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理论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中医基础理论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一、中国当代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背景

在中国的民族医药中，可能没有哪一种向苗医药一样，医与药的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一方面苗药发展的形式喜人，但另一方面苗医院、苗医执业人员的发展及地位却相当尴尬。

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基于不同目的，纷纷将眼光聚焦于苗医苗药。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其中不可避免夹杂了经济利益的动因，这会让苗医药研究，特别是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充斥着浮躁，容易被经济上的短视所影响，从长远上会有害于苗医药基础理论的研究。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笔者首先亦承认当下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中存在一定的浮躁，且与经济利益的驱动密不可分。但不可否认，在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中许多研究者是抱着“赤诚”的学术之心进行研究的，不少项目支助资金来源于政府，而政府的目的虽然一部分是为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但更多的是对民族历史遗产的挖掘与开发。另一方面，不管基于什么原因，社会的共同关注本身也是利大于弊的。

另外，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中，也存在一个不太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苗医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苗药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瓶颈，而这一瓶颈就是苗医基础理论的缺位所导致的。为了突破这一瓶颈，不得不关注苗医的基础理论研究。到此，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逻辑是苗医基础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说是为苗药进一步发展而服务的，苗医的发展不是一种自觉主动式的，而是被动式的。

二、是否存在苗医的理论之争

由于这种奇特的“跛脚”现象，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只存在苗药不存在苗医。因为苗族的“迁徙”特点，苗族同胞为对抗疾病过程中吸纳了“迁徙”之路上所能接触到的一切医药知识，同时凭借大量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药物知识经验，因此形成了今天苗药“简、便、效、廉、奇”的特点，也由于此原因造就了苗药加工简单，苗医擅长治疗外伤、虫蛇咬伤。但在医学基础理论上，苗医不像藏医、维医等那样在借鉴古代印度、古代阿拉伯等医学知识的基础上诞生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医学。相反其中充满了大量“巫术”这类在今天看来完全不科学的因素，其较为可取之处中可以看到许多中医的影子。另外，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亦提出，当代苗医在基础理论上也呈现四分五裂的状态，彼此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很难调和，也没有哪一种理论具有足够压倒其他理论的优势，获得广泛的认可。笔者对此种观点并不赞同，笔者认为：首先，从医药的逻辑关系上来讲，不可能出现存在大量的苗药不存在苗医的局面。笔者承认，无医学理论支撑，仅仅为药物使用经验的积累和传承在人类历史上是存在的，这种情况下注定药物使用情况是零散、无体系化的，就是一种经验的简单堆积。但今天苗医在针对外科、内科、妇科、儿科、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上，均有自己独特的诊疗方法。比如苗医正骨、蛇伤疗法及九节茶治疗头晕、骨折、风湿疼痛等项目已经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次，苗医之中的确存在这一些远古“巫术”的因素，但这恰恰说明其产生时间久远，符合人类医学产生的客观规律。因为苗族处于“迁徙”之中，注定其作为一个团体存在时，是较为封闭的，因此苗族的一些传承已久的文化可以延续到今天，这其中也包括了苗医。第三，今天苗医基础理论不统一，彼此之间冲突较为激烈，甚至有的观点可能在后世看来是谬误的。但这只能说明苗医由于苗族所经历的特殊的历史原因，无法像中医、西方古代医学等可以在从容发展文化的基础之上诞生成熟的哲学体系，进而为其产生做好充分的铺垫。医学从本质上来说与其存在的社会所普遍承认的哲学相一致，哲学是从千千万万的具象中抽象出最普遍的一般性规律。因此具象是客观存在的，最普遍的一般性规律也就存在，只是现阶段暂时还未抽象出令人信服的最普遍的一般性规律，苗医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如此。

