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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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和西方文化的精确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西方人很早就有强烈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使西方人喜欢把事物分裂开来看待，因此西方人不同于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当然他们也有整体思维，但是西方人更偏爱把事物分成部分来加以认识，这种认识往往是从局部到整体，而且看问题很细致。因此这种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精细思维。精细思维使西方人很早就发展出精密的思维工具，在古希腊时代，亚里斯多德就发展出严密的三段论，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为西方文化的精密思维首次提供了严密的思维工具。亚里斯多德之后，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继续沿着精密的思维方式发展。

精密的思维方式对西方人的时间意识影响巨大，精密的思维方式使西方人把时间分成细小的部分，这种对待时间的范式使西方人有严密的时间意识，时间的边界意识强烈。西方人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和西方文化的西方工业文化的效率意识密切相关。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工业文化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工业文化对西方人影响深。工业文化不同于农业文化，工人上班有严格的时间安排，工人需要严密的时间意识。因此。工业文化使西方人有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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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的实用特性

中西方古代建筑当然也非常注重其实用特性，西方建筑材料以石料为主，建造的房子先是一层，但很快人们发现可以在这一层的基础上加上一层而后是多层。这样尽管还是占用同样面积，人们却可以占用更多的实用居住面积。造多层建筑当然就要建造连接不同楼层的楼梯，在较温暖的地区，人们把通往一楼的楼梯修建在房子的外部，这样更利于人们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享受到温暖的阳光。同样的道理，人们往往在二楼上起个露天平台，以便充分感受阳光的照耀。这些改善建筑实用功能的方法，逐渐把欧洲房屋造就或具有阳台与内外楼梯的高层华丽建筑，也形成了欧洲建筑的独特风格。中国古代建筑受材料限制，不能像欧洲建筑那样向高处发展，它只能从四面扩展以扩大其实用功能。所以中国建筑占地大，形成以四合院园林为基本形式的大型化建筑群。以紫禁城为例，它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性建筑，也是集朝政，居住及娱乐为一体的实用性建筑，紫禁城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50米，占地七十二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十七万多平方米。由正阳门、大清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几大部分组成，历史久远，规模宏大，是中国古代建筑从四周扩大实用面积的典型，也是我国灿烂古代文化中的一件瑰宝。

三、建筑与环境的特殊关系

建筑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就必然与周围的环境产生关系。西方在创造园林的时候，用几何形状去强行限制自然景物，正如黑格尔所说：“最彻底的运用建筑艺术与园林是法国园子，它们照例接近高大宫殿，树木栽成有规律的行列，修剪整齐，围墙也用篱笆造成，这样就把大自然改造成露天广厦。”人工雕琢的痕迹随处可见。而中园古代的园林“虽有人作，宛有天开”，它要求园艺家用大自然提供的材料，按大自然结构来规范园林风光。所谓真山、真水、真景，达到“步移景异”的效果。黑格尔说：“中国园林艺术早就这样把整片自然风景，包括湖、河、岛，远景都纳入其中，让自然事物保持自然形状，力图模仿大自然。”所以，西方的园林是通过规范自然来达到有我之境，而中国的园林是通过宛自天开来达到无我之境。

四、建筑的科学技术手段

没有一定的科学技术作支持的话，建筑便无从谈起，西方古代的数学相当发达，而把数学计算运用于建筑的技术也很早就产生了，所以在建筑之前，他们都有完整的计术方案，为使建筑稳固耐用，西方古代建筑师们完全按中轴线原理两边对称来进行建造，并且按照一门科学一代代的记载流传下来。中国古代的建筑师们则呈现了左右对称的格局，无论单体造型，还是群体造型，建筑师们都采用了与西方古建筑相同的技术原理。在战国时期的建筑师鲁班便留下了《鲁公秘录》里面详细记录了各种匠技术理论，它为以后中国的建筑提供了建筑指导。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古代建筑，它们都会受到一定技术的制约，什么样的时期产生什么样的技术，随之而来也就产生什么样的建筑。所以古罗马的万神庙，圣索非亚大教堂，北京的紫禁城，秦朝的阿房宫不可能在人类之初就产生，而只可能在人类的建筑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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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社会言语交际中，必须遵守一条原则——礼貌原则。礼貌是各社会、各群体共有的普遍现象，是人们交际活动的基本准则，是维系人际和谐的工具和手段，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成功交际的基本条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国度有不同的礼貌表达方式，深刻理解中西礼貌原则的差异及其渊源，有利于跨文化交际双方增进文化交流，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保证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一、中西方礼貌原则概述美国语言学家

