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艺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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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实生活中艺术设计的特点

事物的发展总有一些规律可循，顺其道，方可永生。同样，艺术设计也有着自身的特点，只有深刻地了解它，才能够正确地加以运用，才能更好地为我们的生产、生活服务。

1.服务性

作为艺术设计的最大特点，服务性展现了“一切为他”的终究目标。当我们进行艺术设计创作的时候，首先就要设想设计生产出的产品能否满足广大潜在用户的需求，能否符合其审美情趣，能否更好地服务他人。其服务性的特点让人们感到品质生活的同时，更令人们懂得珍惜现在所拥有的美好。

2.科学性和合理性

艺术设计不可能仅凭借一时的灵感而创作出一个好的产品，它需要人们运用理性的手段才可能实现。一个优秀的艺术设计产品的形成需要进行合理的统筹。首先，需要对设想实现的可能性进行科学的分析；其次，要对产品的形成流程进行合理的规划；最后，应该对潜在用户的需求进行精而准的研究。

3.综合性

艺术设计从来都是一个综合性的设计活动，它需要多领域、跨学科的协作。无论是前期艺术设计的创作手法，中期艺术设计产品的制作流程，还是后期产品的销售问题，这些都体现了艺术设计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所涉及的学科、内容的广泛。

三、艺术设计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所以，艺术设计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而独立存在，它衍生于生活、反映了生活、服务了生活，更要回归于生活。相反，现实生活影响了艺术设计的理念，为艺术设计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和规范。因此，我们不能摒弃其中一个而去研究另一个，两者要辩证地进行探讨。

1.现实生活是对艺术设计的支撑

如果说设计产品是艺术设计的最终目的，那么现实生活就是这份动力的源泉。当现实生活中出现一些令人们感到不便或者不适的时候，就需要艺术设计者利用独特的视角去发掘、创作。现实生活对艺术设计的支撑不仅是对艺术设计所进行的活动的鼓舞，更是对艺术设计者的激励。

2.艺术设计是对现实生活再创造

生活是不完美的，它有着诸多的缺点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并加以改造。而艺术设计正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人们可以运用艺术设计的观点对生活进行再创造，实现心中所期许的完满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对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等方面进行设计，以其符合正常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艺术设计满足了现实生活对于物质的追求，进一步满足了对于精神文明的索求。

四、艺术设计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谈到艺术设计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我们不得不联系到艺术设计对人的影响。因为艺术设计的目的终究是以人的意志为主导，通过设计产物的嫁接，然后转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探讨艺术设计对生活的影响，即为探究艺术设计对人这一主导因素的影响。

1.对人们审美情趣的影响

艺术的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体现，而艺术设计则将这种美进行进一步的提升。艺术设计者通过自己对于美的认知创作出更多具有美的事物，并将这些美呈现在大众的面前。当人们在面对这些美带来的视觉冲击的时候，也不由自主地受到这些美带来的改变。在施与受的过程中，人们对于美的认知有了明显提升，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美的享受与追求。

2.对人们消费方式的影响

现在的消费方式更多地体现了对于人们精神世界的满足。艺术设计作为一种满足人们内心需求的存在，它改变了很多人的消费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对设计生活的追求，人们消费的重点已不再是物品的本身而是设计——设计的方式和理念。

3.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

从人力车到马车再到汽车、火车、飞机；从书信到电报再到电话、电脑、互联网；从茅草屋到瓦房再到楼房、公寓、别墅艺术设计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明显感受到艺术设计给生活带来的便利。它已然成为了一种标准，对人们生活方式做出正确的规范。

篇2

张艺谋以执导充满浓烈中国乡情乡味的电影著称，其中反映农村题材的影片大部分都成为经典，彰显了他的独特风格和不凡成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先后执导的《秋菊打官司》（1992年，简称《秋》）、《一个都不能少》（1998年，简称《一》）、《我的父亲母亲》（1999年，简称《我》）等三部影片，将审美的视角投射到当代农村，从不同角度展示农民的精神和情感生活，传达出更为现实更为切近的热点话题，拓展出更为宏大更有张力的审美空间。在故事的叙述上，既返归传统又突破传统，追求中国审美视野中的融合。从而使得影片平实、简约、质朴中彰显出厚重、秾致、丰富的鲜明特色。

一、传达：平实与厚重

这三部影片，张艺谋都是把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放在宏大的人文背景上，从独特的角度，运用纪实和抒情的艺术表现手段进行观照和反映，在平实的影片之中蕴含着厚重的内涵，使得寻常的一桩桩生活小事散发出动人的魅力。在谈到《一》和《我》影片的卖点时，张艺谋说：“我们用很平实的手段表现了很浓重的内容，用表面的平实和内在的凝重，通过不露声色地表述来体现我们的关爱。”

三部影片文学艺术论文，讲述的都是很简单的故事，再现了老百姓的本色生活。这些影片平淡而真实，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感人至深，促人深思。《秋》说的是西北沟子村村民秋菊为丈夫“要说法”的事，因村长踢了他丈夫“要命的地方”。作为一个身怀六甲的农村，秋菊靠种地为生，为了能使村长赔理道歉，她只得靠卖辣椒的微薄收入来打官司，从调解到裁决再到判决，从告村长一直到事先没有料想到告了市公安局局长。就农村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新鲜的事，给人以拍案惊奇的感觉。

《一》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偏僻的乡村小学，十三岁的临时代课教师魏敏芝追寻一个辍学的学生。为了50元钱的工资，维持一所只有28名学生的山区小学的教学秩序。魏敏芝只身一人跑到城市里，身无分文，睡车站，蹲马路，守望电视台，它不仅把失学的学生领回了学校，还从城里带回了许多东西，引来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大力援助。“小人小事”，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可能每天还在上演着。

《我》讲的是现代版的“织女”爱情故事，三河屯村乡风淳朴，一个农村“织女”追求有文化的教学先生论文提纲格式。一段恋情，就像一首舒缓流畅的散文诗，不多的几句对白，一只“红发卡”成就了美好姻缘。自由恋爱开了三河屯村的先河，在彼时彼地可谓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惊世骇俗的传奇。

这三部影片，叙述的故事契合情境，返朴归真。以平实的故事所凝铸的素朴来再现平实的生活,“在司空见惯中拍出一份真切和力量来。”张艺谋以平实处见厚重的方式传达主题，关注凡人小事，选材取向由“传奇”转为“平话”,把镜头的焦点对准现实生活，借日常性事件展示题旨，从一个独特、真切的角度观察人性、人情、人文深处，文化或哲理意味更为浓厚。

《秋》中案件不离奇，氛围也不奇异，却能引起观众的好奇。影片中，我们没有看到人们所习见的“包青天”的形象，看到的是秋菊打官司过程中的一路“绿灯”，“人治”正在渐渐地被“法治”所替代。不过，在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度文学艺术论文，尤其是还非常讲究秩序的广袤农村，注定了这个转换是非常艰难的，相当漫长的。影片在“情”和“理”的处理上，一方面是“理”在走向彰显，在走向前沿，另一方面，“情”又在不时地掣肘，不时地制约。当王善堂在声声警笛中随着阵阵尘烟被带走时，赢了“说法”要回来“理”的秋菊只是一片茫然，那茫然中不正是感到自身“情”的失落、“情”的无奈吗？令人欣喜的是“秋菊”们已经意识到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尊严，一件不起眼的小案件传达出一个极具时代意义的普法教育的主题。

张艺谋导演曾明确说：“电影除了好看以外, 还能告诉大家什么, 让大家想什么, 关心什么, 爱什么。”《一》中,水泉小学作为山区小学, 条件简陋，环境艰苦, 由于各种因素，失学的学生很多,优秀的师资很少，但那所学校还在支撑着，坚持着。那里还有孩子们欢快的歌声和稚嫩的读书声,还有数着粉笔敬业勤业的老师，自觉追求文化的行为既显示出导演的情感倾向，也显示了村民们对未来的希望和寄托。“文化”作为“干细胞”，对受教育者，受熏陶者而言，更具有可塑性，更具有自我更新能力。而在水泉村，这样的重大使命，却让一个无论哪方面都没有成熟的小姑娘来承担，无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作为观众，情何以堪，惊悚之余，更深广的忧愤当油然而生。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最容易击中人性中最柔软的那部分。

《我》所奏响的在今天看来完全是纯真爱情的“绝唱”，纯爱的主题贯穿在人生的始终，相濡以沫、风雨共担的40多年的执子之手，虽然平平淡淡，却构建了最质朴浪漫的故事，情感的内敛，生活化的风格，完全是平民化的爱情故事。没有山盟海誓，没有鲜花戒指，但双方都恪守着那一份神圣的情感。影片本来可以渲染出更多的氛围，可以编织更多的情节，然而，导演将其都简化了。导演张艺谋在说明影片的创作意图时说：“这是为拒绝真情与真爱的世纪末唱一首带有恋旧回归色彩的爱情挽歌。”[1]在面对多元文化冲击、社会经济转型的今天，人们的情感世界受到挤压，真挚纯朴的爱情观也受到了严重扭曲，如何使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回归和传承文学艺术论文，这部影片给人们以警示和思考。

三部影片，从主流意识来看，回应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工程，也就是普法工程、希望工程、扶贫工程。让人有尊严的活着，让人有希望的活着，让人有依恋的活着，构成了新时期农民的追求的三个方面，三个维度。张艺谋正是通过平常、实在的故事，运用电影语言，采取艺术的表现手段，传达出厚重、真切的深层底蕴。

二、营构：简洁与秾致

在叙事的表层框架里，张艺谋将这三部影片故事的主体内容放在集中明快的情节中。围绕“一条线”来展开。淡化情节，弱干强枝，在简笔勾勒的同时，注重强化细节，多用工笔，精巧而细密，浓艳而别致。在谈到《我》剧时，张艺谋说：“……用减法，不用加法，没有很强的戏剧性，没有强烈的矛盾冲突，而是让它走向平实，走向单纯，走向细节化，甚至把细节加强……”。

三部影片的情节单纯、平淡，主要是“以剖析主人公内在心理为基础”[2]，没有大的矛盾冲突，就像山间小溪，自然地流淌，自如地推进。同时张艺谋大胆运用戏剧的因素，情节依照惯常模式向前发展。《秋》围绕“打官司”这一条线索，层次在乡、县、市三级打官司中渐次升级。《一》以 “寻找学生”为一条线索论文提纲格式。情节集中在魏敏芝代课期间这个时空段中，张慧科辍学以后，魏敏芝筹措路费、途中跋涉、城里找人，一步一步地推进。《我》以情感作为一条线索，匠心独运，只选取了“第一步”和“第一百步”，情节内容主要是两人的相识、相知、相爱、思念的情感变化和发展。三部影片这样的安排，使人感觉到丝毫没有人为的外力，一切是自然而然的，从总体上看，单线条展开情节文学艺术论文，具有中国传统的叙事特点。

在情节部分，张艺谋宕开一笔，三部影片戏剧性的“陡转”各具特色，追求“自然本真”，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增加了人物的情感浓度，加重了影片的人文色彩。

《秋》中情节“突转”表现在：深夜，秋菊难产，村长带人将秋菊抬到医院生孩子。顺势而下，孩子满月时，秋菊请村长吃饭，可是村长王善堂却行政拘留了。不难看出，张艺谋发挥“情节点”的作用，“一件事”改变了故事的方向，似乎偏离了人们的思维定势，给人一种“猛抬头”的新异感觉，深层的推动力正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浓郁乡情的浸染。

《一》中，运用了蒙太奇的艺术手法，把不同人物的心理和神态反应放在两个空间里互相切换，魏敏芝坐在电视台的演播室接受主持人的采访，张慧科在街头流浪。这样一勾连，从老师寻找学生转换为整个社会对教育的关注，对学生的关爱，社会效果顿时被放大了。“一个都不能少”，主题被升华了。

相爱容易，相处太难，尤其是一方处于不幸和磨难之时。《我》中，骆先生到城里接受所谓的“审查”时，风雪中的昭姊那“守候”、“寻归”两幅动人的画面，凸现了张艺谋构图艺术的魅力，也将纯真的爱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在细节的处理上，张艺谋注重浓墨重彩，追求细腻传神。他说：“我们花在细节上的‘笔墨’,在细节上的镜头数量，要远远大于在主要情节上的。我们把细节情节化，用处理情节的节奏和篇幅，去处理这些细节。”三部影片的细节编排侧重于步步为营以写实，环环相扣以写意。每个细节都承载着丰富具体的信息，全方位的刻划人物和表达主题。

