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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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论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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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作者：李晓梅 单位：辽宁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根据斯密关于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分析，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概括这些因素与国民财富增长的关系。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索洛(Solow，1957)[17]等也阐述了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效率思想，索洛等人在《技术进步和总量生产函数》中建立了索洛模型，索洛在分析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采用了一种连续性生产函数，索洛的长期增长模型打破了一直被人们所奉行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的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除了要有资本以外，更重要的是靠技术的进步、教育和训练水平的提高。现代的效率测度理论代表学者Farrell(1957)[18]提出企业效率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技术效率，它反映了企业由一个给定的投入集合中获得最大产出的能力；另一部分是配置效率，配置效率合理划分投入成分，反映了企业生产和技术的能力。罗默的模型(PaulRomer)[19]比索洛模型更有微观基础，该模型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知识与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突出了研究与开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实际价值。

本着科学性原则、系统优化原则、可行性原则、精简性原则构建指标体系。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指标有许多，这里主要选取两个来自产业内部的产出指标：当年价总产值和专利申请数。当年价总产值高低意味着创造新价值的高低，可以综合反映高新技术企业的增产或节约两方面的成果，对产业的经济效益起到引导作用。从直观上看，专利申请数多，说明该企业对新技术的研发效率高，对新技术的创新利用率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率的水平。衡量高技术产业的资本投入指标主要用年末固定资产原价和科技活动经费。年末固定资产原价指企业在建造、改置、安装、改建、扩建、固定资产计量技术改造固定资产时实际支出的全部货币总额。该指标根据企业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原价项的期末数填列出。科技活动经费，主要包括科技开发经费支出、信息化建设支出、科技培训费支出和科技开发奖励经费支出。衡量高技术产业的劳动投入指标主要用R&D人员全时当量和科技活动人员数。R&D人员全时当量是指R&D全时人员（全年从事R&D活动累积工作时间占全部工作时间的90%及以上人员）工作量与非全时人员按实际工作时间折算的工作量之和，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于比较科技人力投入的指标。将经济效率进一步分解分析，可以看出，北京、天津、江苏、广东、山东5个省市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为1，说明两个省市高技术产业规模和要素产出都达到了相对较好的经济效率水平；在经济效率值小于1相对无效率的省市中，技术效率值等于1的有山西、吉林2个省市，但规模效率值都小于1，属于规模无效率。在规模无效率的省市中，属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省市有山西、浙江、安徽、重庆、湖北、四川、贵州和甘肃，这8个省市的高技术产业规模和要素产出都没有达到相对较好的经济效率水平。五、结论及建议从全国22个省市高技术产业的经济效率来看，除了经济效率为1的北京、天津、江苏、广东、山东5个省市没有投入的相对冗余，其他绝大部分省市都有或多或少投入指标年末固定资产原价、科技活动经费、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和科技活动人员的冗余且效率较低。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适度引进和购买先进技术，加强资本基础投入北京、天津、江苏、山东和广东等地区在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引进、科技活动投入方面都恰到好处，因为在高科技和先进技术迅速更新和发展的时代，为了保持和不断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高技术企业在制定技术战略时，要考虑适度技术引进和购买先进技术家，加强产业科技经费的投入和年末固定资产的投入，从而有效提升中国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率。2.重视科技人才与R&D投入，强化产业知识基础特性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重视科技人才和R&D投入活动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内容。从技术体制视角来看，科技人才中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与R&D投入比例反映了高技术产业知识基础特性，而知识基础特性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率无论从行业角度还是区域角度都有一定的正的相关作用。因而提高高技术产业知识基础特性水平有利于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率。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拥有一大批科技活动人员，特别是科技活动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所以充分发挥科技活动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智慧，同时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吸引高级科技人才中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高级人才，产生人才的“马太效应”，才能产生高技术产业的巨大能量，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3.实施科研创新联盟，增加行业内的技术机会广东通过整合政府、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公共创新平台和社会力量等五个方面资源有效实施科研创新联盟。科研创新联盟是指高技术企业利用市场机制集聚资源，积极开展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以及与上下游企业组成联盟，在战略层面有效结合，利用彼此的技术优势共同突破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这对于高技术产业的经济效率的提升非常重要。4.有效保护发明专利，增加新产品利润从区域来说，发明专利的独占性并不利于提升当地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率，很多地区过于保护发明专利，但往往利润增加并不理想。从专利制度，一方面有效地保护发明创造，防止发明被模仿，从而增加其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动机；另一方面，激励技术性信息的传播，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先进的发明专利尽快地转化为新产品收益，使其应用于进一步创造性的活动中，进而提高整个高技术产业的经济效率。

篇3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篇4

①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的经济活动的成果的最概括、最主要的指标。它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简称，其内容为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一国常住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主要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非常住单位。同时，国外生产所创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从而产生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

国民生产总值的内涵是指明在统计期内所生产的总值如何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分配和使用的，它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来计算：第一，产品流动法。产品流动法又称为产品支出法或最终产品法。它从产品的使用出发，把一年内购买各项最终产品的支出加总起来，计算出该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即把购买各种最终产品所支出的货币加在一起，得出社会最终产品的流动量的货币价值的总和。运用这种方法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不计算作为以后生产阶段投入的中间产品，仅考虑最后供人们使用的产品。例如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中，按产品流动法计算可将其国民生产总值表示为下式：

GNP＝A＋B＋C＋D－E

式中A代表个人消费支出，

B代表私人总投资，

C代表政府支出，

（D－E）代表净出口。

第二，所得法（收入法）。所得法（收入法）又称要素支付法，它是从生产角度出发把生产中所形成的各种收入相加起来，即把雇佣人员报酬、非公司企业的业主收入、公司利润、净利息、租金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和间接税相加而求得国民生产总值。

第三，部门法。部门法按物质产品与提供劳务的所有各个部门的产值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它反映了国民收入的来源，所以也称为生产法。根据这种方法进行计算时，各生产部门要把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产值扣除，仅计算所增加的价值。

以上三种计算方法中，产品流动法是最基本的方法，最后所得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应以它为标准。如果用其余两种方法计算所得出的数字与用产品流动法计算所得出的数字不一致时，则应按产品流动法所得出的数字进行调整。

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一般同时计算另外两个与之密切联系的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净值（NNP）。

国内生产总值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减去进口货物和服务。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与国民生产总值是一样的，即产品流动法、所得法和部门法。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收入概念，后者则是一个生产概念。所以，国内生产总值等于国民生产总值加上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减去来自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

国民生产净值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以市场价格表示的产品和劳务的净值。这个指标表明了国家可以用于社会消费和净投资的产品和劳务的总值，它等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折旧以后的产值。

②国民收入（NI）。国民收入是反映一国国民经济情况的另一个主要的综合指标，它是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以货币计算的用于生产的各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即等于工资、利润、利息、租金与政府津贴的总和，也等于国民生产净值减去企业间接税再加上政府津贴，用公式表示为：

国民收入＝工资＋利润＋利息＋租金＋津贴＝国民生产净值－企业间接税＋津贴

与国民收入密切联系的也有两个重要的总量指标，即个人收入（PI）与个人可支配收入（PDI）。个人收入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个人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它等于从国民收入中减去公司未分配利润与所得税，加上政府给居民户的转移支付与政府向居民户支付的利息。个人可支配收入等于从个人收入中减去个人所交纳的所得税、财产税等，表示一国一定时期内可以由个人支配的全部收入，又可分为个人消费支出与个人储蓄两部分。

③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以货币来表示的，因此，它的变动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由于产量所发生的实际变动，另一种是价格所发生的变动。

产量的变动所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是正常的，而由于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则是虚假的。为了准确反映产量的变动情况，使得各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能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就要按某一不变价格进行调整，以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同样，对于国民收入也应作如此的处理。

利用不变价格折算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时，一般首先要把某一年确定为基年，以该年的价格为不变价格，然后用物价指数来调整按当年价格计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样就得到按不变价格计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便于进行比较。

物价指数是各单个商品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总价值与按基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价值之比，通常表现为百分数。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这种方法所需的数据资料很难寻找，因此并不适用。实际上，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所公布的有关资料同样也可以求得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例如，我国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8，531亿元人民币，1994年名义国民生产总值为45，006亿元人民币。以1990年为基年，由《中国统计年鉴》可查到，1994年对1990年的发展速度为158．5％，用它乘以199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可以得到1994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为29，372亿元人民币，比1990年增长58．5％。而如果用1994年名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其增长率为142．9％，二者的差距约为85％。存在这样大的差距表明利用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显然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

关于国民生产总值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是一个平均指标，它等于某年国民生产总值除以当年人口数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反映经济运行的侧重点与国民生产总值不同，后者主要是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市场规模，而前者则有助于了解一国人民的富裕程度与生活水平。

因此，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补充可以更好地了解一定时期的国民经济形势。

投资者基本上明了并掌握了上述几个国民经济主要综合指标的资料后，通过对它们的水平高低、增长速度、部门构成和地区差别的情况进行分析，就可以大体了解当前国民经济形势的基本状况。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增长情况、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在各个部门与行业间的分配情况，以及国家在各个时期的投资情况等，就可判断现时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气候对投资将有何影响，为选择投资对象、投资时机和解决如何投资打下最根本的基础。

（2）经济运行变动特点

国民生产总值等总量指标的情况只能对国民经济形势有一个大致的判断，要深入掌握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还必须对经济运行的变动特点进行分析。与对国民生产总值等总量指标的分析相比，对经济运行变动特点进行分析更偏重于对经济运行质量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说明增长波动的特征，即所处经济周期的阶段特征；二是经济结构的动态比较，说明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三是物价变动的动态比较，说明物价总水平的波动与通货膨胀状况，并联系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等，说明物价变化的特点及其对经济运行主要方面的影响。

