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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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除法”的应用背景

虽然我国刑法没有对犯罪嫌疑人沉默的权利进行赋予，但随着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侦查讯问制度也逐渐达到法制化状态，处于自我保护的能力，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罪行，对自身各种无罪的“证据”进行举出，日益增多了无罪辩解的刑事案件数量，这是受理贪污、职务侵占等案件鉴定过程中，要求司法会计鉴定人员处理应将涉案金额等“量”的问题进行解决以外，还应对涉案财务事实“质”的属性进行判明，即财务差错和舞弊问题，协助办案部门对案件的是否成立进行确认。目前，在我国司法会计学术界，对比鉴别法和平衡分析法是司法会计鉴定中的基本方法。在对比鉴别法中，参照客体为正确的财务会计处理方法和处理结果，比较和对照直接证据所体现的财务会计处理方法和处理结果，使财务会计处理方法和处理结构是否正确及事实的鉴别判定的一种司法会计鉴定方法。而平衡分析法则是结合资金或数据量的平衡关系，运用验证分析法，使某项资金或数据客观情况进行推导并确认的一种司法会计鉴定方法。学者对其通过分析对比，对直接证据和参照客体是否一致进行观察，若两者有一定的差异存在，即可对资金损失额进行确定。后者则是与资金或数据的收付存之间量的平衡关系相结合，是资金损失额确定的另一种鉴定方法。也就是说，这两种方法对涉案金额解决等“量”的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局限于无法对涉案事实属财务差错或舞弊等“质”的塑性得到判断。在鉴定司法会计的过程中，很多案件不仅要将“量”得到解决，又能将“质”的属性实施判明。排除法的运用，能够将原先两种基本鉴定方法的局限性问题得到解决，确保司法会计鉴定领域内的一些复杂疑难案件破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排除法”的应用

作为一种更专业技术方法，司法会计鉴定方法是司法会计鉴定人分析并论证涉案财务会计资料中的因果关系，也是司法会计鉴定工作中的一项核心组成部分。司法会计鉴定方法并不具备固定的模式，从司法会计学科的形成开始，一直处于不断完善和补充的状态，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工作提供指导性作用，因此，根据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存在。“排除法”是在一些与财务会计相关的错误因果关系的鉴定工作汇总，通过鉴别、检验和分析，将相关的其他可能性得到逐步排除和结论，从而将一种原因或结果得到确认的司法会计鉴定方法。在实质上，该方法是在因果关系中运用的逻辑推理方法，就是从已知将未知得到证明的方法，也就是说，无法从正面将某待证事项得到证明，通过将对立面得到逐项排除，对待证事项成立的方法得到反证。与该数学中的反证法基本相同。可根据排除对象进行划分，主要包括排除原因、排除犯罪主体以及放出结果等。根据排除范围进行划分，又包括限定范围排除法和无限定范围排除法两种，限定范围排除法是在实现设定的会计期间范围内进行排除，若无需设定排除的范围，即可在任意的会计期间，则称之为无限定范围排除法。根据排除对象和财务事实的关系进行划分，又包括直接排除法和间接排除法两种。直接排除法是由于若干个互不相关的原因造成某项财务事实的产生，若能将除了某种原因以外的其他所有原因得到直接排除，则无法将某种原因得到排除，即可定人为客观事实。例如：某已知事件X已经会产生，而导致X事件产生的全部原因又包括A、B、C、D、E五种，运用科学的分析论证，将B、C、D、E几项原因排除，即可以确定导致X事件产生的唯一原因即A。间接排除法则是由若干个互不相关的原因导致某项财务事实的产生，而每种原因的成立都必须存在着若干个字因素，若能将某种原因导致的所有子因素得到排除，则会对某种原因的存在得到间接排除。以此类推，应当认定的客观事实及最终唯一无法排除的某种原因。例如：已知X事项已经产生，而造成X事项产生的全部原因仅包括M、N，若假设N是导致X事件发生的原因，但N成立必须有A、B、C、D、E五种子因素之一所具备，若能将使N成立的五项子因素得到一一排除，那么此时N即可被彻底爬出。反之，M即造成X事件产生的唯一一项原因。在鉴定财、物短缺损失原因的过程中，“排除法”的作用极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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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典型案例

