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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中国的变化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每当太阳升起,暖暖的阳光照在脸上,看着操场上飘扬的鲜艳的五星红旗的时候,一股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油然而生。“中国红”代表着喜庆,代表着建国之初的鲜血和汗水,也代表华夏儿女拳拳爱国之心。
几十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一片欢呼声中升起,在的宣读声中,“中国红”开始从东方站起。以前我们落后挨打,经济科技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经过改革开放的这些年,人民生活水平番了好几番,科技发展更是超越了亚洲的其他国家。中国红此时遍布全球,中国制造扬名海外。
建国几十年以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单从通讯上来看,智能手机普及全国,网络覆盖率远超其他国家,现在乡镇菜场、集市、卖场等都采用移动支付,大家出行也都是高铁、飞机,相比以前真的变化太大了。我遥想起小时候的泥巴路,一到下雨天脚沾着厚重的泥巴、鞋子里进水的场景,对比如今到处是柏油路、水泥路、高架天桥的现在,真的感叹中国的努力。
国庆的时候,在大阅兵的庆典上,我们看到了英姿飒爽的士兵们昂首挺胸的前进着,也看到我们国家研制的武器装备,也欣赏到了五十六个民族对祖国的献礼。花车、舞蹈、欢呼、掌声、挥动的小红旗以及朋友圈、微博不断刷屏的信息,让我们自豪祖国的强大与变化。几十年前我们还结束战乱,休养生息。那时候条件艰苦、人才缺乏、资金短缺,军事力量、经济能力、科研成果没有一个拿得出手。
庆幸的是,在党的领导下,在那些英雄的奋战下,我们的科技进步了,我们的经济提升了,我们不再是昔日贫穷落后的中国,雄起的东方红正在世界各地点亮我们的成果。基建规模世界第一、率先推出5G、高铁运营世界第一……相信未来,中国未来越来越好,人民越来越幸福,作为华夏儿女的一份子,我们为中华民族的美好的明天努力!
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是中国十三亿人民自己的节日。
56年前,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高飘扬,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华巨龙,在那天开始苏醒。
从宣布的那一天起,中国从落后一步步变为领航世界的巨头。在这56年里,中国从“拖拉机都需要进口的时代”一步步地发展为领跑世界的上大国家之一。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中国人任人欺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56年后的今天,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仰望红旗,我们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回想过去,看看今天,想想未来,我们应该多么珍惜着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56岁的中国,我们祝福您!
中图分类号F12;X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4)01-0007-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1002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挑战。《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的编制,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基础性工作,然而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内需求需要我们继续开展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的编制工作。鉴于此,香山科学会议于2013年6月18-19日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了以“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重点问题凝练与判断”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下称香山会议)。作为香山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气候变化的影响受到与会专家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会议指出,当前,对中国来说,一个核心基础问题是:气候变化对中国自然与经济社会系统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利弊如何科学界定?虽然国家和地方已经编制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方案,并开始了部分实践。然而,如何有针对性地根据气候变化影响的利弊,采取不同行动,合理利用气候变化的有利影响、规避不利风险,仍需要科学认识和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程度,从而实现有序适应气候变化,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会上,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专家组组长刘燕华参事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部署,特别提出要形成以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影响、气候变化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全球范畴的我国气候变化国策、减缓和适应的关系等为主题的专题报告,进而清除政策与研究之间存在的障碍与瓶颈,缩短我国发展战略、国际战略与气候变化研究的差距。根据会议要求,整合大量相关研究成果,经反复修改,遂成此文。
1气候变化对中国不同领域与区域的总体影响
气候变化的总体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不同领域和区域造成的直接影响;通过对水热格局、资源环境承载力影响造成对不同领域和区域经济社会系统的间接影响;减缓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间接影响。
1.1不同领域
(1)自然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分布、生产力、服务功能等形成可辨识的影响,并可能造成物种减少、生境栖息地退化等危害。东北多年冻土区伴随着气温的显著升高和降水量减少,植被覆盖显著下降[1];北方农牧交错带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下降[2-3],而新疆、青藏地区净初级生产力则呈增长趋势[4];内蒙古中部大部分地区的植被在总体上保持基本稳定,少部分地区的植被覆盖得到了明显改善,极少部分地区仍存在较强的植被退化或土地沙化趋势[5-6]。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还包括:树种分布变化、林线上升,物候期变化,生产力和碳吸收增加,林火和病虫害加剧等[7-11]。
气候变化使得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改变,使一些物种在原栖息地消失[12-13],如与上世纪中期相比,青藏高原东部青海湖地区豆雁、灰头鸫、白头鹞、鹌鹑和文须雀等26种鸟从湖区消失。此外,气候变化还可导致有害生物分布范围改变,危害加剧,并引起物种栖息地退化[14-16]。
(2)自然资源(水资源、能源等):气候变化导致不同区域的降水变化趋势不同。总体上,西部地区降水量增加趋势明显,华北、东北大部分地区降水减少,南方地区降水量有所增加[17]。海河、黄河、辽河等北方河流的实测径流量减少较为明显。
由于气候的变化,人们生产生活对能源的需求发生变化,北方地区冬季增暖明显,采暖日数减少[18];夏季高温则对空调技术、建筑物结构、隔热水平提出新的需求[19]。同时,减缓气候变化需要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加大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对能源供应结构形成影响[20]。