①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实际上就是对经济周期的分析与判断。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这种周期性反映了国家总体经济活动的一种波动，每个周期由大量经济活动几乎同时的扩张与随之而来的普遍的收缩、萧条与复苏等阶段组成，并且这种波动重复出现。

一般来说，经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繁荣时期，即经济活动扩张的或向上的阶段；衰退时期，即由繁荣转向萧条的过渡阶段；萧条时期，即经济活动的收缩的或向下的阶段；复苏时期，即由萧条转为繁荣的过渡阶段。判断整体经济处于哪一个阶段的主要依据是一个国家的投资规模、工业产量、销售量、资本借贷量、物价水平、利息率、利润率与就业率等经济指标的变动。

对经济周期的研究经历过两个阶段，即传统经济周期阶段和现代经济周期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市场经济各国的经济周期表现为绝对水平的上升、下降，因此，经济周期统计和分析基本上建立在绝对水平的统计指标基础上。但是本世纪30年代西方大萧条之后，国民经济的发展较少出现原来那种绝对水平的经济波动，据此有人认为西方国家经济周期消失了。然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表明：虽然绝对水平的经济波动在消失，但相对水平即经济增长的经济波动却存在。为了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周期，定义了传统经济周期和现代经济周期的概念。传统经济周期，又称古典经济周期，是指国民经济活动过程表现出的繁荣、收缩、萧条、复苏是在绝对水平的上升下降过程中循环的。现代经济周期，又称经济增长周期，是指国民经济活动过程表现出的繁荣、衰退、萧条、复苏是在相对水平即增长率指标基础上来测度反映和分析的经济波动过程。

在现代经济周期中，其四个阶段的区分已经不很明显，不过繁荣阶段与衰退阶段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通过对前面所讲的几个指标的动态比较，可以发现在繁荣与衰退两个阶段都各有其典型的表现：繁荣阶段，国民经济活动发展到比较高的状态，各行业都欣欣向荣，新行业、新企业纷纷建立，老企业进行更新、开拓，投资规模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工业产品种类、产量都呈上升趋势。同时，总体市场需求也大大增加，商品销售量猛增。工商业企业迅猛扩张，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因而信贷规模趋于膨胀，资本借贷量增大，利息率上升；另外，在对资金的需求扩大的同时，对另一生产要素--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扩大，因此，失业人数减少，失业率下降。企业盈利增长，利润率提高。

衰退阶段，整体经济收缩，各种经济活动都开始衰退，市场需求锐减，产品滞销，各企业被迫缩减投资规模与生产规模，工业产量与销售量急剧减少。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资金与劳动力的需求的相应减少，资本借贷活动收缩，失业率上升。企业利润率普遍下降，部分企业甚至倒闭关门。

经济运行这种潮汐般的涨落对投资者的影响非常大。对投资者来说，能否识别整体国民经济处于哪个阶段，能否预测经济循环将在何时转到下一阶段，这对于其资金的投入方向、规模等的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各种行业受经济周期循环作用的程度并不完全相同，有些行业受其影响很大，当循环处于繁荣时期时，它们随之繁荣，而在循环转向衰退时它们也随之衰退；有些行业受循环的影响则较小。前者一般包括生产奢侈品、装饰品或一些耐用消费品的行业以及旅游业等需求弹性较大的行业，因为对这些行业的消费主要视收入状况而定，收入高时就多消费，收入低时就少消费或不消费。因此，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对该行业的需求就高，该行业的利润率也高；而衰退时期需求减少，行业利润也降低。投资者在经济繁荣阶段或由复苏向繁荣的过渡阶段中就应该选择这些行业投资，以分享其在繁荣时期的丰厚收益；在衰退时期或由繁荣转向衰退的时期则应及时抽出资本转向那些与经济周期关联少的行业。与经济周期关联少的行业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增长型行业，即由于新技术应用或新产品开发所形成的行业，其产品由于采用了新技术，因而生产效率高、生产成本低、功能强大或用途广泛，价格也不一定很贵，易于为一般消费者接受。而且，作为新生事物，这些行业更有发展前途，具有很强的行业增长能力。投资于这类行业可以避免或减少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并且可以分享由于行业增长带来的利益。第二类主要是一些生产人们生活必需品的行业，如饮食业、服装业、医药业及公用事业等，其产品为人们生活所必需，需求弹性很小，即使收入大幅度减少也不能因此而缩减对此类商品的需求，因此，在衰退时期投资于这些行业是比较稳妥的选择，可以少担风险。

当然，投资于这类行业，在繁荣时期很难获得像前面所讲的奢侈品业等与经济波动密切相关的行业那样的高额利润。因此，如何妥当地安排投资资金，选择最佳的投资组合，在尽量少担风险的同时获取最大利润，仍需投资者把握实际情况，依据形势的不同做出安排。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技术与技巧将在以后章节中谈到。

②物价变动的动态比较。物价总水平是综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国民经济运行的状态、国民经济环境的变化、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等，都要通过市场供求和行情变动表现出来，而反映市场供求和行情变动的最直接的依据就是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一旦经济运行的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一定程度的波动。因此，对投资者来说，观察物价总水平的变动为判断经济形势的好坏提供了重要依据。

物价总水平作为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重要经济变量，从变动的可能性而言，无非有三种：上升、下降和稳定。从实际变动情况看，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价格总水平具有不可遏制的上升趋势。因此，分析物价变动不能不联系到通货膨胀。

一般在没有价格管制、价格基本上由市场调节的条件下，通货膨胀与物价总水平上涨是同义语。但是需要指出，一次性或短期性的物价总水平上涨，或者个别商品价格的上涨都不能算作是通货膨胀，只有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的、普遍的上涨才能算作通货膨胀。

既然通货膨胀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涨，那么，对通货膨胀的衡量就可以通过对一般物价水平上涨幅度的衡量来进行。一般说来，常用的指标有以下三种：零售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

第一，零售物价指数。零售物价指数又称为消费物价指数或生活费用指数，它反映消费者为购买消费品而付出的价格的变动情况。零售物价指数是由一国政府根据本国若干种主要日用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以及水、电、住房、交通、医疗、文娱等费用编制计算而得，用以衡量一定时期生活费用上升或下降的程度。

第二，批发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是根据商品批发价格编制而成的指数，反映一国商品批发价格上升或下降的幅度。

第三，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是按当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按基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例如，我国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45，006亿元人民币，而若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则为29，372亿元人民币。设1990年平减指数为100，则1994年的平减指数为45，006F29，372×100＝153．2，说明1994年物价比1990年上涨53．2％。

以上三种指标在衡量通货膨胀时各有优缺点，而且，由于这三种指数所涉及的商品和劳务的范围不同，计算口径不同，即使在同一国家的同一时期，各种指数所反映的通货膨胀程度也不尽相同，所以，在衡量通货膨胀时需要选择适当的指数。一般说来，在衡量通货膨胀时，零售物价指数使用得最多、最普遍。

根据对以上指数的衡量，可将通货膨胀按程度不同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爬行的通货膨胀，即缓慢而持续的通货膨胀，一般物价水平上涨率不超过10％；第二类是奔腾的通货膨胀，即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率达到两位数水平；第三类叫狂奔的通货膨胀，即物价上涨率达到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这类通货膨胀可能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

具体地说，通货膨胀一般以两种方式影响到经济：通过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以及通过改变产品产量与类型影响经济。

通过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影响经济表现在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一方面固定收入阶层、抚恤金与养老金的领取者以及债权持有者将因此而蒙受损失，因为其货币所得并未随物价上涨而增加，这意味着他们的实际所得或实际债权将会应之而减少；另一方面，大部分的工商业企业及债务人、投机者等将从通货膨胀中获得好处。企业将因产品价格比成本价格上升更快而增加盈利，债务人将因货币贬值而减少其实际债务，投机者则因其预测到通货膨胀的来临而进行的投机活动而获得收益。

通过改变产品产量影响经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物价持续上涨使得生产成本上升，如果这种成本的升高不能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移到消费者身上，那么企业就不愿生产，总体产量将会下降；另外，在较剧烈的通货膨胀情况下，进行产品或原材料的囤积比进行投资更能获得利润，因而将刺激企业进行投机活动，阻碍工业生产的发展。二是不同商品价格上涨速度并不完全相同，一般地说，需要最迫切、需求量最大的商品价格上涨最快，如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速度往往快于非必需品价格上涨速度。这就造成了投资主要流向那些价格上涨较快的部门，而非必需品生产部门等价格上涨较慢的部门尽管因物价普遍上涨而导致成本上升，但由于产品价格上涨速度慢而使得利润下降，因此，投资就不易流向这些部门。

正因为通货膨胀对经济运行有这样大的影响，那么投资者要进行投资就不能不考虑到通货膨胀，就必须对通货膨胀产生的可能及其程度有一个大约的预测。这就要求投资者必须知道通货膨胀是如何产生的。

对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传统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三种：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结构性通货膨胀。

所谓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是指通货膨胀是由于经济运行中存在过度需求所造成的结果。这种理论认为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是由于存在过度的需求"拉上"的，具体而言即由于货币数量的增长率超过了产量的增长率而引起了通货膨胀，或者说由于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导致了通货膨胀。

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则是指由于产品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持该种观点的人认为在经济中存在着某种垄断力量而促使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将一般物价水平往上"推进"，造成通货膨胀。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即由于货币工资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导致的通货膨胀；二是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即垄断经济组织为追逐高额利润，通过制定垄断价格人为地抬高物价而造成的通货膨胀。

结构性通货膨胀则是指由于一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在整体经济中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但却有相同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因此，当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较高的部门货币工资增长时，就给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部门形成了一种增加工资成本的压力，因为尽管这些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较低，但各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却是一致的，在成本加成的定价规则下，这一现象必然使整个经济产生一种由工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这一理论实际上仍是对前两种理论的修改与综合。