案例1：杨某，女，13岁，初中一年级学生．某日从学校放学回家，饭后不久出现腹部疼痛、言语困难等症状，继之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和意识丧失．杨某在当地卫生院抢救过程中死亡，医院根据死前症状考虑死者系“急性农药中毒死亡”．为明确死因、死亡性质及本例死亡与医疗行为之间的关系，家属委托当地卫生部门以及某“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法医学尸体检验和司法鉴定，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完成医疗事故鉴定．尸体检验结果，法医学尸体检验和司法鉴定结论是“心肌组织和肺组织局灶性出血（镜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因资料不全，无法进行医疗事故鉴定”．

家属对司法鉴定过程提出疑义，希望司法鉴定人员能够明确本例是否有“急性农药中毒死亡”的情况存在．家属从鉴定人员处得到的答案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是“因为死者胃内空虚无胃内容物，无法进行毒物检验与鉴定”．本案尸体检验和司法鉴定的最终结果是“死亡原因未能确定、死亡性质未能确定、死亡与医疗行为之间的关系未能确定”．至此为止，家属方已经花费相关费用3万余元，这对在农村以务农为生的农民家庭来说确实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由于未能明确本例死亡的相关问题，家属在杨某死亡并土葬2月余后决定聘请其他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专家对其尸体进行进一步的法医学检验．开棺验尸工作在当地派出所和村委会的协助下完成，尸体检验之日天气寒冷并阴雨绵绵．午夜12时许，司法鉴定人员在当地派出所和村委会的协助下开始开棺验尸．死者墓地在离村庄近3Km的后山上，墓地前立有墓碑．棺木外泥土松软潮湿，棺木完整，尸于棺内．棺内尸体由一条白底蓝花棉被包裹，棉被及衣着有多量褐色腐败血水浸染．尸体高度腐败，全身组织明显软化或呈液化状态，呈晦暗灰褐色．尸体检验结果，无法辨认个体容貌特征以及个体性别、发育状况、营养状况及其他身体特征；更无法辨别有无软组织损伤情况、机械性窒息情况或生前自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然疾病的尸体特征．毒物检验结果，除尸体高度腐败外，死者胃及胃内容物检材中检出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呋喃丹的有效成分，考虑杨某系“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呋喃丹急性中毒死亡”．

由于其他相关问题无法明确，为此家属对原“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工作产生了鉴定纠纷，最终到了面对公堂的地步．案例2：赵某，男，23岁，高校一年级学生．某日凌晨5时许，赵某在家起床小便后自感胸闷和呼吸困难，其父母立即拨打“120”急救中心，“120”急救中心医生来到后给予患者“吸氧及心电图检查”，同时给予其他相关的抢救治疗，但终因抢救无效于半小时后死亡．由于死亡迅速，家属对其死亡原因的鉴定以及120抢救过程提出了质疑．经进一步了解，本例否认外伤史，否认杀鼠剂、安眠镇静剂及农药急性中毒情况．为明确死因，家属委托鉴定机构进行法医学尸体解剖检验与鉴定．

本例尸体解剖结果，赵某存在严重的肺胸疾患，表现为自发性气胸并双肺重度萎陷；肺大泡破裂；双肺多发性肺大泡形成并灶性肺出血；支气管扩张症；间质性肺炎伴急性肺淤血、肺水肿；慢性支气管炎并慢性支气管周围炎；陈旧性胸膜炎伴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双肺上叶胸膜纤维性粘连．此外，本例还检见脑、心、肝、肾、脾等脏器的急性缺氧性改变、肾上腺的急性应激改变和慢性阑尾炎改变．本例死因分析，死者气胸所致的双肺萎陷程度严重，足以导致急性呼吸功能障碍死亡．本例未发现体表及内脏组织器官的中毒性改变以及暴力性因素致死改变和其他自然性疾病改变，因此本例的死亡原因应鉴定为“系在肺部疾患的基础上因肺大泡破裂导致自发性气胸以及由之所致的急性呼吸功能障碍而死亡”．

结果死者家属对鉴定结论有疑义，多次上书书面材料．由于家属对鉴定结论不服，本例最终也到了面对公堂的程度．案例3：张某，男，78岁，退休职工，死于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由于家属与死者生前感情深厚，于是死者的尸体被存放于-8℃的冰柜中3月有余．又出于某些特殊原因，死者家属委托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进行尸体检验，以明确尸体表面是否“存在有损伤”的情况．

