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6 21: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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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基础教育旨在推进素质教育克服应试教育弊端的教育改革成效不够明显:应试教育批而不倒仍未得到有效遏制,素质教育倡而不立未能取得重大突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弄清作为素质教育对立面的应试教育的来龙去脉,实行换位思考即分别站到经济社会、国家、基础教育部门特别是学生及家长的立场上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应试教育,找到倾向应试教育的人们思想动机后面的物质根源、制度背景,从而把握住应试教育的形成机制,并以此为据有针对性地规划我们推进素质教育的改革。本文就此做些探讨,以就教于大方。
经济社会——国家双层诱导结构
教育是有功利性的,其功利性可区分为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个层次:其一,职业功利性。教育使人获得文化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及技能,从而具有从事一定工作的职业素质。其二,社会功利性。教育使人在政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身体素质等方面获得进步,有助于形成基本生活技能和社会交往能力,形成科学精神、民主法制观念、良好心理素质和行为习惯等,对成为合格公民具有重要意义。其三,人自身发展的功利性。教育促使人情感、趣味、特长、爱好、丰富个性的发展,虽就直接意义讲并无明确的功利性,但就其代表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和人自由全面发展未来前景以及这样那样地给予包括职业活动和社会生活以积极影响来说,也在无用外观下有着“无用之大用”的功利性。对于这三个层次的功利性,虽然国家与用人单位(经济社会的微观主体)有明显的态度差异,但综合起来又过分地向职业功利性倾斜,这就形成了应试教育的基本制度背景。
用人单位,无论是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还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为了实现其效率、效益的目标,都必然倾向于片面强调人素质中的一小部分,即与细密社会分工相联系而被高度强化了的人的职业素质,对人才选择持工具主义的立场。其实,工具主义立场对教育的影响是一以贯之的:中国最早的教育家孔子办教育是为实现其社会理想而培养人才,其实就是要把人打造成最好的政治工具;近代西方普及义务教育是为了适应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发展对有文化劳动力的需求;当代出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趋势,从根本上来说也不是出于人文关怀而是满足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对大量高职业素质人才的需求;即便现在人们批评应试教育忽略了人的身体素质、操做技能、道德情操、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工具主义的影响,是在抱怨现实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工具还不够精巧、强大、功能全面、适应性强等等。很显然,在要不要人的素质全面发展的问题上,用人单位实际倾向于为我所用的片面发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是社会阶层分化明显并频繁流动的社会,而支撑不同社会阶层定位的主要因素正是从事不同工作人们的职业素质,社会流动的主体则是正在谋取职业的青年一代。对渴望实现向经济收入、政治待遇、工作环境、社会声望、生活质量都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的青年一代来说,最现实的途径是求职,最基本的凭借是职业素质。对于无法以工作经历证明其职业素质水平的他们来说,相关学历就成了最主要的砝码。本来,高学历并不等于高职业素质,但用人单位在有选择余地的场合,都宁愿采用“用人高消费”的策略,其想法是经过教育体系内部有公信力的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以及其他各种考试层层筛选出来的高学历者必将具有超出一般人的职业素质或潜质。不仅国内用人单位这样看,连跨国公司来到中国也会入乡随俗专门挑拣名牌大学毕业生,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于是,青年一代试图跻身于高社会阶层的竞争就被归结为争取进入高职业层次的谋职竞争,谋职竞争又被进一步归结为上大学的竞争、上优质中小学的竞争等等。在经过一连串的竞争、选择、淘汰之后,青年一代各自社会阶层定位的雏形也就显露出来了,配合并支持这一竞争过程的教育模式就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围绕高考所展开的教育教学过程不过是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争取进入以一定职业素质为支撑的高社会阶层竞争的预演版。