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的最初成因可以是成本推进或需求拉上，有时也可能是其他因素。一旦通货膨胀起动之后，成本推进与需求拉上就互为因果了，一定条件下二者甚至会同时出现，因果关系也不复存在。因此，当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用需求拉上与成本推进的理论就不合适了。

冲击与传导理论是一种关于通货膨胀成因分析的新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冲击是一种力量施加于经济系统上，这种力量可以来自于经济系统内部，也可来自于经济系统外部；可以是经济力量，也可以是非经济力量；可以是确定的，也可以是非确定的。例如，进口产品价格上升可以视为一种来自外部的冲击，利率提高可视为一种政策冲击等等。一个冲击发生后，将会对经济系统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这一影响过程称之为传导。如进口产品价格上升必将影响到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上升，这一影响的具体途径，就是一个传导过程。

冲击与传导理论对通货膨胀成因的解释是否完全合理，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运用这一理论的确有助于解释一些前述三种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而且，在实际分析时，用这一理论比较容易把握问题的重点。

理论与事实都证明：当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时，必定会出现通货膨胀。可见，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把经济增长视为影响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冲击因素。那么，这一因果关系体现在哪里呢？大致地说，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阶段有关，如果经济增长达到潜在增长水平之下时，其对应的通货膨胀率较低，而当经济增长处于潜在增长水平时，通货膨胀率较高；二是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相同的经济增长率可对应不同的通货膨胀率，一般而言，对应于扩张时期的通货膨胀率较低，而对应于收缩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则较高。

依据上述两个结论，我们可以看出，要正确把握通货膨胀可能的发展变化，必须把它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比较结合起来考虑。例如，当前经济增长率处于较高水平，通过种种分析后我们认为下一年度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呈下降趋势，那么根据前面的结论，同一经济增长率在收缩时期会对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又依据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阶段的关系，因为经济增长是向潜在增长水平下降，所以这一通货膨胀率将会降低。

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有很多比较重要的冲击因素，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转变、战争、国际收支状况以及一些突发的不确定性事件等。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因素可能会超过经济增长而成为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例如，若一国国际收支出现持续的、大量的顺差，那么一方面意味着国内市场上商品可供应量减少，另一方面，因出口换回的外汇或流入的外国资本在国内市场上不能流通，需要兑换成本国货币，就会迫使政府大量投放本国货币。在这两方面原因之下，通货膨胀将会显著上升。可见，要想比较准确地把握通货膨胀的发展状况，必须注意全面观察各种可能的冲击将对通货膨胀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能否及时判断各种冲击的产生与传导，对投资者来说将是至关重要的。

③经济结构变动的动态比较。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活动中各种比例关系的总称，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分配结构、最终需求结构等，这里只介绍产业结构变动分析，因为产业结构的发展演化是经济结构变化的中心。

产业结构指国民经济各部门产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

产业结构合理与否，对于优化生产力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衡量产业结构合理与否的指标是产业结构变化率。对于产业结构已达到高等级的国家来说，这一指标不成为衡量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但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结构需要逐步升级，因而产业结构变化率成为衡量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这一指标的具体化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结构变化率，即三次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相对比重变动状况。计算GDP变化率时可用现价或不变价，如果要用于反映现状可用现价计算指标，若要反映变化规律时则必须用不变价计算。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构成国民经济的各项产业在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的比例应该是在保持绝对量增长的前提下，第一产业（农业）的GDP相对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工业与建筑业）与第三产业（流通服务部门），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才能促进产业结构向高层次演变，经济增长才能更有效率。

（3）政策措施影响分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运行，通过价格杠杆与竞争机制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但是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或由于经济运行中种种条件的限制而使其作用无法发挥出来，因此还必须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从宏观上把握经济局势，采取一定调控措施使市场作用的机制充分发挥出来。政府的这种宏观调控主要表现为各种经济政策与经济措施，因此，对政府政策措施的影响进行分析就成为宏观分析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关于这方面的具体介绍将在本章第三节中展开。

（4）经济运行问题的分析

经济运行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将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因此，对政府来说，应及时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以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予以解决，促进经济良性运转；对投资者来说，也应对此认真分析，预测政府可能采取的调整措施，并据此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战略。

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依其形成原因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由于自然条件变化引起的问题。很明显，自然条件的变化如自然资源的锐减和自然灾害的发生等，都会引起经济的严重波动，给经济生活造成巨大损失。

第二，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引起的问题。主要指国际间政治、经济关系等的变化而引起的大的经济波动，这些变化包括战争、贸易条件急剧恶化、国际封锁和经济制裁等。

篇5

钢铁行业需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去僵尸企业，提高行业集中度，调整产业布局，打通产业链。另外，需增加科研投入，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减少损耗并逐步实现零损耗，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

有色金属行业的供给侧改革方向是严控冶炼产能扩张、大力发展高端材料、实施公平用电政策，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高生产资源利用率和企业利润。

水泥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任务主要是通过建立市场监督机制等措施遏制新增产能;运用政策量化去产能指标和市场运行机制淘汰落后产能;政府有效引导错峰生产;提高水泥实物质量、减少资源消耗、绿色低碳发展;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做好水泥区域市场建设和协调工作。

篇6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学家们一直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也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凯恩斯革命,如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玛构建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到后来在此修正基础上构造的索罗一斯旺模型,再到80年代中期产生了以保罗,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增长理论向内生增长转化。虽然当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较为统一的模型,但无一例外地都将资本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也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大多数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当代的资本积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外对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资本积累中的许多问题,造成转轨时期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矛盾,这同样也值得我们思考。

一、当代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滞后,使得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界定和保障,资本积累方式也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相较于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的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上的差异。当代,我国的银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行的信贷偏向于国有经济。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比例仅为16,5%,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本循环或其他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暂时的基本积累。

从居民角度看,资本积累来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径较为单一。可以发现,美国人民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与劳动收入的基本比例为22:1,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收入高,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而中国却不是,人民大众的积累来源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很少有其他的资本性收入。依据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们更原意储蓄以用来满足未来退休消费的需求,中国高额的储蓄率由此产生。而由于银行的存款利率长期低于CPI的增长率,居民自身的资本处于不断贬值的过程。因此,有限的资本积累来源是中国大众收入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处于经济转轨的中国,不合法的资本积累也存在。部分官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将权利资本化,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要素投入,形成相当于国家垄断的力量,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与运作门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压低承包指标与租赁价格,或通过非法的财务手段低估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流失到寻租者手里。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二、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分析

事实表明,我国当前资本积累发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造成了我国资本积累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也是转轨时期国家体制不完善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的约束与产权两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当前我国资本积累扭曲的状况。

(一)从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任意干预

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多变,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政策说好听就是弹性大,说不好听就是朝令夕改”。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十分普遍,如打着“宏观调控”或是“市场调整”的名义,授意相关部门对微观主体进行行政干预。市场规则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微观主体无法很好地预测下一期的经济状况,一部分积累的资本需要防范风险,而无法全部投入生产。同时,国家政策制定没有约束性,可能造成资本积累发生偏离。如我国在较长的阶段主导工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与服务业方面的积累,造成了现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二)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平等需要国家作为监督者。而不是参与者

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在解决居民就业与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场经济有较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介入,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就难有平等权,也难以法制。国企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作为国企的股东,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企业“开绿灯”,通过越过法律的束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使国企资本积累不受约束。如最近的农行股改,国家对其坏账进行买单;IPO发行的股票多是国企。正在审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国企居多,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同样的待遇困难重重。可见带有“国”字的企业就同于拥有了市场特权,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国企不仅可以依靠自身来获得资本积累,同时还可以依靠特权获得额外的资本积累,政府背景使他们成为市场的强势者。而较为弱小的民企,无论融资能力还是企业规模都无法与国企相抗衡。等级效应促使许多民企必须通过寻租贿赂的方式获取市场的保护,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资本积累不断变异,最后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产权不明晰,限制了资本应有的价值

例如农地制度,目前,我国虽然法律上确定了三权,即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农地转非农地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限制了土地作为农民资产性收益的来源,资本积累方式受到限制。

产权的界定是为了稀缺资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场经济定价的前提条件。由下表可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稀缺,而在中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利,扭曲了资源投入生产时的价值,无法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资源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出售,降低了矿产资源在资本积累中的真实价值。大量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使得原本资源稀缺的中国雪上加霜,资本的积累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小结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遗留了许多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远。现阶段法制不到位,产权不明晰与我国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意识和长期计划经济实践造成的路径依赖有着直接关系。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资本快速的积累,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不良的资本积累方式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转变资本积累方式,实现资本价格由市场决定,才是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2

[3],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

[4]/effreySachs;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转轨[M],经济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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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40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

1.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二、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美元霸权霸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三、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

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②要素流动的程度；③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④商品多样化的程度；⑤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⑥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⑦财政一体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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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探索与研究，起自1990年着手研究、完成于1991年、出版于1992年的《中国诗哲论》，中间经过1994、1995年的《中国诗学人类学》，最终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诗性文化》中得到较为完整的表述。（在2006年出版的四卷本《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中，《中国诗哲论》易名为《中国诗学精神》，《中国诗学人类学》易名为《中国诗学原理》，但基本内容均保持未变。）2002年以后，我又将中国诗性文化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江南文化”和“都市文化”研究中，先后撰写或主编有《江南话语丛书》（2002第一版，2008第二版）、《诗性智慧丛书》（2005）、《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自2007年起，每年一卷）、《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2008）、《江南文化读本》（2008）、《江南文化精神》（2009）、《江南文化理论》（2010）等。20年来，我个人的学术方向与领域虽几经变化，对诗性文化理论、价值态度等也有或大或小的调整和补充，但以诗性精神与价值谱系审视、反思、批判古代的政治伦理异化、现代西方工具理性和当代全球商业欲望的主旨始终如一。在这里，我想简单从三方面加以梳理和反思。首先，关于诗性文化概念的最初出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纯乎偶然”。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在大学时有写诗的经历，以及很偶然地接触到与西方理性传统差异很大的维柯的《新科学》，特别是在后者提出的“诗性智慧”的刺激与启发下，我几乎是在一种“诗意迷狂”的状态中偶然撞开了诗性文化之门。从最核心的“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①到随意发散出的“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②等，可以说都是无法论证的诗性直觉产物。门户既开，就为以后的探索与推进提供了可能。