第1次尸体检验后家属出现鉴定纠纷，原因在于家属认为“尸体检验时尸体衣服未能脱下，影响了鉴定结果”．第2次尸体检验后家属再次出现鉴定纠纷，原因在于家属认为“尸体检验时鉴定人员因违反鉴定程序导致死者肢体骨折”．

第3次尸体检验结果证实“肢体骨折情况存在”，家属要求高额赔偿．最终的鉴定纠纷结果，家属得到了一定额度的经济赔偿．尽管如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此，死者家属仍然不满足于目前的赔偿额度，本案例的鉴定纠纷仍在持续．

2分析讨论

2.1鉴定纠纷产生的常见原因近年来由于社会因素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与法医病理学司法鉴定相关的鉴定纠纷案件时有发生，并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如何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法医病理学司法鉴定纠纷的产生，就成为了一个摆在每一位司法鉴定人面前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法医病理司法鉴定纠纷产生的常见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因司法鉴定人自身的原因而引发鉴定纠纷；

第二，尸体解剖造成尸体毁损或由于固有的尸体现象的发生而引发纠纷；

第三，因法医病理学学科的局限性而引发鉴定纠纷；第四，因司法鉴定体制不完善或因鉴定专家学术观点不同而产生鉴定纠纷；

第五，在司法鉴定过程中因当事人利益受损而引发鉴定纠纷．笔者认为除上述原因之外，司法鉴定人员技术操作不规范和鉴定工作不细致，也是引发鉴定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尸体解剖和司法鉴定之前没有与家属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沟通和交流，也就是缺乏与家属之间完成“知情同意”工作，是引发鉴定纠纷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结合具体的案例，对引发鉴定纠纷的常见原因分析如下．案例1的原法医病理学司法鉴定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失误，最终导致鉴定纠纷的产生．

第一，尸体检验不规范，尸体检验过程中未提取相关的毒物检材进行毒化检验；本例所述“未提取毒物化验检材的原因是胃内空虚无物”，说明本例司法鉴定人员对法医学尸体检验与司法鉴定的手段和方法认识不足．

第二，对于这样一个死亡原因和死亡性质都不明确的案件来说，司法鉴定人员并没有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延误了公安机关立案侦察以明确死亡性质的最佳时机．本例死亡原因和死亡性质未能明确，而有关人员在完成尸体检验之后也没有考虑向公安机关报告，因而进一部延误了立案侦察和明确死亡性质的时机．第三，本例尸体检验的原始资料收集都不够全面．本例在医疗事故的鉴定过程中，因司法鉴定人员的法医学尸体检验和鉴定工作不够细致和熟练，他们在原始资料的收集过程中缺乏相关法医学专业的鉴定技能，导致本案死亡原因及死亡性质无法明确，最终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结果使死亡与医疗行为之间的关系也无法明确．第四，司法鉴定人员未能与死者家属进行必要的沟通，没有完成法医病理学尸体检验与司法鉴定工作中的“知情同意”，也未与公安机关进行可疑情况的汇报．上述原因种种，最终导致了司法鉴定纠纷的产生．案例2鉴定纠纷的主要原因在于，尸体解剖与司法鉴定之前没有与家属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沟通和交流，也就是缺乏“知情同意”工作，导致家属误认为“只要尸体解剖就必然会得到解决一切问题的鉴定结论”．可以理解的是，在法医学实践中涉及鉴定的各方通常都期望通过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来完全明确死亡原因、死亡时间、死亡性质、致伤原因、死亡与医疗行为之间的关系等相关的鉴定问题，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仅仅就死亡原因而言，即使是再高明的法医病理学家，通过尸体检验也只能明确大约70%案件的死亡原因．至于死亡时间推断、案件性质判定、致伤原因确定、死亡与医疗行为之间关系的确定等问题，即使是综合了案情调查、现场勘查、尸体检验、实验室检验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分析后，有时也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因此，因法医病理学学科的局限性造成鉴定结果达不到委托人预期目标时就会引发鉴定纠纷．案例3的鉴定纠纷主要原因在于，虽然本例有尸体冰冻时间过长和死者年迈骨质松脆等情况存在，但本例的确存在着鉴定工作不够规范的情况．超级秘书网