Grice(1967)提出了著名的言语交际中的会话合作原则(c00pemtive nciple)。他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交际中，说话人与听话人都有一种默契和合作，使整个谈话过程所说的话符合交谈的目标和方向。其内容体现为合作原则的四准则：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英国语言学家IJeech于l983年在G ce的“合作原则”基础上，提出了另一条语用原则——礼貌原则。“礼貌原则”概括地说就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把不礼貌信念的表达减弱到最低限度。具体包括六条准则：得体准则(1．actMa)【im)、慷慨准则(GeneIos h蜘m)、赞扬准则(AppmhtionMa)【im)、谦虚准则(哆Ma】【ill1)、一致准则(A脒IntMa】【irI1)和同情准则(lhyMaD【ilTI)。尽管IJeech提出的礼貌原则的各准则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各种文化，但是不同社会间的文化取向、价值观、思维方式不同，所以不同文化对各个准则的选取侧重会有所不同。顾日国先生根据汉语言文化中的礼貌特征，在Leech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于l992年提出汉语礼貌五准则：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

二、英汉礼貌原则对比分析

若将Leech的礼貌原则与顾日国的产生在中国文化基础上的礼貌准则相比较，我们便会发现二者的共性即是各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在礼貌原则的指导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社会人际交往中都努力变得更加礼貌起来，都渴求自己能够被别人接受。我们在承认礼貌普遍性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其相对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实现礼貌的方法以及在礼貌的判断标准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是在社会、历史、人文、地理等多种因素的长期影响下逐步形成的。正是这些因素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礼貌原则的运用和侧重有所不同。

1．贬己尊人准则与谦虚准则

谦虚准则相当于汉语中贬己尊人准则的一部分，即以贬己来抬别人，指以尽量缩小对自己的标榜为准则。然而汉英礼貌原则由于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在跨文化语用研究中，对于同样的礼貌现象会存在不同的解释和反应。在汉语言文化中，贬己尊人准则是核心。在谈到自己或和自己有关的事的时候要“贬”要“谦”，而谈到听者或者和听者有关的事的时候就要“抬”要“尊”。“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但是中国人的“谦虚”与Leech提到的谦虚准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汉语中经常听到“一点薄礼，略表心意，不成敬意”、“粗茶淡饭请海涵”、“鄙人拙见”、“不敢当”等类似的客套话，真正把对自身的贬损夸大到最大程度，以此来表示礼貌。西方社会的人们馈赠礼物时，会直接表达自己精心挑选的礼物得到对方喜欢、欣赏的希望，如“Ithinkit Ubeuse t0y0u．”或“Ih0peyou’ulikeit．”出于礼貌，接受者会当场打开礼物表达自己的喜爱之心和感激之情。另外，中国人和西方人受到赞扬后的回应也存在很大差异。当受到称赞时，西方人会欣然接受，说“anky0u”，避免损害对方的积极面子，符合礼貌准则。中国人受到别人赞扬时，往往是否定对方的赞美之词，贬低自己，以示自谦。如“哪里，哪里”、“不敢当”、“我做的还不够好”等。而这种答辞在英美文化中却被看作是虚伪、缺乏自信的表现，使西方人感到自己的话被直言否决而认为对方不讲礼貌。因此如果按汉语思维习惯与西方人交流，则必定会造成交际失败。

