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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话语发生,韩礼德认为儿童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语法可言,语言是一个两层的系统,即声音与意义,这至少是儿童原型语言的组织方式。在真正掌握母语之前,他们通常会为自己构建一套符号系统。而在两岁左右的时候,这一系统被一个三层的系统(意义系统、词汇语法系统和表达系统)所替代,意义先被编码成为词汇,而词汇再被编码成为表达形式(即声音)。上述分析表明,韩礼德关注语言的进化和发展史,种系发生、个体发生和话语发生这三个术语本身也说明要用历时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语言,因为种系发生指“语言的历史”,个体发生指“个人的历史”,话语发生指“语篇的历史”。同时,在语言起源问题上,韩礼德指出是幼儿交际互动和需要的增多促成语言的产生和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这种发展进化的唯物论思想,与有关语言的起源和发展的观点一致。在《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书中,恩格斯在谈到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时指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增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⑨同时,他还指出语言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发展变化的,而非稳定的体系。虽然语言有其内在的约束机制,但依然会紧随历史的脚步,映射时代的影子,“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⑨。当然,者是从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即种系发生)两个维度研究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而韩礼德采用上述三个维度。其中,logogeny(语篇发生)一词是韩礼德自创的术语,前缀logo一表示“语言”、“逻辑”、或“语篇”等含义,后缀一geny则是“创造”或“进化”的意思。韩礼德关于语言起源的唯物论视角,还体现在有关意义产生的论述方面。韩礼德强调意义产生于语境,意义是语言系统与语言使用环境之间的关联产物,意义与行为相伴而生,都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互动,这些论点和巴赫金的语境论和体裁理论都十分契合。
二、语言的本质属性论:社会实践论域下的社会语言观
韩礼德受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Bemstein)、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K.MMinowski)和语言学家费斯(J.R.Fiah)、叶姆斯列夫(LHjelmslev)以及拉波夫(W.Labov)等人影响,同时也深受20世纪70年代至8O年代风行一时的语言研究视角的影响,从社会的角度探索语言问题。在那个时代,人作为“社会人”的研究成了语言研究的主题,语言研究因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鉴于此,韩礼德和者关于语言的本质属性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语言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的社会实践属性。这种本质属性观来源于对语言本质的认识,者和韩礼德都把语言当作是资源,而不是乔姆斯基所认为的一套规则。把语言当作资源时,关注的是语言与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更多关注语言的社会性,从而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韩礼德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一书中做过详细阐释。在有关论述中,韩礼德将语言看作是一种行为潜势(即社会行为),儿童成长为社会人,必须以语言为媒介,在和各种社会群体(如家庭、社团等)建立起来的人际互动过程中,通过吸收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和文化观,逐渐成长为一个社会人。简言之,是语言使人成为社会化的一员,语言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可见,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社会实践属性,重视语言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韩礼德有关语言社会性的论述,还体现在韩礼德有关集体语言构建观以及集体经验观,即强调语言的集体行为和互动关系。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恩格斯指出,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社会,同时也创造了语言。同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述中也有所涉及。@马克思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语言观,反对语言神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语言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符号系统,体现为一种社会性的交往活动。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语言的社会性和人的社会化密不可分”。他们认为,人们通过语言交流思想、相互理解、共同劳作,并在实践基础上获得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认识和描述,并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对象化实践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语言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也不可能被个人凭空产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竞有语言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语言的此番论述与哈桑(R.Hasan)在访谈录音中有关语言社会实践性的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哈桑在访谈中针对韩礼德对语言社会实践性阐释补充说,“语言的社会属性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有人对此加以刁难,认为我们不相信人类的心智活动或思维活动。我们有大脑,我们肯定相信心智活动的存在。但心智活动离不开社会,否则,它会在半空中无所依托。如果一个人与世隔绝(就像鲁滨逊一样),心智活动也不会发展。人类必须融入社会。离开社会,人类无法生存。人类语言更是如此,离开社会,就成了一堆空壳。”⑩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斯大林在《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也做过阐述,语言不是上层建筑,不是经济基础,语言也不同于上层建筑,不同于经济基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全民交际的工具,是思维的工具。关于语言社会性的认识,沃洛西洛夫在《与语言哲学》一书中也提到,语言是一项共享的实践活动。他还指出,语言研究应和文化研究相融合,对语言的考察不应只局限而应“超越”语言体系的各层次,进入话语领域。⑩沃洛西洛夫的超语言学见解受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重视。以上分析说明,韩礼德对语言社会实践性的认识跟有关语言的社会实践性的论述十分契合。他们都认为,语言是社会共同体的产物,离开了社会群体以及社会实践,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脱离实践的语言观是抽象的,这显然有别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语言观、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论以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韩礼德和者对语言社会性的共同认识,促使他们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一致。彼此都认为,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反映和被反映的或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同时,韩礼德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的语言建构论,语言与现实之间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反映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自然的辩证的关系。这种复杂的自然的辩证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语言积极地表征社会现实或反映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语言与现实是一种创造与被创造或一种构建和被构建的关系。语言与现实的这种关系认识建立在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规约和系统的认识基础之上。当把语言看作一套社会规约时,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但把语言看作是由语义、词汇语法和语音三个语言层次构成的系统时,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构建和被构建的关系,因为三个层级之间是一种实现的关系。具体来说,韩礼德认为,当把语言当作系统时,语义层是社会系统(如意识形态等)的意义潜势,语言是意义潜势编码的重要的手段之一,意义潜势是对社会系统的实现形式;词汇语法层是意义潜势的实现形式,而语音层则是词汇语法层的实现形式。这样,语言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一种构建与被构建的关系。语言不再被看作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通过意义能动地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需要说明的是,韩礼德和麦蒂逊在《通过意义识解经验——基于语言认知》一书中并没有使用“社会现实”这一术语,而是使用“经验”这一术语。在韩礼德和麦蒂逊看来“经验就是人们用语言手段构建的现实”。语言形式如何通过意义潜势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具体来讲,概念意义构建社会现实或者说社会经验;人际意义通过主体之间的交互行为,经由协商和角色分配等手段构建社会关系;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通过语篇形式来构建,语篇形式是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桥梁。语言对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构建关系的认识导致系统功能语言学者把意义当作是一种潜势,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体现,在任何语言层面(包括音位系统、词汇语法系统)上的选择都是有意义的选择。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是一种选择的关系,而语言形式与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之间体现为一种示例的关系。
三、语言研究的方法论:语言哲学的辩证法