第一，司法鉴定人员在进行尸体检验之前，没有充分考虑到长期冰冻尸体的检验难度，没有进行充分的尸体化冻就进行尸体检验，结果导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致对死者脱衣困难，所以尸体检验时未能为死者脱去衣衫，因而引起家属的疑问．第二，尸体检验时没有充分思考尸体检验的程序和规范，结果尸体检验用力过大，导致肢体折断．第三，本例自始至终没有很好地与家属进行尸体检验与司法鉴定的相关沟通和交流，是导致家属产生鉴定纠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2.2鉴定纠纷的防范意识法医病理学司法鉴定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对尸体进行检验，结合案情调查、现场勘验、毒物检验、物证检验以及其他相关的检验结果，最终完成确定死亡原因、明确死亡性质、推断死亡时间、推断致伤物、明确死亡与医疗行为之间的关系等工作任务．由于目前存在的种种原因，当今司法鉴定纠纷的案例日趋增多，这就要求我们司法鉴定人员不仅需要总结经验和教训，还要不断地进行生命科学伦理学方面的专业学习，尽量减少和避免鉴定纠纷的产生．法医病理学各项工作的开展，都需要司法鉴定人员与死者家属、办案人员、医护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员进行紧密的工作联系．司法鉴定人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上述各方面的充分注意，而法医学鉴定结论性答案的出具也十分引人注目．

因此在进行上述司法鉴定的过程中，司法鉴定人员无论是鉴定程序有误，或是鉴定业务不熟或对于某些事物的处理不当甚至只是言语使用的不当，都有可能引发鉴定纠纷．为此，法医司法鉴定人员不但要有过硬的法医病理学专业知识，还必须懂得与法医学司法鉴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定相关的医学伦理学专业知识，同时还必须具备司法鉴定人所应该具备的鉴定保护意识．目前文献资料结果显示[1-4]，虽然国外已经有一些关于医学伦理学的文献报导，但在国内尚缺乏法医病理学相关的医学伦理问题研究报道．笔者认为，司法鉴定人员应该对司法鉴定纠纷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积极将医学伦理学的理念引入到法医病理学司法鉴定的具体实践中来，更广泛深入地探讨法医病理学司法鉴定中的医学伦理学问题，如知情同意问题．司法鉴定纠纷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对于保证法医病理学司法鉴定工作的顺利开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对于保障鉴定人与委托人双方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它对于今后司法鉴定纠纷的防范工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桢，姜润生，AmnonCarmi．知情同意［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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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加强内部管理,提升服务水平司法会计中心属于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因此,可参照企业管理模式进行内部管理,即采用目标责任制,并健全分配制度,把业务收入和福利奖金挂钩,采取按劳分配制,激发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另外,司法会计中心必须积极接受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管及指导,强化行业管理,提升服务水平。

    3.拓展服务范围,发挥更多的作用司法会计中心由司法机构设立,其服务范围比较广。在办案过程中,司法会计审查、检查等工作均受到侦查办案的限制,而司法会计鉴定却更富有活力与竞争力,应将其作为司法会计中心的主要业务。同时,还可以拓展咨询与业务培训等服务项目。

    (二)加强司法会计机构的规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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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户盗窃行为的界定

对于如何界定入户盗窃，目前还没有司法解释可参照。司法实践中，鉴于入户盗窃与入户抢劫都是侵财型犯罪，且两者均具有入户的客观行为和入户目的的非法性特征。故认定入户盗窃通常参照入户抢劫的相关司法解释。参照相关规定，可将入户盗窃界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侵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内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在认定入户盗窃时，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户”的范围。“户”在这里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方面，前者为功能性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一般情况下，集体宿舍、旅店宾馆、临时搭建的工棚等不应认定为“户”，但在特定情况下，如果确实具备上述两个特征的，也可以认定为“户”。司法实践中，对于“户”的具体认定，从证据审核上来讲，应当要求侦查机关依法查明该地点是否为公民个人或者单个家庭长期生活居住的场所，必要时可以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照片、周围邻居的证言等证据加以佐证。二是“入户”目的的非法性。进入他人住所需以实施盗窃等犯罪为目的。盗窃行为虽然发生在户内，但行为人不以实施盗窃犯罪为目的，而是在户内临时起意实施盗窃的，不属于入户盗窃。