三、当代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常用方法

1、根据历史文献进行实证分析

苗医从目前的历史考证来看，具有悠久的历史，不少历史文献都有记载：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西汉刘汉《说苑》说上古有人名苗父……这个苗父就是黎苗族的巫师（巫医），巫师治病主要是祈祷禁咒术，但也逐渐用些酒草等药物。” 伤寒病发狂兼发斑疹的治疗，在《验方新编》一书中记录了苗人用癞蛤蟆贴敷治疗之秘方。“凡伤寒发狂，眼直舌强，或发斑疹，急用铜钱于脊背、两手弯、扇榕浴⒘酵韧涔纬銮嘧仙，随取癞蛤蟆一只（目红、皮红、腹无八字纹者勿用），破开去肠肚各物，贴心坎上，取蛤蟆肝煎水服之。并用煮熟鸡蛋，去壳，于刮伤处乘热滚擦，随滚随换，其病顿减，有起死回生之功。滚过鸡蛋埋入土内，不可使鸡犬误食。此苗人秘方也。”《贵州苗族医药研究与开发》介绍说：“经欧志安研究统计，《神农本草经》苗语记音的药草达1/3左右；欧氏尚发现，明代李时珍的名著《本草纲目》第一册有17种苗药，第二册有27种苗药。《本草纲目》还记载了不少苗族药物的形态、采集与药用经验。”这个介绍，一方面肯定了苗族医药在久远的古代就对中国传统医药知识体系建构产生了影响，同时，也是认同了欧志安先生为代表的“从古老医书研究苗族医药”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试图复原历史上的苗医，还原苗医的本来面目，并常常与同时期的苗族历史研究有着一定的关联度，但却存在着一种为了追求历史感而在一开始就没有自己独立知识体系和相应说明方法的缺陷。

2、从现存临床病例治疗经验入手进行实证分析

前文已提过现存苗医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在传承上多为家庭内部成员之间进行，不少苗医在传承过程中丢失了治疗方法基础理论，却保存了有关疾病的药方，所以在对疾病治疗过程中对病理及治疗基础理论无法进行清晰的阐述，当然更别提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在阐述时的保留。同时，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不可否认在民间也存在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因此，采用此方法的学者在资料收集时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难题：一、资料庞杂，且其中真伪难辨，特别苗医药传承上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要从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真实的材料，具有一定的难度，且在材料的选择上保持中立，不被其他因素所影响也是对研究者的考验；二、收集苗医药的第一手资料最好的地点是在苗族聚居的，苗族文化保持较完好的苗族村落，而当地往往使用苗语，且为保证材料的“原滋原味”，往往要求研究者对苗语有相当的了解，但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通晓苗语的不多，因此常常存在解读第一手资料时就已经存在失真；三、由于收集资料源于基层苗医药行医者或家中所传的已保留不多的医药知识，或在个人长期行医过程中所形成的个人心得，因此这些材料过于零散化，过于具象化，在收集资料后必须要进行普遍性论证，但在具体操作中，由于前两个原因的存在，使得这一工作的完成困难重重。因此，从材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到对研究者本身所应具备的能力要求来看，客观地说，目前作为研究苗族医药基础理论的资料，还远远不够的。现有研究成果在深度和可信度，还难以让人信服。

3、创立苗族医药理论

一些苗族医药研究者依托“八代苗医大师龙玉六秘传生成哲学与交环学说”，进行了一种带有哲学意味的理论建模，并演绎了一些试图解释其相应医理逻辑合理性的诊治原则和方法，其影响不小。

笔者认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同盲人摸象，仅为人类在认知上具有局限性的情况下不得不采用的从不同路径认识事物本源的无奈之举，但不管采用哪种研究方法，都应建立在历史上已有的和现存的苗医药的各种具象基础之上。

四、苗医药基础理论的几种代表学说

1、三界说

苗族医的三界学说是在苗族民间长期流传的一种人体功能区划分的学说，是一种类比自然界中物类相互关系来解释人体三大区域之间的联系的朴素理论。该学说将人体划分为树界、土界、水界三个区域，三界之间具有紧密的相资和相制的联系。树扎根于土壤，必须从土壤之中获得养分，土壤孕育着生命，但有赖于水的滋润才能肥沃，水是生命之源，但也有赖于树的运转和土的吸纳才能鲜活、灵动。只有三者协调人体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否则一损俱损，疾病产生。