(3)第一产业(农业):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气候资源变化对农业生产影响利弊各兼[21]。在西北干旱区,一方面, 干旱区热量资源得以改善, 作物生育期延长, 天然植被气候生产力显著增加;另一方面, 干旱区热害与冷害等极端气温事件增加, 光照资源显著减少, 水资源严重缺乏和分布不均, 这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22]。东北地区热量资源持续增加,使得作物种植结构发生较大变化[23]。由于气候变暖造成了全国种植制度界限不同程度北移、冬小麦和双季稻种植北界北移,熟制的变化可能使种植制度界限变化区域的粮食单产增加。然而降水量的减少造成了雨养冬小麦-夏玉米稳产北界向东南方向移动[24]。1980-2008年气候总体变化趋势,包括气温、降水、太阳辐射等,分别导致了小麦、玉米和大豆产量降低了1.27%、1.73%和 0.41%,而水稻增加了0.56% 。其间受气候变化影响最敏感的区域和作物是我国北部和东北部干旱和半干旱区的玉米和小麦,在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气候增暖引起干旱加剧)的综合作用下,该区玉米和小麦生产已受到较大负影响[25-26]。
(4)第二、三产业(工业、建筑业、旅游业):气候变化对工业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但气候变化通过其对农业和自然资源的影响而间接地对第二、三产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生产来看,气候变化通过影响农业生产而使农产品生产和价格发生变化,从而影响那些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部门的生产[27];气候变化也可通过影响能源和水土资源的可获得性或交通运输成本而影响工业生产的布局和决策。从需求来看,气候变暖会增加对空调、冷饮和啤酒等工业产品的需求,促进其扩大生产规模[28]。
相对于工业生产,建筑业和旅游业受气候变化(尤其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影响会较大一些。气候变化将促使暴雨等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和强度增加,从而直接威胁建筑工程的施工进度和安全水平,也对建筑物的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提出了新的要求[29-30]。气候变化会引发环境景观与生物物种多样性的调整,毁坏当地的自然特色和人文旅游资源,从而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同时,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会致使地区交通停滞甚至瘫痪,气温和湿度等在短期发生骤变会影响旅游人数和逗留时间,从而影响旅游业的收益[31-32]。
(5)社会系统(城市、公共健康、重大工程):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事件增加、水资源短缺等问题可能较大影响社会民生发展。随着极端降水频率的增加,城市内涝频发[33];气候变化引起的高温热浪等极端天气不仅直接影响人体健康[34-35],同时也会使传染性疾病的患病风险增加[36-38];气候变化对若干气候敏感性极高的重大工程具有重要影响[39-44],包括:沿海核电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山地灾害防护工程、寒区公路铁路工程、沙漠化防治与水土保持工程、内陆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等。
(6)自然灾害:在气候变化影响下,大部分地区极端天气事件的频次与强度显著增加[17,45-46],包括:极端干旱、洪涝、冰雪冷冻、高温热浪等。年均极端高温的次数上升,而年均极端低温的次数有所减少;华北与东北部分地区干旱化有加剧的趋势;长江中下游、西南部分地区洪涝灾害频次与强度显著增加。
1.2不同区域
华北地区总体暖干化趋势明显,水资源紧张态势加剧,气候变暖导致的热量增加也影响该区的农业产量及布局[47-49];东北地区最明显特征是热量资源增加,然而东北西部地区干旱趋势同时加重,农作物由于积温增加,种植面积扩大[50-51];华东地区受到的最显著影响为气温升高导致的高温热浪对人体的影响[52],以及日趋加重的洪涝灾害;华中地区近年洪涝灾害加剧,湿地面积减少,且部分虫媒疾病传播范围扩大(如血吸虫、钉螺)[53-54];华南地区热带气旋个数减少、强度增加,而且海平面上升明显,进而导致的红树林和珊瑚礁生态系统退化严重[55-57];西南地区大部分区域增暖,而四川盆地的气温存在明显的下降趋势,干旱、洪涝灾害频次增多,程度加重,山地灾害呈频发趋势,同时西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退化、岩溶石漠化加剧[58-62];西北地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冰川退缩,降水总体增加,农业产量有所增加[63-64]。
1.3减缓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虽然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系统会产生直接影响,但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是应对或减缓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即通过采取减缓措施而产生的间接影响为主。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包括实施碳税、碳关税、碳交易等经济政策措施和推广低碳环保技术等技术措施,这些措施的采用将对社会经济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65-68]。
从短期来看,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将对中国社会经济系统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高耗能产业的影响最为明显;但从长期看,部分负面影响会逐渐被正面影响(如有利于扩大政府税收和低碳经济投入,促进节能减排技术、清洁能源产业和绿色经济的发展等)所抵消。不同减缓措施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总结如下:
(1)碳税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但要付出能源密集型部门产出下降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等经济发展成本。现有很多研究表明碳税对降低碳排放具有明显的效果;然而,征收碳税将提高能源使用价格,显著拉升能源密集型产业(也是高排放)部门的生产成本,对其产出和出口产生较大负面影响。虽然由于资源配置效应,征收碳税对低排放产业部门的产出和出口有促进作用,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从总体上看是以高耗能或高排放的产业为主,总体经济增长、社会经济福利和就业将受到一定负面影响[68]。
(2)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对全球碳减排的效果不很明显,但对我国产品出口和经济发展产生较显著的负面影响。为了避免自身产品竞争力下降与碳泄露,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将对未承担约束性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国家征收碳关税。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而且出口产品中隐含碳排放量较高,欧美等发达国家所征收的碳关税将对我国高耗能行业出口、产出和总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69-71]。特别是碳关税政策具有较强的效仿效应,发达国家同时实施碳关税政策在短期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将更为显著。现有研究表明:虽然碳关税对全球减排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效果非常有限。
(3)采用低碳环保技术将促进国内企业的转型升级并减少碳排放,虽然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发展将产生负面影响,但从长期上看,有助于培育出新的行业和经济增长点[72-73]。短期内,采用低碳排放技术需要企业增加设备和技术的投资,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对国内生产和市场占有份额以及产品出口将产生负面影响。但从长期上看,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企业长期平均生产成本,有助于企业生产的转型升级,提高企业长期竞争力。同时,随着低碳排放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将培育出新的行业(如新能源行业)和经济增长点,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气候变化影响利弊共存、弊大于利
气候变化对中国的不同领域与区域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影响,总体上利弊共存,弊大于利。
2.1有利影响
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对我国有利的方面包括:①气候变暖导致的北方部分地区种植制度界限变化区域粮食单产增加;②部分高、寒地区热量资源增加、作物生育期延长,如青藏河谷、东北地区,使得种植品种、范围都明显增加;③西北地区降水增加,气候由暖干化向暖湿化发展,青藏高原、内蒙古等部分地区植被覆盖度得到显著改善,有利于遏制荒漠化趋势;④短期温度上升可能使作物产量有所增加;⑤冰川融水增加,使得塔河等流域径流量增加,有利于西北干旱区绿洲农业的发展;⑥中国森林生物量碳库累计增加;⑦气候变暖会增加对空调、冷饮、啤酒等部分工业产品的需求,促进其扩大生产规模。
