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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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根源

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教育中最具挑战性的难题，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直接原因均为农民进城务工，导致家庭教育缺失。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则在于现代化的规律性客观因素以及我国特有的经济社会与教育体制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就目前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看，呈现出某些客观的规律性特征。首先，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为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城乡之间迥然相异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精神气质，使得富有效能、活力和发展机会的城市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居住在闭塞、落后的乡村的人们。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部门，由此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意味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社会从农村和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主的生活方式。［9］其次，在工业化与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农村社会变迁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农村与城市相接触，不用太久，农村就会朝着商品化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城市化”［10］，无论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会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以家族和亲缘关系为轴心的人际关系日趋淡薄，改变了农村家庭社会互动网络与方式，使之本就匮乏的社会资本愈显弱化。日益加剧的社会流动与农村城市化，使得社会资本匮乏、缺乏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农村家庭，在由传统乡村“熟悉的社会”［11］逐渐向城市社会陌生人世界转变的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家庭背景，主要是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或者说父母亲教育资本的多少，在任何时代和制度约束下，都显著而直接影响着子女的受教育资本”［12］194，进而影响其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因此，农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弱势对子女教育和成长产生阻碍作用，仅仅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很难改变这种“上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的弱势［13］。

第二，在我国所特有的全面而快速的社会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因长期实行的“城市偏好”的政策导向，加剧了农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势状况，短时间内难以扭转，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家庭教育资本的投入和科学理念的培育及实施。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我国的社会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推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为支持赶超式的重工业发展战略而采纳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其附着其上的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及就业制度，因为“路径依赖”的刚性作用，至今仍横亘在农民进城之路上，衍生出我国所特有的错综复杂的“三农问题”。在市场经济竞争和信息时代“数字区分”现象［14］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民家庭社会经济的弱势地位尤为突出。尽管以城市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深入拓展、信息时代迅猛发展的交通通讯和现代传媒、外出打工和都市生活的经验及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带来了农民现代性的高涨，但这只不过是都市现代化在农村的折射，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我国农村现代化远未完成，且处于一种严重的不均衡状态中。［15］表现在家庭教育方面亦是如此。由于优质教育指导的极度匮乏，以及城市良好就业机会的排斥，而产生的新“读书无用论”等消极思想的影响，我国农村社会在转型期逐渐丢弃了“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加之农村社会变迁中，“学校教育的日益制度化与神圣化、家长文化水平及教育能力自我认同的低级化，也导致如今的许多家长开始将教化子女的责任推向学校和社会”［16］，家庭教育对孩子未来发展所需综合素质的培养全无概念。在功利的片面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中，农村家庭教育既失去了传统家庭教化的作用，又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全面发展的人的培养需求，与同时态的城市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与丰厚投入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我国教育改革中难以撼动的“唯升学教育”［17］的应试体制，因农村孩子除了高考以外缺乏更好的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在农村地区更加强化。同时，受农村学校教育资源短缺、“缺乏了好的教师，感受不到有意义的教育”［8］以及课程内容远离农村生活实际等因素影响，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孩子中普遍存在厌学现象①。除少数具有较强求知动机、学习兴趣和应试能力的孩子，能够凭借个人禀赋及勤奋而通过高考实现“离农”愿望外，大多数人都要另谋出路，且其实际文化程度常低于文凭证明。农村家庭教育资本在代际传递中积累缓慢，明显不利于农民子女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成为仅次于户籍制度影响的重要因素。“不管是在教育资本的获得，抑或是职业地位的获得上，中国社会在2000年之后，都强化了家庭背景的作用，社会流动的先赋性因素提升了社会预期功能。这种情况增加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性，导致阶层继承的代际继替性。”［12］195此类社会现象对农村的直接影响则是，一代又一代的农民作为“自己的孩子的教育者”［18］，将延续着农村家庭教育的困境，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既难以改变个体的命运，更无力改变农村社会发展的困境。“外部世界逼迫农民走出传统社会，但却不愿痛快地接纳他们。农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陷入了某种困境”［19］，于是就有了“粮食是问题，但不是粮食问题”［20］、“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21］等看似悖论的真知灼见。而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教育面临的困境，也不只是农村家庭本身的问题，更是错综复杂的“三农”问题与教育问题的综合反映。