直到1998年夏秋之际完成了《中国诗性文化》的写作，借助人类学对原始思维和早期人类文明起源研究等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在中西文明的比较框架下，中国诗性文化的出身之谜和深层结构才日渐清晰和完整，并最终凝练为我经常喜欢讲的一句话———“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的哲学中，那么中国民族的最高智慧则在中国诗学里”。后来，我还经常用“思想芦苇”和“情感芦苇”来说明中西文化的深层差异———“以‘思想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是理性机能，以‘情感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则是审美机能。主体机能发育的不同，也直接影响到他们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与方式。如果说解决‘思想’问题主要靠哲学，那么最擅长解决‘情感’问题的则是诗学，这也是哲学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而诗学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根源。”③其次，在对诗性文化的价值态度上，我也经历过思想上的曲折与反复。在写作《中国诗哲论》前后的几年中，由于受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和工业文明必胜的影响，尽管当时可能比现在更热爱古典诗歌和田园生活方式，但对中国诗性文化的评价与态度却相当悲观甚至冷酷，如我在《中国诗哲论》的“结语”中曾写到“诗性文化是一种较为落后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文化形态”，这种青春思想特有的叛逆直到很久以后还未能被淡化，以至于多年以后如王改正先生还会以《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吗？》（《中华诗词》2009年11期）一文赐教。但老实说来，这个观念在我的研究中占的时间很短，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精神结构论》中，我提出一个健康的文明在深层应包括“真、善、美”三大观念或“科学、伦理、审美”三种“精神实践方式”，并将之对应于人类历史中的古代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消费文明，特别是在深入研究了西方现代的“美拯救世界”思潮，以及在1994、1995年通过撰写《中国诗学人类学》（即2006年收入《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的《中国诗学原理》）而比较充分地了解到诗的起源与发生之后，我对科学主义和工业文明中心论有了很大的超越。但真正做到把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看作对立、互补的两大谱系，则是在1997和1998年写作《中国诗性文化》的时期，通过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原始形态、历史源流、深层结构和现代价值的充分研究，这个关于诗性文化的探索才大致告一段落。幸运的是，我这些早期并不成熟的探索并没有被时代抛弃，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病象横生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漏洞百出，在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新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我更加意识到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偶然探索，具有远比它本身更加重要的理念价值以及思想文化资源意义。再后来，由于越来越明白包括中国诗性文化在内的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有两面性，所以我不再胶着于诸如“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是离是合”这类大而无当的问题，而是以“与文化为善”的态度并积极地“从建设性角度”推进中国诗性文化的研究工作。具体说来，一方面是不断地思考和阐释诗性文化的本质与内涵，努力通过具体内涵的深入挖掘以探索中国诗性文化蕴涵的现代性价值。如提出在中国民族生命中存在的是“诗化的感性”和“诗化的理性”，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另一方面，则是努力探求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基础理论进入到一些新的学术领域（如江南文化研究）和更广阔的现代社会生活（如都市化进程研究）的可能与具体路径。我觉得这比早年那种空泛的讨论在实际上更有助于诗性文化的当代重建和复兴。以“诗化的理性”节制“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意识形态”的恶性膨胀与无限扩张，以“诗化的感性”平衡“大众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娱乐至死”，更是我经常强调和努力探索的④。如2004年出版的《苦难美学》、2006年出版的《一个人的文化百年》，主题都是以中国诗性文化理论反省、检讨、批判西方以非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和以纯粹欲望为主题的后现代消费文化。所以尽管在表面上这与中国诗性文化有所偏移，但在研究的主旨与关切的核心问题上，却可以说与诗性文化仍是一脉相承的。这一切都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在经济全球化、社会麦当劳化、文化粗俗化的当今世界，实现中国诗性文化在当代的整体重建或走向真正的文艺复兴。再次，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都市化的背景下，民族与传统文化的利益与安全问题日益重要。近几年来的都市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使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安全与可持续问题也有了一点新的思考。在2004年《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个演讲中，我提出一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越来越少，从人文思想资源这种形而上的‘道’，到生产工具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个过程与中国诗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①在2006年《中国教育报》发表的另一个讲演中，我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因为与诗性文化一同消亡的，还有我们民族诗性的精神机能与生命本体，包括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的感官、直觉、心理、思想与创造力。而与此同时，是我们在文明上与西方日益趋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特征。尽管我们仍在生产与创造，但由于从观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就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异化怪圈：我们越生产，我们就越缺乏；我们越创造，就越没有创造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一件劳动成果可以与西方区别开。这表明，一旦失去了诗性文化，我们就只能充当其他强势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们的意图去生产与消费。”②现在讲文化利益与安全的人物与言论很是不少，但我认为，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与真实精神的陌生，很可惜他们大都未能抓住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文化利益与需要。因为与其他古代民族对人类的贡献不同，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是诗性文化，这既是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内部自我认同的身份证明。所以说，中国最根本的文化利益是诗性文化，中国文化的安全就是诗性文化的安全。从诗性文化出发，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诗性文化，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我们真实的存在以及表达我们真实的需要。现实的状况恰恰相反，由于世事忙碌、倦于思考以及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惑，我们早已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存在与需要了。当然，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应该了解科学、商业、管理等，以便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但更要强调的是，未来世界绝不会是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而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也是人类要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在这个意义上，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既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应该承担的伦理职责，也是对人类文化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20年来一直不敢懈怠并努力推广诗性文化的根源。

二、学术语境、历史背景与理论建构

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关键在于找到其根源，这是我们深入理解自身的传统，以及与其他文明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大前提。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原创性的、综合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文化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中国文化的“正本清源”提供了一个有着坚实理性基础的本体论结构。我认为，中国诗性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在学术语境上，以区别“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为前提，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与范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西文明交流与接触的深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为热点问题。尤其在9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文明的冲突”与“殖民文化”理论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论结构的理论阐释，也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是束缚于传统的国学范围，考证源流，董理国故，缺乏对其现代意义与价值的阐释，就是受制于西方的文化殖民新传统，纸上空谈，隔靴搔痒，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究其原因是把“文化研究”变成了“历史研究”。进一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是“史”而不是“学”，主要表现为史料之间的松散的排列组合，既缺乏核心范畴又没有逻辑系统。具体说来，一是缺乏基本理念，用中国哲学的话说，是那种大而无对的本体，是那种不可能被其他文化所涵盖、也不可能借助其他语境来显现的“道”。二是缺乏紧密的内在统一的逻辑进程，即那种依靠民族话语而展开的自我精神运动过程。这往往使研究变成从时间角度来排列历史生活现象，而不是从逻辑角度来重建可理解的历史有机体。对文化研究来说，不仅需要历史资料及相应的历史学方法作基础，更需要建立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及相关的逻辑系列。只有这样才能讲清楚中国文化的质的规定性并阐释出其现代性价值。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一方面必须在观念领域建立中国文化的最高理念，它浓缩着中国文明的全部精华而又“与物无对”；另一方面还必须在学术方法上完成从“史”到“学”的转换，彻底抛弃现代学术中的二元论理念及其思维方式，把自现代以来一直迷漫在中国学术界的“文化殖民主义”给予一次大的清扫。

《中国诗性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在基本理念上，它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观念，论证了其特有的本体结构与历史形态；在逻辑范畴上，以不同于西方理性智慧的诗性智慧为核心，从原始发生、逻辑内核、精神方式、结构关系、历史流程、价值归宿、当代意义等角度，对中国文明的精神结构与中国文化的本体内涵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释。其次，在历史背景上，以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和张光直的青铜时代为理论资源，在批判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起源史观。在当代关于文明的起源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两种误区：一是文明中心论对于人类历史整体的扭曲；二是欧洲文明中心论对其他民族文化模式及历史形态的独断论阐释。它们本质上可以称之为文明中心论学术史观，并直接导致了文化殖民主义的恶性发展。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和认识，我们试图建构一种关于文化起源的新学术史观。具体而言，是把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与张光直对中国青铜时代的卓越研究结合起来，以前者为根据避免了文明中心论的独断论认识图式，以后者为基础捍卫了中国文明的本体性结构。同时，经过对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古文献等方面的综合分析，为人类精神起源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从青铜时代到轴心期，也即中国古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三代”社会。

中华民族在这个历史区间所面临的挑战与经历的变化，是中国诗性文化得以发生的最直接的历史背景。这段历史既是原始文化的终结处，也是文明时代的历史起点。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在于人的精神意识的诞生。而导致这一巨变的深层原因则主要有二，即历史角度的食物分配方式变革与心理角度的意识结构转型。根据古生物学有关研究，原始物种的灭绝和变异，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链的突然中断，人类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纪冰川以及大洪水时代对原始食物资源的巨大破坏，正是在食物再分配过程中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二是青铜时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轴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解构了原始民族普遍存在的“永生的信仰”，促发了以“死亡意识”为精神核心的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如果说，前一个过程产生的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类本质”，那么后一个过程则直接催化出个体不同于他人的“自我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人类与其他古生物共同的问题是必须改变食性与食谱，那么其巨大的差异则在于，由于“类本质”和“自我意识”的出现，人类的反应开始具有“对象化”与“主体化”的性质。前者意味着自然界成为“对象”，后者意味着人自身成为“主体”，在原始诗性智慧中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秩序由此走向崩溃，人类不仅不再依附于大自然，相反只有通过改造与征服自然才能生存与繁衍下去。西方历史学家将之称为“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并具体表现在希腊、印度、埃及与中国四个最古老的文明中。尽管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与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它们觉醒的方式与收获各不相同，但正是在经历了这一历程之后，人类才开始有了自身的精神、文化与传统。以后所有的文明创造与成果，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再次，在理论建构上，以“文化研究”为学术语境，以“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为历史背景，以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为总方法论，通过对早期文明在物质生产方式、人自身的生产方式及精神生产方式的差异考察，阐释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模式特征、深层结构和核心功能。

