不完全的，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虽然可以提高效率，实现收益最大化，但是一些收益率较低但对整个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需求就无法获得满足。

政府在金融公平进程中，首先，要创造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由金融系统根据最优化目标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进行金融资源配置，不要盲目的干预资源配置及金融公平的进程，除非会得到帕累托改进的更优结果。其次，可以参与那些收益率很低但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有很大贡献的资源分配，如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缺位及政府的过度参与都不利于金融公平的实现及经济发展。市场和政府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可以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金融公平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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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化工企业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近十年来虽然各地纷纷建起“一体化”模式的技术、设备、管理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化工园区，它们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亦不能忽视已有的数量庞大、对国民经济发展仍具有举足轻重的老化工企业。对现有的新型工业园区而言，老化工企业多半是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

2.1技术设备落后，创新意识和能力不足很多企业的生产工艺及设备还在沿用投产时引进的工艺技术和生产设备，这些工艺技术或生产设备或许在当时是先进的，但在如今大力提倡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国际化时代，这些工艺技术及设备迟早要被淘汰出市场。而同时很多企业并没有创新意识或是创新能力不足，他们在创新研发等方面投入偏低，即使偶有技术或设备上小局部的改造亦难跟上循环经济发展的大潮流。

2.2管理方法不科学，专业管理人员缺乏在过去，多数生产企业多注重生产产品而对管理不够重视。早些年化工企业老板多数没有受过专门的管理知识培训，他们多按照同类企业经验根据自己现有条件来分工，生产也具有盲目性。稍大型点的化工企业，一般是国企，虽明确划分了职能结构，但结构僵化，缺乏灵活性。企业的组织结构，薪金分配，分工协作等多方面都没有达到科学的状态；企业内的管理人员多是由工作多年的技术人员提拔上去，企业的管理按照自己的工作经验进行，专业管理人员的缺乏及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没有跟上都使得企业的管理不够科学致使管理工作效率不高。

2.3资源利用率低，污染严重由于设备技术方面的落后，生产过程中由原材料转变为产品的转化率比较低，同时充分利用资源的意识不高，对可回收利用的废料不重视，整个生产过程资源的利用率低下；资源利用率的低下必将导致废弃物增多，而环保意识不足及技术设备的落后使得对废弃物的处理极为粗糙，不少企业将废弃物直排大自然中，数量庞大的化工企业的废弃物对生态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2.4企业的聚集度不高过去大部分化工企业的建设没有经过精细的规划，要投资化工生产的老板看中哪块地就在哪建设，所以企业间的分布零散没有规则，企业间要想合作变得不容易；不能通过基础设施的共享来降低成本；信息、技术、人才、资源等都无法共享以使彼此提高；不能形成规模经济。集聚度不高带来多方面的问题不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既2001年以“一体化”为生产模式的上海化学工业区等首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建成投产以来，我国建成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化工园区，在多变的市场中它们凭着环保生产，资源高效利用，产品高品质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相对之下旧有老化工企业的竞争能力急剧下降，如果不尽快对现存老化工企业的发展模式进行改造，不久的将来大批的化工企业必将被市场所淘汰。

3老化工产业集群循环经济改造的研究

3.1加强技术创新化工设备多数已经进行固定，在投产时尺寸等方面都是事先规划好，再个成本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引进新型设备通常要很谨慎，此时加强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3.2招贤纳士，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对太过落后的工艺和设备要及时的淘汰，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将会大大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吸引专业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经常给企业注入新鲜血液可以保持企业的活力；多关注国内外企业的发展，及时了解最新动态，尽量向先进看齐。

3.3清洁生产，科学管理根据涵义，清洁生产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从原料、生产过程到产品的转换，它提倡用再生能源或合理使用常规能源，提高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利用率，并对中间品和废弃品回收利用。在企业中实施清洁生产可以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率，降低废弃物的排放。引进专业管理人员或对管理层进行管理知识的培训，构建科学的企业结构，合理分工，加强各部门间的协作，制定发展战略，任人唯贤，合理分配薪金，完善激励机制，并要切实执行质量管理。