二、入户盗窃既未遂的认定

（一）学理界对入户盗窃既未遂标准的争鸣

理论界一般认为在确定某种犯罪行为是否存在既未遂时需要分析该类犯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行为犯是指以法定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犯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目前，学理界对入户盗窃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存在争鸣，这使得司法实践在认定既遂未遂时亦存在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入户盗窃写入盗窃罪的罪状后没有在条款之后附加“数额较大”、“多次”等限制条件，这正是立法者出于严厉打击此类犯罪行为的特殊考虑，也恰好反映出入户盗窃属于行为犯。故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进入户内，就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的实行行为已经完成，并成立既遂。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入户盗窃条文后并未添加“数额较大”、“多次”等限制要求；但这只是一种刑事政策的考量，并不意味着入户盗窃的人身危险程度在立法上比财产权益的实际侵害更应得到重视。入户盗窃毕竟只是盗窃罪一种犯罪类型，其成立必然要以财产权益的实际侵害为必要。因此，行为人入户盗窃他人财物，只有在实际窃取财物的情况下才成立既遂。

（二）入户盗窃实行行为“着手”节点的界定

笔者认为，在分析某一犯罪停止形态前首先要确定其实行行为着手的时间节点。当某种行为的客观发展已经达到了开始直接实施犯罪的程度时，才可以认定是着手。有观点认为，在刑法未将入户盗窃单独列为盗窃犯罪类型之前，行为人非法入户行为实际上是盗窃的预备行为。而刑法将入户盗窃列为独立的盗窃犯罪类型后表明入户行为已经被实行行为化。笔者认为盗窃罪的本质是对财产权益的保护，故在判断着手时应把是否将要对财产权产生实质损害作为标准。即把着手看作为开始实施行为人所追求的、具有引起某种犯罪构成结果的现实危险的行为。而对于入户盗窃而言，仅仅具有非法入户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将要对被害人财产权益产生现实的危险，因为此时还不能断定行为人入户的主观目的。所以，将入户之后翻动室内财物，实行对涉案财物的接触行为作为入户盗窃的着手是合适的；行为人入户后实施了上述着手行为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实际窃得他人财物的，即为入户盗窃未遂，反之，则成立既遂。

三、入户盗窃的入罪标准

入户盗窃是立法者以法律拟制方式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盗窃行为模式。立法者出于严厉打击此类行为的考虑，未在该条款后附件任何限制条件。从该款规定来看，只要行为人入户盗窃，即使其未窃得任何财物亦构成犯罪。但在司法层面来讲，从通过司法酌量权来限制犯罪、体现现代刑法谦抑性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些看似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但因其违法性极其轻微，没有达到法律所预定的程度的，就可以认定为不构成犯罪。故司法机关可以依据《刑法》第十三条规定，将一些社会危害性不大确无必要入罪的行为，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作为犯罪处理。

司法实践中，判断入户盗窃行为是否属于上述情形，应当结合具体案情及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考量，一方面要分析案件情节，如作案手段、作案次数、危害后果、共犯中的地位及作用等；另一方面要分析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如作案动机、有无前科劣迹、是否如实供述、有无悔罪表现等。另外，对于未成年人入户盗窃的入罪条件可参照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严格把握。笔者认为，对于未成年人入户盗窃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受胁迫实施入户盗窃的、入户盗窃数额较小且行为人系初犯或者迫于生计而被迫盗窃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四、入户盗窃未达入罪标准是否可以非法侵入住宅罪论处

（一）刑法理论层面上的两种分歧观点

当前在司法实践中，最为棘手的是行为人入户的盗窃行为未达到刑事追诉标准不构成盗窃犯罪的情形。此时，是否可以非法侵入住宅罪论处，理论界存在较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入户盗窃未遂作无罪处断不仅不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而且对刑法的基本原则乃至国家的民主建设都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应当认定为非法侵入住宅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这种入户盗窃行为以非法侵入住宅罪认定处罚，不符合非法侵入住宅罪的立法本意。我国刑法所规定的非法侵入住宅罪的立法意图是要惩罚那些故意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从而达到保护住宅不受侵犯这一法益的目的。因此，非法入户后不构成盗窃等犯罪的亦不能认定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