2、四大筋脉说

苗医认为，筋与脉是人体两个关系十分密切的重要系统。它们既是各自独立的系统，同时彼此之间又具有紧密的联系。四大筋承担着指挥、组织、带动和协调人体运动的任务，四大脉则是向四肢和各组织供应其所需物质的主干，“筋为气道，医有脉行血”。筋脉与疾病的关系由于筋脉的重要生理功能，四大筋脉在疾病的产生和治疗中往往有着特殊的作用。筋脉的特点是“以通为用，以畅为安，以塞为病，以绝而亡”，而外伤、内损都有可能导致筋脉受损。苗医的筋脉理论与中医的经络学说有明显的不同。它在形态上相对模糊，不像中医的十二经脉、奇经八脉那样线路清晰而具体；但在功能上却较为明确。

3、苗医毒学说

苗医认为“毒为百病之源”，有“无毒不生病、无乱不成疾”之说，故对毒的治疗极为重视，也因此给其他地区的人民以苗人擅使毒的印象。苗医认为，毒祛病消，因此将除毒邪作为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苗医药经过长期发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祛毒邪的方法，主要有：解毒法、攻毒法、排毒法、拔毒法、克毒法，表毒法、赶毒法、清毒法、败毒法等等，被称为“去毒九法”。苗医根据不同性质、不同部位、不同程度的毒邪采用不同的祛毒邪的方法。

4、生成哲学与交环学说

该学说强调一切事物由搜媚若、各薄港搜、玛汝务翠三大要素组成，即物质、能量和条件，三者不能缺一的苗族生成哲学。该学说认为人体生理、病理、病因、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都与生成哲学密不可分。在病因上认为毒、亏、伤、积、菌、x是致病原因。

笔者认为，前三种代表学说过于肤浅，因为解决医药学基础理论的认知问题应当首先回应关于世界本源的问题，即世界是有什么构成的。不管是传统中医还是现代西医对此问题均做出了回答，并在此答案的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医药学基础理论：中医认为世界的本源是阴阳五行，人体的构成与平衡也离不开阴阳五行；现代西医从分子、细胞等现代物理、化学、生物学的角度认知世界，进而认知人体的构成与疾病。这种对世界的认知和对人体与疾病的认知形成统一，从哲学的角度对医学给予了有力的支撑。第四种代表学说笔者认为，生成哲学并不是建构在苗族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哲学范式。首先从其源头来说，其真实性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根据相关学者论文记载，生成哲学源于龙玉六传唱的苗族古老话《万物生成共源根》。但作为论证生成哲学的重要依据，首先在万物起源与构成的记载上，其真实性笔者是有所保留的。关于世界的起源，在苗学界公认的是“邃古之初，古老昔时。天地粘连在一起，日月贴合在一块。世间黑漆漆，宇空暗幽幽。”“重公”、“黎公”用锤和钻把宇宙打开的，而不是《苗族生成学》译文所说的“就分了天和地；先安日月，后配星斗，山、水、气都齐备。”“天气罩人，地气托天。其次，生成哲学一分为三的哲学模型在笔者看来不过是对中医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哲学模型的另一种稍作变化了的表述，其核心思想与苗族民间的各种各样“医文化现象”和“药文化现象”所遵循的传统知识体系的哲学思想是不同的。

五、结语

苗医药基础理论的构建应当放在一个更大的场域中进行探讨，即苗族的哲学问题探讨中来，这也是笔者认为在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缺憾。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需要各个方面苗族问题研究者的共同合力，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者在研究时眼光同样应当关注其他领域中关于苗族哲学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表明，医药学问题同样是世界的认知问题，人们在认知世界的同时认识自己――包括身体和心灵，另一方面在认知方法上会以已获得的认知外部世界的经验去认识自己，因此最终医学必将导向一种哲学问题。

参考文献：

[1]麻勇斌，论苗族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缺陷，贵州社会科学[J]，2006年1月第1期