2．称呼上的差异

中国人“上下有异，长幼有序”的观念在称呼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使用称呼语时应考虑听话人的职业职务、年龄、性别、谈话场合以及同谈话人的关系等因素。如“王主任”、“刘老师”、“张经理”、“李医生等。并且人们非常重视用自称和他称来体现礼貌。如他称：贵姓、高见、大作等；自称：鄙人、卑职、拙见等。而英美文化中的称谓模式主要是称谓词Mr．／Mrs．／Miss．／．+姓，如BiUG砒es，姓为Gates，名为BiU应称其为Mr．Gates。汉语文化中所讲究的“长幼尊卑贵贱”之分在家庭内部也有充分体现。在家庭成员中有叔、伯、姨、姑、兄、弟、姐、妹等表示辈分的称呼语。若直呼姓名则认为是不礼貌的甚至是冒犯的。在崇尚平等的西方文化中无论地位和职位高低，人们更愿意相互直呼其名，同辈的兄弟姐妹也不例外，这体现了朋友式的亲密关系。另外，汉语的称呼中经常出现“老”字，因为“老”是经验和知识的象征。“老司树’、“老爷爷”、“赵老”等称呼体现了对年长者的尊重。这在西方是无礼的，人们无法容忍。西方人害怕“老”，因为这意味着“孤独、痛苦、成为负担”。他们不愿意用“老”这个词，尤其是女性，最不愿意被问到的就是“H0woldarey0u?”

三、中西礼貌差异的渊源

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享有不同的文化系统和礼貌用语系统，由于文化障碍所导致的信息误解，使得交际中经常出现礼貌用语的语用失误。其根源在于不同的文化对于礼貌原则的理解和遵循程度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文化价值差异

中西方两种文化有着不同的礼貌评判标准。我国素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之称，长期以来提倡“礼”的精神思想。“礼”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个重要组成部分。“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中国人的“谦虚”主要体现在“卑己尊人”上，这是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下“礼”在交际中的具体体现，意味着贬低自己，抬高别人。汉文化重视谦逊准则，而西方文化则突出得体准则，认为欣然接受对方的赞扬可以避免损害对方的面子，是礼貌的。因此，西方人对恭维往往表现出高兴与感谢，采取一种迎合而非否定的方式，以免显露出与恭维者不一致，令人难堪。中国人则大都习惯否认，提倡“谦虚”和“卑己尊人”，但这种做法却会给西方人带来面子威胁。中国人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更重要的是维系人际关系，形成和谐社会。而西方人注重的是利用语言来表现个体的存在和价值。

2．自我观差异

西方社会崇尚个人奋斗和个人价值，西方人所持有的是独立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具有相对独立和固定的内核，因此，西方人在交际中注重个人隐私和独立，总是从个体主义立场出发，强调个人的面子。他们认为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独立是礼貌的，反之，则是不适合的，甚至被认为是粗鲁的。而中国人所持有的是依附性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没有相对稳定的内核，他人和自我的关系相对不是那么清晰、分明，自我的内核依照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而定，只有当自我被放在适当的社会关系中才会有意义，才会变得完整。汉文化人非常重视以及参与个体与团体的关系，注重集体荣誉感，在交际中，往往从集体主义文化观出发，强调群体的面子。因此，不断给宴请的客人夹菜以表示热情，叮嘱生病的朋友添加衣物、按时吃药以表示关心等等在汉语言文化中是礼貌的表现，但在英语文化中却被看作是侵犯个人自主的行为。

3．语言间接程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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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旨在解决“中部塌陷”问题。为了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中部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已将推进农村信息化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为了对中部六省农村信息化水平有一个科学的评价，为十二·五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笔者通过长期农村信息化工作实践研究，提出了一套农村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部六省水平进行了具体分析和对比。

1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是在参照国家信息化指标构成方案n的前提下，结合农村的实际进行设计，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系统性原则。从信息的传送到接收、消费的各个链条，系统考虑。二是全面性原则。在指标的构成上，全面考虑地区的经济基础、信息基础设施、信息终端设备、信息人力、信息消费等情况。三是普适性原则。所选择的指标必须适应对各个不同地区的农村信息化的量度，且应符合农村的实际。四是尽量量化原则。即尽量通过大量统计数据支撑各项指标。

2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为了评价农村信息化水平，设计了5类指数、14个指标。5类包括经济基础指数，含3个指标;信息基础设施指数，含4个指标;信息终端设备指数，含3个指标;人力指数，含2个指标;信息利用指数，含2个指标(见表1)。