张艺谋善于选择日常生活中不同类型的物件、声音以及情景，作为细节来精心营构。“言为心声”，《秋》以“要说法”这句话作为统摄全片的细节，从向村长要到向乡里要，向县里要文学艺术论文，向市里要。潜在的根源在于一个“要命的地方”，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说法”成为了大众流行语，可见一个语言细节负载了多大的文化含量。《一》中，寻常粉笔“写”全“篇”，围绕粉笔，郑重的交接、无意的踩碎、日记中的珍爱、社会上的捐献，我们看到的是师生们对粉笔的珍惜和爱护、高老师的高大形象、各界人士的热心助教，特别是在看到孩子们在黑板上自由舒畅书写那色彩缤纷的粉笔字时，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孩子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更感受到的是信心，是希望。小小的粉笔，是荡漾心旌的载体，是意味深长的象征物，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的震撼。《我》以“织布”的细节，来“编”故事“织”情节。情丝由着棉丝牵，时光随着机声回。“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中，织布、送布、眺望上梁布这几个细节，织出了少女的情，织进了少男的心。“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引出、插入骆先生的读书声，声音的交替，画面的切换，现实与幻觉交融在一起。“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中，昭娣将至真至纯的情感，一丝一缕的织进“档棺布”里，声声织布声似乎是在倾诉那至死不渝的情，至死不变的爱。

张艺谋很巧妙地借助细节来含蓄地表达主题，但又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一》中以歌声和呼唤声为细节。起始是歌声，结尾是呼吁之声。歌声、呼唤声和心声融为一体。《我》中，“图文识字歌”，声声“韵”到底，用声蕴意旨，以声颂园丁。建校时，骆先生领读声，引领了文明的先声；中途，骆先生读书声，是山穷水尽后又一村的柳暗花明；结尾时，儿子的领读声，喻指薪火相传，绵绵不绝论文提纲格式。

三部影片的细节具有很大的容量，具有很大的张力。难怪张艺谋说：“你把细节一放大，立刻产生了刻骨铭心的情感。”[3]

三、造形：质朴与丰富

三部影片中文学艺术论文，作为新时代农村女性，她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不同时期，身份各异，她们仿佛是同根母藤上绽放的姊妹花，流淌着同样的汁液，都有着“一根筋”的特性，却迸射着不同的神采。因而都是具有着丰富的内涵，洋溢着本真的芬芳的立体形象。因此，普通人物的塑造是张艺谋电影又一个极具特色的“亮点”。

比较秋菊、魏敏芝、昭娣这三个人物，在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面对公理，面对责任，面对情感，她们更多地展示了顽强、执拗的一面，朴质中有着丰富，倔强中不乏柔和。

梅兰竹菊，各有秉性。秋菊为了“要说法”，从乡里、到县上、再到市里，她“不到黄河心不死”。为了突出秋菊倔强的性格，影片以“曲”展示“直”，用“退”表达“进”。“退礼”，县公安局的行政裁决书下来后，秋菊得知李公安以村长的名义买的“点心”时，当即送回。“退钱”， 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书下来后，村长劝秋菊丈夫拿回了250元钱，秋菊认为村长没有给个明确的“说法”，就把钱扔到地上。“退堂”，市法院开庭，当得知被告不是村长王善堂，而是市公安局长，到了法院门口的秋菊，愣是不肯出庭。“退”，实际上表现的是秋菊的那种不顾一切“要说法”的“进”，体现了秋菊的“倔”。这种辩证的艺术处理，使得人物从“扁平化”走向“立体化”。

魏敏芝的“直”，这也符合她的年龄特点和生活实际，体现在“追”字上。工作交接后，向村长追要50元的工资；在电视台门口，反复追问别人“你是台长吗”；为了兑现“一个都不能少”的郑重承诺，追寻学生，可谓是经历千难万难。

《我》是一部“零情话”的“真情戏”，不借助于语言而通过动作、表情等方法和途径文学艺术论文，表现昭娣和骆先生纯真的情感。在追求爱的过程中，突出了昭娣“巧”抓机会，“巧”用物品，真是“巧”费心思。用青花瓷碗“送公饭”，绕道挑水听读书声，在送学生的路上等待，最终赢得了骆先生的倾情之恋。从清纯少女到蹒跚老妇的漫长一生中，时时处处都蕴含着“巧”，可谓无“巧”不成书。“巧”织布，贯穿于情节的全过程，既展示昭娣的柔情似水的一面，又将“一根筋”的性格特点充分地表现出来。

张艺谋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表现为目的和手段的二律背反，去除了外加的理想化的雕饰和刻画，着力反映人物自身的朴质和本色的魅力，展示一个个具有丰富色彩的个体。秋菊“要个说法”，也就是村长打人认个错。这本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村长为了自身的权威，硬是不肯低头。在民间，打官司是迫不得已的事。秋菊的所谓“打官司”，无非是“上面的人压下来叫村长认个错”。“上面的人”而不是“上面的法律”。她为“要个说法”，不惜花费卖辣椒的血汗钱。事实上，她打官司的各项费用远远超过了200元。可见她对“说法”的执着。面对深夜救助自己生子的村长被带走之后，秋菊没有胜诉后的，而是一片茫然。影片里，并没有把秋菊刻画成一个自觉的维权主义者，而是一个懵懂中又有一点法律意识的农村大嫂论文提纲格式。

十三岁的魏敏芝，在城里，也许是一个撒娇耍泼的小辣女。可是，为了五十元的工资，她接过了高老师的粉笔，开始了她短暂的一个月的教学生活。对她而言，自身知识和教育理论都是非常浅薄的。“一个都不能少”等于“六十元钱”，很简单的算式。为了使等式成立，魏敏芝不顾一切地追寻辍学的张慧科，魏敏芝形象的逆转，由“为钱”到“为责任”。张艺谋没有赋予魏敏芝伟大的理想和高尚的品质，而是放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放在魏敏芝所生活的具体的环境之中，让人物“有规则的自由运动”，因而魏敏芝的形象大放异彩，独具风貌。

“一份情，一生爱”，昭娣要的是一份不变的深情。当初文学艺术论文，昭娣对骆先生的爱，也许是少女对异性青年的本能的渴慕和追求，也许是出于对知识人的喜爱和尊重。当时光流转，步入老年时，丈夫意外地病逝，昭娣固执地用超过车费几倍的钱，请人将丈夫的遗体从城里抬回来，按照传统的方式操办丈夫的丧礼。作为一个农村老妇，生活简朴，但由于骆先生精神的感召，她还是把平生的积蓄全部捐献出来，助建一所新的小学。昭娣的慷慨之举，正是情感的作用。张艺谋并没有将昭娣随意地拔高和放大她的精神境界。

张艺谋在塑造切合农村妇女这个群体时，还非常注意选取台词、道具、背景等，从而使得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从纵横两个角度来看，这些形象既扎根于深厚的乡土文化，又经历着时代精神风雨的洗礼，因而更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

四、结 语

“看似寻常最奇崛”。综观张艺谋三部当代农村题材的影片，以寻常百姓为表现对象，以寻常小事为表现内容，情节简洁而细节精致，人物质朴而内涵丰富，力求用最俭省的电影语言，营造出最厚重的艺术内涵，传达出最深广的时代主题。在同时代的农村影片中，无疑是翘楚之作。

[参考文献]

[1]鲍十.我的父亲母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0年2月

篇3

 

“不要失望，甚至对你并不感到失望这一点也不要失望，恰恰在似乎一切都完了的时候，新的力量来临，给你以支柱，而这正表明你是活着的。” --《城堡》

卡夫卡的经典意义就在于此，人的能动性是在紧张的时间和逼仄的空间里得到最大激发，人的精神是丰富多彩不可预测的，内心的黑洞需要自己填充，但不要以为你可以掌握命运，它会时时横亘在面前如死胡同，人类就这么痛苦着，这既是K的困境，也是所有人类的局限。

卡夫卡内心不是可以轻易进入的，他孤独又渴望交往，恋爱时热爱通信、犹豫彷徨、既憎又爱其父，是个有着无数缺陷的好人。他颠覆了传统写法，将文学引入新境界。他是晦涩的、隐喻的、深奥的，但更是卑微的、懦弱的、真实的，能在恶劣的环境中、身染沉疴的前提下文学艺术论文，创作出如此丰富多才的作品，令人仰止。

说卡夫卡的小说带有浓郁的寓言性质，一开头就显出端倪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叫K．的人在深夜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城堡。后来我们发现，K．的首次出现就像《圣经》开头的创世纪一样，是一种出生，他刚一来就出生在城堡的外围。从始至终我们全然看不到K．的过去、家乡、亲人和生辰八字等一切过去的信息，仿佛一个迸自石头的孙悟空。这暗示作者从一开始就打算讲一个人在陌生、怪异、牢不可破的异乡追寻、跋涉的故事，而且他的背景只跟他当时所在的处境相关，就像一个突然被上帝抛到人间的人。除了两三次出现在K．嘴里对自己举目无亲的抱怨，而这只是出于一种向别人诉苦的心理，这里边的一个疑点是，K．曾亲口告诉别人他抛弃父母妻儿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既然已经有了妻儿，后来和弗丽达的婚约又是怎么回事呢？K．后来似乎全忘了他说过这句话。似乎这正是早期中欧“漫游工匠”的生活状况。

无论K．的过去是什么，他代表着一种理性、公正、平等、顽强、负责任的人格形象论文提纲怎么写。这些词本身是中性的，属于现代人的正常状态，正是这些正常的人格特点使他在城堡的村子举步维艰、越陷越深，像一个身着冬日盛装的人穿越密密匝匝的荆棘丛林一样。这些特点在某些时候很无奈地变成了令人讨厌的缺点，卡夫卡并未将K．塑造成一个让人喜爱或同情、或者其他挑动人的感情的人，其中顽强这点尤为突出，以至于表现得让人无法忍受的固执。固执、一根筋的倔强，成了他的最大特点，也使得此人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不屈不挠的斗争性。

K．越“靠近”城堡就越发现那横更在其间的荆棘般的重重障碍，卡夫卡也并没强调K．行进途中的迷茫与精神挣扎，他更有一种谦卑与忠实，无论他怎么艰苦、无论精神遭遇多么大的阻力，他始终未将其外现，他展示给我们的始终是黄牛一般执拗、不屈甚至盲目的冲撞、打拼。这体现在K．不厌其烦、穷追不舍地通过各种渠道手段与各方“城堡人”的接触或争取接触。我们得以看到“城堡人”的影绰百态。

K．固然也会有所成功，可却丝毫没有坚固的保证。“他也会在人家给予他的似是而非的恩宠的蒙蔽下在公务以外的生活中有失检点，致使自己在这方面大栽跟头，那时衙门就不得不出面，依旧是文雅而和蔼可亲地、摆出一副违反本意爱莫能助的姿态，根据某一条他不知道的有关公共秩序的法令把他清除掉。”他甚至会取得决定性的阶段性胜利，占领某一个地域，“似乎他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自由，可以在这块原是禁止他来的地方愿等多久就等多久……但同时他又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种自由、这种等待、这种刀枪不入的状态更荒谬、更让人绝望的事了。”

《城堡》没能完成，《城堡》是一部无完整性的作品，连结尾都没有，结尾K．被车夫盖尔斯泰克不知所以地强行拽走文学艺术论文，被贵宾楼老板娘叫喊着看她做的新衣服，这能算结尾吗？普通意义上的结尾都算不上。据卡夫卡的朋友说，后来的结果是K．死掉了，这句话又有什么意义呢？K．与弗丽达的恩怨还未彻底了结，贵宾楼老板娘与K．还有一些纠葛，更不可忽视的是，K．与小男孩汉斯约定要去见他的母亲弗丽达，汉斯母亲是从城堡“下嫁”村子里的高雅的女人，K．希望通过她开启通往城堡的一道门……很多关节都尚待K．去突破，每一个关节都有望实现目标，都构成下文的可能性。所以《城堡》之谜是无解的、未解的，就像K．的行为本身或其必然宿命。

城堡是什么呢？每个人读完都会问，我想是否可以认为是命运，它的不可抗拒是顽固的坚强的，没有人可以左右，若你反抗，只有绝境，但卡夫卡的意义又不尽如此，他还为K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活动空间，指出即使毫无意义，人类依然是不甘心的，依然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1】（奥地利）卡夫卡，《城堡》，译者:高年生，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3月版；

篇4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经问世以来，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学者、作家们纷纷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可谓包罗万象，色彩纷呈。而《围城》中的比喻历年来更是为人们津津乐道，因为这些比喻都新颖、贴切、恰当、形象，幽默中蕴涵深刻的哲理，令人不得不赞叹和佩服。更令人赞叹的是这些比喻中包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包含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对这些比喻句进行整理和分析，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一、中西方的婚恋文化；二、中西方男女的社会地位；三、中西方的家庭观念。

一、中国传统的婚恋文化

钱钟书先生作《围城》时，是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战争，但作者的重心不在于刻画战争中的人生百态，他更关注的是在战争年代中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战争虽然是主流背景，但大批外国人进入中国，这意味着曾经封闭的中国大门被打开，中国传统文化有的已被解构，甚至是消失，但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文化仍有其不可被磨灭的印记，这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必然。当然，中国大门的打开对于文化的影响，不能绝对的说是好还是坏，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一方面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使得文化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地得以发展文学艺术论文，同时也打开了中国文化的视野，另一方面，外国文化的进入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入侵，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体系。钱钟书先生在使用比喻时，将中国传统的封建婚恋文化作为喻体，从而在比喻中展现了一幅中国特殊的婚恋文化图景，比如（以下比喻句选自钱钟书.《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苏小姐）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据学家所谓的证据来断定真实性。