党和国家站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立场上,要求全面、均衡地实现教育三个层次的功利性,要求尽最大可能实现人全面素质的发展,并为此采取了不少措施。然而,应试教育还是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症。究其根源,从国家这方面讲,在制度安排上存在难以超越的现实局限性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其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任务使国家举办的教育对人才工具性的考虑不能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顶住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并实现振兴繁荣和走向现代化的目标,迅速发展经济成了当务之急。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要求教育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要讲求成本效益要首先满足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就成为必然的了。而经济社会发展向教育提出了多层次人力资源结构的需求:最大量需求的是受过义务教育的普通劳动者,接下来是大批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及其他形式培训的高技能型人才,再有就是少数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各类专门人才,最后才是极少数读过硕士、博士的高端人才。国家所构建的学校体系经过层层选拔挑选出“最适合教育的儿童”直到人才培养金字塔顶端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不能将相差悬殊层次分明的以职业素质为支撑的社会阶层完全复制出来,但无疑能给众多受教育者阶层划分以一个大致的轮廓,于是应试升学就有了与社会地位提升相近似的意义。其二,国家举办教育的资源分配向顶端倾斜强化了人们上大学的渴望。在现实中,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可以享受到他只读过初中的同龄人几十倍上百倍教育资源的支持,让他日后在职场上具有后者无法企及的竞争力从而实现向高社会阶层的跨越。这样如何能抑制住人们不顾一切上大学的冲动呢?其三,国家举办的大多数中小学的现有条件难以兼顾应试与全面素质发展。我们是穷国办最大的教育,这个大主要就大在义务教育阶段。按现在大多数学校的办学条件,离实现全面素质教育的理想实在还相距甚远。必须承认,应试教育是一种比较“便宜”的教育(尽管存在淘汰过程中浪费大量人才的“外部不经济”现象),而素质教育则是“昂贵”的教育。素质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要有高超的教学艺术和管理水平,要在教会课本知识以外更强调发展动手能力、培养创新能力,要在智育之外强调身体素质提高和道德境界升华,必须以应试、素质两不误为前提。这一切都既需要国家和经济社会直接向学校大量追加投资,还需要国家和经济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间接地向学校提供有利条件。显然,这些都是今天所难以想象的,就如同我们难以想象大批农村中小学连基本教学条件都难以保证的条件下素质教育能有重大进展那样,就如同我们不能设想在社会上就业门路狭窄的状况下能使学生心平气和地接受高考落镑或进入末流大学现实那样,就如同我们不能希望在用人单位只认文凭不给低学历者展示才华机会以及用人单位重用人轻培训做法普遍存在情况下学生能不倾向于通过应试教育考大学那样。
高考——应试教育的导因
上大学尤其是上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诱人前景对莘莘学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求多供少、竞争激烈的局面可想而知。而现行高考恰恰是解决矛盾平衡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有效手段:其一,符合效率的要求。实践证明,高考能将考生中基础知识最扎实、学习能力最强的一部分人选,从而为高校教育质量提供生源方面的保障。同时,统一命题、标准、考试、阅卷、评分的高考组织形式,也能使大规模人才选拔成本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其二,符合公平原则。在中国这个最讲人情、关系的国度里选拔人才,必须最大限度地压缩主考方的自由裁量空间,必须摒弃一切人情、关系的干扰,把一切交给六亲不认的书面考试,才能保证应试者不因地域、出身、外貌、言谈、贫富、人缘而受到区别对待,从而才有选拔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其三,具有强大的学习动员功能。以高考为核心,中国基础教育才建构起包括高考前的模拟考试、初中升高中考试、期中期末考试等在内的强有力的以考促学的体系,经常不断地督促青少年努力学习。近三十年来,老百姓节衣缩食望子成龙,孩子们起早贪黑无怨无悔,甚至把智力开发延伸到幼儿园、婴儿摇篮,中华民族有史以来还未曾有过如此遍及全民的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的景象。如果没有1977年恢复并持续举办的高考,这一切难道还能想象吗?