3.4企业内开展提高员工环保意识活动，普及循环经济理念很多老化工企业的一线员工学历较低，收到的教育普遍偏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低，很多人更是没听过循环经济的概念；而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不单单是管理人员的事，它需要整个企业员工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这两者的矛盾如果不解决，循环经济将无法开展，企业改造将陷入泥潭中，那么与新建的国际化的工业园区的差距将会继续加大。在企业内普及循环经济的理念是非常必要的。

3.5与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联盟合作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总会有副产品和废弃物产生而自身又无法消耗掉，但有可能会是上下游企业所需资源，与这些企业多沟通合作将会减少处理废弃物的成本，亦有可能从其他企业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源。

3.6延长产业链很多老化工企业生产的是低端产品，且品种少，在市场中没有竞争优势。对产品进行深加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同时使产品多元化，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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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进我国石油经济发展的对策

2.1积极采取措施缓解资源及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发展与能源储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因此必须要立足国内的实际情况，积极提高能源及资源实际利用率。第一，要坚持开发及节约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并将节约问题放在首位，对于节能减排的新技术，要做好开发与鼓励，一些高物耗及能耗的产品及设备要强制淘汰。第二，要注意制定一些专项规划。注重多个行业的节材、节水及节能工作，环保型汽车就是个很好的选择，节能省地的公共建筑和住宅也值得考虑。第三，应该注意发展循环经济。要注重从生产消耗、资源开采、社会消费以及废弃物利用等方面做好资源的综合利用与循环利用。第四，加强对矿产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及时整顿开发秩序。第五，积极倡导能够节约能源的消费方式与生产方式，并努力在社会上建立节约之风。

2.2做好石油储备我们应从我国国情出发，明确石油战略储备基本原则，以便应对国际形势变化导致的意外事件。首先，应对我国战略石油的储备水平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依照我国社会的发展目标及国防、国民经济、工业等对石油的需求，再结合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前景，对我国石油应保持的战略储备量进行科学判断，从而随时为我国在国际石油交易过程中保持较大回旋余地，并防止石油价格波动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其次，通过法律法规的作用加强国家对石油储备的管理力度。依据世界各国石油储备经验，法律法规是保障石油储备有序、安全、稳定的重要手段。因此，我国应积极出台并完善相应法律法规，以便做好管理工作，实现有法可依。最后，我国石油进口应采取多元化的战略。目前看来，中东地区属于全球石油主要供应产地。到二零二零年时，我国的进口原油中仍会有大概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来自于中东地区，这说明，我国对中东原油的依赖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太大变化。所以，我国应对未来的石油战略做好充分安排与部署。并将其与我国目前和平外交的策略及独立自主的原则充分结合，更好地促进我国石油经济的发展。

2.3注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落实可持续发展原则对我国石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经济层面上，我国应采取能源的多元化战略，通过国际市场的贸易积极与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取长补短。比如，海湾地区的石油化工技术较为先进，领先于我国目前的水平。对此，就可以积极引进海湾国家的石油化工技术。还需要注意的是，能源的合作不应该只表现在传统的能源领域，还要注意新能源的拓展、开发与合作。其次，我国正面临基金海外投资备受质疑的局面，很多西方机构及国家都在筹备制定相关基金投资的限定规则。我国应带头建立不同国家基金定期对话机制，并举办一些学术研讨会，从而在石油贸易及其他方面获得一定话语权。最后，生态环境上，我国沙漠化问题正不断严重，不利于一些地区石油资源的开采，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能源需求。因此，要积极治理一些环境问题，注重科技研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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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电力企业生产计划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生产计划不切实际

电力企业生产计划管理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生产计划不切实际。这一期都是电力公司的领导对生产计划重视程度不足造成的。许多公司的生产计划其实是照搬其他公司其他项目的生产计划，没有专人对每一次生产任务进行详细的生产规划。这导致生产计划与生产实际上脱离了关系，生产计划不切实际，这是不可能不出问题的。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电力公司的领导加强对生产计划的重视，同时雇佣专人为电力公司制定详细可行的电力生产计划，保证电力生产的有序开展[1]。

（二）生产计划效率不高

生产计划效率不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因为许多电力公司在制定生产计划时仍然照搬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的生产计划。那个时代的电力公司生产力与今天毫无可比性，甚至今天的电力产出有可能翻了几倍。这样制定出的生产计划不仅没能帮助提高电力生产效率，反而拖慢了电力生产效率。相关生产计划制定者对于生产计划不够重视，没有跟上生产发展的潮流，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专业之间沟通不畅