（2） 鱼肝油丸当然比仁丹贵，但已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

（3） 这开会不是欢迎，倒像新姨太太的见礼想。

（4） 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

在封建社会，人们极其重视婚姻程序，繁文缛节十分繁复。从周代起规定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其中，问名主要是询问了解欲聘女子的家世，身份地位，是嫡出还是庶出，以及出身年月日时等，在（1）中作者说到的合婚帖上的年庚，就是在婚书上写上女方的出身年月日时，即问名。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人们的成婚年龄很低，在清朝男十六岁，女十四岁，这样的早婚习俗虽然在其后的年代有所改善，但仍然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在早婚的社会风气下，人们将结婚晚的人视作不正常，对于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出嫁的“大龄”女子，家里人为了帮助其顺利成婚，不得不在合婚帖上将女子年龄改小，所以作者说：“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据学家所谓的证据来断定真实性。”钱钟书先生用这个喻体来比喻苏小姐的年龄不仅是一种幽默，更是在幽默中带有揶揄的味道。

在封建社会，女子的地位很低，按礼制要求，女人要“从一而终”，丈夫死后应当守节，不应再嫁别人。《礼记.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死不嫁。”[1]而对于离婚，一般情况主动权在于男方，女方一般要求离婚的很少论文格式范文。男方弃妻一般是妻犯了“七出”：一无子，二，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2] ，这也成了负心男人或挑剔婆婆抛弃女子的借口，所以女子一旦被休文学艺术论文，她们在社会中便被人耻笑和瞧不起，另外在古代社会极其重视一女只可侍一夫，所以一般没有人家愿意娶嫁过了的女人。作者在（2）中将开过瓶的鱼肝油比作嫁过了的不值钱的女人，可谓是形象生动，新颖贴切，同时也侧面刻画了李梅亭吝啬丑陋的嘴脸。

姨太太是旧社会大家族的下人对主人的妾的称呼。中国古代虽然将一夫一妻制作为正型，但是实际上中国一直奉行的是一夫多妻制，男子可以纳妾以达到多妻的目的，清律上说：“妻者齐也，与夫齐体之人也；妾者接也，仅得以与夫接见而已。贵贱有分，不可紊也。”[3]可见妾只能侍奉左右，身份卑贱，而妾的主要来源是买卖妇女、抢夺妇女。（3）中，李梅亭去参见学生给他举办的欢迎会，发现只不过是汪主任给他设的圈套，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罢了。钱钟书先生抓住了人与人之间这种互相争斗的微妙关系，把李梅亭的欢迎会比作姨太太的见礼，生动的刻画出了当时表面祥和，实际充满硝烟的人际战争场面，同时也表现了李梅亭尴尬和卑微的处境。（4）中的通房丫头和妾差不多的，但不如妾的身份高，通房丫头算是陪嫁，可以与男方主人发生性关系，但实际没有名分，只是仆人身份，就如《红楼梦》中的平儿一样，作者把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形象生动的表现出当时社会中讲师，教授和副教授的地位高下的不同，同时也表明了方鸿渐尴尬的处境。

二、中国传统男女的社会地位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在婚姻中，她们附属于自己的丈夫，没有自主权，被自己所属的男人分为三六九等。在《围城》中还有一些比喻也反映出中国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如（以下比喻句选自钱钟书.《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好像苏小姐是砖石一类的硬东西，非鸵鸟或者火鸡的胃消化不掉的。

（2） 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

（3） 柔嘉，你这人什么都很文明，这句话可落伍。还像旧式女人把死来要挟丈夫的作风。

(4) 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花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

中国从宗法制的奴隶社会起，就形成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后世奉为礼制总规范的《礼经》确立了“三从”的理论基础。《礼记.郊特牲》说：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4]《仪礼丧服传》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文学艺术论文，既嫁从夫，夫死从子。”[5]《孔子家语》也说，女子必须顺从男子，小时候要顺从父亲兄长，嫁人后要顺从丈夫，丈夫死后要顺从儿子，“这个三从之说实是古代确立妇女地位的根本原则，是男尊女卑、夫权统治在妇女生活中的集中体现。”[6]其实，就是把妇女的一生从生到死都安排在从属于男子的地位。.男女不平等的根基树立于奴隶社会，以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又变本加厉。除了“三从”，妇女还必须遵守“四德”，而“四德”之首的妇德就规定女子“不必才能绝异也”[7] 。

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女子无才便是德”，说明女子只要安心相夫教子，主内持家就可以了，不必有才能，不必太过张扬。（1）中，方鸿渐的父亲听说苏文纨是留学博士以后，赶紧说怕鸿渐吃不消她，而且还得意的发表了一通男人必须比女人才学高一层，不能和女人平等匹配的言论，可见女人一旦有才学反而受限制的处境，（2）中也是同样的道理，仿佛女人有了才学是多么恐怖和滑稽似的。（3）中旧式女人把死来要挟丈夫的作风，可谓是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受压榨而形成的作风了，妇女在家中从属于丈夫，自己没有自主权，如果男方想要休掉女方的话，女子是不能提出任何异议的，法律上也不会给她们任何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维护自身利益时只能用苦肉计去威胁对方了，所以，有句古话概括中国古代女子的这种行为很形象：一哭二闹三上吊，虽然很不雅，但背后却藏着女子们受压迫的辛酸境遇！当然，作者此处用这个比喻并不是要同情孙柔嘉的可怜命运，而是将孙柔嘉比作旧式女子，讽刺她无理取闹的性格和脾气。在（4）中，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很形象地说出了中国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明明是男方找借口不要女方，结果却要打着协议离婚的幌子。作者在这里用这样一个比喻主要是点明方鸿渐对苏小姐的感情，对她仅仅是一般般的感情，算不得很深。

三、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强调家庭本位，以强大的父权家长制为基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宗法等级关系，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嫡庶长幼有序。[8]而中国传统的主导思想学派——儒家创始人孔夫子就一直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忠”，反映在生活中就是“孝”。在家庭内，家长地位极尊，权利极大文学艺术论文，作为儿女小辈的家庭成员都要无条件的服从家长的统治。《围城》中，也有一些比喻能反映我国的这种孝文化，比如（以下比喻句选自钱钟书.《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买张文凭去哄他们（父亲和丈人），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磅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

（2） 因为遯翁近来闲来无事，忽然发现了自己，像小孩子对镜里的容貌，摇头侧目地看得津津有味。这种精神上得顾影自怜使他写自转、写日记，好比女人穿中西各色春夏秋冬的服装。做出支颐扭颈、行立坐卧种种姿态，照成一张张送人留念的照相论文格式范文。

（3） 行礼的时候，祭桌前铺了红毯，显然要鸿渐夫妇向空中过往祖先灵魂下跪。……..阿丑嘴快，问父亲母亲道：“大伯伯大娘为什么不跪下去拜？”这句话像空房子里的电话铃响，无人接口。

（4） 有人送别，仿佛临死的人有孝子顺孙送终，死也安心闭眼。

在中国古代，“建立在奴隶私有制和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个体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政治单位和教育单位。这种个体家庭的家庭成员之间，… …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他们休戚相关，荣辱与共。”[9]在古代社会流行“光宗耀祖”，很多人有权有势，并不仅仅是自身获得利益，而是整个家族都获得利益，这可以说是中国宗法社会下的特殊产物。比如秀才去参加科举考试，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和实现自己的人身价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给自己的家族增光添彩，扬眉吐气。而对于宗法制家族中的家长来说，他们统治着整个家族，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家族繁盛，于是他们把实现家族利益的重任放在其子孙的身上，他们抚养子孙，是为了使子孙更好的为家族服务。所以（1）中，面对父亲和丈人的压力，方鸿渐不得不买假文凭去哄骗他们，以便表明自己得“孝”心。

在中国古代的家庭内，家长的地位非常高，权利也非常，家族中的成员必须绝对服从家长的意志，不得违背。中国古代的家长权其中一项就是教令权，指“子孙要遵从父祖的意志，要接受父祖的管制。”[10]作为家族中的最高统治者，家长也享受着这种权利带给他们的。（2）中方鸿渐的父亲正是享受着对家庭和子女的统治权，他写自传，写家训，其实都体现了家长的意志和权威，特别是他写自己对鸿渐的教育时的情形更充分体现了家长的统治欲望。

中国是一个宗法制社会，人们按自己的家族形成宗族，宗族所以成为一个聚合体，正是因为族人出自共同的祖先，为了增强宗族的聚合力量，“任何一个宗族都将崇祖、祭祖作为自己最神圣的义务”[11] 文学艺术论文，而崇祖在人们心里的意义大不相同，因为祖先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故人，而更多的是被神化了神。崇祖主要包括修祖谱、建祠堂、重墓所，秩义社、立宗子、绵嗣续、保遗业。近代以后，建祠堂这样的祭祖活动就不多见了，但一般过节或结婚生子时，人们还是会在家中举行一些简单的祭祀祖先的活动，正如（3）中鸿渐夫妇要向空中过往祖先灵魂下跪，以表示对祖先的尊敬。同样（4）中的孝子顺孙送终也体现了祭祀这一文化现象，同时也表明，家长的权威在临终时也是要体现的，家族中的孩子一定要在病塌前守孝，这是不可更改的传统习俗。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一书，睿智深刻，在其比喻句中， 作者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丰富的传统文化图景。

注释：

[1]《礼记·郊特牲》.

[2]《大戴礼记·本命》.

[3]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10.

[4]《礼记·.郊特牲》.

[5]《仪礼·丧服传》.

[6]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121.

[7]《女戒·妇行》.

[8]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3.

[9]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6.

篇5

美是一切的开始，绘画，是以感受美和表现美为基础的，同时又是幼儿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和维持心理平衡的有效途径，是幼儿用来传达情感的视觉语言。儿童画并不单单是一幅画，而是幼儿的自我表现。在绘画中，幼儿表现的是他的思想、感情、兴趣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对于三岁的幼儿来讲，绘画有一定困难，因为这时的幼儿手肌肉尚未成熟，手臂动作很难控制。因此，他们的绘画，只能画出一些乱线、乱点或乱色块。然而，正是这些乱线、乱点或乱色块，体现了他们对世界的梦想和认识，甚至是他们日后在艺术领域中展现才能的起点和开端。作为幼儿教师，如何更好地开展绘画教育，使他们在这方面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呢？我想，首先应从兴趣入手，有了兴趣就有了积极性，有了积极性就能激起欲望，从而使他们喜欢绘画。兴趣做主，情趣引路，在鼓励中激发幼儿的创造表现，通过实践和观察，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培养幼儿绘画兴趣，激发幼儿学习的主动性

兴趣是美术活动的重要动力，小班幼儿作为绘画教学的初始对象，兴趣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它会影响幼儿绘画技能的提高速度。对于刚接触绘画的幼儿来说，对一切都很陌生，辩别方位的能力很差，手眼不协调，握笔困难，控制笔更难，如果立刻要求他们画出什么图象，只会增加幼儿紧张情绪，因此不必强求幼儿画出什么东西，可以开展一些有趣的绘画游戏，逐步培养他们绘画兴趣。

1、如传统的《笔宝宝跳舞》，向幼儿介绍笔宝宝住在盒子里，它们每天都要到纸上来玩耍、跳舞，然后再回到盒子里去，鼓励幼儿在纸上涂鸦，教师用提示的方式“笔宝宝会不会跳圆圈舞呢？再跳一个方块舞好吗？启发幼儿画出图形。又如在进行横竖线交叉画网格这一技能的学习时，设计了“捕鱼”的游戏情境，用鱼网网住幼儿，幼儿积极参与，并且能兴致勃勃跟随教师一起来观

察鱼网，有了初步的感性经验，轻而易举地为横竖线交叉画网格奠定了物象基础。 在《造篱笆》美术活动中，这是以画直线为主的游戏，教师事先在纸上画小鸡，并与幼儿一起扮演“鸡妈妈”和“小鸡”，在圆圈上画直线即造篱笆，老师还用“鸡妈妈”的口吻进行引导，提示“小鸡们”把篱笆造的密一些，直一些，不然“大灰狼”会来把“小鸡”捉走的，宝宝们立即认真的画起了“篱笆”，活动结束时，教师用大灰浪木偶佯装无法钻进小鸡家，只能灰溜溜的走掉，使幼儿体会美术活动的乐趣，激发了幼儿学习的主动性。

2、为了使幼儿绘画活动更直观，提高幼儿参加活动的兴趣，我们还经常采用把纸剪成大树的形状，启发幼儿在上面画上大苹果；或者剪个纸盘，启发幼儿画饼干或糖果用来招待客人等等。