高考的内容仅涉及若干核心课程,在这根无形的指挥棒下,核心课程受到高度重视,其他课程则被冷落。那么,这里有什么道理呢?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其一,核心课程是进一步学习各类专业知识技能从而最终形成职业素质的基础,这个基础越深厚越扎实,则大学培养人才的效率就越高。如果过分扩大高考涉及的范围,不仅会削弱这个基础,同时也会更进一步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因此是不可取的。其二,全面素质教育强调的许多内容无法以书面考试加以衡量。比如说我们不能根据考试成绩判断考生是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无法认定他是否具有科学精神,更难以推断他融入社会时是否会发生困难。其三,以少数核心课程为高考范围,一定意义上还是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考生的保护,以免他们落入更加不利的竞争地位。然而,高考决非尽善尽美,它在给基础教育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也引发了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在以若干核心课程为内容、以统一标准书面解答为形式的高考面前,素质不如能力更不如知识,全面素质发展敌不过考试本领高强。于是,应试教育的局面就被现实功利驱动下的人们所共同打开了。
学生及家长的理性应对与基础教育的现实抉择
在现阶段,人的成长与谋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人们总是根据谋生利益最大化来规划其受教育过程的。既然社会上越来越多被看好的职业岗位设置了学历高门槛,那么必将引导人们选择上大学上好大学来圆自己的人生梦,引导人们在高考前的十余年间,争取上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并力争成为一次次考试成绩的领跑者,如此一来就是片面发展的应试教育而不是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更适合普遍的需要了。上有以不同职业素质为支撑的阶层差异,中有以高考成绩为依据的大学教育资源分配,下有应试学习与应试教育,这是合乎逻辑的。
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素质教育举步维艰,与当今青年一代对通过应试实现人生价值的高度路径依赖密不可分。其一,应试教育成了出人头地的主渠道。与前、中大为不同的是,现在大学招生逐年攀升,已由恢复高考之初的20多万人猛增到2005年的475万人;党提出了选拔使用干部的“四化”标准,大学学历已经成了提拔重用的必备条件;知识分子也不再是被重点改造的“臭老九”,其经济、政治地位已今非昔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规模庞大,要求也越来越高……相形之下,以往通过入党、当劳模、参军提干获得提升等老路子反倒越来越不好走了。其二,应试教育路径透明、公平、速效。在青年一代看来,在高考中胜出,只要靠考分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争取到人生的主动,与其他人生阶段其他形式的竞争相比,高考的成功率相对高、付出相对小、收益相对大。
在以往讨论推进素质教育问题时,有两点经常被忽略:一是提高素质的教育条件,二是实现素质价值的舞台或资格。如果注意到它们就会发现,原来上大学上好大学竟是如此重要:大学能给任何中小学所无法给的发展综合素质的优越环境,特别是帮助人具备专业职业素质的条件,大学能让人获得在有严格学历要求的高层次职业舞台上展示才华的资格和机会。完全离开应试上大学的制度背景来推进素质教育,就会面临“要素质而素质发展不可持续”的窘境。2004年,被公认为素质教育搞得有起色的南京市高考成绩大幅下滑,在江苏省位列倒数几名,其结果是应试教育全面反弹、“县中模式”大行其道,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最后我们再来看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小学。
必须承认,一切合格的、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都会自觉地担当起教育的社会责任,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努力贯彻党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但在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又要担负对一个个学生人生未来的责任,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将少不更事的孩子交到手里时,他们感受到的定是沉甸甸的托付。近年来,社会竞争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明显拉大,即便那些学业有成找到不错工作的年轻人都感到成家、买房、治病、养老等来自生存的压力,更别说那些考不上大学在家无所事事的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了。在如此背景下执教的教育工作者顺应潮流也就很自然地将应试教育看成了教书育人的题中应有之义。进一步看,先有应试学习后有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真正的主导方是学生及家长,把批判应试教育的主要矛头对准教师、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实在是找错了对象。