在批判索绪尔二元对立研究思想后,韩礼德承继了沃洛希洛夫((V.N.Volosinov)、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Jamson)的语言哲学辩证法思想,并有效适用于语言研究。韩礼德语言学研究的辩证法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三维度整体论语言学研究思想。韩礼德认为“研究语言应该把语言当作一个整体,从三维立体的视角研究语言,即从上位、下位和本位三个维度研究语言”。曾这种三维立体研究与语言的三个层次(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相对应。从语言研究层次的角度看,从语义层研究即是从上位研究,主要研究词汇语法范畴如何实现意义表达;从词汇语法层即是从本位研究,关注词汇语法主体及其与周围的关系;从音系层即是从下位研究,研究词汇和语法范畴如何在形态和语音层得以体现。韩礼德把这种整体观进一步运用到语言系统的具体分析。以小句研究为例,他认为应该从小句之上(小句复合体)、小句之下(词组和短语)和小句周围(小句、小句之旁和小句之外)研究语言。互补性语言学研究思维方式。除整体性研究思想外,韩礼德还主张用互补的视角研究语言,这一思想的成熟标志是2008年《语言的并协与互补》一书的出版。互补性思想显然有别于二元论思想。在韩礼德看来,互补思想是一种对待事物的方法和原则,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韩礼德的互补性思想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互补性,二是语言系统研究的互补性。在韩礼德看来,语言研究视角大致可分为生物体之间的研究和生物体内部研究两种。生物体之间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把生物体当作整体,重视生物体的社会行为和环境的互动,从外部研究语言,这实际上就是语言的功能观。
生物体内部的语言学研究方法重视生物体的生物属性,尤其是大脑的内部结构,从生物体内部研究语言。语言研究可从以这两种方法中任意一种方法人手,不同点在于生物体之间的研究方法常把语言当作一种社会行为,生物体内部的研究方法把语言当作知识。这两种研究方法,在韩礼德看来是互补的。把语言当作知识的研究方法试图回答生物个体大脑内部与语言表达和理解有关的运行机制,回答生物个体如何使用语言、理解语言和学习语言。然而,语言的使用和理解离不开语境,人们并非把语言当作抽象的有声系统或语法规则加以理解,而是通过学会如何使用才能掌握语言。因而,韩礼德认为两种研究方法彼此互补,不可分割。另外,韩礼德和麦蒂逊主张应采用类型学和拓扑学相结合的互补研究视角研究意义系统,因为类型学关注线性的意义系统,而拓扑学关注意义的空间维度,二者对意义的研究是一种互补的关系。韩礼德还进一步把这种互补性的思想贯穿到整个语言系统的研究,认为“互补性是语言系统的一个根本属性”。在《语言的并协与互补》一书中,韩礼德认为语言系统中存在三种互补模式:词汇与语法的互补、语言作为系统与语言作为语篇的互补以及口语与书面语的互补。除此之外,语言系统还存在及物与作格、创造与转换、肯定与否定、情态与意态、已知信息与未知信息、析取与合取、一致式与隐喻式,内部与外部等方面的互补性。根据语言使用来研究语言的实践论研究思想。在语言研究方法上,韩礼德还主张研究语言应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中保持中立的立场,是以解决语言问题为导向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专门回答跟语言打交道的人们(如译者、病理学者、教师等)所提出的问题,用韩礼德的话说,就是“要根据语言的使用来研究语言”。目前,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上已发展成一套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在应用上也十分广泛,比如在翻译研究、临床话语分析、教育教学、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文体学、语言类型学、人工智能、语料库、计算语言学和法律文本分析等方面的应用。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广泛应用情况以及不断拓展的研究领域看,系统功能语言学是“适用语言学”。韩礼德语言学研究思想体现了一种开放、包容的辩证研究方法,在门派林立、新颖语言理论层出不穷的现代语境下,韩礼德的语言学研究思想有助于促进语言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融式发展。
Dalton对“高管继任”和“企业绩效”之间关联性进行论证,结果发现:在绩效水平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变更发生的概率较大,此结果也说明了企业绩效对企业高管变更决策有重要影响。此外,Laker从委托-理论视角出发,认为企业与高管之间是委托关系,但是由于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人(高管)的经营行为具有“不透明”性,所以委托人(企业)需要投入监督成本来防止高管的“偷懒”行为,或者将高管的利益与企业利益挂钩来规避高管的负向产出行为。如企业一般以企业经营绩效的水平来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即将高管利益与企业绩效之间挂钩。
1.2 公司治理结构与高管继任
1.2.1 股权结构与高管继任
Brunnello以意大利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股权结构中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继任之间关系并不是显著,而笔者认为这种关系的不显著主要与样本量相关。当高管占有企业大部分股权时,高管变更或继任的概率较低。此后,Volpin和Denis两位学者都以不同国家的数据为基础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也表明了“高管继任的概率,与其对业绩敏感性,以及与高管的持股比重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关系”①。
1.2.2 董事会结构与高管继任
Jensen认为董事会规模越大,董事会中董事发生“道德风险”的概率增大,也就是“委托-”的问题也会增多,例如董事会决策的“搭便车”问题,决策效率自然降低。一旦高管成为大股东,董事会决策也可能会成为高管自身决策,董事会的权限会由高管掌握,并且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摆设,也就不可能有效监督高管的行为。对此,Fama认为企业决策效率还跟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重有关,外部董事由于不会与企业内部经理人之间存在“合谋”的可能性,在决策方面更具有效率,他们更加关注企业高管在经理人市场中声誉,更加关注高管对企业股票价格上升的贡献。
1.2.3 市场环境、控制权市场与高管继任
Defond使用了美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不同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差异导致高管继任频率和模式的差异,越是在竞争程度的高企业中,高管继任发生频率越高,因为企业关注并不仅仅是关注企业绩效提升,也关注与其他企业绩效之间差距,一旦这种差距超出了预期,企业可能就会选择能力更强的高管来替代现任高管(与“替罪羊”假说观点一致)。Manne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企业获得的“公司控制权”可以带来意外的收益,可以为新企业注入优质管理队伍而获得收益,也可以为股东分配新的股权,并可以为母企的管理效率带来提升。Conyan认为高管的年龄与企业的高管继任决策之间存在关联性,年龄越长,高管越有权力影响董事会决策,则强制继任的概率较大,反之相反。
2 高管继任模式的相关研究
2.1 高管继任模式
高管继任来源是指当企业需要解聘现任高管时考虑的替代者是来自企业内部,还是选择外部(或者同一个产业领域,还是不同产业领域)等。Shen(2002)②认为企业选择高管继任者有三种渠道:一是企业内部类似岗位继任者;二是企业内部岗位下属岗位;三是外部继任者。而Rajagopalan(2003)③认为企业的高管继任模式主要有:既定高管继任、非既定高管继任和外部继任三种。
2.2 高管继任来源影响因素
2.2.1 经营业绩
企业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发生高管变更呢?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当企业经营绩效处于困境时,他们极易实施高管继任决策。当处于绩效困境的企业现任高管来自企业内部时,董事会则更倾向于选择外部继任者,因为可以带来企业战略的变化,带来更多的创新之举④。当企业经营业绩达不到董事会预期时(如董事会对未来绩效提升有更高的预期),董事会考虑实施高管继任政策。由于内部继任者往往与现任高管之间存在着种种显性或隐形联系,内部继任之后的绩效提升空间也较小。所以选择外部高管成为董事会的最优选择,外部继任者可以带来变革,企业绩效改善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大。不仅如此,股东们的收益都是来源于企业的经营绩效,一旦绩效水平下降,他们会怀疑现任高管的能力,也会对高管所带领的团队有所怀疑⑤,并且认为内部继任者也无法改变这一现状(因为内部继任者往往来自现任高管团队),这些都表示了企业选择外部候选人来继任高管的概率较大⑥。
2.2.2 企业规模
Furtado就认为企业在内部培养一个高管继任者需要一定的成本,且需要产品市场规模的支持。当企业经营规模或人员规模下降时,企业负担各种形式的成本压力会增大,此时从外部招聘高管的成本低于内部培养,继而使得企业倾向于选择外部继任。Dalton对此也表示赞同,他认为与规模较大的企业相比,规模较小的企业一般都是选择外部人来继任现任高管的,因为这种继任成本远远低于内部培养继任。
2.2.3 董事会工作经历
对此,Helmich认为石油企业中董事会成员数量与企业高管继任模式相关,且与外部继任高管数量及其在总数中比例有直接关联⑦。Borkhovich则将董事会中董事分为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两种,认为外部董事占的比重越高,企业的外部高管继任概率越大,并且概率随着比重增加而提高⑧。
3 高管继任的结果产出研究
3.1 结果之一:战略调整或变革
战略是现代企业持续生存的关键,经营管理者(包括高管)的职责主要是制定和执行与企业特征相匹配的战略,让企业在竞争中受益。一旦企业陷入困境,董事们会寄希望于下一任高管的管理和经营,期望他们能够调整或变革现有的发展战略来以提升企业绩效。一般情况下,高管继任后企业的经营战略会发生调整或变革,或为销售战略、财务战略和生产战略等,此类调整或变革会直接带来组织架构调整,让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模式⑨。Miller对内部继任和外部继任两种模式进行研究,发现外部继任更能够给企业带来变化,尤其是战略的变化更为明显。
3.2 结果之二:高管团队晋格
高管的能力不能够通过他一人体现,一般情况下,他的各种经营和管理是由他所带领的团队共同来实现的。企业的高管继任事件往往伴随着大量的高管队伍的升级或被替代。这种替代在外部继任事件上更为明显,因为内部继任往往是高管一人的替换。一旦企业选择外部继任高管,原有的高管团队可能会发生三种形式的变化:一是解除前任高管团队中对新战略有“反对之意”的个体或群体,组建凝聚力高的新团队;二是用新的战略来俘获原有高管团队的成员,让他们尽心投入到新战略的执行过程中;三是从外部引入新成员组建新的高管团队⑩。
3.3 结果之三:绩效改进
学术界关于继任高管对企业绩效是否有改进之处观点也存在差异,不同学者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总体来说有三种:“改进论”、“消极论”和“平行论”。Helimich支持第一种观点,他认为“企业的高管继任事件是对原绩效一种改进,继任之后的企业股票市场表现较好,经营绩效得到明显改善”。所以,当企业绩效处于较低状态时,通过高管变更来提升绩效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且可以被大多数企业采用。与第一种观点相比,“消极论”则认为企业进行高管继任是对企业现有运作体制一种打击,每一次的继任可能会导致企业绩效的下降,例如组织架构和人员的调整等都会带来企业经营市场上低状态表现。
注释:
①Hambrick,D.C.,和 Mason,P.A.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9(2).
②Shen, W.,和 Cannella,J. A. A. Power dynamics within top management and their impacts on CEO dismissal followed by inside success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2).