困境突破的基本思路

如果我们承认“家庭福利是社会福利的基础”、“良好的社会最终还是要靠它的公民的品质”的话，［22］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循环：当转型期的农村家庭教育因农村社会发展的困境而面临一系列困境和问题时，农村孩子的个人发展也陷入困境之中，反过来又加剧了农村家庭和社会发展的困境。其影响所及，不仅关乎一个数目庞大的儿童群体的现在与未来，更关系到农村社会及至整个国家的发展，迫切需要实现一定意义上的突围。就基本思路而言，一方面有赖于整个社会的成功转型、农村社会的顺利发展、“唯升学教育”思维的根本改变以及农民群体文化水平和教育素养的提高等有利因素的增长；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农民个体的自觉意识和主动行为。从外部因素看，首先要改变目前资源配置极不均衡的以农村凋敝为代价的城市化趋势，科学有序地推进农村社会转型，彻底破除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的障碍，纠正行政管理体制弊端，在“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3］的现代化理念指导下，“促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24］，从源头上消除亿万个农村家庭的奔波与分离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为农村家庭和农村教育困境突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

其次，要改变全社会功利的教育价值取向以及教育的“工具性作用”和“筛选”功能［25］，适应时展的趋势和要求，培养“整个的人”［26］，“努力去影响孩子和青少年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生活能力的人，而且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能力：身体能力和心理能力；社会能力和职业能力；道德能力和精神能力”［27］，使农村孩子不论将来是进城还是留乡，都能“获益于旨在满足其基本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28］109，并终身保持学习的兴趣，不断提高自我教育和社会生活以至世界生活的能力，为农村家庭教育困境突破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最后，要努力促成农村大教育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充分发挥学校、社区、政府机构、志愿者组织等外部力量与家庭教育的联动作用，营造良好的农村文化环境，扭转不良社会风气，为农村家庭教育困境突破提供有力的社会支持。而从农民个体因素看，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无论发展的条件是否具备，家庭教育每天都在发生着。

实现农村家庭教育困境突破的主体力量在农民自身。农村父母首先要加强对家庭教育尤其是早期教育的重视程度。“人口质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受了更多的教育”［29］，而“家庭是一切教育的第一场所，并在这方面负责情感和认识之间的联系及价值观和准则的传授”［28］96，特别是“幼稚期（出生至7岁）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30］因此，父母必须具有早期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意识，关注儿童与生俱来的“吸收”能力［31］，“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父母的言语、思维方式和价值逻辑”［6］309，既要言传更要身教，并重视“儿童在成长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情感的发展程度”［32］，为其适应学校生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指导。其次，要充分认识自身和农村所具有的独特教育优势，相信自己能教育好孩子。作为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社会地位不高，这是历史和社会因素造成的。农村父母对此要有正确认识，树立起“无有农夫，谁能活天地间”［33］的自豪感，尽管自己只是平凡的小人物，“终其一生也许都不能积累很多的财富，也可能一辈子都默默无闻”［34］12，但如果“能把坚韧、细心、勇敢和对生活的热情都传递给孩子……把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好的人生经验和品质积累下来，留给孩子”［34］12，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而自然、质朴、展现着天地万物的整个过程及其生命美感的农村生活，与这种吃苦耐劳、踏实奋斗的农民品质，正是农村家庭教育的优势所在。

最后，要正确认识时展的趋向，不断学习，提高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如果说“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渐积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35］85，现在却不再如此。急剧的社会转型、迅猛的社会变迁、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激发了年青一代前所未有的活力和走出家门的斗志，父母在家庭中凭着传统因素而确立起来的权威被逐步消解。农村家庭教育的有效出路将取决于父母能否适应“后喻文化”的要求，“反过来向晚辈学习”［35］27，以自身热爱学习的态度和自我教育的成效影响子女，并利用年轻一代“广博而新颖的知识”共同“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35］98。

适用于现阶段的具体对策

在上述各方面因素需长期奋斗和争取并要经过代际积累的过程才能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情况下，要有效解决现阶段农村家庭教育中最为急迫的问题，可从社区这一“社会政策重要的和基本的操作单元”［36］入手，充分发挥其社会资源动员机制和社会服务递送机制，以使政府相关政策有效落实，并运用全社会的力量，为农民工随迁子女与留守儿童提供优良的教育援助和家庭支持，着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教育意识和水平，切实取得转型期农村家庭教育困境的重大突破。“天下间无一人不位处并生活在社区之内”［37］。作为一定地域范围的社会共同体，社区与城乡居民息息相关，以其特有的社会服务功能凝聚居民共识，增强认同感与归属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与公共服务不同，社会服务是针对社会成员所发生的特定困难而开展的帮助、扶助或支持等活动，具有“人格化、行动指向的特定性和具体性”等特点，因人而异，因人的不同困难而异。［38］具体到农民工随迁子女与留守儿童问题，社区可提供的功能机制主要如下。