[2]杜江、胡成刚、赵俊华、韦波，苗医“三界”学说探析，中国民族医药杂志[J]，2009年03期

[3]杜江，苗医“四大筋脉”学说的探讨，中华中医药杂志[J]，2006年第10期

篇2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8-0341-01

一、非文学翻译及其特点

非文学翻译，又称文件翻译，实用型翻译或应用型翻译。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非文学翻译在国际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绝大部分学者和译者认为出于非文学翻译的实用性考虑，其文本往往包含了很弱的文化性和艺术性，因此非文学翻译不过是简单的直译，硬翻。但事实是，语言本身作为文化的载体，不可能脱离文化而独立存在，甚至文化因素的翻译效果对译文的质量，乃至国际交流活动本身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没能处理得当，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比如说商务活动中经常涉及的合同的翻译，会引起法律和经济层面的问题；医用文本的翻译如若不当，则直接关系人命。因此译者应对非文学翻译中文化因素这一重要因素的处理予以重视。

二、中医翻译与文化差异

在非文学翻译中，中医翻译是一个相对特殊的领域，原因在于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其他领域相比其翻译显然涉及更为广泛的文化因素，所以其翻译难度也相对较高。

中医典籍涉及中国传统哲学、心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许多方面的内容。因此中医典籍的翻译可以在广义上理解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那么在翻译过程中就很可能出现源语在译入语当中，从理论体系到语言表达的完全缺失。比如中医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体现了中国古代独有的辩证思想，那么作为译者在英语语言文化中如果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对应语，怎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将信息和文化内涵展示在译入语读者面前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此外，中医典籍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文本用语具有很强的哲学色彩，这是不同于非文学翻译中其他文本用语所具有的简洁性特点的，那么在翻译时，应该或者能多大程度上保留文本用语哲学性的这一特点，也是译者应该认真考量的。另一方面，中医体现着道教和儒家的思想，也正是因为中医文化的独特性和中医典籍的哲学性，才造成了中医翻译的困难同时又很难被其他语言文化背景的人接受。鉴于中医文化的独特性，故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便尤为突出，这对译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三、中医翻译的策略和方法

假设译者在中医领域的专业知识是充足的，鉴于文化因素对中医翻译的重要作用，那么译者应该采用怎样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才能既准确传达中医医药学的语言信息，又不流失其独特的文化信息。笔者认为在中医典籍的翻译过程中，应该以归化法为主，辅以异化法；直译为主，意译佐之。

从中医典籍的翻译目的来看，它是用于推广中医治病防病的方法，弘扬中医独特的医疗理念及文化，一旦被采用可涉及人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若以异化法为主，翻译上就会迁就源语文化即中文的文化特征，虽然相对归化法它能够更大程度上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风格特色，但出于非文学翻译最大的特征―实用性，即中医典籍的翻译应该本着使译入语读者能够准确了解中医关于治病防病的知识和医疗理论的宗旨，笔者认为中医翻译应该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但这并不代表译者可以完全忽略掉文化在两种语言之间的传译，因为中医古籍之所以如此有味道，恰恰是在于它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宗教、哲学方面的思想和术语，一旦失去就会大大降低读者对其的兴趣。此外，笔者认为中医典籍的翻译也应采取以直译为主，意译佐之的方法，一方面直译能够使译文形神兼备，但出于中医典籍术语的宗教性和哲学性特征，直译的困难很大，所以要以意译法辅佐。除此之外，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扩大，译入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的了解和贮备量会不断增加，因此在中医典籍以致非文学翻译中，译者应该对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能力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准确定位翻译策略和方法。

但是笔者也注意到，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虽然能更为快速和有效的传达信息，使译入语读者顺利准确的理解文本内容，但这却削弱了源语文化的功能，有碍于文化的交流。长此以往，会削弱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四、结语

目前，中医翻译研究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中医典籍术语的宗教性和哲学性使得其翻译难度较大，制约了它在对外交流中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医典籍翻译，必须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因此为传达源语文本的语言信息，在采用归化法为主的翻译策略时，也要兼顾异化法以保留中医的文化特色，以便更好的弘扬中国传统医学。