③Greiner, L.,Cummings,T.,Bhambri,A.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4-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 Organization Dynamics (winter), 2002.
④Hambrick, D.C.,和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⑤Boeker,W.,Goodstein,J.Performance and Successor Choi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
⑥Zajac,E.J.CEO selection, succession,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11(3).
⑦Greiner, L., Cummings, T., 和 Bhambri, A. 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 4- 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Organization Dynamics(Winter),2002.
“就英语与汉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形合与意合的差异。论文大全,翻译策略。”(Eugene. A. Nida 1982: 16) “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王力,1954)“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区别。(申小龙,1996)
一、国内外对形合意合的研究
早在1936 年王力发表的《中国文法学初探》就谈到了英汉的形合和意合的现象,这是形合、意合首次的提出;随后他又解释了形合、意合,比如:“你死了,我做和尚。”(《红楼梦》)“在西洋语里是一种变态,在中国语里却是一种常态。咱们不能说‘你死了’是‘如果你死了’的省略,因为在平常的语言里不用连词的时候比用连词的时候更多。”但是在书中王力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定式,他只是指出形合和意合复杂的句子之间的条文语义关系的翻译途径。
19 世纪做出卓越贡献的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宏包特,对汉语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没有用意合这个词语,但他研究指出:“任何语言的语法,总是一部分是明示的,借助于标记和语法规则显示出来的,另一部分是隐藏着的,是假定不借助标记和语法规则可以设想的”,而“在汉语里,跟隐藏的语法相比,明示的语法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
二、形合意合的哲学文化差异
英美民族的祖先生活在气候相对恶劣的海洋环境中,这使得英美民族有很强的战胜欲和征服欲。因此,他们把宇宙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对立的。论文大全,翻译策略。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传统哲学,主张把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本质与现象对立起来。16世纪理性主义在欧洲盛行,它强调科学的实验,注重形式论证,同时主张客体分明,因此西方民族在思维形式上具有重个体、重理性、重分析、重形式的鲜明特征。英美民族思维模式的特点表现在语言上,就是重形合、讲形式、求结构上的严谨。一般认为,西方的哲学思维总体而言是分析性的,他们习惯于把考察的对象从其所在系统中分离出来,实质原因在于西方哲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系统论传统,它着力探究的是名与实、形式与物质之间形而上的区别,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各类概念之间形式逻辑的推理。逻辑范畴观使语句中各成分依约定形态按逻辑等级各处其所,进而要求每一成分自身须具有显著外在特征以昭示它与其他成分的位次关系,从而使英语等西方语言呈现出形合的外在特征。
中国地处较为封闭的大陆型自然地理环境,较少受到来自外部大自然的压力,因此人们习惯于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就促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汉民族的哲学思维总体而言是综合的,它与中国古典哲学上的“天上、物我皆可合而为一”的整体观相伴而生。中国哲学注重整体观,体现的实质在于对事物进行系统评价和综合把握,使汉民族在思维运用上呈现长于整合、善于提纲挈领的综合性特征。论文大全,翻译策略。整体思维有整合作用,使我们轻于对句子成分的细微分析,重于对语句的融会贯通,凭着经验和上下文语境去意会和补充语句的整体内容。因此,中国人重视不同事物间的联系,注重整体,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现代所说的“宏观调控”、“顾全大局”、“构建和谐社会”也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及文化的长期影响下,汉民族从总体而言表现出一种重整体、重主体意识的思维模式,体现在词和句法上就是文、质合一,言、象合一,象、意合一,体、用合一。这一思维模式,反映在汉语这门语言中,就表现在汉语在造句、谋篇上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的语言结构特点。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英语形态突出外显,思维通过形态变化等程式整合才投射为言语形式,过程一般比较复杂,而汉语则在几千年的重意、重神的哲学和美学传统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模糊关系的语言结构素质,采取词语直接对接的组合方式体现为言语形式,直接实现思定于言的特点,意念少受形式的匡驭,呈现出意念主轴的简约性和便捷性。对于这一点,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评论道: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古典汉语具有一种惊人的高雅之美,它抛弃了一切无用的语法关系,只凭语言本身而不必凭借语法形式来充分表达纯粹的思想。他认为汉语的独特长处在于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突出思想内容,将词与词的联系几乎完全建立在思想的序列和概念的相互关系之上。
三、形合意合的美学文化差异
《红楼梦》中对诸多人物体貌、秉性进行描述的语言特征均体现了美学认知层面的问题。
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迎春、探春:第一个肌肤微丰,和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
这些语符组合中所蕴涵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美学因子,本身就蕴涵着“可意会,难言传”的人文诗性意趣。这些朦胧模糊的诗性意趣必然要求译者在解码和重构的过程中对个性加以张扬,从而让译者潜意识地体现自身的审美倾向,发挥个人的才情秉赋和语言表现力。然而,基于科学纯理性主义的西方美学恐难以胜任此体认和品鉴的功能和作用。论文大全,翻译策略。
四、翻译策略
汉语中的大量句式都是多个小句并列组合, 很少或者没有相应的连接词来表明小句之间的时间逻辑关系, 汉语中的这种现象就叫“意合”;而英语中,小句之间的连接词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现象就叫“形合”。针对这种翻译难题,大量使用的翻译技巧是:增译和减译。论文大全,翻译策略。
(1)从形合语到意合语 (增译)
①为了语法上的需要
an elephant 一头大象a pen 一支钢笔
②为了意义上的需要
Long-stemmed models ankled through thelobby.
身材修长的模特袅袅婷婷地从厅中走过。论文大全,翻译策略。 (增补副词)
③为了修辞上的需要
The sky is clear blue nowthe sun has flung diamonds down on the meadows and banks and woods.
此时已是万里蓝天,太阳把颗颗光彩夺目的钻石洒向草原,洒向河岸,洒向树林。(增补形容词和重复动词)
(2) 从意合语到形合语 (减译)
① 从语法角度进行减省
As it is late, let us go tobed! 不早啦,睡吧! (省略连词as和祈使结构let us)
② 从修饰角度进行减省
有些词语在英语里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汉语中却并非如此,翻译时如保留下来往往使译文显得累赘啰嗦。要使译文表达简洁通畅,有些词语必须省去或精简。例如:
To learn is not easymatter and to apply what one has learned iseven harder.学习不容易,应用更不容易。
五、结论
英汉互译时,无论从综合型的形合语向分析形的意合语转换,还是从分析形的意合语向综合型的形合语转换,根据需要,译文有时可以同时以形合和意合的语言来进行处理:
If you don’t let me go, I’ll miss the train.
你不让我走,我会误了火车。(意合)
如果你不让我走,我就会误火车的。(形合)
参考文献:
[1]Nida, E.A. Translating Meaning[M]. San Dimas,
2.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度影响
3.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4.认识语言的经济学属性 李宇明
5.《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交际语言能力框架和外语教学理念
6.大数据时代语言生态研究
7.小学语文教学语言特点新探
8.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语言哲学理论建构之一
9.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个综述
10.GIS作为新一代地理学语言的特征
11.“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及服务对策
12.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13.关于我国语言战略问题的几点思考
14.语言符号观的认知视角研究
15.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
16.中国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
17.近10年来国外多语言信息组织与检索研究进展与启示
18.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语言输出过程
19.语言竞争试说
20.语言服务的概念界定
21.语言类型学视野与语言对比研究
22.语言模因观初探
23.语言模因的主体性与语境化
24.第二语言教育的教师自主性研究
25.中国语境下英语教师语言意识实证研究
26.社会文化理论与生态语言教学观
27.领域语言规划试论
28.大学英语学习和教学中的语言学习策略问题
29.教师语言的语用分析
30.“语言特区”的性质与类型
31.语言也是“硬实力”
32.语言接触对语言演变的影响
33.语言的维度与翻译的限度及标准
34.语言接触中语言演变的连续体模式
35.西方语言哲学批判——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七
36.元语言意识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及其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
37.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语言的语言规划研究
38.论元语言与外语教师的话语行为
39.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语言迁移研究
40.语言规范试说
41.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政策
42.内容要创造 语言要模仿——有效外语教学和学习的基本思路
43.城市语言景观研究进展及展望
44.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发展
45.语言与思维关系再认识——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解读
46.人·语言·存在——五问海德格尔语言观
47.二语课程中的语言输出与二语发展——香港高校本科生课程英语写作的个案研究
48.中-英双语者语言理解中非加工语言的自动激活
49.国外第二语言语音习得研究的进展
50.外语教学中语言意识形成路径研究
51.海德格尔此在时间性思想与语言研究
52.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问题与方法
53.口语教学与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培养
54.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观及其对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
55.语言模因及其修辞效应
56.音乐和语言神经基础的重合与分离——基于脑成像研究元分析的比较
57.关于外语教师语言属性的思考
58.语言产业的基本概念及要素分析
59.英语专业硕士毕业论文的语言错误分析研究
60.语言理解中的动作知觉:基于具身认知的视角
61.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的相关性分析——以2007年南京城市语言调查为例
62.语言问题安全化与国家安全对策研究
63.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及其思考
64.语言网络:隐喻,还是利器?