3、为了激发幼儿参与美术活动的兴趣，可以在活动中为幼儿设置好玩的游戏情境，比如在学习画线条的时候，请幼儿帮助妈妈绕毛线，边念儿歌：“绕、绕、绕毛线，我帮妈妈绕毛线，绕出一团大毛线”，一边提醒幼儿从中心一点向外绕线条的过程，再提醒幼儿大胆的绕出各种颜色的线团，孩子们在活动中 “玩”的不亦乐乎，同类的游戏还有：织毛衣、挂窗帘、花格布等等。

老师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启发，对培养幼儿绘画兴趣，提高绘画技能是很重要的。因为小班幼儿正处在绘画涂鸦期，他们的绘画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没有构思，只有涂涂色块，画画线条，常常画完后不知道画的是什么，此时如果老师能启发帮助他们想象一下作品象什么，说一说画的是什么，会使他们有所醒悟，惊喜不已，感受到自己本领变大了。老师还要注意观察，及时了解幼儿的设想，帮助幼儿解决想表达而表达不出的内容，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

教师对幼儿作品的评价对于激发幼儿兴趣也是很重要的，在评价幼儿作品时可以经常给幼儿一点小小的奖励，如：在画面上画个小鸟，贴个小花等，每当幼儿得到奖励时，会高兴地拿着自己的作品自我欣赏一番，在他们看来，得到老师的奖励就是得到了最高的奖赏，也是对自己作品的肯定，因而对绘画充满自信，由于经常得到全面肯定，渐渐地，幼儿不害怕绘画了，落笔大胆了，对绘画有了初步的兴趣。

二、学习简单的绘画技能，让幼儿能够画出自己喜欢的画。

光有绘画兴趣，没有绘画技能，幼儿就表现不出自己所认识的生活 ，因此对小班幼儿来说，传授简单的绘画技能必不可少。

1、采用游戏的方法。

（1）涂色游戏：涂色游戏就是教师画好物体形象的轮廓，然后在轮廓中涂色，激发幼儿对色彩美的感受。如：请幼儿涂红苹果等

（2）添画游戏：添画游戏就是教师画出一副图中的主要形象，然后请幼儿添画一些辅助物。如：教师在纸上画出动态不一的小鸡的形象让幼儿添画“小虫子”“点小米”或画“篱笆，小草”，教师画美丽的金鱼让幼儿在金鱼嘴的前方添画水泡等。 让幼儿主动观察这些物体的形状和颜色。

2、开始教幼儿画画时教师要结合日常生活中喜爱的事物，选择外形可以概括成点、线的物体为内容，如用点画“飘落的雪花”、用短线画“绿绿的小草”、用圆画“苹果、气球”等。圆是绘画活动中最早的图形，画圆圈时，幼儿往往急于将起点和终点合拢，因而不容易成功。教师可以在教学时边画边说：“圆圆慢慢圈起来”。又如：画葡萄时一边画一边说：“一个小圆，三个伙伴，许多小圆靠一起，变成葡萄一串串。”这样可以增强幼儿的印象和兴趣。

3、使用幼儿熟悉的语言，如把竖线、横线比喻成木棍，竖线比喻成木棍站立，横线比喻成木棍睡觉，弧线比喻成木棍弯腰。讲时掌握幼儿的语言特点，幼儿喜欢用重叠词。因此，在讲形象特征时多采用重叠词，如讲鸭子画法时可以这样说，圆圆的头，扁扁的嘴巴；苹果，圆圆的苹果；熊猫的身体是胖胖的；大象的鼻子是长长的；红红的太阳；绿油油的草地等。多用重叠词，就能加深幼儿对形体特征的印象。

4、用拟人夸张的手法进行教学。把要画的内容编成一个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边讲边画，传授简单的绘画技能。

5、多画多练是提高幼儿绘画技能的主要途径，除了每天绘画教学活动外，还可利用区域活动中的绘画角，扮演小画家，引导幼儿参与到绘画活动中来，教师为幼儿提供纸和笔，供幼儿自由涂画，并以参与者的的身份与幼儿一起画画，这样就会大大的提高幼儿对美术活动的兴趣。

三、精心设计活动方案，开展多种形式的绘画活动，鼓励、肯定幼儿

幼儿园的备课不仅要设计好活动方案，还要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性。所以，根据小班幼儿的年龄、心理特点，设计了在玩中观察--在情景中产生兴趣--在活动中思维想象--在鼓励中创造表现的活动模式。比如，为了让幼儿学画短竖线，我们设计了可爱的小白兔，请你来做客的活动：先组织孩子们到草地上玩，感受草地的茂密、柔软，通过触摸小草来观察草的色彩及外形，既在玩中观察。然后，在室内设置情景，以木偶小兔的口吻简洁、明了地向幼儿提出要求，激发他们的作画愿望，既在情景中产生兴趣。接着在幼儿作画过程中紧紧围绕情境表演向幼儿提出要求。如草长的什么样？它是什么颜色 的？如果你的草地鲜花盛开，小兔肯定会更高兴等，以激发幼儿大胆想象，既在活动中思维想象。这一做法既面向了全体，又对有一定绘画技能的孩子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最后给孩子留出充裕的作画时间。画好后，将事先准备好的纸兔奖给孩子们，让他们贴在草地上，并鼓励他们：这片草地又多又绿，真好！瞧， 可爱的小兔来做客了！这些鼓励能使幼儿积极创造、表现，而那些落笔胆小或缺乏毅力的幼儿也会因此增强信心，既在鼓励中创造表现。

小班幼儿受年龄的限制，小肌肉发展还不完善，同时对一项单一的活动兴趣不能持久。所以还要开展多种形式的绘画活动，让幼儿对绘画活动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比如： “手掌印画”、 “拓印图形”、 “纸团压印”、 “泡泡画”，以及 “添画、吹画”等活动。我们把这些称之为玩色活动。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运用多种感观去接受色彩的刺激，对色彩产生一种情绪表达的需要和欲望。

篇6

20世纪60年代时，关于短篇小说的文类研究还处于起步状态，之前零散的研究大都采用了新批评方式，因为这样有助于教学开展。然而，那种机械式地将短篇小说划分为有情节和无情节的方式掩盖了短篇小说的本质特征。

1964年，约瑟林（M. Joselyn）提出应针对短篇小说进行真正的文类划分，主要分为拟态的（mimetic）和抒情的（lyrical）两种。拟态的短篇小说一般按时间顺序安排情节结构，有完满的结局；而抒情的短篇小说则在拟态的短篇小说基础之上，加入了诗歌的成分特点。(Joselyn) 艾琳·巴德施威乐（Eileen Baldeshweiler）也提出了类似的分类方式，她将短篇小说分为史诗式（epical）和抒情式（lyrical）两种。史诗式的短篇小说相当于约瑟林所说的拟态的短篇小说，由推理演绎的方式，利用人物冲突推动情节发展，最终以明确的结果结束全文。艾琳认为“抒情”二字与史诗式的短篇小说相比，更强调主题和行文语气。（Baldeshweiler）这些短篇小说类型的分类方式大体上都基于重视情节的传统写作手法与重视抒情式风格的现代主义写作手法之间的区别。

抒情式短篇小说产生于19世纪后期，正值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登上舞台之际。抒情式短篇小说在创作风格上与现代主义文艺创作风潮契合，它颠覆了传统的史诗式的风格，注重人物内心的发展，摆脱了依靠情节发展的旧式框架。M. 约瑟林对抒情式短篇小说的诗性元素的分析十分精辟，主要归纳为四个方面：1）摆脱传统的按时间顺序的方式安排故事；2）利用纯粹的言语修辞手法，如语气、意象3）关注意识的增强，而非完整的情节4）仅用最简洁的方式达到高度暗示性，强烈的情感。(Joselyn) 总的来说，抒情式短篇小说轻情节，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波动起伏，故事结构以情绪气氛的跌宕起伏为主线；突出抒情的特点，采用象征、隐喻等言语手法，运用简洁而具有高度启发性的语言营造丰富的意象；使用开放式结局，摆脱传统具有决定意义的结尾方式，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

本文旨在通过细读詹姆斯·乔伊斯的著名短篇小说《阿拉比》，分析其抒情式短篇小说风格，探究詹姆斯在现代主义思潮下的创新性写作风格以及他精湛的文字技艺。本文将通过对该短篇小说的诗化分析，展现乔伊斯在创作短篇小说时达到了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协和。他利用诗化短篇小说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天真纯洁，内心充满浪漫艺术气息的男孩形象，反衬出这个瘫痪麻木的都柏林城。

一．淡化情节，关注人物内心发展

现代主义小说对人物精神情感的关注与淡化情节的写作方式源起于人们对复杂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因此这些作品通常从内心的角度映射出世间百态，以荒诞的、富于寓意的抽象表现方式，意图展现现代人们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乔伊斯这样说道，“都柏林那即乏味又闪光的氛围，它的幻影般的雾气、碎片般的混乱、酒吧里的气氛，停滞的社会——这一切只能通过我使用的词语的肌质（texture）传递出来。思想和情节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重要。”（戴从容 2005：11）乔伊斯的短篇小说体现了这种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手法，摆脱了传统的关注情节故事发展的短篇小说形式，淡化情节的完整性和逻辑发展顺序，将错综复杂的现代意识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李维屏教授所言，“《都柏林人》的构思与布局超越了传统短篇小说的模式。它是20世纪初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主义思潮彼此交融的产物，也是作者告别传统、向现代主义道路迈出的难能可贵的第一步。”（李维屏 2011：117）

乔伊斯的著名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由十五个短篇小说组成，这些故事按照人一生的成长顺序排列。《阿拉比》是《都柏林人》中的第三个故事，也是其中最受评论者关注的一部短篇小说。《阿拉比》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用诗意的语言断断续续地回忆孩童时的一段具有特殊意义经历，读者成为倾听者，直接参与到主人公的回忆片段里，与男孩一起体验爱情的美好神圣与现实残酷腐化。《阿拉比》看似一个男孩寻找爱情的成长冒险故事，然而，乔伊斯并没有使用传统的强调外部矛盾的历险故事文学艺术论文，而是利用男孩的内心情感波动和思维方式来发展故事。整个故事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也没有总结性结尾，体现了乔伊斯开创性的现代主义意识流写作手法，也同时展现了抒情式短篇小说的文学魅力。

《阿拉比》中的男孩生活在瘫痪（paralysis）的都柏林城，年幼的他还未经世事历练，对一切事物都抱有美好幻想，拥有一颗追求美与艺术的心。男孩表面上敷衍的完成每天小孩的任务：念书学习、追逐玩耍，却时常在内心默默观察生活中一切美好浪漫的细节。他的艺术家气质与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以及城市里麻木不仁的市民形成鲜明对比。男孩对周遭事物十分敏感，在他的眼中一些破败腐烂的场景变得诗意化，“我最喜欢最后一本，因为那些数页是黄的。屋子后面有个荒芜的花园，中间一株苹果树，四周零零落落的几株灌木；在一棵灌木下面，我发现死去的房客留下的一个生锈的自行车打气筒。”（乔伊斯2002：21）叙述者善于描述事物细节，如颜色，状态，声音等，如同在创作一首散文诗。从《阿拉比》抒情的文风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叙述者就像一位心思细腻的青年艺术家，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位诗人，用心遣词造句，把埋藏心底的往事用诗化的语言一一诉说。

叙述者记叙男孩去阿拉比市集前焦急等待的过程时，没有情节结构，仅以人物内心波动来展现故事，明显体现了散文化的行文结构。男孩向曼根的姐姐许诺将会在阿拉比市集带些礼物回来后，脑海里面充满了“数不清的愚蠢的怪念头”，“但愿出发前那段乏味的日子一下子过去。”（ibid：23）接着，叙述者加快语速，连用五个“I”：“我要求……我问问题……我看着……我不能……我没有。”（Joyce 1974：540）随着节奏加快，人物内心的百感交集生动地浮现在读者的脑海里。等待的时间长度是相对的，也许平时男孩与伙伴们玩耍一会儿时间就悄然过去了，但是当男孩在相同的时间内等待去阿拉比市集时，“我坐着望了一会钟，滴答滴答的钟声叫我心烦意乱。”（乔伊斯 2002：24）在与时间抗衡时，眼前的一切事物都令人烦躁。这种典型意识流的心理时间与传统的时间比起来，摆脱了直观式抒情，“梦幻、映像、心理错觉交叉出现，给小说披上一层知性和幻化的色彩”，（李丽琴 2007：101）更增添了故事的节奏感，如同诗人直面听众表述内心。