第一，社会政策资源的动员机制。针对农民工随迁子女与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缺失问题，所需社会服务涉及多元主体和多类资源。除政府资源外，还有各类志愿者和社会物力、财力等。城乡社区主要“在社会政策资源的筹集、吸纳、整合和分配中担当中介作用”［36］，一般由社区内的政府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来承担，并通过三种途径动员各类资源：（1）组织社会各界募捐；（2）运作公益性项目，争取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的经费支持；（3）招募志愿者并组织协调其行动，比如为到社区从事社会服务的学生志愿者提供一定的信息引导、技能辅导和统筹协调，使之能够有效有序地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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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任何事情思想首先是第一位。有人说“苏北与苏南的差距在于人的思想上。”于是我们通过办学习班，印发宣传材料、出版报橱窗，向农民传递外面形势和致富的信息。使它们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从“要我致富”变成“我要致富”。

（二）以点带面，树立典型

俗话说“光说不做是空话”。在提高农民思想认识后，我们紧接着做的是点上培养。近几年来我校与县水产局，镇水产站，农推中心，劳动所等单位挂靠联系，并建立了科技示范基地，无偿地向他们提供技术。并扮演了“红娘”的角色，将他们同有关科研院校联系起来。使这些基地真正走上了“低投入，高产出”的致富道路。同时也是广大农民真切的感受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就是财富”。

（三）确立为民服务的观念

在成人教育上农民最反对也最不能接受的是有偿服务。如果听说某一学习班要交多少费用，他宁愿睡觉也不愿去。针对他们这一想法，在工作中，我们牢固树立为民服务的观念。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各方努力，几年来共无偿面向广大的农民举办了有关水产养殖，水稻培育，裁剪与缝纫，产业结构调整、WTO知识等几十期讲座。受训人数多达6000多人次。对农民的增产增收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经过不断努力效益已初具成效。

二、乡镇农村建立健全网络，提高为“三农”服务的水平

由于我们成人教育的对象是成人，所以就决定了我们只能开门办学。成人教育与基础教育以及其他教育不同，我们把它总结为五个不固定（学员不固定，时间不固定，地点不固定，教师不固定，层次不固定）。为了避免这个缺陷，提升成人教育品味，达到成人教育效果，我们以本校作为成人教育主阵地，建立了镇、村、组的三级教育网络，专人负责，层层落实。镇级成人教育专门成立了成人教育办公室，设立了校长室，培训处，专门负责各村组成人教育联络、全镇成人教育学习班的举办、成人教育自考以及成人教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成人教育领导工作。村级成人教育由村支部书记挂帅负责。设立专门场地配备有关图书资料和设备。在镇成人教育中心的领导下定期开展各类培训活动。并有创造性的开展计划生育、思想道德建设等思想教育活动和本村组的一些致富能手的经验交流会。在时间安排上，主要利用农闲季节以及长假双休日，便于各类人群参学，受到了农民的欢迎，教育、教学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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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把新教师入职前的专业素养匮乏视为贫困，把他们入职后经过努力适应了教育工作视为“脱贫”，把他们在此之后出现的难以适应职业发展需要的专业素养匮乏的现象称为“返贫”。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返贫”并不鲜见，而且有日渐扩大的倾向。导致他们专业发展历程中出现“返贫”现象的主要因素有：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延迟滞后、农村青年教师的职业生存状态较差、青年教师的职业性向偏失及终身学习的观念和行动的缺失。针对农村小学青年教师“返贫”现象的成因，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策略，来预防、延缓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返贫”现象，直至消除“返贫”现象。

一、追求实效性，精心打造青年教师培训的终极目标

着眼于教师素质的整体性提高，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举办的多种层次、多个专题的教师培训活动在帮助教师转变教育观念、扩展理论视野、提升教育经验等方面具有相当大的理论引导价值。但是，上述培训模式对农村小学青年教师未必有现实作用，原因在于：农村小学青年教师面临的实践问题远多于理论问题，相对宏观的政策、理论、理念的培训，不如引导他们对教育教学实践进行案例研讨；教育行政培训大多要教师集中异地、暂离岗位，或多或少带有“权利”“福利”色彩，其分布机会就不会均衡分配给农村小学青年教师；专门为青年教师举办的培训，因为涉及到学科面广、人员众多，缺乏有效的管理与考核机制，难以保证培训达到预期的目标。