电力生产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涉及到多个链条。不同的工序由不同专业的人员操作，难免会出现沟通不畅的问题。一方面不同专业的人员之间因为专业方向的问题无法相互了解，另一方面也没有一个专门的沟通机制让上下游之间交换意见，这就造成了在进行生产计划制定时无法兼顾各方面的意见，制定出来的生产计划与实际情况脱节[2]。

三、提高生产计划执行力的对策

（一）科学制定生产计划

电力企业的生产计划主要有三个基本类型，分别是总体生产计划、各项目生产计划和作业生产计划。不同的生产计划在生产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起到不同的作用。总体生产计划指的是对整个项目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总体划拨的计划，需要针对企业合同的要求，做到整体上的把控。各项目生产计划需要在满足总体生产计划要求的同时，针对各部门和各程序进行专业化的资源规划和指导。作业生产计划指的是在总体计划之下，通过对各专业和各部门的多方面了解，调整各专业的工程进度，减少失误，协调整体。

由于各种生产计划种类繁多，为了保障计划的顺利执行，必须在开始制定的时候就遵循科学的规律。初始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电力生产计划的质量。对于已经制定好的计划，则要随时根据科学的指导来进行调整，确保生产始终控制在计划之内。

（二）实行新型的生产组织管理模式

一个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往往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工作秩序和工作质量。要想制定和执行切实有效的电力生产计划，就必须进行生产组织管理模式改革。电力企业的生产组织管理模式往往是传统的职能是，各部门各司其职，相互之间缺乏沟通。进行生产组织管理模式改革，可以考虑矩阵式的模式。矩阵式的管理模式以项目为单位，让相关专业人员针对某个项目建立小组。该小组只对这一个项目负责。这种矩阵式的生产组织管理模式能够很好的克服业务类型多、业务数量多、业务管理乱等等难题，是未来电力企业改革的新方向。

（三）强化生产计划的控制与监督

制定科学的生产计划之后，还要一丝不苟的执行。电力企业的领导要组织相关人员，对各项目和各部门进行严密负责的监督和控制，提升生产质量，确保生产计划的执行[3]。

1、加强生产计划的管理。生产计划的管理要更加严格。对于各个生产工序和生产部门的控制要更加严密。对各部门都要进行生产计划的重视性教育，让员工能够正确的认识生产计划的重要性。生产计划的所有环节都需要有专人监督，并且要建立一整套的监督反馈制度。一旦哪个环节出现问题，立刻进行解决。计划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各种调度小组和协调小组对整个计划严格把关。电力企业的领导要在上层支持计划管理部门的工作，同时对计划管理的工作进行及时的指导和把关[4]。

2、加强不同专业的协作。电力企业生产工序复杂，许多专业在一起协调工作，但是相互之间的沟通很成问题。不同专业的人之间互相不理解。许多的工序需要多个专业的人员共同完成，而这样的工作往往成为问题的多发区。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建立一整套的通讯和联络体制，组建一个专门沟通协调的工作班子，集合各个专业的人才，建立不同专业的沟通网络。除此之外，也要完善不同专业的相关标准，做到标准的统一，这样才能加强不同专业的协调力度。

3、强化生产计划调整的科学性。任何生产计划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初始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了随时应对突况，需要我们针对问题及时调整策略。有时企业会接到新的生产任务，有时会出现生产意外事故，这都需要我们依照计划处理。在进行初始计划制定时，一定要把这些意外情况考虑到其中，为计划的调整留出余地。如果某个部门出现了超负荷生产，那么在承接新的生产任务时一定要考虑承接能力，避免以为这些问题影响生产质量。

4、提高工程设计水平。保证生产的高质量完成，从根源上说还是要提高工程的设计水平。好的设计能为工程提供一个好的开端。在进行工程设计时，要严格执行已经取得的标准化成果，比如“三通一标”、“两型一化”、“两型三新”等。在已经有的经验基础上，结合实际操作中遇到的状况，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并且在下一次工程设计中体现出来。相关设计人员也必须要尽职尽责的提高设计质量，为工程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