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行政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新媒体行政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1.新媒体技术对行政执法过程的影响。新媒体也被称作自媒体，与报刊等传统媒体的最大不同是，新媒体赋予每个人传播和分享信息的机会，媒介资源不再仅掌握在少数权力机关的手里，而是渐渐开始走向平民化。社会舆论具有盲目性和不可控性。首先，公众并不是专业记者，在分享某个行政执法事件时，可能会根据跟人喜好，主观地放大事件的某一部分，隐藏掉另一部分，造成事实的失真，影响公众对事件整体的判断；其次，人们在发表评论，并非基于法律规定本身，而是出于对案件事实产生的同情，并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导致评论越来越走向偏激；最后，作为直接面向群众的执法机关很容易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以服务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的行政执法，在执法过程中不得不更多考虑群众的利益，导致很容易受到群众合意即舆论的影响。

2.新媒体加深了人们对行政执法的传统刻板印象。在对网络关于行政执法报道的调查中显示，在报道中出现最多的是与暴力有关的词语，报道更多地站在行政执法对象的角度，更愿意表现他们的声音和意见。在这些报道中虽然没有出现评论性的语言，貌似遵守了新闻公正和客观性，其实，传播者在对新闻事件材料的选取过程中就已经将个人的主观意见隐含在新闻的报道中，这种报道比直接发表评论更具有说服性和影响力，通过影响受众对新闻事件的判断来引导公众意见，对行政执法主体的形象产生不利影响。综上所述，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推动行政执法不断走向现代化、平等性和透明性；另一方面，不断干扰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并加深了人们对行政执法的传统印象，妨碍了行政执法的进一步发展。

二、结束语

篇2

2012年8月3日，新闻出版总署颁布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下称《办法》）。《办法》的颁布，意味着酝酿多时的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绝大多数综合性学术期刊也将从原先的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接受市场的考验。可以预见，失去了传统体制庇护的大量低水平综合性期刊将在市场的残酷竞争中被淘汰，而那些真正具有开放意识和先进办刊理念的学术期刊将赢得先机并生存下来。

一、传统体制下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三大迷途

《办法》的实施，意在表明改革者将采用一种激进的方式，直接向那些制约中国学术期刊质量提升的沉疴开刀。但是由于中国学术期刊分为专业性期刊和综合性期刊两种，其改制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专业期刊因为专业性强，经过多年的经营，获得了不错的口碑，行业认同度高，改制后可以更加专心地做强做大专业。而综合性学术期刊则不同，看似文史哲经管法什么专业都有，但是专业大拼盘的运作方式，让综合性学术期刊更像不同专业的杂乱集合，而不是有效综合。综而不强，无疑限制了专业化方向的发展，无法像专业期刊那样获得学科内部的认同。因此，改制后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无法依靠专业和学科的优势在体制内谋生，只能面向读者市场。但是糟糕的是，传统体制庇护下的综合性期刊如同扶不起的阿斗，早已经忘记了读者市场。长期以来，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工作几乎都是围绕着作者办刊。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与传统的学术期刊的评价机制有关，不是市场说了算，不是读者说了算，而是行政化的体制说了算，出现了即使发行几百份的学术期刊也能生存下去的怪现象。这种考评机制，窒息了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活力，导致综合性学术期刊关门办刊，远离当代生活，小而散、同质化、圈子化的问题非常严重。可以想象，改制后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如果不思变革，不仅“富有思想、富有探索精神的学者和学人高度集中的”学术共同体难以形成，而且被市场淘汰也将成为必然。[1]具体而言，传统体制下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存在三大迷途：

1. 迷途之一：封闭有余，开放不足。传统的综合性学术期刊遵循的是专家投稿编辑出版同行或者他者评价（转载或转引）成果奖励的出版路径，这套体系在学术期刊与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自循环系统，并构成了一种学术利益的短暂平衡，导致的结果便是，办刊的好坏不是读者说了算，而是第三方评价机构或者领导说了算。这套评价体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把衡量一个期刊成功与否的读者指标排除在外，结果是综合性期刊的影响力微乎其微，遑论市场影响力。近年来，几乎每一次重大的社会文化思潮争论，都不是首先在学术期刊的引领下进行的，学术期刊在这些话题上的参与度远在大众媒体之下。各玩各的，满足于小圈子内的自说自话，井水不犯河水似乎成了学术期刊办刊的潜心态。传统的、封闭的、不及物的、不接地气的办刊方针，以及所遵循的这一套知识生产流程，既滋长和纵容了这种心态，也反过来巩固和强化了这种心态。

学术期刊处于今天的尴尬地位，外界的客观因素是次要的，说到底是自身的内因使然，是由于它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以《读书》为代表的学术期刊的那种对重大话题的介入能力和意愿，缺少了思想的力量，也就谈不上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力了。