因此，追求实效性，仍然是当前很多培训特别是对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培训不该放弃的终极目标。这里的实效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培训对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理论认识的深化、教育理念的革新、职业性向的发展有切实的效果。在相对“务虚”的层面上有实效；另一方面是对农村小学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的提高、教育方法的改进有切实的作用，在相对“务实”的层面上有实效。前者要求“务虚”型培训应以先期调研为基础，切准教师教育理论需求脉搏，找准他们教育理论的短板，从青年教师的教育观念转变、教育理念提升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是从部门工作需要出发开展培训。此外。教育思想的更新与转化，与职业兴趣、职业理想等有密切关系，因而，培训青年教师不仅要着眼于教育观念的持续发展，还要从政治思想、职业道德、职业性向等方面全面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后者则要求“务实”型培训应该针对青年教师所面临的具体教育教学问题，围绕教学工作、班主任工作、教育研究和民间团队建设等方面落实推动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的具体事务，将培训与青年教师的校本培养结合起来，如与“青蓝工程”中的“老带新”、青年项目的扶持与调控、同事交流与合作的推进等结合起来。无论是教学主题的培训、班级管理主题的培训，还是教育研究主题的培训，都应以理论指导实践的适切性、案例分析改善的直观性、研究方法程序的可操作性为原则选择学习和研讨的主要内容，切实提高青年教师应对教育教学问题的素养和能力。

二、保持内隐性，行政调控青年教师的民间话语表达

青年教师培养，人们习惯上认为这是行政话语；青年教师成长，人们习惯上认为这是民间话语。二者话语意味表层上的对立导致了来自行政和民间两方面的偏差。行政话语掌握着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控制权，其关注的问题可能与民间话语关注的问题存在差异，比如：过分凸显行政需要，强化用制度驱使青年教师承担繁重的业务；一味聚焦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忽视了青年教师群体的成长需要；等等。与此相对，民间话语往往作为行政系统的相对面，在不被行政话语认同的无奈中，以一种消极适应、主动避开甚至有意识拒绝的方式，在青年教师群体中蔓延开来。离开了行政力量的扶持。青年教师的民间成长方式效益低缓。

这样的现状呼唤对行政力量与民间话语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行政系统作为强势方，应该主动运作引导。为青年教师专业成长中民间话语的力量向学校事业发展轨道靠拢提供合适的平台、有效的机制。为避免过于强调权力影响产生的矛盾及弊端。行政力量要善于转换角色，把对青年教师专业成长的显性话语权转变为隐性话语权，从行政权力的直接控制，转为引导、启发、支持、遴选的间接控制，通过资助民间团队、鼓励教师合作、提供开拓空间等方式，推动青年教师根据自己爱好、特长或理想追求实现专业成长，使青年教师得到充分理解和支持，并乐于将个人成长与行政愿景保持一致。从而获得民间话语与行政力量的良性合力。

当前农村青年教师的民间交流，远比官方提供的交流平台要丰富得多，如QQ群、教学沙龙、远程互助、结为民间师徒(相对于行政的“青蓝工程”中的“师徒”而言)、教师假期联盟、教育博客交流、QQ空间、专业论坛等。这些交流有很鲜明的圈子化、私人化色彩。交流的内容丰富多样，既有对教育教学的审视反思，也有教育研究的经验心得；既有对行政系统的评价批评，也有对个人生存状态的牢骚不满；既有闪光的思想火花、深刻睿智的智慧见解，也有只见一叶的偏激片面之词、消极倦怠的心态宣泄甚而有不合时宜的指责谩骂。显然，这些民间话语对青年教师的影响是多重的、复杂的，行政系统如果漠视或者以“教师私事，不好干涉”的借口逃避，显然忽视了这股力量的现实作用。行政部门可以倡议某一区域内的学校之间建立民间交流组织，并提供时间空间、必须的物质条件和服务支持，将民间交流逐渐导引到教育教学工作的主题化。

行政管理部门对民间话语的隐性调控方式还有很多。针对学校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关学校发展的事项，学校可以采用项目招标的方式，动员民间力量的参与，提供资金、人力、研究便利等方面的支撑；由骨干青年教师以个人名义举办教育交流小组、成立教学研究团队或举办专业发展沙龙，动员民间力量承担组织管理职责，青年行政领导有意识地作为成员参与，以身作则力行研究，接受团队的规约，融入青年教师群体；行政领导申请QQ账号、建立BBS论坛等，邀请青年教师参与交流、讨论；等等。这些方式、途径和平台均能为行政隐性调控民间力量提供不容易引发防范与对立情绪的机会，获得行政命令难以实现的效果。