减缓气候变化措施间接影响的有利方面包括:①有助于节能减排技术和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形成新的产业部门和经济增长点;②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向低碳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有效降低经济发展对石化能源的依赖和污染物排放,为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提供契机。
2.2不利影响
气候变化的近期直接影响不是十分明显,而中长期高幅度增温负面影响比较突出。主要包括:①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频率与强度的增加,可能造成重大的自然灾害损失;②降水时空变化的空间差异,导致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洪涝干旱频繁发生,部分地区的水资源极度匮乏可能加剧;③大幅升温将加剧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导致生产力与服务功能下降,生境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甚至导致部分物种灭绝;④沿海地区海平面上升,风暴潮频率、强度增加,海岸侵蚀和咸潮入侵加剧,并显著影响海岸带生态系统;⑤极端农业气象事件导致作物产量降低,农业病虫害增加;⑥气候变化引起的人体健康问题、重大工程建设问题等;⑦极端气候事件对旅游业影响较大。
应对或减缓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在短期内将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主要包括:①提高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国内产品生产价格,对高排放企业的产出和出口产生不利影响;②对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GDP和就业的增长将有所减缓。
3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
为了有效适应气候变化,合理利用其有利影响、规避不利影响,从而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3.1趋利避害
趋利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方面,目前较多地表现在农业上的适应。针对气候变暖的事实或未来气候变暖的情景,充分利用气候变暖带来的热量资源和无霜期延长等有利条件,采取调整种植结构和作物布局、改变耕作制度、提高复种指数和开发新品种等一系列措施,提高作物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同时发展反季节果蔬[74-77]。
在趋利的同时,由于气候变化对农业、水资源、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近海和海岸带环境、能源、重大工程、工业、交通、区域发展等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需要采取避害的适应措施[74-85]。包括:适应国家战略的制定、气候变化影响与风险的监测评估、适应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支持、公众意识的提高、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
3.2有序适应
为避免人类无序适应活动所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需要开展相应的科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协调不同部门以形成有序适应,从而实现科学应对气候变化,达到“有序应对、整体最优、长期受益”。包括: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加强气候变化及极端气候事件影响机理的实验与综合评估模型研究,开展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与风险分析,评估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以及全球持续升温情景对各领域和区域的综合影响;加强气候变化适应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气候变化适应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与规划的结合研究,开展适应气候变化政策制定和立法研究,以及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研究[86];强化不同部门与领域的协同协作,加强多维知识和学科领域的联合,紧密结合现有政策、规划以及资源管理、社区发展、增进生计能力、持续发展和风险管理等相关决策过程,强化适应能力[87]。
3.3定量适应
加强定量适应气候变化研究,并付诸实践。定量适应主要包括:①加强气候变化的定量影响与风险监测评估,尤其区分不同驱动因素的影响,从而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定量目标;②加强适应技术和措施的定量成本效益分析,通过开发成本-效益分析、多目标分析和风险-效益分析等方法定量评估适应的效果[88-89];③需要借助定量和定性方法,对不同适应措施和技术进行不确定性分析,明晰它们的风险、适宜性和优先性,判断其适应效果,进而可为未来不同时段的适应措施选择提供科学依据[90]。
3.4主动应对
减缓气候变化(或减排)将减缓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在短期内的经济和就业增长,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①逐渐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扶持低碳行业的发展,在国内外实施碳税和碳关税前有效地降低高碳排放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以减少未来碳税和碳关税实施对总体经济发展的影响;②深入研究碳税、碳关税和碳市场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做好应对发达国家对我们征收碳关税以及我国征收碳税和实施碳市场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等的准备;③深入研究各种技术减排措施的成本与效益,在短期内对减排和经济增长目标进行权衡;④加大减排技术研发投入和技术引进以及经济结构调整,促进节能减排技术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使其成为我国新的产业与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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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9-0135-02
普惠制,普遍优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 GSP)的简称,是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出口的商品,特别是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一种普遍的、非歧视性和非互惠的关税优惠制度。它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共同争取的结果,其税目是国际贸易关税中最低的一种,比最惠国税率低1/2~1/3。普惠制具有三项原则:普遍的、非歧视的和非互惠的原则。欧盟(原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71 年建立普惠制,允许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以低于正常关税的税率进入欧洲市场。但从1996 年开始,欧盟相继三次对普惠制内容进行了重大调整,减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受惠” 产品。
一、欧盟普惠制的演变与发展
1995前欧盟普惠制方案由两大部分组成:即普惠制原产地规则和具体产品的普惠制实施方案。具体产品的给惠方案由四部分组成:农产品给惠方案、一般工业产品给惠方案、纺织品给惠方案和钢铁制品给惠方案。1995年后欧盟普惠制方案的重大调整:建立了“毕业制度”,包括国家毕业和产品毕业,缩小了优惠幅度。
(一)1995―2004年普惠制的基本内容 [1]
1.将工业产品给惠方案和农产品给惠方案合并为一个方案。合并后,其管理内容为一般安排、特殊鼓励安排、全部或部分撤销普惠制方案、共同条款和过渡性条款,给惠产品根据其敏感程度被划分为非常敏感产品、敏感产品、半敏感产品和不敏感产品四类,普惠制税率则按产品的敏感程度依次定为协定税率(最惠国税率)的85%、70%、35%和免税。