在表现爱情这一复杂的内心活动时，《阿拉比》采用散文诗的语言表达方式，从男孩的角度将爱情歌颂，用写意的手法描绘梦中情人——曼根的姐姐。“灯光从半掩的门里射出来，映现出她的身影。[……]她一移动身子，衣服便摇摆起来，柔软的辫子左右挥动”。（乔伊斯 2002：22）然而，涉世未深的男孩不敢直面爱情，连女孩的名字都不敢轻易提及，害怕惊扰了爱神丘比特，只能将胸中澎湃的爱情波涛化作崇高的信仰，“仿佛感到自己捧着圣餐杯，在一群仇敌中间安然穿过论文的格式。”（ibid：22）男孩犹如一名高尚的骑士小心翼翼的呵护着爱情的圣杯。这种对爱情的信仰使得男孩莫名流泪，甚至濒临崩溃，只能将感官关闭起来，直至失去知觉，不自觉地将内心那句歌颂爱的诗诵读而出：“啊，爱！啊，爱！”（ibid：23）男孩感官的相互交织激发了读者无限想象力，他将视觉变触觉感受：“这时，我的身子好似一架竖琴，她的音容笑貌宛如拨弄琴弦的纤指。”（ibid：23）男孩对爱情的幻想在感官的刺激下不断得到升华，读者也随着叙述者语气的强化产生共鸣。

《阿拉比》采用了散文诗式的结构，没有传统意义上情节的开始、和结尾，全篇由叙述者零散的回忆和跌宕起伏的情感描写拼接而成。故事给出了模糊的时间和地点，将主要笔墨放在人物内心对外部事件的反映上，读者作为故事直接的倾听者，不经意间忽略了这些信息，从而顺利进入乔伊斯笔下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二．丰富的意象，诗化的语言

抒情式短篇小说注重用暗示、象征、隐喻等言语手法，并通过意象的拼接来传达个人体验。（李丽琴 101）这些言语修辞手法渗入叙述过程后增强了短篇小说的语言意境：“使传统的抒情从追求叙述节奏的音乐化、画面的色彩化、情绪的弥漫化转移到现代主义的‘陌生化’和哲理色彩的浓重化。”（ibid：101）

诗歌中的意象将外在物象与主观情意相融合，摆脱了现实中普通的形象，附着了诗人的主观认识和情感，几个简单的意象，经诗人几笔勾勒顿时可以成为一幅宏大景象。《阿拉比》篇幅短小，语句精炼，仅依靠文中丰富的意象的运用，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瘫痪的都柏林的画面。北里奇蒙德街象征了整个都柏林城，为了描绘这个瘫痪的城市，“blind”这个词多次出现。“North Richmond Street,being blind,” “An uninhabited house of two storeys stood at the blindend, detached from its neighbours in a square ground. The otherhouses of the street, conscious of decent lives within them, gazed atone another with brown imperturbable faces.”(Joyce 1974：539)故事一开始的这两个blind分别表示“死胡同”和“尽头”，均表示没有希望。短短的三句话向读者描绘了一幅死气沉沉的街景，房子建筑毫无生气，邻里关系十分冷漠。正是在这种瘫痪的场景下，男孩艺术家的气质与周遭环境显得格格不入。语气也是抒情式短篇小说创造诗意意象的一个重要言语手法。叙述者面对这个麻木无情的社会环境时伤感低沉的语气与小心翼翼手捧爱情时的浪漫的语气相互交织，营造了丰富的意象。

象征手法的运用丰富了《阿拉比》意象，赋予叙事语言高度启发性。“blind”一词出现了3次，首先作形容词，修饰北里奇蒙德街死气沉沉的气氛，又作名词表示百叶窗。男孩不敢直面女孩，只能通过百叶窗的眯缝看到女孩的身影。男孩的动作象征了都柏林人麻木的心使得他们无法看清世界，男孩眼中的爱情也如死胡同一般，毫无希望。男孩乘坐的通往阿拉比市集的列车经过了一个名为“Westland Row Station”的车站，顿时一群人涌向车门，想要挤进车厢，却被列车员拦下，因为这是一班直达市集的专列。这个车站寓意深刻，与T. S. 艾略特的诗歌“Wasteland”《荒原》相呼应，象征了整个爱尔兰民族面对民族危机毫无斗志，长此以往变得空洞麻木，如同一群没有理想的空心人，一副思想瘫痪的状态，因此他们无法登上列车，只能徘徊于荒原中。题目“Araby”是“Arab”的古代名字，在文中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东方色彩的市集。男孩将这个市集看作实现美好梦想的地点，然而实际上，阿拉比就是一个充满欲望的黯淡无光的地方，进门要付钱，里面弥漫着钱的响声，没有想象中阿拉伯式的集市，却只有毫无生气的爱尔兰人和正在调情的英国人。阿拉比象征着当时被英国统治之下暗无天日的爱尔兰民族文学艺术论文，英国女人冷冰冰地声音与仿佛出于“责任感”似的询问，使得懵懂的爱尔兰男孩毫无防备，不知作何反应。

因此，《阿拉比》表面上看似是一首爱情颂歌，充满诗意的意象；但是，将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词汇与当时爱尔兰国内风起云涌的民族运动结合起来看，《阿拉比》其实是一首激励瘫痪的民族积极斗争的抒情式短篇小说。

三．启发性的语言，开放式的结尾

抒情式短篇小说如同诗歌，通常语句简短但却句句精辟，寥寥几行字就能表现出宏大的场景。叙述者在文中回忆了许多场景，没有像传统叙事那样给出具体的时间、地点、事件的来龙去脉，却将回忆生动展现在读者脑海里。男孩将爱埋藏在心底，终有一天压制不住内心澎湃的情绪，躲到已故教士家的后客厅内，在漆黑的雨夜里肆意歌颂爱情。“我听到雨密密麻麻泻在土地上，针尖似的细雨在湿透了的花坛上不断跳跃。”（乔伊斯 2002：23）雨滴仿佛变成了锋利的针尖在男孩和读者的心里到处乱撞。此时，男孩蜕变成一位诗人，把感官隐蔽起来，双手颤抖地合在一起，默读出爱的诗歌。叙述者用几句描绘内心挣扎的抒情诗句，反衬出这个瘫痪麻木，压抑爱情的社会。保守的社会传统如同针尖般刺向每一个爱情萌芽的角落，抑制人们的思想发展。《阿拉比》借鉴了散文诗简洁的写作手法，如此精辟的行文表达的不仅仅是对美的赞颂的主观抒情，更进一步探索了对生命和生活的思考，富有高度启发性。

艾琳指出抒情叙事关注人物内心情感波动变化，拥有开放式结局，旨在引发读者自己去领悟文本内在的含义。（Baldeshweiler）乔伊斯的短篇小说创作注重叙事留白，把某些重要问题悬置，为读者留有足够空间，让读者参与叙事构建的过程。《阿拉比》中男孩怀抱着对爱情无限美好幻想来到阿拉比，却处处碰壁，最终失望地走出漆黑一片的市集，“我抬头凝视着黑暗，感到自己是一个被虚荣心驱使和播弄的可怜虫，于是眼睛里燃烧着痛苦和愤怒”。（乔伊斯 2002：27）到底男孩的愤怒源于何事，乔伊斯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正如同诗歌中充满寓意的语言一样，情绪迸发，却不道出原因，留给读者空间去思考。通过运用开放式的结局，读者可以从《阿拉比》中获得更多共鸣。这篇短篇小说以警钟式的姿态呈现在当时瘫痪麻木的都柏林人面前，让人们进行自我反思：面对民族失去独立自主的权利，爱尔兰人仍然生活在麻木不仁中。每一个爱国的爱尔兰人都应该从男孩的顿悟中感受到压抑的“痛苦和愤怒”。

四．结论

《阿拉比》表现了乔伊斯精湛的意识流写作手法，脱离了传统直观的抒情和叙事方式，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由一位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叙述者向读者娓娓道来那一段关乎祖国命运和个人命运的往事。《阿拉比》作为典型的抒情式短篇小说与传统短篇小说的叙事风格不同，它不遵循时间顺序来发展故事，采用散文化行文结构，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它无需使用写实风格的语言来传达世间真理，仅仅简洁的几句充满意象的话语就可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它没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果，开放式结局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同时，《阿拉比》中诗歌般的语言精炼而寓意深刻，通过对男孩内心浪漫气质的刻画，反衬出都柏林人在面对民族失去独立的权利时如同置身于荒原般瘫痪麻木。乔伊斯笔下这位在荒原中歌唱的诗人，用他抒情的诗歌警醒爱尔兰民族，积极参与当时爱尔兰民族运动。

参考文献：

篇7

一、艺术本质的外部特征 

艺术作品是人们接触艺术的重要窗口。欣赏一幅绘画作品、听一首悦耳的乐曲，都能让人感受到浓郁的艺术气息。因此，要想理解艺术的本质，首先需要理解艺术本质的外部特征。艺术本质的外部特征可以归纳为形象性、审美性和主体性。 

（一）形象性是艺术最突出的特征 

艺术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进行认识和反映的基本形式，艺术以具体生动的形象反映生活、体现艺术家的思想情感。人们通过感性的艺术形象表达对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不同的艺术种类有着不同的艺术形象，从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划分，大体可分为视觉形象、听觉形象、综合形象和文学形象四种类型。它们增添了艺术形象的审美色彩，丰富了欣赏者的审美感受。 

（二）审美性是艺术特有的属性 

审美性是艺术特有的属性，是人类审美价值的集中体现，也是艺术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重要特征之一。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强调艺术美高于自然美。艺术美是艺术家主观创造出来的，这种创造性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的结晶，与自然美有着重要区别。艺术作品的审美性不仅表现了内容美，更表现了形式美。艺术以其特有的形式生动地表现出内容的美感，我国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就曾提出“意在笔先”的说法，强调意念产生在构思之前，艺术作品应凸显内在精神。艺术的审美性强调人的主观创造性，是内容美与形式美相结合的产物。 

（三）主体性与艺术密不可分 

艺术的主体性贯穿于艺术创作的整个过程。艺术创作的主体是艺术家。艺术家通过艺术媒介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体会物态化为可供他人欣赏的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产物，不同的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作品会有各自独特的风格，因而艺术作品也有鲜明的主体性色彩。欣赏者是艺术欣赏的主体，不同的欣赏者在欣赏同一件艺术作品时会因为自己所处时代、环境、教育背景等因素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这些不同的审美感受体现出艺术欣赏过程中强烈的主体性色彩。 

艺术的形象性、审美性和主体性构成了艺术本质的外部特征。艺术生动的外部形象能够给人鲜明的审美感受，使人强烈地感受到艺术独特的魅力。 

二、艺术本质内在规律的特征 

如果把艺术的外部特征看成艺术的表现，那么其内在规律的特征就是艺术的升华。关于艺术的升华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艺术应当具有思想性 

好的艺术作品必须是一件能够引人深思、耐人寻味、使人产生共鸣的艺术作品。因此，艺术作品必须带有思想性。从一定意义上讲，艺术的思想性就是艺术作品应当具有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通过研究艺术作品，人们了解了其所处时代的人文背景、文化环境以及该时代人们的思想潮流，使艺术凸显了深刻的历史意义和人文价值。 

（二）艺术应当具有情感性 

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人们用艺术相互传达感情。”情感性是人们对于客观生活的特殊反映。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带着自己对客观自然的感悟和体会进行创作。因此，情感是艺术家灵感的源泉。在艺术鉴赏活动中，欣赏者通过对艺术作品进行深入、用心的赏析，理解艺术作品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并联系自身，从而与其产生共鸣，与艺术家的情感相碰撞，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这种深刻的情感体验是艺术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重要标志。 

（三）艺术应当具有想象力 

想象是艺术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心理活动。艺术创作活动以客观世界作为灵感的源泉，它并非单纯地再现客观生活，而是通过艺术家的主观想象进行加工创造，将生活中所见之物进行升华，从而创造出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作品。艺术鉴赏活动同样与想象密不可分，如人们在欣赏音乐时，需要通过想象将一个个跳跃的音符在大脑中组合成一幅优美的画面。想象力贯穿于艺术活动的全过程。 

结语 

综上所述，探究艺术本质问题可以从它的特征入手。特征是本质的表象。透过现象看本质，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艺术是由艺术家主观想象创造出来的具有深刻思想和丰富情感的审美形象。主体性、形象性、审美性以及思想性、情感性、想象力都是具有艺术魅力的艺术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属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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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染色艺术，是把以往用于纺织品图案的印、染色技术提取出来，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手段加以利用，它以现代视觉语言，全力追求画面的简洁效果和清新魅力，并努力表现隐藏于画面之中的民族之魂和作者的个性情怀。有资料显示，从人类开始装饰自身的时候起，染色艺术就诞生了。其中有起源于印度的蜡染，也有发源于我国而后又在唐代传入日本的蜡染织物。然而，把染色艺术发展到如此面貌崭新和艺术高度的却是日本。自明治以来，从为海外万国博览会制作壁挂及其它纪念性作品，染色艺术已经和油画、版画、日本画等其它绘画艺术一样，广泛得到政府的支持、专家的认可和广大国民的喜爱，从而确定了它在美术领域的独立地位，成为国民喜闻乐见的新的美术形式。