65.商务语言研究的社会语言学视角与方法
66.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为语言哲学之延续——二十九论语言的体认性
67.中国英语学习者公式化语言加工心理机制研究
68.汉语网络语言研究的回顾、问题与展望
69.语言景观的分析维度与理论构建
70.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思考与实践
71.语言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72.语言语境与新闻理解——英语硬新闻语篇评价策略解读
73.“一带一路”与语言互通
74.有关语言经济的七个问题
75.语言能力的多样性和语言教育的多样化
76.语势、家庭学习模式与语言传承——从语言自然接触说起
77.语言资源和语言问题视角下的语言服务研究
78.国际化和英语化——语言政策是一种选择
79.法律语言学、法律语言——兼谈法律英语的特点
80.现代语言教学的十大原则
81.指向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的课堂观察——美国“语言教师效能反馈工具”述评
82.语言规划的国际化趋势:一个语言传播与竞争的新领域
83.索绪尔语言学的语言本体论预设——语言主观意义论题的提出
84.第二语言习得中的程式语研究
85.二语习得研究与语言类型学
86.汉外语言接触研究近百年:回顾与展望
87.从文化生态视角解读语言衰亡
88.学前语言教育的新取向:重视儿童学业语言的发展
89.“语言体验”的教育学理论研究
90.语言经济学视角下商务英语的生态位思考
91.《马氏文通》前西人的汉语量词研究——以《语言自迩集》为核心
92.从语言处理的复杂性与高效性看联结主义
93.认知能力和语言水平在隐喻理解中的作用——以概念与语言形式重合度不同的隐喻句为例
94.语言学习中的元认知研究述评
95.情绪与语言加工的相互作用
96.语言资源与语言经济研究
97.网络用语与语言规范
98.口译过程的两阶段解读——以一般语言理解和产出为参照
99.学术会议英语演讲语篇多模式语言符号意义构建
100.情感因素与第二语言习得
101.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
102.论国家语言认同与民族语言认同
103.语言竞争与语言和谐
104.语言和音乐:语言认知研究的新视角
105.论语言态度的三种表现
106.语言的定义
107.网络语言是一种社会方言
108.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二语习得模式研究——环境、学习者与语言的互动
109.双语者语言转换中非目标语言的加工机制
110.关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语言服务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111.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看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几个问题
112.英语口语能力描述语因子分析及能力等级划分——制定语言能力等级量表实证研究
113.遮蔽与澄明: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114.网络语言的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
115.论“任意性原则”对语言系统的多维度诠释——索绪尔语言本体论研究
——副标题
标题格式:黑体小2号字 居中。副标题格式:黑体三号 在标题下面左面与论文题目左面对齐。
文学院中文2007级 8班学号07010227姓名杜楠指导教师;刘贞
(黑体小4号字 居中)
例如: 2001级9班0100012张展展指导教师: 李丽丽.
标题和正文之间要有中文摘要和关键词。
“中文摘要”和“关键词”用黑体小4号字,顶格。具体内容用楷体小4号字,
1.5倍行距。
中文摘要是指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议的简短陈述,具有独立性和内含性。其内容说明论文的主要内容、结论等。摘要必须体现第三人称要求,不能使用“本文”、“作者”等词语作为主语。约300-400字之间。
例如:
中文摘要:文学作品的语言与信息不同,前者是交流工具,后者是内容。文学作品信息是变化是经常发生的,而语言的变化都非常缓慢。……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属于对立美学范围的文学作品有三个特征:(1)语言所指对象的变化;(2)语言链条中各衔接环节有意脱缺,读者在阅读时必须发挥创造性;(3)有意违背语言规范。
关键词是论文中出现频率高、地位重要的词或词组,可3—5个,以黑体字符另起一行,排在“中文摘要”的下方。关键词之间以分号分隔。
例如:
关键词:关键词1;关键词2;关键词3;关键词4;关键词5
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用罗马体小4号字(加粗顶格)将中文摘要对应翻译成英文。 例如:
Abstract:in the modern literature history, some the phenomenon which is?? Keywords:
正文部分
正文部分的小标题使用黑体小3号字
正文格式:宋体小4号字,1.5倍行距。首行缩进2字符。
论文主体部分格式要求:
序言指引言或绪论部分。简要说明论文目的、意义、范围、方法、选题依据等。应当言简意赅。不要与摘要雷同。一般教科书中已有的知识、理论在引言中不宜出现。
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字)字数应在8000-10000字。内容必须是实事求是、客观真切、正确完备、合乎逻辑、层次分明、语言流畅、结构严谨,符合科学和专业的有关要求。文中所用的符号和术语应采用本专业学科的权威机构或学术团体所公布的规定。引用他人材料要注明出处。
结论应准确、清晰、精炼,也可在结论或讨论中提出建议、设想或尚待解决的问题。
论述的具体要求:论文的层次,其结构序号应按一、(一)1. (1)①等差排列。
序号与名称既是论文组成部分、标题,也是提纲。
正文中的成段引文部分,格式为 仿宋_GB2312,小四号字,左缩进2字符,首行缩进2字符。段落间距为段前段后各1行。
注释(注释两个字用黑体5号字,顶格;其他部分则一律用宋体5号字):文中引文 要注明出处,一律1
用尾注。顺序和正文引文顺序一致,序号为①②③??。引用的期刊要注明:序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出版年月、页码。引用的报纸要注明:序号、作者、文章题目、报纸名、出版年、月、日。
例如:
注释:
①陈思和《探索小说集》[C]上海文艺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6年版 第81页
②[德]黑格尔 《美学》[M]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7页
注释与参考文献均采用GB7714-87顺序编码编制格式,其中,参考文献类型;专著-M、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从专著或论文集中析出的文献,建议用A(未说明文献类型者用Z)。电子文献类型:数据库-DB、计算机程序-CP、电子公告-EB;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磁带-MT、磁盘-DK、光盘-CD、联机网络-OL;
例如:
①[德]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
②张卉《浅析村上春树小说中的“孤独”》 [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9月第5期
??
参考文献(用黑体五号字,顶格;其他部分用宋体5号字)。指在论文写作中浏览、阅读的文献、资料、图书目录,且没有在论文中引用具体内容的部分。(包括直接引用的间接受到启发的文献)。序号为1.2.3.??。除页码不标外,其他格式如:引用的期刊要注明:序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出版年月。引用的报纸要注明:序号、作者、文章题目、报纸名、出版年、月、日。
例如:
参考文献:
1.[德]伽达默尔 《哲学阐释学》[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
2.??