按照维柯的天才看法，诗性智慧是人类最初的智慧。关于诗性智慧的概念，在源头上讲，类似于人类学的“原始思维”，在现代意义上，又近乎美学的“艺术思维”。其具体内涵，用中国哲人的阐释，是“物我无对”或“物我浑然”，用西方哲学的话说，是主客直接统一着的“一元论”。从文化功能角度看，诗性智慧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伦理学。正如庄子说“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在原始时代，由于意识机能的极度不发达，人们不仅不能区分物我、个体与他人，甚至也不能区别开生与死。在这个原始的精神系统被破坏之后，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主要有二：一是如何面对资源越来越紧张、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劣的大自然，他们不明白，曾经极度慷慨的大地母亲为什么突然变得吝啬与残酷起来？二是如何应对生命内部异军突起的“自我意识”与“个体需要”，他们很可能更不明白，为什么原本朴素的内心世界在一天天变得工于心计与欲壑难填。前者是“对象”问题，后者是“主体”问题。在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中，大约产生了四种回应方式，一是全盘否定“对象”，如古埃及的“来世论”，认为这个世界是完全不真实的；二是彻底消解“主体”，如古印度的佛教哲学，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空”。这当然是两种最极端的反应。三是希腊类型，我把它的关键词称为“主体化”与“对象化”，这两方面是相反相成的，前者使人自身由原始的情感主体逐渐发展为冷静的理性主体，而主体的日益强大则意味着人与大自然的原始有机联系日益走向解体。对于后者，大自然与人类的敌对关系的出现与不断升级，意味着两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变得更加酷烈与无法调和，原始的和谐彻底破裂。四是中国类型，由于诗性智慧在中国保存得最好，它既限制了外部的人与自然的分裂，同时也限制了生命内部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具体说来，它在肯定个体意识与需要的同时，又无法彻底割裂原始人群中遗留下的血缘亲情；而在不得不征服自然以换取生活资料的同时，它又希望能够保持与大自然的原始和谐关系，因而，它只能是在肯定自身的同时又限制自身，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希望不要“伤筋动骨”。与希腊模式相对，中国模式可称为“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

希腊模式的要义有二：一是表现为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二是宇宙裂变为主体与客体两部分，那种冷酷地压抑感性以及冷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社会生产方式，正是以此为基础积累形成的。中国模式不同，它一方面尽力消解生命内部逐渐展开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主体的欲望以尽可能减少人与自然的矛盾。希腊模式是理性文化的代表，完全背离了人类最初的诗性智慧。中国模式是诗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原始的诗性智慧系统。以后的中国文化，尽管层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诗性智慧为根底，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从“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诗性文化形态。

在现代以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我们经常能见到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诸如西方科学而中国审美、西方理性而中国感性、西方善于征服自然而中国擅长维系社会等，可以说都根源于“理性文化”与“诗性文化”这两种迥然相异的本体素质。如果说理性文化很容易获得物质生活资料，那么，不与自然相对立、相分裂的诗性主体，如何从自然界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完成其与自然之间必须展开的物质交换以维系其类的延续性，则不仅是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同时也包含着诗性文化最根本的秘密以及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马克思曾指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依赖于自然，人的本质力量所实现的不仅是主体的劳动逻辑，同时也是对象固有的目的的展开。如农民种庄稼在满足主体生活需要的同时，也实现了种子“长成庄稼”这一自然的目的性。但在工业文明的劳动逻辑中，主体与对象之间所发生的“物质变换”过程，则意味着把对象生产为与其自身相异的东西，其最典型的是化学工业。中国诗性主体的生命活动方式源于史前时代的诗性智慧，其劳动逻辑可以表述为：如何在与自然发生关系、进行物质交换的同时，又把对象生产为对象本身以及同时把主体生产为主体本身。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把自然再生产为自然、把人再生产为人，把世界澄明为世界的自由劳动机制。正是在这种内在生产观念及由其外化形成的自由生产关系的制约下，中国民族形成了一种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环境、能源和社会不断出现问题和危机的当下，诗性主体特有的这种生命活动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昭示着中国诗性文化对人类未来的重要意义。

三、中国诗性文化的传承创新路径

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人类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以阅读、鉴赏、研究与写作为主要形态的中华古典诗词传习，有着比一般的读书与知识教育更伟大的使命和更深刻的作用。这一点可通过与当下十分兴盛的国学研究的比较得知。国学教育尽管在理念上十分重视中国文化知识，但由于其遵循的文史哲框架来自现代学术，或者说来自受现代西方学术文化影响巨大的中国现代学术，因而在文学、历史学、哲学研究中，随处可见的都是经过西方理论语境过滤、解释和修正之后的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经验，而它们能否真正揭示和澄明中国文化的真实历史经验与内在精神本质，是很值得怀疑的。中西文化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对立，以诗性文化理论为基本语境、以中华诗词传习等为具体教育手段，可从根本上解决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理性文化语境中一直被割裂、遮蔽甚至是扭曲的尴尬与困境。尽管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词可以很形象地表达和再现中国文化，但由于诗词本身是文学而非理论，是意象和灵感而不系统，人们对此普遍存在的一个疑问可以归结为它是否可以传达尤其是可以系统地传达中国文化及其精神。关于这个问题也比较大，这里仅从两方面加以简单论述：在理论上讲，那种认为诗词不具有文化理论的观点，本身就是理性中心主义建构的一个思维镜像。如果从维柯《新科学》的角度看，诗性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完整的知识谱系和智慧形态。关于这一点，维柯在《新科学》中讲得十分明确，一方面从诗性文化中发展出诗性的逻辑功能、伦理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发展出物理知识、宇宙的知识、天文知识、时历和地理知识，这些也都是诗性的。①以中国的《诗经》为例，“《诗经》是中国诗性文化的第一次系统表达，同时它表达的也是诗性文化的黄金时代，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典范教材，后代的人们，无不先从这里获取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并逐渐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化典籍中‘经’的地位与意义。”①从历史上看，以先秦《诗经》与周代文化为例，《诗经》本身尽管在形态上是诗，但本质上更可以称之为“周代文化百科全书”，对此既可参见孙作云先生的《诗经与周代社会》一书，也可参看1990年代初期姚孝先先生在《开封师专学报》上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涉及周代文化的“天、地、人”、“衣、食、住”、审美观念、婚姻状况、酿造技术、动物学等方面。总之，周代文化的主要方面，在《诗经》中都获得了或清晰或模糊（模糊是因为它采取的艺术化表达方式）的反映。由此可得出诗性文化本身曾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现代教育框架与制度把它重建起来。按照当代的学习型社会理论，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主要包括五种，即哲学学习、政治学习、实用知识学习、伦理学习与审美学习，它们涵盖了理念、现实、工具理性与制度理性、人之为理性生命的伦理原则及人之为自由生命的审美尺度。与那种认为诗词是一种零散、破碎、非系统的知识相反，中国诗性文化大体上包括了以上五种知识谱系。

在哲学知识谱系，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中国民族的最高智慧在中国诗学里”、“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从诗的角度，能更直接、更真实、更确切地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精神结构中发生过的裂变、演化和跃迁过程”。这是因为，中国诗学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位置，正相当于西方哲学在西方文化中的支柱地位与意义。在《中国诗哲论》中，我曾深入论证了古代伟大诗人的哲学价值，他们在诗中以直觉的方式直接展示了古代人的精神深度，只要我们能够“如其本身所是”地把握了它们，就等于把握住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结构和精神本体。正如汉代经学说“诗者，天地之心”，它表明诗还是整个宇宙的精神轴心，在诗的本体论结构中深蕴着宇宙、社会、生命运作的密码与机制。也由于这个原因，诗在表层结构上的任何变化，都是世界本身存在状态变化的预演或征兆。如《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尽管中国这种源自上古的诗性智慧，在经历了玄学、理学、佛学入诗的历程后也沾染上一些杂质，但从总体上看，并未改变其深层的结构与功能。

在政治知识谱系上，以中华诗词为表现形式的中国诗性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同时这一功能在古代世界中也一再被重建。早在周代以前，诗的政治功能便以“观民风”的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如《礼记•王制》所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者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而诗性政治功能最典型的重建是白居易的“补时政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策林六十九》，《白香山集》卷四十八）由此可知，诗歌创作与传播既曾是古代君主了解现实的基本渠道，同时也是古代士大夫为生民请命的重要的参政议政方式。此外，这还集中体现在“诗歌之道与政通”上，如《乐记》所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我们还提出这与上古时代的诗性政治相关。根据我们对“周六诗”的阐释，它们都是上古诗性政治的主要手段。具体说来，其中的“风”、“比”为中国古代的生殖歌舞，是母系时代形成的那种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诗性智慧的延续，其目的在于刺激生产劳动者的本能，以保证整个种族在人口数量上的再生产。其中的“兴”、“赋”为农业生产歌舞，其主要目的一是用来刺激物质生产所需要的劳动热情，二是用来消除分配过程中产生的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再生产的冲突与矛盾。而“雅”与“颂”则是这一诗性政治功能的进一步延伸，前者主要用于弥补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后者则意在维护周部族内部的安定团结。从总体上看，它们分别对应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即关于人自身的再生产、关于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以及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精神生产。