三、凸显文化性，引导青年教师参与并建构学习型组织

学习型学校的建构无疑为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铺设了一条通往熟手教师、专家型教师的道路，许多教师带着热情投入学习活动，理论视野、理论深度都有所拓展，但是很快学习热情消退。农村青年教师出现学习倦怠的主要原因有：把普遍性的教育理论用于指导真实情境中的教育实践需要较长时间的适应期，需要教师能够处理理论未涉及到的或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对处于积累期的青年教师来说，这一要求难度较大，容易打消教师的学习信心；群体性的理论学习共性鲜明，过于丰富的理论信息形成了“混沌效应”，使青年教师丧失了自主反思的机会，以致产生茫然和无所适从感；非团队型的、松散型的学习方式影响了内在凝聚力的形成。

上述情况提示我们，仅有行政倡导的学习制度与内容是不够的，必须考虑更为深层的动力和长效的支持力。向前延伸一步，行政系统就必须思考学习文化的构建问题。学习型学校对青年教师能够产生长效推动力是基于价值观和意义系统基础上确立的共同愿景，它可以激发青年教师的学习意志力，并获得持续的动力。愿景可以是关系学校整体发展的，也可以是每一小学习团队的，还可以是青年教师自主确立的。不管哪一个层面的愿景，都要有引领青年教师自主学习、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潜在功能。如果不重视以共同愿景作为导引，不仅教师的学习行为是短暂的，而且学习引发教师的思考也是不系统的。

一旦愿景得到确认，学习型学校的文化建设就要考虑塑造青年教师开展学习的主体心态和主体行为。青年教师的学习心态、学习行为是通过眼界、情趣、取向和交流等方式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比如，有些青年教师的学习以教材使用和对农村的适用性为中心，有些青年教师的学习以面向农村因地制宜开发课程资源为中心，有些青年教师的学习以推动农村儿童健康成长为中心，有些青年教师倾向于埋头勤学、深入思索，有些青年教师以做导学、以学促做，有些青年教师善于思辨能够高屋建瓴……无论哪一种行为方式，只要能够围绕共同愿景，带着推动教育实践、改善教育行为、提高专业素养的心态、精神，就蕴含着青年教师的价值追求，就蕴含着最有活力的文化因素。显然，塑造这样的学习文化，需要学校领导具备高瞻远瞩的眼界、开放博大的胸怀和奖掖青年的魄力，以鼓励青年教师能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不懈学习。

四、鼓励开拓性，让青年教师拥有教育“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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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要求加强道德教育的呼声，尤其是高等院校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呼吁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笔者却想对道德教育的方法作点抽象的探讨。这并非不关心现实，恰恰相反，中国的道德现实最迫切需要的是从学理上的逻辑分析。因为逻辑不清，则问题必然不明。

一、我国高等学校道德教育的现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高等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越来越显著的成就。具体表现为：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是积极健康的，他们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拥护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并且有积极参与改革的意识，有价值观的学生和入党积极分子队伍逐步扩大，在学生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和较好的导向作用。道德价值取向是健康的，他们既重精神，重成就，也注重现实的自我。竞争意识、拼搏进取、开拓创新精神进一步增强和发挥，他们渴求知识，成才目标明确，学习目的更加明朗化，“读书热”再度兴起。参与意识增强，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校园文明状况明显好转。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德育为首”的原则还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尤其是实现的方式，即道德教育，还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倾向和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德育内容单调、陈旧，与社会现实脱钩或错位；集体观念的淡化，价值取向的偏差，生活情趣的趋庸，在部分大学生中时有表现。这些问题如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就不能有效地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严重影响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进而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危害。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是应该只给学生讲道德理想，还是在讲道德理想的同时，也让学生尝试应对相对复杂的现实呢?