论文最后标识:(字体是隶书4号)200*年月日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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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篇的页边距为word文档的默认设置,即左右为3.17cm,上下为2.54 cm论文通篇行距为1.5倍。插入页码位置在页脚居中。
? 文档的名称格式顺序为 (字体全部在半角状态下输入)
请保管好论文一、二稿及一稿、二稿的“修改意见”,并与开题报告、定稿一起交给指导老师。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他引量和他引影响因子这两项上急需提高,关键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在组织高质量的稿源上下功夫。这是提高刊物影响力的根本之道。期刊要想高被引,必须发表大量的高质量论文,尤其是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的论文。作者写论文,最喜欢引用具有学科引领价值和参考价值的论文。读者对专家的观点最为关注。二是编辑树立自觉意识。编辑不仅要有学术素养,而且还应有编辑素养,主动地研究期刊相关评价指标,总结期刊发展规律,合理、恰当地加以利用,提高编辑工作的针对性。
达米特在早期是从逻辑学入手的,而后转入到语言哲学,在此基础上进入对弗雷格的研究,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达米特的学术生命最终紧紧与弗雷格联系在一起,这一方面当然渊源自其本人所受的学术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切入点是十分相似的,这在第二部分会有专门的探讨。达米特介入意义论之争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他连续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专门探讨关于意义论的概念,研究范畴,研究对象,方法论等问题,这基本上奠定了他在意义论领域内的大致研究框架,并且树立了以弗雷格思想为核心的学术思路。这里有必要大致梳理一下上个世纪的意义论之争。
现当代哲学诸多问题中,“意义”一直是一个难以界定与令人困惑的概念,长久以来,哲学家们围绕着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各有见解,但迄今为止,连“意义”是什么都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当然,这些涉及到根本性的概念本身就难以有确切的定义,这也是争论的意义与价值所在。意义理论牵涉到的命题十分广泛,包括知识、理解、本体论、形而上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逻辑的形态、逻辑定律的选择、真理……等等。
在上世纪后半段,意义理论曾经是哲学界各种讨论汇焦的一个核心领域,是分析哲学、语言学、逻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相交叉的一个研究领域,这就导致了这一理论(到后期它足够成为了一个学科)的众说纷纭和定义混乱。
二十世纪的哲学界大概最早进行意义理论研究的要算刘易斯了,他把意义归结于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旨在为某个符号系统中的语词和句子指派语义内容”,简而言之就是“表达式的意义是什么”,另一方面“旨在解释某人或某群体是如何赋予语言中的符号以其应有的意义”,即“如何根据语言共同体的成员的心智状态和语言环境来解释被使用的语言符号的意义”。
此后更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维特根斯坦,他的意义理论构建于语言、思想和世界的逻辑同构关系中,这是《逻辑哲学论》所表达的关于意义的主要观点。当然,这是在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到了后期,他的意义论则转向语言共同体的建构上,这在他的《哲学研究》中有清晰的表述。
意义论在20世纪还有其他的争论焦点,最为显著的例如发端于美国的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其代表人物是龙菲尔德,他强调客观环境对于语言及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达米特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
当然,以上的梳理并不全面,不过也大致可以看到达米特在意义论上所处的时代背景。意义理论是哲学领域里的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由此,达米特的意义研究尤其显得重要,因为他不光确立了这一问题的研究方向,更是明确了它的中心任务。
二、弗雷格的学术理路
达米特的意义理论明显是受弗雷格的影响,或者说他是有意将弗雷格的理论进行进一步阐发,在或者说,他很有可能是受弗雷格的影响而踏足意义论领域的。弗雷格在学术生命上比达米特早了整整一个世纪,在哲学谱系上与维特根斯坦同时。他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也是公认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创始人。与达米特的类似之处是,他也是从逻辑学入手来奠定自己的哲学基础的,并在后期进入了语言学,这是两人的契合之处也是达米特最终能够传承弗雷格衣钵的主要原因,从而形成从逻辑学与语言分析之路发展当代哲学的特色分析方法与思想体系。
弗雷格在哲学和逻辑学领域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理论,这其中有许多是达米特思想,他的意义论的渊薮,至少不乏启发意义。弗雷格首先区分了逻辑和心理,客观和主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真理、概念、关系等等。其次,弗雷格探讨了语词与语境的关系。另外,弗雷格还特别情调概念和对象的区分,以及含义与指称的区分。这些主要的命题和观点,在达米特的意义理论中多有解释和阐发。
弗雷格关于意义论的探讨较为集中的是指称论,而指称论的核心则是“真”和“真值”的讨论,他的逻辑起点是句子,认为句子是意义最为基础的单位,而句子的指称就是真值。在此基础上,弗雷格将思想分为“真”和“假”,而在思维和思想中间有一个跳跃。如果非要进行一个概括的话,弗雷格的意义论或者指称论可以说是从语言到世界的一种模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弗雷格那里不难看出维特根斯坦的影子,在意义论上来说就是弗雷格对后者在意义和理解上的论述做了相当的阐释与发挥,并用以作为自身的描述对象。当然,弗雷格的理论发表后也受到过全面的批判,代表人物是蒯因,他的思想基础是认为弗雷格混淆了指称论与意义论。不可置疑的是,弗雷格被公认为现代逻辑与分析哲学以及语言哲学的创始人。他的理论对于逻辑学的发展,对于当代哲学(尤其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有极大的助力。
三、达米特及他的“后弗雷格”时代
达米特对于弗雷格的研究大概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在1973年他发表了相关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弗雷格的语言哲学》,从语言学的视角进入意义理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对弗雷格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分别在1981年(《弗雷格哲学的解释》)、1991年(《弗雷格和其他哲学家》)、1991年(《弗雷格的数学哲学》)相继发表了弗雷格研究的系列专著,从此达米特与弗雷格的名字便紧紧联系起来,并使他成为了20世纪反实在论和数学哲学中直觉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当然,这期间他也没有中断对逻辑学与分析哲学的研究,在1988年发表了《分析哲学的起源》,1991年发表了《数学的逻辑基础》,不过从这些研究明显已经烙上了意义理论与弗雷格的影子,成为了达米特哲学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甚至在学界将达米特的哲学理念称为“后弗雷格哲学”。
达米特对于意义理论的表述最早见于他对弗雷格思想的研究和辩驳中,以他在70年表的两篇论文《什么是意义论》中有最为集中的阐释,其中有很多独特的见解和创新的思想,最为典型的表达是他的反实在论意义理论,这是他意义理论的基础。当然,在他构建于完善理论的过程中向来不隐晦对于弗雷格的认同。
达米特把意义理论作为其哲学的基础,作为现代哲学的基础,或者作为形而上学的基础,这就决定了这一思想体系要涉及到许多难有定论的命题,这是其构建意义论的关键,也是日后批判的指向与讨论的焦点。首先是其意义论所采取的形式,他明显受到了系统论与分子论的影响,并把它们作为逻辑推理与理论构建的工具。另外,在达氏意义论体系中的一个难点是所谓的“隐含知识”,这必然要涉及到显形性的争论。最后,在传统哲学中关于实在论的争论在意义论的讨论中又重新复苏了。达米特反实在论意义理论在提出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也在这些争议中不断修正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些争论的焦点也大多集中于此。
一
引言《现代汉语词典》对“劝”的解释是“拿道理说服、使人听从。”“劝说”是“劝人做某种事情或使对某种事情表达同意”的意思。劝说是一个古老的研究课题,中国古代思想家韩非子就有“劝说难”的感慨,西方国家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建立了以传授劝说技巧为核心的修辞学。人们已经从修辞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经济学和广告学等多维度、多层次对劝说言语进行研究。近年来西方的语用学理论和观点被广泛引入到劝说的研究,在界定劝说言语行为的基础上,对劝说言语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于劝说言语来说,Austin、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预设、礼貌原则与Grice的合作原则和JefVerschueren的顺应论等对其有一定的解释力。
⒈ 社会交往的角度
(1)劝说的言语行为研究
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ohn Austin)在他的《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分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是指说话者说出的这一个句子;言外行为是指说话者通过这一句话所表达的隐含的真实意思;言后行为则是指这一句话在听话人方面产生的效果,它与特定的语言环境相联系。Searle发展了Austin的理论,提出了实施言外行为的条件:基本条件、命题内容条件、预备条件、真诚条件。Searle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IndirectSpeech Act),即用一个言语行为来间接地完成另一个言语行为。
劝说通过某种交际形式(通常是语言),根据语境、目的和对象选择相应的策略来实施一种行为,并以此来影响或改变他人的信念或行为方式。所以,劝说就是一种言语行为。(申智奇,2004)劝说者有目的地使用语言作为传播媒,且指向说话本身,是言内行为;博取劝说对象的好感与同情是常用的有效策略;传递某种信息指通过说话实现告知,是言外行为;影响、干预他人或一定群体态度和(或)行为指通过说话做事实现感化,是言后行为。(唐霞,2009)