在实用知识谱系上，与针对自然的西方科学知识不同，诗性文化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和人群，体现为一种“以人为本”或以实用理性为突出特色的实用知识谱系或工具功能，并在具体层面上涉及知识传授、情感表达、观察方式、伦理结构、外交修辞等方面。

如大家熟知的这些记载：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与现代诗学刻意强调诗的审美价值不同，诗性文化先验地融审美与实用为一体。在古代人的生活世界中，诗歌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的确可以发挥程度不同的作用。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的“赋诗以观其志”：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踰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曹植也曾用《诗经》之句帮助自己躲避了政治迫害，他在太和五年（公元231年）的上疏中写道：

远慕《鹿鸣》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诫，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哀。①（陈寿：《三国志•魏书》卷十九）与针对自然界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理性文化不同，中国诗性文化更关注从社会兴衰中发现历史规律，因而在中国有“诗史”之说。与西方主要以生产工具来划分人类社会各阶段不同，如我们熟悉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蒸汽机时代、计算机时代等，中国古代更倾向于用诗体更迭显示历史的变迁进程，如我们熟悉的诗经、楚辞、汉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等。在伦理知识谱系上，与古希腊柏拉图以诗歌伤风败俗为由，提出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不同，在中国则有“诗教“一说，以为诗具有无与伦比的教化功能：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沈德潜：《说诗晬语》）夫诗教之大，关于国之兴微，而今之论诗者，以为不急，或则沉吟乎斯矣，而又放敖于江湖裙屐间；借以为榆杨赠答者有之。诗之衰也，诗义之不明也。（黄节：《诗学》）这种看法还体现在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的元白诗派上，如白居易对张籍的评价：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读张籍古乐府》）在审美知识谱系上，自从陆机提出“诗缘情”的概念，特别是经历了魏晋时代“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之后，诗性文化的政治伦理功能有所收敛，而其固有的审美功能则有重大的提升。诗词在表达情感上的作用进一步凸现出来：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篇9

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文化，既融合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思想，又不违背我国的传统文化。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

道德是一股无形的力量约束着市场主体的行为，它使市场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幸福、正义、公平等因素。因此，伦理道德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一种通过市场调节社会经济活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组织方式，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实现方式。构成市场经济的要素有：第一，有自由、平等且目标一致的经济主体；第二，有作为市场客体的用于交换的商品化社会资源，有明确界定资源的主体条件和文化条件；第三，必须有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第四，必须有对自然资源认知的科技条件，有对资源进行大规模利用加工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条件，有超地域大规模交换的技术条件；第五，有保障产权、保障主体平等地位和进行自由交换、维护法治并受法治限制的政府。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因而在通常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会尽力去追求个人自利行为效用的最大化，这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基本动机和目的。但由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它们之间的竞争最终必然演化成这样一种经济局面：为了竞争中占得优势，实现其经济价值目的，他们都各自必须也必定会努力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扩大自己劳动产品的市场化潜力，而这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最终必定带来整个社会或市场的经济效率的增长。这样，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市场经济就达到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效果。这也是经济学的基本目标。

经济活动中，我们不可回避这样的问题，即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使用是否有某种既合乎经济理性又合乎道德伦理原则的价值尺度。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二)市场经济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

首先，市场经济活动应当坚持这样的价值原则，即功利主义所提出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主张，在你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乐的时候，你不仅应该考虑快乐的量，而且也应该考虑快乐的质；不仅应当考虑经验的可感受的幸福，也要考虑到心灵的、精神的快乐和幸福。功利主义相信，如果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看待幸福和快乐，那么个人的算计理性就可能转化为社会的集体合理性。

其次，努力提高经济效率也是市场经济中的美德。效率首先是人类目的性价值的直接体现。对于“效率”概念，伦理学上的理解认为，效率即是某种行为目的的价值实现。效率不仅意味着财富，而且也意味着社会美德。“美德”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有“成就”、“杰出”、或“优秀”等意思，而这些品质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的道德行为的价值效率。

最后，市场经济在分配过程中应遵循公正分配原则。市场经济不论人的出身、门第、登记、亲缘关系等，它只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市场以它的市场效率为第一分配原则。哪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付出的成本较低，同时具有价格优势，那么他可能获得的利润或效益就相对多。

二、墨学中的“兼爱”、“交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兼爱”、“交利”思想是墨家文化的核心，且“兼爱”学说是现代人类公德得以成立的基本价值，也为市场经济行为提供了道德依据。它的论证方式是“实践理性”的方法，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正是依靠普遍的社会道德经验事实的理性分析或推理来寻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是契合的。

1.“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自己学说的宗旨，并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实现这一宗旨的基本原则。所谓“天下之利”，除指“天下之富”外，还包括“天下之治”，也就是社会各等级、各成员之间的“和调”；“天下之害”，就是相互攻伐、篡夺，即“交相贼”。墨子把“交相贼”的原因归结为“不相爱”、“别相恶”。为了“兴利除害”，他主张用“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原则取代“别相恶，交相贼”。墨子认为，社会成员虽然贫富有别、贵贱有等，但作为道德主体却是平等的。为天下兴利除害是一切道德行为的目的，也是道德价值之所在。道德之所以“贵”，在于“义可以利人”。反之，“亏人自利”则“不义”。

2.志功为辨

墨子从强调功利出发，在中国伦理史上，首先提出了“志”、“功”这对范畴，认为对行为道德的评价，应“合其志功而观焉”。有将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的思想因素。动机与效果是一对有关道德评价的基本范畴。在道德评价中，应该如何处理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墨子认为“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人们做事的动机是好是坏，要看事情的效果如何。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其善恶与否同时，也不可以对人们的行为动机不闻不问，要“合其志功而观焉”。

3.兼以易别，以兼易偏

墨子在寻找社会弊端的病根时，指责了“不相爱”的道德现状。之后墨子又提出要以“兼相爱”来代替“不相爱”：“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易之，譬之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墨子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用兼爱代替偏爱”的命题。他主张的“兼爱”之普遍平等的爱，及不分血缘的亲疏和等级的贵贱而给予无差别的爱。

三、“兼相爱，交相利”作为中国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某些方面仍不够完善，尤其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因此，如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除了法律，我们还应该寻求一种人文精神，从思想上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这种精神正是当今市场经济道德建设所需要的。因为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与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存在着许多一致之处。

(一)兴利除害与功利主义

在墨家的“兼爱”学说中，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这与市场经济活动中应遵循的价值原则——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

墨子认为“交相贼”的原因是“不相爱”、“别相恶”，而事实上“别相恶”是由于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产生了利益冲突而造成的。所以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应该“兴天下之利”，因为只有当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满足的时候，真正的个人利益才能够实现。这与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是十分一致的，两者都主张义与利的兼容，认为人的个体行为必须符合社会整体的利益取向，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功利主义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要求市场主体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社会的公共利益，因为如果整个市场是“交相贼”的状况，个人的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只有“天下之利”得以实现，才能使每个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满足。

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兴天下之利”的道德思想是需要提倡的。近年来，中国的经济领域出现了种种令人瞩目的不道德行为：交易中的诚信缺失、为追求商业利润而对环境的污染、传销行为的日益泛滥……这些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正影响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应该让市场的行为主体明白，对公共利益的破坏并不能真正的实现个人利益，即使实现了，那也决不是长远的、永久的利益，只有在保证“兴天下之利”的情况下，个人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全面、持续地发展。

可以说，经济学提倡的重视效率，是相对于社会总体效率而言的。因此，评价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效率应看其是否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应把他的动机与效果相结合。首先，一定要注重市场主体行为的实际后果，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善恶与否。同时，绝不能采取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动机不闻不问的实用主义态度。即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还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标来参与市场经济的建设，把动机与效果用以起来，做到“合其志功而观焉”。

(二)兼以易别与公平分配

墨子所提倡的“兼以易别”传达着平等、博爱、民主的理念，这与市场经济的公平分配原则极为类似。

墨子“兼爱天下”的道德理想从根本上反对了“爱有等差”的思想，认为应该以平等的、无贵贱之分的爱来代替偏爱，表达了墨子对民主社会的向往，体现了他对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理想。这种保证社会主体地位平等的原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市场经济不管人是怎样的出身或等级，都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它反对不劳而获、无功得利。两者同时看到了社会财产的公平分配对整个社会的重大意义，

公平的分配原则对当今的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是公平的又是最优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努力寻求可行的“公正”配置机制，来解决社会收入合理分配问题，从而缓解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以实现共同富裕，达到理想的和谐社会。

四、结论

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原则是可能的，它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又与市场经济的许多道德原则相一致。因此我们应该给予“兼相爱，交相利”更多地关注，它有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能力本位观的确立；有助于系统的建构和确立基于平民精神、平民的生存哲学或公共哲学；有助于确立个体本位与重视社群相统一的新价值观，兼爱理论的阐扬可以作为当代人文精神的传统生长点和创造性基础。

［参考文献］

［1］〔清〕孙治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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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1、产业转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他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我国目前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有具大作用。产业转移是指某个产业或者产业集群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变动，也就是说由一国或者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移动，是产业区域间的转移，产业转移是产业在空间布局上的横向或者纵向移动，本质是生产力、生产要素的转移。①

2、产业转移的作用主要有积极的作用和消极的作用两个方向。产业转移的主体不同，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对产业转移的企业或者国家、地区来讲，他的积极作用是延续企业的寿命，扩展市场空间，或者说是为了新的企业进入或者为了产业升级提供广阔的空间。对承接产业转移的主体来讲，积极作用是指某些产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产业链的延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竞争力的增强等等因素，也可以讲是为了提高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竞争力。产业的消极作用是针对承接国或者说地区来讲的，产业转移大体上都是从发达国家或者地区向不发达国家或者地区进行转移，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比如说政治上、经济上。发达国家或者地区都不想让不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富裕起来，所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中的产业大都是有选择的、有保留的。这就会造成承接国或者地区在产业结构上有所偏差，在核心技术上产生对发达地区的依赖，市场占有率不高，竞争力不强，使不发达地区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始终受制于发达地区或者国家。