2.继续实施“毕业机制”。欧盟将毕业分为产品毕业和国家毕业。欧盟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考虑是否对一个国家某个行业实施毕业:从“量”来说,如果一个国家在受惠项下出口到欧盟市场的产品超过了所有受惠国家出口到欧盟的同类产品的25%,那么欧盟就会决定把这个国家的这个行业从欧盟的普惠制方案中排除。从“质”来说,欧盟引进了两个指数,一个是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指数,另一个是这个国家某一行业发展水平的专业化指数。
3.对原产地规则进行调整。在原产地规则上增加了给惠国成分条款,规定受惠国从欧盟任一成员国进口原料、零部件加工制成产品后,再出口到欧盟时,这些来自欧盟的原料、零部件均可视为受惠国的原产品;同时,对加工清单做了部分修改,总体上对原产地标准有所放宽。
(二)2005―2008年欧盟普惠制的基本内容
2005年6月27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有关欧盟新的普惠制方案的第980/2005号条例。新条例对现行的有关普惠制的第2501/2001号条例作了重大修正,将于2006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直到2008年底。欧盟主要通过以下措施来调整旧的普惠制方案:第一,优惠的对象强调向最不发达的国家倾斜。欧盟将通过“毕业机制”,也就是,通过收回对某些国家的某些产品,特别是收回产自某些受惠国的最具有竞争力的产品的普惠制待遇,来优先考虑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和经济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第二,毕业程序更加透明、简化。现行的多重“毕业标准”包括优惠产品的份额、发展指数和出口专业化指数,新的普惠制将以上的多重“毕业”标准修改为单一的标准,即优惠产品的份额标准。第三,改进原产地原则。确定第三国进口货物的原产地是欧共体对不同国家的产品给予不同的关税待遇的前提。
(三)2009―2011年欧盟普惠制方案的基本内容
欧盟委员会于2008年7月22日公布了2007/0289(CNS)普惠制修订条例,从2009年元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实施新的普惠制方案。
法规议案对附件1作出修订,该附件罗列了不享受普惠制的产品类别。经修订的附件1保留了大部分在现行法规下不享受优惠的中国内地产品。欧盟对特别奖励安排(GSP+)作出较大幅度的修订,该制度的受惠国须遵守法规议案附件3所列的一切公约的审批及实施准则,有关公约涉及劳工标准、人权、环境等。法规议案也对理事会采纳普惠制优惠撤销法规的期限作出程序上的修订。新法规对“武器以外所有产品安排”作出修订,增加对用于提炼产品的原蔗糖实施的关税配额。
需要强调的是,普惠制法规议案并无更改现行法规的基本条款。在新法规下,中国香港对欧盟出口的产品仍不能享受普惠制待遇,中国内地产品则仍可享有若干关税优惠。
新方案与以往普惠制方案比较,有以下特点 [2]:
(1)简化普惠制方案。将以往的普惠制五种安排减少为三种:一是针对大多数受惠国的一般安排,把产品分为敏感和非敏感产品,优惠幅度在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的基础上减3.5个百分点或免除关税。二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阿富汗、孟加拉、不丹等50个国家可享受到除武器以外的所有产品都免关税、免配额的优惠待遇。三是用鼓励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特殊安排,取代以往的鼓励劳动权利保护、鼓励环境保护和反非法生产和交易的三种安排。(2)增加普惠制方案毕业机制的透明度。
二、欧盟普惠制调整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一)欧盟普惠制的积极影响
普惠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利用普惠制可以提高中国出口产品(尤其是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扩大出口;利用普惠制以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来吸引外商来中国投资办厂或开展“三来一补”业务,有利于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可加速推进中国出口产品的国产化进程,促进我出口产品结构向有利于我工业化发展的方向转化;可促进外国旅游者在华购买高档旅游纪念品,从而促进我旅游事业的发展;可使我出口产品节约税金,促进国际交流;此外,利用普惠制,做好普惠制签证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中国运用国际贸易政策与国际贸易惯例接轨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欧盟普惠制调整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 [3]
1.削弱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优惠幅度减小或取消优惠关税意味着关税台阶的提高,对中国企业的出口无疑会形成冲击。面对仍享受优惠关税的其他国家的产品,中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力会大大削弱,尤其是那些微利销往目标国的产品在目标市场上将更难立足,市场份额将缩小甚至丧失。 如彩电、 微波炉等利润已微乎其微的家电产业,在欧盟市场将难以立足。
2.影响制造业领域的跨国巨头转移投资。享受普惠制是许多跨国集团考虑投资的前提之一,从长远看,普惠制一旦被取消,由于企业出口成本增加,继续在中国投资生产而被取消关税优惠产品出口,势必会造成利润下降,只有一些外商继续看好中国,毕竟中国是个很有发展潜力的大国,但很多外商企业还是会因为普惠制优惠政策的取消,将影响投资利润的下降而放弃对华投资。
3.改变中国的出口结构。如果欧盟严格执行普惠制毕业机制的话,部分中国毕业产品将不得不慢慢退出欧盟市场,而未毕业仍享受普惠制的商品会得到更多地生产和出口,这将使中国的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
三、中国应对欧盟普惠制调整的对策
为减少欧盟取消对华部分产品的普惠制待遇的负面影响,并预防其他给惠国效仿欧盟的做法,中国应该调整战略,规避不利规则,并采取适宜的应对策略来积极适应欧盟普惠制的变化。
第一,优化出口结构,主动避开“毕业”产品,扩大非“毕业”产品的出口。根据欧盟普惠制毕业机制的产品分组和每年审定的特点, 适时调整向欧盟出口的产品种类,以尽可能减少产品毕业的可能;中国出口的商品类别主要是化学品、皮革制品、针织服装、鞋类、玩具等,这些大多是已经从普惠制方案中“毕业”或即将“毕业”的产品。而计算机产品、集成电路、交通工具等可享受普惠制待遇的产品出口所占份额极小,享受到的普惠制优惠也较大,同时,由于中国的机电产品技术含量低、质量和服务均逊色于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只能靠降低价格来增强竞争力,其结果是出口的总体效益降低,贸易条件恶化。所以,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中国外贸企业要转移对已经或即将“毕业产品”的投入,转向出口有“普惠制”资格的新产品 [4]。
第二,提高利用普惠制待遇的技巧。一般来说,普惠制减免关税的直接益处是由进口商、零售商和最终消费者等享受的,而中国则通过出口量的增加获得了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发展生产等根本性收益。但是,对于稳定畅销、短缺、紧俏而中国又能把握市场的商品,也可通过与进口商磋商,适当分享普惠制减免关税的直接好处。例如,适当提高售价,分享关税减免优惠。在对给惠国市场行情、普惠制的关税优惠幅度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市场巩固的畅销商品,可适当提高售价。又或者在合同中订立专门条款,分享普惠制利益。
第三,推行市场“多元化”战略。如果某一产品在欧盟不能享受普惠制待遇,并不代表它在其他发达国家也不能享受优惠。应着力开拓除欧盟以外的其他给惠国的市场,如加拿大、俄罗斯、新西兰等国,以弥补因欧盟取消对华关税优惠而造成的相关产品的出口损失 [5]。
第四,发展境外加工贸易,实施“走出去”策略。 避开“毕业”限制欧盟和其他给惠国的普惠制方案都将受惠国分为两类, 一类是发展中国家,另一类是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从欧盟普惠制看,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将长期给予更为优惠的政策。因此,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可考虑将毕业或即将毕业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有计划地向那些仍享受普惠制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在符合有关原产地规则(这个条件很重要)的条件下,充分利用欧盟的普惠制。
参考文献:
[1]向灵彦.欧盟普惠制调整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5.