参考文献：

[1]李长栓.非文学翻译[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篇3

[关键词]文化语境　翻译

1、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文化赖以传播的物质表达形式。语言和文化共生、共存。语言反映文化， 又受文化制约。由于语言和文化的这种难分难解的关系， 人们使用语言时总是必须参照特定的文化。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 言语行为不仅发生在特定的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 ion) ， 而且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既已明确了文化与语言相互依存的关系， 也就明确了文化与翻译的密切关系。没有翻译， 文化传播就无法进行; 没有翻译就没有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黄国文， 2002: 7)。翻译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译语文体的生成活动， 译者既要准确传递原文的内容、意图、风格等， 又要满足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译语读者的要求。“翻译中对原文的理解， 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 它受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张美芳， 2001: 29)。翻译是理解和表达的有机统一体。由于翻译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所以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首先阐述文化语境的含义及其对翻译的影响，然后探讨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语境。

2、文化语境的含义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2. 1 文化语境的含义马林诺夫斯基认为， 文化语境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 文化语境包括当时的政治、历史、哲学、科学、民俗等思想文化意识， 还包括同时代的作家、作品(刘润清， 1999:278- 284)。黄国文(2001: 124) 给文化语境下了这样的定义:“每个言语社团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社会规约、思维方式、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这种反映特定言语社团特定的方式和因素构成了所说的‘文化语境’。”2. 2 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由于语篇脱胎于文化语境， 文化因素自然会沉淀在语篇中。作为文化载体的语篇， 能够反映一个言语社团的社会、历史、心理的特征， 诸如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背景知识以及心理状态等等。因此， 对原语语篇的正确理解必须联系它赖以产生的文化语境。这里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例1 O n the subject of ext ra - terrest rial life—someth ingabout w h ich the co smo logist is frequent ly asked—he said he didno t believe aliens had visited Earth. If they had， he added， itwould have been“mo re like Independence Day than ET. ”关于外星生命——人们常常向这位宇宙论专家提到这类问题——他表示不相信有外星人造访过地球。他补充说， 即使有过， 其情形应该“更接近《独立日》而非《外星人》所描述的那样。”(《英语世界》99ö8， 12 页)显然， 这篇译文的最后一句只是语义层上的译文， 两部电影的片名是翻译出来了， 但其包含的文化内涵译文读者是无从理解的。实际上， 即使是读英文原文， 没看过这两部电影的或不了解这两部电影的内容的读者也是无法理解这段话的意义的。理解的障碍当然不在语言， 而是在文化背景知识。所以当译者作出下列译注之后， 理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独立日》和《外星人》， 这是两部美国科幻电影。《独立日》中的外星人极其凶悍， 大肆杀戮地球人; 而《外星人》一片中的外星人则善良、脆弱， 与地球上的小朋友结为伙伴。上面的例子说明， 译者必须结合原语语篇的文化背景才能正确理解并译出其真正涵义。如果说在理解阶段， 译者注意力的焦点是原作者， 那么， 在翻译阶段， 其注意力的焦点则是译语读者。这就要求译者既要尊重作者， 也要尊重读者。尊重作者也就是尊重原语文化， 对原语语篇的文化内涵， 译者要忠实地将语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传递给译语读者。尊重读者也就是尊重译语文化， 由于译语读者来自与原作者不同的文化语境， 译者在翻译时要考虑到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承受力。例如中国报刊上经常出现的“亚洲四小龙”， 在翻译成英文后变成“Four T igers ofA sia”。译者这样处理是考虑到原作者与译语读者所在的文化的差异。在中国文化里，“龙”是地位的象征; 而在西方文化里“dragon”是邪恶和恐怖的象征。如果将“亚洲四小龙”直译成“Four SmallD ragons of A sia”则会引起西方读者的迷惑不解:四个经济发达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在中国人眼里怎么变成了邪恶的东西?