亿万学生及家长接受基础教育最普遍最真实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学习决定考试成绩,考试成绩决定未来命运。学生及家长为了职业理想、经济理想、社会地位理想和家庭生活理想而数十年如一日地苦学、苦熬,付出金钱、人力、情感的高昂代价,很自然地会倾向于选择那种能配合其实现理想的教育形式,选择那些最符合要求的学校、教师,选择那些最与实现理想紧密相关的学习内容。人望幸福树望春。正是来自民间分散而又汇集起来的这种教育价值选择趋向的力量,强制着中小学必须跟着走而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谁要是应试不力,学生及家长就“用脚投票”不再给他经济赞助,学校就没有声誉招不来优秀学生,教育主管部门就脸上无光就不待见他,地方政府就没有政绩就不给他充分的财力支持。应试教育就是这么来的。你可以对应试教育批判、改造、完善、扬弃,但不能对它置之不理,除非你能取消高考并彻底堵住由社会基层向上流动的这条道路。
参考文献
二、高师教育专业文艺类课程教学体系的建构
在高师院校各教育专业设置一个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文艺类课程体系,首先要明确该课程的性质。文艺类课程应是每一个教育类专业学生必学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该课程旨在向师范生“传授相关的文艺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对文艺作品及其相关活动的欣赏、创造”[2];其次因“文艺各门类的审美特性具有一致性与相通性,它们虽采用的媒介不同(线条、色彩、声音、肢体动作等),但都是通过塑造出感人的艺术形象给人以审美愉悦”[3],因此其众多课程可以“整合在审美教育的同一框架下”,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系统性、逻辑性的课程体系和系统,同时作为一门具有多元性和综合性的课程,在教学中需要汇聚多方面的力量和教学资源来共同完成。在具体的课程设置和安排上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操作:
1.按专业区别对待
文艺类课程虽内容丰富、类别庞杂,但据其特点我们可以简单地分为文学和艺术两大课程系列。在具体的课程设置、安排和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结合各教育类专业学生所学的具体专业和方向的需求,课程的设置和具体安排要因学生所学的专业和方向而有所区别、调整和侧重,不是所有的教育专业学生同时开设门类、内容、学时完全相同的文艺类课程。比如儿童文学这门文学课程,对于学前、小学、初等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一定要开设,且课时量要有所保障,但对于教育学、教育管理、汉语言文学(中学语文)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可以不开设。而中外文学作品选读、书法、音乐、美术等课程应该面对所有教育专业的学生开设,但课时量应该有所区别,对于艺术和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可相应提高音乐、美术、舞蹈、声乐、器乐、绘画、表演等课程的课时量,而小学和初等教育专业的学生可适当提高书法、绘画、演讲、朗诵等课程课时量,对于教育学、教育管理、汉语言文学(中学语文)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在可增设摄影、陶艺等艺术类选修课程同时,又需适当增加中西文化、中外文学经典赏析等必修课程的课时量,以让学生能够拥有更加深厚和广阔的知识文化背景。
2.按年级科学设置
类别丰富的文艺类课程,应从整体性原则出发,按年级逐年呈阶梯状系统开设。笔者建议在大学本科阶段的前三年同时开设文学和艺术类课程。具体安排如下:一年级可开设包括音乐基础、美术基础、书法、声乐等在内的艺术基础知识和训练课程;同时开设艺术概论、文学概论、美学概论、写作等一些文学理论和实践入门课程,当然,在向教育类专业学生介绍这些文艺基础理论时,不必像对中文和艺术专业学生那样讲得深透和具体,其主要任务是介绍文艺鉴赏的方法和正确的审美观念。二年级建议开设音乐欣赏、美术欣赏、舞蹈与形体、朗读与演讲等艺术欣赏类课程,和儿童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中国现当代作品选读等文学类课程,主要目标在于培养学生们的审美体验,艺术感受和感悟能力。三年级建议开设艺术创作提高类课程,如器乐、表演、绘画、手工等;同时开设难度稍大的外国文学作品选读、影视作品欣赏、影视文学、(儿童)文学创作等文学类课程。
3.按课程类别灵活安排
1、以人为本、全员育人的工作体系。和谐的工作体系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是建立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机制的有力保障。构建和谐的工作体系关键在于学校的制度建设与人本管理要和谐发展。一方面,构建全员合作的教育关系,协调各方面的教育力量,形成最佳教育合力,坚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另一方面和谐教育要融进教育教学的各个层面,渗透在教学、科研各个环节,实现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2、思想政治教育同学生管理相结合是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教育机制的必要手段。贯彻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的同时,要积极推动思想教育与学生管理相结合,在通过规章制度等约束人的行为的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柔性导向融于其中,把自律与他律结合起来。在新形势下,高校要坚持立足于教育、辅之以管理、寓教育于管理的 政治工作原则,通过将教育落实到管理中,把管理上升为教育,使得两者相得益彰,互补互促,以达到塑造人、引导人、规范人的目的。