[2]朱江洁,王少梅.关注欧盟普惠制新方案,积极应对普惠制毕业机制[J].陕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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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美日欧贸易摩擦逐渐升级,至使发达国家也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发源地。尤其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的持续不景气,加剧了行业间乃至国家和地区间贸易的不平衡,使得新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严重问题。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手段和新措施
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其理论依据、政策手段、目标对象和实施效果都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显著的区别。发达国家采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变化和新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类:加大使用传统贸易壁垒限制措施的力度。在频繁对我国使用反倾销和保障措施外,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开始利用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地位、特保条款,以及纺织品出口措施针对我国实施不公平贸易手段。
第二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WTO成员国为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开始由采用传统的关税壁垒转向采用隐蔽性较强的以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等形式为主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措施。
第三类:频繁使用知识产权保护手段进行贸易保护。知识产权历来是发达国家维护其技术和产业的垄断地位,对发展中国家失压的重要工具。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借助知识产权等法律形式,貌似公正合理,制约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扩大贸易投资活动,由此产生的争端和纠纷也日渐增多。在未来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337调查可能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
第四类:各种贸易手段轮番使用。反倾销手段打的是“价格”牌,特保措施打的是“数量”牌,技术性贸易壁垒打的是“质量”牌。美国、欧盟和日本一直变换手法,对中国实施严厉的贸易保护措施,他们主要用“提高标准”、“增加检验检疫项目”和“技术法规变化”等方法来形成贸易壁垒。同时,绿色贸易壁垒作为新的限制手段,打的是“环保”牌。
二、对中国所应采取的应对策略的一些思考建议
1.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根本,扩展对外贸易有相应的策略。一些专家学者撰文立著,从古典政治学先驱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论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从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引经据典的论证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国际贸易是自由贸易,但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纺织品设限,却不符合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理论。一些专家学者开始责问美国和欧盟:“200年前欧洲人就开始向全世界推销他们的自由贸易政策,今天,当中国工人生产的价廉物美的纺织品运往他们的市场时,为什么这些自由贸易的鼻祖们摇头说‘NO’呢?”在这里,我们不能忘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市场竞争的本质是资本竞争。国际贸易的实践和马克思的理论揭示告诉我们,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在本质上是为资本服务的,认“利”不认“理”,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根本,自由贸易理论是为资本谋取最大利益服务的,有利可图就讲“自由”,无利可图就不给你“自由”。这就要求我们在面对美国和欧盟在对外贸易的不合理设限时,既要据理力争,又要从最坏处考虑,善于在“不自由”、“不合理”的处境中扩展对外贸易,要有相应的策略。
2.在应对中美和中欧纺织品贸易中,各级政府必须负担起引导、调控、保护和管理市场经济的重要职责。其实,世界上任何市场经济都不是完全自由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只是西方经济学的一种假设。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正确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要被其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自己都不相信、不去付诸实践的不科学理论观点所误导。我国还是一个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生产力水平低、结构性矛盾突出和发展不足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强化经济调节职能、市场监管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充分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能该管的也不去管。
3.继续完善有关立法,推进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为企业应对国内外经济事务提供有效服务。随着开放的扩大和加深,企业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联系和来往更加密切,各种法律和社会服务需求也愈来愈多。仅就应对国际贸易纠纷,就不仅仅是要求有法律服务,帮助打官司。实际上需要一系列社会服务,才有条件应对各种名目的贸易纠纷。
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非关税壁垒政府作用应对措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美日欧贸易摩擦逐渐升级,至使发达国家也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发源地。尤其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的持续不景气,加剧了行业间乃至国家和地区间贸易的不平衡,使得新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严重问题。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手段和新措施
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其理论依据、政策手段、目标对象和实施效果都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显著的区别。发达国家采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变化和新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类:加大使用传统贸易壁垒限制措施的力度。在频繁对我国使用反倾销和保障措施外,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开始利用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地位、特保条款,以及纺织品出口措施针对我国实施不公平贸易手段。
第二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WTO成员国为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开始由采用传统的关税壁垒转向采用隐蔽性较强的以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等形式为主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措施。
第三类:频繁使用知识产权保护手段进行贸易保护。知识产权历来是发达国家维护其技术和产业的垄断地位,对发展中国家失压的重要工具。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借助知识产权等法律形式,貌似公正合理,制约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扩大贸易投资活动,由此产生的争端和纠纷也日渐增多。在未来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337调查可能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
第四类:各种贸易手段轮番使用。反倾销手段打的是“价格”牌,特保措施打的是“数量”牌,技术性贸易壁垒打的是“质量”牌。美国、欧盟和日本一直变换手法,对中国实施严厉的贸易保护措施,他们主要用“提高标准”、“增加检验检疫项目”和“技术法规变化”等方法来形成贸易壁垒。同时,绿色贸易壁垒作为新的限制手段,打的是“环保”牌。
二、对中国所应采取的应对策略的一些思考建议
1.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根本,扩展对外贸易有相应的策略。一些专家学者撰文立著,从古典政治学先驱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论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从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引经据典的论证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国际贸易是自由贸易,但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纺织品设限,却不符合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理论。一些专家学者开始责问美国和欧盟:“200年前欧洲人就开始向全世界推销他们的自由贸易政策,今天,当中国工人生产的价廉物美的纺织品运往他们的市场时,为什么这些自由贸易的鼻祖们摇头说‘NO’呢?”在这里,我们不能忘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市场竞争的本质是资本竞争。国际贸易的实践和马克思的理论揭示告诉我们,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在本质上是为资本服务的,认“利”不认“理”,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根本,自由贸易理论是为资本谋取最大利益服务的,有利可图就讲“自由”,无利可图就不给你“自由”。这就要求我们在面对美国和欧盟在对外贸易的不合理设限时,既要据理力争,又要从最坏处考虑,善于在“不自由”、“不合理”的处境中扩展对外贸易,要有相应的策略。
2.在应对中美和中欧纺织品贸易中,各级政府必须负担起引导、调控、保护和管理市场经济的重要职责。其实,世界上任何市场经济都不是完全自由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只是西方经济学的一种假设。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正确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要被其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自己都不相信、不去付诸实践的不科学理论观点所误导。我国还是一个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生产力水平低、结构性矛盾突出和发展不足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强化经济调节职能、市场监管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充分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能该管的也不去管。 3.继续完善有关立法,推进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为企业应对国内外经济事务提供有效服务。随着开放的扩大和加深,企业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联系和来往更加密切,各种法律和社会服务需求也愈来愈多。仅就应对国际贸易纠纷,就不仅仅是要求有法律服务,帮助打官司。实际上需要一系列社会服务,才有条件应对各种名目的贸易纠纷。
中国的核政策如何?笔者认为,有点微变化,具体而言,从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2013年12月为第一个阶段,其后为第二个阶段。为什么呢?