劝说现象极其复杂,间接言语行为在劝说过程中使用频繁言语行为,主要可能是因为该行为所体现的劝说力往往受到礼貌原则的制约,表现得较为礼貌、温和,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和信任感,因而易于激起人们的积极响应。同时也受到不同文化因素和适宜条件的制约。徐昌华(2002)认为劝说语可以通过疑问、推量、陈述、命令等间接言语行为达到劝说的交际功能。孙淑芳(2001)也认为间接言语行为(指愿望式、疑问句式、及带模词的陈述式)是劝告类言语行为的表达手段之一论文的格式。曹希绅在他的著作里提到劝说可以采用间接言语,但是一定不要使对象对劝说内容产生歧义,否则将达不到劝说的目的。张明芳(2002)认为广告主更倾向以间接言语的形式传递信息,因为直接言语比间接言语更容易引起消费者的质疑和抵触,而间接言语行为能使消费者对广告产生积极地评价。王桂琴,刘长庆(2004)运用言语行为有关理论以书面语(印刷)商业英语广告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分析,探讨了广告语言中的劝说力的问题。他们总结出英语广告劝说力的实现,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都是普遍使用的,但是直接言语行为(占56℅)多于间接言语行为(占44℅)。这种差异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奥斯汀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解释了日常语言的一些现象,对劝说言语的特点做了分析,总结归纳了劝说的策略和技巧,但是忽视了对情景与语境的研究。其次劝说过程中不仅需要劝说者实施劝说行为本身,还需要在听话人中产生一定的效果,当需要对人们的态度、观点的改变进行解释时,言语行为理论就显出了局限性。
(2)劝说的语用预设研究
预设(presupposition)也叫前提,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最早出现于德国哲学家弗雷格(G.Frege)的著作《意义和指称》(On Sense andReference )。自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语义学的发展和语用学的兴起言语行为,预设就成为语言学家关注的热点。(何自然,陈新仁,2004)有关劝说的语用预设的研究也在这两年刚刚开始。预设在劝说过程中发挥着委婉功能、隐藏功能、自我保护功能,从而可以增强语言的劝服力。厉燕(2007)通过实例论证了进行劝说时可以采用潜隐说劝法将重点信息以潜隐的方式表达出来,更利于达到预期的劝说效果。唐霞(2010)对劝说语篇中的语用预设进行分类,结合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论证了劝说者利用人品预设、过程预设、内容预设和文化预设建立特定的话语假设,实现预设的劝说功能。语用预设所具有的特点和广告的语言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预设由此可以从不同角度为广告实现其劝说目的,语用预设在广告语言中出现频率很高。张军益,高晓琪(2009)将广告语用预设分类,并且论证了预设在广告成功实现劝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闫毓芳,杨惠丽(2007),赵宏(2001)运用语言学知识,从语用预设在广告语中表现出的特征、分类以及功能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说明了不同类型的预设能从不同的角度服务于广告,为广告语发挥最大功效提供了可能性,增强广告的说服力。
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语用预设对于劝说言语的产出过程做出很好的解释,可是说话人所预设的内容与听话人所理解的内容之间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语用预设并未解释劝说言语的理解机制。
(3)劝说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研究
美国的哲学家格莱斯(Grice)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交际活动中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一种双方都应该遵守的原则,他称这种原则为合作原则。合作原则又包括四项准则,每项准则又包括一些次准则:①量的准则,即给听话人提供充足的信息;②质的准则,即提供准确的信息;③关系准则,即提供的话语要彼此相关;④方式准则,即讲话要有条理,要简洁。唐霞(2009)认为合作原则对劝说言语具有重要意义,劝说的价值在于促使对方选择合作并持续合作,赢得合作原则至关重要。张明芳(2002)、高契(2010)等从语用学角度运用格赖斯的合作原则理论分析广告语言的说服性。劝说的实质在于试图改变他人的观点和行为,从本质上说是威胁面子行为。劝说情况也并不像看起来言语行为,说起来那样简单。人们不仅选择使他们能够成功进行劝说的技巧,而且这些技巧必须帮助他们达到其他目标,即要保持自己的身份,要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要与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寻求认同的情景之中。Leech的礼貌原则能更好的解释劝说言语行为及策略。唐霞(2009)认为劝说者遵循礼貌原则的“得体准则”和“慷慨准则”,做到尽量少让别人吃亏让自己多吃亏,尽量多使别人受益少使自己受益,从他人的角度和利益出发,隐藏或弱化自我利益和对劝说对象的不利因素,凸显和强化对其有利因素;遵循“赞誉准则”、“谦逊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多用赞美少用贬低,减少双方的分歧和反感,增加双方的一致和同情,最终实现劝说目的。黄绅(2007)以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实验得出结论:多数人在通常的情况下会利用报答的方法来进行劝说,几乎没有人使用惩罚这种劝说方法。
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对劝说言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劝说的目的在于试图改变劝说对象的态度和行为,劝说的方式要被劝说对象接受,在心理上产生好感。因此劝说者要遵守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但是,合作原则在解释劝说言语行为时有自身局限性。Grice的交际理论基于交际双方必须合作的观点之上,而实际上劝说对象对劝说者经常持有敌对态度或没意识到劝说的存在。现实生活中劝说者为了达到目的,有时会根据具体的语境和被劝者的性格故意不遵守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
(4)顺应论关于劝说的研究
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的语用综观说认为把语用学看作是从功能方面对语言的综观比把语用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分科来研究更加科学和完善。顺应论是语用综观说的核心内容,它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根据语用综观说和顺应论,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描述和解释语言的使用,即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的意识程度。在劝说言语产生的过程中劝说者通过不断地调整、协商、选择合适的语言,以便达到最佳的劝说效果论文的格式。
目前运用顺应论对劝说言语进行解释的文章并不多见。安美丽(2004、2010)通过对服装销售人员的语料分析,运用语言顺应论从语用学的角度对服装销售语言进行了解释。她把商品销售中的劝说语言分为:顺应物理环境、顺应社会规约和顺应心理动机。邵广(2008)以顺应论为依据,结合劝说的三要素,研究分析了商品销售语言如何实现劝说的三要素,形成了商品销售劝说语言的框架。
顺应论提出了新的语言观和语言使用观,把语言当作整个人类和个体拥有的一种交际顺应手段。(谢朝群言语行为,陈新仁,2007)顺应论对劝说言语作出了更加全面的解释,是对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关于劝说研究的补充,加深了我们对于劝说的了解。但是顺应论本身具有先天不足,即:“将‘顺应’看成一把万能钥匙,以解释所有的言语使用,有运用过度之嫌”(刘正光、吴志高2000)劝说的顺应论解释过于笼统和片面,因此也未能触及其本质。
⒉ 认知的角度
关联理论被看作是Grice合作原则的深化。关联理论把交流看作是一种认知活动,而为了达到交流的成功,对话双方必须要遵循最佳关联(optimalrelevance)。运用关联理论对劝说言语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目前国内有申智奇运用了关联理论中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分析了商业广告如何实现劝说的目的。(申智奇,2004)劝说过程中,说话人期望通过劝说性言语在劝说对象的大脑里产生某种效果,比如控制思想,改变态度,诱发或抑制行动;说话人期望自己的意图能够被劝说对象识别;最后,说话人期望自己想要的某种效果能够通过劝说对象的识别而出现。关联理论认为只要有办法识别交际者的意图,交际就是有可能的。斯波伯和威尔逊把意图看作是一种心理状态,认为意图的内容肯定会在心理层面上得到表征,而交际者的意图直接改变的不是受众的思想而是认知环境,交际者之间相互认知环境的改变则会影响后续言语互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因此,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劝说者期望通过所传递的信息意图强化或者改变劝说对象的认知环境言语行为,使双方的认知环境互明,实现劝说对象对劝说言语的认同,产生劝说效果,最终实现其交际意图。劝说是极其复杂的现象,对劝说的全面研究需要结合人类社会各个学科的知识,正如肯尼斯.伯克认为的那样:那些由人类学家、人种学家、心理学家等所作的论断都能对语言学的劝说功能产生影响。关联理论集合了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观点,是一种跨学科的理论,其主要观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能够得到各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
小结:从以上劝说言语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国内语用学界对于劝说言语的研究多采用某一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劝说言语的特点以及语用策略。但是从认知模式、心理机制角度着手的少,因为没有从其认知本质出发解读,所以对劝说言语的生成和理解机制的解释不够全面。劝说是一极其复杂的人类交际活动,其背后有着特殊的心理认知机制,因此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给予界定将对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劝说言语提供了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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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诺依曼从小聪颖过人,兴趣广泛,6岁时,他就能心算做八位数乘除法,8岁时掌握微积分,12岁就读懂领会了波莱尔的大作《函数论》要义。
冯・诺依曼的记忆力惊人,读书过目不忘。他对读过的书籍和论文,能很快一句不差地将内容复述出来。
冯・诺依曼一生掌握了7种语言,最擅德语,他在用德语思考种种设想时,又能快速译成英语。据说,6岁时他就能用古希腊语同父亲闲谈。