3、建立为广大学生办实事、办好事的长效服务机制。近年来,技工院校的学生尤其是贫困学生的思想和实际问题明显增多,矛盾日益突出。如学生中的贫困问题、心理障碍问题和就业困难问题等需要全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与帮助,建立服务机制,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的问题,为他们的全面和谐发展创造条件。一是贫困生资助机制。要在奖、贷、助、补、减资助体系中,重点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机制,进一步拓展资助形式,发挥资助育人功能,在关心人、帮助人的同时,更要教育人、引导人。二是心理和谐教育机制。心理和谐是人自身和谐的主要内容。学校应着力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建立学生心理和谐教育机制,建立心理咨询中心,开设心理健康课程,通过心理健康知识讲座、测试普查、咨询等形式,及时发现并解决学生因生活、学习、情感等发生的问题,促使个体心理品质健康、均衡、调和发展。三是毕业生就业指导机制。成立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开设就业指导课,加强就业信息网络建设,拓展学生就业渠道,开展创业活动和职业生涯设计,将学生就业教育工作贯穿于在校学习的各个环节。
二、构建和谐的教学机制
和谐的教学机制是和谐教育的中心。教学活动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工作,要将受教育者培养成为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符合社会道德准则的,课程是教育目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效果的直接体现物,是决定人才发展方向、水平和素质结构的关键因素,也是教育与学习的基本依据,它对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共性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和谐的课程体系应当实现社会化课程与个性化课程的统一。社会化课程是指那些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个体遵守共同的社会行为和行业规范,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课程。另一方面,和谐的课程体系还应当体现科学化教育与人文化教育的统一。目前,受社会就业压力的影响,一些学生对所学专业的选择愈来愈带有功利的性质,一些技工院校也纷纷调整课程设置,过分的强调实用性的技术课程忽略了对学生人文素质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实用性技术课程的不断增多,极大地削弱了有利于学生扩展眼界、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的学科设置,导致学生更热衷于个人就业目标的实现,放弃了对社会的关心和责任,这样的教育机制已经成为了纯粹的职业教育。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三、构建和谐的管理机制
不论是从现实还是从理论上看,要實现教育的和谐必须从制度入手,建章立制、加强领导、优化管理,这是搞好和谐教育的制度保障。构建和谐的学校教育教学体系,必须完善与之相协调的学校管理。在强化目标管理意识的基础上要树立现代的管理理念,建立新型的管理机制,明晰管理的层次和职责,提高管理的和谐程度和效率,以实现和谐教育的管理目标。学生是学校教育的产品,是学校生存、发展乃至社会声誉的决定性要素,因而学校要将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作为学校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学校管理工作的焦点应当是满足学生作为学校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学校管理工作的聚焦点应当是满足学生不断变化的多元化需求。
四、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实现公正与情感的交融
【正文】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时期。实施素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一系列……
当前,对中小学教师的总结性评价,将评价结果作为判断教师是否具备奖励或惩罚的条件,仍然是最主要的评价目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教师评价的鉴定和区分功能,它是进行教育管理不可缺少的环节,但过于强化评价的鉴定功能而淡化其矫正和激励功能则是本末倒置的,这不符合素质教育的目标导向。因为“评价的目的不在证明,而在改进。”[2](P301)应是通过评价结果的反馈,指导激励教师不断探索改进教育教学工作的效率和质量,逐步缩小与目标的差距。素质教育下的评价应成为教师改进工作和提高素质的重要手段。