之前,中国的核政策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始终奉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无条件地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贸易条件是用来衡量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出口相对于进口的盈利能力和贸易利益的指标,反映该国的对外贸易状况,一般以贸易条件指数表示,在双边贸易中尤其重要。在国际经济学中,我们对贸易条件的定义为一国出口产品的价格除以进口产品的价格,当价格比上升时,我们就说该国的贸易条件改善,下降时即是贸易条件恶化。
下面我就从经济增长,收入转移,以及贸易政策三个方面分别考察它们对中国贸易条件的综合影响。
首先,从经济增长方面考虑。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都呈现高速增长态势,近20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可以说经济呈现爆炸式增长。但不幸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却呈现恶化的趋势。从世界银行提供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贸易条件指数(以不变美元价格计)下降了20%(2000年为100,目前为80左右),如果剔除掉2007到2008年间石油价格的异常波动,那么中国的贸易条件指数实际下降10%左右。
按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使一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偏向于出口产品的经济增长成为出口偏向型增长,反之为进口偏向型增长,而出口偏向型增长会是本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但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利;进口偏向型增长有利于改善本国的贸易条件,但世界其他国家则为此付出代价。
具体到中国来看,中国通过加工贸易模式而实现的出口大都是技术含量较低、劳动要素密集的工业制造品,而由于我国在近20年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解决广大群众的就业问题,因此我国近些年来进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也是建立在出口偏向型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就导致我国贸易条件随着经济增长反而恶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我国通过加工贸易所出口的产品有较高的替代性、技术含量低、国际竞争激烈、主要靠成本优势出口的特点,所以我们的出口产品涨价的空间非常小,这也是导致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之一。
第二,从收入转移方面来分析。通过国际经济学理论我们知道,如果收入转出国对出口产品的边际支出倾向比转入国高,那么收入转移使转出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反之,如果转出国对出口产品的边际支出倾向比转入国低,那么转出国的贸易条件就会改善。
分析中国的时候,我们应把中国分别作为收入转出国和转入国分析。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我们的人口众多,而且各地区发展水平不均衡,我们作为转出国的对外援助相对较少,其中主要是向非洲等第三世界贫困国家的转移。我们中国的援助大都以项目的形式进行,所以非洲的被援助国家并不会拿援助买中国的出口商品,因此从收入转出国的角度看我国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当中国作为国际收入转入国,即被援助国家时,中国所利用国际援助的方向大多数在扶贫、教育、艾滋病防治、环境保护、政府管理、紧急救灾援助及灾后重建等方面,而对收入转出国的出口商品购买很少,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的贸易条件是改善了。
综合中国作为收入转入国和转出国两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贸易条件的改善远大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因为毕竟中国现在还是地区发展很不均衡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对外转移支付的金额有限,而作为收入转入国的比重更大,所以从两个角度的综合考虑,在转移支付方面中国的贸易条件是改善的。
第三,从贸易政策方面来分析。国际经济学理论中提到,进口国对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会使本国的贸易条件改善而外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出口国对本国的出口产品进行补贴会导致本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外国的贸易条件改善。
中国加入WTO以后,大幅度调低了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而且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国内市场庞大,所以进口关税的改变对国际相对价格的影响较大,关税的降低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加入WTO以后,其他国家对我国所征收的进口关税也大幅度降低,这相反使得我国的贸易条件改善。从我国加入WTO以后的实践中看,在双方均降低关税的情况下,我国的贸易条件得到的改善显然远远大于恶化的程度,所以我们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受益颇大。
从出口补贴分析,由于我国长期采用的是鼓励出口的发展战略,我国的贸易补贴幅度也比较大,这样就直接导致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往往出现中国生产的产品,外国的售价反而比中国国内的价格低的状况,而且补贴政策也导致了我国贸易条件的很大恶化。另外,我国所实行的补贴比较多的用于制造业而不是高新技术产业,这也直接使得了我国出口偏向型经济增长的出现,更加加深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所以在以后的对外贸易中,我国的补贴向哪个产业发放,发放多少补贴,都是需要慎重思考的事情,我们不能只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长远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的机会。