3中部六省农村信息化水平分析比较

中部六省2006年、2007年农村信息化水平加权平均值汇总见表2~4。

3.1总体水平

根据上述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全国及中部六省农村2006年、2007年2年数据的测算(以北京2006年数据作参照，即北京当年农村信息化的评价指数为100)，结果表明:2007年全国大陆地区农村信息化的评价指数为50.66。中部六省中，山西为51.43，列第1位;湖北为44.45，列第2位;江西42.65,湖南42.03，安徽42.01，河南37.09，分列3,4,5,6位。山西之所以成为中部地区的领头羊，主要是“人力”和“信息利用”指数“帮了忙”，这2项指数分别达到13.03和15.16，均列中部第1位。河南列倒数第1位，主要是信息利用指数(其中主要是互联网普及率)“拉了后腿”，这项指数仅为6.09，不到山西的50%，也不及湖北的50%。中部地区除山西外，其余五省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中部农村信息化呈塌陷之势(见表5)。

3.2发展速度

全国大陆地区农村信息化总体发展速度为19.67%(2007年与2006年比较)。中部地区发展速度最快的是江西，指数增长率为17.27%，第2位是湖南，增长率为15.47%;第3位是山西，增长率为14.47%。安徽增长率为13.57%，湖北增长率为11.49%,河南增长率为4.83%，分列4,5,6位(见表6)。

3.3分项评价

全国大陆地区2007年农村信息化5类分项指数分别是:经济实力4.03;基础设施5.60;终端设备12.64;人力11.63;信息利用15.14。其发展速度(与2006年比较)依次为18.18%,21.21%,16.20%,1.04%,43.37%。中部六省经济实力指数列第1、第2、第3位的是山西(3.54),湖北(3.35),河南(3.21)，该指数六省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速度列前3位的分别是安徽(20.00%),湖北(19.64%)、河南(19.33%),山西和湖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基础设施指数列第1、第2、第3位的分别是安徽(7.15)、河南(6.94)、湖北(6.83)，该指数六省全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中部地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一定积累;其指数增长速度前3位分别是湖北(23.73%)、江西(17.84%),湖南(17.74%)，中部六省的增长速度只有湖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终端设备指数列前3位的是山西(12.95)、安徽(12.56)、江西(11.24)，该指数除山西外，其余五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指数发展速度居前3位的是山西(9.56%)、安徽(5.55%)、江西(5.34%)，六省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力指数居前3位的是山西(13.03),湖南(11.30),湖北(11.26)，除山西外，其余五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指数发展速度最快的是山西((3.25%)，其次是江西(1.17%),湖南((0.89%)，六省只有山西和江西高于全国平均。信息利用指数位次依次为山西(15.16),湖北(12.22)、江西(11.42),湖南(10.84)、安徽(9.57),河南(6.09)，六省只有山西略高于全国平均;指数发展速度依次为江西(59.05%),安徽(53.37%),湖南(50.56%)、山西(36.21%),湖北(30.00%),河南((3.40%)，六省中江西、安徽、湖南三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6)。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是中部六省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落后地位，由于经济实力不强，农民缺乏购买信息终端设备的能力(五省信息终端设备指数低于全国平均)。二是人力指数水平很低，发展速度缓慢，六省均未达到2位数，有些省还是负数。这说明农村信息化发展中人员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绝非一毗而就。三是信息利用指数增长速度较快，六省除河南外均达到2位数，这说明现代信息技术越来越受到农村用户的重视，发展越来越快。比如互联网应用指数是所有指标中增长最快的。

4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4.1中部‘.塌陷”

上述数据表明，中部六省不仅许多分项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体水平也大多低于全国平均，没有一个省达到北京市50%的水平。这种情况与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要求格格不入。因此，国家应加大对中部地区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投人，不断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

4.2北强南弱

中部六省农村信息化发展不平衡，处于北部的山西省农村信息化水平要强于其他南部五省，5个分项指数，山西省有4项指数位列中部第1位。中部相对落后省份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升农村经济实力，以提高农村信息吸纳能力。

4.3手段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