在计算机领域,他被誉为“计算机之父”。在经济学领域,他被誉为“博弈论之父”。在物理领域,冯・诺依曼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对原子物理学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在化学方面他也有相当的造诣,曾获苏黎世高等技术学院化学系大学学位。 30岁时,冯・诺依曼已经是纯粹数学学者中的巨人;45岁时,他被全球公认为20世纪最具世界性、最多才多艺、最才思敏捷的数学家。从遍历定理的第一个有力证明到天气控制方法,从原子弹的聚爆装置到博弈论,从一种用于研究量子物理学的新代数学到带有预先储存程序的计算机的装配,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设想。他在格论、连续几何、理论物理、动力学、连续介质力学、气象计算、原子能和经济学等领域都做过重要的工作,被称为上世纪“最伟大的全才之一”。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омоно?сов
他创办了俄国第一所大学――莫斯科大学;由于他渊博的学识,他也被普希金赞誉为“俄罗斯的第一所大学”;他是“俄国科学史上的彼得大帝”,俄国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在俄国的地位,有如伽利略在意大利、牛顿在英国、笛卡儿在法国、莱布尼兹在德国和富兰克林在美国的地位。
为了躲避继母的责骂、争取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机会,19岁的他带着两本启蒙书――《斯拉夫语法》和《算术》,凭着借来的3个卢布,离开家乡、踏上了漫长的求学之路。他冒充教会执事的儿子进入了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用1年时间掌握了拉丁文,并自修了希腊文,用5年时间修完了8年的课程,被选派到彼得堡国家科学院大学深造。半年后,又被派往德国学习采矿和冶金。1736年秋,他进入马尔堡大学学习物理学和化学,期间精通了德语、法语,后又到弗赖堡学习矿业和冶金学。在克・伏尔夫教授的手下,他学习了数学、哲学、物理学,又选学了化学、力学、矿山测量、水利工程学课程。
他在物理、化学、语言学、文学、哲学、历史、天文、地质、矿物、航海等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
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文学者,在历史学、语言学、哲学方面都有研究,被誉为“俄罗斯现代语言之父”,著有《修辞学》《俄语语法》和《论俄文宗教书籍的益处》等。
他在观测金星凌日时第一个发现了金星上存在着大气;他创立了热动力学说,指出热是物质本身内部的运动,从本质上解释了热的现象;他提出了气体分子运动论,认为空气微粒对容器器壁的撞击是空气产生压力的结果;他对气体压强给以正确解释,即是空气质点对器壁撞击的结果;1741年,他创立了物质结构的原子――分子学说,为俄国的物理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用实验证明化学反应前后物质的质量相等,这一发现比拉瓦锡发现物质不灭定律早18年;他是最早应用天平来测量化学反应重量关系的化学家。
他是俄罗斯的“全能才子”,是俄国“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莱布尼茨,德国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成果遍及力学、逻辑学、化学、地理学、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气体学、航海学、地质学、语言学、法学、哲学、历史学、外交学等等,他是历史上少见的通才,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他还是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而他的职业,是一名律师。
莱布尼茨在数学史和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在数学上,他和牛顿先后独立发明了微积分。有人认为,莱布尼茨最大的贡献不是发明微积分,而是发明了微积分中使用的数学符号,他也因此被称为“符号大师”。莱布尼茨还对二进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哲学上,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最为著名,例如他认为“我们的宇宙,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所创造的最好的一个”。他和笛卡尔、巴鲁赫・斯宾诺莎被认为是17世纪三位最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
莱布尼茨对物理学和技术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提出了一些后来涉及广泛(包括生物学、医学、地质学、概率论、心理学、语言学和信息科学)的概念。莱布尼茨在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神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诸多方向都留下了著作。他的著书,约四成为拉丁文,约三成为法文,约一点五成为德文。
莱布尼茨的求学经历也堪称传奇。
15岁,他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 一进校便跟上了大学二年级标准的人文学科的课程。期间他还抓紧时间学习哲学和科学。
17岁,他以《论个体原则方面的形而上学争论》一文获学士学位。
18岁,莱布尼茨完成了论文《论法学之艰难》,获哲学硕士学位。
19岁,莱布尼茨向莱比锡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论身份》。次年,审查委员会以他太年轻为由而拒绝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他对此很气愤,于是毅然离开莱比锡,前往纽伦堡附近的阿尔特多夫大学并立即向学校提交了早已准备好的那篇博士论文。
21岁,阿尔特多夫大学授予莱布尼茨法学博士学位,还聘请他为法学教授。
据称,经当代智商测试研究,莱布尼兹的智商高达205,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天才。
托马斯・杨Thomas Young
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是个奇才,同学们都称他为“奇人杨”。上帝在造人方面从来都不是公平的,托马斯・杨就是个例子。表面上,他的身份是医生、物理学家,但这仅仅只是他的社会角色而已。他涉猎的广泛程度让人瞠目,他的才华横溢让人吃惊。
他在光波学、声波学、流体动力学、造船工程、潮汐理论、毛细作用、虹的理论、力学、数学、光学、声学、语言学、动物学、埃及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还对艺术颇有兴趣,他热爱美术、音乐,几乎会演奏当时的所有乐器。他会制造天文器材,还研究了保险经济问题。他擅长骑马,并且会耍杂技走钢丝。
小时候的托马斯是个神童,2岁会阅读,4岁能将英国诗人的佳作和拉丁文诗歌背得滚瓜烂熟;不到6岁已经把圣经从头到尾看过两遍,还学会用拉丁文造句;9岁掌握车工工艺,能自己动手制作一些物理仪器;几年后他学会微积分和制作显微镜与望远镜;14岁之前,他已经掌握10多门语言,包括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等等,不仅能够熟练阅读,还能用这些语言做读书笔记;之后,他又把学习领域扩大到了东方语言――希伯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他阅读了大量的古典书籍,在中学时期,就已经读完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拉瓦锡的《化学纲要》以及其他一些科学著作,才智超群。托马斯26岁时,著名的罗塞塔石碑被发现。石碑上刻了三种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古埃及通俗文字和希腊文。首先阐释这些象形文字的人是法国人商博良,但托马斯却是把碑文的译文发表成书的第一人。
议论文重在说理。而格言的恰当运用有助于加强语言表达的哲理性。如果运用不当,就会适得其反。“当”与“不当”,关键在于对格言内涵的深刻理解。如,苏教版中培根的《论美》,篇幅虽短,但句句都闪烁着哲理的光华。例,“形体之美要胜于颜色之美,而优雅的行为之美又胜于形体之美”。这里,作者以哲学家的目光,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了“行为之美”甚于“形体之美”和“颜色之美”的本质特点。作者在语言表达的艺术上采用的是“铺垫”艺术。在两两对比中突出前者,又在三者之间发现了美的真谛:“行为之美”。因此,引导学生恰当地引用格言,除了让学生正确理解格言的语意外,还要进一步深入探究格言的语言艺术和表达技巧。只有如此,格言才能成为议论文语言表达中的一串串璀璨的明珠。
二、引导学生重视语言表达中的形象说理
语言表达中的形象说理,即用形象的语言表达深刻的内涵的一种说理方式。其特点是,以说理为目的,以形象化的语言为标志,加强说理的形象性与深刻性。如,培根在《论美》中开篇指出:“美德好比宝石,它在朴素背景的衬托下反而更华丽。同样,一个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的人,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这里,作者采用的就是形象说理的方法,意在强调拥有美德的人是令人可敬的。但是,倘若不加修饰地直接表达,那么,难以激起读者的联想思维。可见,语言表达中的形象说理,既能调动读者的直觉思维,又能唤起读者的理性思考。从而,达到以形象化的语言来说理的目的。因此,我们要积极引导学生在说理时适当采用形象说理的方法,加强语言表达的形象性与深刻性。
三、引导学生重视语言表达中的“化用”
“化用”与“引用”的最大区别在于,“引用”指直接或间接地应用别人的观点或语言,“化用”则指借鉴别人的语言风格与表达技巧而形成的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在议论文语言表达中,引用得当有助于加强文章的说服力,化用恰当则有助于加强语言表达的幽默感。可见,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有同学在阐述“信念”这一话题时,这样说:“钱不在多,善举则名;位不在高,为民则灵。”从而,使语言表达幽默成趣。又如,有同学在阐述“读书的苦与乐”这一话题时,将“学海无涯苦作舟”改为“学海无涯乐作舟”。一字之改,说明了读书自有它的乐趣。其中,“学海无涯乐作舟”便是化用了“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一俗语。从而,在对比中表明了自己鲜明的观点,同时,自然地转入了对读书之乐的论述。“化用”,是一种语言表达的创新。但是,必须指出,“化用”别人的语言时,要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以加强寓庄于谐的表达效果。
四、引导学生重视语言表达中的其他修辞的运用
议论文中的语言表达重在论证事理。因此,为了将理由说得透彻,有时需要在说理过程中运用一些修辞手法,化抽象为具体,化深奥为浅显,化复杂为简单。排比的运用除了加强语势外,还能增强语言的逻辑感染力;比喻的运用,除了加强语言表达的形象性外,还能增强说理的深刻性;对比的运用,除了加强语言表达的情感外,还能加强议论过程中的哲理性……可见,议论文中的这些修辞的运用对于提炼观点、论证论点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1.引言
英语、汉语两种语言分属印欧和汉藏两个不同的语系,两种语言在句法结构上有很大的不同。“就英语与汉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形合与意合的差异。”(Eugene. A. Nida 1982:16)英语重形合(hypotaxis),句中各意群,成分之间都用适当连接词(connectives)组成复句,形式上比较严谨,缺乏弹性;汉语则重意合(parataxis),即更多地依靠语序直接组合复句,由于其句子成分用逻辑意义贯穿起来,结构灵活、简洁,不会引起误解。翻译中应该如何处理形合、意合现象?本文拟就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及两种语言相互转换的翻译策略作一探析。
2.国内外对形合意合的研究