综合以上三个因素的影响来说,我国近20年的贸易条件确实恶化了,更为严峻的状况是我国人口红利越来越小,在沿海地区出现了“用工荒”的现象,我们的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便宜的状况将会改变。这就要求我国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减少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依赖;扩大内需,让普通百姓也体会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这也给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带来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遇,我们这一代人更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为中国的平稳快速发展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
这个特殊的门店是公司在上海的旗舰店,同时承担着员工培训场地的功能,统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苏嘉麒(Jackiesu)谈到,该公司从7-11中国(7-ElevenChina)获得了在这个城市运营7-11便利店的授权。“我们在祖国大陆面临的最困难工作,就是培训员工如何迎接顾客。这是我们在台湾无需任何培训的环节……我们认为,迎接顾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说,“但是,在这里,人们没有这个习惯。”苏嘉麒于1992年在自己的出生地中国台湾加盟统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他确信,热情迎客的气氛,再加上高质量的商品,很快就会帮助7-11击退上海市场激烈竞争的威胁。
便利店已经成为以中国日益富裕的年轻人为导向的消费者文化的一大特色,同时,从塞满软饮料和小吃、只开一个窗口的夫妻店,到利用精良的分析系统让其货架摆满各种食品的现代化食品供应商,中国街头的便利店包罗万象。咨询顾问机构通亚公司(Access Asia)根据来自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hina Chain Store and FranchiseAssociation)的数据估算,中国38万家农村和城市便利店的年度总收入达到T4250亿元(合620亿美元)。
上海一路领先,有大约5000家门店为2000万居民提供服务。在这个城市中,一个街区拥有多达三家便利店并不少见,有时候,便利店比邻而居。当地的连锁店包括好德(All Days)、可的、快客(Ouick)和良友(Buddys)。联华集团所有的快客便利店规模最大,拥有1300家门店,在上海便利店的全部销售收入中占有25%的份额。“从商店的数量来看,快客充分利用自己与当地政府的联系和关系,已经成为本土企业中的老大。”总部设在伦敦的行业信息提供商星球零售(Planet Retail)的零售分析师邱玉君(音)谈到。
但是,快客也面临着亚洲其他强大竞争对手的威胁,特别是全家(Family Mart),这个企业已经引起了7-11的警惕。现在,两个公司的高管团队都在充分利用在其他海外市场修炼的专业能力来发展业务,而这些专业能力有可能成为上海便利店行业的王牌。
全家在上海居于领先地位,2004年,该公司首家便利店开张,现在已拥有400家门店。全家之所以选择上海启动自己的战略有几个理由:“这个城市在中国拥有最强的购买力,同时,和北京比起来,因为它有很多小巷和小路,所以,上海还是个必须步行的城市。”全家副总裁原田满义(Mitsuyoshi Harada)说。与北京更宽阔的大道以及出行更依赖私家车的状况比较起来,上海受欧洲影响的城市布局,使购物者更容易顺路在便利店迅速完成购物过程。此外,上海人口密集度很高,并拥有生气勃勃的购物文化。
与此同时,在中国内地赢取市场份额的早期尝试彻底失败之后,最近,日本的7-11将其在上海的全部特许经营权转让给了中国台湾最大的食品集团统一企业(Uni-President Group)的子公司统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这家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战略最初聚焦于北京,现在在北京拥有92家门店,在附近的天津开设了两家门店。然而,7-11在上海的业务自2009年启动之后也正在赶上来,现已拥有54家门店。
发现一种新的模式
上海便利店的强大竞争者来自取道中国台湾的日本并不是巧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的便利店已经在台湾建立起令人敬畏的业务,而台湾与中国内地在文化和语言上则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复制台湾的战略是很有道理的。“两个公司都看到了中国内地的巨大机会和宝藏。”原田满义说。
但是,开掘这个宝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与日本和中国台湾相对较小的同质化市场不同的是,中国内地是个巨大的市场,各个城市消费者的口味和购物模式千差万别。“将在日本采用的商业模式带到中国内地来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原田满义说,两年前来到上海之前,他在东京的全家总部担纲海外事业部领导职务。“你必须为中国内地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和口味开发一种商业模式。”
尽管上海的和消费者的变化无常让经营困难重重,不过,对外国便利店来说,最大的挑战则在于聘用和培训员工。目前,劳动力市场是个“买方”市场,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大批大学毕业生而言,工作机会稀缺。苏嘉麒说:“我们只聘用大学毕业生和大专毕业生,而当地的商店则聘用年长的妇女。我们有些商店的经理曾在美国、欧洲和日本求学。”
但是,7-11和全家这样的企业能摆脱依然由国有企业统御的零售文化的残余影响吗?从很大程度上说,上海本土的零售商依然保留着源自此前数十年短缺和配给时代的商业文化,那时候,店主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拥有重要的影响。当时,消费者服务只是旁枝末节,甚至根本就谈不上。
而7-11和全家等企业在培训员工如何对待消费者方面则投入巨大。“从说‘感谢光临我们商店’,到不要把商品扔给顾客,我们必须要教会员工基本的礼貌。”原田满义在全家的当地合作伙伴、台湾的食品公司顶新国际集团(Ting Hsin Group)设在上海市中心的办事处说。
此外,当地的商店倾向于供应低质量的产品,提供的选择也很少,而它们的这个缺陷则成了外资所有和管理的公司可以利用的优势,邱玉君介绍说,一家当地便利店的日销售额一般介于3000元到4000元之间,大约相当于全家和另一个外资连锁店竞争对手罗森便利店(Lawgon)一半的水平。
1996年,日本第二大便利连锁店罗森与当地零售商华联集团组建了一个合资企业,但是,几年之后,作为拥有70%股份的大股东,罗森减持了股份。原田满义说,中国政府进行了允许授权经营的改革之后,公司在2004年开始出现问题。“他们有能力增加商店的数量和销售额,但是,他们丧失了良好的服务和质量。”在这个合资企业中,作为大股东的华联现持有51%的股份,并对上海的罗森拥有管理控制权。目前,在上海的325家罗森门店中,大约70%是授权经营而
不是直接管理的。
全家的动作则更为谨慎,尽管它在其他市场很熟悉授权经营模式一在中国台湾,在所有连锁店中,授权经营的商店占85%,在日本则占90%。“我们不会以降低我们商店的服务和普遍质量为代价来扩张的。”原田满义说。不过,他坦承:“如果你想在中国内地成为位居第一的便利店,你就必须成功进行授权经营。最困难的工作是管理它们。”现在,全家在上海的便利店有大约40%是授权经营的。
通过统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7-11准备到今年年底将其在上海的门店数量增加到150个,到2012年年底增加到300个。虽然对扩展充满渴望,不过,公司同样也对基于授权的业务运营所面临的挑战感到担心。“我很清楚,如果我们快速扩大授权,我们公司就可以挣到大笔的授权费用。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好在上海开始授权经营的准备。”苏嘉麒说。