2. 迷途之二：学术性凸显，思想性淡出。学术期刊以学术为本位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学术期刊以学术为唯一旨归，忽视思想的力量，忽视对现实生活的介入，那么就存在问题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知识界有一个很著名的口号，那就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由于特殊的原因，这个口号有其历史的正当性和指导意义，一批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的旗手从广场回到书斋，强调专业操守和学术规范，对建构规范的学科体系功莫大焉。但是物极必反，正是这种所谓的专业化训练，让博士生在学术规范的桎梏中舍本求末，谈不上思想的建设和对现实的关怀。然而，综合性学术期刊在其中并没有起到把关人和引领人的作用，反而通过强化所谓的专业办刊迎合这种所谓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不见了，别说是在从事专业研究的同时，别说保持一种人间情怀，就连一点人间烟火气也不见了。今天大多数综合性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要么在故纸堆和历史文献中构建自己的小天地，要么在考证诸葛亮的老家在南阳还是在襄樊的学术中摇头摆尾，要么在不知所云的专业术语或者时髦新词中作话语狂欢，要么在一些伪学术的纠缠中制造虚假的繁荣。出现这些问题，根子在于放弃了思想的追求和人文的坚守。

3. 迷途之三：工具性凸显，人文性不足。在整个学术生产体系中，一份有抱负的学术期刊，不仅具有学术成果评定和的功能，还通过学术成果的甄别和，起着学术引领的作用。但是，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下，学术期刊并没有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在行政化的考评下，很多学术期刊在乎的是所发文章作者是不是名家、文章发表后被转载和引用的频度等外在特征，至于其内容是否具有深刻的思想和学术价值，是否反映“大地上的云霓”，是否真正介入了现实生活，就不得而知了。在工具理性的主宰下，“为了丰富数字，科研机构、学者个人纷纷攒文章、奔项目，重评价形式而轻成果内涵，学术研究成为数字的奴隶”，[2]而学术期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主动迎合这种需求，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介入：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拯救之道

在传统的学术期刊资助体系下，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根本弊端就是作者本位、拒绝读者、闭门办刊。但是在市场中求生存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必须开放办刊，以读者而不是作者为本位，以市场为导向调整自己的办刊策略，将介入现实、关注现实作为自己生存下去的拯救之道。当然，市场是一把双刃剑，正如拒绝市场的学术必定死路一条，对市场不加辨别地投怀送抱也是死路一条。那么，学术期刊的出路何在？

首先要对学术期刊的读者市场有所定位，我们需将之放到整个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考量。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人对知识和学问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呐喊，再到新世纪的新的“知识无用论”的杂音泛起，因此，不难发现，当中国的社会政治开放、思想解放的时候，人们的心态积极向上，普遍相信通过个人的努力、通过对知识和文化的获取，最终能够达致个人的幸福，20世纪80年代人们重视知识和学问，学术期刊的繁荣就是明证。而当社会矛盾突出、分配不公的时候，人们宁愿相信权力、关系而不是知识是改变个人前途的力量，对读书和学问也就看得不那么重了，这也是转型期的当下，“知识无用论”重新返潮的原因。但是随着中国转型期改革的推进，经历了中等收入陷阱，特别是一个善治和良治的政治体系的建立，“头上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再次成为全社会赞叹和敬畏的法则时，人们又会重新激起对知识和学问的渴求。而这时候也将是学术期刊走向繁荣的开始。这样讲，并不是说今天的综合性期刊只需静静等候，无须作为，而是说其应为即将到来的社会稳定期做准备，要从书斋和象牙塔的封闭空间里挣脱和解放出来，放眼当下的社会现实。与其他期刊比较，综合性社会科学应该肩负起向民众深度阐释时代的使命，当下的中国社会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形态，已经无法用简单的知识和逻辑加以解释，社会和民众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解读。对中国问题的深度而不是肤浅的解读，已经成为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人士的知识需求。当一个社会重新走上良治之后，必定会对知识更加尊重，对学术也更加渴求，而这些，都建立在综合性学术期刊对现实的深度介入之上。

那么，综合性学术期刊如何介入现实生活？学者王小章在评价丹尼尔・贝尔的介入性思想时指出，贝尔思想中有三个值得推崇的地方：“第一，他的研究方法论，即中轴原理的视角加上缜密敬畏的历史考察的独特方式；第二，他的营造旨在理解和把握长时段社会变迁的方向和性质的‘大观念’的非凡能力；第三，他的明确宣示的价值立场以及从他的著作中处处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担当。”[3]王小章评价贝尔的文字提示我们，提倡介入的学术期刊，它所发表的文章首先是学术的，这是学术期刊的根基，因此它遵循的是严格的学术规范和缜密的学术逻辑，它所表达的思想是以学术的语言传达出来的。与政论文章和宣传文章以喊口号或者站队的方式干预社会现实不同，它更多改变的是观念的世界。其次，学术期刊提倡介入，意味着它所关注的现实不是某一具体的事物，它也不热衷于对某一具体社会问题发议论、下结论，它要从琐碎而芜杂的社会现实中寻找到超越的力量和未来发展之道，它要做的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性的把握，要剥开碎片化的现实的迷雾，照亮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再次，提倡介入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章不再是冰冷或空洞无物的文字，即使是对历史材料的考证，提倡的也是经世致用，所表现的是学者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担当。介入理念的学术，一定是“作为精神上的志业”，[4]而不是橱窗里的展品或者屏风上的风景。具体而言，以介入为信念的学术期刊应该做到三点：