(二)评价指标未能全面揭示教师评价的目标,且可操作性较差
评价就是对被评价对象的价值做出判断。教师评价就是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对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及其相关因素进行系统描述,并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而能否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完备的、切实可行的指标体系,则是实施评价的关键。所谓指标,即具体的目标,有时也被称为评价项目。指标体系的完备性,“它要求指标体系不遗漏任一重要的指标,指标系统能够全面地、毫无遗漏地再现和反映教育目标和管理目标。”[3](P79)一般说来,构建指标体系包括四项具体工作:一是分解评价目标选定指标;二是按照每一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也就是对评价指标进行量化;三是确定评价标准,即对各项指标所应达到要求的程度进行规定,这可以说是评价的最关键要素,对结论的科学性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最后,将指标、权重、评价标准按照评价对象的某种逻辑结构排列组合,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
教师工作具有全面性的特点,因而教师评价必须注意指标的完备性。目前中小学教师评价,基本是按“德”、“勤”、“能”、“绩”四方面指标综合量化进行考核评价的。这种“指标量化”评价模式并不能全面揭示教师评价的目标,且可操作性也较差。首先,从评价标准来看,这种体系所采用的定性语言,对不同程度的标准区分度不够大,诸如“坚持”、“认真”、“积极”、“努力”等弹性语言由于表述上的含糊和不具体,极易导致参评人员对其内涵或外延理解和把握的不一致,因而难以保证价值判断的客观性和评价结论的准确性。其次,从计分标准看,这一评价模式有强行量化的倾向。尽管定量评价能够大大降低评价标准的模糊性,增大评价结果的区分度,但是并非所有的因素都可以进行量化,在教师的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大量不能量化或不易量化的因素。例如,对于“师德”这一评价指标,应该怎样设计具体合理的量化指标呢?指标的绝对量化并不意味着评价活动的科学性,要知道,离开对事物质的把握而单纯追求可操作的量,恰恰违背了科学的基本精神。另外,尽管这一评价体系包含了“德、勤、能、绩”四方面的评价指标,但并未涵盖教师在培养学生过程中所承担的大量隐性工作。且在“升学率”指挥棒的控制下,教师评价的终极标准还是落在“绩”,即“教学成绩”上。当前中小学教师评价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单项评价,其惟一标准就是学生的“分数”,其它指标都是软指标。事实上,不少学校都把升学率作为硬指标,如果该教师所教科目成绩高,对其综合评价就高;反之,对其综合评价就低。可想而知,依据这样的评价指标体系,不能保证教师评价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三)评价方法不能确保结论的科学有效
应试教育观下教师评价主要以“他评”为主要方法,如领导评价、专家评价、同行评价、学生评价等,一般以领导评价最为普遍。近几年,由于对学生主体性的强调,学生评价又受到普遍关注,不少学校已将其视为考核评价教师的最具说服力的方式。不能否认,“他评”作为教师评价不可缺少的手段,是体现民主评价的一种主要形式,但能否做到客观、公正、全面,则是保证其评价结果正确性的前提。当前的中小学教师评价,由于对“他评”的过分依赖,难免产生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评价实践中,很多领导不注意对信息的掌握,常常是道听途说,主观臆断,多凭个人印象行事;违背评价的公平性原则,对评价对象不能一视同仁。同行评价也存在着敷衍、走过场,或由于感情因素而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常用的学生评价,也是考核教师教学态度、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之一,但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方式更有其适用范围的限制,在高等院校的学生中尚可进行,但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来说,往往会由于对衡量教师优劣的标准掌握不当,而出现凭个人喜好随意评价的做法,甚至有些学生会以此作为取悦或报复某位教师的手段,因此也难以保证评价的可靠性。另外,由于“他评”更多地依据对教师工作结果的考察而忽视教师的工作过程,更注意教师的显性工作而忽略教师的隐性工作,很难对教师的实际工作做出恰当、公正的判断,结果必然打击被评价者的积极性,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影响。
因此,为提高教师评价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必须改革传统的教师评价模式,探索新的既有理论指导、又有实践价值的教师评价方案。
二、构建素质教育背景下教师评价体系的思路
(一)实现评价目的观的“发展性”转变