3、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世界产业结构不断的调整。与之相对应的是国际产业转移也发展迅速，成为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重要纽带。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调整产业结构经济论文，实现了全球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产业结构升级。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了一轮新的国际产业转移，他与以往的产业转移不一样，呈现出产业结构高度化、转移方式多样化、第三产业成为产业转移重点领域等一些新的特征。产业转移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机遇。那么，50年代以来发生的4次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启示呢，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国际产业转移的四次浪潮回顾

国际产业转移是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进行的，他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或者地区都被卷入到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到目前为止，国际产业转移经历了四个阶段，许多理论界人士称之为“四次浪潮”。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的形成，应有两个基本的判断条件：一是国家产业转移时间长，要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二是国家产业转移规模很大，对所有参与产业转移的国家或者地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催生了产业的跨国转移，国际产业转移一方面是为发达国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城提供了历史机遇。（见表1、表2）

表2、1 5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历次的国际产业转移

 

年代

转移的方向及主体

备注

18世纪-19世纪

英国-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历次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总体呈现多层次追赶和相互作用的发展态势。传统产业一般采取梯度转移方式，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往往采取跳跃的方式。由此，发达国家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获得了吸纳优势产业实现经济加速发展的契机论文怎么写。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

美国-日本、德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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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信用

这里讲的信用”,是以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广义信用。在市场经济中,信用集中、具体地体现在以资金为纽带的市场参与者的相互信任上。信用实现的程度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规范,社会扩大再生产就可以在正常、高效的基础上进行,反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扭曲,会波折重重。

信用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信用问题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各个角落。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参与者的信用关系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前提的有机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某些环节断裂,必然对整个网络产生连锁性的破坏,且这种破坏呈现放射性恶性扩张的特征。特别是信用网络中的某些重要环节如金融、大企业间的相互信用等出现问题,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就更为严重、影响波及面就更为广泛和深远,其实际破坏性要比表面上体现出来的大得多。

其次,信用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对社会道德水平发生影响,在一个信用水平不高的社会里,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水平都会扭曲,这就会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动摇;同时,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市场经济的保障水准,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靠法律作保障,而法律的威严只有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其行为负责任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自80年代初开始,我国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资金渐成风气,进入90年代后,债务拖欠的规模越来越大,牵进去的企业越来越多。至今,债务拖欠关涉到几乎所有企业,整个经济领域信用严重贬值。不良的信用导致不正常的经济和金融运作:银行作为结算中介,对企业相互间的信用监督逐渐失效;因企业间相互不信任而设置的结算障碍如现金交易、款到发货等使商品流通速度减慢;商业银行在社会信用水平过低的现实下只能苛求过高的信贷安全保障,如要求贷款的高抵押率、项目的低风险性等,使得社会资金供给总量萎缩,制约社会再生产规模的扩大等。现在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良信用正从根子上腐蚀着我们的国民经济。

二、中国市场经济中形成不良信用的三大原因

(一)重复建设导致大量企业出现支付危机

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的盲目导向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国的许多世界第一”就是明证:如彩电生产线的数量世界第一;汽车整车生产厂的数量世界第一;电冰箱厂家数量世界第一;摩托车厂的数量世界第一;高星级酒店的数量世界第一等。市场旺盛的短暂需求盲目引导了大量的重复建设,重复建设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业因其商品价值不能实现而面临淘汰。这些面临淘汰的企业,无例外地发生支付危机,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信用不良的发源地。

(二)企业集团不良信用成为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企业集团的组建,自8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戏之一。不可否认,企业集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织形式,在生产的集约化、产业的互补性、资金的集中使用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推动者就是按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等方式组织起来的企业集团。即使是现在,企业集团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依然发挥着骨干作用。西方国家企业集团的组建,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其是一种生产要素的自然组合。

我国企业集团的组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拉郎配”的产物,如早期自行车行业中“永久”集团、“凤凰”集团的组建,就是把生产同一类产品而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经营机制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的企业人为地拢在一堆,事实上成为一个松散的企业集团,这并非生产要素自然组合的结果,除了商标统一外,根本失去了企业集团资源优化组合的意义。遗憾的是,类似行为在我国风起云涌,呈不断蔓延之势。90年代以来,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加入了集团化改造的行列,企业集团”队伍更是空前膨胀。由于我国经济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较多,如对工商注册资本金的真实性无法实施有效监控;对企业集团并表核算的资产负债无权威机构去加以认定并负责;加上社会中介机构过多过滥而导致的不规范操作使企业资产的价值难以得到真实评定等,导致大量的企业集团空壳运行。貌似强大而实际虚化的集团”往往成为巨额融资的载体,集团在运行时其债务往往被架空,而一旦停止运行其债务就会落空。虚化的企业集团已成了吞食资金的黑洞,其不良信用是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三)泡沫经济逐渐破灭为不良信用火上浇油

我国企业的高负债经营恐怕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在我国生产型企业的营运资金中,负债要占到70%以上,流通型的企业则这一比例为80%以上。尤为突出的是负债基本上是银行贷款(近年来拖欠应付款已成为企业负债的重要部份,但归根结底,这一部份拖欠款又会主要转化为被拖欠企业的银行负债)。这样的资金结构,使我国市场经济对银行信贷的变动过度敏感。用银行贷款进行投资与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在投资主体对投资冲动的自我约束力度上是绝对不同的,拿来”的钱用起来总是“大手笔”!由于我们的市场靠信贷支撑,信贷一倾斜,市场就繁荣,反过来又需要更大的信贷投入去支撑这种繁荣,一旦这种繁荣畸型化,则大量的信贷资金就无法正常循环,社会信用就受到严重破坏。

近年来国际经济领域的例证和我国的实践,已充分证明靠高额信贷刺激和支撑的泡沫经济必然会逐渐破灭,进而导致大量的信用链断裂,最终对国民经济产生根本的破坏。1996年以来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近来已严重危及到号称世界经济强国的韩国、日本,并有演变成经济危机的迹象。有人将此次金融危机归罪于国际金融炒家的袭击,我认为这仅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事实上,卷入此次危机的国家均是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信贷扩张的高泡沫经济国家,泡沫经济表面上十分繁荣,在金融领域风平浪静的时候可以维持较长时期的兴旺发展,但过度依赖信贷的脆弱性,决定了其经受不起冲击,出问题、甚至发生危机只是迟早的事!

欧美国家对这个问题认识得较早,解决得较好,这些国家的企业,其营运资金中绝大部份是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只占其总资金运用额的15%左右,无论是单个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整体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都是比较高的。这些国家市场经济的运作基本建立在平实的基础上,尽管发展速度可能没有搞泡沫经济的国家快,但安全性、稳定性、可持续发展性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三、重整信用、再理市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要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待理之事千头万绪,但首先要牢牢抓住信用”这个纲。在目前信用水平严重滑坡的现实下,重整信用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一)由国家出面,大规模重整国有企业的信用。

国有企业现在最头痛的问题莫过于资金不足、负债过重,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并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偿付能力不足而互相拖欠货款并引起链状反应;负债过重使企业难于进行扩大再生产而导致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大量职工下岗;无力进行新投资促进产品上档次导致竞争力下降、逐渐被市场淘汰等等。国有企业形成今天这样的困难局面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过多地对此进行探究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正视现实并寻求解决办法。国家有关部门近来准备采取三项重大措施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困难问题:一是通过税收上照顾以增强企业积累能力;二是对原来拨改贷”的资金逐渐转化为国家对企业的投资以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三是对企业的债务委托专门机构托管以助企业解脱债务包袱。我认为前两条确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且立竿见影,后一条其利弊有待实践检验。这些措施的实施,为重理企业信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国家应委托或组织专门的机构,将企业从上述优惠条款中得到的资金优先用于解开信用上的死结。从一时一事或单个企业看此举可能收效不明显,但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效果会逐渐从根本上体现出来。

(二)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应抓住牛鼻子——统借统还。

企业集团之间、企业集团与其它企业之间、企业集团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拖欠一般来说数额较大,实际债权债务关系有相当多的部份不明确。这里仅举一例:一个企业集团包括集团总部在内的多家成员单位,若都由集团作担保,或这些成员企业之间相互担保,在多家金融机构贷款,这个集团就很容易获得巨额资金。集团内部通过资金调度以后,往往会出现借钱的不用钱,用钱的不借钱,或以张三名义欠的债,而实际债务人却是李四。一旦发生信用危机,一是资金额过大难于清偿,二是债权债务关系错综复杂,难于找出头绪。近年来许多企业集团空心化动作,大量的资金金蝉脱壳,债务甩给一个空壳集团,给社会留下巨大的信用不良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大型企业集团一般来说资信情况较好,有一个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借鉴:这些国家的大型企业集团在融资上一般都由集团统筹,纵使有的下属公司直接对外融资,其集团也实实在在地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保证资格在实有资产担保能力范围内,企业融资保证能力的真伪由社会中介机构评判并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很少有大规模诈取或套取资金的情况发生。我国有必要迅速、及时地建立企业集团融资的有效监控机制,这个机制的牛鼻子就是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手段可硬一点。对企业集团融资实行集中管理一刀切,这样,一则便于融资对象对企业集团的实力进行把握,二则也便于企业集团加强内部管理,强化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现代企业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实质上是以资金为纽带的),有效制约住盲目的投资扩张欲望。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企业的经营活力受到一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受到一定制约,但减小了泡沫经济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更有实际意义,通过整顿集团信用而促使社会信用状况好转,对理顺市场关系、规范市场行为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加强宏观调控,尽量减少重复建设。