二、高等学校教育的道德教育模式

道德教育有两种重要模式，一是道德灌输，二是伦理论证。这两种模式的优劣一直是各国教育家激烈争论的话题。灌输模式的突出代表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孩子没有认识能力，所以不必跟他们详细论证伦理原则，而应该向他们灌输各种美德。等他们到20来岁，懂得进行推理，原来灌输的美德就会成为他们分析伦理问题的良好基础。另一种道德教育模式，即伦理论证是一种充分说理的做法。由于多数判断都会因为反例的存在而不能成立，进行伦理论证就要尽可能排除一切同正面观点不相容的反例。教育者要证明自己的主张，就应该同时介绍不同观点，通过推理证误解除它们对自己主张的威胁；还应该鼓励被教育者说出不同意见，然后对它们进行分析。如果教育者不能指出相反意见的破绽，就得承认自己主张的失误。这样，被教育者的尊严得到肯定，他们具有参与道德教育的积极性。教育者也因为表现出诚实、勇敢和思辨能力而赢得尊重。

这两种模式都存在于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之中，但我国高等学校得道德教育主要以道德灌输为主。我国高校道德教育普遍以开设课程教育的方式，如《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辩证唯物法》，通过课程考试由老师对学生实施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灌输。甚至在硕士生入学考试也需要进行考核。内容几乎没有变化，而且是从上至下的灌输，学生必须通过强记死背，考试过关获得道德教育合格的认可。这既使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混为一体，很多学生视教育为德育的替代品，也使学生所学的道德知识皆为理想境界，是最高道德，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有着不小的差距，而容易造成学生思想的混乱。

至于伦理论证则是自然生长状态，以学校的各类学生社团自由开展的各种活动和讨论为主。学生们通过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困惑与反思，展开讨论和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举行讲座，由学校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师把关联系，而这种模式又使得这些老师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把握活动标准，即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是只让学生明确价值判断，还是让学生尝试价值选择，使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后较能与社会兼容，不致与社会过早对立而被排异。

三、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的发展走向

这个标准反映了我国现今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的困惑与争论。一种观点坚持认为，高等教育之为高等教育，就在于它坚持道德的纯粹性，就在于用这种纯粹的道德来培养纯粹的人，高贵的人，培养精神贵族。必须以这样的精神贵族来引领社会，我们的社会才有净化之日，才有希望。如果不这样，那就不叫高等教育，就培养不出精神贵族，我们的社会就要断绝道德的活水源泉，就要永陷黑暗之中。从这种观点出发，现在的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不是多了，而是力度不够，还需要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纯洁他们的心灵，强化他们心中的道德概念。等他们走向社会，原来灌输的美德就会成为他们分析伦理问题的良好基础。

现实中我们对这种做法可以进行检验。道德灌输的前提是认为大学生没有认识能力，如果这个前提成立，结论必然是他们对灌输的内容不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该实践教育者灌输的“诚实”的美德，坦率地向老师提出尖锐问题?要是他们提出问题，教育者马上就陷入两难境地：教育者一开口讲理论证，那就说明灌输和道德教育不相容。

让我们放过这个逻辑矛盾，假设教育者可以对大学生讲理论证。由于前提是大学生没有认识能力，后果自然是怎么论证他们也不明白。那么他们应不应该实践教育者灌输的“勇敢”的美德，执着地、不断地提出问题，以至进行争辩?要是情况如此，结果就是没完没了而又毫无成效的纠缠，道德教育无法继续。

逻辑上固然针尖麦芒，涉及个案更是各不相让。比如谈到红包现象，一般坚持认为对医生收红包不可一味指责，医生收红包从道德理想的角度看无疑是可耻的，是应该绝对禁止的。但医生收红包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因素，因此对医生收红包既要从原则的角度坚决反对，但对特定个案又要作具体分析。

比如最近在报纸上看见的一个报道，某省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著名医学专家，就因为拒收红包和其他灰色收入而与同行对立，遭到排挤，被迫下岗而且四处求职无果，只好再次远离祖国。这位医生固然可敬，但不值得效法，因为如果效法他，结果往往是成为“烈士”。高等学校不能是“烈士”的摇篮，道德教育不能是教人做“烈士”的教育，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要有道德理想和道德激情，还要有生存智慧。比较道德代价也比较小的选择，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收红包，但随后把红包捐给希望工程，笔者认为这样处理最妥当。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不能仅仅以告诉学生收红包可耻为满足，还应该把拒收红包、拒绝无耻的风险告诉学生；不能仅仅以教导学生道德高尚为满足，还应该把道德高尚的后果、道德高尚的代价告诉学生，把各种选择告诉学生，把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告诉学生，让学生明白什么是最坏的选择，绝对不能做的；再明白什么是次坏的选择。要学生一方面守住道德底线，另一方面又保留现实回旋空间。而这又是伦理论证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