早在1936年王力发表的《中国文法学初探》就谈到了英、汉语的形合和意合的现象,这是形合、意合首次的提出;随后他又解释了形合、意合,比如:“你死了,我做和尚。”(《红楼梦》)“在西洋语里是一种变态,在中国语里却是一种常态。咱们不能说‘你死了’是‘如果你死了’的省略,因为在平常的语言里不用连词的时候比用连词的时候更多。”但是在书中王力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定式,他只是指出形合和意合复杂的句子之间的条文语义关系的翻译途径。
19世纪做出卓越贡献的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宏包特,对汉语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没有用意合这个词语,但他研究指出:“任何语言的语法,总是一部分是明示的,借助于标记和语法规则显示出来的,另一部分是隐藏着的,是假定不借助标记和语法规则可以设想的”,而“在汉语里,跟隐藏的语法相比,明示的语法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
3.形合意合的哲学文化差异
英、美民族的祖先生活在气候相对恶劣的海洋环境中,这使得英美民族有很强的战胜欲和征服欲。因此,他们把宇宙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对立的。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传统哲学,主张把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本质与现象对立起来。16世纪理性主义在欧洲盛行,它强调科学的实验,注重形式论证,同时主张客体分明,因此,西方民族在思维形式上具有重个体、重理性、重分析、重形式的鲜明特征。英、美民族思维模式的特点表现在语言上,就是重形合、讲形式、求结构上的严谨论文参考文献格式。一般认为,西方的哲学思维总体而言是分析性的,他们习惯于把考察的对象从其所在系统中分离出来,实质原因在于西方哲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系统论传统,它着力探究的是名与实、形式与物质之间形而上学的区别,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各类概念之间形式逻辑的推理。逻辑范畴观使语句中各成分依约定形态按逻辑等级各处其所,进而要求每一成分自身须具有显著外在特征以昭示它与其他成分的位次关系,从而使英语等西方语言呈现出形合的外在特征。
中国地处较为封闭的大陆型自然地理环境,较少受到来自外部大自然的压力,因此人们习惯于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就促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汉民族的哲学思维总体而言是综合的,它与中国古典哲学上的“天上、物我皆可合二为一”的整体观相伴而生。中国哲学注重整体观,体现的实质在于对事物进行系统评价和综合把握,使汉民族在思维方式上呈现长于整合、善于提纲挈领的综合性特征。整体思维有整合作用,使我们轻于对句子成分的细微分析,重于对语句的融会贯通,凭着经验和上下文语境去意会和补充语句的整体内容。因此,中国人重视不同事物间的联系,注重整体,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现代所说的“宏观调控”、“顾全大局”、“构建和谐社会”也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及文化的长期影响下,汉民族从总体而言表现出一种重整体、重主体意识的思维模式,体现在词和句法上就是文、质合一,言、象合一,象、意合一,体、用合一。这一思维模式,反映在汉语这门语言中,就表现在汉语在造句、谋篇上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的语言结构特点。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英语形态突出外显,思维通过形态变化等程式整合才投射为言语形式,过程一般比较复杂,而汉语则在几千年的重意、重神的哲学和美学传统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模糊关系的语言结构素质,采取词语直接对接的组合方式体现为言语形式,直接实现思定于言的特点,意念少受形式的匡驭,呈现出意念主轴的简约性和便捷性。对于这一点,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评论道: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古典汉语具有一种惊人的高雅之美,它抛弃了一切无用的语法关系,只凭语言本身而不必凭借语法形式来充分表达纯粹的思想。他认为汉语的独特长处在于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突出思想内容,将词与词的联系几乎完全建立在思想的序列和概念的相互关系之上。
4.形合意合的美学文化差异
古诗词所蕴涵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美学因子,本身就蕴涵着“可意会,难言传”的人文诗性意趣。这些朦胧模糊的诗性意趣必然要求译者在解码和重构的过程中对个性加以张扬,从而让译者潜意识地体现自身的审美倾向,发挥个人的才情秉赋和语言表现力。
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凡事都讲求内敛、含蓄。含蓄美,已然成为诗歌作品的一个重要审美原则译者如何去体味,如何在翻译中再现原诗的含蓄美是一大难题。例如:
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译文一:Autumn
Crows hanging over rugged old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 the day is about done. Yonder is a tiny bridgeover a sparking stream, and on the far bank, a pretty little village; but thetraveler has to go on down his ancient road, the west wind moaning, his bonyhorse groaning, trudging towards the sinking sun, 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home.(翁显良)
译文二:Tune: Tian Jing Sha
Withered vines hanging on oldbranches,
Returning crows croaking atdusk.
A few houses hidden past anarrow bridge,
And below the bridge a quietcreek running.
Down a worn path, in the westwind,
A lean horse comes plodding.
The sun dims down in the west
And the lovesick traveler isstill at the end of the world.(丁祖馨和Burton Raffel )
译文三:Sky- clear Sand(Tien- ching sha)
Autumn Thought
Withered vines, old trees,crows at dusk;
A small bridge, flowingwater, a few houses;
An ancient road, a lean horsein the west wind;
The evening sun sinking inthe west,
A heart broken traveler stillat world’s end.(Sherwin S. S. Fu)
译文一(翁显良译)采用散文释义方法,与英国的Arthur Waley相似,属于表意派(神似派)。该译文表达更清晰,译文的基调和关键词更自然,更贴近散文体。所以该译文的读者接受度很高。译文三几乎完全保留了原文本的形式,而且基本表达了译本的意义,但该译文并未显出明显的优势,译文读者对该译文的理解上的接受度远远落后于另外两个译文。
5.翻译策略
汉语中的大量句式都是多个小句并列组合,很少或者没有相应的连接词来表明小句之间的时间、逻辑关系,汉语中的这种现象就叫“意合”;而英语中,小句之间的连接词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现象就叫“形合”。针对这种翻译难题,大量使用的翻译技巧是:增译和减译。
(1)从形合语到意合语(增译)
①为了语法上的需要
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尽相同,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英语中没有量词,汉译时就得根据汉语的表达习惯增加合适的量词。例如:
an elephant 一头大象a pen 一支钢笔
②为了意义上的需要
英译汉有时必要增加合适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或是功能相当于形容词的名词)或副词,使译文意思清楚无误。例如:
? Long-stemmed models ankled through thelobby.
身材修长的模特袅袅婷婷地从厅中走过。(增补副词)
? French managers are Napoleonic and theirmanagement style is imperial.
法国经理人是拿破仑式的人物,有着帝王式的管理风格。(增补名词)
③为了修辞上的需要
为了使译文优美自如,活泼生动或是得到强调,有时需要增补适当的描述词(如名词、动词、形容词或是副词等)、语气助词,或是使用叠词和四字词组,或是重复某些词语论文参考文献格式。例如:
? The sky is clear blue now the sun has flungdiamonds down on the meadows and banks and woods.
此时已是万里蓝天,太阳把颗颗光彩夺目的钻石洒向草原,洒向河岸,洒向树林。(增补形容词和重复动词)
? “In such cases a woman has not often much beauty tothink of.”
“这样看来,一个女人家并没有多少时候好想到自己的美貌喽。”(增补语气助词)
(2)从意合语到形合语(减译)
英语重形合、连词较多,而汉语重意合、连接词较少。因此,英译汉时可在不损害准确传达原文内容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将冠词、连接词、介词、代词等略去,使译文通畅。
①从语法角度进行减省
? As it is late, let us go to bed! 不早啦,睡吧!(省略连词as和祈使结构let us)
? We have more water than earth on this globe. 在地球上,水比陆地占的面积大。(省略代词)
②从修饰角度进行减省
有些词语在英语里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汉语中却并非如此,翻译时如保留下来往往使译文显得累赘啰嗦。要使译文表达简洁通畅,有些词语必须省去或精简。例如:
? To learn is not easy matter and to apply whatone has learned is even harder. 学习不容易,应用更不容易。
? The hardest part of any big projectis to begin. 任何一个大的项目最艰难的是起步。
6.结论
虽然英、汉语存在原则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是绝对的。相反,不论形合还是意合都是组句构篇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英语中也有意合,同样的,汉语中也有形合。这只是一个量的问题,而非质的问题。此外,同一语言中的不同文体,形合、意合的程度也不相同。例如,文学作品中的显性连接词比口语中出现得更为频繁。形合、意合的语言现象较为复杂,有待于我们以后做出更深刻,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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