素质教育突破传统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弊端,将个体素质的充分发展作为价值判断的最终标准,可以说这是一种着眼于“发展”的教育。相应地,这种教育观指导下的教师评价也不应是“鉴定”、“分等”的工具,而应着眼于教师素质的发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信息反馈,使其及时发现问题,总结成绩,不断改进、优化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也就是说,素质教育背景下的教师评价,应成为促进教师发展、提高其自身素质的有效手段。
鉴于此,中小学教师评价应坚持发展性原则,实行对教师工作的动态评价,将平时考核与定期评价结合起来,并要加强平时性考核,把考核结果作为其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形成性评价和过程评价看待,彻底摒弃那种单纯依据考核结果对教师优劣进行总结的静态评价。从而为素质教育机制的建立定标导向。
(二)突出评价指标体系的完备性和可测性
构建新的指标体系应注意以下两点:
1.处理好显性工作和隐性工作的关系,兼顾指标的全面性。从教师的劳动特点和任务出发,全面评价教师,不仅要考核他们在“德”、“勤”、“能”、“绩”诸方面的显性表现,还应该从“使学生获得发展”的角度,对教师的隐性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教学是否只面对几个“尖子生”;传授知识的同时是否忽略了学生智力、能力、身体素质及心理素质的发展;是否注意与学生的交往和沟通,并经常以自身的表率作用带给学生一些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等。教师在培养学生过程中,为促进学生整体素质提高所做的隐性工作,同样是评价教师的重要因素。为此,学校应考虑如何使教师的平时考核制度化、规范化。
2.处理好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关系,增强指标的可测性。由于教师劳动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要求教师评价既要有定性指标,又要有适当的量化体系。具体说来,在确定评价标准时,对于很难用简单数量来表示的因素,如奉献精神、思想观念等应使用定性的语言描述分析,而且要使用操作性语言来表述,并尽量避免语言的随意性和模糊性,力求使每项指标都具备较大的区分度。由于定性分析具有不够明确、缺少可比性的缺点,对于容易进行数量化处理的教师行为,如工作量、出勤量、批改作业量等应尽量以数据形式做出评价,以便于对评价结果进行数量比较。但必须注意到,定量评价的适用范围较窄,定性评价应居于主导地位,只有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恰当地结合起来,制定的评价标准才能增强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增强评价的可测性与可操作性。
(三)强调“自我评价”为主体的多元化评价方法
素质教育尊重人的主体性,强调个人的素质的主动发展。素质教育观下的教师评价亦应突出被评价者的主体地位。反映在评价实践中,教师应该既是评价的客体,更是评价的主体。因此,教师评价应该强调以“自我评价”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评价方法。
所谓自我评价,是指教师按照一定的评价目的和评价标准,对自身工作进行价值判断的活动。通过自我评价,评价对象由被动接受评价变为主动参评,这有利于发挥其主体作用,形成自律机制和激励机制。因此,中小学校应将教师的自我评价作为其自我认识、自我改进、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重要环节和手段。积极采取自我评价,一方面能增强教师的自我激励作用;另一方面,也能大大提高评价的民主性,增进评价内容的客观真实性。绝大多数教师会因为受到尊重和信任而客观、公正地评价和分析自己的工作。当然,自我评价难免有时也会出现自我夸大的现象,因而有必要和“他评”结合起来综合分析。进行“他评”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评价者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即评价者要坚持综合性评价原则,把教师评价作为一个整体,在各项指标逐项评价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价,彻底摒弃“惟教学能力和教学成绩是取”的价值观念。
2.评价者要有较高的专业素质。教师评价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复杂工作,要求评价者不但要懂得本门学科的知识,而且还要懂得教育学、心理学以及评价学方面的知识,并且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1](P27)。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由于主观因素造成的评价误差。
3.评价者要有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立场。评价过程是否客观、公正,直接关系着评价结果的正确性。这就要求评价者对被评价对象进行价值判断时,要核实情况,尽可能多地收集第一手信息资料,切忌主观臆断。必须坚持公正的立场,不徇私情,不带偏见,对每位被评价教师都要做到一视同仁。
建立科学的教师评价机制,发挥评价的导向、激励、调控和改进功能,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手段和重要保证。只有突破“应试教育”观念的羁绊,对传统的教师评价模式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改革,才能真正发挥素质教育下教师评价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