染色艺术，重在染色。有些作品对厚重古雅的色调有所追求，强调蓝、茶、黄、黑等天然染料朴素之美，有的则有效地运用了化学染料那种明快、鲜亮的色彩魅力，使作品富有强烈的现代感。总之，作者把色彩作为情感的抒发与寄托。造型上虽然也有写实的，但却能跳出传统写实的理念和模式，把简洁的块面运用和理性的画面构造作为叙述语言。有的画面构成气势雄浑，极有震撼力，有的作品造型虽然近乎于刻板，然而涌动着一种激情与风骨。那种显著的色调构成和构图的多样化，对于不同景物和事物的解读力，高度的概括性，造型的装饰性，到位的造型力，具体和抽象的和谐，使染色艺术的风格独树一帜，富有极强的艺术个性和感染力。

我们强烈地感到，在现代化达到相当程度的日本，一方面大量输入西方现代技术，物质文明极大丰富；同时，古老的民间传统工艺品越来越得到人们的珍爱和强烈需求，成为现代人精神文化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这并非偶然。由于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使日本成了高效率、高收入、高消费的国家。随着民众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和生活习惯上的欧化，对美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总是渴望得到物质与精神的平衡享受。基于这种社会的发展需求，现代日本染织作家们，立志克服过去手艺人的匠气，而以现代染织造型作家的姿态登场，作品日趋文化性。也顺应时代要求，直面现代艺术，创作了不少具有民族情感和个性强烈的染织作品，如：具有民族特色的屏风画，在传统器物上表现现代美。还有作为室内装饰的壁画、壁挂或横额，多以表现风俗民情为内容。一些颇具地域色彩的民艺品，也都是运用了蜡染及友禅染、红型染及型染画等手法制作成的艺术欣赏品，风格粗犷、单纯大方，感情热烈、真诚奔放，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聪慧和对美的独特见解。看了这些作品，使人一目了然而回味无穷。另一方面，还有结合现代建筑，如宾馆、美术馆、博物馆、会议中心等人群集聚的场所，制作的现代纤维作品都极为鲜明地体现了20世纪现代艺术的特色，给人以时代感和材质美的享受，与现代人的生活气氛和建筑环境十分协调。

这些艺术品，在民族文化交流方面和对外贸易方面已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有些获奖作品成为当代日本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被收藏于国立美术馆。有几位染织作家（染色艺术家和纤维艺术家）已被国家指定为“人间国宝”（无形文化财产保持者），这些艺术家在继承和发掘民族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艺术性探索，努力开拓着新的创作途径。近年来，配合现代建筑艺术，染色艺术和纤维艺术在室内装饰中，起到了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美化人民生活环境的作用。因此，艺术研究者把它看作是建筑艺术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

其实一些传统染色技法，如蜡染、绞染等，据历史考证，几乎都是先后从中国传入日本，而后又有了很大发展。在日本久负盛名的“西阵织”丝织艺术品及其技术，就是随着我们的祖先秦人带到了日本的京都，现代染织作家又将其发展为可以与雕刻艺术相媲美的艺术；还有我国染色中的蓝染，传入日本的冲绳岛以后，被发展为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红型染，日后几十年中，被当代日本民艺运动的倡导人之一，已故东京艺术大学教授芹泽圭介先生研究创新为颇具艺术特色的“型染画”，为当代日本染色艺术增添了不可磨灭的光彩。这些本来都属于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但没有应有的重视和继承，有些甚至将面临人亡艺绝的危险。我们有责任呼吁，如果再不及时抢救，将会造成我们在经济上的，更为重要的是民族文化艺术上的损失。如果我们能尽快地把这一事业重视起来，就会大大有益于我们挖掘、研究、整理我国传统的民族艺术，包括少数民族的艺术，特别是民间工艺美术。这对于传承民族艺术，提高艺术品的文化品质，促进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文化价值。同时也无疑对开拓我国纤维艺术和染色艺术，繁荣我国美术创作，将历史性地起到奠基作用。日本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我们应该充满信心。

由于日本很早就注意了民俗学这一学科，对民族艺术的保存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从近代日本思想家柳宗悦的民艺运动，到大阪、仓敷等城市的民艺馆以及大阪民族学博物馆的建立，大大激发了日本人民珍惜民族遗产和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艺术的欲望。好多艺术家努力成为学者型的艺术家，除广泛学习民族文化外，陶艺家研究多种釉的结合，染织作家研究色的化学反应。艺术与科学的相互渗透，造就了日本一批具有现代特质的艺术家。包括日本画画家和现代雕塑家，他们极为重视材料的选择和制作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作品不论在表现手段与艺术风格上都有相当的创新性，使当代日本美术事业的发展为世界注目。

日本的纤维艺术和染色艺术，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脱颖而出，也得力于独特的创新教育。其特点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极力反对模仿，重视艺术创造，培养重点是，在探索和发展的气氛中发展学生个性和创造力。所以在师资力量的配备上，既有颇具实力的教授讲造型基础，也经常聘请活跃在艺术界的先锋艺术家讲艺术论，以此培养学生全面的艺术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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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来临之后，特别是手机的普及，人人都有可拍照的手机，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虽然使得新闻自由度显著提高，却也使得媒体的一些专业的技术手段受到了挑战，比如说摄影。对于摄影来说，当摄影设备和摄影技术的关注度和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下降后，摄影比拼的是什么？是照相机背后的脑袋？还是图片里的思想？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社会一直是一个“读图时代”。我们从古代的壁画和崖画里可以窥视到先人那个时代的文化与生活，而几百年后，我们的后人又可以从我们当代这种“图”里读到什么？

一、摄影的关注

摄影术起源于美术，是画家们为了更加准确地表现对象而发明的。自从1826年法国尼普斯使用照相机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以来，摄影作为艺术与技术结合而产生的新艺术门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摄影新技术的运用，广大摄影工作者不再为曝光失误、焦距不清而犯愁，可以更多地注重所应表现的对象。

摄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纪实写真为最基本特征。《希望工程》、《俺爹俺娘》、《麦客》等摄影作品受到欢迎和赞扬的原因，并不在于光影的完美，而是纪录下来的人的真情。

《云南画报》自1959年创刊以来，很多读者都对其图片的精美有很深印象，但如何也能让他们记得图片的内容呢？

1、去发现去创作。所谓“发现”是尊重客观事实、理性、认识，采取平实的拍摄手法。“照相机对于我们是一种记录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现象的眼睛……我们对于自己所报道的事物来说，不是‘发明者’，而是‘发现者’”（flash摄影家卡蒂埃・布勒松），“摄影家要具有婴儿式初入未知国境的旅游者那样的目光”（毕尔・布兰德）。这就要求摄影家用自己的眼睛把握平常，用自己的大脑理出头绪，用自己敏锐的直觉抓住现实，并以自己独特的摄影语言、视角、构图、光影等鲜明地显露出生活态度。很多读者看了《画报》的专题后，都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在家乡生活了这么多年却从来没发现这么美？有的游客把《画报》作为指向去旅游，到了才大呼“上当”：怎么没有照片上的这么美？这就是摄影者独特的视角和发现。

2、摄影的情感。在艺术形式中表现情感的唯一方式就是找到“客观关联物”，艺术家要表现这些情感必须找到与这些情感密切相关的内容形象、情境、情节等适当的媒介。

用相机作为素描簿做一种直觉的反应，按动快门。作为摄影师，要有高度的文化素养，敏锐的洞察力，对生活有新的视觉形象的敏感，选择对象的敏感和对把握最佳时机的敏感。这种按动快门的瞬间已包涵了一切：主题、影调、线条等。摄影的纪实性把观赏者的目光分散在画面的各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些实在的构成元素，这些构成元素在快门启动的刹那间完成自己的时空交合，形成最佳组合。

“大众传播受众的不可知性”作用于受众不同的传播效果。对摄影师来说，主客观也是一种表现手法。例如，海湾战争后的科威特重建，王储来到北京洽谈请中国做一些项目。中国政府举行欢迎仪式的那天正好刮起了大风。我们的记者拍的多是王储和总理检阅仪仗队的一般照片，美联社的摄影记者则拍了一张两人顶风而行的照片，并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王储和总理正顶着风去检阅仪仗队并说了中科两国在经济合作方面存在的分歧。他并没有说中科关系就象图片中那样逆风而行，但却通过摄影表达了这个意思。因此，我们要不断地追问自己：这一幅照片我要表现的是什么？

3、摄影的社会价值。照片虽然是一个瞬间的记录，但仍可体现战争、体育、宗教、文明与落后、新与旧等矛盾的冲突。冲突是思想、性格的外延，冲突就是戏剧性。“一张照片的价值不能仅用美学的观点去衡量，还必须从对人类和社会在视觉上的表现强度去判断”（纳吉）。摄影最伟大的功绩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可以将全世界纳入脑海，替“我们”和世界作全新的“交流”，显露出“人性的企图”――摄影是呈现人类情感的最忠实媒体。摄影的纪实作为社会的见证者，从一开始就为人类的自身尊严、存在、人性的回归做出不懈的努力。

二、文学式摄影

很多著名的摄影家都不是学摄影的，萨尔加多是学经济的，刘香成是学政治的，玛丽・埃伦・马克是学社会学的……摄影只是他们手中的工具。一般摄影师和摄影大师的差距并不在于摄影本身，甚至在摄影上还常常各有所长，差距主要还是表现在摄影师对所拍摄的题材的理解和影像的注释。

1、 摄影的表现形式。摄影和文学上的现象有类似之处，大凡文学巨匠都一定是社会学家。摄影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萨尔加多的照片非常美，人们可以将其作品当作艺术品挂在墙上；而尤金・里查德的很多作品就很不好看，画面既不完整，也不平衡，人物在画面上常常只有一部分，往往还是斜的，对于这种画面很多摄影师都难以接受，何况一般读者。但他的作品的视觉感受很独特，可以说他用了一种新的摄影语言，为纪实摄影师打开了另一扇大门，使他们今后也有理由以各自喜欢的方式来拍照片。

2、摄影的文学性。专题摄影是围绕一个主题，选用多幅照片来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事物的发展和运动，提示其社会意义，反映人物的活动及其情态变化。

由于照片直观性的特点使得专题摄影作品在拍摄和编辑中极易发生“直、白、浅、露”的现象，缺少回味，甚至落到“快餐食品”的地步，因而渐渐失去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读者。专题摄影作品是用照片写文章，我们要提高文学素养，提高专题摄影作品的品味和水平。

文学是一种幻觉艺术。它借助语言文字作媒介，调动人们自身的生活积累，在人脑中产生幻觉形象。这种创作富有层次，表现细腻，还能使用夸张手法。因此，他能使作品成为每一个读者自己的作品。其实，照片也是一种媒介，摄影师也可以利用它，调动人们的生活积累，通过已有的图像产生联想，在自己的大脑里进行第二次创作。“决定瞬间”的理论就是调动人们的生活积累，把拍摄到的瞬间扩展到“具有过去的残留，并映照着未来”的时段。照片中的图像、场景、动作、光线都具有隐喻性，都能引发联想。人物的动作、表情、环境的布置、光影的含义都因文化的不同，而对图像的理解有所不同，从图片上获取的信息也就有所不同。图片的大众化可以比文字更具有吸引力。

文学创作者首先强调作品应有一个时代背景和构成环境。照片不需大篇幅的描写，只需有目的地选择画面背景环境，利用背景中的文字、广告牌、人物的服饰、环境的装饰来表达时代背景。摄影还能利用环境做一些隐喻：雷雨隐喻激烈，朝阳隐喻希望，厕所隐喻宣泄等。摄影还可以利用光影形成的影调形成氛围，影响读者的心情。

照片在表达人与人的关系上亦有独到之处。拍摄人物的体态、神态、表达人与人之间是和睦还是紧张，是热情还是冷漠。照片还能以一图胜千言地表现人物的职业、性格、修养、文化、道德水准。照片中的色彩还可以烘托气氛，帮助突出主题，如兰色，有隔漠、自闭、防范、宁静的含义；红色，有斗争、革命、疯狂的含义、照片对环境的重视就是“环境参加叙事”的理论，就是文学的“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性格”。

文学创作人为，社会生活是创作的素材和源泉，而摄影对社会的认识似乎还要来得更加复杂些。首先，摄影的创作必须来自生活进行深刻的思考，再到生活中去寻找可以表达这种思想和哲理的画面来完成自己的创作。

摄影创作中的艺术构思也面临同文学创作中一样的问题，即“写什么”，“怎么写”。摄影的发现和选择有时需要在同一瞬间中立即完成。如果你错过了机会，就只能看着生活的亮点消逝，无法使用，留下的只是生活的经验和无限的遗憾。在摄影作品的拍摄和图片编辑过程中，也如同文学一样有个结构问题。当今报刊、杂志上大量的系列照片不够精彩，结构是否合理仍是主要问题。拍摄者在拍摄时就应想到系列照片的结构，图片编辑也要有很清醒的结构意识，把一大推图片安排成一个合理的结构，使主题思想更加深化、突出，并以结构的要求去指导拍摄，使作品更加完善。摄影师文学，是用图片书写的文章，是有独特个性的文学形式。摄影者应学习文学知识，在具象的外表形式里多加一些文学修养的内涵和哲学思考的深沉。