中国最大的腐败是什么?我认为是盲目的重复建设。一个大的投资决策失误,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投资就可能付诸东流,而最终往往连基本责任人都找不到,这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教训!投资失误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破坏社会信用,因此、加强宏观调控,减小投资失误是重整信用、再理市场的重中之重。

经常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国家调控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其实,无论哪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宏观调控手段和机制都是有力和成熟的。我国现阶段不是宏观调控过头了,而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太小!可以肯定,在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市场经济的盲目调节行为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国家只有不断加强宏观调控力量,特别是通过必要的行政手段和金融调控手段,将市场盲目调节的危害尽可能降低,才能从源头上制约不良信用的扩张。

(四)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守信氛围。

建立有效的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守信氛围,是解决不良信用问题的治本工程。

现达国家普遍重视信用形象,而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在那些国家里,一个企业、一个公民,若信用形象不良,会遭到社会的唾弃,并很难再有发展机会。这就使得信用问题几乎受到每一个人的珍视。企业是由人管理的,企业的信用问题,根本上还是人的信用问题。长期以来,因科技水平所限,我国经济领域信息闭塞,一些信誉扫地的企业法人和个人,往往骗了东家骗西家,一路得逞。随着电子计算机在经济领域应用的大规模推广,信息的传递、调阅已经相当简易,但我国经济领域的信用问题,却依然相当严重,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信息网络大多自成体系,这就为信息资源的共享设置了障碍。以银行为例,我国每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均自成一体,各地方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又自成体系,这样,在本系统范围内对往来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形象还勉强可以把握,但跨系统的信息就无从得知了,一些信用不良的法人和个人照样可以在各个金融系统之间游刃有余地行骗。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迫切需要在全社会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信用氛围。此事应该由国家成立专门的权威机构来管理,也可主要依托金融系统来进行,原因有三:

1、成熟的技术手段。金融系统经过十多年的电子化建设,计算机的普及程度已相当高,只需要由人民银行出面筹建统一的电子管理网络,就可以实现金融系统间的信息资源共享。

2、良好的管理基础。金融机构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管理最为严密、最为细致的部门之一,人员的整体素质较高,资料的完备性较好,凡往来法人及个人的业务资料,均有很长的保存期。这就为建立信用形象档案奠定了良好的基

篇12

摘要:本文通过对美国物流成本计算方法和我国企业物流成本现状的分析，提出了降低企业物流成本的几条路径，包括优化运输路线、提高仓库的利用率、合理控制库存水平、提高物流组织管理水平等方面。

关键词:物流 成本美国 中国途径

一、美国物流成本计算方法

美国的物流专家RobertV. Delaney先生认为，物流就是对处于运动和静止过程中的存货的管理，并据此提出，物流总成本由运输成本、存货持有成本和物流行政管理成本三部分组成，即:

物流总成本二运输成本十存货持有成本+物流行政管理成本

然而这一计算公式，是基于物流管理活动的基本功能来考虑的。它为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企业进行物流成本管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运输成本包含了几种常见的运输方式所产生的成本，同时还包含了货运成本和与发货人相关的成本。与发货人相关的成本包括货主企业运输管理部门的运营费用和货物装卸费用。公路运输费用占了运输成本的大部分。

存货持有成本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仓储成本、残损、人力费用，同时也包含了存货的税费、保险费以及由于存货的过时和贬值所引起的机会成本。另一个重要的费用就是利息，它是由于存货占压的资金所产生的利息费用，其中:

利息=商业汇票贴现率x库存总金额

把库存占压的资金利息加人物流成本，这是现代物流与传统物流费用计算的最大区别，只有这样降低物流成本和加速资金周转速度才能从根本利益上统一起来。

物流行政管理成本，则是按照全部物流成本的4%来计算的，即:

物流行政管理成本二(存货持有成本十运输成本)4%

这个4%的比例，则是一个经验值，大体上符合美国现在的实际情况。

二、我国物流成本现状: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损失巨大

我国的物流起步较晚。目前，物流成本管理应用的研究工作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建立专门的物流成本核算体系，缺乏规范的核算，但近几年有不少企业己在探讨和摸索，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国外咨询公司如麦肯锡、埃森哲、美世顾问等调查中国物资市场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物流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基础设施、服务模式和运作观念落后，人才短缺，成本高、效率低。发达国家的企业物流成本在销售中的比例平均占9. 5%一10%之间，而我国企业的物流成本占销售额的比例在20%-40%，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2005年全社会物流成本结构中，运输费用增速明显，占总成本的比例有所下降。当年运输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为55 %，比上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保管费用增长相对较快，比例有些上升，当年保管费用占物流总成本为 31.4%，比上年上升1.5个百分点;管理费用增速回落，占物流总成本比例保持13.5%，只比上年下降了0. 1个百分点。

三、降低物流成本的途径

(一)降低运输成本的途径。

运用线性规划模型、网络模型等数学模型，对货物的运输路线进行优化，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运输、往返运输、迁回运输，在最短行驶里程内，将货物送达目的地，充分提高运输效率。在满足客户服务需要的前提下，尽量运用运输管理系统(TMS )将小批量分次付运适当合并为较大批量一次付运。同时，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恰当的数学模型，对货物的码放方式、车载货物的品种与数量进行合理决策，最大限度地减少货物的破损率，提高运输效益。

(二)降低存货持有成本的途径。

1.提高仓库的利用率。目前，我国已有仓库面积3亿多平方米，而其空置率却达到40%。有条件的企业可以使用第三方物流、实行作业标准化、采用直接从厂家到客户的付运方式、采用较高效率的仓管系统、无纸化办公、考虑采用托盘操作或租用托盘等措施提高效率，减少存货和仓储费用。

2.合理控制库存水平。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企业必须保有一定的库存量，以降低缺货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三)降低物流行政管理成本的途径。

用供应链管理的理论武装制造业企业，提高物流组织管理水平。中国与美国物流成本的最大差距在于管理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我国为14%，美国仅3. 8%。这反映了物流组织管理水平的差距。

(四)技术方面。

采用简单、有效、费用并不高的手段与主要的客户和供应商进行信息共享;利用Internet市场，用更低的成本销售更多的库存，利用Internet来采购;与物流服务市场连接，寻找专业化、社会化的仓储与运输服务商。

国际经济贸易专业毕业论文范文二：我国国际经济贸易战略和趋势的探究

摘要：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在国际经济贸易带动下，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全球经济结构也在不断演变，经济形势风云变幻，市场竞争力日益增强，对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带来了巨大冲击。当下，如何在经济大变革时代，稳扎稳打，实施好每一项经济贸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未来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市场经济;国际经济贸易;贸易战略

2001年12月11日，我国度过了漫长的15年谈判期，终于在这一光荣的历史时刻，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而2015年7月，世界贸易组织(WTO)公布，截止到今年，对中国的15年保护期已经结束，这意味着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逆转。首先，允许金融、证券、钢铁、交通等外资企业进驻中国，而且国内所有投标项目，任何国家不得干预，也无权参与，仅允许个人财团参与。其次，去除海关关税，所有从海外进入我国的商品一律免税放行。而早在2013年10月26日，我国上海自贸区就已正式挂牌，标志着贸易自由化在我国实验成功。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项极大的利好。随着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在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当国人正憧憬在形势一片大好的蓝图中时，拥有庞大资金且技术领先的企业却转而投到发达国家门下，与此同时，我国的环境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在腹背夹击的困境下，我国如何在经济格局转变的前提下，走出适合我国国情，更为优雅的步伐，从而赶超发达国家，达到世界领先的贸易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一、我国当下的经济形势

前不久，中央出台了二胎政策，结束了我国一对父母仅可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二胎政策的核心在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据相关报道显示，截止目前，我国的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并且正以每年800万的速度递增。尤其是今年，首次出现新就业人口低于退休人口，这表明我国正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以往我国引以为傲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大量劳动力缩减，在严重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经济力量也将逐步衰退。而二胎政策的提出，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还请拭目以待。

二、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的GDP水平较之三十多年前，翻了几番。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前，作为农业大国，人民处于食不果腹的生活之中，大面积贫穷，就业率偏低，对外出口量少，发展滞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我国逐渐加强对外贸易，鼓励外来资本进驻我国。在此政策下，国外大批企业纷纷来我国投资办厂，解决了我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对外贸易战略提出后，我国大量商品得以出口海外，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据2011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外汇储备额已达到30446.74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个外汇储备额超过3万亿美元的国家。另外，透过对外贸易，我国在工业领域引进了国际最先进的技术，为巩固我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保障。但同时，弊端也日益凸显，市场经济环境被破坏，一个良性的竞争环境正逐渐向恶性竞争演变。部分专家学者就此提出了异议，我国当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否是明智的选择?对此类问题，不得不引人深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大幅度拉低了我国的贸易壁垒，因此，我国必须转变贸易战略，以应对国际贸易的冲击。

三、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发展新思维

我国对外贸易的传统战略思维是出口导向型贸易，即以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但就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该思维过于陈旧，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了构成了巨大障碍。而依托市场竞争，采取相应战略调整，是目前尚可执行的有效策略之一：(1)在出口导向的基础上，重点培养国内具有竞争力的中小型企业。我国中小型企业众多，且拥有自己的科研团队和科学技术，创新意识高，创造能力强，发展势头不可小觑。政府应对以上这些中小型企业进行大力扶持，以扩大内需，提升我国经济水平。(2)实行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培养创新性人才，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学生沦为考试机器，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导致其在走入社会，在工作中缺乏竞争力。

四、结束语

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在国际经济贸易带动下，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全球经济结构也在不断演变，经济形势风云变幻，市场竞争力日益增强，对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带来了巨大冲击。以上，笔者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贸易战略做出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战略调整方案，以此希望我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早日成为国际市场中一面鲜艳的旗帜。

参考文献：

[1]袁青峰,张江涛.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选择[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2(01)：835-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