不过,苏嘉麒也谈到,作为小规模试验,7-11会让公司的一些员工成为特许经营人。但是,这个过渡过程将会是个谨慎的步骤。“在启动授权经营之后,要想保持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产品质量,你必须要有严密的控制措施和详尽的协议,以便让特许经营人信守规则,并允许我们继续实施监督。”他说。
与台湾的联系
就像服务业的其他领域一样,在中国运营的外国便利店,同样也从他们的台湾子公司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原田满义将全家业务的兴旺归功于他们的台湾员工归功于他们自如应对中国文化和英语文化的能力以及他们在台湾取得的成功。7-11是中国台湾最大的便利连锁店,拥有4800家门店和30年的经验,公司将其14位台湾员工引入了上海。其中,有7人是公司的最佳经理。“这些台湾商店经理与上海当地商店的员工和经理并肩而立,通过展示所有的细节一从如何迎接顾客,到如何保持存货一来培训他们。”苏嘉麒说。
或许,从与台湾的联系中获得的最强大优势,就是食品公司带给零售商店的关系了。供应商就是它们的生命线。举例来说,全家的合作伙伴顶新国际集团就拥有著名的方便面和饮料品牌康师傅。“对全家在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的成功而言,顶新国际集团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该公司能帮助我们找到供应品,而且是便利店的现成供应链。”星球零售的分析师邱玉君说。台湾全家是公司的少数股东,在人力资源方面为公司提供帮助。小股东、在中国拥有广泛联系的日本贸易公司伊藤忠商事(Itochu)帮助公司配送和供应速成食品。
同样,7-11在上海仰赖统一企业,该公司在中国内地拥有24家饮料和方便面工厂,并拥有另外10家食品厂。(统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还经营星巴克咖啡(Starbucks)和美仕唐纳滋店(Mister Donut)。)
7-11和全家有30%以上的收入来自“中食”(Nakashoku),也就是盒装午餐,制作优质的午餐并能及时供应是至关重要的一封白领来说,便利店的午餐已经成了主要选择,他们想吃到不太贵,而且质量比骑自行车贩卖的午饭更好的午餐。
苏嘉麒说,尽管有这些相似性,不过7-11在上海的战略与其竞争对手依然有着显著的不同。7-11每间商店的面积至少有120平方米,是当地其他便利店的大约两倍(全家的商店面积大约为100平方米)。商店的正面至少有8米宽,从街上看上去,商店既明亮又宽敞。苏嘉麒认为,谨慎选择地点和布局与优质产品的组合,对商店的销售额同样很重要。“我们商店的日销售额是全家的两倍,是罗森店的2.5倍,是当地连锁便利店的3倍。”苏嘉麒说。
为应对全家颇受欢迎的“关东煮”(Oden)――日本风味的煮制鱼丸串――7-11也提供由店内厨师准备的热餐。上海的所有7-11店均设有名为“城市咖啡”(cityCafa)的咖啡店,这个从台湾移植过来的服务提供外卖咖啡和茶饮,价格为星巴克价格的一半。全家也有一些类似的店面。
苏嘉麒的近期目标是到2012年实现盈利。在更长的时期里,统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希望围绕上海进一步扩张。它在上海地区运营7-11便利店,而香港的7-11便利店则是由香港牛奶公司(Dairy Farm)运营的,目前,该公司在香港拥有大约950家门店,在澳门和广州分别拥有40家和116家商店。10月,7-11日本宣布将建立一个独资公司――7-11成都公司,并计划于春季在这个西部城市开设门店。
面对美国反全球化和孤立主义的发展态势,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中国应该怎样做?中国一方面应该避免无所作为,同时也应该防止冒进主义。中国应该有选择性地在部分地区或部分领域发挥整合性的领导作用,而避免四面出击,或者说胡子眉毛一把抓。目前,“一带一路”是中国试图整合周边和全球的重大战略性尝试,但是这种尝试存在着很大的失败风险。我认为应该有选择性地在部分地区和部分领域逐步实施“一带一路”的相关计划,切忌一哄而上。对于实施的重点区域,从中国的能力以及各种可行性考虑来说,应该放在中亚和东亚,尤其是东南亚。我们应该将重要资源首先投放在东南亚,一是这个地区与中国有着最为密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往来关系,而且中国作为与该地区可毗邻的大国拥有地缘优势;二是该地区经济相对比较活跃,中国对该地区的经济整合能够相对获得比较可观的经济收益。所以,我的一个核心战略观点就是,东南亚应该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最优先的考虑方向。但是目前,有关南海的相关争议甚至冲突,将有可能疏远中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权衡。在维护中国南海的合法权益与对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大局中找到平衡点。我认为,中国外交的基本方向应该是让东南亚国家成为我们的伙伴,而不能把它们赶到我们的对立面去,否则它们就会投入美国和日本的怀抱。 2015年2月,装载着集装箱的中亚(连云港--阿拉木图)
至于南亚、中东地区不应该是中国发挥领导性整合力量的重点地区,因为中国目前没有能力将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投射到这些地区。而且连美国都要从这个地方退出来了,中国再介入进去,很可能会陷入新的泥潭。这样来说,美国TPP的失败正好给中国在东亚地区重新扮演整合性力量提供一种机会。今年年底要通过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虽然标准要比TPP低很多,但毕竟是一个整合性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这很可能会重新凸显“10+3”的意义。今年成立了东盟与中日韩“10+3”的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这虽然是小事,但是从区域整合的角度讲,这又是一个大事。这个机构是东亚首次出现的一个实体性国际机构,进一步凸显“10+3”在整个东亚经济合作当中的主渠道作用。
此外,中亚是另一个仅次于东亚的中国发挥整合性力量的主要区域,中国的“一带一路”如何与欧亚经济联盟更好地对接,还需要做很多探讨和尝试。应该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平台的作用,让安全和经济两个轮子同时启动、同时运行。
现在中国要扮演整合性的力量面临两个矛盾:在东亚面临着与日本的关系,中国如果不能跟日本联手,就整合不了东亚;如果不能跟俄罗斯联手,就整合不了中亚。这两对大国关系制约了中国扮演整合性的力量。
薛力:接下来我想说几点。首先,中国“一带一路”的重心在亚欧大陆,也就是所谓的大周边,其实就是亚欧大陆的中东部,也是我们外交关注的重点。那么中国能做什么呢?
总结前三年的经验。“一带一路”是有必要的,但是要避免前一段那种大包大揽、急于求成、中方为主、喧宾夺主的做法,所以整体策略上要调整。过去三年我们是为了树立样板,让人家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现在到了总结、提升甚至是原则性修正的阶段,这是我的一个核心观点。在操作层面上,第一,要改变前几年那种长官意志,缺少适当的、合法性程序,急于树立样板工程,仓促推进等做法。第二,“一带一路”的推进应该基于东道国的发展意愿。它们想做哪些项目,由它们提出要求,中国来审核、确定可行性后加以实施,而不是我们带着项目清单和银行贷款,跟人家说“来吧,你快来做!”这种做法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