三、摄影与文字的相互构建

纪实摄影和报道摄影的整体感常常是通过文字部分的配合才得以实现的，这种配合是否有一定的规则？如果文字部分过于简单，甚至没有是否可以认为是一种缺陷？如果将徐勇的《胡同》照片挂满一墙，一个文字都没有，读者仍能感受到这些照片作为纪实摄影作品的历史性和人色彩吗？现在的读者已经开始求知于每张照片所拍胡同的历史和故事，希望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处理好文字与摄影专题的关系，要做到文图并茂，互为补充。专题摄影的文章是在一组以具有逻辑联系的照片基础上的文字，要求是拾遗补缺。文章有利于突出主题，有文采，栩栩如生，给人以美感，其最大价值就是突显照片背后的深层意义。目前许多人文地理方面的杂志，往往用最精的图片配以深入的文字，现在杂志已摒弃了以往堆砌图片的做法。图说也不是以往的“看图说话”，而是采用大段说明，揭示图片背后的故事，我们一些画报也采取了这样的做法。

镜头是人类的另一种语言，可以是大众或是新闻记者在新闻现场所拍的纪录照片，也可以是像摄影家王小慧那样半夜突然有了灵感，起来创作的一组照片。不论这些图片是用在自媒体上也好，或是用在大众媒体上也好，若想引发大家的关注，我们何不怀着一种更为人文的情怀去感触，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去思考读者的需求，再搭配文字或是其它手段来展现，也许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世界。

参考文献

篇10

美声唱法诞生于16世纪，在17世纪时涌现出了五大学派(波隆尼亚学派，那波里学派，罗马学派，威尼斯学派，米兰学派)。加尔西亚就是那波里学派的嫡传弟子，受到那波里学派发声技巧和歌唱理论的熏陶。18世纪的声乐工作者们在演唱教学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美声歌唱艺术的方法诀窍，并著书立说，对歌唱发声的方法进行总结。到了18世纪五大学派都已总结了相当成熟的理论，为加尔西亚从事声乐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料。这些学派的经验和总结是“声门冲击”学说形成的理论基础。

加尔西亚从小跟随意大利歌唱家阿普里列和他的父亲学习声乐，后来便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教学和嗓音研究。17--19世纪，声乐工作者们在生理学领域为发声技术技巧做了大量的探讨性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如：蒙特威尔第(1567--1643)提出了“喉咙冲击”说法，1741年，弗兰确立声音是由声带振动而产生的理论。1755年，贝拉尔在出版的《歌唱艺术》一书中对发声器官做了大概的说明等。这些生理学方面的探讨为加尔西亚“声门冲击”学说的问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前人总结的基础上，加尔西亚认真研究发声器官的结构及功能，其研究成果即使在现代医学看来也是非常准确的，一个半世纪以来成为著书者的指南。特别是1854年，加尔西亚发明了喉镜，借助于喉镜，他对声带发声情况进行直接观察，最终促成了“声门冲击”学说的诞生。

二、“声门冲击”理论

“声门冲击”意思是声门刹那间的闭拢。加尔西亚认为，发声歌唱“呼吸是基础，声门是关键”。他的论著《歌唱艺术论文大全》从发声器官概论、声音的形成、声区的划分、音色的形成、嗓音分类、声区的统一以及各种技巧的练习方法和练声曲等方面，非常详细地阐述了他的一整套学说。这本著作从发表到现在一直被全球的著书者所引用。“声门冲击”提法是在喉镜反复观察声带活动实验的过程中提出的，他的描述为：“在摆好歌唱的姿势、气息、口型后，用平静、徐缓的气息发一个干净明亮的a母音。感到声门处有一个小小的冲击，但发声器官的张力和身体其他部分没有丝毫改变，a母音似乎是正好发自喉咙深处，声音出来通畅无阻，声门冲击之前声门似乎暂时闭上了”。“声门冲击”实际上包括歌唱起音前的准备状态和起音瞬间气息与声带相互作用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声过程。加尔西亚用了许多笔墨来描述说明“声门冲击”。如：与闭唇准备发出有劲的喷口子音“p”相似，又可与发“卡”(ca)字时软腭与舌中部相互动作时的比拟，还比喻为“似咳非咳”的喉内感觉正是歌唱时声门肌肉收缩的感觉。“声门冲击”是歌唱开始的一刹那，是作为正确完美起音提出的。由于喉头位置、喉咙打开、气息压力、肌肉调整、腔体通畅、咬字技能等歌唱状态是与之紧密相联的，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之理，因而称为“声门冲击”学说。我国声乐教育家喻宜萱教授在她的论文中写到：“加尔西亚本人就是依靠喉头镜观察声带活动才提出了著名的‘声门冲击’学说……，‘声门冲击’说法实际是发声时如何起音的问题……，‘声门冲击’方法是发声器官的一种自然的机能活动，歌唱者需要用意志去控制它。”加尔西亚的学生马凯西夫妇积极提倡他的“呼吸是基础，声门是关键”的声乐理念，宣扬和运用“声门冲击”学说。她认为：“‘声门)中击’是发声器官一种自然的动作，这种天生的、自然的动作，在人生下来第一次啼哭时就已学会了，学生需要做的就是把它置于意志的控制之下。”

仿生学涉及的领域很广，人类向大自然学习、向自身学习的地方很多。加尔西亚的伟大之处正是发现了“声门冲击”现象，并由此建立了“声门冲击”学说。“声门冲击”现象从声音效果上来听是明亮纯净的，是开放的，似乎有点“白”，有点“真”。声乐是听觉艺术，是实践强于理论的，教师的耳朵应该是极其敏锐的，说不清楚时能听清楚，能唱清楚。“声门冲击”也很难描述，加尔西亚起先的论述被一些人误解为喉音，学说建立三十多年后，他在发表的论文《对歌唱的一些体会》中对“声门冲击”作了补充说明，特别强调“歌唱家真正的嘴应该在咽喉”。结合加尔西亚在教学上取得的卓越成绩，“声门冲击”现象逐渐清晰，他的理论最终被声乐界理解并接受。

三、“贝努力”原理对“声门冲击”理论的科学验证

进入20世纪，随着科技的发展，测量验证声音的仪器和原理相继涌现，从生理学、物理学、音响学方面对声音及发声器官起到了测量和分析的作用，从而解释清楚了一些声音现象。范纳德于1961年发表的《论歌唱中的贝努力效应》和1964年发表的《声门冲击》，就是利用空气动力学――贝努力原理解释清楚了人体发声中的起音原理和声带的活动状况，从而验证了“声门冲击”理论的科学性。

贝努力(Bernoulli)原理是空气动力学中的基本原理之一，它的描述是这样的：假定不可压缩流体，流体速度增加的同时，流体的压力或者流体的势能降低。这个原理是以瑞士数学家贝努力先生的名字命名的，1738年，在他出版的《流体动力学》一书提出了这一原理。

贝努力原理在水利造船、化工、航空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贝努力效应。找两个纸条，分别用双手拿着相互悬空，用嘴从中间吹起，可观察到两纸条相互摆动且有靠拢的趋势。这是气流通过狭窄通道时速度加快、压强减少的结果。同样的道理，两艘同向行驶的船靠近时，两船之间的水流快，压强低，外缘水的巨大压力可以把两船挤压到一起，就有相撞的危险。

在发声歌唱时，声带靠得相当近时，空气通道变窄，同时气息流过，通过贝努力效应就使他们靠在一起，形成闭合，而气息的冲力又会将声带张开，声带如此周而复始地闭合张开，便形成了连续的声音。如果学声乐的人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相信不应该过分使用肌肉的力量将会更容易。学生中有喉音现象的占整个问题的比例最大，如果意识到声音当中夹杂着很重的喉音，就应该想想贝努力原理，尝试从气息的运用上来调整，以气息冲击声带的“声门冲击”理论做指导。我的导师温可铮教授大力提倡贝努力效应，不论是上大课讲学，还是上小课做示范，这一原理运用得得心应手，也正是这样的理论与实践使温老师的声音一直都年轻圆润。

按此原理，显然，流体在流动中速度增大，压强就小；速度减少，压强就增大。我们的声音，低音、中音和高音的气流速度都应有相对的安排，从低到高；气流是从慢到快。在学习声乐的过程中，有些问题特别是高音问题比较多。如果高音困难或有挤压喊等现象，可以从气流的速度上做些调整，气流速度 快，压力就小。所以高音时气流流速应加快，惯性成分增多了，声音飞起来的轻松感觉就加强了，这样就形成了声音越到高音时越有飞翔起来的美感，问题也许就解决了。

四、关于呼吸和喉位

加尔西亚告诫：“没有掌握控制呼吸的艺术，就不能成为高明的歌唱家。”这充分说明了加尔西亚的“呼吸是基础”的观点。他是这样描述他的呼吸法的：“要做到自如地吸气，头部要直，肩腰挺起但不能僵硬，胸部放松，把横膈膜放下来，但不能用力过猛，用慢而正确的动作把胸挺起，把上腹部之下的腹部缩进，肺部将逐渐扩展直到充满空气为止。可以先向下然后向两侧扩充肺的容量，而且可以使它最大限度地扩张，尽量地吸入它所能容纳的空气”。用腹部特别是上腹部收缩的方法，能够做到对横膈膜的控制能力，收缩的同时肺部便有了压力，在有控制的压力下气息将会均匀流动，加尔西亚宣称：“肺部管发声，声门管音高”。随着扩张肺部的力量，柔和有力的气息将继续向上使喉咙打开，进而也打开了口腔。口腔打开主要是上腭向上拾起的动作，在打开口腔的同时喉头向相反的方向，向下用力和微移。说起喉头，喉位是歌唱发声关键的一环。运用“声门冲击”技巧，喉头能够处在适当位置。一首歌的第一声做到喉头稳定，一首歌的每一句开头都寻找喉头稳定，整首歌曲需要稳定的喉头连贯下来。所以喉头位置保持稳定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在演唱高低强弱不同音的过程中，喉头并不是纹丝不动的，而是在它的活动范围之内存在着自身的运动。“声门冲击”方法使喉头能够固定在这个恰当的范围之内。一般初学者或学习不当者，喉头大多不是压就是提，或忽上忽下，很难做到正确。温可铮教授长年研究“声门冲击”唱法，对其有很深的体会：“一张嘴随着吸气的劲儿喉头向下用力立即就唱。”这个力的用法，沈湘教授称它是沉力。沉力和压力是两种力，“压”将使喉咙发紧，声音僵化：而“沉”才是正确的，沉能够起到很好的挡气作用。更能够起到稳住喉头的作用，如果喉头位置正确，呼吸也就正确了，反之亦是。这一系列的状态，一连串的反应，将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器官的配合能力，使得声音明暗相融、饱满而圆润。

五、关于咬字

加尔西亚把咬字的方法研究得非常详细到位，他指出：“清楚的发音动作是咬字清晰的最最必要的因素”。而“声门冲击”方法恰恰符合咬字清晰的条件。“声门冲击”能够使喉头相对稳定，下巴、脖子、喉外肌是相对松弛的，这就有利于咬字器官能够收集适度力量，这个精巧的力量集中在唇齿舌牙喉上，是带动歌唱正确运转的必备条件。如：声音容易上下伸展开，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气势，顶天立地是温可铮教授经常提醒我的一句话，即咬清了字，又带动发挥好了声音。又如：能使上腭抬起，下巴打开，如果咬字器官不能巧妙用力，不能用上正确的力，那下巴、脖子、脸部肌肉将会紧张，将会起到咬字清晰的阻碍作用，这样不但咬字不能清晰，还使得声音不能通畅自如，不但失去了优美的咬字，还让声音听起来僵硬笨拙，反过来这也检验出了加尔西亚“声门冲击”的技巧没有得到科学地应用。有不少老师总说：“说着唱”就是要求咬字有说的成分。要是领会成按照生活中说话时的咬字就又错了。咬字究竟怎样具体的方法才是对的呢?加尔西亚的理论对咬字所包含的成分辅音和元音做了明确的规定：“在歌唱者未能仔细地弄清发出元音和辅音的机能状态之前，他的咬字是不可能放松和有力量的。”“要使得咬字清晰易懂，朗诵时辅音要比说话时发得强，唱歌时更要强些”。“元音唱得圆些，越是唱得高，越增加这种圆润的色彩”。“口内腔室管元音，嘴的前部管辅音”。有力的辅音放在嘴的前部，而元音则是在辅音发出后快速放在腔体里运行，不能紧张但要有些张力。这就是说把字分为二部分，这二部分既有独立又有联系，配合得和谐统一就形成了歌唱正确的咬字。沈湘教授说：“我建议大家考虑念字的来源，应该哪儿用劲就用哪儿，不用的别跟着捣乱，如：唱pa(怕)，不能在唱pa之前脖子都紧了，只是唱p(辅音)这一点劲，其他的劲一概不用。”大概来说，在气息支持下，抬起上腭，打开口腔，字头辅音咬强有力量，字腹(元音)放松向圆拉。美声唱法，“声门冲击”唱法，语言咬字部分也很重要。但我们学习美声唱法，对于语言咬字的重视程度比不上发声呼吸等方面。咬字技巧掌握得好，对整体演唱技能的提高有着出奇的效果。