第一，以介入为信念的学术期刊，一定是具有人文性和反思性的学术。与专业性期刊相比，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的优势不在其专业性上，而在于其综合性上。而这种综合性不是过去的不同学科的简单罗列，或者不同学科的大拼盘，而是经过精心策划和仔细编排之后的提倡跨学科、跨专业甚至超学科、反学科力量的融合，它以中国的问题为瞄准靶心，以学术的方式深度关注社会问题，深度研究时代之变。它应该关注中国当下的重大前沿问题，追踪时代和改革大潮。

综合性人文学术期刊的选题不是从故纸堆中来，也不是从实验室中来，而是从中国当下特定的历史性事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化中来。也就是吴晓明先生所讲的，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意味着自觉地意识到它所采取的思想形式植根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之中，意味着这种思想的开展力图深入捕捉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并将自己的对象领域具体化为真正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5]因此，介入性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既要努力研究发展方式等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重大战略问题，也要特别关注稳定物价、房产税、社会管理创新、食品安全等一系列当下社会民众最关注的问题，在力图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提供专家的视角和智慧。它注重把重大而复杂的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论题，通过学术名家条分缕析的理论剖析，寻找看似不相关的表象背后的深刻关联和解决之道；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寻路问计、建言献策；它采集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具有前瞻性的观点，为社会的健康发展把脉，同时也作为思想交流、观念创新的舞台。此外，强调介入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不仅要对中国的问题发言，同时也应对全世界、全人类普遍存在并且备受关注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6]它所要探讨的应是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诸如“全球文化、全球现代性、超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全球生态文明”等，它应该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上提供中国智慧和思路。

第二，以介入为信念的学术期刊，并不是一种庸俗的功利性介入，它并不要求学术期刊像一般的期刊那样，在追逐时尚和热点的话语狂欢中迷失自己的方向，也不是要意识形态化或者泛政治化。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所提倡的介入，是要超越“左”和右的意识形态的争论，注重的是真的问题、思想的引领和深度介入。综合性学术期刊并不是要振臂高呼，而是要通过知识和观念的创新，引领社会思潮的变革。它所提倡的介入，代表和引导的是一种冷静、理性、建设的力量，是对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政治可能的危机发出警告；或者在复杂琐碎的社会生活乱象中，在焦虑迷茫的社会情绪中，找到失衡的节点，并提供心灵的慰藉。它关注的是重大的人文社会基本问题，它要在这些重大问题上集中力量产生重要影响的成果，它更要穿越纷繁杂乱的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用权威的、科学的观点吸引和引领读者，通过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式作出某种诊断和预言式的警示，对中国乃至人类的未来提供具有方向性的指引。

第三，学术期刊强调介入，意味着它的关注目标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不再以学院里的作者和编辑为唯一的关注对象，而是把对象转为更加广阔的读者队伍，广大读者需要什么样的学术，学术期刊就应该生产什么样的学术，它将人文性和反思性作为自己的价值基点。以人文性为价值基点的学术期刊，将重新审视数字管理的评价方式，引导学者对人的存在状态进行勘测，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建构，以及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讨论。它应以“平等、理性、科学、真理、人格、个性和公平作为自己的基本观念”的 “真正的或理想型的中国人文精神”作为反思和引领的力量。[7]与报纸和一般的大众期刊的区别在于，综合性学术期刊的目标就是通过思想的力量和观念的革新，促进整个社会向着文明、多元、包容、开放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更多是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

总之，以介入为宗旨的学术期刊是对传统体制下的作者、编辑为读者的不良倾向的反驳，它要在专业性与大众性之间、在学术性与思想性之间、在规范性与超越性之间架设桥梁，在对学术前沿话题和社会热点问题作深层次的理论评析时，体现人文温情和时代精神。

参考文献：

[1] 眭依凡.从南科大之困审视大学管理去行政化[J].探索与争鸣，2011（09）：75-81.

[2] 王春燕，张春海，孙文娟.中国学术评价需要中国标准[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3-19.

[3] 王小章.丹尼尔・贝尔.介入的观念[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

[4] 马克思・韦伯，钱永祥.学术与政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 吴晓明.学术评价与历史性实践[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3-19.

[6] 王宁.“全球人文”与人文学科在当代的作用[J].探索与争鸣，2011（08）：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