篇4

隐含意图是指说话人与写作人的意图，它提供语言符号本身所不能提供的信息，使不足的信息得到补偿，使不清楚的话语得以澄清，使隐含意义以无言的形式传达到对方，帮助听话人找到多于画面的含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循辞以隐意，譬以指事也。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也就是说以躲躲闪闪的话来隐藏其含意，绕弯子打比方来暗指事理。意义曲折但须正确，文辞隐蔽但须浅露。在评述隐和秀的关系时，刘勰说：“隐者也，文外之重旨者也；秀者也，篇中之独拔者。隐以含意为工，秀以卓越为巧。”隐是文外所含的言外之意，秀是篇中最有见解的话。隐以文外含有另一层意思为工巧，秀以卓绝为巧妙。可见适当的使用语言的隐含意图会产生无与伦比的效果。

由于隐含意图的源出者并不直接把要表达的意思说出来，而是借助交际双方所共有的语言和文化背景，通过“借物寓意”， “借此说彼”等一系列以人的联想为基础的修辞手段，如隐喻、借代、委婉、反语、暗隐、暗讽等将内在的思想和动机含蓄地表达出来，它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在翻译中会给译者的理解带来很大的困难，稍有疏忽就会望文生义，使原文的信息和美学功能丧失殆尽，使原本可以体现的美学功能荡然无存。因此，在译文中怎么能像原文中那样通过适当的线索让读者推断出恰如其分的隐含意义又做到忠实于原文是译者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了准确的翻译原文的隐含意图，译者必须对原文的语言及其文化背景有较全面的了解，并且还要有较高的语境和审美意识及形象的思维意识，这样才不至于被原文的表达所迷惑，得其形而失其意，同时还要有较高的修辞意识和表达能力，避免悟出原文的言外之意后，得其意而忘其形。

一、译本中必须保留原作者叙述语气与作品人物话语的隐含意图

作者叙述语气与作品人物的隐含意图的主要功能是传递信息――传递语言以外更多的信息。它采用的并不是直截了当，概念明确的信息语言，而是一种含蓄性或形象性的手法，因而其语言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有了某种修辞效果。在语言交际中，其主要作用是信息功能，另外还有美学功能。在翻译中，译者应当尽力保留其隐含意图，通过不同的手段，让读者推断到其隐含意义，保留其美学功能。

王熙凤心眼颇多，话里有话，她的意图是说：“这通身气派只有出在我贾家这样的名门望族身上。”她用“竟不像”、 “竟是个嫡系的孙女”不时地提醒贾母，林黛玉毕竟是外姓人。而译文中，用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表达“竟不像”，a chia表达“嫡系”，不仅意思表达准确，而且还保留了王熙凤话语中的隐含意图，堪称译文中的点睛之作。

二、译本取消了原作者叙述语言和作品人物话语的隐含意图就会使译本失去含蓄意义，进而失去原文的美学功能

成功的文学作品总是留下很多空白让读者去想象。读者费力气去推敲，得到的是美的享受。如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取消了原来的隐含意图，虽然取消了读者的脑力劳动，同时也取消了审美过程，也等于取消了文学。

墨西哥著名作家富恩斯特曾经说过：“不管说出来的有多么多。没有说出来的总是要多得多。”译者在隐含意图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不能把所有的隐含意图全部翻译出来，结果，有的隐含意图表明了，有的没有表明，导致损害译作的整体风格，破坏了原作的整体美。

另外在译者对原作隐含意图的翻译过程中，由于解释学的偏离，往往会出现一些错误，这是对原作的歪曲，是对原文的背叛。

中国文化中，外亲和内亲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亲戚。作者用外亲的用意是说林黛玉不该见母亲一方的亲戚贾宝玉，而整个作品描写的是他们二人的亲密交往，暗示了她的悲剧人生，印证了和尚的疯话。译文用any relatives淡化了“外亲”，取消了原文的重要语用隐含。

因此，艺术上的空白是艺术和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之一，取消了话语隐含意义就等于取消了文学。

三、不能添加一个语用隐含或将原来的明示在译文中变成语用隐含

一个语用隐含便是一处艺术创作，原文中既然没有，就没有必要增加一个，这样既是不忠于原作，也是画蛇添足。译者可以有自己的语言符号的发明创造，但不能在形象上无中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