篇11

微电影的发展势头依旧强劲，在年轻人群中传播广泛。借此契机，教师吸取微电影发展趋势中的特征，将其中适宜教学的特色运用在课程实践中，更新教学方式及思路，进而形成影视教学的新特色。本文总结了微电影发展趋势中的六个重要的特征，借此分析了趋势引导下学生创作的三个重要方面，以促进影视专业教学思路的转变。

关键词:

微电影;趋势;教学引导;教学思路

目前国内对微电影的关注度颇高，微电影的创作群体也呈增长趋势，其数量和质量有所提升。微电影的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各种微电影网站建立，形成微电影的平台，集中了相对优势的微电影资源;诸多的微电影节成立并相继持续举办，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短片电影的评选盛典，亦是专业或非专业创作群体的作品得到认可的有效途径。针对现今微电影发展的热度，在尾随其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冷静思考的是微电影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微电影已然呈现出的某些特征，极有可能持续呈现或强化呈现，未受关注的特征，也有可能被微电影平台吸收并成为完善其发展的一个部分。

从教学的角度思考，总结微电影现阶段的特征以及发展趋势，及时抓住微电影平台中的前沿脉搏，是训练并指引学生短片创作的优势路径。目前，微电影已经呈现出的明显特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商业运作，即微电影和广告的结合形成的以宣传产品或品牌理念为导向的短片作品;二是自由创作，即自由群体为主导的不受商业驱动的短片创作，在主题选择和影片风格上较为多样化。这两类都得到了网络传播和电影节评选的双方关注，形成微电影平台上较为稳定的发展态势。在这个框架之下，微电影的发展趋势得以从微电影创作本身及社会认可两方面探查。其自身形态的变化和市场、受众产生的影响密不可分。因此，微电影发展趋势中的众多特征都从以上因素中展开。

一、微电影的发展趋势

微电影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诸多优势，从自身角度来讲，其更注重对传统电影的优质因素进行吸收。传统电影的制作讲究画面、声音、特技等，因此制作周期较长，视听感受效果较好，适宜在大屏幕放映。微电影的制作改变了以往拍摄电影短片的方式，及时吸收新科技的元素，采取了制作大片的架势，声画效果精良。从某些品牌商拍摄的微电影，如康师傅、诺基亚等，可以看出，由于有着充足的经费支撑，这类微电影的视听效果良好。即使是学生制作的微电影，也往往采用高清设备，追求声画效果。随着学习电影制作的人越来越多，对国外相关书籍的翻译增多，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电影作品的品质得以提升。所以，精良的声画效果是微电影在发展过程中将会得以强化的一个特征。

第二个趋势可以总结为电影姿态。一方面基于视听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基于业界对微电影认可的模式。现今流行的较具有权威性的审视方式即通过微电影节的举办评定作品的成绩。以北京国际微电影节为例，从结构上看，该项目基本遵循了常规电影节的模式，其各种奖项的设置呈现出电影姿态。所以，业界对微电影的认知，并不局限于短片和学生这样的关键词，而是把微电影当成电影进行的赏评。

有的微电影节在奖项设定中增加了“创意奖”“传播奖”“人气奖”等不同于传统电影短片评审的奖项，此类奖项有助于体现出微电影某些方面的特质。不过现今人们对微电影和电影短片的认知观念会在主观感受上产生不同的倾向，因此在电影短片的荣誉认证中往往不设立此类奖项。但“电影姿态”的这个趋势在微电影发展过程中会有持续呈现，其变化有待于人们对微电影认知观念的转变。这里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观影习惯，更是受众对电影短片概念的更迭。

过往对电影短片的认知，往往界定在未能够正式走向电影拍摄岗位的电影从业人员的习作，以此证明自身拍摄电影的能力，并借助这样的短片作品，敲开电影生涯的大门。所以，过往的大学生创作的短片，尤其在技术设备的限制下而形成的质朴的声画效果，会比较容易得到观看者的谅解和接受。微电影的兴起和繁荣将这种局面逐渐打破，最重要的改变是认知和习惯。微电影的创作已不仅局限在专业人士的范畴，门槛的拓宽使得微电影的创作走向了自娱自乐的媒体环境。也就是说，对于微电影作品的赏析和认可，一方面可以有着权威的途径，另一方面可以满足创作群体的自我欣赏。而随着平板客户端的普及，微电影的传播路径又增加了一个更显自由的层面。

诸多APP如魔力视频，都会设有微电影频道，形成一个类似传统的电视频道的平台，观众可以在这个平台里自由点播。这对刺激微电影的平民化创作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在这个平台里，准入门槛依旧很低，但传播力量却很强大。所以，媒体环境的宽松包容了这种自娱自乐的精神，也成为微电影在发展过程中的第三个重要趋势。

而微电影节的系统化、常态化将会成为微电影发展的第四个趋势。目前的微电影节很多，各地、各高校以占据半壁江山的姿态纷纷举办微电影节，所以微电影节的权威性荡然无存。但随着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以及主办方是否能坚持在微电影节评比的路程中克服各种困难以维持电影节的运作，将会形成部分微电影节的常态化发展，进而系统地、有序地循环，将微电影节提升到一个高度，使之更具有权威性，甚至面向国际。与此相悖论的是微电影究竟能够生存多久的问题。作为时代潮流中的一分子，微电影的兴盛实则和微博等此类新兴事物密不可分。

微电影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随着潮流演变而调整自身状态，还要结合电影及电影短片的特质。现今最为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微电影的“微”性究竟如何定义。除去动画微电影、广告微电影这两种因传统收视习惯形成的长度限制，其余类型的微电影创作都会出现30分钟以上的作品，所以微电影和电影短片的区分度不明显，“微”特征和电影短片交融混杂。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微电影和电影短片的关系更像是同一事物的外形和内涵，微电影是该事物的外在形态，以适应时代潮流的包装存在，而电影短片则是沿袭了传统电影创作技法的实质内容。这个问题值得思考的一面就是，微电影的发展趋势之五———回归电影短片的本体，微时代的终结。

当人们对各种“微”事物失去兴趣之后，微电影的市场活力悄然下降，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新的名词取代微电影，但微电影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除非微电影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能形成不同于电影短片的独特气质，从而在电影的范畴内稳步扎根，形成独特的风格，进而延续生存。鉴于和电影短片的密切关系，微电影作品中剧情片占据了主导优势。以宣传某产品为主的微电影、或以动画形式表现的微电影等，都倾向于通过故事讲述的方式，唤起受众对作品的情感认同。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微电影节在作品类型的引导上，并没完全照搬传统电影短片的评审模式，对作品类型加以强调。

所以，纪录片和实验片在微电影创作中较不受关注，尤以实验片最为突出。实验片的创作实际上是有难度的，这需要对电影的学习和认知达到较深的程度。但是，实验片对电影风格的开发，对固有形态的突破是有先锋作用的。而微电影的传播平台实际上给实验片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空间，互联网的掩护使得实验性的微电影能够得到相对自由的表达，甚至可以有大胆的尝试。以实验片为主导的、在电影风格、形式、题材等多方面产生突破性发展的微电影极有可能成为微电影的独特气质，进而逐渐形成微电影不同于电影短片的发展空间，形成微电影发展的第六个趋势。

二、趋势引导下的学生创作

在目前的影视教学过程中，微电影创作被诸多专业老师认可。结合课程设计和微电影的特征，在较短的教学周期内能够引导学生学习影视创作且产生成就感，微电影实则较为适宜。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学引导起到关键性作用。应和微电影发展趋势的教师引导会对学生创作作品的收效产生事半功倍的意义，这完成的不仅是一门课的教学工作，更是用教师的眼光和见识对学生创作的思路、学生认知影视作品的观念、甚至是学生把握时代信息的方向起到的影响。介于本文整理出的微电影发展的六个趋势，教学引导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精良的视听效果。

影视专业的专业优势不仅体现在先进且专业的设备使用，更关乎最终呈现在影视屏幕上的视听效果。学生的创作一般都能够完成较工整的构图、光线、色彩等传统视觉效果的配搭，也能够实现符合录播标准的声音效果的拾取，但不够精致。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学生的学习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课程作业的拍摄往往强调影视创作某一环节的学习，有侧重的方向;二是思维导向。对于课程学习，较常见的认知是：完成课程作业即可。后者对学生作品效果的欠缺起到更深层次的影响。实际上，每一次的课程创作都可视为微电影创作练习，这里容许存在课程的侧重点，但无论侧重于影视创作的哪一个环节，最终都会指向银幕呈现。所以，教师首先需要转变思路，让学生有意识地追求精良的视听效果，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教学设备中先进的硬件资源，亦能够树立更高的标准，不断进步。

第二是以情节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讲故事是做剧情的基础，一个好的故事才具有成为好电影的前提。从目前的几个较有影响力的微电影节的举办可以看出，各种大赛对学生创作微电影的导向，即：偏重剧情类微电影创作，并常常辅以某一家广告商的形象宣传。这就结合出两种意识：一是讲故事，二是重经济。故事讲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作品是不是够好看，有一个好的故事基础，才有可能创作出有意思的情节。实验片不太适合学生创作。实验片在电影认知、创作中对学生提出的要求实际上是较高的。学生创作应仍以剧情片为主，因此需要讲好故事。

经济意识的欠缺，直接决定了学生创作时自我意识的淡泊，这并不是不提倡导演为中心，而是更强调对市场的尊重。一部微电影作品，即使再短小，也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创作，没有观众，就等于是没有完成该作品的生命历程。作者电影理论对学习中的学生创作是很有影响的，加之早些年互联网并没有如今发达，电影的传播载体以影院为主，短片创作及推广仅限于学院环境，所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中国学生的作品往往沉浸在自我陶醉中，作品题材较偏门，内容较为晦涩难懂。微电影的宣传、引导给现今中国学生短片创作提供一个很好的思路，这就是市场意识。

所以，“以市场为导向”不单单是指作品的传播、放映形成的买卖市场，还包括学生头脑意识中对市场的认同感。真正的艺术作品是雅俗共赏的。因此，既要把自己看成作者，又要把自己看成导演，既不能在作品中失去自己，又不能过于沉浸在自我中，从而培养起注重市场需求的学生创作，这也就不太可能为了市场而创作，流于低俗。目前较为普及的开发学生作品市场潜力的行为往往是将创作出来的作品上传至互联网，形成展映平台，从而告别孤芳自赏。

但其实，学生作品中出现的服饰、学习用品等道具，以及拍摄环境等，都具有市场价值。对于此种市场价值的挖掘，也应纳入学生市场意识的培养过程中。持续多年的全国大学生广告大赛，一直采取和企业合作的办法，以命题、半命题的形式向大学生征集作品，其中包括视频创作。这种方法其实在教学过程中一直予以实施，但有所欠缺。

这也关乎市场意识的培养，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忽视市场因素，只注重作品拍摄。因此，命题的范围狭隘，思路容易受到局限。大赛中的半命题、命题形式给予影视教学的优异启示在于拓宽命题的范围，将触角伸及更广阔的领域。以某广告命题实则就是市场意识的强化，不仅在于创作中某品牌产品的出现，还在于拍摄经费的提取及后期宣传的制作。因此而形成的产业链的意识培养，可以帮助学生走出自我沉浸的怪状，形成更全面的创作姿态。

第三是简浅入手，倡导积极的价值观念。学生的创作容易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会受到韩剧、台湾剧、独立电影等影响，在故事讲述尤其是情感表达上过分纠葛。刚开始创作的学生，一方面是不知从何下手，找不到适于创作的出发点，另一方面是眼高手低，倾向于剧情复杂晦涩的创作。

从广告型微电影和公益型微电影作品中得到的启发能够较好地解决这种尴尬的局面。教师在引导的过程中注意选择简单而又浅显的主题，以命题或半命题的方式带动创作，这样可以有效抑制不知所措的境况，避免复杂的情节创作，又可以很好地牵引出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学习好讲故事的本领。高年级的学生更需如此。

微电影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作品要在短时间范围内完成完整的情节刻画。因此，集中某一个点展开情节设置，从简浅的主题入手，不用担心题材是否庸俗，也不用担心故事是否平淡，只要抓住主题的灵魂，同样能够创作出有深度的作品。目前国内有影响力的微电影节在作品征集上明确给出微电影创作的有益启示，即价值观念的导向。